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分享几段话，出自一本写文革的书，《教员与文革大起底》，里面分析华的事，分析华班子是维持班子，而不是开创班子，因此大失朝野上下所望，这点很精辟。

而当时的确也只有邓才能满足开创的条件，他年轻时留过法，文革中跟着周管外交，去过联合国大会讲话，即使三起三落过程中，教员也一度也保持着邓管外交的权力，最后一次起落才完全剥夺，邓是睁眼看过世界的，亲眼看过外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情况，因此他有改革开放的新思路，而这个开放思路的确得益于他长期从事外交的经验。

这几段话岱岱特意摘录出来给大家，这本书过后几天找到电子书版本，岱岱再分享给大家，干货很多。

此时在华国锋周围形成一个小团体，这些人过去都是毛泽东手下的“单干户”。毛泽东死后，他们共同失去了靠山，于是就聚在华国锋麾下，形成利益一致的小集团。这些人主要有：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副总理)、吴德(北京市长)、苏振华(海军政委)、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长)。当年康生的秘书李鑫，此时投到华国锋门下，成为华国锋的“笔杆子”。

华国锋集团的特点是：以军人、实干家为主，没有出谋划策的军师。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等都是军人，不太懂斗智慧的政治战;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都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的实干家，自己并没有什么想法或主意;李鑫虽然跟随康生多年，但也没有学到康生的政治智慧，仍是头脑简单的书生。

华国锋本人更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不懂领导全局的领导艺术。如果华国锋身边有一位高明的军师，帮他出谋划策，弥补他不懂领导艺术的缺陷，华国锋或许还可以掌权。可惜华国锋门下的人，偏偏就缺一位军师，这也是华国锋集团的缺陷。

1980年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集团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

华国锋集团虽然从“四人帮”手中的夺到了舆论工具，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基本上是在“乱用”。最典型的“乱用”，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大搞华国锋的个人崇拜。1976年10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之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

该《社论》写道：【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

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有一首《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赞美诗，更是吹捧说：

【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亲手写金文，毛主席和华主席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军放心，全国人民皆放心。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东海放声歌，天下最强音：你办事，我放心!】

因为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的时候，当时没有摄影记者在场，没有留下照片，这成为华国锋的遗憾。于是几位著名画家们发挥想象力，在1977年1月创作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遗憾。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到处张贴。当时甚至还仿照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把一首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改编成颂扬华国锋的歌曲，与《东方红》同时播放。当时各种大会的会场，直到中共“十一大”的会场，都是华国锋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悬挂。

当时各大媒体上，还把“英明领袖”作为华国锋的尊称，凡是提到华国锋的时候，都要在华国锋之前加上“英明领袖”四个字的尊称，说“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就像毛泽东的尊称是“伟大领袖”，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要加“伟大领袖”四个字的尊称一样。

华国锋的资历和身份，哪有资格与毛泽东并列呢?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不但不能让人们对华国锋肃然起敬，反而引起人们对华国锋的反感。这种对华国锋的大肆吹捧，不但没有给华国锋帮忙，而是给他帮倒忙。可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通过宣传工具“大树特树”华国锋，就真的能把华国锋树立起来。关于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就是华国锋集团的纪登奎也看不惯。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说：【在跟父亲的闲谈中，问起那首导致华国锋交权的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我爸说：“那不能唱啊!你那个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呀?是县大队的政委，18个兵。你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已经有一大群了。不光是那些元帅，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呀。你领导指挥18个兵的政委，你唱这个歌，那些人都活着的呀。我知道那些老总们，听了以后心里是啥味道。】

后来导致华国锋下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搞“两个凡是”，另一个就是搞“个人崇拜”。搞“两个凡是”，还算是路线问题;而搞“个人崇拜”，就算是人品问题了。领导人在路线问题上犯错误，以后还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而在人品问题上犯错误，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邓小平曾写信吹捧华国锋，那是因为不吹捧华国锋几句，他就无法出来工作，这是被迫无奈之举，大家可以原谅他。而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完全没有任何“被迫无奈”的因素，完全可以不这么搞，所以大家不原谅华国锋。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本人政治水平的局限性。华国锋不是开创型的领导人，过去他总是跟着毛泽东的指示转，自己并不独立思考，也不需要独立思考，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可是当华国锋成为第一把手，要自己独挡一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领导人必须要设法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因此华国锋做一些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信的举措，这些不仅不过分，也是合理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怎样提高个人威信的问题上，华国锋想不出新的办法，他想到的只有效仿毛泽东。毛泽东挂标准像，华国锋也学着挂标准像;毛泽东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华国锋也学着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毛泽东称“伟大领袖”。华国锋也学着称“英明领袖”;毛泽东奏《东方红》乐曲，华国锋也学着奏《交城山水》……。

这种单纯的效仿，显然是比较笨拙的。因为毛泽东的资历和身份，是华国锋根本无法相比的。毛泽东可以用的东西，华国锋不一定能用，华国锋必须另搞一套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可是华国锋却想不出新办法，他也没有军师替他想办法，于是就只好模仿毛泽东的那一套办法了。这个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华国锋的个人威信，反而大大降低了他的个人威信，给后人再次留下一个“东施效颦”的教训。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也是想不出自己的新政策、新路线，只好一切按照毛泽东过去制定的老办法、老规矩办。然而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却无法让人感到他忠于毛泽东的诚意。如果华国锋真的忠于毛泽东，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那么华国锋就不应该粉碎“四人帮”。因为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政治局常委，都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华国锋逮捕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就已经最大地违反了毛泽东的决策。既然如此，华国锋再提什么“两个凡是”，又怎么会有号召力呢?

任命王洪文、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决策，撤销邓小平职务也是毛泽东的决策，华国锋违反了毛泽东的前一个决策，却又试图坚持毛泽东的后一个决策。因此胡耀邦批评华国锋说：“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华国锋同志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华国锋上台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因古话“高出不胜寒”。早在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华国锋不服气，但那时有毛泽东给他撑腰当后台，华国锋可以抬出毛泽东来压下那些对他不服气的人。现在毛泽东走了，华国锋不得不靠自己的智慧来处置那些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

第一伙对华国锋不服气的挑战者是“四人帮”，华国锋靠他的智慧，用武力解决了“四人帮”，拔除了华国锋的第一个挑战者。不过现在看来，华国锋当时没有看清政治形势的全局，他以为粉碎了“四人帮”，他就可以坐稳主席的宝座了，这显然是只看到眼前利益的“近视”策略。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大权一时间掌握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这4个人手里，他们的分工是：叶剑英管军队“枪杆子”，李先念管政府“钱袋子”，汪东兴管舆论宣传“笔杆子”。因为粉碎“四人帮”后，由汪东兴接管了过去“四人帮”掌管的宣传媒体。华国锋则是总管全局。

华国锋对这个班子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班子里没有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他的位子比较稳。其中实权最大的叶剑英，并不是野心很强的、想要争当领导人的人。特别是叶剑英已是近80岁高龄的垂暮之人，更没有太多的争权之心，所以华国锋感到叶剑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李先念也不是野心很强的人，也能与华国锋和平相处。虽然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不能说“服气”，但因为华国锋对叶剑英和李先念都非常尊敬，从不干涉两人的职权，所以两人对华国锋也算满意。汪东兴过去的地位和华国锋差不多，水平也和华国锋差不多，他对华国锋还算是“服气”的，所以华国锋感到汪东兴也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如果这4个人的班子能够维持下去，华国锋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但这4个人的班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打开新局面的开创性人物。这4位高官都是没有个人主见的人，过去他们一直当“跟风干部”，上面有什么指示，就紧跟执行上面的指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个人想法，更没有自己的路线。这是典型的“维持班子”，而不是“开创班子”。

“维持班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见。老皇帝死后，新皇帝完全按照老皇帝过去制定的一套方针政策办，这就是“维持班子”。如果新皇帝只想坐稳他的皇位，最好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变，保持稳定的局面。而搞任何改革创新，都要冒失败的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因此，为了坐稳皇位，就要避免犯错误，避免出现不稳定因素。最好办法，就是什么改革都不搞，一切照旧，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

这样的“维持班子”，在国家处于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可是国家一旦出现各种危机，一切还是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维持班子”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清末的慈禧太后班子，以及慈禧太后之后的摄政王载沣班子，都是典型的“维持班子”。他们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稳定压倒一切，不愿搞改革创新，结果断送了大清王朝。

华国锋为首的这个“维持班子”，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为只要靠着毛泽东的余威，一切按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就可以把江山坐下去。华国锋班子从1976年10月上台以来，基本上都是按照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全无改革创新的意欲。

领导人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种策略是被动避战，一切不变，维持稳定;另一种策略是主动出战，大搞改革创新，创建一套新体制，树立一种新风尚，这样领导人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当然地位也就稳了。毛泽东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邓小平也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

在太平盛世时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没有太多的不满，对班子也没有特别的期待，所以比较好干;而遇到危机时代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有很大的不满，所以对领导班子的期待也很大。这时领导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一方面是安抚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推出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政策。

当初人们对华国锋班子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真诚地希望华国锋能带领中国走入一个新时代。可是华国锋班子上台以后，基本按照毛泽东的老规矩办，一切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这时人们对华国锋这个班子就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