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金的事，很多瓜友让岱岱聊下。

其实没啥新的意思，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周公子故事，利用老爸的权力，走教育后门，体育特招生，然后去中金实习镀金，开跑车上班，下半打高尔夫球，松弛的很，和其他金融民工牛马完全不同，事情在这里就是一个加强版周公子，一个在交通系统，一个在金融系统，后者能量级别明显更高而已。

不过事情上热搜后，房间小道消息和中金二代的回应，倒是有干货。

首先，是盛传那个二代的老爸是王卫东，是中纪委的人，然后部分舆论被引导到了纪委头上

这个事我一听就知道有猫腻，很可能是金融口那帮人借力打力，搞反栽赃，毕竟纪委整顿金融整顿的厉害这段时间，他们有动机理由抹黑纪委，而纪委干部的儿子如果连基本的低调保密都不懂，那就太反常了。

然后，是那个年轻人约了一个媒体记者，接受采访澄清了3点：

1、他的确是官二代，但老爸不是传的纪委王卫东，而是人大的王超，而且已经退休。

2、他是实习生，上面给他材料没有说保密的章程，他不构成泄密。

3、他本人认错道歉，但中金关于他的声明没有经过他同意发出，不代表他本人。

这就是有高人指点这个年轻人了，很可能是他老爸的指点。

很简单，这个年轻人出这事后，最怕的不是找不到好工作，毕竟老爸人脉资源还在，怎么着也不会饿死，他怕的是涉及神仙打架和泄密违法。

前者说他老爸是纪委的，就是神仙打架，那个王卫东可是在任的有实权的，王超和他儿子不敢得罪。后者泄密则是可以上纲上线的，如果确实是中金说了要保密而年轻人泄密，那是违法的，可能被起诉坐牢。

所以年轻人借记者之口，重要澄清这两件事，是很切中要害的，不参与神仙打架，撇清泄密违法，高人指点。

中金的事很小，这几天岱岱在遵义，有感而发，想聊下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主要是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吴稼祥，张闻天。

当时最高三人组是王明博古和周恩来，周算是本土派，前两个是苏联派来的，苏联还派了一个秉持一战打法的李德指挥军事。

当时毛是被边缘化，鬼都不上门，很难争取到支持他的同志去反败为胜，但天无绝人之路，吴稼祥生病，坐担架养病，因此经常和毛在一起，两人经常交流，慢慢的毛把吴稼祥争取过来了。

张闻天一开始是王明博古那边的，是校友，但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张闻天就觉得这几个同学不靠谱，有点反对他，博古特意对张闻天说我们是大学同学应该抱团，张闻天说我只认真理，王明博古就把张闻天踢出了核心决策圈。

好巧不巧，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和毛是邻居。两人便有了更多接触和了解的机会。

毛，张，吴，是失意三人组，正是这三个人，成功发难掀翻了王明博古。

发难的背景之一，是苏联无法再干涉中共。

我们都知道在红军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而第五次反围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十月也就是长征刚开始的时候，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因此中断，所以当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就再也不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指导，这就使左倾思想第一次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庇护，践踏民主、强制推行错误路线行为被否定，他们再也不能拿共产国际做掩护，因而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难的过程，主要是三次会议。

一开始是相江血战惨败后的黎平会议。

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县城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参加者有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与进军路线问题。博古仍坚持中央红军进入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则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当时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红军是要北上汇合，安排了重兵围堵，如果按照王明博古北上，那是要吃大亏的，可能就无力回天了，所以黎平会议决定南下是挽救了败局。

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毛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完全没想到最终还是要四渡赤水北上汇合，高级博弈从来都是动态的，你在变对手也在变，不可能定死规划，也无法定死，别说看五步了，能看三步就不错了，后面都得见招拆招随机应变。

同时黎平会议最重要的是，决定开一个会议梳理评判第五次反围剿。

同时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当时李德生病没参会，会后周恩来去传达会议精神，李德知道自己北上的主张被推翻后大怒，周恩来罕见的也生气大吵一顿。

会后，周恩来同志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因病没有参会的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质问。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而后是猴场会议。

一博古、李德在黎平会议上听从中央政治局决定，但是到了猴场时，他们又提出坚持北上黔东战略路线，这使党内军心分散，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嘱托，再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猴场会议，再一次明确了作战路线。

猴场会议不仅再一次坚定了南下方针，而且会议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让毛重新出山。

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次会议之前，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掌握在三人团手中，而博古、李德依然坚持左倾错误思想，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于一边，并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作战计划，否定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为了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个规定有什么作用呢，简单地说，军委的作战计划首先必须得到委员会成员的认可，他们不能临时瞎指挥，他们的计划只有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才能实施，这就加强了政治局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李德等人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错误主张，基本上结束了周恩来、博古、李德“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开始参与红军的最高领导工作。

而后，毛不负众望，指挥红军连续打下7个县城，和之前王明博古的表现对比强烈，让高层和红军都知道谁的路线正确，从而为后续的遵义会议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前后对比强烈，毛已经用7个县城验证了自己指挥军事比李德高明，随后遵义会议特意扩大，召集前线的各个军团长来遵义开会，因为这些枪杆子是支持毛路线的，遵义会议上需要这些军人发声造势。

当时彭德怀就从前线赶到遵义开会，这是他第一次参与高层路线斗争的会议，然后会议开一半前线紧急，彭德怀又星夜赶去打仗了。

因此，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两次预备会议。

遵义会议的事，大家就耳熟能详了。

这次会议主要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首先是博古发言，他给自己开脱说是敌人太强，自己有失误但只是小失误，不是大失误。

博古发言后，坐在担架上的吴稼祥首先发难，批评王明博古李德不是小失误是大失误，是路线失误，而后一向后面发言的毛也站起来发言，阐明对比自己和李德的军事路线，给大家论

证，然后张闻天更重磅，直接第三个发言，说让毛出来管红军，彻底取代李德。

随后是周恩来，周恩来发言首先批评自己做的不好，然后才批评王明博古李德的路线，然后一众军团长肯定是明白谁的路线更管用，也都支持毛。

讨论很久也争论很久后，会议开始表决，只有一个人支持王明博古，其他都支持毛，遵义会议成功，毛彻底出山，执掌红军。

有个细节，当时遵义会议是撤职博古的，博古心里想不通不想交权，他当时才三十多岁好像，年轻气盛嘛，是周恩来散会后找到博古，聊了一个晚上，才做通了博古的工作，让博古顺利交权。

遵义会议才真正成为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会议。

可以看出，周恩来作用真的很大，他相当于当时党内最大的粘合剂，没有周，这三次会议都难开好，或者就算开好了内部也要公开闹分裂，没等张国焘分裂前就自己分裂了。

后来能和遵义会议媲美的，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

现在的二十届三中，是赶不上这两个会的。

因为这两个会，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不改不变就要灭亡的地步，极大的危机才逼出了极大的改变。

同时，遵义会议有周这个粘合剂，斗争没有产生分裂和平过渡最高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华国锋这个老实人不恋权和平交权甘心退位，一个周一个华，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周也没有华的。

本次大会，已经谈的很破格了，本来三中是只谈经济的，决议通告都涉及了不少政治内容，可想而知内部呼吁改变的声音也很大，但我们守住了不立东宫的底线，做到这点，就方事ok，即使在即将到来的八月河里会议，我们也能步履从容，笑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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