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山西，就必定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耿彦波。

关于他的故事，不仅山西的瓜友了解，甚至外省瓜友都久仰大名，有一篇《大同市长》纪录片讲的就是他呕心沥血让大同焕发新生的故事。

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说耿彦波做的事无非就是拆拆拆，建建建，就是地方举债搞基建搞旅游，这种事做成了就是大同，做不成就是独山县，还说耿彦波只会拆建那一套不会搞经济，说耿彦波只是在平庸的山西官场才显得很突出，放在东部沿海省份这类干部有很多。

事实真是这样吗？

耿彦波的仕途起家，不是大同也不是太原，而是晋中灵石县县长。

当时是 90 年代，地方根本没有旅游概念的兴起，关于基建当时也局限于修路这种，那个灵石县是常年挖煤还算富裕，90 年代那会别说山西了，就是全国也根本没有多少产业升级转型的思路，但就是在在那个蛮荒年代，耿彦波去在灵石县搞出了新动作。

1993 年，他刚一上任便开始大刀阔斧改革，竟然决定斥资 5000 万修缮一处破院子。

说起这个破院子其实名头还不小，叫王家大院，大概有 300 多年的历史，院子内光房屋就有 1000 多间，总面积更是高达 25 万平方米，有“三晋第一院”的美称。耿彦波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是一个喜欢文学颇有文采的知识分子，不是黑老粗，他知道这个院子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他决定修缮。

但是，虽然灵石县因为煤炭是当时的百强县，90 年代的一年财政收入有 1 亿，但当时发展共识是财政要花就花在修路架桥上，耿彦波竟然要用半年财政收入去修一个院子，因为这事，灵石县干部群众还举报耿彦波，说耿彦波胡来。

但耿彦波顶住了压力，坚持修王家大院，没想到，三年之后，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大院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很快就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地，吸引海内外游客，为当地创收高达几千万，当地干部群众转而交口称赞，并以王家大院的历史文

化底蕴自豪。

更关键的是，在 1993 年，耿彦波就在一个小县城，摸索出了一条区别于煤炭经济的文旅经济思路。

而山西乃至神州大地，是直到 2010年前后，才逐渐形成这一发展思路的共识的。

不得不说，耿彦波不仅具有干事的魄力，还具有干事的头脑。

后来，耿彦波去了榆次，就是太原隔壁的榆次，刚上任不久，他又做了两件惊掉人下巴的事情。

他仍然从城市规划着手，先是直接炸掉了榆次地标性建筑凌云大厦，随后更斥资 8000 万修整了城区道路。

后者好理解，修路嘛，但前者非议就很大了，毕竟是当地地标建筑，你耿彦波去灵石县就修地标建筑，怎么到榆次就炸地标建筑呢？

运用之妙在于一心，在他看来，这个大厦虽然是当地地标，但当初修建的时候没有考虑全市规划，堵住了很多道路，这个东西在榆次交通就没法理通顺，如果不舍得一栋大厦那整个榆次的交通格局都要受影响，因此有魄力不拘泥一格的耿彦波决定炸掉。

这位文科生的脑子很清楚，经他大手笔改造，榆次古城改头换面惊艳亮相，整齐宽阔的道路更让榆次面目一新。

因为灵石县和榆次的政绩，耿彦波得以升迁，成为太原副市长。

在太原，耿彦波遇到了人生第一个

滑铁卢。

之前灵石榆次大拆大建，耿彦波都得罪了当地利益集团，也不被当地干部群众所理解，阻力是很大的，但好在耿彦波都抗住了，而太原毕竟是省会城市，水更深，还想在太原大干一场的耿彦波，这下扛不住了。

太原副市长任上，痛感于太原交通落后，耿彦波想搞迎泽大街和滨河路修建，但拆迁里头利益牵扯太大，以至于耿彦波和当时的太原班子闹不和，当时的山西省委很赏识鹤立鸡群的耿彦波（据说是从部委下来当省长的王君），为了保护这位敢干事的同志，也为了当时急需有才领导的大同，王君就力主将耿彦波平调到大同当市长。

大同是北魏首都，旅游资源在山西全省数一数二，但基建落后之前一直是煤炭经济，2010 年前后，全国开始形成文旅经济的发展思路，又恰逢 4 万亿的基建浪潮，各省都借此机会想走通这条路，山西省委考虑到耿彦波出道之初就搞过王家院子，又在太原班子内被孤立排挤，因此钦点他去大同搞文旅搞基建。

而且，省委还知道耿彦波这种人才的使用方法，帮耿彦波去大同铺路，据说是大同人的王君省长和当时的大同干部谈话，言外之意是耿彦波是带着省委任务去大同搞发展的，不是一把手胜似一把手，大同班子要好好配合。

正是在种种条件配合下，才有了耿彦波在大同大展拳脚的机会，才有了大同逆天改命的唯一一次机会。

他提出“一轴双城”，建立中轴线，东面新城，西面古城，大拆违建，重新规划。此后大同注重保护和修复历史文化遗产，保留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化景观，如大同古城、云冈石窟等，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耿彦波也很有工作思路，他先声夺人，在来大同的第一年，09 年春节，就马上在城里的展览馆搞了本市第一个大规模免费开放的博物馆。

这在当时的大同是不可思议的，一时间也成了人们竞相参观的地方，因为都知道有国宝，但几十年了，大同小孩大人就没见本地有过博物馆。开馆之后，一时间人山人海，甚至还得排队才能进去看看。

在随后的大同日子里，耿彦波经常去工地上办公，让群众能看到他，他不断奔波在每一个现场，亲自布置，亲自把控亲自督工，当场对奸商破口大骂，甚至有好几次晕倒在了工地上。有一次暴雨堵车他还下车，以一个市长身份去指挥交通，另外，耿彦波还接受了外媒记者邀请，同意记者跟随他拍摄《大同市长》。

上面写了，灵石县和榆次市，耿彦波都因为政策方针不被干部群众所理解，而被群众干部举报，让他很难受很痛心，他明显吸取了前两次教训，希望用免费开发的博物馆，用自己更深入群众的工作办法，来让大同干部群众切实支持他耿彦波的工作，支持文旅经济的思路。

这些办法，无疑是成功的，大同干部群众虽然给他一个耿拆拆的外号，但自始至终都比较支持耿市长的工作，只是，有一部分利益受损的人，搞事了。

当年大同古城拆旧修新，一些拆迁户坐地起价，耿彦波不肯妥协，还有一次，老太太堵着他要拆迁补偿，但房子没证，耿说你这找我我也没办法呀，你没有证是不能赔偿这么多钱的。

不妥协后，一些拆迁户背后的人利用耿彦波修缮云冈石窟的不正确之处，告到国务院，说耿彦波乱修缮，在破坏文物。

国务院督察组排国家文物局来现场督察，带队的是刚从故宫博物院升职的网红院长单院长，单院长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经调查确实跟举报的一致，耿彦波对文物修缮的理解不足，有些地方没做好，当时调查小组本来拟定叫停项目建设，甚至省里的领导们看到惊动中央了，都开始研究是保耿还是处分耿了。

那次可能是耿彦波仕途上最大一次危机。

而云冈石窟是大同文旅的拳头产品，如果修缮工作因为不足而叫停，那大同文旅转型也无从谈起，这也是大同这座城市命运的最大一次危机。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耿彦波自己站了出来。

耿彦波对调查组长单院长，提了一个不情之请，邀请一起去大同石窟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耿彦波和单院长交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情并茂的和单院长解释自己的出发点和文旅思路，以及这个项目对大同百万群众的重要性，并诚恳的道歉保证。

具体交流我们无法得知，但从耿彦波平日里的对大同命运的念叨，我们可以一窥细节。

耿彦波在大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同的机会就这几年，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当时是国家 4 万亿基建热潮，各种专项债，而且大同房地产起步晚且拆迁成本低，地方财政借债融资成本低，这时候如果不大修大建搭好经济发展的底子，那未来面对破落的城镇，没有规划的交通，大同将永远都不会有翻身的机会。

是的，大同错过了这个以文旅大修基建的历史时机，就永远错过了，历史不会再给这些落后的老工业城市第二次机会，如果调查小组叫停项目，这一停，停的不仅是耿彦波的仕途，更是给大同百万群众摁下命运的暂停键。

那一天下来，耿彦波凭借性情初心和口才表达，居然把一生对假文物恨之入骨的单院长给说服了，单院长回去后竟然高抬贵手，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责罚耿彦波，但没有叫停古城改造项目，耿彦波以戴罪之身继续推进城市建设。

这次逆天改命，完全是耿彦波自己一人的发挥，可谓是玩狂澜于既倒。

更绝的是，按理说，耿彦波的检讨在会议上提交即可，但耿彦波竟然给自己的检讨书立了一个石碑。

材 干

这就是耿彦波，坦坦荡荡，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这个石碑，在当时看的确是耿彦波的认错认罪检讨书，但千百年后，会是大同宝贵的历史文物。

耿彦波说过：官场那一套我太懂了，不辛苦就得到业绩我也会，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想踏踏实实为百姓做事。

耿在榆次常家庄园写过一段楹联，表达过自己和其他官场人不同的精

神追求：

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

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

耿彦波没有被当地利益集团所扳倒，但当地利益集团更加容忍不了耿彦波。

当时省委本来是想让耿彦波接市委书记，但大同干部民意测验不如人意，特别是当时的大同书记强烈反

对耿彦波接班。

最后，还是省委考虑到耿彦波办事速度太快，短短几年就把大同几十年的历史欠账给做的七七八八了，与其继续留任大同激化矛盾完成工程末尾，不如让耿彦波来太原当市长搞太原建设。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山西打算搞强省会，需要发展太原，耿彦波之前是太原副市长熟门熟路，有头脑有魄力，需要他来搞太原，而且当时山西已经开始初步反腐，之前在太原阻扰耿彦波的那帮人不敢高压时期露头，于是当时的省长王君，在山西最后任期时间内，推动了耿彦波从大同到太原的重要转变。

耿彦波真应该感谢本来没有交集的王君省长，可能是大同人的王君感谢耿彦波改变了大同命运，他在任期末尾都推了耿一把。

这是关于王君的资料：

王君，男，1952 年 3 月生，山西大同人。早年长期在煤矿和煤炭系统任职，他从 2009 年 1 月开始担任山西省省长，2012 年 12 月任职未满被免职。他的任职时间也只有短

短三年。

王君担任山西省省长的三年时间里，山西省的煤矿事故依然频繁。2009年 2 月 22 日，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发生“2·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两天后的 2 月 24 日，省长王君流泪向死难矿工及矿工家属致歉，王君发言中情绪激动，数度哽咽。

对于治理山西的矿难，王君坦言：“就算挨骂也必须履职！”他后来又进一步补充说：“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他解释其中含义：“谁愿意被别人骂？我们已经哭不起了！

在这个位置上就没有退路，就算挨骂，也必须履行职责！”

王君为了治理山西的矿难，提出了为煤炭主产市县行政首长派设“煤炭助理”，逐步形成专家“治煤”和行家抓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的想法。当时选配了 98 名“专家型”县市长助理到任。

王君也是一个有情怀初心的人，怪不得他和耿彦波早年没有任何交集，却能一见如故，不计较利益得失的一直支持耿彦波的工作，这两人可谓当代管鲍之交，岱岱认为写耿彦

波不能不写王君。

耿彦波从大同走的时候，画面真是感动。

耿彦波离开大同那天，上千大同百姓自发来到广场，在红色的请愿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恳请耿彦波留在大同，不少百姓更是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他们知道，大同再也看不见那个穿着军大衣，皮鞋都是泥，一大早就出现在工地，身体疲倦却眼里有光的好市长，这样的民心民意，足以见得耿彦波早就成为大同百姓心中最有份量的大家长。

唯独破坏气氛的，是当时大同书记，纪录片里送耿的时候讲的话，“虽然咱俩……啊，但是……”，表明两人关系恶化到明面上.

山西省委可能也是高估了耿之后的大同领导人水平，以为耿已经干的七七八八了，最后一点东西这帮人

怎么也能搞好吧。

但可惜，大同那个和耿彦波不合的书记，在两年后就倒在了山西反腐风暴中，大同官场人心惶惶导致建设速度降了下来，可以查一下老耿走了之后，大同的大庆西路修了多少年。再后来大同还闹出领导班子允许房地产开发商毁坏北魏夯土城墙的事，耿彦波如果这样做，中央调查组早就下来了，但那些人这么做因为没有触犯而是配合利益集团，反而是无过有功，只能说呵呵了。

还好大同有耿彦波打下了底子，才禁得起后任者这么折腾。

只能说，耿彦波在山西官场，过于鹤立鸡群了。

到太原后，耿彦波首要任务也是搞城市建设。

“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在他主政之前，就是所有省会城市最末，市容交通一塌糊涂，规划短视。2010 通的南中环街，路未通，两边的房子已经盖满。耿彦波到任后返工修高架，通过建高架桥，改造棚户区，拓宽马路，高架三环路，方特等等措施，太原市新建改建城市主次干道 160 余条，改造支路近 400 条，建设总里程 750 余公里，建成快速路 213 公里，交通体系初步形成。

如果没有耿彦波把城市立体交通网进行建设，太原市的交通形势已经是彻底崩溃了。”

耿彦波在太原有争议的，主要是太原地铁。

地铁是一个城市的面子，省委希望太原搞地铁，但耿彦波认真调查后认为，太原不论是从空间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上，都支撑不起地铁，搞地铁可能属于面子工程。

太原市的地铁规划跟耿彦波没啥太大关系，耿副市长最大的政绩是滨河东西路，13 年 3 月主政太原后反而是他坚持暂停地铁工程把财政用到地面交通上，甚至中央审计某年还点名批评太原的地铁工程进展缓慢。

上面都认为太原应该搞地铁，但耿彦波认为地下不如地上，太原更应该搞地上交通 ，不惜故意拖慢地铁进度，只为将有限的财政力量聚焦

地上交通。

当时新任的山西一号，都对耿彦波地铁进度不满。

“9 月 1 日履新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将自己的调研第二站留给了太原。10 月 12 日，在太原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王儒林严肃批评太原的城建工作，比如规划起点不高，而且有规划也成了墙上挂挂，比如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等。王儒林的话说得很重。

整整一个月之后，11 月 12 日，新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在城建工作专题会上强调，要按照王儒林书记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突出重点、解决急需，既重‘面子’、更要‘里子’，地上地下并重，建设管理并举”。

在当晚太原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画面中，耿彦波没有发言，脸上似乎看不出任何表情。”

2012 年太原 1、2 线就批了，耿彦波一直顶住压拖到 2016 年 2 号线才开工并进度缓慢，省委对还是耿彦波对？

时间给出了答案。

2018 年，中央开始收水，地方债务严管，全国地铁审批都收紧。

同时期，省委寄希望的太原吞并榆次规划，上面审批不通过，原定太原扩张战略失败。

直到 2024 年，太原人口也只有543 万人。

而 2024 年，甚至连深圳这种人口庞大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地铁都有亏损了，当下很多城市因为当年地铁跃进而财政危机严重。

站在 2024 年回看，当年耿彦波才是对的。

但也有人说，耿彦波在太原也就修了基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啥的，耿彦波都不懂，太原经济在耿彦波手里没有多少起色。

耿彦波除了搞基建外，其实还懂搞产业经济的。

他也知道，在给太原补远远落下周围省会城市的基础建设历史欠账后，那么后面太原在城市交通骨架已成的情况下，就要在经济产业方面更加发力了。

耿彦波做了，而且眼光十分独到，选中了比亚迪。

耿彦波早在 16 年就在太原招商引资比亚迪，并让太原出租车都用比亚迪的，以此换取比亚迪在太原建厂

当时比亚迪还没有后来如此火爆，产能需求不足建厂没多少必要，而且隔壁陕西给比亚迪的，比耿彦波太原给的多多了。

因为陕西、西安除了给了地，换了出租车和公交，最关键是把秦川汽车厂卖给比亚迪，才有了造车的执照。

比亚迪汽车最早的资质和工厂都来自西安的秦川汽车，西安那属于比亚迪大本营。

隔壁陕西是举全省之力补贴比亚迪，眼光独到选中了这个新兴赛道的龙头。

耿彦波也是眼光独到选中了比亚迪，但奈何耿彦波只是一个市长，一个厅级干部，他不是省委书记，他无法聚集全省资源和陕西抢比亚迪。

最终比亚迪只是在太原留下个什么电动大巴的生产线，然后义无反顾投奔西安去了，据说内部会议上耿彦波大骂比亚迪缺德，为了拿单子答应建厂，免费给地给政策，就是不投产，打一枪换个地方，投资远不及当初合同签的。

无能狂怒啊。

还有一个，太原战略规划也不是耿能决定的。

太原毕竟是省会城市，强省会战略不是耿彦波一个人能定的，是省委作出的发展决策，而过去这么多年，关于太原的战略规划，省里一直在变，一开始是太榆同城，想太原吞并榆次，结果上面没通过，山西就搞太忻一体化，往北方发展发展，隔个两三年，就提出一个口号，而山西省委领导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很多人到此一游就走了，没有恒定的发展战略。

这你让耿彦波如何发展？

说到底，耿彦波没办法，他不是省长不是省委书记，他只是一个市长，还是一个后期不受上面待见的市长，市委书记都不是，耿彦波在他权力的范围内搞好了太原基建，已经是大功一件了，太原的整体经济发展已经超出耿彦波能力范围了，我们不能也无法对耿彦波要求太多。

耿市长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只是耿市长，而不是耿书记。

而且，就冲耿彦波在 16 年就能看中微末时期的比亚迪，我们就不能不说耿彦波对经济产业是有一套的。

当然，也有人说，耿彦波的城建交通也不是多牛逼，太原为此负债累累。

这个说法就有点难为人了。

不管是大同还是太原，城改工程在耿彦波任上已经是最低成本了，你见过哪个市长到工地上办公的？你见过哪个市长像包工头一样的熟悉

工程猫腻？

而且，大同太原在耿彦波之前，又不是没有拆迁没有建设，两个地方的城市预算哪年不超，但城市形象年年依旧，为啥耿彦波就能几年大变样？

因为有些人搞建设是真的搞建设，而有些人搞建设只是为了捞油水。

耿彦波自己都说了，官场那一套我太懂了，不辛苦就得到业绩我也会，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想踏踏实实为百姓做事。

而耿彦波一个人用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前面几十年的问题，短时间城市负债怎么可能不高？你要说耿彦波真是只顾眼前不顾未来，那当年他就应该顺从省委旨意去大搞地铁，而不是赌上自己仕途去拖慢地铁进度。

耿彦波在太原地铁这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对一个城市是负责的态度，不是只要眼前不要未来盲目上工程的那种，他的大修大建是建立在弥补历史欠账符合城市发展基础上，是实事求是的搞基建，而不是超乎城市发展水平只为自己刷政绩的基建。

所以，耿彦波搞的基建和独山县那一套有本质的区别。

最后，耿彦波还是退休了。

山西再无耿彦波。

中文系毕业的耿彦波，曾经给华严寺写过一幅对联：

世事熙熙 从来富贵无了局 到此说了就了

人生攘攘 自古名利难放下 如斯当放便放

耿彦波推崇的人生态度，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人生态度。

但是，知难行易啊。

有人拍到耿彦波退休后带孙子，一幅生无可恋的样子：

自古名利难放下，如斯当放便放，知难行易啊。

其实，大同调查小组事件，太原高铁事件中，耿彦波都践行城市发展群众利益优先于自身仕途，可以说，耿彦波对仕途对官帽子，是拿得起放得下的。

耿彦波放得下的，是仕途官帽。

放不下的，是人民群众。

网上有一句评价耿彦波的话：

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长征的那群

人。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耿彦波这样的一群人。

今天，岱岱一个非山西的外省人，特意写文向您致敬，山西谢谢您，中国谢谢您。

文章整理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吃瓜群众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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