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凤雏”的比较分析

上两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卧龙王先生和凤雏刘先生的思想，从政宣与经济方面梳理两位大才，那么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件有趣的事——

将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放在一起，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出身比较

卧龙王先生，出生求学和工作的地点，一直都在上海，但他的籍贯，其实是山东莱州。

王先生的父母都是山东的南下干部，关于山东南下干部的描述，之前的山东系列《胶东崛起之谜》一文里，已经讲的很多了。

以山东人为主的南下干部接管了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这批人在南方各省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南方厅局级干部，很多都是南下老干部的后代。坊间流传的“山东干部走四方”，诚不欺人也。

当然，卧龙先生是普通的干部家庭，而且在那个年代，我们干部的素质，普遍是很高的，《人民的名义》里有这么一句话：“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山东两口子，南下到上海后，怀着对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与对上海未来美好的向往，给新生的孩子取了这么一个寄托着希望的名字：

抱着娃娃的两位山东小两口，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将对上海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

与普通干部家庭出身的王不一样，刘的父亲，是高级干部，其父刘植岩曾任云南省委常委，西南局组织部长，后因涉及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凤雏刘读书在北京 101 中学，101 中学作为高级干部子弟、烈士孤儿学校，主席侄子和曾山儿子都曾在这里上学。

值得一提的是，101 中学的足球氛围很浓厚，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足球的学生。嗯，刘的同学某人，就曾是 101 中学的校队球员。

后来凤雏刘 17 岁就去上山下乡，到吉林当知青，后来入军进厂上大学——妥妥的工农兵学完美经历。

卧龙王的读书生涯比较清静，王的青春，虽然也正逢文革和上山下乡，但王性格内向，体弱多病，没去当红卫兵，反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在时代的喧嚣急躁中，做起了一枚安静的美男子，如他后来所言：

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1978 年，刘经过社会基层充分的历练后，进入了人民大学经济管理系深造，在未毕业前和任志强有过交集，一篇出色的研究报告，让刘成为 80 年代的万元户。

同是 1978 年，王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书，为改开后中国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这段时期的他比刘更幸运，不是物质上的万元户，而是遇到了同窗的妻子。另外，那时的复旦，王师从的是《资本论》权威陈其人教授，那时刘所在的人大，被社会誉为“第二党校”。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二、职业生涯的比较

求学经历结束后，工农兵学履历完美的凤雏刘，进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此后一路拾阶而上，历任计委政策司，国家信息中心，中央财经报等含金量高的部门，成为体制内学者型官员的典范。

同是毕业后，卧龙王选择了继续“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妻子双双留任复旦教书育人，勤奋研究，后成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才名远播，被上海一批官员所激赏。

1995 年，卧龙从上海来到北京，任职于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由学转，然而英雄并未风云际会，95 年，凤雏不在北京而在美国，正就读于哈佛大学管理学院。好似命运的玩笑，两人在 1995 年擦肩而过。

好似命运的伏笔，两人在 20 年后并肩前行。

三、学术思想的比较

关于这方面，终于能稍微放开写了。

1、凤雏刘——坚定的改革派，实用的市场派凤雏刘先生的标签最醒目的，莫过于这三个字——“改革派”。

他早在“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里就公开表示过，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的成绩，要归功于“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如今在达沃斯更明确表示：“全面放开金融”，“中国改革力度会超过国际预期。”

这一明确态度让很多人担心凤雏先生的屁股问题，以至于将其归类成“海归派”、“自由市场主义者”，甚至“西化论者”。

这样的评价对刘不太合适，也不太公平——要知道，那些真正的“市场主义者”和“海归派”，是并不认可刘先生啊。

早在 1988 年，中国开始价格闯关，通货膨胀严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信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中国海归派们，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要求中国政府控制信贷，严把货币水龙头，中国政府在调控早期也的确实采取了这一措施。

1988 年，通货膨胀，人民哄抢

然而当时的刘鹤持截然不同的意见，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指出，西方大师弗里德曼的那一套不适应中国国情：

货币主义的幻想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刘不主张单纯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反，他的解决方案是：“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因为“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并提议将当时其他的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承担发展基础产业，另一块加速商业银行转化。

刘和那帮人杠上了。

然而后面的发展，我们都知道。11988 年，中国改开有史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改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治理整顿，最后的结果是，第一次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

这里摘录一段话，来自 88 年年末，中央民主生活会上，时任总理李鹏的一段话：

$\bullet$ 看来改革不能搞目标模式，正确与否要看是否发展生产力，看能否稳定局势。
$\bullet$ 以后不能只听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的意见了。

李鹏《市场与调控— 经济日记》如果把李鹏的那段话放出来分析，既有工农兵学完整履历，又有丰富部门历练的刘，绝不会是那些“既没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他呼吁全面放开金融，是想倒逼中国改革步伐，打破金融垄断（目前如火如荼的金融反腐即是此主题），而且他高干家庭出身，政治觉悟有先天加分，之前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bullet$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

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中国必须长期关注的三个问题》所以，即使刘先生信奉市场机制，想以放开市场来倒逼改革，但他不会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家斯宾塞，就是这样评价他的：

“刘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

相比当年证监会的海归派连文件都全是英文，导致小川被元老痛批的故事，刘先生的文章不卖弄学术名词，不迷信数学模型，的确很接地气了。

所以岱岱评价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实用的市场派”。

另外提几句，刘当年几次呼吁的政策性银行，在后来得到了中央的践行。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1994 年，还只是产业政策司副司长的他，已然一言兴邦。

当然，他因为重大决策参与人的身份定位，所以讲话和文章都比较宏观，不会涉及具体措施做法，这样看起来很“假大空”。

这是没办法的，政治规矩就是这样，参与顶层设计的人，不被允许对外公布具体措施细则。就如同小川行长只会告诉你小心“明斯基时刻”，刘先生也只能告诉你“未来改革力度会超过预期”，连刘士余被问到呼之欲出的“野蛮人”时，也是卖萌的说一句：“如果告诉你们野蛮人是谁，我下一步还怎么干活啊？”

刘士余幽默回应“野蛮人是谁资本大鳄是谁”新浪财经新浪网

2017年2月26日-2月26日，刘士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反复强调的是我们基金行业的同事们不要做野蛮人、妖精、害人精。我说的是资本大鳄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账要算..finance.sina.com.cn/ro..-百度快照

是吧，他们这种位置的人，如果和那些股吧论坛里的大神一样，写文章手把手教你怎么炒房炒股

那他们“还怎么干活啊”。

2、说不清道不明的王先生

与刘先生相比，王先生就更让人看不透了，透过眼镜片看他的眼睛，无喜无悲，不苟言笑，冷面相视，一片深不可测。

如此重要位置，如此深不可测，让世人对他的揣测不绝如缕。

有的左派说，复旦当年很开放，他研究的又是西方那一套，喝的洋墨水，肯定是右派的代表。

他们也许不知道，他曾签名反对 89 年运动，而且还被人亲眼看到出席过左派聚会。

有的右派说，他当年首创的理论被概括提炼为“新权威主义”，他就是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为强权吆喝的人。

他们也许不知道，曾有人拿着他文章问他为什么不标题“新权威主义”，当时只有 30 岁出头的王，以超乎年龄的政治成熟说到：“共产党只会承认一个主义。”

有的国外人士说，中国政坛就是一个大染缸，里面没一个干净的，特别是他浸淫这么多年，肯定不干净。

他们也许不知道，国外的何新在和王接触后，兴奋的说道：“王先生真是出淤泥而不染！”

有的国内民众说，读书人都是书生气，不食人间烟火，清高的要命，就是矫情。

他们也许不知道，秘书局的人曾这么说过：“这些领导人里，最难伺候的是谁我不敢说，最好伺候的是王。”

有的体制人士说，读书人百无一用，在幕后写写文章还行，做事是不要指望的了。

他们也许不知道，“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就是王。

世人看他，纷纷扰扰，你一言我一语，赞美与诋毁齐飞。

他自不动，悠悠然然，治大国平天下，宁静共淡薄一色。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人生，也许对于王先生而言，他比较遗憾的两件事，一个是婚姻，另一个就是学术了，他曾对来访的学生说过：“掉进海里之后，最不可心的事情、最大的缺憾，就是再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公开发表观点了。”

从这点上看，已发表两百多篇论文的刘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学术自由，这无疑是比王先生幸运的。

毕竟，历史成就了王，历史也限制了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理论权威家们，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都是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后进行的笔杆子转型，而王完全没有 ZZ 根基，30 多少从学者转入政坛，而且即使是胡邓于等人，也止步董事会，没有进入长老会。这样的起步基础，这样的政治上限，不仅翻遍天朝史他是第一个，就是翻遍二十四史，他也是数得着的那几个人。所以，政治生命的如此成功，的确剥夺了他学术生命的可能。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好的，那我们该如何给卧龙王先生一个定义呢？思来想去，还是用他经常说的那段话做定义吧：

“我，就是读书人。”

四、小结

又到总结的时候了。

上面之所以将两位先生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并不是出于好玩有趣，而是因为政治与经济不可能分开，我们需要两者结合来从大局上把握趋势。现在两人马上要各就各位，某人关于中国的顶层设计，就更加明确了。

卧龙：“新权威主义”

凤雏：“全面对外开放”

一言以蔽之：

政左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