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聊政治承诺的事。

大佬，特别是顶级大佬，都讲究人贵语迟，一言九鼎，他们说的话，特别是在特定场所说的话，都是有重要意味的，有的是自己定的目标任务，有的是自己主张的政治路线，都是用其个人政治威信背书的。

以下，岱岱举几个例子。

1、四个现代化

一说四个现代化，大家肯定想到邓小平。

邓小平在改开后多次提到四个现代化。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但实际上，四个现代化的首次提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那个时候，1964年，文革还没有爆发，毛周对路线分歧不大，两人对四个现代化有共识。

两年后，文革爆发，毛就转为阶级斗争为主了，即使周在文革中多次提倡四个现代化，也没有用。

为什么邓小平在改开后提倡四个现代化？

因为四个现代化是难得的，可能也是仅有的，毛周曾经有过的共识。

特别是毛，毛关于经济路线的论述主张，很少，可能就论十大关系和四个现代化，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工业农业学大庆大寨，是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路线方针，邓改开后肯定不能用。

论十大关系是文革前提出的，按理说可以用，但这个论十大关系是毛在苏联体制上做改良，根子上还是以苏联体制为主，改开后也没法重走论十大关系的路线，所以邓选择了毛周公共同阐述的四个现代化。

这个四个现代化最利于邓的改开路线。

邓本质上属于刘少奇那派，后期是周那派，邓在改开后打这个四个现代化旗号，就是告诉全党全国，自己走的是毛周的共同路线，尽量争取左右两派的共识。

所以，四个现代会不仅仅是经济路线适不适合中国的问题，更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是邓试图弥合撕裂中国的重要举措。

懂四个现代化的特殊性，你才能看到邓小平的心细。

2、翻两番小康社会

四个现代化，严格追溯起来，周的个人贡献最大，毛其次，邓只是继承罢了。

所以，如果改开后完全打着四个现代化旗号，不在里面加一点自己的新东西，邓历史地位是没那么高的。

所以，邓给四个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个人理论。

那就是翻两番小康社会。

邓小平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开始筹划两个十年翻两番的战略。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据此，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开始讲“小康社会”。邓小平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总的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起，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你从这里就能发现，邓不是一个多么高明的理论家，不懂那么多花哨，对具体的经济数据产业数据也不够细化。

因为所谓的翻两番小康社会，全看gdp数值，其他什么轻重工业比例，城乡收入比例，区域发展平衡等等，这些提都没提。

按照邓的说法，只要gdp翻两番，就是达成小康社会，至于其他啥的要细化的都不管了。

1984年，他又进一步补充说：“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

邓的理论很多这种傻大粗理论，十分粗放。

黑猫白猫谁找到老鼠就是好猫，也是这种粗放理论。

在毛周详细布局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中，邓为了给自己加个人贡献，搞出了这样粗放的理论。

但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后来我们国家的一大发展目标，就是实现邓说的小康社会。

然而邓的理论实在过于粗放，也过于对发展预计不足，就一个硬指标，2000年人均800美元，结果我党在2000年一

算， 2000年，我国GDP总量规模为1.21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59美元。

已经完成了邓当年要的小康指标。

但2000年的中国，大家都知道，还是很贫弱的，离干部群众心目中的小康社会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于是从四代五代开始，就各种给小康社会理论找补，给小康社会加各种自己理解的目标数值。

特别是四代。

四代是邓隔代制定的，四代是打着邓的旗帜上台的。

一如邓打着毛周四个现代化旗号，塞自己的个人论述。

涛哥也打着邓的小康社会旗号，塞自己的个人论述。

涛哥提出，2000年我们已经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邓的政治遗愿，我们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2020年建成，对这个全面小康社会，下了一系列更高的数据指标。

甚至为了显得和邓路线一脉相承，涛哥也简单粗暴的给出了一个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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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称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小康社会目标，2020年将实现GDP与人均收入比均翻番。

2020年GDP与人均收入均翻番

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邓的翻两番是自己学术不精，只能搞这种粗放的数值任务。

涛哥时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给出了城乡产业区域等各种详细的指标任务，明明可以不搞这个的翻两番的。

只能说，涛哥这个抄作业的翻两番，是致敬邓，是彰显二代四代的一脉相承。

然后，我们新时代就花了三年脱贫攻坚，把全面小康给做成了。

我们完成脱贫攻坚，最开心的是涛哥。

因为我们完成了涛哥的政治遗愿。

一如涛哥完成了邓的政治遗愿。

我们定了个2035年远景计划，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接班我们的人，也会照着这个计划干下去，因为我们中国讲究的就是接棒，讲究一脉相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政治遗愿，后任如果不搞这个，等于切割撕裂我们。

毛搞文革，邓都没撕裂切割，选择了毛周的四个现代化路线，不管我们选谁上，不管这个人会不会和我生分撕逼，我们这个35年远景计划的政治遗愿，必然是要被继续执行的的。

但其他的政治遗愿，就不能保证了。

是的，岱岱说的就是雄安。

雄安的千年大计，不知道继任者会接力搞还是半途而废，毕竟雄安目前看起来没啥大搞头，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3、朱相和广东的改革谈判

邓的政治遗愿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是地方的路线保证。

讲个故事，分税制央地博弈中，广东是如何打着邓的旗号和朱相博弈的。

1993年，朱镕基正式接手分税制的改革，

7月23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朱镕基坦言，包税制下，中央收入不过 $40%$ ，支出要占 $50%$ ，年年借债，中央财政过不下去了，“不到2000年中央财政就要垮台”。朱镕基撂下狠话：

“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

当时由于跟地方约定包税制，所以地方没有交税的积极性，一般都是藏富于民，然后通过收费等其他方式来充实地方金库。

所以地方的反应可想而知，特别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广东。9月2日，中央政治局刚刚讨论通过两天前朱镕基拿出的第一份分税制方案，广东就开始写报告要求单干。主要负责人找到朱镕基面谈了两个多小时，话说的很直接，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时嘱托，广东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如果按照会上说的，广东可什么都干不了。

这是预料之内的阻力，真正的交锋是在朱镕基亲自去广东游说安抚，大家短兵相接。敢闯地雷阵的朱镕基确实是被“唬”住了一下。9月13日，朱镕基风尘仆仆的从海南练手转战广东，就发现广东省已经严阵以待，五套领导班子和个别市委领导一字排开，准备和朱镕基过招。

大家都是讲政治，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朱镕基是讲中央财政的困难，要顾全大局；广东就抬出总设计师的承诺，包税制要干到本世纪末，还有20年内赶超四小龙的殷殷嘱托。

第一次交手，广东省稍占上风，因为准备的充分。广东的干部其实早就意识到包税制非长久之计，所以早有准备。1988年，广东省财政厅的主要领导就开始出国考察，厅长林登云去了澳大利亚和威尔士，副厅长曾炳生去了日本，预算处处长陈继兴去新加坡。

1990年，广东还在香港、美国、法国提前办了培训班。不仅如此，1992年，广东省委秘书钟启权和财政厅长曾炳生还提前北上去财政部打探口风，此时的广东干部已经心中有数，政治嘱托、领导教诲都是面子，以何年财政为基期年才是里子。不过，手里有筹码，才能讨价还价。广东省先给朱镕基递了两张表格，核心意思是对比现行的包税制，如果分税制如果实施10年，中央将从广东的财政中多拿1000亿。

朱镕基显得很被动。在晚饭前，朱镕基将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地方预算司司长姜永华叫到他的房间，递给他们那两张表格。朱镕基政治压力非常大，觉得分税制可能要搞不下去了，从地方拿了这么多的增量，广东可能是完不成20年之内GDP追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政治任务，但这又是总设计师在南巡时下达的。

地方预算司司长姜永华看了看两张单子，说，“按照已经修改得的方案，广东帐口径不对，因此误差很大”。当晚，随行的财政人员，加班加点，通宵夜战，在第二天早晨开会之前，报给朱镕基一个数字，少拿300亿，这下朱镕基心中的政治负担没有了。

广东省不得不亮底牌，提出上缴中央的财政必须要按照1993年作为基期年，财政部原来的意思是1991-1993年做一个平均，防止作弊， 但是广东要还是拉大旗作虎皮，话说的很政治，小平同志1992年讲话的经济成果是要反应到1993年的，难道中央不承认吗? 当时的广东省长卢瑞华还说，如果1993年有弄虚作假，中央吃亏，可以倒扣。

虽然财政部长刘仲藜不同意，但是朱镕基心中有数，为了推行分税制，顾全大局，就妥协了。虽然之后也是南征北战17省，直到11月份回京，持续和各个地方大员谈到累到在沙发上站不起来，但基本上大局已定。

1994年，分税制正式实行，双降的局面一举扭转，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全国财政占国内GDP的比重从12.6%到 $18.6%$ ，中央财政从1996年的 $39%$ 到 $54.6%$ 。

2012年两会，广东省的财政厅长王南建更是用“逼良为娼”来形容分税制和土地财政的关系，中央有钱却不知道如何用，但是地方没钱，但不得不去承担很大的财政开支，“上头点菜，地方埋单，地方政府苦不堪言”，所以只有去通过卖地来筹集资金。原广东省的发改委主任李妙娟也说分税制“坑”了广东人，是造成广东发展不平衡的元凶，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第一的大省，每年财政增长 $20%$ ，但是人均却下降了17%左右。

2013年两会，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全来听取广东分组讨论意见，所有广东代表的“炮火“都对准了分税制，“我们希望国家财政对广东要放水养鱼，让广东有更大能力和资金进一步飞跃”。

工程院士钟南山原本想谈谈空气污染的问题，但是却尴尬地冷场了，无人附和。其他发言代表立刻把话题重新转到分税制，声称中央拿了太多造成了广东省的区域不平衡，人均发展其实并不出色，很多地区都是要靠吃财政饭的，“光支援别人，我们自己变穷也有点过分了”。

这里补充几点，广东为啥不在涛哥时代讲这个，要在12年13年两会大讲特讲。

因为涛哥和广东没啥渊源，广东长年是口十家，而12年年末，就是十八大，中国换届。

而新时代的父亲，正是改开先锋，而且是在广东改开的先锋，和广东是有渊源的。

甚至新时代本身，也是广东口十押宝的对象。

所以广东觉得，新时代会投桃报李，对广东进行政治回报，进行政治补偿。

广东最想要的政治补偿，当然是改革分税制。

因此12年两会，广东干部就急不可耐的大谈特谈分税制了，而且讲的很难听。

有趣的是，口十押错人了，广东也看走眼了。

分税制对广东的“不公”继续存在，持续至今。

4、新常态和老二号经济增速新常态是我们提出的。

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讲清这一问题，连说了三个“不是”，指出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

新常态最大的特点，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再和涛哥时期那样高，那样常年两位数高增速。

但是，增速不高不代表我们经济不行了，因为我们要换挡新产业，我们要兼顾公平分配要兼顾环境保护，增速自然会回落。

这种增速的回落是正常的，是有益的。

这个是我们和老二号，最早的分歧。

因为老二号在上台初期，在他第一次记者会，就明确的给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承诺。

“保持GDP增速为7%直到2020年”

这句话，是老二号第一次记者会提出的。

对这全中国，对着全世界说的。

西方媒体对这个政治承诺，十分感兴趣。

“我希望10年后，您能兑现承诺，而这些承诺都能接受住历史考验。”美联社援引了北京的专栏作家王冠雄（音）在新浪微博的这样一句留言。

乃至对老二号本人，十分看好。

《纽约时报》注意到，李成为中国国内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因为他学习过法律和经济学，而且被认为是依靠个人能力获得提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改革派。

北京的一位文学教授李敬强（音）对《今日美国》说，从道德人格、工作能力和视野远见3方面讲，李可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素质最全面的一任总理。但在当今的中国，“将期望全都放在某个人身上，是天真的想法”。

今年57岁的李是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李是个真正的明星，具有优秀的才能，而且过去5年中一直为这个职位接受锤炼。”悉尼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凯利·布朗如是评价。

但是，我们的路线思想，却不认为，一定要保持7%到2020年。

我们在14年首提新常态，就说明了我们和老二号就有路线分歧。

但那个时候还没激化。

直到16年，矛盾激化了。

面对15年的股灾和16年美国金融战，老二号坚持认为，2016年还能保证7%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会走出一个V字型。

我们不认同，不认可，因为老二号这样说是准备大放水拉经济，我们出手了。

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权威人士”大篇幅专访的形式，首次提到中国经济可能呈现 “L 型”增长。受访“权威人士”认为，短期刺激措施无法带来经济 $\mathbf{\sqrt[66]{7}}$ 型”反弹。5月9日，“权威人士”再度于《人民日报》发声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并且“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也是在16年开始，新常态从关门说的多，变成了公开说，我们大谈特谈新常态。

我们的L型，针对的就是老二号的V型。

我们的新常态增速会回落，针对就是老二号说的“保持GDP增速为7%直到2020年”。

最终结果是，老二号服软低头，牺牲了他作出的政治承诺。

也的确，中国就是在2016年，第一次增速6.85%，打破了老二号增速7%的政治承诺。

直到2021年因为口罩前年经济基数低，我们有过8%的增速外。

从16年开始后，我们就告别了增速7%的时代。

一步步从6%到 $5%$ 。

当年老二号意气风发，被万众期待，第一次亮相就说要7%增速直到2020年。

政治承诺成了政治笑话， 其威信受到严重打击。

这些过去了，不多说了。

最后一个政治承诺的故事。

是关于小岛。

关于台湾，历代都有一代人相关的论述。

1960年春，台湾进行“总统”改选，毛泽东说，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邓也说了，台湾他们这代人是干不完了，希望下代人能。

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

“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感叹道：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

对台湾一代交给一代人，新时代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在2013年10月7日，也就是我们刚上台第一年，我们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时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

19年，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则是第一份正式书面文件，讲了这个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当年邓哀叹，他这辈子是看不到台湾回归了，只能交给下代人。

没想到，台湾问题一代传一代，都传到第五代了。

就看他会不会让台湾问题，传给第六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