毛泽东：“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原创：岱岱 吃瓜岱岱

关于毛泽东，一直很想写，一直都在写，也一直写不完。

放眼望去，网上也好，学界也罢，很多人对毛评价有这样一个基本定式，即

“建国前打天下，毛有功；建国后治天下，毛有过”。

是的，革命时代的毛，运筹帷幄带领我党绝地反击，这点上几乎没法黑。但在建国后治理国家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很多人就对毛十分指摘了。最典型的声音，就是

“毛有深重的革命理想主义，因此常常无视经济客观规律而好大喜功地治理国家，其不切实际的做法导致国家经济建设日渐困难，几代中国人因此付出惨痛代价。”

持这样论调的人很多，而且一一举出事例进行论证。

毛泽东为了显示中国宽宏大量，放弃日本战败赔款，搞的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身为战胜国却没得到一分钱的战争赔偿；

毛泽东相信人定胜天，搞大跃进，相信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毛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毛泽东觉得青年要接受再教育，要和农民心连心，因此号召青年三次“上山下乡”，毛毁灭并耽误了一代青年人的美好青春；

更别说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起因刨除权力斗争的因素，则是毛泽东脱离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对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过度的追求。

毛泽东建国后的所作所为，可谓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最佳注脚。

这些层出不穷的论调声音，当下挺有市场，那些陈年往事的政策方略，国人不解不满，对此，岱岱觉得有必要聊一聊。

聊一聊毛泽东是如何的：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毛为何放弃日本赔款？

昨天，安培来北京了，反响很大，而最早来北京的日本首相，是1972年的田中角荣。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在共同敌人苏联的作用下，关系逐渐缓和，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桥头堡，也因此和中国频频示好，最终，1972年中日领导人会面，毛泽东和田中角荣签署了《中日联合公报》。

其中第七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事后，周总理还特意说明：

“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不向日本索赔了。

如果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欠血债还钱”就更是天经地义了。国际历史上，战败国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偿，屡见不鲜，更何况日本人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恶，中国政府却在事后放弃日本赔偿，何也？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打肿脸充胖子，为显中国仁义王道而对小日本网开一面：

“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更有些好事者就揣测到，说这是中共对日本的感谢，毕竟当年要不是小日本发动侵华，国民党就要困死在陕北的红军了，也是日本的八年侵华让八路有了猥琐发育的机会，所以，中共得天下感谢小日本还来不及，怎么还要人家赔款呢？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两个条约，这两个让中国不得不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条约：

《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

日本战败后被美国收入囊中，从1951年1月起，杜勒斯作为美国政府对日媾和问题的总统特使，先后访问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通过个别磋商和保证、许诺等手段获得他们对日本赔款配合的同意。

待一切就绪，1951年9月4日至8日，旧金山会议召开，中国被排除在外。美国在会议拿出了旧金山条约，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3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强行通过。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1952年4月28号，就是在《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的同一天，台湾当局签署了《日台条约》，在大陆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中国不提出战争赔偿请求，放弃战争赔偿。

那一年，新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没有联合国席位，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有着代表中国的法统地位。也就是说，那年，是台湾国民党代表的中国，而不是共产党代表的中国，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放弃的日本赔偿。

《日台条约》

而新中国，一直不承认《日台条约》。

1951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事变时，周恩来再次发表《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再一次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虽然中共不甘心，但页无济于事，因为当时台湾当局具有中国法统，而且毕竟，当年接受日本战败投降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也是国民党，这在法理上毫无破绽。

日本向中国投降时的青天白日旗

承诺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蒋介石亲笔

毫无法理破绽，中共无话可说。

从国际法理上来说，当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和日本签字的那一刻，大陆实际上，已经被国际社会剥夺了向日本索赔的权力。

对此，毛泽东的表情是：“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怪不得当年驻日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离开日本回国时，日本人万人空巷的欢

送麦克阿瑟。

日本人怎么能不感谢美国干爹呢，干爹至少替他们省了一大笔战争赔偿啊。

所以，“毛泽东放弃了日本赔偿”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成立，在《日台条约》签订后，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就几乎无法再要日本赔偿了。

而后面毛之所以没有力争，而是顺水推舟地放弃了战争赔偿，并不是为了彰显中国“王道仁义”，而是为了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要知道，当时中国声明放弃日本赔偿后，日本人的反应不是感恩，而是反对。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和平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

日本人坚持：蒋介石已经“放弃”，联合声明中不能出现“法律意义”的表达。

日本人这一做法的法理延伸，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法统，而大陆不是中国的法统。对此，本来就要不到日本赔偿的毛泽东，坚定的要在声明中加入“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日本赔偿”，实际上就是逼日本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因此，当时周恩来总理针对日本人的谬论严正地指出：

“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

最终，在中国的坚持下，日本首相签下了那份《中日联和公报》，于彰显着“一个中国”原则的这句话被公之于国际社会：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所以，毛泽东在日本赔款问题上的做法，是在国民党挖坑的情况下，在已经无法要日本赔款的情况下选择的及时止损，不仅让日本遵守了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还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中国“王道仁义”的好名声。

中国：“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日本：“明明就要不到赔款了，还故意装好人，还让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八格牙路！”

这就是毛泽东的：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历史教科书上写了很多，对其的定性也基本是

负面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太多了。

如浮夸风，共产风，还有大炼钢，大锅饭，等等。搞大跃进，有地方就把全村铁锅化成铁水炼成废疙瘩。地方搞公社，就把农民的老母鸡自养猪和十边地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搞“多快好省”，下面就搞出个“亩产三万斤”。最后，亩产万斤的地方要向中央上缴天量粮食，自留的粮食储备很少，后面又搞大锅饭的集体食堂，最终导致各地饿死人。

在实践层面上太多太多的错误了，人民为此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错很多，功也很大大。

而且，这两项运动，更不是毛泽东脑子一热就做出的决策。

旧文写过：

大跃进，从口号上，我们觉得是领导人自大发昏，觉得中国可以“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因此大上乱上项目建设，但实际上，大跃进是在中苏决裂、苏联撤资的背景下发生的，之前写过，大跃进本质上是苏联撤资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中断的情况下，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的内生性资本替代外国资本的自救性运动。

古人曰：“生意不怕亏，就怕停”，工业化更怕停，大跃进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急停”下，国家发动的紧急自救性生产运动。

换句话说，就是苏联不帮我们搞工业化了，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能疯狂地给人民打鸡血，疯狂的放权放手地方，靠调动地方和人民双重积极性来继续推进工业化。

《一些对话》同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当时中国主要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工业化的天敌，因为小农经济天然自给自足，几乎不会去购买工业用品，49年中国就生产出了自己的农业铁犁，但直到公社运动前都没农民买，农民都用县城铁匠做的农具耕田。

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上是人为的整合小农经济，给中国的工业产品人为创造规模化市场，以此引导中国工业化内循环。

《一些对话》

（当年毛整合小农经济人为创造工业品市场，助力工业化内循环，后人学歪了，搞棚改货币放水人为创造三线城市住房需求，吹大三线楼市泡沫。）

而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另一现实考量，就是水利等基础工程的需要。

建国初期，中国农业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薄弱，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低而且不稳定，而当时中国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所以建国初期中央召开最多的会议，就是是水利工作会议。

毛时代的口号

而水利等工程颇浩大，而中国工业化还在初始阶段，能生产拖拉机但生产不了万吨起重机，所以当时的工程建设依然以人力为主，也因此，建国初期要搞好水利，就必然要调动一切资源来建设。

国家的逻辑很清晰：

要发展农业，就要兴修水利，要兴修水利就要集中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国家怎样集中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国家曾经的决策：大家一起上的人民公社 $^+$ 大家打鸡血的大跃进

资料显示：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

还记得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作者民众齐力搞建设的描写吗？

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已经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红旗，人群象蚂蚁一样乱纷纷的。

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时，忍不住都把腰猫下，从土塄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

下面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平凡的世界》

这还是水利工程，全国各地修建的其他农业工程，就更不计其数了。

当时的宣传碑文：

“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一年水利化，三年实现八百斤，消灭涝旱灾永远造幸福”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49年中国农田灌溉面积只有2亿亩 ，水利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后，78年农田灌溉面积是7亿亩。毛时代，29年间，中国农田灌溉面积从2亿亩到7亿亩，而邓时代从包产到户算起，20年了，到1999年中国也没突破8亿亩。

毕竟，邓时代推崇的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虽有生产积极性，但无合作自觉性，无法积极改造自然耕作环境，更无法合作对抗自然气候。

换言之，毛时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起的农业大基建，基本奠定了中国农田农田灌溉面积的数量，为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做出了根本保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是外资中断下的工业化紧急自救，另一方面是为了人为给工业产品创造市场，再者也集中力量搞了利国利民的大基建，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两大运动的提出，有很大的合理性，既有很大的贡献，也有很大的弊端。

毕竟：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当然，我们客观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就知道毛泽东绝不是脑子一热下的决策。

与其说，“大跃进”是毛泽东自大自满到要“三年赶英、五年超美”，不如说大跃进是毛泽东用“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的战斗口号，向国人打鸡血地搞建设，以缓解苏联撤资下中国工业化骤停的负面影响。

与其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自信浪漫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如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宣传，凝聚整合小农经济，为中国工业产品创造规模化市场。

与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革命斗争精神的使然，不如说这是落后的中国需要牺牲几代人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必然。

一言以蔽之：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3、三次上山下乡

发生在毛时代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常常被解读成毛泽东对年轻一辈的革命期待，实际上，这忽略了当时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年轻人就业压力。

古人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岱岱曰：“就业和通胀，是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李相曰：“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

如果说，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那么年轻人的就业，就是头等大事中的头等大事。

这一点，让我们看看闹街头革命的埃及，看看强奸案频发的印度吧。

这是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的埃及。

埃及青年失业率为26.3%，51.2%青年人处于贫困状态

这几年埃及动乱，失业的年轻人大批走上埃及街头，反抗政府。

这是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

印度年轻人为何会深陷失业困境？

2017-10-17 23:50

服务业/失业率/制造业

印度３５周岁以下人口超过８亿，占总人口比重约 $6%$ ，而现有2600万印度人——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一国人口——没有正式工作。

这是印度的情况。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为什么沦为“强奸大国”?

这样一举例，道理就很明白了。

就业当然是社会稳定的锚，一个人没有工作会懒散，一群人没有工作会造成社会不稳，而如果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没有工作，那这个社会就要动荡了。

而我们中国，就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就业问题，也一直很严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曾亲口承认，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2亿人啊，2个的日本人口，可以想象，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么巨大。

而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6个亿就业岗位，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12年以后中国迎来了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拐点，失业人数也无多少增多，因此就业压力减轻，GDP保8不再是硬性的政治任务。

如李相所言：

李克强为何把 “就业" 置顶？

2017年03月02日20:33来源：中国政府网

我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看两张汇总了上百个经济数据的表格。

其中，就业是民生之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当下，我们中国对就业这方面控制的很算可以，但在毛时代，中国有过三次严重的青年就业危机。

第一次就业危机，是苏联撤资和大跃进失败后。

苏联撤资后，中国用内生性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的自救性运动“大跃进”也因操作问题而失败，当时，从国家到地方，财政赤字急速上升，依靠国家投资拉动的工业体系失去资金来源，工厂大面积停摆，城市实业人口增多。

当时，城市就业从1960年的峰值1.3亿大幅下降到1962年的4537万，两年时间减少了8000多万的就业机会，其中大部分是失业的年轻人。

这一情况如果发生在当代中国，肯定是年轻人打架斗殴，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铁拳整治，然而，毛泽东靠着他莫大的人民威望，一声令下，号召成千上万人的年轻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求，大大减缓了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成功化解了中国这波失业危机。

第二次就业危机，是三线建设时期。

那时候，中国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建设，并被迫中断了经济建设的三五计划，而三线建设是战备建设，是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建设，再加上当时1966年彻底偿还外债带来的压力，因此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十分之大。

1968­1970年中国再次发生内生性财政赤字，除了兵工厂和散件建设又少量招工外，沿海城市的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态中，城市人口失业压力持续加重，粮食支援无以为继，为了缓解就业，当时毛甚至做出了“一个企业岗位可以几个人一起做”这样看似荒唐的指示。

然而，刻意让国企臃肿也无法化解数量如此大的失业人口，最后，毛泽东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再次鼓动千万知青下乡，又一次地化解了失业危机。

最后一次就业危机，是四三方案后。

7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得到缓和，和西方国家进行基本沟通，毛泽东认可的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四三方案”得到了践行，虽然改变了国家偏重于重工业的经济结构，但这次引进外资一样出现了老问题，即财政赤字。

1974年，国力羸弱的中国引起外资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中国的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左右，这导致了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失业问题再次摆在了毛泽东案头。

这次，还是对危机的“路径依赖”，1974­1976年，晚年的毛泽东不得不靠他的莫大威望，再次动员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

如温铁军所言：

中国的三农接受并容纳了20年内三次总计4000万知识青年，三次默默无闻的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

很多人不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用意，以为是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用“伤痕文学”来各种诉苦，实际上，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搞上山下乡分流失业人口，中国社会的根基都有可能动摇。

联想下大批年轻人失业的埃及和印度，就知道没有上山下乡的危机转嫁和失业分流，那时中国会有多乱。

而后来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没有毛泽东那般的莫大威望，就算再遇到城市经济危机，都不可能学毛那样搞上山下乡了。

如邓小平时代初期，因大批青年无职无业，社会治安混乱，恶性事件频出，无法学毛搞上山下乡的邓，只好祭出了“严打”的大棒。

是的，“83严打”。

那些写伤痕文学的人，可以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是宁愿上山下乡，还是宁愿83严打？”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被“上山下乡”的人，吃过大苦，但还建在，而被“83严打”的人，很多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最后，我们回顾下上山下乡的口号，所谓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谓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谓的“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真的觉得毛泽东是完全出于革命情怀吗？

也许，这是毛泽东的心声：

“不是想送你们去农村吃苦，是国家实在没有工作给你们啊，既怕养不活又怕你们年轻搞出乱子，想想送到农村还有口饭吃，而且也安稳。”

就像当下出身乡镇而奋斗在北上广的三口之家一样，北上广养孩成本太高，经济困难下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给乡镇的爷爷奶奶带了。

当年毛也是这样的“不得不”。

还是那句调侃的话：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最后的思考

如果说毛泽东的“嘴上主义，心里生意”，是他在当时中国国情下所能做的最好选择，那么，现在这些抨击抹黑主席的人，“嘴上和心里”，又都是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