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对话

导言：

这段时期，毛衣战深入，滴滴自如事件，通胀预期，p2p 爆雷，这些舆情都比较负面，至暗时刻，正是需要政府给国人做出良好表现的关头，大规模“减税增负”政策的出台实施，更让国人感到无所适从，难以相信。

“九州原来是韭州”、“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等声调在网上此起彼伏，这些不仅动摇了国人对政策的信任，更消解了国人对中国未来的支持。

对此，岱岱也是有感而发，遂有下面这些对话。

吃瓜群众：我很看不懂国家这顿操作，经济本已艰难，还出台这种政策，创投圈被苛刻以重税，这样谈何扶持新兴产业，谈何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CRS 还算有点杀富济贫的感觉，但社保费改税是怎么回事？不仅加大企业人力成本，各地还追缴十年税务，就不怕中小企业为求生而搞大裁员吗？

结构减税，越减越多，还有现在财政部为地方债背书，基建突飞猛进，直接无锚印钞，水漫神州，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几乎完全无视经济规律的感觉。

岱岱：你认为政策，可能是拍脑子出的吗？

吃瓜群众：拍脑子出政策的太多了，历史上很多前车之鉴，一心要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还有觉得可以跑步进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还有一腔热血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千万人下岗的国企改革，每次大动作都牺牲了无数中国人，这样的惨痛教训，让我们对上面搞经济的能力一直没怎么有信心。

我现在最怕听到历史上的那句话，“我们走了些歪路”，现在要是再走次歪路，我们这代人就像前人一样，这辈子凉凉了。

岱岱：你举的这几个例子，实际上是“险路”，不能完全说是“歪路”。

比如大跃进，从口号上，我们觉得是领导人自大发昏，觉得中国可以“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因此大上乱上项目建设，但实际上，大跃进是在中苏决裂、苏联撤资的背景下发生的，之前文章写过，大跃进本质上是苏联撤资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中断的情况下，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的内生性资本替代外国资本的自救性运动。

古人曰：“生意不怕亏，就怕停”，工业化更怕停，所以大跃进是场紧急的自救性运动。

换句话说，就是苏联不帮我们搞工业化了，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能疯狂地给人民打鸡血，疯狂的放权放手地方，靠调动地方和人民双重积极性来继续推进工业化。

还有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中国主要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工业化的天敌，因为小农经济天然自给自足，几乎不会去购买工业用品，49年中国就生产出了自己的农业铁犁，但直到公社运动前都没农民买，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上是人为的整合小农经济，给中国的工业产品创造市场，以此引导中国工业化内循环。

当然，两项运动中都有很多操作层面的失误，这是无法置否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将大跃进理解成“盲目自大”，不能简单地将人民公社化运动理解成“很傻很天真”，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从经济规律出发，只是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太过浓烈，掩盖了政策本质。

实际上，只要经济规律客观存在并显现，任何决策者都不会做违反经济规律的决策。

吃瓜群众：如此来说，那这轮“减税越减越多”，是怎么做到既尊重经济规律，又罔顾企业民生的？

岱岱：还记得三农为工业化积累做出牺牲的“剪刀差政策”吗？

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写到：

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也许，我们不能说“罔顾企业民生”，应该说“牺牲了部分企业民生”。我们一直说，中国有“特殊国情”，说多了感觉成了调侃，实际上，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历史发展惯性，的确造就了特殊的“经济规律”。第一点特殊，就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实际并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国营企业和各地方政府。

虽然民营企业对 GDP 贡献占比 $50%$ ，,还提供了 $80%$ 的城镇就业岗位，和 $40%$ 的税收，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但集中分布在能源，化工，通讯，电力，交通，钢铁行业的垄断国企，才是市场的主导力量。

改开后，特别是分税制实行后，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也原来越严重，“GDP 里出政绩”的历史惯性下，中国各级政府互相竞争，温铁军总结为“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陈经也感慨“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

所以，按照经济规律，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才是动摇国本的问题，这轮减税的本质，并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国”，是给地方债和社保窟窿重压下的地方政府和利润下行的国企输血，部分民营企业的确是属于牺牲奉献的群体。

吃瓜群众：但就业问题是社会安定的重中之重，这样做就不怕导致社会爆发失业危机，那样岂不是“剜去心头肉，疗却眼前疮”？

岱岱：数据显示，16 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是 3.1 亿人，关于体制内人士数量的统计一直没有明确，07 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从三千多万突然增加 300 多万人，增速飙升 $7.7%$ ，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 $4%$ 以内，08 年疯涨后，国家统计局就再也没有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进行过统计，从此只有内部上报，再未公示。

但 2014 年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曾透露过：“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 6400 万。”这一数据可信度比较高。

请注意，6400 万是 14 年的数据，而且不包含数量庞大的临时工群体，可以说，中国吃财政饭的人的数量，超过一亿是妥妥的。

吃官家饭的人，一亿多，吃市场饭的人三亿多。从稳定就业的角度看，三亿肯定是比一亿多，国家肯定要更重视吃市场饭的这三亿人，对吧。但国家如果真的要舍一取一，他不会选择优先照顾吃市场饭的人三亿人，而会选择优先吃官家饭的一亿人。

吃瓜群众：为什么？这一亿人失业比三亿人失业危害更大？

岱岱：原因主要有两点：

1、国家供养的很多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职能部门，如教师，防汛防洪，公检法，还有中西部的电网建设道路建设，这些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像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地方政府如果没钱，首先砍的肯定是教育卫生的财政支出，那更没人肯去农村当老师了，农村教育就更无可救药，还有国家电网和中建二局，去大西北发电修路能赚什么钱，民营企业不会做的事但他们得做。

而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财政支出和项目部门，在财政困难后恰恰是最容易被先手甩包袱的，这样会对社会产生结构性冲击。

而吃市场饭的不一样，市场是有需求就有供给，如果有失业潮，主要就是去产能的裁员，本来 3 个人干的活交给一个人去干，另外两个人失业，这两个人的确是苦逼了，但这个活还是有人干，市场的需求供给一样平衡，或者某企业因为税负过重而倒逼，全员失业，但整个行业去掉一部分后，剩者为王的机制下活下来的企业补充市场需求，虽然整体市场需求会因失业而萎缩，但相较于上面的结构性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总体上是平衡的。

2、体制内群体都比较僵化，除少部分人外，失业后再就业的难度很大很大，吃市场饭的再就业难度虽然也大，但明显低于前者。

这样一看，对于同样的经济负担而导致的裁员失业效应，国企和政府的裁员对社会的冲击力显的更大，因此，虽然吃官家饭的人才一亿多，吃市场饭的人有三亿多，但从维稳角度和维稳难度来看，前面一亿人的饭碗也许要比后面三亿人的饭碗更需要国家保障。

吃瓜群众：这么说来，我们一直要求政府“减税瘦身”的想法，是很傻很天真咯？是不可能实现了咯？

岱岱：国家肯定是有“瘦身”念头的，不然今年年初就不会大张旗鼓的搞机构改革了。

08 年后，虽然国家统计局怕民意反弹没有对外公布“冗官冗吏”的具体数据，但上面对国家“臃肿低效”的财政负担是一直心里有数的，但这轮机构改革比朱镕基当年机构改革还麻烦，遇上了中美毛衣战，打断了既定进程。

北宋多么富裕，都依然败在了“冗官冗吏”上，上面对“政府瘦身”也是一直念念不忘的，从反腐查处吃空饷，到去产能处置大批僵尸企业，再到这机构改革，只能方向一直是有的，当然，“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力度上的确是欠缺了些。

吃瓜群众：当年朱镕基可以排除万难搞国企改革，这次我们就不能搞政府瘦身，国企健身，一定要搞“杀富济国”吗？

岱岱：朱镕基曾感叹过：“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然而朱镕基能搞国企改革，也是因为外部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众所周知的三线建设，是中苏交恶下中国为了战备而做的浩大工程，在西南部地区广泛的进行工业建设，因为是做好了和苏联打持久战的准备，所以那时候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市，都建有什么五金厂，炮弹厂，螺丝厂，甚至还有啤酒厂，都是为了战备需要的完整产业链。

为什么那时候国企多且效率那么低下，很大原因之一，就是三线建设将东北和上海的大厂子化整为零的搬迁到了西南部，这里放一个产业链那里放一个工业基地，加上三次上山下乡后的又来了一次失业潮，国家让国企扩大招人容纳就业，毛主席说就说过“困难时期，工厂里2 个人的活，3 个人去做”，如此一来，国企就更臃肿了。

然后苏联倒了，北方的军事威胁没了，邓小平提出“世界主旋律是和平和发展”，中国要一心发展经济了，国家才发现当年的三线建设很大程度上重复建设了，所以朱镕基一声令下搞了国企大下岗，那个年月，东北工业老基地是遍地哀嚎，三线建设老区也是哀鸿遍野啊。

所以，朱镕基能搞国企改革，能对老一辈革命家主持的三线建设下刀子，很大程度还是外部因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使然，如果苏联没解体，北方的军事威胁还存在，国家再苦再难，也不敢让朱镕基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地解除三线战备的。

现在却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了，那次外交大会，最高领导人亲自定调，“战略机遇期”变成了“战略挑战期”，其实从那个大会起，中国就做好了和美国打持久战的准备，老同志访美谈判也就一直含而不发。

所以，要想进行一场“政府大瘦身运动”，一个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权威人士想学朱镕基大气魄壮士断腕，少了这一充分必要的外部条件，无法一蹴而就，只能缓缓图之。

吃瓜群众：那就只能割羊毛了？

岱岱：只能拖了。

财政问题，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开新税和多收旧税，节流就是减少财政支出，政府进行忍耐。

而这一轮“减税”，与其说是减税，不如说是“税改”。

不管是国家打击明星工作室偷税漏税，还是收取高额游戏税，还是针对富豪偷税漏税的海外交换 CRS，这些“杀富济国”的开源，针对的都是存在已久的“偷税漏税”现象，都是健全税改机制

为什么营改增后增值税暴涨，就是因为营业税好偷税漏税，增值税不好搞暗箱操作，为啥营改增后酒店涨价的这么多，就是酒店以前逃得多啊。

这轮与其说是减税，不如说是填税收机制的窟窿，是一次“税改”。

这些岱岱都是支持的，当然，上面有政策讨钱，下面穷急了眼的地方政府就拿着令牌去抢钱了。

比如有地方政府追缴中小企业漏交的社保税负，而且是十年，这就做的太过了。就像听说国家要停止计划生育后，有的地方的计生委为了赚最后一笔，疯狂罚二胎户的钱，这些吃相都太难看了。

吃瓜群众：我还以为是“杀富济贫”呢，原来是“杀富济国”，上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把吃瓜群众放在心里，看看现在的粮食涨价，通货膨胀，民生艰难，国家难道一点都不关心吗？

岱岱：国常会的当天，国务院就下发了全国粮仓大检查的通知，这说明，国家是很担心“一粮带百价”的通货膨胀，但恼火的是地方，各处粮仓大火，还好，目前边境走私粮食和俄罗斯粮食能提供保障。

还有全国蔬菜基地寿光，“寿光蔬菜抖三抖，全国菜价抖三抖”的寿光就遭遇了真-百年一遇的洪灾，寿光既是天灾也有人祸，蔬菜又艰难了，寿光洪灾都惊动了国安，怕是美国搞气象武器针对性的给中国制造通胀压力。

加上石油的输入性通胀，通货膨胀的预期的确难说，就像近期有一个记者采访专家，问他对通胀预期的看法，专家道：“我敢说，你们敢报吗？”通胀是和就业一样重要的民生问题，是足以动摇国本的问题，国家的确十分注意且十分发力了，当然，国家可以做的更好，也应该做的更好。

吃瓜群众：也就是说，一切“然并卵”咯？

岱岱：也不完全是“然并卵”，国家不可能置民不顾，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就是今年的电价。

供给侧去产能后，中国煤价近年来大幅上涨，17 年已经是 600 元/吨的高位了，今年大致是 740 元/吨左右，还在继续涨，这都大大侵吞下游的电厂效益，数据显示，今年的电力企业利润压缩了 $56%$ ，是的，利润缩水了一半多，很多电力企业严重亏损。

没办法，煤电双轨制，煤炭的价格是紧跟市场而上下波动的，而电力企业的供电价格是受国家政策指导的，无法随意提高电力供给价格，今年年初电力企业就受不了了，包括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国电投在内的四家央企电力集团，直接将“一纸状书”告到了国家发改委，《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四大电企集体向国家哭诉，要求提高电价。

是的，不堪重负的电力企业在年初就叫嚷着要“羊毛长在羊身上”，要提高电价转移负担。

但是，我们今年电价大幅上涨了吗？

还是那句话，“通胀和就业是国之大事”，因为天灾人祸，国家没有彻底搞好粮食和蔬菜这几个环节，但在电价方面的确是为民着想，硬压着电力企业没得涨价。

这放在外国，肯定是电价疯涨的。

也就是说，我们吹一个夏天的空调，国家其实在背后默默的帮我们每个人，省了几百块钱。

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粮仓失火肯定是要检讨的，但电价平稳，是值得肯定的。

吃瓜群众：好吧，这的确得肯定，但能不能多做些好事啊，我们吃瓜群众的日子，过的太辛苦了。

岱岱：顺势而为，才会轻松，逆势而行，肯定吃力。
就像改开初期，你作为一个公务员辞职下海创业，那可能就功成名就了。
而如今光景下，你作为体制内部员辞职下海创业，那可能就死无全尸了。
就像薄一波那样的大白话，国家无法对外转移危机成本，只好“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吃瓜群众：但愿我们不是那个被牺牲的部分。

岱岱：我们很大可能，会被有一定程度的奉献，但不会牺牲。

吃瓜群众：那谁被牺牲？

岱宗岱：在之前《城市化》系列的第四篇的结尾，我已经给出了我的预测。

如果未来一天，中国经济硬着陆，累计几十年的结构性矛盾就将集体爆发，那样的代价太大太大了，因此—

如果在后天，国人将人人上街领救济粮、人人示威游行的话

那么在明天，台湾民众就将人人上街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代身份证

是的，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年来刻苦奉献的军工科研人员和人民子弟兵，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正是他们的汗水和血水，让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成本更低的方式，“转嫁危机成本”。

西方谚云：“商品越不过国境线，那么军队将越过”

中国曰：“民众承受不住危机成本，那么对岸将承受”

吃瓜群众：咳咳，流氓岱岱：好了，总结下，就这么几句话：

1、在毛衣战深入的情况下，国内经济维稳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最大导火索，不是股市崩盘，不是 P2P 爆雷，而是楼市崩盘和地方财政危机。

2、这不是减税，而是税改，不是节流，而是开源，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国”。

3、通胀的确有，上面在努力，不要太动摇，千万沉住气。

4、最后一句，不变真理：

枪杆子里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