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阳了。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Lily Adams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二在出现症状后检测出COVID-19呈阳性，但她在家工作，仍在履行职责。

有意思，8月中下旬美国提出让耶伦访华，我们拖到9月8日都没给一个明确答复，而9月18日就是美联储决定加息的日子了，最后一周耶伦还有希望成行。

但看到耶伦阳了我就知道，最终中国还是拒绝了耶伦访华的请求。

而美国这方面为了挽尊，就让耶伦战术阳性，不是耶伦想来不能来，而是耶伦阳了来不了，真是战术性阳性。

中国拒绝耶伦访华，但不代表拒绝和拜登通电，未来一周中美能有的高层交流，就一个拜登通电了，希望拜登好好表现吧。

今天的主题不是耶伦，也不是山西，山西第四篇写了四千多字还没有写完，岱岱大意了可能山西需要五篇，但岱岱努力最后一篇写完山西，希望下半年还有机会写别的省份。

今天我们荡开一笔，聊聊那些高干子弟的仕途吧。

在大众意识中，高干子弟走仕途，凭借父辈的资源，应该是一帆风顺乃至一飞冲天，应该是早年发达，但实际上，这个得分阶段看。

在拨乱反正后的改开初期，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红二代那时候正当青年壮年，文革前又因为父辈特权上过很好的学校，清华北大一大堆红色子弟，哈工大当时因为三线备战更是军二代的集中营，除了毛侄子和几个元帅儿子是凭实力考几次考进去的，其他军二代基本是批条子进去的，改开初期搞这个讲究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红二代群体当然十分契合条件。

那时候还有个政策，邓强推的干部退休制，那时候直接退休不现实，阻力很大，于是留个尾巴，在央地搞了个顾问委员会，革命老前辈在这个委员会里发挥预热，还有一定实权，而作为退让妥协，中央一定程度上允许革命前辈们给自己子弟秘书仕途助力，直接老子肯退就让儿子上是不太雅观的，所以那时候主要是让秘书接班，只要你肯退你秘书可以破格提拔一路护航，秘书对你感恩戴德，相当于绑定了你家族，等于你家族的家臣。

甚至那时候还有个进阶的骚操作，革命前辈们彼此交好的，就让我儿子你给你当秘书，你儿子来我这当秘书，然后我俩退之前彼此对中央推荐秘书，这样就避嫌多了。

还有个最关键的，就是在十年动乱中红一代的儿女普遍受牵连，红一代对红二代带有严重愧疚弥补的心态，对子女的仕途工作都十分上心，连邓都说过他那十年感觉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残废坐轮椅的大儿子，儿女仕途高歌猛进，是父辈对他们的弥补，儿女经商盆满钵满，也是父辈应该做的弥补，甚至儿女违法犯错权钱勾结，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父辈不再忍心儿女再度受难，也纷纷帮儿女运动。

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导致了改开初期，高干子弟从政是一飞冲天，经商是盆满钵满，甚至80年代血统论又重归的迹象，当时高干子弟宣传“接班”理论，“江山还是自己的儿女坐才安心”。

甚至军二代更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当时是提倡军队经商，而军队经商的隐蔽性更强，大众感知较弱，因此更加肆无忌惮，空军有个二代就盗卖军队油气成巨富，国家买油的钱落在自己口袋里，号称军队油耗子，搞得太过分，搞得空军连正常训练的油都不够了。

疯狂的欢愉，必将导致疯狂的结局。

改开初期的乱象太乱，胡耀邦一度想扭正干部子弟从政经商的问题，在取得邓同意后也进行了改革，不过胡耀邦的手段太简陋，顺序也搞错了， 胡耀邦一开始从减少老革命的特供医疗下手，这个东西不是干部子弟的主要问题，但对老革命的信号太过于强烈，特别是减少医疗资源对风烛残年的他们来说更是切身利益，然后他们不干了，一起联合逼宫，邓也觉得胡耀邦手法太糙了，而且那时候胡其他领域的改革路线有的偏离既定路线，于是胡耀邦就下去了。

胡下去后，邓就打算自己下场。

他有个得力秘书，刘复之，曾在83年当公安部部长，搞了83严打，全国流氓黑社会基本被一网打尽，很多红二代恶棍都直接枪毙了，里面甚至有上将的儿子乃至朱德的孙子，83严打震是来真的，刘复之由此威震华夏，87年想整顿官场的胡下台，88年邓就不得不亲自下场，让这个秘书刘，去最高检当一把手，从严打扫黑，变成了严打反腐。

因为刘复之严打的威名，刘复之刚上任宣布要严打腐败，就有三万人主动投案自首。

但刘复之的严打，还是晚了，还是没能改变历史，严打一年后，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还是爆发了。

如果邓早点让刘复之从扫黑变成反腐，而且放手允许刘在反腐领域复刻严打时候的刑上红贵，或者说的更大点，那时候东欧不要巨变（东欧剧变和中国颜色革命是同一时期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那还可能改变这个历史轨迹，但可惜，反腐反的晚了，而且刘复之那时候的3万自首人，很多是白手套是小喽啰，是红贵子弟抛出来规避反腐运动的，搞了半天只要红二代不是流氓到强奸民女，你搞点批条倒卖发财都不算什么罪。

毕竟，你刘复之有本事，你去查轮椅哥的康华啊，康华敢复刻国务院领导班子，你不查康华难以服众。

1989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这个事后，党中央对高干子弟采取了几个政策。

一是送出去。

很多劣迹斑斑的二代被送出国，没来得及发财的二代也被集体送出去，冠以留学进修名义。

这帮送出去的二代有的回国了，但更多没有回国，毕竟当时中西差距太大了，一个欧美平民的生活水平都超国内权贵，当时驻英大使的女儿就留在英国不回来了，还要在国内福建当县委书记的老公一起去英国享受人生，国内那位说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民做些好事，没有出国享受，而是坚守下来，直到今天。

还有就是，后面几年苏联解体了，内部很多人认为中国也迟早药丸，送出去的更起劲了，很多送出去的二代子弟，都和欧美打好关系，想着等解体了再利用欧美的力量回国，摇身一变又能当人上人。

等中国没有解体而是继续发达，这帮海外二代们就集体踏空历史进程，越来越叹息后悔自己没在国内利用父辈权力赚大钱，后来他们找了口十家老二说情，说他们埋伏在海外是帮中国做事的，一旦中国需要他们回国，他们义务反顾，这就是所谓的海外三千伏兵的由来。

的确，口十家当时管对外情报口，这帮送出去的海外二代是的确为情报工作做过些贡献的，但只是小部分，大部分还是想着回国当人上人的。

二是坚决叫停高干子弟经商，坚决搞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康华就是那之后被严令解体的，还有其他一帮二代的公司也被追责了。

但叫停不能根治，很容易死灰复燃，行政手段能影响经济市场，本身就是权钱交易能产生的最大根基，后续邓也好，江也好，都是选择坚决搞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希望市场经济缓解这方面的问题。

三就是长者搞的了，坚决制止军队经商。

这个直接斩断了军二代的腐败大头，看看越南军队经商把国家搞成什么样了，这个真是拯救了国运。

四就是釜底抽薪，一个政治家族只能一个人从政。

毛时代是多子多福，一个政治家族三四个孩子都很正常，这帮二代接班是大大侵占了平民子弟在官场的上升空间，1989年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个家族只能一个人从政，其他人可以从政但基本没有怎么升迁的可能了。

这是因为权钱勾结的主要，在权，有权才有钱，而红一代终归是要老死的，老死后一个家族如果只有一个人能从政，那么就算变坏了影响也可控。

当时薄一波家里两兄弟都从政，内部竞争争论后，薄一波更看好薄熙来，他另一个哥哥就辞职经商去了。

权钱勾结这个问题，在89年还是没能完全制止，直到今天都是顽疾，但干部子弟仕途问题，拜1989年的重大危机所赐，总算有了比较好的倒逼改革。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陈云儿子陈元，当时是北京当官，很有能力而且挺亲民的，有时候还骑单车上班，和同事打成一片，但是有一次，陈元生病了，借着老爸的特权，他一个普通干部得以住进301的高级干部病房，陈元年轻时还真老实，生病了还要工作，就让同事去病房和他汇报开会。

这帮平民子弟的同事干部，本来觉得陈元骑单车上班很亲民，和别的红二代不一样，结果进了那个富丽堂皇（在当时可以这么算）的高级干部病房和陈元汇报开会，阶级的差距一下就显出来了，心里知道到底不是一类人。

后来1989年轮椅哥的康华搞出这么大事，全体人民都对高干子弟十分痛恨，陈元进一步无辜躺枪。

于是一次关键的差额选举，陈元去选，他的同事几乎都不投给他，陈元得票率很低很低，传开了陈元无地自容，在政界没法混了，陈云就开导自己儿子说金融是国家命脉，美国不是总统说了算是美联储说了算，然后就让儿子去金融系统发展了。

还有个例子是福建的那位，那位不肯去英国享受人生，只想在国内踏踏实实给人民办事的好干部，只因为自己是红色二代身份，也一并受到了省内干部的抵制，关键的一次中候补选举，他因此没能入选，是涛哥当时看福建名单，看到这个名字，特意问了一句，亲笔圈了，才得以一次就选上中候补的。

当时还有个民意测验，就是一个一把手二把手，想要升迁，要过民意测验这一关，需要单位里大部分干部同事点赞说好，才能升迁。

而不是上面想升这个人就能升的。

关于这个事，温家宝的地质日记说得很清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

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

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

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这一年，我41岁。

《地质日记》

可以说，红二代群体里，大部分是硕鼠，但少部分是有为国为民的情怀的，而1989年风波后，中国干部群众，对这个群体都直接一棒打死了，民意测验+差额选举，是从政红二代想进步的最大两个难题。

上面写了，一个红色家族只能一个人从政，加上这个民意测验和差额选举，搞的大部分红色家族，都无法捧出自己的第二代政治高官。

最后大浪淘沙，只有绝少数的几个能进入副国级正国级序列，其他大部分，都是止步于省部级乃至厅级啥的。

当然更多的是情况，红二代见此路不通就就提桶跑路，既然继续从政很难而且目标太大，那不如转行去国企领域或者金融领域，目标不大不出风头，而且依然有巨大变现空间。

很多都跑去这个领域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副总理回良玉的侄子还是外甥。

正儿八经的高干子弟，走仕途，去贵州毕节 挂职训练，结果在贵阳嫖娼被抓，当地人还 不保，甚至有说是被钓鱼执法，是地头蛇和 过江龙的博弈，因为嫖娼被抓仕途直接毁于 一旦。

回气的对着贵州一二把手发飙，说中央把一个好好的干部给你们，你们怎么搞成这样。

但没办法，栽了就是栽了，然后这个高干子弟就去国企系统发展了，依然当上了 高官。

这就是此路不通的玩法。

毕竟，高干子弟有优势的就是父辈资源和自己的信息渠道，实战经验和政治智慧当然是不如从底层拼杀出来的平民干部的。

从90年代到新时代，这20年，一直是平民子弟的干部，稳压高干子弟一头，前者是靠真本事，后者因为89年风波和自身能力不足，大部分都被大浪淘沙了。

到了新时代，一度以为有了新玩法。

新时代是红色标签，他一上，就盛传口十家要召回什么海外三千伏兵。

什么伏兵，就是想回国吃白食当人上人的，那不是口十对我们的帮助，那是口十拿着名单要我们给他们论功行赏。

我们当然没给。

然后是传说我们上位背后后红色世家的集体支持，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些世家捧出自己的三代子弟去从政，会一路护航云云。

也的确，新时代后，邓孙子从政了，口十孙子也从政了，连涛哥的儿子小胡也从学界改从政，一度以为这几个发展会很好，怎么说也能混到李小鹏那样的省部级。

但最终结果是几年后都销声匿迹了，邓和口十的两个孙子干了没几年就不干了，小胡也是多年原地打转，曾经盛传去西安去郑州当一把手，都没能成行。

特别是邓，消息是真灵通。

女婿吴小晖和邓孙女离婚是2015年，邓孙子辞职不从政了是2016年，安邦吴小晖被调查是2017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岱岱说过，我们的方针就是，顶级红贵想再捧出新一代政治接班人，这是别想了，顶级红贵并不是我们的基本盘，甚至因为路线问题，更可能是斗争关系，之前有过合作不过是扮猪吃老虎罢了。

真正是基本盘的，是中下级红色子弟群体，这帮人才适合当基本盘。

而且他们从政不能再想之前那样，搞秘书出身平步青云，在国企金融体系混到级别一个转型行政轻松上级。

这样的履历是练不出什么政治能力的，要从基层起家。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贵州丹寨县的年轻县长徐刘蔚，就是那个和万达王健林叫板的娃娃脸县长。

那个人是湖北革命老红军的孙子，是红三代，就老老实实去贵州穷地方做起。

这是我们和之前不同的地方，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整个红色群体，现在的社会舆论环境对这个群体也不至于当年那样极端片面，中下层红色子弟好好做，是有希望超越家族前辈的。

哦， 还有个说法，说是我们弱化了民意测验，就是选人升官不太需要民意测验通关大多数人了，之前是测验不过关的就不能升官走人，现在不用也能升官了，这的确更解放了上面选人用人的自由，当然用的不好的话也是坏事。

新时代这个模式，其实有个类比，就是军队干部的培养。

军队反腐多年，徐郭反腐牵连了一大批中层军官，这批人空出来的位置怎么填？怎么选出信得过的人？

当时郭伯雄儿子多嚣张啊，他说反腐怎么反，军队一半军官都是他家选出来的，反腐能反到他家？

我们是用朱日和演习，搞实战演习，选出一大批能力上强且是自己放心的人，而且这批人填补的多是中层军官。

这就是我们枪杆子的基本盘，上层军官则是多次轮转，经常一个地方待不到三四年就要挪位置，不给他们时间培养私人山头，两相集合，这是我们军队多轮反腐后枪杆子依然紧握的重要原因。

文章整理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吃瓜群众2023也可加入微信群小瓜圈小瓜圈同步岱岱官群每日圈文+群聊信息等小瓜圈会有象征性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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