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写一篇如何开会的文章。

开会是体制内的大部分日常，换言之，所谓的D内政治生活以及政治斗争，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各种会。

岱岱先介绍两次庐山会议，给大家做个很好的示范。

“1959年至1970年，曾先后在庐山召开三次重要会议：

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

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三次庐山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期间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深刻总结和铭记。”

首先，是第一次庐山会议。

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讨论经济的八届八中全会，由邓小平等人主持筹备。

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11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

邓小平主持了庐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粮食短缺，降低重工业“高指标”是突破口。李富春承担了重工业“高指标”的主要责任。9月2日，他在庐山会议上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三年“大跃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对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梳理。

会议初期，大家开的都比较轻松。

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错误”，在当时，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相对于之前已经很好。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

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所以，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氛围很轻松，白天众人讨论问题，各抒己见，到了晚上，有人看戏，有人跳舞。

宋任穷回忆说：听说气氛比较轻松，被人们称为“神仙会”。

其实刘少奇当时就有不同意见，他不认为是9功1过的说法

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

毛刘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其实就有分歧的。

但这个分歧还没上升到路线问题，最多是对三面红旗的评价问题。

按理说，如果没有彭德怀的上书，这次庐山会议就是毛刘关于路线评价的一番拉扯，不会搞的太大。

但是，彭德怀的万言书改变了这一切。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我们的大会，不是和欧美那样上百号人聚在一起开会。

一般就大会第一天开幕和最后一天总结闭幕，是上百号人聚在一起，其他时间都是分组讨论的。

分组讨论时，彭德怀出现不同意见。

彭德怀和 毛的秘书谈过，他以为毛会认可他的观点。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

“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

——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这份万言书的性质是，三面红旗特别是三年大跃进，是过大于功，质疑三面红旗路线。

彭德怀的信是7月14日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看完后，斟酌了两天，到7月16日这天，毛主席作出决定：

第一，调政治局委员上山参加会议，主要是请林彪上山。

第二，在这封信前加了个题目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万毅回忆：

——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也都被召到了庐山上，宋任穷同志和我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

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组，组长没有变动，组员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宋任穷同志在第一组，担任副组长；我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同志，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同志。

宋任穷回忆：

毛主席批示后，小组重新划分，参加会议的人员也增加了，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参加小组讨论的第一天（7月17日上午），毛主席的批示和彭总的信正好发下来要大家讨论。当时多数同志还不理解毛主席要大家讨论的用意，更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17日至22日的6天讨论中，大多数人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许多人还说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在我们第六组中，张国华同志讲了他爱人回江西探亲时，看到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同志讲了手工业中的一些问题。董必武和聂荣臻同志在第六组参加讨论，对彭总的信也没有提出批评。我记得，只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不同意彭总的观点，说他们那里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

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了。在我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我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当时，我还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我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表态惹了大祸。不过，我的发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和我的看法相似，只是没有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在其他小组，讨论的情况和我们第六组差不多。不少同志都讲了一些与彭总的观点相同的看法。

小组讨论是有学问的。

每个小组都配正负组长主持讨论会，控场，旁边有书记员速记每个人的发言。

然后要整理当天的小组讨论为简报，小组组长有权选择哪些小组成员的发言能登上简报。

还有一个小插曲。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

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这个简报不一样，因为这个简报是上报政治局的，是传阅各个小组的。

所以开大会一般都是白天各个小组讨论，晚上看各个小组的简报，这样上面和下面都能及时知道大会讨论的进程。

教员的本意是让大家批判彭德怀的信，但没想到彭德怀的信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再这样下去不满就会占据压倒优势。

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刘少奇本来就不赞同9功1过的说法，连周都认为彭的万言书没啥大问题。

最高层已经有不好的势头了，各个小组的套路更是偏离了教员的控制。

看局势不妙，教员亲自下场控场了。

万毅宋任穷回忆：

在我发言后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早晨，我们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

当大家来到小礼堂时，气氛还和往常一样。但是毛主席只讲了几句，就使人感到气氛变了。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发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他虽然讲到“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但是，很快便把话锋转向另一种倾向。他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对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毛主席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

点。”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毛主席越说越严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他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之差30公里了。”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

听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感到十分震惊。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散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颗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

听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感到十分震惊。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总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我因为表示过同意彭总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23日以后，以批彭为主要内容的小组讨论又持续了一周。

不仅宋任穷，在之前小组讨论时表达过支持彭德怀的黄克诚，也遭殃了：

—7月17日，黄克诚来到了庐山，这一天，彭德怀首先见到了黄克诚，两人来不及寒暄，彭德怀就开口道：“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黄克诚：“彭总，你这封信我看了，信中提到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彭德怀：“我就是要引起重视”。黄克诚叹了一口气：“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为何不与主席当面谈呢？”，彭德怀似乎也感受到了黄克诚内心的想法，他也唉唉叹气：“他不见我啊…….”

—这天，黄克诚也见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看到黄克诚，意味深长地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早点来，彭总就不会把那封信拿出来了了。”

黄克诚等于七月十七日上庐山参加会议。七月十九日他在庐山小组会上发言两个小时，本文是他这次发言的小组会议简报。这份发言记录稿反映了他当时的观点和态度。他对形势总的看法与彭德怀的信基本是一致的，但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词语，“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

7月30日，毛主席找来黄克诚等人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线，黄克诚与彭德怀是从红军就相识相知的老战友，对于毛主席的建议，黄克诚选择了拒绝。

黄克诚在回忆庐山会议时，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出来，黄说：“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彭德怀》第255页)

—如果再往深处想，黄克诚被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同是河东路176号，那么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了。

将彭德怀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这是庐山会议上众人始料未及的。

林彪被教员请上庐山，他和彭德怀不合，林彪冲锋陷阵了。

8月4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林彪第一个发言，指责彭德怀想当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一个隐患。其他常委有的也在发言中提到彭德怀有篡党思想。

刘和彭没有交情，但刘赞成彭的万言书。

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但刘没有胆气为彭和教员翻脸，也就没有多帮彭说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

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判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了眼睛。

周肯定是想保彭的，但周也被教员吓住了，周是相忍为国的，教员当时话都说到了那个份上了，周和一众人不得不违心批判彭，但周还是很维护彭，在和稀泥：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就朱德黄克诚等少数人帮彭说话，但无济于事了。

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彭没有野心，说了真话，只不过这个真话太过于刺耳，而且教员一开始也误判局势。

教员以为彭的主张不得人心，他直接让万言书传阅给小组讨论，不做多少表态，他认为小组里的反对声音，就会淹没彭的声音，他相信大家对他三面红旗功大于过的想法是主流的。

没想到众人不知道教员的心思，就把自己倾向于彭德怀的态度说出来了，大会一下逆转势头，这让教员很难堪，骑虎难下，局势失控。

那时候的确局势失控了，大会开幕刘少奇就暗搓搓和教员唱反调，彭又上万言书，周也不觉得彭有问题，教员如果还让各个小组就事论事的讨论三面红旗，那么刘少奇和彭德怀的声音合流，三面红旗路线就不保了。

而当时攻击三面红旗最大的，其实不是国内，而是苏联的赫鲁晓夫。

当时赫鲁晓夫搞自己那一套经济搞法，和中国不一样，教员不认同，搞出了三面红旗，视为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创造发明，中苏围绕三面红旗有重大争议，赫鲁晓夫公开说中国的三面红旗是不行的迟早搞砸，教员在国际共产阵营里承压很大，三面红旗在外交语境是红色中国的国本了，三面红旗要是倒了，教员自己就成他嘴巴里说的修正主义本身了，所以教员是力保三面红旗，只是没想到国内对三面红旗的不满情绪会如此之大，教员内外受压。

所以教员不和你就事论事，跳出这个已经失控的讨论话题，直接上升到路线斗争，亲自下场批斗彭德怀，不让刘彭有合流的可能。

教员也有失算的问题。

教员如果一开始穿越彭万言书的时候，附上自己真实的想法，对信大批判的想法，让小组围绕此讨论，至少后续小组的讨论不至于这么脱离教员的掌控。

可能彭就不会被上升到路线问题了。

彭当时的心境是很悲愤悲凉的：

“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

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279页。

彭德怀很明白，如果供出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害人，害了别人，供出来也不能减轻罪过只能是多害人，彭德怀宁愿一切冲我来也不连累他人。

当时批斗的高潮，是林彪四大金刚对彭的攻击，出现了一个铁骨铮铮的人：

会场上响起了一种经过放大的鼻音很重的瓮声瓮气:“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

一语射出，全场惊愕!人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吴法宪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这时林彪气冲冲地喊了起来:“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胡说!”突然台下响起一声严厉的呵斥，宛如庞大的乐队里一支长号跑了调，把某些人精心设计的一首协奏曲搅得七凌八乱。全场无不震惊，齐把目光集中到说话者身上，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

钟伟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人声鼎沸。

钟伟发言过后不到5分钟，只见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卡”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

直到他被押出去很远的地方，仍能听到他的高呼:“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他鸣冤叫屈，打抱不平。

自从这次会议之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彭德怀当然也就再无机会见到他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钟伟则于1984年逝世。

林彪这么卖力，要彻底搞死彭那伙人，的确是林彪想当彭国防部部长的位置。

而且钟伟事件爆发让林彪很难看，林彪军内的权威是够的，但可惜他建国后就养病去了，近十年没出山主持工作，他怕光怕水怕出汗啥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早就取代了他战争年代的战神形象。

庐山会议是林彪建国后第一次政治出山，林彪要让众人明白，他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他在战争年代是战神，在政治斗争年代依然是战神！所以林彪的讲话特别重，手段特别狠：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了。

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嘛。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得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得好，等到识破了，挖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予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确也成功了， 他不仅对彭德怀取而代之，掌控了军队，而且庐山上杀人立威，大家都知道林彪不仅打仗够厉害够狠，搞政治斗争也厉害也够狠，不是那个弱不禁风的病人。

庐山会议上彭孤立无援，也的确万言书的有些言语过分了，彭后来牺牲自己，低头认错：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当时军内d内都有对彭德怀极大的同情之声，彭毕竟是打赢了朝鲜战争的人，功劳巨大，这样打倒了还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朝野上下都十分同情彭。

而这份信相当于低头认罪的检讨书，教员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将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9月9日

如果没有彭这份认罪性质的信，朝野的不满同情是很难弹压的，彭是为了大局而认罪的。

彭德怀当时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主席的批示对我很关心，我们毕竟在一块30多年了，他还是不会忘记我的。不过我想，虽然主席和其他同志并投有让我搬出中南海的意思，可我也不能不考虑，我现在已经投有工作了，读书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住在这儿给主席、总理他们添麻烦。你去和管理科说一下，我也给尚昆同志写封信，让他们给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也好安下心来读书啊!”彭德怀又提笔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搬出中南海，工作人员从简，专车换掉，一切待遇该怎么降就怎么降，决无怨言。

教员当时也念旧情，政治分歧是政治分歧，教员对彭也厚道：

尚昆同志收到了他的信，马上找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随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中央办公厅的决定:彭德怀同志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可保留秘书1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也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参谋、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

彭之所以最后沦落到那个境地，的确是他命太不好了。

三面红旗是中苏的国际博弈，涉及到红色中国的国本，刘少奇暗搓搓攻击三面红旗就已经让教员警惕野心了，没想到庐山会议彭直接不按套路出牌说的更难听。

教员不顾一切也要打破刘少奇和彭德怀的合流，保住三面红 旗。

后来教员打算对刘少奇展开斗争时，他不得不考虑彭这个巨大的变量。

当时彭虽然还在查反党的问题，但朝野上下都认为彭是冤枉的，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倒，还能做一些非核心的工作。

如果教员和少奇展开对决的时候，彭德怀又一次不按套路出牌，搞出大动作呢？

彭德怀这个性格太难掌控了，彭德怀有为民做主的心，一直闹着想出来做更多的工作，在1965年，在教员准备对刘少奇动手的1965年，彭德怀又一次给毛主席写了信，这一次是八万字。

1965年11月，《评海瑞罢官》横空出世，毛发动了文革。

庐山会议后，彭要是洗心革面闭门谢客诚恳认错，绝口不谈时局，教员可能还会觉得彭性格改了，未来和刘少奇对决时彭不会因为性格原因成为不稳定因素，跳出来和刘少奇站一起，毕竟刘少奇最缺的就是对军队的掌控力，彭和刘少奇没有私交但政治上是天然的盟友。

但彭没有，各种想着出来工作为民请命，这就犯了上面的忌讳，担心彭出来工作是想搞翻案。

—一九六一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接受陈云等人的建议，提出调整的方针，彭德怀以为自己有希望复出，就给毛泽东写信，回到湖南做农村调研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年底彭德怀回来交上调查报告，哪里想到当时的中央正在紧锣密鼓的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是正常的，彭的问题是两点，一个是主席说的彭高合流，他是高饶集团的漏网之鱼，二个是同志们揭发的彭里通外国，有国际背景。所以，所有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能平反。这时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根据彭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

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视察武汉时，和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人谈话时指出：“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彭德怀上书不久，毛泽东批示：翻案。中央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为贺龙。专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

不稳定因素太大了，为了文革，要把彭彻底打倒。

然后，就是毛在文革发动前夕，让彭去大西南搞三线建设，远离北京，远离中央政治，更远离军队，做好彻底政治上打倒彭德怀的准备，也让刘少奇失去这个潜在的盟友可能，然后发动了文革。

彭德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成都，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江青的指使下已经炮制出来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和彭德怀集中联系到了一起，目的在于打倒北京市委。彭德怀到达成都后，李井泉拒绝和他见面，此前几天彭真和李井泉打招呼，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准难为彭德怀同志，李井泉自然照办，然而还是没有见面。西南局规定彭德怀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不过因为邓小平的关照，所以，彭在四川期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为难。

彭德怀老帅，唉。

庐山会议是彭主观因素造成的，但后续彭并没有因此沦落到批斗游街痛不欲生的地方，是文革这个事，才让彭沦落到此地步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在江青、戚本禹的指使之下，把彭德怀绑架到北京，中间除了周恩来通过卫戍区把彭以“看押”的名义保护七个月外(关于周恩来和彭德怀另外有文介绍)，彭德怀基本一直处在非人的待遇中，彭德怀多次被打，尽管如此他还异常的关注国家的生产建设，他给周恩来写的唯一的一封信中还是为了中国的镁矿出口生产问题，信中抬头第一句就是：“今天被打的狠了···”。

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禁止任何人探视，黄永胜在贺龙被打倒之后亲自管理彭德怀的专案，一九七零年专案组判处彭德怀无期徒刑，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看押彭德怀的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后期因为直肠癌已经被割去了肛门，异常痛苦，他对自己说：“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

彭德怀经常对战士说的几句话是：“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有一次彭德怀被打回来之后，说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牢骚话：“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彭德怀临死之前说的两句话是：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审查了我八年，也没有结论，我不搞阴谋诡计，这点我是清白的。”

彭德怀的晚年遭遇，让人无限唏嘘。

理想主义者，往往死于政治。

第二次庐山会议，是经济工作的纠偏，政治性很少，没有多少风波。

第三次庐山会议，就大不一样了，比第一次庐山会议还严重。

当年在庐山上，林彪通过打到彭德怀，政治上实现出山，掌控了军队。

没想到，林彪成也庐山，败也庐山，正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和林正式走向了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