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前言

引子 毛泽东的寿宴

第一节：毛刘的交恶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

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第十三节 滴水洞的沉思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第十五节 红卫兵登场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第二十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第二十一节 林彪事件

第二十二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第二十三节 毛泽东的再起

第二十四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

第二十五节 最后的反击

第二十六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评解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后记

# 前言

（1）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传记文学，他曾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

什么是传记文学?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可以简明扼要地给传记文学这样一个定位：“传记文学是讲给人民大众听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故事。”

要求人民大众去一字一句攻读枯燥的专业历史论文，或所谓的“正史”，显然是不现实的。作为中国人，读过正史《三国志》的寥寥无几，读过《三国演义》的却不计其数。因为《三国志》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很差;而《三国演义》是写给大众的读物，首先注重就是趣味性和可读性，因此赢得了无数的读者。

不过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只能算是“文学”，并不能算是“传记文学”，因为它的真实性太差了，即使谈不上“肆意篡改历史”，说它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太远，也毫不过分。《三国演义》的作者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上，客观地描绘这段历史，而是完全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违背历史真实地拔高刘备和贬低曹操，这就违背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话题转到我们的正题：毛泽东和文革。现在中国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可以说多得不计其数，这里且不讨论有关这方面的专业学术论文，专门讨论一下写给人民大众看的“通俗读物”。虽说这种读物的数量也不算少，但绝大部分并不让人满意，又再一次印证了百年前胡适先生的话：“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主要有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作者的立场性太强。很多作者不是站在书外的第三者立场，作为旁观者来讲述，而是作者自己跳到书里去，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这样的书，要不然成为作者宣扬自己政治理念的宣传品，要不然惧怕政治压力，处处掣肘，不敢畅所欲言，达不到“传记文学”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是选材缺乏客观性。真实的历史人物，绝不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好人”或“坏人”，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令他光荣的事情，也有令他不光彩的事情。在描写历史人物的选材时，应该做到客观公正，既选他光荣的事情，也选他不光彩的事情，就像鲁迅所强调的那样，在写人物传记时必须顾及全人。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2）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在选材上的倾向性非常严重，要不然专挑毛泽东光荣的事情，把毛泽东神格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现世神;要不然专挑毛泽东不光彩的事情，把毛泽东妖魔化为一个以整人为乐的现世魔。当然那些书中所说的毛泽东的光荣和不光彩，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但根据单方面的事实来给毛泽东“定性”，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岂不冤哉!”

第三大问题是缺少历史高度的分析。作者过于纠缠于一些琐碎的事件细节，缺少站在历史高度上的分析和洞见，就像谚语说的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因为存在上述问题，我们感到有必要写一本全新概念的“传记文学”，为人民大众讲解毛泽东和文革的故事。我们严格遵守传记文学的标准，力争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成为人民大众“能看懂”和“喜欢看”的读物。

第二， 要把自己定位于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不成为书中人物的代言人，不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

第三， 要选材公平，既选择光荣的事情，也选择不光彩的事件。

第四， 要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这里所谓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如果绝对的真实，把毛泽东的讲话一字不漏全篇照抄，那就成了历史档案，完全失去了可读性。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你们有什么独家秘闻材料吗?你凭什么说你们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呢?”我们的回答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一个个的历史细节，演绎推证出历史的真实。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被广泛地用于侦破案件。犯人一般是不会交待案情真相的，那么如果犯人自己不交待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案情的真相吗?非也!我们可以像福尔摩斯侦探案那样，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最终推证出案情的真相。

在这里，我们把文革和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案件来侦破或破解，归纳总结一个个分散的历史细节，从一个个似乎是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出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最后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推证出这个历史案件的真相。

我们这里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把全书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正文部分和点评部分。正文部分强调可读性和趣味性，完全独立成章;而点评部分是对正文部分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的补充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评解，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兴趣的朋友，只看正文部分即可。

另外，我们还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些评述，力求在给读者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还给读者带来一些哲学的感悟或感顿，让读者通过历史的真实，通过文学的美，去了解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去了解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最后引用一句先哲的格言：读书不是要让你信仰书中的结论，而是要让你思考。

# 引子 毛泽东的寿宴

（1）

1964年12月26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中南海著名的菊香书屋前，没有人踩过的、一尘不染的雪地上，一位已是老态但不龙钟的高大身影，没有规则、也没有韵律、更没有前例地一前一后，忽左忽右，一扭一摆地晃来晃去。如果这不是在庄严的中南海，如果不是在尊贵的领袖书房前，如果不是在戒备森严的全国第一号重点卫戍区，我们的读者可能会以为一个精神恍惚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进入你的视野，也可能会怀疑我在凭空塑造一个莫须有的武侠怪人，还可能……

不，都不是。这个人是与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这个进入你的视野的人，是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以他的意志左右人民的领袖，也是自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长达七十年被人们赞拜，又被人们咒骂的无冕之皇……，不言而喻，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就像被他的臣民赞誉的那样像巨人一般高大，在任何一群人之间，不论从哪个角度一眼看到的，首先必定是毛泽东。这种生来具有的王者之风，使他在周围的高级干部中间，或者在他置身于群众中间时，都显露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和领袖风范，让人下意识地肃然起敬，甚至像感到在上帝面前那样的敬畏。

然而，与毛泽东的高大身躯不相符的，是他简直可以称之为慈眉善目的容颜。一双眼睛既不威武也不智慧，而是妇人般祥和地微微下斜，肥肥的鼻子是韶山人的印记，小而厚的嘴唇怎么也不能与他骂娘的习惯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从三十度角度的侧面来看，毛泽东大而长的耳垂撑起的面相，还真可以说是佛相了!

乍一看，毛泽东的这种勇悍的身材与仁慈的相貌是矛盾的，但是，这对矛盾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的人格就具有了敬畏感与亲和力，这个时候，人们理想中的领袖就诞生了。

（2）

毛泽东做事总是独树一帜的，睡眠也不例外。古代圣哲奉行“随日而出起之，应日而落寝之”的大自然韵律。他们更相信自己是上帝之子，必与神创造的宇宙天地一起运行。而毛泽东的睡眠恰恰相反，他刚刚睡醒时，正好是学校的孩子们完成一天的学习下课的时候，或者是工厂的工人们做完一天的工作刚要下班的时刻，下午五点钟。

毛泽东在这里手舞足蹈是怎么回事?只有警卫员知道这个秘密。原来毛泽东在做他的体操，他自己独创的唯一无二的毛式体操。不过毛泽东并不是每天都做这个毛式体操，他毕生最讨厌的就是循规蹈矩，所以不要想在他身上发现什么定型的东西。不过，贴身机要秘书知道，每次毛泽东做完这个摸不着规律的毛式体操以后，中国多半会发生一场风云突变的变化。

这一天，是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的生日。

毛泽东贵为共和国第一人，并没有给自己过生日请客做寿的风习。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漫长的艰苦战争岁月，高层共产党干部们每天处于生死不测之境，所以没有人在意谁的生日，更没有闲情逸致去举办某个人的生日宴会。

可是今天，毛泽东睡足了觉，做好了全身运动，精神抖擞地前往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参加他自己破天荒第一次的生日宴会，邀请他的老战友，著名的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被邀请的人员，有红军长征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过来的老干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陶铸夫妇、李富春夫妇、薄一波、胡耀邦……，还有劳动模范陈永贵、董加耕，科学家钱学森等，一共四十人。

这些人无不为自己能够参加共和国领袖的生日宴会而兴奋不已，当然还夹杂着无比的自豪，甚至很多人昨天一夜没有合眼，各自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去赴共和国领袖的生日宴会。每一个人都不怀疑，这说不定将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左右自己的仕途。为了今天的生日宴会，中南海已经沸沸扬扬地议论满天飞，据可靠消息，今天赴宴人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亲自画圈审定的。

但事实上，这次生日宴会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策划的，而是由陶铸和罗瑞卿等人特别建议和策划的。如果想知道为什么陶铸和罗瑞卿要为毛泽东策划这次生日宴会，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引发这场宴会的重大伏笔，那就是1964年12月15日到28号之间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子完)

点评：毛泽东的奇迹

（1）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从一介布衣发迹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只有三位，他们是：大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大明帝国的创始人朱元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从一无所有的布衣，成为统领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这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在中国五千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三次，平均一千多年才出现一次，可以说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就这样的奇迹?有四大因素造就了他。这四大因素是：时代因素、性格因素，智慧因素和运气因素。

首先是时代因素，常言道“乱世出英雄”，上述三位从布衣到最高统治者的幸运者，都是生在乱世。如果毛泽东生在当今的和平环境，他这样只有大专文凭的人，最好就是当个中学教员吧。所以要想当英雄的人，以及有能力成为英雄的人，不幸生在了和平时代，除了感叹“生不逢时”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从这点来看，毛泽东幸运地“生逢其时”。当然“生逢其时”人也很多，为什么成功者会是毛泽东呢?这就不能不谈到毛泽东的性格因素。

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他们都是土生土长于这片古老的土地，身上带着淳朴的乡土气质，赤手空拳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他们没有伟大的祖先，不必担心损害先祖的盛名;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先哲圣人的思想束缚。早在学生时代，少年毛泽东就写下：“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的豪言壮语。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什么都不怕!这就是他成功的性格因素。

凡是成就大事业的人，都可以用“有勇有谋”四个字来表述，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既有过人的胆量，也有过人的智慧。不少人把“智慧”理解为知识的多少，考试的成绩，这就大错特错了。所谓智慧，对于科学家来说，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对于政治家来说，就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

（2）

毛泽东的智慧，首先体现他有过人的认识社会的能力，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终于带领共产党打下了中国大陆的天下。不少人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不屑一顾，认为这并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不然，当时共产党内的主流是“大城市暴动起义”，基本上没有人赞成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按照“正常思维”来思考的话，“大城市起义”比“农村包围城市”合理得多，也现实得多。

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第一大问题是时间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是一个“星火燎原”的缓慢过程，要夺取全国政权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事实上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天安门，奋斗了二十二年才成功。而“大城市起义”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快捷过程，只用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能夺取全国政权。绝大部分人一看“农村包围城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就摇头而去，因为具有把铁棒磨成针的耐性的人，实在太少了。

打个比方，你跟风险投资家说：“你给我投资吧，我让你二十年后成为亿万富翁。”恐怕没有一个投资家会光顾你;而你跟风险投资家说：“你给我投资吧，我让你两天之后成为亿万富翁。”有再大的风险，也会有投资家愿意来冒险，毕竟这个一夜之间的成功太有吸引力了。

没有人来投资，毛泽东就自己干。1927年，在上海租界的党中央总部命令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农民军去攻打大城市长沙，可是毛泽东违反上级命令，把这支农民军带上了井冈山，开始实践他“农村包围城市”的设想。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几乎没有人认为毛泽东会成功，因为他们看来，井冈山是一个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的红色孤岛，在孤岛打游击有太多的难题无法解决。

第一难题是军队的吃饭怎么解决?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打土豪分田地，用地主富农的钱粮解决吃饭问题;第二难题是武器装备怎么解决?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敌人给我们造，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第三个难题是兵员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告诉老百姓红军是为了解放贫苦农民的工农子弟兵，动员贫苦农民参军来解放自己;第四个难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些用土枪土炮武装起来的，类似于乌合之众的农民军，能够打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政府军吗?

这个问题就是放到今天，绝大多数用“智慧”思考的所谓“智叟”，也会认为农民军必败，政府军必胜。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企图靠农民军打败政府军的想法，完全是以卵击石，是“愚公”的胡闹。但战争的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不仅打败了蒋介石的政府军，而且农民军越打越壮大，最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在事实面前，那些智叟思考出来的“妙计”，全部都失败了，而毛泽东这个愚公发明的“胡闹”，反倒成功了。这时人们才佩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个深刻认识之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创新思维。毛泽东从一个被嘲笑的傻子，变成一位被敬仰的领袖。

毛泽东成功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运气因素。毛泽东多次赶上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第一个良机是抗战的爆发，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天赐良机是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个知道的人似乎不多，这里多说几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来自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授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始终没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青睐，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与毛泽东无缘，而王明则仗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太上皇”，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不过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成为毛泽东崛起的天赐良机。

在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大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必胜，斯大林的共产苏联必败。一旦苏联败了，中共怎么办?中共党内依附于苏联的“国际派”，惶惶不可终日，阵脚自乱，纷纷给自己找出路，向不依赖苏联的毛泽东的“山沟派”靠拢。最初是康生投靠过来，最后连王明这个国际派的首领，也不得不投靠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忙于战争，根本无暇顾及中国事务。毛泽东就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于1942年2月开始发起整风运动，把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从党的高层清除出去。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就在同年，中共改组政治局，重新成立由毛泽东为主席的新政治局，毛泽东这才真正成为了中共的领导人。

等到1945年苏联从战争中喘过气来，再想插手中共的事务时，毛泽东已在党内牢牢站住脚跟，斯大林只好承认毛泽东这个他不喜欢的、不太听话的中共领导人。也正是因为苏联不喜欢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喜欢苏联，这就为后来的中苏交恶埋下了伏笔。

（4）

现在不少学者著书立传，大谈什么“领袖的资格”，好像一个人必须满足各种各样的前提条件，才有资格当领袖。从他们提出的条件来看，毛泽东成为领导人的“条件”实在太差了。第一，他没有领导的支持，共产国际和苏联都不喜欢毛泽东;第二，他没有文凭的光环，不要说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洋博士学位，连大学本科的文凭都没有;第三，他没有见过世面，不仅没有出国留学过，甚至连出国勤工俭学的经历都没有;第四，他从未学过军事，按照“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观点，毛泽东对军事绝对是外行，是没有资格指挥军队的。

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倒是从日本军校科班出身的军事内行，而且还带着一个德国军事顾问的幕僚班子。蒋介石加德国军事顾问的班子，对军事可以说是内行中的内行了。但这个内行的军事班子，居然打不过毛泽东这个军事门外汉，这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按照学者们的“领袖的资格”理论，永远理解不了为什么毛泽东能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于是各种阴谋论纷纷出笼，说毛泽东上台的原因，是他在延安整风中用各种阴险的整人手段，把政敌统统整倒之后，才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这种说法虽说可以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但它却完全误导了历史的真实。

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身边只有数百人;而到1945年，中共发展到几十万党员，上百万军队，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共的力量差不多增长了一万倍。这谁领导中共取得了一万倍的增长?是王明吗?刘少奇吗?朱德吗?周恩来吗?除了毛泽东，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这个巨大成绩由他的领导取得的。毛泽东取得这么大的政绩，就是总统选举也会连任，所以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人，那是众望所归，根本不需要什么阴谋。如果那时毛泽东没有成为中共领导人，那倒是有人做了手脚，搞了阴谋。

蒋介石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的军事学得不够好，也不是因为德国军事顾问的水平不够专业，而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天才，天才本来就是不需要学习的。

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创建一个共和国，靠土枪土炮的游击队打败洋枪洋炮的正规军，靠一个军事门外汉打败一个军事专家组成的班子，这些在一般的凡人看来，都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除非会出现奇迹。但毛泽东硬是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于是那些肉眼凡胎的人，就把毛泽东奉为神明了。

毛泽东不是神，他也是人，但他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英雄。如果要问英雄和凡人的区别在哪里?那就是：凡人不相信会出现奇迹，而英雄相信会有奇迹出现，他们本身就是奇迹的创造者。(本节完)

# 第一节：毛刘的交恶

（1）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从这个会议的议题就可以看出，它本应是一个没有悬念的轻松愉快的会议。参会的高官们个个抱着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这次会议。然而他们没有料到：这次会议竟然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盖子，就把中国引入一场长达十三年的混乱，几乎参会的高官没有一个逃脱得了悲剧色彩的沉沦与复生。

参会的文武高官都是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在当时贫穷的中国人民中间，他们还谈不上十分富有，但他们对自己的地位还是满意的。1964年12月15日的会议开幕式上，各位高官已经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们习惯性地等待永远是最后一个到场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核心，所有重大会议一贯是毛泽东坐镇。1959年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也就是不再直接过问中共党内的具体事务，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共党内和国家的大事。尽管刘少奇是“一线领导”，毛泽东是“二线领导”，但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的威慑，一天也没有消失过。

正当大家在和祥的气氛中，静静等候毛泽东到来的时候，刘少奇出现在以往毛泽东坐的主持人位置上。一贯不苟言笑的刘少奇，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板着一副微皱眉头的脸，一身中山装永远笔挺合身，过早白了的头发，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66岁要老很多。长年从事白区地下党工作，养成刘少奇喜怒哀乐不露声色的作风，幽默和调侃完全与他无缘。刘少奇主持会议时，更是没有废话，开口便语出惊人地说：“主席身体不好，且处于二线，这次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了各地，就不必请他参加这次会议了。”

刘少奇的话让到会的众位高官惊奇得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刘少奇的话让大家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之时曾有约定，一般性的中共工作会议他不参加，但重要会议要请他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各个省的领导都来参加的全国性大型会议，这样的重要会议按照惯例，是应该请毛泽东参会。可刘少奇却说“不必请毛泽东参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高官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虽说已经炼成“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但各种复杂的表情，还是隐隐约约地跳到一些高官的眉宇间。从他们微微张开的嘴角，流露出各种大胆的测想：

“莫非毛泽东真的彻底退休，把大权交给刘少奇了?”

“莫非改朝换代的前奏即将开演?”

“莫非…

高官们隐藏起心中的胡思乱想，饶有兴趣地竖起耳朵继续听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说：“我多次强调，没有去蹲点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

到会的高官们都知道，刘少奇曾在湖南省蹲点44天，而毛泽东从未蹲过点，所以刘少奇说的“不蹲点就没有发言权”的话，大家都感到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

（2）

刘少奇与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按照个人资历、威望、业绩，当然是周恩来远在刘少奇之上，但毛泽东偏偏把刘少奇提拔在“第二把手”，周恩来变成“第三把手”，这无形中也助长了刘少奇的傲气。

这时，周恩来浓浓的双眉平静地横卧在他那双清澈深邃的眼睛之上，对着一板一眼讲话的刘少奇，更是一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的样子，甚至掏出一个小本子来记录。这又像要鼓舞刘少奇那颗亢奋的心，又像要节制刘少奇那越来越放肆的口吻。

在周恩来那滴水不漏、谦虚谨慎的儒家风范中，无疑两层意思都包含，可是刘少奇更愿意理解成鼓舞，他继续大胆说下去：“这几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乱指挥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这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乱指挥”是指谁在乱指挥?“跌下台”又是说谁要跌下台?很明显，这些话都不点名地指向毛泽东。刘少奇又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这简直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了。一贯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现在要向毛泽东挑战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被告知参加这个会议，但毛泽东什么都不缺，其中最不缺的就是“耳目”，那才真可谓“主席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刘少奇既然敢这么说，当然也不怕毛泽东知道，这才叫挑战嘛。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果然生气了。如果这些挑战的话是别人说的，毛泽东倒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可是刘少奇这个挑战者的挑战资本却是毛泽东给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全力提拔与扶持，刘少奇怎么可能会有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地位?刘少奇用毛泽东给他的资本来挑战毛泽东，让毛泽东难以压抑住胸中的忿怨之火狂烧。鲁迅说过：“假如同一阵营中的人，从背后给我一刀，我对他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毛泽东现在的心情正如鲁迅说的那样，除了生气，毛泽东更有一种男人的怨恨：“老子提拔你，你小子却反过来爬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来了!”

无疑，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的挑战之举，看成是最不逊的冒犯，即冒犯了“义”。所谓“义”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必须遵守的理念，这种“义”超出了骨肉之情，也超出了人的本性，比生命还宝贵。毛泽东虽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这之前，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无法超脱汉民族“忠义”思想的男人。毛泽东无法容忍这个“忘恩负义”的挑战!毛泽东要说话了，毛泽东要行动了，毛泽东要反击了。

（3）

毛泽东虽然生气，但他也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直接去找刘少奇问罪。因为这样就成了莽汉的吵架，太没有政治斗争水平了。毛泽东绕过刘少奇给周恩来打电话，用质问的口气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我虽然退居二线了，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吧?”

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用意有两个：第一个用意是把他的不满，通过周恩来转告给刘少奇;第二个用意是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拉拢周恩来和他一起反刘少奇。

周恩来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他马上领会的毛泽东这个电话的用意。周恩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毛泽东开始疏远刘少奇，而向自己靠近。尽管毛泽东多次有意无意地向周恩来透露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周恩来从来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这次也是一样。周恩来立即在电话中回答说：“我马上把主席的意思转达给少奇同志。我们大家都欢迎主席来讲话，这个会一直要开到12月28日才结束，请主席12月20日过来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好吗?”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明白自己的心意，立刻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12月20日去参加会议。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就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参加12月20日这次会议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今天来开会是冲着刘少奇来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刘少奇这天为马上要开幕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工作而缠身，以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日程表，从早上就一环接一环往后拖了五分钟，一共办完六个议事。结果刘少奇在毛泽东已经入座后，居然还没有到场。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永远最后一个进场的，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等”这个字，况且，他今天就是应刘少奇的挑战而来的。毛泽东见刘少奇本人还没有来，于是很不高兴地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近年来，毛泽东一直把刘少奇戏称为“秦始皇”。

大家都抿着嘴不吭声，还是邓小平有胆量，回应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说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向我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这样的待遇，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右倾很严重，从三届人会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

（4）

“说曹操，曹操到”，毛泽东这边话音刚落，刘少奇就匆匆忙忙地进门来了。大家以为刘少奇要先到毛泽东面前，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几句，可是今天的刘少奇像吃错了药，一改平时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礼节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或者说是事务性地朝毛泽东点点头，淡淡地解释一句：“有点事情被缠住了。”

毛泽东心情不快，撇了一下嘴唇，又用讽刺的口吻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令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然后毛泽东转向大家说：“今天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吧。”

建国以来，只要是毛泽东参加的会议，理所当然毛泽东便是会议的主持人。今天毛泽东居然一开金口，让刘少奇主持会议，大家摸不着毛泽东的意图，既不好说反对，也不好说赞成，于是大家就干脆把眼睛从毛泽东那里移开，每个人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装作看桌上的文件。

刘少奇当然也不至于傻呵呵地真的主持起会议来，他比谁都了解毛泽东，会议主持人意味着主舵方向，这个大权，只要毛泽东在，就非毛泽东莫属。于是刘少奇急忙再三执意推却，毛泽东似乎满意地咬了一下嘴唇，改口说：“那么就请少奇同志先讲话么。”

刘少奇以为自己推掉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的建议，谦逊的姿态也表了，毛泽东应该满意了，于是就不再推让，首先开始发言起来。

自从毛泽东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惨败后，他不得不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国家经济和恢复和调整。这几年刘少奇主持搞经济恢复，十分成功，这使得刘少奇的威信骤然上升，他自己也不免有点飘飘然起来，甚至放肆地自喻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

随着刘少奇的威信和地位的上升，很多中央高干和地方大员，渐渐开始把刘少奇奉为神明，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过了时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不懂经济，毛泽东领导干革命、打江山是英明伟大的，但让他来领导搞经济建设就不行了。今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这样不懂经济的人，就好比旧时代的恐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让位给刘少奇这样懂经济建设的人来领导。”

在这种“看法”的笼罩下，毛泽东的话，在党内越来越被当成是耳边风。虽说表面上人们对他的态度还是那么毕恭毕敬，可是转眼就把毛泽东的话丢到脑后去了。毛泽东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对外宾幽默地说：“他们把我当作死去的祖先，供在庙里，涂了金粉，束之高阁。”

（5）

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众人的目光聚集下，开始讲话：“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就是必须下去蹲点……”刘少奇的讲话内容中，丝毫没有提到毛泽东，果然是把毛泽东当成“死去的祖先”。

刘少奇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毛泽东看着刘少奇，脸上的不爽表情越来越明显。过去刘少奇讲话，不时要停下来征询一下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刘少奇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中，有104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4次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到了1964年的今天，刘少奇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只顾讲自己，居然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没有任何要向毛泽东征询意见的表示。

刘少奇继续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四清’运动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刘少奇这里说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整顿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集体财产的问题，所谓“四清”就是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

毛泽东见刘少奇既不提到他，也不来征询他的意见，只得主动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

这里毛泽东说的“四不清”干部，指的是有经济问题的基层干部，即账目不清楚，仓库不清楚，财务不清楚，工分不清楚。毛泽东继续说：“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我们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要管那些当权派，共产党的当权派!他们带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毛泽东又一次把他独创的新名词亮出来，就是咄咄逼人的三个字“当权派”。无独有尔，十二年前的1942年，毛泽东发明一个“宗派”的新名词，掀起了延安大整风，把得宠斯大林于一身的王明从赫赫显要的党内第一把交椅上成功地拉了下来。现在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当权派”，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自己。只要刘少奇稍微一个转念，就不难悟出“当权派”这三个字里隐藏的凶兆!

是刘少奇一时糊涂了?还是刘少奇豁出去了?毛泽东说“中心问题是整党”，刘少奇却提出不同看法，说：“整党当然重要，但群众中也有严重的歪风邪气，不整也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过去的刘少奇，极少在会议上与毛泽东唱反调，一旦看到毛泽东的不满，就立即修改自己的主张，消除与毛泽东的分歧，或者通过自我批评达成谅解。但今天的刘少奇，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刘少奇了，开始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了。

（6）

毛泽东心中的不爽和不满，进一步发展到生气，他反驳刘少奇说：“群众中的歪风邪气当然要整，但首先要整党，整当权派。对待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待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要有个重点。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有一首诗中说‘擒贼先擒王’，这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豺狼倒了，剩下的狐狸再慢慢‘清’嘛。群众就怕你不搞那个大的，不搞那个当权派。”

刘少奇也不退让，继续与毛泽东唱反调，说：“当权派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说：“不管有多少矛盾交叉，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再次唱反调，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有的，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派’?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被刘少奇问住了，一急之下，脱口说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

中国人都是死要面子的，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面子，不仅死不认错，还要坚持错误。毛泽东作为中国人，也很难免俗，他明白自己刚才是一时的气话，不能算数的，但他也不肯收回这句话。后来毛泽东这句随便脱口而出的气话，“文革”时居然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见毛泽东说出气急败坏的话，却没人敢出来调解，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周恩来，希望他出面来调解一下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主席的对立情绪。

周恩来本是党内调解矛盾的高手，各种人事矛盾经周恩来一调解，常常都能化干戈为玉帛。要是在往常，早在两位主席搞得这么僵之前，周恩来就会出来打圆场了。可是今天，周恩来也一反常态，垂下浓密睫毛，两眼看着桌上的文件，右脸的酒窝不再有表情呈现，一言不发。

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其他人就更不敢说话了，连邓小平也耸拉着他那下斜的眉毛，会场陷入死寂一般的沉静。

（7）

毛泽东见众人都不说话，只好转开话题说：“‘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点就是当权派。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工作就会走了样。”

刘少奇却不买毛泽东的帐，在众高官的沉默中，继续一个人唱反调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是主要的。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的话，说：“不要听一些人散布的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哪个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没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刘少奇也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说：“矛盾的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不示弱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用他惯用的拔高手法，再次反问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刘少奇也用他惯用的政务说教，有理有据地说：“矛盾的性质是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表面上看上去一言不发的众高官们，内心中都在进行自己的思考。他们在理性上同意刘少奇的说法，但在感情上，又是同情毛泽东的。这些高官们能有今天的地位，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的提拔、重用和关照，他们对毛泽东怀有感恩之心。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扶持，刘少奇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看到今天刘少奇这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然让不少人对毛泽东同情起来。

毛泽东似乎辩不过刘少奇，只好用自嘲的口吻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两位主席弥漫着火药味的唇枪舌战，与会的常委们没有人敢站出来趟浑水，既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毛泽东，也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刘少奇，会场鸦雀无声。从延安时代起，每当毛泽东与王明等人发生路线斗争冲突时，刘少奇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确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联盟，同时刘少奇也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居然也会反目成仇。

会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坐着自己的大吉斯轿车离去，周恩来布置了几句第二天的事情，也匆匆地离去。这时周恩来不愿意在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留下任何悬念。留下没有必要的疑惑，是政治家最容易失足的盲点，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周恩来，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总是小心谨慎到滴水不漏。

（8）

三位领导人一走，剩下的政治局常委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些政治局常委，都是当今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满足自己现在这个多年浴血奋战得来的地位，认为你死我活的革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了安安稳稳坐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们不希望政局变来变去，从心底里由衷地盼望运动不起，斗争不来，世态不变，自己的官位可以稳稳当当地坐下去。

如果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和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反目的话，势必在党内引起一场大震动，势必进行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和大洗牌。这样一来，他们这些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当中，肯定会有不少人丢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常委们真心地希望毛泽东与刘少奇重归于好，希望现在的太平形势维持下去。

常委们都熟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为人，知道他们两人都是要面子的人，不会轻易认输认错。因此常委们冥思苦想，设法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搭一个台阶，让两人不失面子地走下台来，言归于好。这时有人想起，再过几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如果借着给毛泽东祝寿的机会，让刘少奇和毛泽东换个话题好好谈一谈，叙叙旧，或许两人也就一笑泯恩仇了。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只是毛泽东没有生日祝寿的习惯，必须有谁去说动毛泽东办一次生日寿宴。在这些常委当中，近年来与毛泽东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陶铸和罗瑞卿，于是两人受大家之托，去见毛泽东。

陶铸和罗瑞卿驱车赶往毛泽东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去讨毛泽东的生日喜酒，想借生日宴会的名义，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昔日的战友，搭一条和解的喜鹊桥。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以喜冲凶，以寿迎喜的习惯。

陶铸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又比毛泽东小15岁，是那种称毛泽东为大哥也不奇怪的关系。而且，陶铸和毛泽东一样，有一股子辣脾气，不过如果与他的湖南老乡大辣子彭德怀相比，陶铸就算不上真正的湖南人了。陶铸率直，但更注重行动，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这次出面劝毛泽东举办寿宴，可以说是非他莫属。

罗瑞卿是四川人，可是他并不矮。中国出了一个四川人邓小平，邓小平的名气往往误导人们认为四川人就是矮个子。看看罗瑞卿就知道，他的腿特别长，与他那不离身的军装非常相配。可是作为共和国戎马倥偬、身经百战的大将军，罗瑞卿的脸部构造显然太过斯文了，不知道底细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位教授。罗瑞卿那轮廓鲜明的细长双眼，像用竹片切开一样地清秀，笑起来不露牙齿，显得他有一种内在的神经质，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与他后来遭受迫害自杀未遂也许有内在的关系。

（9）

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高官，心中忐忑地来到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不从轻易听人劝告的伟人，要说服毛泽东破例搞一次生日宴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果然，陶铸一开口，毛泽东连想都没想，一句话就顶回去，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

陶铸也不是等闲之辈，多年的跟班，对毛泽东不愿用公款请客的作派，孤高的脾气，不敢说是了如指掌，也可以说是心领神会。陶铸知道毛泽东不会用公款请客，就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突然猛拍一下他那平平的脑后门，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脱口说：“主席，不是做寿啊，我们就是想请主席拿出一点您的稿费，请请客嘛。”

毛泽东早就成为中华第一的“畅销作家”，《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稿费，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陶铸这个甚至略带撒娇的建议，不仅满足了毛泽东作为“畅销作家”的虚荣心，也满足了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的成就感，更提供了毛泽东想做又拉不下脸做的事，那就是隐藏在毛泽东心底与刘少奇讲和的愿望。毕竟毛泽东马上就71岁了，到了人生古来稀的年龄，总会不由地生出怀旧的心境，更会生出思念旧人的旧情。

毛泽东装作左右为难的样子，然后以一个尊者的口吻说：“既然你们都要我请客嘛……，那我就请吧。”

毛泽东一旦露出好商量的口吻，马上变成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一双下斜的眼睛有一点眯起来，眼角的鱼尾纹灿烂地绽开。陶铸和罗瑞卿顿时心头一热，更加庆幸他们今天的大胆。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时候刘少奇也和他们一起，坐在毛泽东慈爱的鱼尾纹眼睛之下，仰望这令人感动的一幕。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天翻地覆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也许罗瑞卿一年后(1965年)的悲惨遭遇，陶铸两年后(1966年)的悲惨遭遇就会化为乌有!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使人惆怅，正是应了毛泽东那句千古绝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陶铸和罗瑞卿兴奋地相互对视一下，一前一后地说：“生日寿宴请汪东兴同志和江青同志筹备吧?”

连这个细节他们都替毛泽东考虑周全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叫东兴来。”

（10）

汪东兴是护卫了毛泽东十八年的警卫长。汪东兴可以说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中长大的，1930年仅14岁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16岁入党，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自从汪东兴1947年当了毛泽东的警卫长，他的好运就一直持续下来，其实这与汪东兴的改名有很大的关系。

汪东兴原名“汪冬兴”，参加了革命，识了字以后，他了解到太阳升起的“东”，比寒冷的“冬”更吉祥、更明亮，于是就给自己改名为“汪东兴”。中国古代历来有姓氏学，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会交好运。当汪东兴被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见到汪东兴，就同意汪东兴来作自己的警卫长。这一个是汪东兴的“红小鬼”经历，另一个就是汪东兴的名字。毛泽东觉得汪东兴的名字吉祥，有“泽东兴旺”的寓意。

陶铸和罗瑞卿看到毛泽东打发警卫员去叫汪东兴，马上知趣地退了出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两人乘胜追击，驱车直奔中南海中刘少奇的住处福禄居。

陶铸和罗瑞卿本以为刘少奇得知他俩争取到毛泽东开生日宴会，会喜出望外，因为这是刘少奇不失面子地主动与毛泽东和好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的表情无动于衷，丝毫没有高兴的表示，这让陶铸和罗瑞卿十分意外。不过两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劝刘少奇，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借机向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毕竟毛泽东是第一把手，总不好让第一把手向第二把手低头道歉吧。

听了陶铸和罗瑞卿的话，刘少奇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谈谈地说：“谢谢两位的好意。”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有点纳闷，难道刘少奇吃了秤砣，铁了心要与毛泽东闹翻吗?两人见刘少奇没有多谈的意思，只得告退出来，王光美送他们到门口。临走时，两人又用诚恳的语气，再次拜托王光美好言相劝刘少奇，一定要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给毛泽东赔个礼，道个歉，缓和一下两人的紧张关系。

王光美却也淡淡地回答说：“我也正想与少奇谈谈心呢。”

这个似答非答的回话，让刘少奇断送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的生命，这是后话了。【本节完】

点评：中共“四巨头”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人们把中国共产党内的四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称为“四大领袖”或“四巨头”。新中国的六个最高职位：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都由这四巨头包揽。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朱德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除了刘少奇被打倒以外，其他三人都是到死为止的终身任职，无人能撼动他们的位置。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四巨头”的来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700多人登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的残部20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军会师，两者合并成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带来的人多，所以朱德任红军总司令;而井冈山的地盘是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中共的体制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虽说毛泽东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还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那时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是王明，可是毛泽东的名气，却反过来大大超过他的顶头上司王明。这是为什么呢?

最巧妙的宣传，不是自己出钱出力去搞宣传，而是让别人出钱出力来替自己宣传，毛泽东正是巧妙地利用敌人来宣传自己。他领导的红军所到之处，就在墙上写上一个革命标语，然后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这样一来，新闻报纸马上把红军称为“朱毛红军”，国民党更是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要剿灭“朱毛匪军”，磨刀霍霍地扬言要“杀朱拔毛”，甚至还编了儿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

毛泽东和朱德借着敌人的宣传力量，一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人物。当时中共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并不公开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红军中间，一般的红军士兵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敌人大肆开动的宣传机器那里，都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名，很多人都误以为毛泽东和朱德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个由敌人宣传起来的名声，对于他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2）

就在毛泽东把江西“农村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悄悄地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党内的地位已经高于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放任，攻击性强，不太听话，很难让上司喜欢。所以毛泽东这个人，要不然当第一把手，要不然什么都不当，他是不适合给别人当副手的。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时，是违反上级指示自作主张，而不是遵命行事。只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好了，上级党中央才追认了他的行为。而周恩来的性格与毛泽东相反，自制沉稳，亲和力强，比较听话，上司一般都很喜欢，是非常理想的当副手的人才。

1931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根据地后，因为毛泽东说话放肆，不听话，上级领导们都不喜欢毛泽东，很快他就被撤掉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排挤出军队，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虚职。之所以还给毛泽东保留一个高级虚职，是因为他在敌人那边的名气太大，如果毛泽东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这是中共领导层所不愿看到的。后来红军长征时，有人又提出把不听话的毛泽东留在江西，不带他去长征，可是上级领导们还是考虑到，如果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被国民党抓住或打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的士气，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带着毛泽东一起长征。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毛泽东被撤职的事。不听话的毛泽东被撤职后，听话的周恩来接任红军总政委，在一段时间当中，周恩来成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部下。周恩来上任后，请来两位高人当他的左右手：一位是外国军事专家李德，另一位是留洋将军的刘伯承。周恩来请李德当军事顾问，请刘伯承当红军总参谋长。

李德是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毕业于苏联著名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并亲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事专家;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三年，是中共将领中极少的在外国学过军事的“留洋将军”。

当时周恩来按照“常识”来思考：毛泽东只是一个国内二流师范学院毕业的大专生，除了读过几本《水浒传》之外，没学过任何军事理论，勉强算一个“业余军事家”吧。相比之下，李德是外国军事专家，刘伯承是留洋将军，他们的军事指挥水平，理所当然应该比毛泽东高明很多吧。即使把这件事放在今天，我们也不应说周恩来选择李德和刘伯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个是外国专家，一个是留洋博士，而毛泽东不过是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不管从哪个标准选，也不会选毛泽东吧。

（3）

可是事实超出了周恩来的想象，真的打起仗来，李德这个外国专家和刘伯承这个留洋将军，还真不如毛泽东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这时周恩来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天才，对于天才来说，“常识”的标准是不适用的。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支持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军队，并甘当毛泽东的副手，树立起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周恩来虽然成为毛泽东的副手，真心辅助毛泽东，但他在军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势力，甚至大大超过朱德这位军界元老。抗战爆发后，中共建立两支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司令是朱德，但八路军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而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则是周恩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路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新四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成为解放军，到1949年形成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兵员16万，司令员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兵员28万，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兵员82万，司令员陈毅;第四野战军，兵员150万，司令员林彪;华北野战军，兵员24万，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部队。第一野战军是亲毛泽东的部队，第二野战军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对半，因为刘伯承是亲周恩来的，而邓小平是亲毛泽东的，第三野战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第四野战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

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谁的枪杆子多，谁的势力就大。在1949年，亲毛泽东的军队合计约204万人，亲周恩来的军队合计约96万，毛泽东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这就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过周恩来在军队的势力也不可低估，毛泽东对周恩来不得不让三分，让周恩来掌握中国第二大的实权。后来刘少奇和林彪，虽说在党内排名上一度高于周恩来，但他们的实权，都赶不上周恩来这个国务院总理。

朱德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军队中可以算是资格最早的元老。朱德的打仗水平其实也不差，但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幸的是朱德遇到毛泽东这个军事天才，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在井冈山时期，经常是毛泽东和朱德各带领一支队伍去打仗，往往是毛泽东打胜而朱德打败，或者是毛泽东大胜而朱德小胜，这样朱德在军队中的威信就越来越低，人们普遍认为朱德指挥打仗是不行的。其实并不是朱德不行，而是毛泽东太行了。

后来朱德也看出自己不如毛泽东，干脆就把军权让出去，让给毛泽东去干，他只是挂一个总司令的名。朱德这个挂名总司令，从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一直挂了下来。在党内，朱德也基本不管事，这个“不管事”，又反过来成为朱德在党内一直身居高位的法宝。一个人管的事越少，得罪的人就越少，遭到的反对也就越少。朱德不管事，也就不会得罪人，大家都说朱老总是好人，老实厚道，没有人去为难朱德，没有人要把朱德拉下来。

但朱德的不管事主义，老好人主义，只能保住他一个人的位置，却不能拉起一支拥戴朱德的团队。因为朱德不管事，不去为他的手下人争地位和争利益，所以在朱德手下干得不到什么好处，当然也就不会有人为朱德卖命了。这样一来，中共四巨头当中，毛泽东有一个团队，周恩来有一个团队，刘少奇也有一个团队，只是朱德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即使朱德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的资格极老，口碑极好，在党内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刘少奇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基本没有插手军队的事情。所谓“白区”，指的是在国民党占领区做地下工作。当时中共在白区的党员人数较少，远不如红区的人多，但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都是十分能干的精英，他们的个人才能，总体上要大大高于“红区”的农民干部，因此“白区”共产党的总体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这样一来，作为白区干部总领导的刘少奇，在党内也就有了相当的实力。

还有，刘少奇的工作性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军头没有工作来往。一旦没有了工作来往，也就不会产生矛盾和恩怨，所以军方各派对刘少奇在党内占据第二把手的高位，反而没有特别大的异议。

最后，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把毛、周、刘、朱这“四巨头”在党内的实力，用百分比来表示。在1949以前，毛泽东派大约占$50%$ 的实力，周恩来派大约占 $30%$ 的实力，刘少奇派大约占 $15%$ 的实力，朱德派大约占 $5%$ 的实力。当然这些数字不能说是非常精确的，但基本上反映了“四巨头”的实力对比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胜利的终点，又是一个难关的起点，这个难关就是怎样分配胜利果实。历史上革命成功之后，因为分配胜利果实或“分赃”不均，引起自相残杀的内讧、内乱、内战的例子，可以说枚不胜举。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所谓“军阀混战”的内战。这场内战的本质，就是因不满分配胜利果实而引发的内讧。所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从贫穷的延安打进繁华的北京城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分配胜利果实的问题，这是对毛泽东掌权能力的一大考验。

（5）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四巨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党、政、军”这三大权力中心的权力分配是这样的：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副主席。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第一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政务院：周恩来总理。

全国政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

因为当时还是战争体制，四巨头在党、政、军方面都有交叉任职，没有清晰的权力分配。直到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和平时代，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四巨头才进行清晰的权力分配，分配结果是：

毛泽东的势力最大，任中央军委主席，主管最重要的军队，也就是管“枪杆子”;

周恩来的势力第二，任国务院总理，主管第二重要的政务，也就是管“钱袋子”;

刘少奇的势力第三，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主管党务兼宣传，也就是管“笔杆子”;

朱德的势力最小，基本上没得到什么实权，只是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有职无权的虚位，成了一个“花瓶子”。而且因为解放军体制改革，取消了总司令，这样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连续当了26年的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

在这次权力分配中，朱德实际上被排挤出局，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三巨头之间的权力分配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排除了交叉任职的情况。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中，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没有任何职务，他们两个在名义上彻底退出了军队。但周恩来这样在军队中根子很深的人，名义上退出军队，实际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周恩来退出军队时还留下两个亲信：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成为他影响军队的基石。粟裕是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是军队中战功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大功臣。

毛泽东独揽军权之后，在各方面抑制周恩来派系的原新四军出身的人。比如1955年军队评十大元帅，最初的方案是九大元帅，原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人一个也没有。后来经过周恩来力争，才让原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成为排名第六的元帅，但粟裕就没能成为元帅，很多人为这位解放军中战功第二的名将没有成为元帅而深感不平。另外还有四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李先念(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谭震林(原新四军第六师师长)、邓子恢(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张鼎丞(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按条件应该授予大将军衔，但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毛泽东对胜利果实的分配还是比较成功的，除了高岗、饶漱石等人对分得的权力不满，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外，三巨头对这次权力的分配基本满意。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之后，三巨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斗争的起因，并不是因为对这次胜利果实分配的不满，这与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分赃不均”的内斗，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本节完】

#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

（1）

前面说到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由陶铸和罗瑞卿提议，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和江青操办，客人的名单则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甚至连寿宴的座位排布都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

客人一共三桌，劳动模范陈永贵和董加耕，被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左右手，陶铸夫妇和罗瑞卿也许是“请愿”有功，也被安排在与毛泽东同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高官和老战友，则被毛泽东安排坐在另外两桌。“高官”们只有陶铸夫妇和罗瑞卿获得与主席同坐一桌的殊荣，可以看出在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对陶铸和罗瑞卿的信任与喜爱是溢于席面的。

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得宠者，没有一个是自始至终得宠的，即便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最信任的康生，那样奋不顾身地为毛泽东大打出手，得罪了文武百官，但整风过后，毛泽东暂时不需要打手了，康生就坐起了冷板凳。所以另外两桌上熟知毛泽东的高官们，并没有人羡慕陶铸和罗瑞卿的得宠，反而还有点为他们担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这个爱与恨通常只隔着一层纸。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与陶铸和罗瑞卿之间的这层爱与恨的纸，那么快就被捅破了。

毛泽东的布鞋，在菊香书屋前的雪地里做他那独一无二的体操时，被雪渗湿了。但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里热烘烘的暖气，马上就把那种阴湿不快之感烘走了。毛泽东做了体操后，食欲也上来了，一种久违的空腹感正在挑逗起人的斗志昂扬。

毛泽东之所以采纳陶铸和罗瑞卿的建议，破例搞这次做寿的宴会，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心底里，还是有与刘少奇讲和的意愿。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借着这个轻松的机会，在大家面前主动向自己道歉或检讨，两人尽释前嫌，终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再一次破例提前来到会场，他虽然一脸祥和，但眼光却在扫视四周，比毛泽东早进入会场的是：陶铸和夫人曾志、罗瑞卿、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等，而他最期待的刘少奇的身影，却没有进入他的视线。

毛泽东心中不爽了，一股“气”悄然从心底上升。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是个聪明人，如果刘少奇有心借这个机会向自己道歉的话，他应该早早来到会场，在毛泽东一到场的时候，就主动迎过来问寒问暖，借祝寿来表示友好，借祝寿来表示歉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提前来，难道真会是那么忙么?毛泽东当然不相信。

虽说毛泽东心里有气，但还是面带微笑，摆出东道主的风格，招呼各路诸侯说：“坐么，大家都坐么。”

过了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才陆续来到，毛 泽东微笑着用最儒雅的手势，再次招呼大家坐下。四十位客人齐刷刷 地坐下，等待着毛泽东发表一个生日感怀的演说。

（2）

可是毛泽东一生最厌恶教条主义的繁文，他没有按照世俗的惯例，来一个诞辰感怀的演说，而是开门见山地说：“罗长子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来请。”罗长子是罗瑞卿的别号。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今天不是祝寿，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

赴宴者们正要说他们精心准备好的祝寿词，毛泽东却不等别人插话，马上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

听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到会的人想说的祝寿词都不敢说了，会场上一片鸦雀无声。

毛泽东一开始他的虎气，就一发不可收拾。毛泽东自己的老虎尾巴是摸不得的，但是摸别人的尾巴却是抓住不放，他面对众位高官谈起这个“翘尾巴”的话题还不罢休，继续对坐在身边的劳动模范们，用谆谆告诫的口吻，再次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作一点不要翘尾巴，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劳模们诚惶诚恐地接受毛泽东不要翘尾巴的教导，但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想要说的翘尾巴的对象，那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因为这几年搞恢复经济搞出了成绩，所以毛泽东告诫刘少奇做出了成绩也不要“翘尾巴”。毛泽东接着说：“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是‘教条主义’吧。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嘛。”

毛泽东这些话，每字每句都是针对刘少奇说的。因为刘少奇不久前在会上说：“没有去蹲点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刘少奇还说：“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所以毛泽东在这里以牙还牙地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

当毛泽东说出政治家最忌讳的“搞独立王国”的措辞时，参加宴会的人心里都是一惊。原本喜庆的寿宴，变成毛泽东一个人喜怒笑骂的独角戏。笼罩在生日宴会上空的，是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氛围。

毛泽东对他自己的重量级发言，必求一言九鼎之效，对现在会场上的紧张气氛颇为得意。毛泽东平时讲话时，周恩来喜欢插话，今天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支到远离自己与刘少奇同一桌，周恩来也插不上话了。

（3）

与毛泽东这一桌的人，除了陶铸夫妇与罗瑞卿外，都是第一次与毛泽东同席。况且毛泽东把陈永贵和董家耕这样的第一线工人农民安排与自己同坐，使他们即惊恐又兴奋，这种与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席喝喜酒的事情，是毛泽东以前的历代工人农民都没有过的。可想而知，陈永贵、董家耕等人在这种场合不知所措，给主席敬酒怕不得要领，陪主席喝酒怕不够身份，左右为难，除了虔诚地陪着笑脸以外，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毛泽东也不管他人，自己自斟自饮。毛泽东今天喝多了一些，人一喝多话就多，只见毛泽东一会儿嬉笑，一会儿斥责，一会儿自嘲……。周恩来为了缓和寿宴的气氛，把不久之前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赞扬钱学森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没有提到钱学森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功绩，钱学森本人也许会感到有点失落，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提这个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只是表扬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的“小事”呢?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时更关心的不是原子弹，不是经济上的“超英赶美”，而是改造人的思想，是“反修防修”。在这里，毛泽东不露声色地给他的高干们敲了一个“反修防修”的警钟。

毛泽东的文章是党内一流的，毛泽东的诗词是中国杰出的，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带有一种帝王的为所欲为的霸气，还有一种诗人的孤芳自赏、故弄玄虚，使一般人的思维很难跟上，经常要绞尽脑汁猜来猜去。

这时毛泽东忽然问身边的陈永贵说：“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赶紧挺直身板回答说：“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员们的觉悟都普遍提高了。”

毛泽东点头说，“好!四清运动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四不清’的问题。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听到毛泽东说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话，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看到大家吃惊的脸色，更进一步对陈永贵说：“可以给你透个风，我担心的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汗的资产阶级分子。你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的上面，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陈永贵不知怎么回答，只好使劲地点头。毛泽东又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4）

这下陈永贵更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全场的人听了，也是面面相觑，一片鸦雀无声。毛泽东看看大家，用自嘲的口吻朝坐在另一桌的刘少奇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当时在座的高官们，还以为这不过是毛泽东随便说的气话，谁也没想到，仅过了几个月，毛泽东真的把自己的老婆江青推上了政治舞台，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竞赛”。这是一场“玩命的竞赛”，一直竞赛到毛泽东去世才算结束。

陶铸、罗瑞卿等高官心知肚明，毛泽东今天这么大的“火气”，都是冲着刘少奇去的。他们希望刘少奇赶快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到毛泽东面前去道个歉，至少说几句软话。这种场合是最容易说话的，不论从祝寿的话题开始，还是从拉家常开始。

可是今天的刘少奇，一改往常的政治敏感性，似乎像吃了迷魂药，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使劲吸烟。陶铸和罗瑞卿急得频频给刘少奇递眼色，但刘少奇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陶铸和罗瑞卿愈发急了，又转向给周恩来递眼色，希望周恩来能够出面，设法给毛泽东和刘少奇打个圆场。可是说来也奇怪，今天的周恩来一改往日的热心肠，只顾自己一个人喝酒，对别人的事情管也不管。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暗暗叫苦，心想：“这下遭了，我们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本来安排这次生日寿宴，就是期望刘少奇借着寿宴的机会，向毛泽东陪个不是，说几句好话。现在刘少奇这样一言不发，连一句好话都不说，岂不是更加激怒毛泽东了吗?要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搞这个生日寿宴更好，真是画蛇添足呀。”

毛泽东也确实被刘少奇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在此之前，毛泽东虽说对刘少奇相当不满，但还有与刘少奇和解的心思，毕竟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毛泽东本来想借这次寿宴给刘少奇一个下台的机会，可是刘少奇居然“给脸不要脸”，一点儿和解的意思也没有，反而倒让毛泽东有一种“热脸贴到冷屁股”的被羞辱感。毛泽东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打倒刘少奇。

后来1970年，当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

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所谓“二十三条”，就是1964年毛泽东在他的生日寿宴之后，制定的“反刘第一号文件”。

刘少奇为什么要彻底惹怒毛泽东呢?这是我们后面的故事了。但当时刘少奇绝没有想到，他惹怒毛泽东的后果会是如此的严重。此时此刻，参加毛泽东生日宴会的精英们，也都做梦没想到，这个生日寿宴，居然成了毛泽东与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的“最后的晚餐”。【本节完】

点评：三条路线斗争

（1）

前面我们说到中国三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虽说他们都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三人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在战争年代，三巨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蒋介石，成立新中国”，所以他们是团结一致的。当蒋介石打倒了，新中国成立了，三巨头的共同目标达成之后，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就悄悄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设计这个“新中国”，或者“新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三巨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这时，他们参加革命的“终极目标”的不同，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三巨头的不同想法，按照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三个人有完全不同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是刘少奇路线，也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富强之国。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者是很久以后将来的事情，在目前的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刘少奇认为人都是有私心的，而且这种私心是无法改造的，我们应该利用人的私欲和贪欲，用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新中国，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在1967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谈到了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说：“胜利以后，我们党内暴露出一部分人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们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是赞成的，组织合作社，他们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的老干部。”

当然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列宁曾说：“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将最早地实现共产主义。”

第二条是毛泽东路线，也可以称为“共产主义路线”。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中国建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毛泽东是坚信共产主义的，他认为共产主义不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且是一条立即可以实现的康庄大道。毛泽东认为人的私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用共产主义教育的方式，把每个人都改造成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用思想教育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天堂。

（2）

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是个创新的人，从来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马克思。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可是列宁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马克思理论，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了社会主义。列宁说“夺取政权只能靠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毛泽东推翻了或者说发展了列宁理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了政权。因此，毛泽东不迷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他要打破马克思的框框，让中国连跳两级，跳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第三条是周恩来路线，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路线”。周恩来反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他也不迷信马克思，让中国跳一级，跳过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不过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连跳两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路线。周恩来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稳打稳扎，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一代人的目标，只能是建设社会主义，等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之后，再设想共产主义的蓝图。

辩证法强调一个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是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可能和平过渡，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来完成。马克思在著名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既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那么如果中国先搞资本主义，那就意味着中国今后还必须经过另外一次流血的暴力革命，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资本社会直接搞社会主义，就可以避免一场无产阶级的二次革命。难道中国非要搞一次资本主义?难道非要让资本家来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然后再由这些“掘墓人”起来造反推翻资产阶级吗?中国革命已经付出了几百万的人流血牺牲，难道非要再来一次大流血的二次革命吗?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来看，让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想法是合理的。其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是信仰上帝的，他们的教义都是一本《圣经》，只是因为对上帝的理解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3）

既然中共三巨头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在中共党内，特别是掌握实际权力的高官大员当中，哪条路线最受支持，或者说大家更愿意走哪条路线呢?答案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党。它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来自农民或小生产者，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目标：为了改变自己的贫苦命运，过上好的生活。

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几千年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旧思想。在他们看来，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就应该享受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果实。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国家”这个大蛋糕，现在大蛋糕到手了，应该根据每个人对革命贡献的大小，论功行赏，每人分得一块相应大小的蛋糕。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虽然本身并不是这样庸俗的理念，但它事实上迎合和助长了这种庸俗理念，所以得到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与赞同。

大部分党员支持刘少奇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原因。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政治体制中，一直是“食肉者谋”的精英政治，从来没有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所谓“大众政治”思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理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人民为我们服务”。刘少奇的思想，基本上是旧中国的精英政治思想，刘少奇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当家作主”，他要让共产党替人民当家作主，很符合大部分党员的旧思想旧观念，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的名言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为人民服务”，这与旧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当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高官干部们翘首以盼，等着毛泽东来论功行赏，瓜分这个大蛋糕。可是毛泽东的作法却不能满足大部分党员的物质欲望和庸俗理念，他不仅不瓜分这个蛋糕，还要让干部们“为人民服务”，这就让他们大大失望，大大不满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党内就变成少数派，有时甚至是孤独的。

毛泽东在1967 年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中国精英政治的理念，是不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们的座右铭是：“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最好是莫谈国事，由我们来为你们作主。”刘少奇的路线就是这种精英政治的观点，他主张共产党替老百姓当家作主，不赞成老百姓参与政治。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人民的主人”。

（4）

与刘少奇的著作相反，毛泽东的著作到处都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是赞成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他对人民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与五千年来的旧中国政治理念截然相反。毛泽东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的大众政治思想，尽管毛泽东没有说民主选举，但他号召共产党走“群众路线”而不是走“精英路线”，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一些人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存在路线斗争，只是一场单纯的权力斗争，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什么是权力斗争呢?如果不管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中国的发展方向都是一样的，“谁上台都一样”，那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就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可是事实上，毛泽东掌权，中国朝共产主义的方向走;刘少奇掌权，中国朝资本主义的方向走，绝不会出现“不管谁上台都一样”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尽管有权力斗争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路线斗争。

周恩来的路线，介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他的政治思想也介于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之间。周恩来不赞成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他的政治底线。1961年中国各地都在搞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即所谓的“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表示赞成，但没有看到周恩来表示赞成的记录，毛泽东当然就更不赞成了。

且不说周恩来的路线是否容得下人们的私心，也不说他是否可以挡得住大多数党员希望“升官发财”的物质欲望，至少他是自觉地愿意继续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道路，与刘少奇想把中国带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之路，还是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三巨头，每个人的政治理念不同，有不同的三条路线，这就意味新中国必然难以避免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按照辩证法，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内因和外因，那么三巨头政治理念的不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因了。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掌舵人来扭转航线，任凭中国自由发展的话，中国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想力挽狂澜，想强行改变中国的自发发展方向，结果毛泽东失败了，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本节完】

#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

（1）

毛泽东71岁生日寿宴的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昨晚参加毛泽东寿宴的人，除了那些劳模和科学家以外，都照例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跟毛泽东顶嘴，毛泽东在寿宴上骂人的各种小道消息，早就传遍了中南海的每个角落。所以今天参加这次会议的高官们，都预感到这次会议将变成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毛主席和刘主席这两位巨头，是和解，还是摊牌，今天的会上大概就可以见分晓了。大家怀着几分好奇，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等待刘少奇和毛泽东这两位主角的登场。

刘少奇早早就来到会场。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潜伏在国民党鼻子下搞地下工作，那一定要非常守时的，一分一秒之差，就可能导致生死之别。所以刘少奇一般开会从不迟到，上次开会的迟到，也许真的是遇到意外，所谓老天注定的吧。刘少奇的座位在毛泽东右手边，这是中共第二把手的交椅，刘少奇从1943年坐上这把交椅，一直坐到现在。毛泽东的第一把交椅，距离刘少奇的交椅不过一尺远，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有好几次刘少奇走过这第一把交椅时，都有一种无名的潜意识浮上心头：真想试试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啊。

刘少奇在自己的交椅上坐下，深深吐出一口气，两手不知道是因为天冷，还是因为紧张，紧紧地握成双拳;双眼不知是因为疲倦，还是因为要掩饰内心的激烈跳动，紧紧地闭着。这些天来，刘少奇一反往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在会上与毛泽东公然唱反调，难道刘少奇不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吗?那种说刘少奇是一时糊涂，或者说刘少奇没有意识到他会激怒毛泽东的说法，实在是太贬低刘少奇的智商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性格可以说已经到了如指掌的地步。刘少奇知道毛泽东是极要面子，争强好胜心很重的人，谁要是在公共场合下不给毛泽东面子，他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刘少奇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会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寿宴上不理会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一定会大大地激怒毛泽东。刘少奇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激怒毛泽东，他还是这么做，唯一的解释是：他就是要故意激怒毛泽东。

1961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除了军队之外，对党政的事务基本上不闻不问，全权交给刘少奇处理。这让刘少奇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几年就把国民经济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饥荒中恢复过来。到1964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完全走出了经济危机，开始正常运转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对党政工作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忽然又开始关心起党政工作，大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势头。这就让刘少奇不爽了，心想：“毛泽东你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甩手走人，退居“二线”去研究哲学问题了;现在看到我把国家搞好了，你又大言不惭地要回到“一线”来领导工作，这不是明摆着要来摘我的桃子吗?

（2）

现在刘少奇已经羽翼初丰，不会仅把“不爽”忍在心里，而是要行动了。刘少奇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气走毛泽东”。刘少奇深知毛泽东脾气比较躁，忍不了气，一生气就要甩手走人，这个正好达到刘少奇要“气走毛泽东”的目的。刘少奇就是要让毛泽东生气，气得他甩手走人，不来参加会议了，正好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昨天毛泽东的生日寿宴，刘少奇也是有意晚去，有意不接毛泽东抛来的橄榄枝，有意惹他生气。刘少奇希望毛泽东气得不来参加今天的工作会议了，那最好，我就在会议上按照我的意思把工作布置下去。

刘少奇看看手表，快到开始时间了，毛泽东还没有来，刘少奇心中暗暗高兴。就在这时，党内第三位人物周恩来走进了会场。也许周恩来是因为长年工作的繁忙，养成一种动作极快的习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转眼间他已经来到刘少奇身边。刘少奇满脸笑意地跟周恩来打招呼，而周恩来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也就是毛泽东左手边的第三把手的交椅。

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毛泽东，从来是毛泽东的部下。而周恩来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度在毛泽东之上，在军队第一把交椅上也坐过，后来是因为坐不下去了，才把交椅让给毛泽东。从未吃过熊掌的人，总想尝一尝这个传说中的美味。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是吃过熊掌的人。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刚刚坐下来，马上就有随身秘书递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周恩来立即开始批阅文件。不过周恩来眼角的余光，还是频频观察这边的刘少奇。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敏锐性，那绝非一般人可比，他已经看出刘少奇是在故意气毛泽东，演一场“气走毛泽东”的戏。周恩来也看出来，这场戏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毛刘两个人彻底摊牌。那么周恩来倾向于哪一方呢?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不是。

周恩来的口头禅是“顾全大局”，什么是顾全大局呢?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住我们这个党”。尽管不能说周恩来是建党之父，但他是对共产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共产党能有今天的成绩，里面洒满了周恩来的汗水与辛酸。周恩来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浇灌在党的身上。周恩来没有子女，他把这个党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旦党有了什么危险，他就像父亲呵护孩子那样，挺身出来捍卫它。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党取得今天的胜利，那是几百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想到他们临终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我不敢说能让共产党保持一万年，但至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让党毁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对得起那些先烈啊!”

如果党内的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闹翻，对于这个党来说，即使不是灭顶之灾，也是要受到重大创伤，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他要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周恩来的智慧是过人的，他已经看到了这盘棋的关键点，那就是他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这是阻止刘少奇与毛泽东关系继续恶化的最好办法。

（3）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看一下1964年的时候，中共党内的实力情况。那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大大减弱，只有约 $35%$ 的实力;而刘少奇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有约 $30%$ 的实力;周恩来有约 $30%$ 的实力，林彪有约 $3%$ 的实力，朱德有约 $2%$ 的实力。从实力对比情况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如果摊牌的话，周恩来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支持谁，谁就会胜，所以双方都在拉拢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他表示出来偏向哪一方，就等于是变相地支持或鼓励哪一方摊牌的勇气;相反，如果他表示出严格的中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搞不清，周恩来在他俩摊牌的时候会支持哪一方。这样一来，他们两人对摊牌这件事就会更加慎重，结果就有可以避免一场党的重大灾难。

周恩来手里批着文件，眼角的余光扫瞄着刘少奇。刘少奇有好几次想和周恩来搭话，但周恩来都装作专心批文件，装作没看见。如果撇开党的利益不说，硬要让周恩来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人中间选择一个，那么周恩来还是喜欢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一种“蛮劲”，一旦认准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也要把它干到底，一百头牛也拉不回他，碰得头破血流也不管，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而刘少奇则有一种“见机行事”的智慧，一旦事情遇到了困难，他马上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哪边有机会就往那边走。用共产党的术语说，这叫做“机会主义”。

解放前，刘少奇一直是紧跟毛泽东的，可是到了1956年，周恩来因为主持经济工作搞得很好，党内实力大为上升，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刮过来“反对个人崇拜”之风，刘少奇这时就抛开了毛泽东，加入到周恩来这边，和周恩来共同搞“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冒进”，一时间把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逼下去了。可是到了1958年，当他和周恩来搞的“反冒进”出了问题，受到党内批评，刘少奇就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周恩来，又转身回到毛泽东那边，又开始“赞成个人崇拜”，支持毛泽东搞“冒进”了。周恩来对此耿耿于怀，十年后周恩来在文革中重提旧事，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大跃进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副总指挥是刘少奇，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那副总指挥的刘少奇的责任应该算第二大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可是刘少奇再次脚底抹油溜开了，把责任全推给毛泽东，一转身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正确路线代表。刘少奇这种善于投机的人，周恩来本能地不喜欢。周恩来虽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蛮劲，但也有把一件事坚持到底的韧劲，绝不会随机应变，根据“机会”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奋斗目标.

（4）

就在前一段时间，毛泽东跟周恩来谈话的时候，忽然说：“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啊!刘少奇是机会主义分子，你看出来了吗?”这句话点到了刘少奇的关键，在毛泽东面前对刘少奇的问题从不表态的周恩来，居然一下子失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大笑说：“哈哈，恩来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嘛。”

忽然会议厅里响起一片桌椅的轻轻碰撞声和衣服的摩擦声，那是人们从座椅上站起来发出的声响，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来了，众人站起身来恭迎毛泽东进场。周恩来赶紧放下手中的文件，也站起身来，而刘少奇尽管有一点不情愿，但也随着众人站起身来。

毛泽东的迈步，果然是领袖的气概，从远处看，显得悠然自在，走近一些看，又显得气宇轩昂，再走近一些，你就会感到一股气势从毛泽东身上威压出来，让你突然感到自己原来是这么渺小。毛泽东脚上还是那双寻常的半新布鞋，他的一只脚向外一踢，布鞋四平八稳地踏在地毯上，另一只脚再紧跟着顿出一个方步，步伐的节奏不紧不慢，营造出一个既自信坚定，又旁若无人的氛围。

毛泽东在众高官恭敬的目光下，步履从容地走进会场，神色威严地走进人们的视线。毛泽东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向他的战友们，向他的部下们，发出了一个默默的暗示：“任何挑战，我都是无所畏惧的。”

此处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在自己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下后，众高官才纷纷坐下。毛泽东环顾一下左右，然后用他那永远不改的湖南腔说：“开会!”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心情不好，本以为他还要说几句气话，或者骂几句，可是毛泽东说完“开会”两个字之后，就闭口不说了，让大家对毛泽东的期待落了空。刘少奇已经做好了全身准备，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骂”，可是毛泽东突然沉默不说话，反而让刘少奇感觉到很不自在。今天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也以为毛泽东要发发脾气的，特地给毛泽东预留了时间。可是毛泽东却偏偏不说话了，会议被冷场，邓小平急忙改变计划，安排各省的领导人发言，会议总算进行下去了。

各省的领导人开始发言，但是大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身上，频频偷眼看两个人的表情，纳闷毛泽东怎么今天这么沉得住气，一句话不说了。

今天毛泽东沉默的原因，是他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虽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排在周恩来之上，但他们两人得到这个地位的方式是不同的。刘少奇能有这个地位，全靠毛泽东的扶持和提拔，而周恩来能有这个地位，完全不靠毛泽东，这是周恩来自己“挣”来的。毛泽东的内心中，刘少奇只不过是他的老部下，比较“小看”刘少奇，但毛泽东从来不小看周恩来。

（5）

周恩来在公共场合下，总是摆出对毛泽东毕恭毕敬，谦卑的态度甚至有点像毛泽东的秘书。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评论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像是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复杂人际关系的表现。毛泽东自己却很明白，周恩来对自己的谦卑，不是怕自己，而是给自己面子。毛泽东多次率直地向外宾解释说：“总理是给我面子”，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谦虚的口头禅了，也是他对待周恩来与对待刘少奇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昨天的生日寿宴以前，毛泽东还以为刘少奇对自己的不逊态度，只不过是因为他这几年政绩干得不错，得意洋洋地翘尾巴了，所以在生日寿宴刚开始时，毛泽东还只是间接地批评刘少奇说：“作出成绩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周恩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榜样，希望刘少奇向周恩来学习。

可是生日寿宴上刘少奇始终没有向毛泽东表示出修复两人关系的任何举动，这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刘少奇这些天的不逊态度，并不是简单的“翘尾巴”，而是故意要“气”自己，把自己气得不去参加会议了，正好他主持会议。毛泽东这时才明白，原来刘少奇这么做，都是事先想好的策略，自己以往太“小看”刘少奇了。

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泽东不得不思索这背后的“深意”。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赫鲁晓夫，心中不禁打一个寒颤：原来刘少奇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在昨天的生日寿宴的后半段，毛泽东不再提什么“翘尾巴”了，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在这之前，毛泽东只是想“整”一下刘少奇，并没有想“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想给刘少奇一个下马威，打一打刘少奇的傲气，削掉刘少奇的一些权力，把刘少奇在政治局里面的排名往后挪几位，教训一下刘少奇，让他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还是会给刘少奇保留的。

可是当毛泽东发觉刘少奇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之后，他对付刘少奇的手段就完全变了。以前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方法，是对付一个傲慢不听话部下所用的方法，但现在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像张国焘、王明那样的真正政敌来对付。对付这种真正的政敌，那只有彻底地打倒，决不能手软。

从此毛泽东不再小看、也不敢再小看刘少奇了，他收起了以往那种对刘少奇的至上而下 “训话”态度，不再“骂”刘少奇了，而是要认真地与刘少奇进行“交锋”了。今天这次会议，就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是真正的政敌之后“最初的交锋”。

（6）

今天毛泽东不多说话，主要在观察，既观察刘少奇的态度，也观察各位高官的态度。毛泽东首先要观察的是各位高官的立场：哪些是亲自己的，哪些是亲刘少奇的。毛泽东清楚，这些高官就是没有参加昨天的寿宴，肯定也会从各种渠道知道昨天寿宴的情况，肯定会知道他和刘少奇翻脸了。如果有人要表态忠于自己，或者忠于刘少奇，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各位高官纷纷发言，大家都慎重地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毛泽东，也不偏向刘少奇，完全避开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论的敏感话题。这种官场的“智慧”，毛泽东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这些人“怕”刘少奇，更甚于“怕”自己，正应了中国的古话“县官不如现管”。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大部分在刘少奇手里，那些想当官的、想往上爬的、想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他们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这个命运是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怕刘少奇这个“现管”，而对毛泽东这个二线领导的话，大家只是敷衍了事。

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罗瑞卿，毛泽东心想：“我对罗瑞卿这么好，他该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吧。”罗瑞卿是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一个仅次于国防部长林彪的军内第二把交椅。同时，罗瑞卿还有很多重要的兼职，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几乎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罗瑞卿的这些职位都是毛泽东给的，可是罗瑞卿的发言也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这让毛泽东感到寒心，更感到愤怒：“别人不支持我也就不说了，我对你罗瑞卿可是够好的，把这么多党政军的大权都交给了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么?”

毛泽东暗想：“患难见人心啊。我现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罗瑞卿居然还玩什么中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不能让这种靠不住的人掌权，必须打倒。”一年之后，罗瑞卿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先被打倒了。

与毛泽东相反，罗瑞卿的态度让刘少奇感到宽慰。尽管罗瑞卿也没有表示忠于刘少奇，可是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呀，他在这时候能够表示中立，就更加增添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刘少奇心想：“看来我对罗瑞卿的许愿还是起作用了。”

刘少奇曾在公开场合说：“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这对于罗瑞卿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许诺。因为罗瑞卿知道，毛泽东固然喜欢自己，但他更喜欢林彪。只要毛泽东在位，国防部长的职位肯定是林彪的。罗瑞卿要想超过林彪，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主席”换成“刘主席”。尽管不能确定罗瑞卿是不是真的被刘少奇的许诺所动心，但他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卫毛主席”，造成他被打倒的悲剧。

（7）

罗瑞卿发言之后，接下来发言的高官们，还是小心地保持中立态度，这让毛泽东失望，却让刘少奇感到欣慰。刘少奇看来，众高官的中立态度，就是大家准备支持自己的前奏。因为刘少奇已经看出，大多数高官在理智上是支持自己的，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感兴趣。可是这些高官多半受到过毛泽东提拔重用，有报恩思想，他们又在感情上同情毛泽东。1959年彭德怀和毛泽东闹翻时，大家毫不犹豫，一边倒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刘少奇和毛泽东闹翻，大家犹豫了，基本保持中立，这就表明他们的思想深处正在进行理智和感情的激烈斗争。

刘少奇用眼睛扫瞄一下会场，大部分高官没有看自己，似乎想保持中立;少数高官在看自己，但他们的目光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劝告他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吵了。这似乎让刘少奇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高官们的理智最终会战胜他们的感情，最终他们会站到我这一边来的。

周恩来对众高官的态度也感到放心。他知道官场有句至理名言“女怕嫁错郎，男怕站错队”。在官场上，如果跟领导跟错了人，那一辈子的官运就完蛋了。现在这些高官们，还看不准毛泽东和刘少奇，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所以他们不敢拿自己一辈子的官运轻易下赌注，他们还要观望。这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他们都认定跟着周恩来的态度走肯定是不会错，周恩来保持中立，他们跟着也就保持中立。

毛泽东对这些高官的态度，当然是又愤怒又焦急，最后甚至在心中暗暗许愿：“今天不管是谁，只要肯站出来替我说几句话，我今后一定要重重赏他，让他飞黄腾达。”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说话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果然，不久之后陈伯达就受到毛泽东的破格提拔，一度成为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中央领导人。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惠安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闽南乡村，惠安人勤劳吃苦、聪明，这些优点在陈伯达身上都可以看到。陈伯达一生酷爱读书，特别是精通中国古典，与毛泽东是一拍即合的。尽管陈伯达的才智出众，但他却长得貌不惊人，他的一双眼睛看上去总是闭着的，因为他的眼睛实在太小了，就是睁开，也和闭着差不多，不过这样的眼睛会让人觉得他总是在认真地思索。

（8）

陈伯达的政治嗅觉也是十分敏锐，完全不像他的鼻子，俗称団鼻，就是像一粒糯米团突然贴在一张脸的中央，没有过渡的鼻梁、从侧面看和从正面看都是圆圆的一粒糯米团，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幅尊容，却是毛泽东的秀才秘书中最能够嗅觉出毛泽东思路的大秀才。对于母语是闽南话的陈伯达来说，毛泽东的湖南腔是那很难听懂的，尽管如此，陈伯达还是可以只听毛泽东的前面几句，就揣摩出毛泽东要说的全部意思。至于陈伯达自己那更难听懂的惠安腔普通话，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听懂过。说来也奇怪，这并没有妨碍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的秘书之一，他写出的政治报告和社论，都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

陈伯达之所以要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下台的话，他也要跟着完蛋。所以他要自保，也只有挺毛泽东这条出路。在12月20日的会议上，陈伯达认真听毛泽东与刘少奇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战，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路。于是今天陈伯达发挥出他的高度总结和概括毛泽东思路的得意之手，发言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听到陈伯达支持自己的话，非常高兴。陈伯达又批评刘少奇的观点，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更高兴了，立即插话说：“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伯达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把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说到这里，毛泽东又重重地加了一句：“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句让陈伯达始料不及，他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不敢随便发挥下去，只好闭口不讲了。

在散会前，毛泽东用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对众位高官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自己去研究!”

毛泽东抛下这个大谜题，一甩袖子就扬长而去了。【本节

完】

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

（1）

现在一般认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民主气氛很好的大会。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这次八大的党章中，却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明显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八大报告所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对象，显然指的是毛泽东。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而八大报告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敢挑战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前面提到，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在党内占 $50%$ 的势力，周恩来占 $30%$ 的势力，刘少奇占$15%$ 的势力，朱德占 $5%$ 的势力。三巨头分权时，毛泽东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财经，刘少奇主管宣传。可是中国进入和平环境后，军队的地位下降了，而财经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军队毛泽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主管财经周恩来的重要性相对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个目标到1952年圆满完成;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中国原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即所谓的“改制”。苏联的“改制”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混乱;中国的“改制”没有照搬苏联的暴力剥夺办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制”。

中共的这两个重大目标，都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顺利完成的。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攀升，势力也相应扩大。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退缩为 $45%$ ，周恩来的势力上升为 $35%$ ，刘少奇的势力也上升到 $18%$ ，朱德的势力则下降为 $2%$ 。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夺权，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潮流。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大树个人威信，苏联各处悬挂斯大林像，各种仪式上还要演奏《斯大林颂》;蒋介石在中国也大树个人威信，比如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中，银幕上一旦出现蒋介石的画面，观众都要从座位上起立，以示对领袖的尊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觉得自己也应该树立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就树立了毛泽东。

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不再需强有力的领袖了，这时大家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应该加以限制。正好赶上苏联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于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联合起来，共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知道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心中自然是不满的。可是他那时在党内的势力只有 $45%$ ，而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势力加起来达 $55%$ ，毛泽东不得不屈从，同意了这个对他不利的“反对个人崇拜”。

到1956年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对这个成绩也很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看到形势大好，更想大干一场，准备“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一个“大干快上”建国路线，提出“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而周恩来根据现实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是不符合实际的“急躁冒进”，于是他提出一条与毛泽东急躁路线相反的“反冒进”稳健路线。周恩来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不要泼冷水”，而周恩来却说：“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条路线的不同，已经鲜明地显现出来。

毛泽东当然不满周恩来的“反冒进”路线，认为这是“爬行主义”。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投资。周恩来却说很难办到，可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最后毛泽东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会后，周恩来又私下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生气。

不过当时中央委员多数是支持周恩来的，特别是刘少奇表示支持周恩来，两人联手起来的势力超过了毛泽东的势力。1956年6月，刘少奇主管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登载一篇支持周恩来的社论，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公开支持周恩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可是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宣传归刘少奇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恼火也没有办法。195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这个计划完全是周恩来的稳健路线，不符合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思想，而且还把毛泽东特别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删掉了。这当然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但根据他们的分工，财经是周恩来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所以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报告。

（3）

1956年是毛泽东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国主张和路线都被周恩来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对个人崇拜”，限制了他的权力。当然毛泽东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不久，一个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年后，1957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了。1957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 $10%$ ，而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 $31%$ ，从数字上看，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减慢了。同时，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1956年的农业生产则是超额完成计划。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工农业发展速度太高，会引发很多副作用，因此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可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他们把经济建设看成跟打仗一样，认为发展速度快就是打了胜仗，而发展速度慢下来就是打了败仗。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让中共高层感到是打了败仗的感觉，那么这个败仗的责任者是谁呢?当然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内出现对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声音。

平心而论，周恩来的“反冒进”的确是过头了一点，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党内，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许周恩来的刹车心切，刹车的速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来也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呀，要掌握好刹车速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周恩来是“犯错误”了，被别人揪辫子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周恩来，他开始反击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判“反冒进”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有口难辩，只好检讨，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多快好省几个东西，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周恩来这个“不深刻”的检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他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一文，责问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回答说：“写不出来。

毛泽东嘲笑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4）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非常被动，只有检讨，再检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甚至没有人为周恩来说句话解围，这让周恩来感到寒心。特别是周恩来对刘少奇寒心，因为刘少奇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周恩来的社论。现在刘少奇却一声不吭，好像“反冒进”与他无关似的，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周恩来还特别提起当年的事，忿忿地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陈云，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也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在党、政领域打击周恩来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在军队中肃清周恩来的影响。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但整风的目标直指周恩来在军队中的两大基石：刘伯承元帅和粟裕总参谋长。这次彭德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把刘伯承批得当场流泪，并公开扬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军队中批判刘伯承和粟裕的温度越升越高，最后上升成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彭德怀说的“贯穿我军三十多年历史的两条军事路线”，军内高级干部都知道，这是指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最后，刘伯承辞职，粟裕解除总参谋长，两人都被逐出军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加大对周恩来的打击力度，特地安排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周恩来又强调他要向毛泽东学习，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个“深刻检讨”，毛泽东总算是认可了，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党内最好不要出现分裂。当前可能发生的大灾难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党内分裂。历史上曾发生过党的分裂，往后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顾全大局。”

这是毛泽东婉言向周恩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提出辞职，以免党的分裂。毛泽东知道，如果周恩来真的顽抗到底的话，出现党内分裂，甚至战争，都是可能的。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顾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巧妙的词句提出辞职说：“请大家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5）

不过在会议表决上，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给周恩来留个面子，他的总理职位总算被保留下来。但毛泽东还是写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排名表，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邓小平、彭真之后，这就等于向党内宣布，周恩来降格了。

之后毛泽东宣布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夺取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开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党内的势力分配也发生巨变。毛泽东接管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排除了周恩来在军队里的人物，势力由 $45%$ 骤升为 $70%$ ，刘少奇的势力还是 $15%$ ，朱德的势力也还是 $5%$ ，但周恩来的势力由 $35%$ 骤降为 $10%$ ，国务院也成了有名无实的“花瓶”，周恩来只做一些迎来送往的跑龙套事情。

毛泽东夺取周恩来财经大权的时候，是得到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周恩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结果造成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这反过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是对的。这似乎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英明远见的，毛泽东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趁着这股东风，着手修复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对掉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起个人崇拜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这时，刘少奇立即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点，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

党内排行第二的刘少奇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势力的骤升，四处响起一片对毛泽东的颂扬，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主席著作为主”;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最高标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有。尽管那时吹捧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文革时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势头也相当的可观。

（6）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在这些事情中，做得不够好。本来“反冒进”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发起的，可是当“反冒进”出了问题之后，刘少奇立即脚底抹油溜开，让周恩来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那时刘少奇站出来和周恩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权力，周恩来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大跃进就有可能避免，刘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剧也可以避免。另外，刘少奇的立场太不坚定，本来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又摇身一变，变成力主支持个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这是因为党内存在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到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也是因为失去了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这次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斗争，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路线大胜，而周恩来的稳步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大败。不过与后来的路线斗争相比，这次路线斗争算是很温和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遗忘。尽管这次路线斗争是温和的，但它打破了党内的势力平衡，为后来的残酷路线斗争埋下了火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帮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重要角色，而这两个人之后又因为这个死于非命，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冤冤相报故事。

毛泽东在党内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亲临一线指挥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果然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当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毛泽东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领导的大跃进很快搞成了大饥荒，毛泽东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线，从周恩来手中夺来的财经大权，又悄悄地送还到周恩来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此时的毛泽东，也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那些吹捧他的人，现在又开始批评他了，他们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自我检讨。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中共党内的势力又发生巨变，到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而刘少奇的势力大大增强，达到约 $30%$ ;周恩来有 $30%$ 的势力，林彪有 $3%$ 的势力，朱德有 $2%$ 的势力。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因为党内的势力较为均衡，所以这段时期比较平和稳定，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后，再次打破的党内势力平衡，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本节完】

#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

（1）

昨天(1964年12月27日)的会议散会前，毛泽东给众位高官留下一个猜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自己去研究。”众高官当中，悟性比较好的人，当场就猜出来了;悟性差一些的人，一时还猜不出，其实，搞政治最重要的是靠悟性，悟性这个东西还真是无从学起的。那些悟性差的，猜不出，于是就纷纷去问组织会议的邓小平。邓小平当然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早就猜出了毛泽东的谜底，但这个谜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邓小平无法告诉他们，只好装傻，支支吾吾应付着说：“主席不是说了嘛，自己去研究啦。”他费了好些力气，才把那些悟性差、好奇心重的高官打发走了。

邓小平心中怨言升起：本来好好的会，让主席这么一“搅”，可苦坏我这个会议组织人了。邓小平找到刘少奇，抱怨说：“主席的情绪太大，讨论会开成猜谜会了。明天的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

刘少奇一听，暗中喜欢这个小平，总是与他不谋而合，不过故意作出一个无奈的手势，说：“那得你去和主席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去跟毛泽东说，请他不要来开会，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这种得罪人的事，要是换了别人，肯定是不愿去的。不过邓小平不一样，他这个人不仅悟性好，胆子也大，不怕得罪人，不仅有叛逆的性格，而且叛逆得精彩。邓小平真的去找毛泽东了。

邓小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毛泽东的情绪似乎还不错，于是鼓起勇气，用最恭敬的语调，微笑着对毛泽东说：“明天的会议，只是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情。听说主席您感冒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就不必来了。会议结束后，我会把结果向您详细汇报的。”

邓小平长相平平常常，与“小平”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名字一样，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个头矮。邓小平身高152厘米，与当时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165厘米相比，其实也不算太矮。只是邓小平的头偏大，与整个身材比起来，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就越发显得个头矮小。邓小平站着跟别人讲话，不得不抬头昂视，看上去的身态很谦虚。特别是他那张娃娃脸上，一双眼睛大而下斜，好像永远在微笑。邓小平的矮小身材加上娃娃脸，不管他说出什么话来，总是让人对他恨不起来。

中共三巨头都是高个子，毛泽东的身高没有确切数据，大约$172\sim175$ 厘米，刘少奇约172厘米，周恩来约170厘米，邓小平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显得太矮了一些。邓小平即使是坐着，也明显地比毛泽东矮了半截，越发使毛泽东大有俯视晚辈的长者心态。劝说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这等于就是变相的“逼宫”。可是这句“逼宫”的话由邓小平这张娃娃脸的嘴里说出，就显得不那么刺激了。

（2）

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话，心想：“这个小平，个子小，胆子倒不小，居然有勇气到我面前来‘逼宫’。”邓小平的大胆，反而让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了几分好感，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毛泽东也没有生气，坦然地反问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

邓小平没有回答，脸色依旧挂着天然的微笑，等于是默认了毛泽东的话。他知道毛泽东一旦看穿你的心，越狡辩就会越令毛泽东生气，恭敬不如从命。毛泽东脸上也轻松地微笑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们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邓小平走后，毛泽东脸上的轻松笑容顿时消失，那是装出来的轻松，他不能在邓小平面前丢面子。此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自从他1943年当上党主席以来，至今已有31年了。在这31年中还从没有人敢跳出来“逼宫”，请他不要参加会议。不过就像毛泽东的口头禅“新生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今天邓小平的“逼宫”，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一时间还适应不了。

毛泽东知道，邓小平“逼宫”的后台是刘少奇，他们想把毛泽东当成一个死去的祖先，供在高阁上的神庙里，给他浑身涂上金粉油彩，很好看，但不管用。他们不想让毛泽东过问政事，更不想让毛泽东参加党中央会议。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从1960年8月到1963年，毛泽东基本不过问政事，很少参加会议，所以与刘少奇没发生什么矛盾。今年，也就是1964年，毛泽东从高阁上的神庙里走出来，多过问了一些政事，多参加了一些会议，就与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发生矛盾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有从“二线”回到“一线”的企图，所以他要把毛泽东这尊神，再请回到神庙里，不让他回到人间。

目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第一个选择是让步，满足刘少奇他们的要求，不再过问政事，退回到他的神庙里接受贡拜，做一个有地位但没有实权的太上皇。第二个选择是斗争，打出神庙，打倒刘少奇，重新回到“一线”来领导共产党，重新统领中国的一切大权。

第一条路无疑是平坦的、舒适的、轻松愉快的。此时毛泽东已是71岁的老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毛泽东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坐享清福的时候了。以毛泽东的地位，在物质上可以说达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地步，只要他退居二线，可以去游遍天下名山名水，吃遍天下美食美味，吟诗作词，赏月观花，“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享尽天下之福。

（3）

第二条路则是艰险的、曲折的、惊心动魄的。一个71岁的老人，再去进行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斗，有必要吗?要斗争，就有可能失败，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斗争失败，毛泽东就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即使是斗争成功，毛泽东又能得到什么呢?从物质上来说，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得到比他现在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不包含发财欲望;从地位上来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官位最高的人，毛泽东的斗争成功，也不会使他的官位更高，所以毛泽东的斗争目的，也不包含升官的欲望。

对于一般的凡人来说，争权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升官”和“发财”。如果一个权力，需要拼个你死我活来争夺，而这个争到的权力又没有升官发财的功效，似乎只有傻子才会去争夺这样的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已经是终身主席，如果他做出“让步”的选择，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可以保证他终身有“中国首富”的物质待遇和“中国第一伟人”的名誉地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这样的人，什么都有了，又何必再去争权呢?

但毛泽东依然做出了“斗争”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水浒传》里有一个好汉鲁智深，有一种天生的“侠义”性格，对强者欺负弱者的事情“看不下去”，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尽管这个打抱不平对鲁智深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鲁智深的这种“侠义”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可爱但又最可怕的一部分。

毛泽东也是天生的“侠义”性格，他把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看成是强者欺负弱者一样，是不能容忍的、看不下去的。一旦让他看见了，他就忍不住要跳出来打抱不平。在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这些年，刘少奇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试点，这就让毛泽东“看不下去”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他们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变成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复辟过去那个劳动人民被欺压的“旧社会”。毛泽东这种天生侠义心肠的人，本能上就反感“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他忍不住要跳出来替他心目中的弱者，也就是劳动人民打抱不平。

鲁智深的性格，使他不可能对恃强欺弱的行为袖手旁观。毛泽东也是一样，他的性格，也使他不可能对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视而不见。毛泽东天生就不能平平安安地坐在家里享清福，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就是好斗嘛。”不过毛泽东的“斗”，和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一样，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斗”，而是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伸张正义”。

（4）

鲁智深只知道用拳头“行侠仗义”，而毛泽东不是那种鲁莽之人，他要用智慧来赢得这场斗争。首先毛泽东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力，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剥夺”毛泽东说话的权力，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了。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步被“屏蔽”，第二步被“淡化”，第三步就成为无用的“废话”。

这样的情况，近来又进一步“恶化”了。刘少奇在会上频频打断毛泽东的发言，“不让”毛泽东讲话;邓小平又公然来劝告，“不让”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感到，再不抗争的话，他的话语权真的要被剥夺掉了。于是，毛泽东叫汪东兴过来，对他说：“你去给我找一本《宪法》来，我要用。”

汪东兴跟毛泽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毛泽东对《宪法》感兴趣过，一时没搞懂毛泽东的意思，问：“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吗?”

毛泽东没好气地说：“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宪法》，再把《党章》也找来。”

汪东兴赶紧找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毛泽东认真地读起了。说实话，毛泽东对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就没读过。本来毛泽东就不相信法律，他曾说：“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可我们有不少同志迷信宪法，以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对宪法的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吗?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很多事情的发展都具有讽刺性。现在，毛泽东居然在那本被他所蔑视得一钱不值的《宪法》中，寻找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依据。毛泽东拿起床头放着的大号圆头放大镜，仔细地查找起《宪法》来，真的找到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接着在《党章》中，毛泽东也找到了关于党员个人权利的论述。于是毛泽东准备好这两本书，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把这两本书作为他与刘少奇斗争的法律依据。

12月28日的会议开始了，刘少奇依旧早早来到会场。昨天邓小平向他汇报了毛泽东的回答，刘少奇深知毛泽东的性格，既然他说“偏要来”，那肯定是要来的，而且要来和自己“大干”一场。刘少奇暗暗做好心理准备，他甚至希望毛泽东蛮不讲理地“骂”他一通。如果毛泽东这样做，众高官会厌恶毛泽东的霸道，大家反而会同情刘少奇，支持刘少奇，这样刘少奇的胜利，就会更向前迈进一步。

（5）

不出刘少奇的预料，毛泽东按时到场了。不过今天毛泽东进场的时候，大家都向他投去异样的目光，因为毛泽东的手里，居然拿着两本书。毛泽东参加会议，从来都是潇洒地甩着两只空手来的，即使是需要文件，也有秘书代劳，用不着毛泽东亲手拿。今天毛泽东居然破天荒地亲手拿了两本书来开会，那是什么书呢?众人都往毛泽东手上看。毛泽东可能也看出了众人的心思，一张大手掌遮在书上，别人看不见书名。

毛泽东来到他的第一把交椅，对起身相迎的周恩来点点头，对身边的刘少奇看也没看。刘少奇当然不会在意毛泽东的眼色，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反而提高他的身价呢。毛泽东坐下之后，刘少奇也跟着坐下来，并在话筒上说：“请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坐下后，先扫视一下众高官的面部表情。昨天毛泽东给众高官留下的“谜题”，是大有深意的。毛泽东的第一个谜题“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它的谜底是：“刘少奇已经从毛泽东那里独立出去了，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毛泽东王国和刘少奇王国”。毛泽东的第二个谜题“你们自己去研究”，它的谜底是：“你们这些人好好研究一下，是选择加入毛泽东王国，还是选择加入刘少奇王国，赶快表态，赶快站队吧。”

毛泽东出这道谜题的用意，就是要督促那些越来越油滑的高官们，赶紧出来表个态，不要再观望了。毛泽东把目光扫向众高官，被毛泽东目光扫到的人，都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目光，赶紧把眼睛转向自己手中的文件。这些高官们，有些昨天在当场就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那些当场没有明白的，问来问去，最后也都明白了毛泽东谜题的意思，知道毛泽东要催促他们表态。但他们还是不想表态，大家依然保持中立的态度。

毛泽东也看明白了，他昨天用谜题来催促没起什么作用。这些高官的官位越来越高，革命激情却越来越低，他们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想再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了。毛泽东从会场的形势看出来，今天的斗争，自己是少数派，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斗争。毛泽东本想在会议一开始就抛出那两本书，但现在他要慎重，不能乱来。毛泽东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被心中的怒火所左右。

毛泽东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开始讲话，说：“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有三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毛泽东有意停顿了一下，希望有人出来发表意见，但众高官的眼睛紧紧看着毛泽东，嘴却不肯开。毛泽东只得继续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叫‘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后一种提法较适当，因为它概括了问题的本质。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

众高官依然是一片洗耳恭听的姿态，没有人出来发言，更没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毛泽东心中的“火”窜了上来，提高声音说：“我看有些同志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人民。我看有些同志是在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话，他们要把斗争的方向搞乱，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毛泽东火气上来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越说声音越大，那个湖南腔越说越难辨认：“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

自从1962年以来，毛泽东是凡开会必讲阶级斗争，今天也不例外，毛泽东继续说：“我们要承认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是可能复辟的。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嘛。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一听毛泽东又谈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很多高官脸上不免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痕迹。毛泽东看到这些，冷笑一声说：“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了，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简直就是怒吼了。这是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久违的怒吼，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点失控了，他向台下的众高官看去，那些人并没有表现出惊讶，面无表情，反而折射出有一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怒吼”的预见感。毛泽东心中大为不快，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该再谈下去了，于是转开话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我们都要听嘛。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更要耐心听嘛，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嘛。有那么一些同志，天天说讲民主，天天又不讲民主。讲民主是叫别人讲民主，到了自己就不讲民主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不说了，让别人发言。众高官以为毛泽东还要雷霆震怒下去，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熄火了，让众高官放心下来。于是众高官继续发言，大家都小心地避开有关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敏感话题，继续保持中立。

（7）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问毛泽东是不是还有话说，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宪法》八十七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举起《宪法》，又举起《党章》给众人看，众人这才知道毛泽东今天拿来的两本书是《宪法》和《党章》。毛泽东举起《党章》说：“《党章》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一个不准我开会，一个不准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最后拿出这个杀手锏，不点名地申诉说“邓小平不准我开会”，“刘少奇不准我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样会赢得一些高官的义愤或者同情，毕竟毛泽东是“有恩”于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毛泽东的提拔和重用。可是毛泽东失望了，他的杀手锏没起作用，没有人站出来替毛泽东打抱不平，没有人站出来捍卫毛泽东说话的权利。

毛泽东见高官们都不说话，再逼问一句：“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场还是一片寂静。连那个永远给他面子的周恩来，今天怎么啦，也抿着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像是狠了心，不说话了。毛泽东今天的战斗，全盘皆输了。

刘少奇当然是大喜过望。这两天毛泽东各种手段都用出来了，可是众高官中除了陈伯达，没有一个公开支持毛泽东的。看来毛泽东已成了孤家寡人，再也号召不起人来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按照这次会议的日程，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乘着胜利的东风，也不和毛泽东商量，就通知参会的高官们散会，并发出了会议的决议，就是所谓的《十七条》。

当晚，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遇到毛泽东，陶铸无意中向毛泽东提起散会的事，因为陶铸并不知道刘少奇没有通知毛泽东就散会了。

毛泽东得知散会的消息，震惊了：“什么?会开完了?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了?”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可是刘少奇居然不通知他这个主持人就散会了，可见刘少奇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毛泽东气得骂出声来：“有人就是要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

毛泽东气得又问陶铸：“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8）

陶铸暗自懊恼不该与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情，不过也不敢乱说，只好照实回答说：“有的走了。”

毛泽东想也没想，当即做出一个鲁莽的决断，斩钉截铁地命令陶铸，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继续开会。”

毛泽东很快就后悔他这个在气头上做出的鲁莽决断。因为他跟刘少奇的这场战斗，既然已经满盘皆输了，就不应该再战下去了。继续再战下去的话，还是照样输。可是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的面子，又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决断。

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还是党中央主席，他的指示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刘少奇马上有条不紊地指示中央办公厅，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知那些已经回到当地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再到北京来接着开会，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刘少奇心中暗喜，毛泽东这样蛮干，打击面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而是全中国的高官们。毛泽东把全中国的高官都招来为他们两个人的争吵“陪绑”，一定会让这些人反感，进一步远离毛泽东。

果然，那些已经回家的高官们，忽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们回北京继续开会。这些人抱怨起来，这次会议花了两个星期，总算搞出一个决议《十七条》，现在又说《十七条》作废了，要重新再搞一个决议，这不是胡闹嘛。这些人心里都埋怨毛泽东：“你和刘少奇吵我们不管，但不要把我们也陪绑进去。毛泽东退居‘二线’有的是时间，而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人都忙得很，哪有时间‘陪’你跟刘少奇吵架呀。”

1965年元旦后，心中埋怨很大的全国各地的高官们陆续回到北京，继续开会。毛泽东也明白大家心里对他有气，要真正的赢刘少奇已经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的能够赢的，就是赢一个“面子”。于是毛泽东破罐子破摔，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非要会议决议按照他的主张写，非要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要不然就不散会。说白了，毛泽东就是要争一个面子。

高官们也看出来毛泽东是在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争个面子不可。于是大家都去劝刘少奇，让他委屈一下，顾全大局，向毛泽东做个自我批评，结束这场争吵。然而刘少奇态度却十分固执，不同意自我检讨，说：“如果我工作做错了，当然要检讨。你们说说看，我工作什么地方做错了?如果没有错，为什么要检讨?”

大家继续劝刘少奇：“你就不要跟主席一般见识了，他大概是人老了，糊涂了，你就让着他一些吧。”

（9）

刘少奇还是不同意检讨。最后军界元老朱德和贺龙出马，亲自出面劝刘少奇：为了全党的利益退让一步，向毛泽东做个口头检讨，结束这场争吵。其实刘少奇就是要等军界元老出面之后，再做出让步。因为他这时让步，等于给军界元老们一个很大的面子，刘少奇当然知道中国人对“给的面子”是一定会回报的。这对他今后加强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大有好处的。于是刘少奇痛快地答应朱德和贺龙：我马上向毛泽东做自我检讨。

朱德和贺龙看别人劝不动刘少奇，自己一说刘少奇就听了，果然感到很有面子，对刘少奇也很有好感。后来朱德在1965年还提出建议说：“今后可以让少奇同志指挥军队。”

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重镇高官17人，开了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刘少奇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以后一定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严格保持中立。毛泽东则派陈伯达代表他来参会。

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说：“我对主席不够尊重”，并声明今后一定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高官们对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顾全大局做法，都表示满意。然而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检讨，心里又有一股“火”起来了。如果刘少奇检讨说：“主席的看法对，我的看法错了”，这还有认错的意思，刘少奇却说“对主席不够尊重”，这能算是认错么?毛泽东没好气，当场就把刘少奇的话顶回去，用他的一贯拔高手法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之后刘少奇不再与毛泽东争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提法，重新制定了新的会议决议《二十三条》，下发全国，终于结束了这场毛刘的争吵。对于刘少奇来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制定《二十三条》，不过是给毛泽东一个面子，执行的大权在刘少奇手上，具体怎么做还是由刘少奇说了算。

毛泽东在这场争吵中，只是勉强赢了一个面子，而实质性的“里子”，都让刘少奇赢了。毛泽东首先在风度上就输给了刘少奇，让刘少奇赢得一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赢得了高官们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次真的中了刘少奇的“气走毛泽东”之计，今后很难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了。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毛泽东参加会议，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赞成，这会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受不了，不符合毛泽东的为人;如果毛泽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倒也不会再跟毛泽东争辩了，而是摆出一副“顾全大局”的高姿态，在风度上把毛泽东比下去。这样一来，众高官倒觉得毛泽东心眼狭小，更让毛泽东没有面子。

（10）

今后毛泽东如果再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赞成刘少奇，让毛泽东没面子;反对刘少奇，也让毛泽东没面子，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参加会议，正好达到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目的。事实上，1965年一年中，毛泽东没有参加过一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这让刘少奇十分开心，感到他这个小媳妇终于熬成婆了。1965年夏，刘少奇的心情很好，难得携全家一起游览了北京玉泉山。这也是刘少奇与九个孩子，及妻子、岳母的最后一次温馨的家族活动，在刘少奇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1966年，按照计划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准备在1961年召开，当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会期推迟到1966年。刘少奇计划在1966年的九大上，把毛泽东推上“名誉主席”的地位，自己真正成为党主席。但是刘少奇这个计划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军队仍然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中，所以怎样弱化和分化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成为刘少奇计划的重点。

刘少奇的合伙人邓小平，在军中有一定影响力，军界元老朱德已经表明支持刘少奇，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也与刘少奇关系友好。但是这些人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国防部长林彪一个人在军中的实力，所以刘少奇就看上了另一个人：已经失足的彭德怀。

当年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第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彭德怀。毛泽东的大跃进错了，那么就说明反对大跃进的周恩来和彭德怀是对的，特别是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很多人对彭德怀抱不平，党内有一股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一旦彭德怀平反，回到军队工作，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不亚于林彪，而且肯定是反毛泽东的，这样刘少奇就不用怕毛泽东了，毛泽东的彻底退休也就会成为定局。

彭德怀还在北京郊外的挂甲屯默默无闻地种他的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成为决定刘少奇和毛泽东命运的关键人物。为了给彭德怀的平反制造社会舆论，在刘少奇掌控的宣传领域里，《海瑞罢官》等借古喻今、间接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作品也就登场了。

毛泽东尽管输了这场斗争，但他绝不会气馁，按照他的口头禅：“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栽一个跟头算不了什么。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毛泽东重整旗鼓，重新调整作战方针，精神抖擞地投入下一场与刘少奇的斗争。【本节完】

# 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1）

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场交锋，满盘皆输。然而毛泽东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固分子，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目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奋战到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毛泽东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这里的虎气就是“勇”，猴气就是“谋”。有虎气才敢于挑战，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气”，才会有计策、有预谋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次交锋中，“虎气”用的太多，“猴气”用的不够，所以失败了。毛泽东痛定思痛，接受这个教训，他跟刘少奇的第二次交锋，要以“猴气”为主，以计谋取胜。

使用计谋的第一点，是要分析形势，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毛泽东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动用军队保驾护航。毛泽东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级干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慑不一样，威慑是对一个人手中权力的惧怕，而威信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敬仰。一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就有了威慑力，但并不等于就有威信。一个人的威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功绩上，吹嘘是吹不出来威信的。

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毛泽东在这31年间居然没有犯过错误，领导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巨大功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长达31年的时间里，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这就在共产党内产生出一种对毛泽东的迷信：他总是正确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长期以来，毛泽东屡屡战胜他的政敌，最大的法宝就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

可是毛泽东1958年搞大跃进的惨败，一笔勾销了毛泽东31年来建立起来的不败神话。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斗争时，毛泽东是“一呼百应”，高层干部马上纷纷支持毛泽东，这是因为那时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还没有显现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尚存。而这次和刘少奇的斗争，毛泽东却是“百呼一应”，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响应毛泽东。这个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高层干部当中的威信，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不再相信毛泽东有领导国家搞建设的能力，甚至认为毛泽东已经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泽东要想在高层干部，也就是所谓的“老干部”中间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好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即使你把它打捞出来洗干净，重新放到神坛上，但它对于人们来说，再也没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惨败，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粪坑里，不管毛泽东怎么洗净自己，他也无法恢复自己在老干部中间以往的威信了。

（2）

不过在普通的人民群众当中，毛泽东的威信损失不大，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责任，没有传达到老百姓中间。因此，毛泽东重新树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战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重新换一批新人上台掌权，换掉现在这批已经不迷信毛泽东的老干部。毛泽东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撤换掉个别几个老干部，而要把这批老干部全部撤换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发动群众打倒整批老干部的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过在1965年初，毛泽东还没有想出“文革”这个办法。当时他面对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首先要防守，不能让刘少奇再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刘少奇的下一个重点进攻目标，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而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彭德怀。如果彭德怀被翻案平反回到军队重新工作，那毛泽东只有彻底输了。只要彭德怀不被翻案平反，毛泽东就能掌控军队，就还能与刘少奇周旋下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怀身上，刘少奇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彭老总可以回军队做点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传领域，为彭德怀的翻案平反制造舆论。

毛泽东凭他的政治敏锐性，早就发现近年来文艺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风潮，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剧《海瑞罢官》。1958年后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饿死人的人民公社，一个是错误批判彭德怀，这是毛泽东的心病，也是毛泽东的软肋。而《海瑞罢官》正是直接触及到毛泽东的这两大软肋，《海瑞罢官》中“退田”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搞错了;《海瑞罢官》中“罢官”的情节，更是明显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与任何政治家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1962年《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看了这个戏，立即感到该剧是指向毛泽东的，马上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禁演，但江青的建议都被部长们婉言拒绝。江青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似乎并不当成一回事，江青也就只好不提了。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不当一回事，而是毛泽东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筹。毛泽东知道，禁演《海瑞罢官》是一个下策，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罢官》，很多人还不去关心《海瑞罢官》，而一旦禁演，人们反而纷纷要去看《海瑞罢官》，这岂不是替刘少奇搞了反宣传?况且，单纯地禁演《海瑞罢官》，对刘少奇集团造不成任何打击，反而替他们搞了反宣传，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3）

当时毛泽东不禁演《海瑞罢官》，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慢慢忘掉《海瑞罢官》。可是现在面对刘少奇的咄咄攻势，毛泽东不能再冷处理了。但毛泽东的反击，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样才能给刘少奇集团一个打击。不过“批判”可不像“禁演”那么简单，必须找一个高手，写一篇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给刘少奇一个重击。可是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呢?

现在整个宣传机器都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毛泽东手头现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陈伯达等政治秘书，但毛泽东很清楚陈伯达这些秘书，知道他们的才能承担不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他要另寻高手。毛泽东当然不便亲自出面寻访这样的高手，于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青，把寻访高手的重任交给了江青。

1938年，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江青在延安结婚。当时毛泽东只认为江青是一个漂亮的演员，并不认为江青有从政的才能。而且毛泽东在与江青结婚时，党支部给他加了一个“约法三章”的条件，禁止江青二十年内在党内任职，因为当时党支部担心江青是国民党特务。党支部干涉党员的个人婚姻，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在延安时代，党员的一切都要由党来支配，包括结婚。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一直到1949年还是不错的，可是进了北京城之后，毛泽东和江青关系进入一个寒冷期，到1952年，两人干脆分居了，江青搬到离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几百米远的静园居住。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想要追究的问题。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一度与江青冷却的夫妻关系，又回暖起来。一来是因为毛泽东的工作比较闲了，二来是毛泽东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这个人当然是江青莫属了。1961年。毛泽东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一方面是给江青一个很大的荣誉，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当时自己心境的一个写照：逆境中从容不乱，敢于再攀新的高峰。

以前毛泽东认为江青不过是个演员，没什么政治头脑，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从不跟她谈工作的事，当然也没有时间跟江青谈。自从毛泽东退居二线“闲”下来之后，跟江青的谈话比较多了，这才发现江青还真是一个对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热情，这让毛泽东暗暗点头。刚开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泽东谈戏剧电影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空就读他的线装古书，对电影戏剧全无兴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对戏剧电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泽东也饶有兴趣地听江青讲讲戏剧电影的事情。

（4）

江青爱看戏，爱看电影，她本来就是演员出身，喜爱戏剧和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还没有个人专用的放映室，而毛泽东在中南海有一个专用的放映室春耦斋，因为毛泽东极少看电影，所以春耦斋实际上成了江青的专用放映室，为江青一个人放专场电影，她几乎每天都要看电影。江青把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戏剧都看了，看着看着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于是江青就逐渐从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泽东谈戏剧和电影的问题。

江青也明白，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让她非常担心。江青凭着她的政治敏锐性，觉查出刘少奇要架空毛泽东，甚至要取代毛泽东，于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泽东要提防刘少奇。有一次江青听说，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她马上去提醒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胆大敢说话，不怕得罪人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对江青的政治敏锐性颇为赞赏，他对井冈山时期老战友的曾志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是毛泽东观察文艺界的动向“游动哨兵”。但毛泽东在是否真正让江青进入政界的问题上，还是很犹豫。因为用政治家的素质来要求江青的话，她还很不够。江青的缺点是说话太任性，太放肆，经常得罪人，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是江青也有她的优点，就是胆子大，敢想敢干，一般女人绝没有江青这份胆量和闯劲。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当中，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学历最高，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被普遍认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刘少奇也积极扶植王光美从政，带她一起出国访问，带她一起会见外国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1963年刘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个试点“桃园经验”，然后把王光美的经验发到全国学习，为王光美的直接从政铺下道路。

江青只是15岁时在戏剧学校学过一年戏剧，也就是个中专学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学硕士学位是无法相比的。不过毛泽东看出，江青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绝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扶王光美出来从政，他也开始扶江青出来从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江青会见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很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之后毛泽东让江青亲自出面去指导一些戏剧电影的创作，于是江青搞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个现代京剧，这几个戏公演时，毛泽东亲自去观看，给江青助阵。

（5）

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青输给王光美。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是“有勇有谋”，而江青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现在毛泽东手头没有比江青更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样，也只有江青了。只要有毛泽东在背后替江青出谋划策，还是可以弥补江青的“无谋”缺点。这次毛泽东要启用江青，让她牵头组织一个班子批判《海瑞罢官》，真正考验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云鹤，比毛泽东小21岁。年青时江青的命运颇为颠沛，经历了几次婚变和同居，在上海，作为女演员进入电影界，演过多部电影，还有一个漂亮的艺名叫蓝苹。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为江青。那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使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敬而远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过镜头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会差，和延安生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称之为优裕了，要她这样的人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投身去延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没有相当的觉悟，没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当时上海的女电影演员极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为贵”，这也是毛泽东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江青去延安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她会与毛泽东结成姻缘。江青在1937年底首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并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甚至看不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迹象。当时中共是集体领导体制，毛泽东没有任何特权，没有“毛主席”的尊称，更没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万岁”的尊荣。所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不是看上毛泽东的权势地位，纯粹是被毛泽东这位“革命家”的气质所倾倒。江青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她真正热爱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听毛泽东说让她牵头组织班子去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是大喜过望。江青不是那种安逸于平稳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于造反，渴望战斗，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江青这点大大超过了王光美，也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有人说：江青爱出风头，野心勃勃，其实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里有不爱出风头，没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泽东向江青认真交待了这个任务的要点：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质量，打击力强。写出这种强大杀伤力批判檄文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写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让刘少奇集团的人知道，这样才能给刘少奇出其不意的一击。

（6）

江青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行动。江青第一个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举成名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希凡。可是当江青谈起希望李希凡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李希凡不禁疑惑万千。当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个疑惑是关于江青的资格。当时江青的正式任职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有“五大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按道理，写批判文章应该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负责的事，江青只是生活秘书，写文章不在江青的职权范围内。另外，江青在政府中还有两个任职：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职务更无权管写批判文章的事。第二个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写作，不让上级知道。

李希凡马上感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里面的水很深，他马上婉言回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位写批评文章比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绝了。江青感到很泄气，把这些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找错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怕丢官，怕坏了自己的名声，等等，而小人物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不怕丢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官;他不怕坏了名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名声。写批判《海瑞罢官》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大人物有顾虑，不敢也不愿去冒险，只有小人物才肯干这件事。其实李希凡这样的“名人”，也都是从无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变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锐气，不愿再干冒险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泽东的点拨之后，她把目光从有名的大人物，转向无名的小人物。这时毛泽东又给她出主意，这件事在北京干太显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于是毛泽东就介绍江青去上海。当时最忠于毛泽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可惜林彪是个老病号，常年在家养病;柯庆施是个新病号，1964年因肺癌动手术后，就一直在养病。不过上海依旧是柯庆施的地盘，所以去上海办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时，柯庆施在外地养病，所以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成为接待江青的东道主。当然张春桥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两个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靠一只笔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因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最初并不是从枪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只笔杆子，靠他自己办《湘江评论》起家的。

（7）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泽东不仅写文章，还必须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和他写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关注，毛泽东开始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来往。1920年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所以毛泽东是靠笔杆子崭露头角，靠笔杆子起家进入共产党的。

1934年，17岁的张春桥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子对准文艺界的名人和权威开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张春桥批评郭沫若，攻击鲁迅，居然也在文坛上闯出一席之地，正应了“要想成名人，就靠骂名人”的哲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春桥去了延安，但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或重用。

1947年张春桥的好运来了，他调到石家庄出任《石家庄日报》社长，而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是柯庆施。柯庆施一下看上了张春桥这只笔杆子，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以后随着柯庆施的发迹，张春桥也跟着发迹了。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张春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1958年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

虽说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但毛泽东亲自为别人的文章写编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泽东一眼看上的人，会马上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在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泽东欣赏他们的文章，为他们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很快上调到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可是毛泽东为张春桥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并没有上调张春桥，他还是继续当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所以张春桥并没有被毛泽东一眼看上，更应该说毛泽东那时根本就没有看好张春桥。

之后张春桥靠柯庆施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书记处书记，但他始终没有被中央高层的人物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张春桥代柯庆施接待江青。

（8）

当江青跟张春桥谈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马上敏感地意思到，这不是一篇单纯的批判文章，这是毛泽东要向刘少奇发起反攻的信号。张春桥当时是上海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也算是个副省级的官，他虽没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议，但也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最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吵。张春桥是个对政治极其敏锐的人，他已经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发展下去，一定会到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刘主席并存的时代不会长久了，几年之后就会只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刘主席。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跟毛主席，选择跟刘主席，还是选择中立。

张春桥主观上是愿意跟毛泽东的，第一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而与刘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远;第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有一定好感，而刘少奇对张春桥从无好感。但是从客观利益上来考虑，选择跟毛泽东的风险又很大，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谁胜谁负。如果张春桥选择中立，不管毛和刘谁胜，他都能保住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如果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一旦刘少奇胜利，那么他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泽东胜利，张春桥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面说过，毛泽东并没有看上张春桥。既然张春桥不是毛泽东看上的人，那么即使他选择跟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太可能提拔他。从官场学的角度来看，张春桥选择跟刘少奇，肯定是不可能升官的;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选择谁都不太可能升官，那么选择中立，保住现在的官职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张春桥还是做出跟毛泽东的选择，这是因为张春桥看到了江青这个特殊人物。

张春桥知道，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青，以后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刚刚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还没有人才，如果这时候张春桥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会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事实上，张春桥通过江青曲线靠近毛泽东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上张春桥，而是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力荐张春桥，毛泽东才逐步改变了对张春桥的看法，发现张春桥是个人才，觉得张春桥不仅是个人才，还是很少的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于是就开始真正提拔重用张春桥。

（9）

所以当江青说她要组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时，张春桥立即表示效忠江青，愿意为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效劳。这样张春桥成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为江青最为信赖的人，正符合官场学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张春桥知道自己不善于写批判文章，要写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要另请高人，于是他对江青说：“我的特长是写评论文章，不善长写批判文章，我给您推荐一个写批判文章的人。”于是张春桥就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儿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反而受到父亲的连累。姚文元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不断辛勤写作，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没有被人重视。1957年姚文元写了一篇《录以备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亲口点名表扬了姚文元。但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还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没有让姚文元升官，他还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编辑，只是一个芝麻九品官的小干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表扬，但表扬之后，贵人健忘，毛泽东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好他们两人的政治才能，没想提拔他们当官。

姚文元的顶头上司张春桥，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时张春桥也只是一个小官，还没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资格。如果没有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万文学青年那样，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可是张春桥把姚文元介绍给江青，一下子就改变了姚文元的命运，这也是后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结成“四人帮”的基础。

当张春桥跟姚文元谈到秘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姚文元也马上意识到这是要担风险的事。那时姚文元是一个既无官，也无名的小人物，赌输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赌赢了可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姚文元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毫不犹豫就接了下来。不过江青对张春桥推荐的这个姚文元，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姚文元实在太没有名气了。于是江青让姚文元先写个初稿，她带去给毛泽东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写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带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就大为赞赏，当场拍板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这才信服了张春桥的眼力，以后更加信赖张春桥了。不过毛泽东虽然决定了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但他还要慎重，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所以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修改了几个月，大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发表。这也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因为这次毛泽东是不能再输了。

毛泽东交给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过了毛泽东的最后考验，之后毛泽东就让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本节完】

#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

（1）

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从1949年到1974年，毛泽东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两次以上。毛泽东这次外巡，一来是惯例，二来是要避开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座谈会。所谓“托拉斯”，是刘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种企业形式，它与以往的国营企业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这个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后搞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显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之后，乘胜出击，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试点从农村推向城市。刘少奇在试办托拉斯座谈会上讲话说：“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刘少奇原来计划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和转型，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1978年之后搞的“改革开放”，就会提前到1966年。

毛泽东毫无疑问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试点，但毛泽东看出，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如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又将陷入少数派的难堪境地。这时毛泽东的最好选择就是离开北京，随刘少奇去搞，因为刘少奇的羽翼已经丰满，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已经阻止不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有另寻办法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武汉，住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毛泽东初来的十几天，既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招当地领导人来谈工作，只是一个人单独地看书和思考。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段时间吃饭不香，饭量减少，经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而散步的时间增长了。平日毛泽东散步时，喜欢跟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而这些天毛泽东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

毛泽东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搞成饿死人的悲剧?(二)自己在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变成少数派?(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2）

人民公社为什么会饿死人的问题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本身错了，第二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没错，而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关于第一个答案，毛泽东不予考虑，因为他是坚信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自己说：“我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那时我还读了三本书，让我铭记一生，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此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那么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吗?毛泽东想来想去，认为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可以让少数农民致富，但让全体农民都致富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彻底的均贫富主义者，他给中国设计的蓝图，要不然是共同富裕，要不然是共同贫穷，从来没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计思想。如果想让全体农民致富，分田单干的道路肯定不行，只有人民公社这样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既然共产主义没有错，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失败了呢?毛泽东想到了第三个答案，那就是人的思想觉悟问题。农民的私心太重，大家都想少出力、多吃饭，只想从公社获取，不想为公社贡献，所以把人民公社吃穷了，吃垮了。因此，毛泽东意识到，人民公社是失败在人的觉悟上，如果能让每个人都有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就一定能够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呢?1963年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收效不大;1964年发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收效也不大。毛泽东冥思苦想，试图想出一个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好方法，最终他想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继续住在武汉东湖，继续他的思考。4月13日，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拉伯共和国总统顾问侯赛因，到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毛泽东，晚上毛泽东陪阿拉伯贵宾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4月15日，周恩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纪念会议之前，专程到东湖来向毛泽东“请示”。这个请示的“画外音”，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表明，他在北京与刘少奇共事的同时，也没有忘掉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中立立场。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继续思考他的问题：自己在高层干部中间为什么变成少数派?毛泽东想出一个答案：这是因为高干们受“修正主义”的影响，革命理想蜕化了，革命精神丧失了。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总把“修正主义”挂在嘴边，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3）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时，是这么说的：“苏联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朽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后，很多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适，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靠拢，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变修”。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决不能像他们。”

在共产党内，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谢觉哉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险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苦心，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老年固执症引发的臆想。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想法，1962年以后，党政大权已经不在毛泽东手中，只有军队还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毛泽东就在他控制的军队里展开“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防止特权阶层形成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和降低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4）

从毛泽东给军官减薪这件事，其实就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层干部中间变成少数派的原因。一个企业的老板，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减薪，怎么可能得到高管们的支持呢?毛泽东的地位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老板，他要限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甚至要给他们减薪，这显然难于得到高干们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在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好的，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物质条件好了，这些人的革命意志就消沉了，所以他要用减薪的方法，用降低物质条件的方法来激发这些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毛泽东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人对未来的梦想。在战争时期，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对未来有一个憧憬，认为只要打下来天下之后，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当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大家继续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时干部们就不满了。战争时期因为没有条件享受，只能提倡艰苦奋斗，所以也没有人埋怨毛泽东;胜利之后有条件享受了，毛泽东继续提倡艰苦奋斗，不让大家享受，干部们自然就有怨言了。

1965年4月27日，解放军中地位仅次于林彪的三位大人物来东湖面见毛泽东，他们是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次他们是来向毛泽东请示取消军衔制以后的军装式样问题。取消军衔后，军装上不再使用表示军衔的奖章、领章、大檐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军衔牌牌统统都去掉。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倒是要打败仗了。”

贺龙等人走后，毛泽东吩咐他的警卫长汪东兴，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电话，让张平化过来见自己。汪东兴立即给张平化打电话，说：“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

张平化一听毛泽东叫他，二话不说立刻乘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直奔毛泽东住的东湖。张平化是毛泽东的同乡湖南人，也是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是党内极少数喝过毛泽东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与井冈山游击队女侠贺子珍结婚。其实所谓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是简单地以茶代酒而已。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十四岁，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泽东对张平化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没有寒暄，没有开白场。张平化原本想把湖南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可是毛泽东却一摆手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5）

张平化不知道毛泽东这句的含义，插不上话。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

张平化不懂，只好说：“我想想看。”其实张平化想也想不出来。张平化作为一个省的第一把手，与毛泽东这样的国家第一把手，在思考问题的规模上、层次上和范畴上都完全不同。张平化想的只是怎么完成好上级领导交待下来的任务，怎么把本省的工作搞好，从来没有想过国家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也知道张平化不懂，于是说：“你不太清楚，那么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大吃一惊，问：“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脸上严肃的表情不见了，亲切地对张平化笑着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这才知道，毛泽东这次南下是要上井冈山，叫他来的目的是要他带路。因为张平化是井冈山老战士，最近又回过两次井冈山，对井冈山比较熟，让张平化带路自然是最佳的人选。毛泽东身在北京，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动向了如手掌，早就物色了张平化作为自己重上井冈山的带路人。

张平化听毛泽东说完，立即兴奋地站起来说：“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井冈山男女老少都在念叨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他最喜听人民在想念他这样的话，也相信人民是在想念他的。事实上，那时候的井冈山人民确确实实是想念毛泽东的。

一直跟在毛泽东身旁的汪东兴，这时才知道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冈山。不过毛泽东要去哪里，从来都是前一天才告诉他的，所以汪东兴也习惯了。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长，必须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和张平化一起，先行上井冈山探路，安排好一路的警卫工作和准备好毛泽东下榻井冈山的住处。

第二天汪东兴和张平化就上路了，第一是看哪条路平坦好走，第二是为毛泽东选好几个途中休息和吃住的地方，第三是向当地的接待人员交待，怎样接待好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还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弄不好他就要生气，所以汪东兴要把接待好毛泽东的要点事先传达下去，尽量避免毛泽东的不快。

（6）

前面说过，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虽然住着北京城里最昂贵的住房，里面的家具却是廉价的普通东西，没有名牌商品，更没有古玩字画。他吃的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四菜一汤，饭菜都是普通的东西，没有山珍海味。有的菜一次没吃完，他还要留到下餐吃。

然而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却让接待他的人大伤脑筋，因为接待大人物的惯例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了。毛泽东外出巡视时，刚开始地方大员为了讨好毛泽东，专门举行接风盛宴，但毛泽东却不高兴，不去赴宴;他们给毛泽东的住房里摆放崭新的家具，毛泽东却不高兴，认为专门为他准备一套新家具是浪费。后来地方大员逐渐搞清楚了毛泽东的脾气，接待毛泽东时不要设宴，只安排普通的工作餐，这样毛泽东反而高兴;毛泽东住的房间里要放旧家具，这样毛泽东认为这些家具不是专门为他买的，不浪费，也反而高兴。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像毛泽东那样艰苦奋斗，有些中央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就要大摆盛宴接风，住房里要摆放崭新的高档家具，否则领导就不高兴。地方大员们都懂得怎样给领导一个好印象，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接待方法，让每位中央领导都满意。

到1965年，地方大员都知道接待毛泽东的秘诀了，可是井冈山这样小地方的宾馆还不知道，所以汪东兴再三嘱咐当地的接待人员，千万不要搞招待宴席，毛泽东吃饭是四菜一汤，不要上山珍海味，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常菜，不要酒，不要水果，饭菜的标准是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毛泽东住的房间里不要摆放新家具，半新不旧的家具最好。经过汪东兴一番布置之后，毛泽东所到之处果然都比较满意。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离开住了44天的武汉东湖宾馆，准备前往井冈山。临行前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想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与所有参加服务的东湖宾馆员工合影。有幸与毛泽东一起合影的女服务员魏中华，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摄影师架好了相机，毛泽东站到炊事员、服务员、清扫员等众员工的中间，问了一句：“都到齐了吗?”

有人说了一句：“小魏在宿舍，今天她休息。”这天正好赶上魏中华轮休。

毛泽东说：“叫来嘛，我们等她。

摄影师一看时间，说：“主席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先拍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徐秘书，赶快去叫她来。”

徐秘书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多说，马上跑步去后面的员工宿舍。魏中华见徐秘书急匆匆跑来，以为他有别的急事，也没在意。没想到徐秘书跑到她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魏，快、快，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7）

魏中华像做梦一样，半信半疑，跟着徐秘书飞跑到东湖宾馆门前的空地上。只见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毛泽东在正中央，旁边站着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平易地对魏中华招了招手，就像在招呼自己的一个朋友。魏中华赶紧上前，王任重笑着将魏中华拉到他和毛泽东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惦记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迫不及待地就喊：“照……了”。魏中华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都非常激动，说：“毛主席有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个镜头不是刻意去排演的，以一国领袖之尊，对身边偶尔为他服务过的小人物也一视同仁，活生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平民精神和亲民感情。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和感情，来自他农民家庭的出生，也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一个人在成功之后，往往要感谢和报答一下帮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恩人。毛泽东的恩人是谁呢?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来自于上级领导的青睐和提拔，上级领导和苏联老大哥从来没有喜欢过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毛泽东的恩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天然的感情。

毛泽东离开湖北武汉后，先到湖南长沙，正准备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却感冒了，只好住在长沙休息几天。毛泽东病好之后，不巧张平化又急性阑尾炎发作，所以上山的时间又往后延，直到5月21日才出发前往井冈山。

中国有很多名山，大多是因风景著名，只有两坐山是革命的火种。一坐山是“梁山”，北宋末年宋江、林冲等好汉被“逼上梁山”，从此有了《水浒传》流传于世;另一坐山是“井冈山”，1927年毛泽东等人被“逼上井冈山”，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天安门，所以井冈山是毛泽东所有奇迹的起点。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

毛泽东在他长达22年征战南北期间，转战过很多地方，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特别是延安，那是毛泽东进北京城以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毛泽东确立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儿李纳的诞生地。但毛泽东1949年进京以后，从来没有再返回过延安，唯有重上井冈山，而不见重游其他故地，可见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有独钟。

毛泽东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冈山。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组织红军。”l967年“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对林彪亲信黄永胜说：“如果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上井冈山”是他遇到最糟糕情况时的最终对策。

（8）

现在，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他要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在井冈山上他可以激发起灵感，思索出答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斗争方式和武器。毛泽东一路上带着满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创业的起点井冈山，宛如一个孤独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泽东沿着汪东兴、张平化为他先行布置的路线，乘汽车蜿蜒而上来到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以往毛泽东上下汽车时，都是由警卫人员为他打开车门，他才动身的。这并不是毛泽东要摆什么架子，而是中央警卫团的规定，保证领袖的手，不至于摸到不该摸的东西，不论从卫生上还是从安全上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一向讨厌这种装腔作势的做派，无奈警卫团订下的规定，毛泽东也只好按规定办事。

不过到了黄洋界，轿车一停，毛泽东不等警卫人员过来开门，就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吓得坐在后面车上的汪东兴，以为毛泽东出了什么意外，慌慌张张跑过来。毛泽东却不理汪东兴，自己迈开大步直向山顶走去。这几十号人中毛泽东的年岁最大，但他们居然被毛泽东甩在了后面，黄洋界像有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住毛泽东。

毛泽东走着走着，突然向没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几步。汪东兴一惊，忙向毛泽东提示说：“主席，那边没有路。”

毛泽东就像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一笑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比井冈山的道路还要难。”

汪东兴见毛泽东执意要走没有路的“路”，赶忙抢上一步来扶毛泽东，毛泽东却拂开汪东兴的手，不要他扶。毛泽东走到一棵大树下，折下一节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上了井冈山。今天我还要借用一下这个井冈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泽东居然当起了向导，领着众人左转右转几次，来到黄洋界口。那里树立着一个诗碑，上面刻着毛泽东三十七年前写的词《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眺望远处，诗兴大发，作出他最著名的诗词之一《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9）

毛泽东这首词的开场白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解释就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凌云志’，这次我带着这个‘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凌云志”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保证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凌云志”，毛泽东什么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揽月，敢下五洋去捉鳖，这里说的“鳖”，应该就是刘少奇了。毛泽东在最后的结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泽东这次打倒刘少奇，用过去打倒王明的办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怀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这天在井冈山上，用折下的树枝做拐杖，拨开一条新路，就是象征着他要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了下来，他继续思考他的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5月25日，张平化要提前返回长沙，因为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赶回去。张平化前来辞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上了井冈山再谈的话题吗?”

张平化当然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话题是：“你懂得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上了井冈山我们再说。”不过当时张平化认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诺，更没想到毛泽东要把自己的“心迹”，跟他这么一个小人物谈。张平化马上诚惶诚恐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讲他的心迹。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就会改变，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们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允许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况且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这里毛泽东说了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理由：“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后来居上，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接着对张平化说：“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这里毛泽东又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10）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最后毛泽东说：“我反复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平化聆听着毛泽东的话，他既没有赞颂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话，只是在默默地记住这些话。毛泽东很清楚，张平化是一个“老实人”，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取宠地赞颂“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像康生那样摩拳擦掌地揪党内的敌人。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些“心迹”讲给张平化这样的老实人听，是希望张平化将来成为历史的证人。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不论是皇帝还是九品芝麻官，不论是政客还是诗人，都很在意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终身喜读历史，当然也一定会非常在意历史评价这件大事。毛泽东也想到自己与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百分之百取的胜算，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14岁，毛泽东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果然张平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岁高龄。张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后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些“心迹”。

张平化走后，毛泽东仍然住在井冈山，继续想他的心事。一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接班人”。毛泽东的梦想是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要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当然不能接班，周恩来也不能接班。虽说周恩来本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周恩来这个人太容易妥协，在党内强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面前，周恩来不会跟他们坚决斗争，而是会妥协.

（11）

所以周恩来阻挡不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合适的接班人。林彪是军人，没有独自的政治理念，不会坚持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再加上林彪的身体不好，所以林彪也不是合适的接班人。

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第一要年轻，第二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发现，他还在继续寻找。但目前毛泽东要做的，首先是摧毁阻碍接班人接班的障碍。

毛泽东即使打倒了刘少奇，只要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还在，那么他的接班人还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势力强大的老干部。要想让年轻人接班，不仅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把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就是毛泽东要完成的最终使命。

毛泽东在考虑自己的历史角色，在历史这条长河里，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毛泽东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完成修建社会主义大道的任务，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作为一个炸药包，炸掉那些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顽石和堡垒，以后修路的事情，就交给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泽东这时给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任务一个清晰的定位，他的历史角色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他的历史任务是炸掉阻挡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什么是阻碍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共党内势力最大的三个人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就是这三座大山。不炸掉这三座大山，年轻的接班人就无法接班，就无法保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下定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炸掉这三座大山，为他的接班人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扫平障碍。当然毛泽东不会对这三座大山同时发起进攻，他要各个击破。毛泽东给自己订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第二步，联合林彪打倒周恩来，或者联合周恩来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后打倒林彪或周恩来，然后交班给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已经八天了。虽说毛泽东这次上山是秘密的，但是当毛泽东接见两批井冈山老战士和革命烈属之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要来见毛泽东。当人民争先恐后地要上井冈山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得赶紧下山了。在毛泽东下山时，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的车队路过一个村庄时，一群人手拿铁锹、铁铲，向毛泽东的坐车直冲过来，把毛泽东的警卫长汪东兴吓得出一身冷汗，以为阶级敌人要来暗杀毛泽东，命令车队以最快的速度猛冲下山去。其实这些人只是一队修路的农民，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这些人来不及放下自己手中的修路工具，就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要见毛泽东，闹了一场叶公好龙的虚惊。

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开始实施他炸掉三座大山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接连抛出三颗重型炸弹，一颗比一颗猛烈。第一颗是调走彭德怀，调虎离山;第二颗是打倒罗瑞卿，消除军队隐患;第三颗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倒彭真，搬倒刘少奇的外围。【本节完】

#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

（1）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思虑好宏大的战略部署后，开始了打倒刘少奇的外围战。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先去了杭州，再到上海，然后回到北京。毛泽东离开北京三个半月后回来了，北京的众高官轻松了三个月后，又开始绷紧神经，注视带着井冈山泥土味的毛泽东会有什么新动向。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出远门归来的倦意，马上着手布置他打倒刘少奇的外围部署，特别是要消除军队中存在的隐患，为在关键时刻确保军队万无一失地站在自己一边。

当时军队中实权最大的四个人，依次是毛泽东、林彪、贺龙和罗瑞卿。林彪是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对贺龙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很信任，但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暗地里被称为毛泽东的爱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年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唇枪舌战中，罗瑞卿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而是持旁观态度，毛泽东心中顿时失去对罗瑞卿的信任。因此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解除贺龙和罗瑞卿的职权。

为什么贺龙和罗瑞卿会成为实权人物?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1955年设立军衔时，授予朱德等十人为“元帅”，粟裕等十人为“大将”，这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是解放军中地位最高的人，但地位高并不等于就有实权。解放军中实权最大的三个职位，依次为“军委主席”、“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军委主席当然是毛泽东莫属，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元帅担任，总参谋长必须由大将担任。先后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和林彪都是元帅，先后任总参谋长的粟裕、黄克诚和罗瑞卿都是大将。

1963年，国防部长林彪一时病重，无法工作，必须有一个人暂时代替林彪的国防部长职务。因为国防部长必须是元帅，代理国防部长当然也要有元帅军衔才行，于是毛泽东让贺龙元帅代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十大元帅中，彭德怀、林彪和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嫡系，其他七人都不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此时罗荣桓已病逝，彭德怀被打倒，林彪又病重，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启用贺龙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毛泽东讨厌军衔制，也有这些被军衔捆住手脚的缘由。

贺龙本来是一个介于毛泽东派和周恩来派之间的人物，后来又跟刘少奇关系越来越密切，有刘少奇派的味道了。

总参谋长是仅次于国防部长的实权人物，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很多事情都绕过贺龙，直接交给罗瑞卿办。这样虽说架空了一些贺龙的实权，但却增长了罗瑞卿的傲气。有人说：人这种动物是不可宠的，一宠就要翘起尾巴来。罗瑞卿正好验证了这句话，他仗着毛泽东的信任，不把军队老帅们放在眼里，做事独断，得罪了很多老帅。

（2）

从来军队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罗瑞卿不过是一个大将，对元帅们施号发令，当然要得罪人，后来这些老帅在打倒罗瑞卿时都非常积极。

以前毛泽东是非常信任罗瑞卿的。但我们前面说过，罗瑞卿在毛泽东的困难时刻，没有站出来保卫毛泽东，这就让毛泽东无法再信任罗瑞卿了。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把贺龙和罗瑞卿两个人掌握的实权剥夺掉，换上毛泽东信任的人掌握实权。

剥夺贺龙的实权比较好办，因为1965年林彪的身体明显好转，可以重新出来工作了。贺龙本来就是替代病休的林彪，现在林彪病好了回来工作，名正言顺地把贺龙的实权收回到林彪手里，这个容易处理。难处理的是罗瑞卿，因为剥夺罗瑞卿的实权，就要撤掉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不过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文革后那样大的权力，说话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更不是想撤谁就撤谁，不需要理由。所以当时毛泽东为了撤罗瑞卿的职，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搜集罗瑞卿犯错误的材料，用当时的术语就是“整材料”。

罗瑞卿在工作中并没有犯大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人际关系比较差。不少人，包括叶剑英这样的元帅，常常向毛泽东告状，说罗瑞卿作风霸道，难于共事。以前毛泽东信任罗瑞卿，这样的告状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毛泽东不信任罗瑞卿了，这时候的告状就要罗瑞卿的命了。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叶剑英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再次抱怨罗瑞卿的问题。这次毛泽东不再袒护罗瑞卿了，便顺水推舟地表示要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处理。毛泽东处理高级干部的方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准备阶段，第二个是分化孤立阶段，第三个才是批判阶段。

在第一个准备阶段，毛泽东于1965年6月7日，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罗瑞卿一下台，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就自然而然地继任总参谋长。在第二个分化孤立阶段，从1965年8月开始，毛泽东让叶剑英代表他，向吴法宪、邱会作、杨得志、许世友等军队高层干部“打招呼”，向他们透露罗瑞卿已经“有问题”了，让这些人站稳立场，不要陷到罗瑞卿的圈子里去。直到1965年12月，分化孤立的工作完成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的阶段，公开批判罗瑞卿。

不过在解决罗瑞卿之前，毛泽东还要先解决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彭德怀。如果说罗瑞卿是一只在台上的活老虎，那么彭德怀就是一只下了台的死老虎了，但这只死老虎还有可能复活，比罗瑞卿这只活老虎还要可怕。现在彭德怀就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还保留有中央委员的地位，万一北京政局有变，彭德怀这只死老虎马上有可能复活出山，来找毛泽东算旧账，所以毛泽东不能不预防万一，这次他要放逐彭德怀，把彭德怀弄到边远的地方看管起来，以防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保证北京的绝对安全。

（3）

把彭德怀强行逐出北京是不行的，现在党内同情彭德怀的人很多，无缘无故把彭德怀逐出北京，反而会增加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使用“猴气”，把彭德怀“骗”出北京去。正好四川正在展开三线建设，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为首的“一线中央”建议，让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

刘少奇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布置的打倒他的一步棋，还以为毛泽东抵挡不住为彭德怀平反的舆论，不得不做出妥协，被迫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彭德怀第一步重新出来工作，第二步就是平反了，对此刘少奇非常高兴，马上同意毛泽东的建议，让彭真代表中央去找彭德怀谈话。

1965年9月11日，在吴家花园闲居的彭德怀接到通知：请你去人民大会堂，中央有人和你谈话。彭德怀赶往人民大会堂，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还特别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彭真为彭德怀高兴，可是彭德怀本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马上表示无法服从这个决定，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让我去农村搞调查吧。”

彭真是刘少奇的干将，当然希望彭德怀出来工作，他劝彭德怀服从党的决定，还表示同情地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彭真跟彭德怀谈了两个小时，但彭德怀也不是省油的灯，仍然拒绝去四川任职。自从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彭德怀就多次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调查自己的问题。1962年，他向中央和毛泽东递交了一封长达八万言的信，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申辩，并请求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彻底弄清他所犯的“错误”。1962年中央成立了贺龙牵头的专案小组，对彭德怀进行审查，但审查来审查去没有任何结论，彭德怀对此当然是非常不满的。

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彭德怀拒绝去四川任职，这也在毛泽东的预料之内。毛泽东跟彭德怀的性格十分相像，都是脾气倔犟，不肯服输的人。两个脾气刚烈的人，做地位平等的朋友还可以，做上下级就很难搞好关系。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下级，脾气犟，不听话，不给毛泽东面子，这让毛泽东难于容忍。其实不只是毛泽东，换了别的领导，恐怕也很难容忍彭德怀这样的部下。彭德怀这种不会迎合领导，不会拍马屁的人，本来就不合适当官，彭德怀能够进入官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彭德怀的老部下黄克诚大将说：“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这个评价虽然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但还是相当客观，并说到了点子上。

（4）

毛泽东有时也庆幸彭德怀的急性子火爆脾气，如果彭德怀是个隐忍的人，能忍得住，忍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写那个《万言书》出来，与刘少奇联手，两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联合起来向毛泽东发难，毛泽东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从性格上来说，毛泽东喜欢彭德怀这样直率的人，并不喜欢林彪那样阿谀奉承的人，在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彭德怀惋惜地说过：“我们三十年的交情，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但是搞政治和交朋友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不会与彭德怀讲朋友义气的。

这次彭德怀不愿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对付彭德怀最好用软办法，因为他和自己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召见彭德怀，用软话把彭德怀“骗”去四川。9月23日早7时半，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请他8点半前去中南海颐年堂谈话。

毛泽东亲自请彭德怀过去谈话，彭德怀不能不给面子，他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手，跟彭德怀紧紧握手。这两个昔日的战友，自从1959年一别，已经6年没有见面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谈话的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他们就来。总理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所以不能来。”

中南海颐年堂是毛泽东正式会客的地方，毛泽东和彭德怀进入颐年堂坐下后，先闲谈几句。8点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但周恩来没有来。毛泽东是有意安排在周恩来去接外宾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毛泽东战略的第一步，是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因此，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就不能瞒着周恩来和林彪，如果对周恩来和林彪遮遮掩掩的话，两人就会不信任毛泽东，就不肯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出大力了。毛泽东事先已经向周恩来和林彪“交底”，绝不能让周恩来和林彪发生误解，误以为他让彭德怀出来工作是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毛泽东透露给周恩来和林彪，他让彭德怀去四川，是对彭德怀越来越不放心，绝不是要给彭德怀平反的意思。

可是今天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是要“骗”彭德怀，说准备给他平反，否则彭德怀也不会去四川。如果周恩来在场，他是知道底细的人，毛泽东在周恩来这个知情人面前“骗”彭德怀，总觉得有些不自然，或者有些尴尬，至少有损他的领袖风貌，所以毛泽东要选择周恩来不在场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建设三线，准备战争，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知道彭德怀爱打仗，先用“带兵打仗”来诱惑彭德怀。

但彭德怀没有上钩，说：“搞工业我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5）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细，还以为毛泽东真的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所以他们一起劝彭德怀，不惜以身作则地说：“搞工业我们都不懂，都在摸索。”

但彭德怀还是没有上钩。于是毛泽东只好不顾面子了，对在座的人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旁边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听了频频点头，都说：“我们也都衷心支持彭老总出来工作。”

可彭德怀硬是不上钩。最后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再次放下面子，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这是毛泽东婉言地向彭德怀承认错误，承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是正确的，而且暗示几年之后给彭德怀平凡。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终于让彭德怀感动了，他知道毛泽东是死要面子的人，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性情中人，激动之下，马上答应了去四川工作。

之后毛泽东又跟彭德怀继续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心里明白，这应该是他与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中午又留彭德怀一起共进午餐，与彭德怀碰杯喝了酒。饭后，毛泽东亲自送彭德怀到他的轿车边，与他握手告别，当时有谁会想到，毛泽东伸出来的手，是准备好的与彭德怀最后一次的握手，这是跟彭德怀最后告别吧，他们两人三十多年的交情从此一笔勾销。

毛泽东完成了把彭德怀逐出北京的部署之后，他还要处理一个人，那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中央办公厅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但无论大小事情，都要通过中央办公厅，所以任何秘密都瞒不过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成了掌握中央所有秘密的特殊人物。杨S昆曾不无自豪地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毛泽东这次要用“猴气”，也就是秘密的手段来对付刘少奇，所以必须控制中央办公厅这个掌握一切秘密的机构，否则他的秘密手段被泄漏出去，不但打不到刘少奇，反而有可能被刘少奇打倒。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是刘少奇派的人，所以一定要撤换掉，换上自己的亲信汪东兴。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提出撤换杨S昆，让汪东兴当中央办公厅主任。

（6）

那时毛泽东在党内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要撤换杨S昆，必须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列车盗听事件”。1961年毛泽东在乘专列外巡时，偶然发现他的车上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毛泽东震怒了，居然有人敢窃听他的讲话。毛泽东追查下去，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居然是中央办公厅做出的决定，监听器材是中央办公厅悄悄安装的，专职监听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悄悄派来的，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就是杨S昆。当然中央办公厅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监听器材，是得到上面批准的，有刘少奇的签字，也有周恩来的签字。

毛泽东知道这些后，明白这是刘少奇的主谋，因为盗听的“犯人”来自刘少奇主管的中央办公厅，而不是来自周恩来主管的中央调查部。中央调查部是专门从事情报和谍报的部门。刘少奇知道此事后，专门向毛泽东道歉，说是监听为了更准确地将毛泽东的讲话和思想整理成文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骗不了毛泽东。

不过毛泽东当时处在威信的最低谷，不便跟刘少奇翻脸，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窃听装置，销毁所有录音记录之外，人员处分是相当轻的，只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和副主任吴振英给予警告处分，调离中央办公厅，而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康一民是周恩来的秘书，吴振英是刘少奇的秘书。直接责任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却没有受到处分，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这件事表面上似乎就过去了。其实是毛泽东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杀手锏留起来，待机使用。

四年之后的1965年，是毛泽东抛出这个杀手锏的时机了，毛泽东突然重提此事，声称要追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的责任。在“列车盗听事件”上，刘少奇是理亏的。不管怎么说，不经本人同意，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是一件违法的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要追究杨S昆的责任，刘少奇也不太好庇护，只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让汪东兴接替杨S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刘少奇把杨S昆调到广东省去工作。

1965年11月10日，杨S昆正式调离中央办公厅，去广东工作。这天毛泽东约见他，杨S昆还以为毛泽东要生气地骂他一顿，没想到毛泽东丝毫没生气，很客气地跟杨S昆谈了一阵，还幽默地开玩笑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杨S昆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时，路上遇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杨S昆把毛泽东跟他谈话的内容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听后说：“糟糕，要是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那就没问题了。”

（7）

田家英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他要是对一个人臭骂一顿，那是准备要“挽救”那个人;如果客客气气地，那就是对那个人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口头禅是：“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果然，杨S昆在半年之后就被打倒。杨S昆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心中十分害怕，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中央领导人所有秘密的人，古人说“知人隐私者危其身也”，一旦有人对他的嘴不放心，就会被杀人灭口。杨S昆也看出刘少奇是不会保他了，于是杨S昆去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保他。

杨S昆是刘少奇的人，并不是周恩来的人，要想让周恩来保他，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杨S昆还是很机智，他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理由，跟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

杨S昆这个表白很有水平，他说的第一要点是“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这就是杨S昆声明，他没有把周恩来的秘密告诉过其他任何人，等于是向周恩来表忠心。

杨S昆说的第二要点是“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这句话很微妙。如果杨S昆对周恩来说：“我还有一些你不了解的秘密，但我不能说”，那是忠于职守的表示。可是杨S昆却说“我不愿意多说”，这个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愿意，也可以说。”这就是向周恩来暗示，只要周恩来保他，他可以告诉周恩来一些秘密。

杨S昆说的第三要点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心安了”，这就是向周恩来表示：“我杨S昆以后就全靠你周恩来关照了。我不管刘少奇是不是知道我无辜，也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知道我无辜，只要你周恩来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就会保护我。”杨S昆这句话，更有一层意思要告诉周恩来，就是：“在我杨S昆心中，你周恩来的位置，更要高过毛泽东。”

至于周恩来对杨S昆这番话的态度，杨S昆在日记中简洁明了地写到：“当时，他(周恩来)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这是周恩来用最短的话，最令人信服地暗示，他准备保杨S昆了，后来也果然如此。尽管杨S昆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他三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唯独杨S昆没有被关监狱，只是在北京军区软禁，没有吃太大的苦头。杨S昆对周恩来的一席话，救了他自己的命，也向周恩来表示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最高信赖。

（8）

就在杨S昆被解除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一天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评海瑞罢官》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介绍。这里我们继续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外围准备：打倒罗瑞卿。

1965年11月12日，也就是发表《评海瑞罢官》的两天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知道《评海瑞罢官》这颗炸弹扔出来之后，继续住在北京是危险的，因为北京基本上被刘少奇的势力所控制。毛泽东此次离开北京后，在外地住了八个月之久，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放逐彭德怀，撤换杨S昆之后，最后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全权处理军队里面的事，罗瑞卿是军队的人，所以事先不必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但必须先跟林彪商量。毛泽东知道，林彪不喜欢罗瑞卿，因为罗瑞卿这些年仗着毛泽东的信任，对林彪也不看在眼里，把林彪看成一个病恹恹的，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上司，甚至对林彪出言不逊，多次让林彪不快和生气。因此毛泽东预料，林彪会乐意打倒罗瑞卿，因为这在客观上可以帮林彪“出口气”。

毛泽东让人通知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告诉他准备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问林彪有没有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对罗瑞卿早有不满，只是碍于罗瑞卿是毛泽东的爱将，从来没有向毛泽东告过罗瑞卿的状。既然这次毛泽东先开口了，正中林彪下怀，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知道杨尚昆的事情后，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现在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夫人叶群带着林彪的揭发材料，到住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汇报，跟毛泽东密谈长达五个小时。林彪的揭发材料比较有分量，于是毛泽东就决定用林彪的揭发材料，给罗瑞卿定一个主要的罪名：向党伸手，要夺林彪的权，野心家。

在外国，“野心”这个东西一般被认为是积极的，好的。因为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产生出领袖，如果没有“野心”谈何竞选，没有竞选谈何领袖，所以政治家的最基本素质就是要有“野心”。可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没有政治家的概念，只有“官”的概念。而官不是通过竞选获得，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一个官不满意上级的任命，嫌官小，就被认为是有“野心”。给罗瑞卿定的罪名，就是不满毛泽东给他的官位，嫌官小，想当国防部长。“野心家”的罪名，外国人很难理解，但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罪名。

（9）

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总部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贺龙到上海后，他的住处与刘少奇的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刘少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刘少奇问贺龙：“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毛泽东事先“打过招呼”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而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刘少奇、贺龙等人，到了上海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不过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看来，毛泽东批罗瑞卿，是毛泽东控制的军队内部的派系争斗，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刘少奇甚至觉得毛泽东有点老糊涂了，因为他整罗瑞卿，是整他自己的人。

这次会议是在罗瑞卿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瑞卿12月11日到达上海时，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这个会议是批他本人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起来。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告诉罗瑞卿，他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罗瑞卿还不相信毛泽东会整他，要求去跟毛泽东面谈，周恩来只得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和杨尚昆比起来，罗瑞卿的政治水平就显得太幼稚了。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本来杨成武只是上将，是没有资格当大将才能担任的总参谋长。可是1965年5月取消军衔制后，大将都取消了，自然也就没有了大将才能当总参谋长的限制，谁都可以当总参谋长了。这也许是毛泽东早在5月重上井冈山前取消军衔时就计算好的，也许是纯属偶然。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又于1966年3月在北京开会，继续批判罗瑞卿。但这次不再是“背靠背”的揭发，而是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在揭发罗瑞卿的黑材料中，最有杀伤力的居然来自罗瑞卿自己的几个心腹，他们在书面材料中，把罗瑞卿平时对自己人才敢随便说的真心话，全部一五一十揭发出来。来自政敌的攻击，罗瑞卿还承受得了，而来自自己人的背叛，这就让罗瑞卿的心理无法平衡。这些人以前一直围着罗瑞卿团团转，捧着罗瑞卿一呼百诺，罗瑞卿也对这些人重用提拔，给予他们很大的恩惠。现在这些人居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不仅要把罗瑞卿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罗瑞卿实在想不通：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他对人间失望了，绝望了，不想再留在人间了。于是罗瑞卿写下一封简短的遗言，准备自杀。

（10）

军人自杀，多半是选择开枪自杀，但罗瑞卿身边的枪弹已被没收，无法开枪自杀，罗瑞卿就从他住的三楼房间跳下去，跳楼自杀。不过从三楼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罗瑞卿没有死，但是摔断了一条腿，从此成为残疾，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罗瑞卿之所以会想不开自杀，还是因为罗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从来没被人整过，而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罗瑞卿跳出来大批彭德怀，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春风得意一时。没想到现在他步彭德怀的后尘，成为被万人批判的对象。罗瑞卿主持修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而他后来又被关进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监狱，而且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真可谓历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得知罗瑞卿自杀的消息，并不同情，摇头说：“没出息!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罗瑞卿用自杀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在中共党内，自杀被认为是怯弱的行为，没有人同情自杀者。刘少奇嘲笑罗瑞卿自杀说：“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说：“应该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叶剑英元帅把古人诗句的“将军百战身名裂”，讽刺地改为“将军一跳身名裂”。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批斗也是一种考验，经不起批斗的人，算不上共产党员。在共产党高层人物追悼会的悼词里，总有一句分量相当大的评价，称：“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事实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后来的文革中，遭受了远比罗瑞卿厉害得多的批斗和凌辱，但他们都没有自杀，算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吧。很多共产党员都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再复出，可谓“百炼成钢”。

打倒罗瑞卿，表面上看毛泽东损失了一个大将，一名亲信，但实际上毛泽东却消除了军队的隐患，可以安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旁观者，他们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看似糊涂的“整自己人”，原来是为一场巨大战役做事先的准备。

评：彭德怀的悲剧

（1）

彭德怀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只是因为给毛泽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文革后又被关进监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彭德怀的悲剧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怀的悲剧，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说的更严重一些，是毛泽东“爱整人”，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打倒。这样简单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英雄历史观”，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风和智慧，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的事情。外国人研究历史时，更爱侧重于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这里我们试用外国的历史研究手法，来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原因的三大因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和个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官本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有三个层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皇帝并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通过“官吏”这个中间阶层来间接地统治人民。这样，介于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官吏，就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面前，是被统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面前，又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中国旧社会的官，与世界各国的官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具有特别突出的双重身份，“即是仆人，又是主人”。官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特别低，皇帝对官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再不高兴起来，监禁、流放、杀头也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对皇帝，只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做让皇帝不高兴的事，更不能惹皇帝生气。惹皇帝生气本身就是一大罪过，叫做“冒犯罪”，这完全是中国的国粹。在皇帝面前，官连人的最起码尊严都没有，虽说是仆人，连一般的仆人都不如，简直就是奴隶了。

相反，官在人民面前，地位又特别的高，被称为“官大人”或“官老爷”。在旧中国的官堂上，官对人民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官尽管没有随便杀头的权力，但是关监狱的权力还是有的。人民在官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能争辩，更不能反驳。一个“民”如果敢在一个“官”的面前批评他，那同样也是“冒犯罪”，重责不饶。在人民面前，官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比主人对仆人的权力还要大。

（2）

中国官吏的生活是“双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面前，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官吏在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应该会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提意见的内容错了，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犯上”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已是共和国，但新中国的社会仍还有很大封建传统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就被看成立是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动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要给皇帝提意见的话，必须用最卑屈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语气，这是旧中国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昂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的犯上行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3）

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当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面又要当好人民的主人。这样对于一个具体的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的高兴，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这种人被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这种人被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是坏人，是“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宋江等农民起义。因此，人民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赞盼那些不讨好皇帝，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的“忠臣”。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对皇帝并没有感情，没有老百姓自发地为某个皇帝修建庙宇来纪念他，可是老百姓自发地为忠臣修建庙宇纪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热爱的感情，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

（4）

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皇帝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体制，相反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些，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他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

（5）

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彭德怀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

（6）

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

（1）

一般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于这件事，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书生气十足的历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照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单纯地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剧本《海瑞罢官》，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巨大政治斗争，最后悲惨地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然而这种主流的说法，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吗?对于这种主流说法，有几个基本的疑问。

疑问之一：吴晗是无辜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还是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家?

疑问之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还是他本人自发写的?

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还是虚构历史的文艺性作品?

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吗?

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这些疑问。先看第一个疑问：吴晗学者是无辜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吗?

吴晗，1909年生，比毛泽东小16岁。1931年，22岁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研究，曾受到当时文坛巨人胡适的青睐和关照.吴晗毕业后，28岁就当上大学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这段时期，吴晗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学者。1943年，34岁的吴晗加入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活动。此后的吴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兼学者了。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40岁的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当时所谓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此后，吴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行列。此时吴晗的身份，应该说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

1957年，吴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这时，吴晗就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地下党。民盟的党员们，不知道吴晗的底细，依然把吴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没有顾虑地对他讲心里话，吴晗再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共，有利于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内部的情况。

（2）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反戈一击，积极揭发批判自己的两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还把罗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开出来，这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在反右运动中，吴晗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用“上纲上线”的语气声讨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与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批倒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之后，吴晗从民盟中央委员，上升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共党内出现一股“亩产十万斤”之类的，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

4月的上海会议上，建议党员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敢给领导提意见。“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于大胆批评皇帝而著称。之后，吴晗开始发表赞颂海瑞的系列文章，1959年6月发表《海瑞骂皇帝》，1959年7月发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而出问题的《海瑞罢官》，则是发表于一年多之后的1961年1月。

这里引出第二个疑问：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是毛泽东指示他写的吗

有两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声称是毛泽东指示吴晗写《海瑞罢官》，但这两个传说都是假的。传说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毛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在“家里”接见过马连良，也没有同他一起吃饭，更没有表扬《海瑞罢官》写得不错。了解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待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接见党外人士。如果毛泽东要接见马连良这样的党外人士，应该是换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在正式的会客大厅里接见，而不会“在家里接见”。详细介绍马连良生平的《马连良传》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曾经接见过马连良。

传说之二：“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跟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这个传说似乎是想要证明毛泽东曾经与吴晗的私交很好，又证明江青批吴晗是泄私愤。

（3）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请吴晗吃过饭，当然也就谈不上江青插话了。首先，吴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这个传说中，袁震说话的语境显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69年之前的人，不会这么评论江青。再者，毛泽东极少请人吃饭，那些极少被邀请过的人，也是柳亚子那样的老朋友、老前辈。而吴晗比毛泽东小16岁，是晚一辈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有什么资格被毛泽东请去吃饭?更不要说是吃狗肉了。

把这两则传说排除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毛泽东与吴晗并没有朋友式的私人关系，江青与吴晗也没有个人恩怨。据说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曾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书上签字:“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泽东，还不是神圣的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毛泽东签名的《毛选》第四卷赠书，那时候并算不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毛泽东的赠书，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与吴晗有亲密私交的证据，更不能认为毛泽东赠书是为了表扬吴晗写《海瑞罢官》，这两件事并无关联性。

那么毛泽东是否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呢?后来张春桥在文革时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亲口说，他本人没有提倡过写海瑞。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说，写海瑞是他个人向吴晗建议的，并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说：“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胡乔木只是说：“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事实上，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发表之后，也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称赞

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的时间是1959年，此时吴晗已经当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长，应该完全明白官场的常识。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这仅仅是胡乔木的个人意见，既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是来自中宣部的指令。吴晗对胡乔木的建议，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完全取决与吴晗个人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奉旨”行事，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那么吴晗自发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俗气一些的话说，就是想迎合和想讨好毛泽东。

吴晗是善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迎合毛泽东的。毛泽东赞扬曹操，吴晗就写文章赞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4）

1959年3月，吴晗很快写了《谈曹操》的系列文章，吴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歌颂曹操说：“曹操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员。他是中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文学家、第一流的诗人。”毛泽东称赞武则天，吴晗又撰文《谈武则天》，歌颂武则天说：“当时唐朝的文化、生产发展，其关键主要是武则天统治的这五十年。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再看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吗?

读一下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就知道，吴晗在文章中写的海瑞，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海瑞。吴晗在文章中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江青《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吴晗写的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不顾历史真相来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书上说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海瑞让老仆种菜，自给自足”。可是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却把这个历史记载“拔高”成为海瑞亲手“自己种菜”，还加上一幅海瑞亲手浇菜的插图。再比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史书记载海瑞娶过几个妻妾，“时常吃不饱”应该是不至于的事。

吴晗在书中还写道：“海瑞与同乡青年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史书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史书只是说海瑞为了给同乡讲解经义，肚子饿了也顾不上去吃饭，手撑住腹部继续讲。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说海瑞是因为没钱饭吃而挨饿。

从上述事实来看，吴晗写的《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迎合毛泽东意图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从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京剧，是文艺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文革之后，不少人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位成了“学术文章”，指责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好像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学术文章。

（5）

《海瑞罢官》有多少学术性呢?先看看吴晗写在《海瑞罢官》前言中的一段话：“这部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这里，吴晗武断地给历史人物“海瑞”和“徐阶”，分别戴上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政治帽子，用这样口气写的文章，能称为学术文章吗?又怎么进行学术讨论呢?

海瑞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讲求天下利害”，吴晗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人民谋些福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以吴晗的古文水平，绝不会误解这句原文的意思，吴晗是在有意误导。吴晗在《海瑞》系列文章中，不惜篡改历史，把古人海瑞描写成一个“自己亲手种菜”、“忍饥挨饿”、“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还给海瑞冠一个“左派”的现在头衔，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号召人们“学海瑞”，于是吴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这样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们学习的榜样嘛。

吴晗写的《海瑞》系列小品文，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迎合领导意图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演之后，同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反响，京剧戏迷也不喜欢这出戏，认为它在戏曲上并无大的突破，只不过是演员的阵容强大，马连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员联合出演而已。

尽管观众对《海瑞罢官》的反应平淡，而报刊界的反响却相当热烈，一片好评之声。不少人撰文称赞说：“《海瑞罢官》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等等。

为什么报刊界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评价这么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鼓励党员干部学习“海瑞”，勇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真有彭德怀这么一个“海瑞”跳了出来，大胆给毛泽东提意见了。这不免让毛泽东感到尴尬，因为批大胆提意见的彭德怀，显然与他提倡的“学海瑞”自相矛盾。在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把“批彭德怀”与“学海瑞”之间的矛盾，进行一些辩解。毛泽东说：“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学海瑞。现在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现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右派海瑞作斗争。”

（6）

毛泽东这里说的“现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当然指的就是彭德怀。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显然是非常牵强的。众高官心里也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解释，不过是自找面子下台而已。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谈学海瑞的话题了，因为学海瑞成了毛泽东心里的一块伤疤，谁要是再提学海瑞，那就等于是揭毛泽东的伤疤。所以，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积极提倡学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后，因为打倒彭德怀与“学海瑞”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再不愿提起学海瑞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有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吴晗《海瑞》系列文章的时间表。吴晗的前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别发表于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所以这两篇文章没什么问题;第三篇《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在彭德怀打倒之后，这篇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

因此，吴晗在1959年9月发表的《论海瑞》最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反对人民事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海瑞!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吴晗在文尾说的“假冒海瑞”和“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彭德怀。虽说吴晗的级别不够参加庐山会议，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转变，所以特别在文章末尾给彭德怀扣上一个“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怀的政治形势。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怀之后，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想再提学海瑞了。此后，为毛泽东着想的人，比如毛泽东的铁杆林彪、柯庆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关海瑞的话题了。可是吴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来揭毛泽东的伤疤，又发表歌颂海瑞的剧本《海瑞罢官》，还特别醒目地加上“罢官”两个字，难道吴晗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吗?

从吴晗过去的表现来看，他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领导的官场学。从吴晗在《论海瑞》中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是“假冒海瑞”，从吴晗在《海瑞罢官》中称呼海瑞为“左派海瑞”等等行动来看，吴晗是完全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发生了转变。吴晗明明知道这时候再提起“学海瑞”，就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在1961年1月发表剧本《海瑞罢官》，并且排戏公演呢?

（7）

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吴晗的后台，北京市长彭真，以及彭真的后台刘少奇。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对毛泽东不利的，《海瑞罢官》除了有损于毛泽东的威信之外，不可能有提高毛泽东威信的作用。那么又是谁希望看到毛泽东的威信下降呢?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吴晗在1959年发表《海瑞》系列文章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迎合和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而他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候，无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刘少奇的政治意图了。吴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今后是刘主席的时代了，所以开始迎合刘主席的政治意图了。更有可能的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得到上面的暗示。所以在吴晗的剧本发表后，刘少奇掌控的报刊宣传界，对吴晗的剧本大为叫好。

吴晗后来辩解说，他写《海瑞》是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彭德怀会被打倒，所以他没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吴晗的这个辩解太苍白无力了。

打个比方，有人在1965年写一篇赞美刘少奇的文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该人在1967年重新发表这篇赞美刘少奇文章。有人指责该人发表这篇文章是为刘少奇翻案，该人辩解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预测到1966年刘少奇会被打倒，所以我没有为刘少奇翻案的意思。”这样的辩解能成立吗?

有没有翻案企图的关键，不是看文章写于什么时候，而是看文章发表于什么时候。虽说吴晗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就写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又把《海瑞》搬出来发表，这就明显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了。后来有人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并没有替彭德怀翻案的意思，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其实不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而是那些替吴晗辩解的人误解了吴晗。毛泽东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忽悠的。

因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没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剧情上并没有突破，基本上是一个老套的旧式清官戏。戏里故事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人民的冤情，严惩了恶霸和贪官，为民伸冤。在《海瑞罢官》的结尾，出现众贫民对海瑞顶礼膜拜的场景，众贫民感恩叩头说：“有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然后众贫民齐声同唱对海瑞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

（8）

《海瑞罢官》的背后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罢官》与旧中国的清官戏一样，赞美清官，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认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赐的，人民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没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不需要革命，只需等待清官的降临，只要清官一到，就会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马上就降临了。《海瑞罢官》宣扬的这种封建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

其实，《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作品。前些年中国播放了一些赞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引起不少人的争议。在1965年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时候，《海瑞罢官》这种在思想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受到批判是丝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实上，从《海瑞罢官》出笼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时间里，《海瑞罢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质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评，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罢官》公然宣扬和赞美封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并非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后，彭真曾组织一些人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进行反驳，但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驳文章都显得无力。一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二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海瑞罢官》赞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们对围绕《海瑞罢官》的五个疑问进行了探究，推论出这样的历史案情：

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政治意图;同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为了迎合另外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吴晗是自发地、或者受到别人暗示写出一个政治意图性很强的《海瑞罢官》，结果引燃了一场政治大火灾。如果说吴晗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那么最后姚文元也被这场大灾烧到监狱里去了。自古以来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训，吴晗写《海瑞罢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也是玩政治之火，当玩火者发现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悔之晚矣。

#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

（1）

当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放到刘少奇面前的时候，刘少奇不禁皱起了眉头，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因为这篇署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吴晗。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当时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级别的人，是要通过中宣部同意的。《文汇报》居然敢不通过中宣部，直接刊登点名批判吴晗的文章，简直就是跟中宣部作对。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主管“枪杆子”，周恩来主管“钱袋子”，刘少奇主管“笔杆子”，也就是文化宣传领域。中宣部和文化部是刘少奇直接主管的部门，谁跟中宣部作对，那就等于是跟刘少奇作对。《文汇报》本身肯定是不敢跟中宣部作对的，更不敢跟他刘少奇作对，《文汇报》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撑腰。当时中国敢跟刘少奇作对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刘少奇熟知周恩来的性格，知道周恩来不会用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进攻。所以《文汇报》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能是毛泽东，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一起联手。如果《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刘少奇倒也不怕，要不然他怎么敢挑战毛泽东呢。刘少奇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对付他。

刘少奇马上派人去查作者姚文元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基本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来历了。作者的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姚文元，现年34岁，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程度“高中”，干部级别“科级”。

看到这个结果，刘少奇还有点意外。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刘少奇的想法，他的对手要批吴晗，应该找一个权威人士，一个身份与吴晗相配的人，即使不是院士，也至少是个教授;即使不是省级干部，至少也是个市级干部吧，怎么也不至于是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九品芝麻官科级干部吧。

从作者的身份刘少奇判断出，这篇文章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没有参与。如果周恩来参与了，即便不能弄出郭沫若这样的顶级名人来批吴晗，至少可以弄个教授级别的名人来批吴晗，绝不至于“寒碜”到用高中文化程度的科级小人物姚文元来批吴晗这个大人物。这时，刘少奇甚至有点同情毛泽东了：看来毛泽东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已经没有高级别的人替他卖命了，只好找一个九品芝麻官的科级干部出来滥竽充数。

刘少奇搞清楚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他就放心了。刘少奇跟毛泽东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比跟王光美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对毛泽东的性格太了解了，知道毛泽东是那种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早就料到毛泽东会对他来点反击。现在毛泽东抛出这个《评/海瑞罢官》，并不让刘少奇意外。

（2）

这一段时间以来，吹捧刘少奇的人越来越多，不免让刘少奇有点飘飘然起来。其实这些人与其说是捧刘少奇，不如说是来自官场学的智慧。官场学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奥学问，不过它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定理：“不能站错队”和“晚跟不如早跟”。

官场学是一门“投机”的学问，基本原理与投机股票是一样的。买股票，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买错了股票，那就要把老本都陪光了。要当官，也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跟错了人，一旦跟错了人，一辈子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

另外，买股票，单单买对了股票，只能说是保证不亏本，要想赚大钱，你还得买得早，最好是买原始股，这样才能赚到大钱。等股票上市了、走红了之后，你再去买，那就只能赚点零头小钱了。当官也是一样，要想当大官，你就要在人家发迹之前、走红之前就去“跟”，这样才能谋到大官。要是等到人家已经发迹了，已经成为大人物之后，你别说去“跟”了，就是想去巴结人家，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队，最多只能谋个小官混混。

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让很多人动了心，因为重新排队的时机来了。不少人开始抛售毛泽东的股票，抢购刘少奇的股票，一时间刘少奇股大涨，毛泽东股大跌。当然高官们也懂得，在刘少奇没有正式上台以前买他的股，风险是很大的。但就像胆小的人不敢买大股票一样，胆小的人当不了大官，敢赌的人才会大赢，敢“早跟”的人才会当大官。高官们都懂得“晚跟不如早跟”的官场定理，只有在刘少奇正式上台之前去投靠刘少奇，才能日后得到重用和厚报。

不少以前“跟”毛泽东的人，也都动了心，因为他们从那时的大趋势看，“跟”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前途了，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想转过去“跟”刘少奇。不过换投靠山的时候，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要有个见面礼，才能得到重视。就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情节，杨子荣从许大马棒门下，转投到座山雕门下，他的见面礼就是一张“联络图”。而吴晗给刘少奇的“见面礼”，就是《海瑞罢官》了。因为错批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软肋，而赞扬海瑞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倡的，所以《海瑞罢官》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妙棋，颇得刘少奇的欣赏。

（3）

当然别人也想到了用“海瑞”给刘少奇做见面礼，比如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搞了一个京剧《海瑞上疏》。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官职级别，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级别是一样高的。另外还有一些海瑞戏，《海瑞背纤》、《五彩轿(海瑞戏)》等等，但都不如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分量，特别是“罢官”这个词本身就十分露骨。后来文革中张春桥说：“我们曾考虑过究竟批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这个影响大的。”

刘少奇细细看一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居然写得很不错，水平不在吴晗之下，刘少奇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有伯乐的眼光，也敢用人，敢让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跟一个“院士”叫板。

如果有一个郭沫若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替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还要考虑认真对付。而这次毛泽东弄一个九品芝麻官出来批吴晗，刘少奇就大意了，觉得很容易对付，自己没必要亲躬这件事，把《海瑞罢官》这件事全权交给彭真处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去搞“托拉斯”试点，这才是刘少奇要搞的重头戏。

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的铁杆，那么彭真就是刘少奇的铁杆了，也是刘少奇最信任的人物。彭真是刘少奇“白区派”那条线上的人，是一直受刘少奇栽培的重镇人物。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党内排名第八，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后，但陈云和朱德都没有实权，所以彭真事实上是党内第六号实权人物，在北京更是一手遮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彭真是山西人，是典型的北方“老西”，面貌像秦始皇兵马俑里的武将一样，厚厚的嘴唇永远微微上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人，想到什么就直言不讳。有人说彭真霸道，也有人说彭真厚道，如果我们仔细端详秦始皇的兵马俑，还真会发现兵马俑的面孔也有两个特点，那久经岁月的脸庞看起来又霸道又厚道。

虽说彭真是又霸道又厚道，但他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凡是在白区干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是性格谨慎的，因为不谨慎的人早就都送掉了性命，只剩下那些谨慎的人。但这次彭真接到刘少奇让他处理《海瑞罢官》的事，却失去了平日的谨慎，而是大意了。彭真在处理《海瑞罢官》上的大意，后来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得以重新出山。

当然彭真这次的大意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来批大人物吴晗。这在彭真看来，明显是毛泽东已经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甚至是黔驴技穷的象征。所以彭真觉得毛泽东再没什么可怕的了，骄傲大意起来，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公开对抗毛泽东。

（4）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也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半躺半坐在大木床上看《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人们很难想象，贵为一国之主的毛泽东，日常生活竟是以一张再平凡不过的大木床为主，在这个木床上看线装书还情有可原，可是毛泽东也在这大木床上看文件，批文件，甚至接见他的部下。或许有人会误认为这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懒”，其实这并不是体现毛泽东的“懒”，相反是体现了毛泽东“勤”。这是毛泽东的“勤”养成的习惯，一旦成了习惯，就如同一种惯性无法更改了。

毛泽东的这个习惯，还得从1927年讲起。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至1949年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国最偏僻的穷乡僻壤，除了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住在重庆周恩来的公馆，俗称“周公馆”，享受过了几天大城市的生活。

在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22年间，毛泽东不要说没有蒋介石那样豪华的办公室，就连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毛泽东喜欢看书，又没有书桌书架，只好把书和文件都摊摆在炕上。晚上躺在炕上睡觉，白天半躺半坐在炕上看书、批文件。等到毛泽东打进北京城，有条件置备豪华的书桌和漂亮的书架时，不幸的是，毛泽东已经无法再改变他过去养成的生活习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用同样的姿势，半躺半坐在他的大木床上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写作，前后历时九个月，在发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泽东本人也审看过三次，可谓是一篇“字字皆辛苦”全力之作。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满意的，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的期望和毛泽东的慧眼，写出一篇打击力很强的檄文。姚文元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由一个科长乘超速电梯直达中央委员。

毛泽东启用小人物姚文元，一方面的确是找不到肯效力的大人物;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从不迷信什么学历，他从来不以学历的高低来选用人才。与此相反，蒋介石倒是很重视学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1948年蒋介石政府班子的学历情况。

1948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5）

蒋介石的这个班子，大概是历届中国政府中学历最高的班子，但是它的政绩，却又是历届中国政府中最差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学历高的人，特别是学历高的中国人，一般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一贯是学历低的战胜学历高的，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就是低学历战胜高学历的很好证明。这次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让低学历的姚文元与高学历的吴晗对阵，反而取胜的把握更大。

毛泽东选择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一个时机上的考虑，那就是与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的四个人，这段时间都在北京，毛泽东要看这四个人的反应。这四个人是：中宣部长陆定一，负责文教宣传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按照常理，这四个人，至少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应该来找毛泽东汇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明显违反党纪的。中央曾有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必须经过中宣部的同意，其中还特别明确指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等一些人，不得点名批评。

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不经中宣部同意，甚至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就直接点名批判中央指名保护的吴晗，无疑违反了党纪，是应该受处分的事。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的确，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毛泽东，干了违反党纪的事情，担了很大的风险。

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份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宣部同意，就敢刊登一篇指名道姓批判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文章。更有甚者。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一语惊人地作出结论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可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大帽子。

因此，这次《文汇报》违反党纪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当然是要严肃处理的。即使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国，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要严肃处理的。在正常情况下，新闻界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应该立即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

即使陆定一和彭真已经知道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是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更向毛泽东告状，告发上海宣传部门的重大违纪事件，要求毛泽东严肃处理上海的《文汇报》与姚文元。在这件事上，彭真和陆定一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向毛泽东告状。

（6）

毛泽东当然也知道《文汇报》不通知中宣部，擅自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为此，毛泽东早就埋下了解围的伏笔。两个月前的196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支援越南的“抗美援越”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与会的众高官听了不免暗自心烦，心想毛泽东真是老糊涂了，讨论抗美援越的时候，怎么又冒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问题。当然众高官也会给毛泽东留面子，一个个摆出洗耳恭听的神情，听毛泽东说他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这时毛泽东把头转向彭真，问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彭真愣了一下，以为毛泽东指的是吴晗在访问朝鲜时的一些发言，于是应付地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鲜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听完彭真的话，毛泽东没有再继续谈这个问题，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众高官也没有太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时时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老生常谈”而已。其实，毛泽东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这是他准备好为姚文元和《文汇报》开脱责任的伏笔。

毛泽东准备等彭真和陆定一来向他告状，要求处分《文汇报》违反党纪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对彭真说：“你忘了吗?我在九月份就跟你打过招呼了，你不是也同意吴晗的问题可以批的嘛。”这是毛泽东准备好的一个“小花招”。

果然彭真得知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怒气冲冲地说：“发表批吴晗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可是彭真生气归生气，却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这就奇怪了。

彭真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可是他自己同时犯了“没有党性”的错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出现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彭真应该向他的上级领导汇报。彭真的级别已经非常高了，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上级只有四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可是彭真只是向刘少奇一个人作了汇报，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汇报，这就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不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进行汇报，这是从哪个道理都说不通的。

毛泽东在等上述那四个人。如果刘少奇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和解，不过毛泽东对此基本不抱希望;如果周恩来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抱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周恩来是走政治平衡木的高手，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中立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来，毛泽东丝毫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不来向他汇报，让毛泽东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小花招”也成为了多余。

（7）

按照常理，负责文宣的彭真和陆定一，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处分上海《文汇报》的违纪行为，如果不对这种违纪行为进行处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没有了;第二个大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怎么给吴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那么中央就必须公开给吴晗一个结论：《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毒草，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怎样处分《文汇报》的违纪行为?怎样给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虽说彭真和陆定一是这两个问题的负责人，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已经超过了彭真和陆定一的权限，他们必须要征求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更应该与毛泽东商议处理这两件事的对策，否则就是明显地架空毛泽东，视毛泽东的权威而不顾。

毛泽东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来汇报，难道是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忙，没有注意到《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一份专供高层干部的“内部参考”，每天发行“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份，专门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这是每个高干必看的。

《文汇报》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定会登上11月10日的“内参”。如果说彭真和陆定一上午没注意到，那么他们一定应该看到下午版的“内参”，不可能在11月10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在11月10日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那么11月11日总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可是毛泽东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还是没有来，陆定一也没有来，甚至两人连派秘书送来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都没有。

彭真和陆定一为什么不来汇报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敢来”，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屑来”，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必来”。

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是不应该的，一来他们两人都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完全没有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毛泽东这里告上海方面的状，除非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才会“不敢来”。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屑来”，那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认为只向“一线”的刘少奇汇报就可以了，不屑再来向毛泽东汇报了。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必来”，那就说明他们两人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敌人了，因为向敌人汇报是没有必要的。

（8）

不管是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不屑来”还是“不必来”，无论哪个理由，都无法让毛泽东原谅他们两人。此时毛泽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被羞辱感的怨愤。常言道“人走茶凉”，现在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如果说刘少奇骑到毛泽东头上来，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地方。现在连彭真和陆定一这样的小角色，也骑到毛泽东头上来了，居然连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最起码的“礼节”，都被省略了。毛泽东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打倒，所以后来彭真和陆定一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刘少奇后来也埋怨彭真。尽管这件事的主谋是毛泽东，如果彭真装作不知道，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话，双方还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次彭真却鲁莽地干脆不理毛泽东了，这不仅是不给毛泽东面子，同时也是公然表示他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视毛泽东的指示了。这等于撕破了双方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从此彻底撕破脸进行斗争了。

毛泽东没料到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汇报，无视他的存在，看来这场斗争，比毛泽东设想的还要严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弹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本以为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没想到这篇他费了九个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笼后，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赞成，也没有人出来反驳，甚至连提到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把这篇文章忘却了。

毛泽东看出来，彭真这次要用“默杀”的计策来对付他，要把姚文元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捂起来沉到水底，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存在过。毛泽东准备用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场论战，而彭真则干脆不与毛泽东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毛泽东试图要发起的论战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让人们忘掉这篇文章，毛泽东就要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要把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顶”起来。毛泽东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的办法，就是让其他报刊“转载”。毛泽东马上给上海那边下令，要上海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重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突然叫来汪东兴，说他马上要离开北京，让汪东兴即刻去通知他的专列。毛泽东的专列是24小时待机的，当毛泽东的大吉斯轿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列车人员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

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是他意识到彭真既然已经“敢”跟他撕破脸，那么他继续住在北京就危险了，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这次毛泽东离开北京时间很长，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才回到北京。

（9）

1965年11月11日夜，毛泽东的专列悄悄驶离北京。这次毛泽东抛出一颗精心准备了九个月的重磅炸弹《评/海瑞罢官》，居然被一个彭真轻而易举地捂下去了，没有炸响，这是毛泽东反击刘少奇的又一次挫折。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服输的，要是输给彭真这么一个小人物，那可是太没面子了。毛泽东在思考扳回败局的法子。

毛泽东知道，他搞的《评/海瑞罢官》被彭真捂下去的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影响他“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股又要下跌，而刘少奇股又要上涨，这让毛泽东心中郁闷。为了挽回“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采用他的惯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见地方大员，听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做指示。毛泽东做这些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毛泽东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依旧过问国家大事，他要用事实澄清那些传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毛泽东已经不过问国家大事了，去专心搞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了。

11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让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时候，越要摆出一点威风，一点霸气，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他的“毛泽东股”有信心嘛。

河北省的主要干部不敢怠慢，马上赶来，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地方大员们都比较头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毛泽东经常会讲一些摸不着边，搞不清楚含义，甚至根本听不懂的话。这就把他们搞得很累，不得不使劲猜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让他们大伤脑筋了。

果然，这次毛泽东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开口就说出一句让大员们搞不清含义的话：“你们最近听到我有什么指示吗?”

那时的政治大局是“刘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买刘少奇股，对毛泽东的话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生怕搞不好会得罪刘少奇，而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应付差事，当成耳边风。最近这段时候，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也讲了不少话，可是大员们都没有当成一回事，听完就忘了。这时毛泽东问起来，大家当然想不起来，面面相觑，有人总算想起一句毛泽东的指示，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满意的语气说：“我这句‘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讲了。”

众大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的话。其实毛泽东说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在测试自己在地方大员们心中的威信度。如果大家能够牢记毛泽东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如果大家根本记不起毛泽东讲过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经是笈笈可危了。

（10）

毛泽东心中沉重，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地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这句话又把大员们问得面面相觑，“搞四清”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他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认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说出口呀。于是大家一致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这句话，是想测试一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胆大的，有胆量跟中央对抗的。从他们的回答，毛泽东看出来，这些人都是些胆小鬼，应声虫，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简直就是一台忠实执行政策的机器人。毛泽东知道，在他反击刘少奇的时候，不能指望这些胆小鬼会站出来斗争。

11月12日，只有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上海的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尊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下令“转载”，而响应转载的居然只有一家报纸，这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感到情况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但毛泽东也明白，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全线崩溃了。此时毛泽东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天津后，沿着京沪线徐徐前进。11月13日到济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叫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专程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列车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当天的报纸和各种内部资料给毛泽东送来。这几天毛泽东每天翻看报纸，在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别的报纸一点儿动静也看不到，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看到《光明日报》内部发行的《情况简编》，提到了《评/海瑞罢官》的情况，这是一则内部消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在该消息中，吴晗很轻松地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最后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

看了这篇材料后，毛泽东在旁边批语：“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夜无眠”，这是因为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毛泽东本来的战略部署，是准备让吴晗出来与姚文元公开论战的。现在吴晗明确表示“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那就打乱了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全盘战略部署，所以让毛泽东“一夜无眠”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战略部署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

（12）

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的话，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把这一炮打向刘少奇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取。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

（13）

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提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广大的基层干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广大的人民基础，这些都是没用的。

（14）

在这样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旦在“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中间成为少数，那就什么都完了。毛泽东要想咸鱼翻身，似乎只有“政变”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让下层造上层的反，打破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力垄断，才实现了打倒刘少奇。

不过，毛泽东也还有一个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全党代表大会”来夺权。

尽管中国的体制是决策层大权独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全党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中共党章，“全党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普通的党员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参加“全党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如果在“党代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政见分歧，基层干部们毫无疑问地会站到毛泽东一边。毕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凭着朴素的感情，也会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

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合法机会，就是在即将于1966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一个罢免刘少奇的决议案，然后通过广大普通党员的压倒性选票，通过罢免刘少奇的决议，合法地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通过“党代会”合法打倒刘少奇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苏联的前例。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遇到一次试图罢免他的政变，他最后通过“党代会”的合法斗争方式，打倒他的政敌，树立起他在苏联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就简要介绍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非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苏联叫“总书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这里用中国的官名来说苏联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两大势力：以党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和以国务院总理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派。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派是“改革派”，马林科夫派为“保守派”。1955年，赫鲁晓夫派占据了上风，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由赫鲁晓夫派的布尔加宁接任。

当时苏联的决策层“政治局”，由11人组成。其中赫鲁晓夫派为6人，马林科夫派为5人，赫鲁晓夫派略占上风。但后来赫鲁晓夫派的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和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突然倒戈，转向马林科夫派，这样在政治局中，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鲁晓夫派只有4人，赫鲁晓夫在政治局沦为少数派，危机四伏了。

（15）

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

（16）

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

（17）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党中央高层会议上，多次批评过“单干风”和“三自一包”。但在当时，通过刘少奇掌管的宣传机构过滤器后，毛泽东的声音完全被过滤掉了，当时的一般人民大众看到的都是“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反对过“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的神秘面纱，把他与刘少奇本来只局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公开告诉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毛泽东要想通过党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这样说：“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在这以前的中国报刊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一般民众是第一次从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这个事实。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但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么“风”来。姚文元的文章这样间接地把党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评/海瑞罢官》，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晗的公开大辩论，在这场公开辩论中，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毛泽东相信，一旦大辩论展开，吴晗肯定辩不过姚文元。因为毛泽东一贯认为，小人物最终总会战胜大人物，毛泽东本人就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的典范。这次吴晗代表刘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泽东，姚文元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本来想，吴晗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姓骂上门的情况下，应该是忍不住这口窝囊气，要跳出与姚文元辩论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吴晗偏偏忍住了窝囊气，闭门不出来与姚文元辩论。毛泽东猜不出是吴晗自己主动不辩论，还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不辩论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过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毛泽东知道，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他对江青说：“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还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见任何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再这样下去的话，毛泽东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彭真得逞，毛泽东想了一个新办法，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

可是彭真控制的北京，单行本也不订，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计策又泡汤了。此刻毛泽东终于明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斗不过刘少奇了，他必须请同盟军来帮忙，这个同盟军就是周恩来。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气氛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因为1965年4月9日，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逝世了。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他的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中央为柯庆施组成了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柯庆施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就比柯庆施差多了。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写《评/海瑞罢官》，有柯庆施帮助“掩护”。柯庆施死后，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了。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批《海瑞罢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瞒着陈丕显了，江青向陈丕显亮出了底牌。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人知道。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19）

陈丕显听到江青这么说，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领导人斗争的漩涡之中了。陈丕显回忆说：“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丕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太明白。陈丕显所说的“我感到这不正常”，显然是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少奇的“党中央”，陈丕显婉言地批评毛泽东这么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可见他心里已经不想跟毛泽东了。

和大多数高官一样，这时候陈丕显也看好刘少奇股，不想要毛泽东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毛泽东的底，等于是“逼”陈丕显买毛泽东的股，这就让陈丕显就伤脑筋了。如果他帮毛泽东瞒着刘少奇，那就要得罪刘少奇了，对于想买刘少奇股的陈丕显来说，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陈丕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稿子的交给陈丕显，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张春桥是陈丕显的部下，他并没有资格让陈丕显替自己办事，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让陈丕显“顺便”把稿子带给她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有点逼陈丕显“入伙”的味道。因为一旦陈丕显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刘少奇就不会信任陈丕显了，陈丕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丕显感到，这件事不能在“拖”下去了，再拖下去的话，他就要被拖上毛泽东的战车了。陈丕显到北京，把稿子交给江青后，与魏文伯悄悄商议。陈丕显回忆说：“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丕显说过，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何人都保密”，可是陈丕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显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不过陈丕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报告，还是很“艺术”的。如果陈丕显直接向刘少奇“密报”，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这也是陈丕显所不愿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前面我们说过，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问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20）

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一下，心照不宣。陈丕显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陈丕显本来是准备向周恩来汇报的，可是毛泽东和彭真的对话，让陈丕显误以为彭真已经同意批吴晗了。既然刘少奇的铁杆彭真同意批吴晗，那么刘少奇肯定也同意了，这样陈丕显就没有必要再去汇报毛泽东准备悄悄批吴晗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往往被一个偶然事件所改变。毛泽东也没想到他跟彭真说批吴晗的话，意外地阻止了陈丕显去“告密”。如果毛泽东没有对彭真说批吴晗，陈丕显就要去周恩来那里汇报了。而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完全瞒着刘少奇，也应该向刘少奇透露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刘少奇在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就会提前有所准备，这样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登报的两天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作者姚文元等人。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说如果发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但张春桥坚持说，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最后陈丕显和曹荻秋勉强同意发表。曹荻秋后来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并不站在毛泽东一边。上海市长曹荻秋的话，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在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况下，还要反反复复讨论几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不重视毛泽东的权威了。

上海市委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当然察觉得出来，让毛泽东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天就离开，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泽东虽说心情好些，但这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11月22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陈丕显谈话，跟陈丕显挑明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授意写的，现在北京拒不转载这篇文章，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让陈丕显管辖下的华东局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21）

毛泽东等于是给陈丕显下命令了，这是来自党中央主席的命令，陈丕显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执行。11月24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了《评/海瑞罢官》，11月25日《安徽日报》，11月26日《江西日报》也分别转载了《评/海瑞罢官》，这些报纸都是华东局领导下的。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陈丕显这些人转载文章，不过是应付差事，并不是真心拥护他。关键的北京那边，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毛泽东不能给彭真直接下命令，因为如果彭真敢于抗命不尊的话，那他毛泽东的威信就要扫地了。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求助周恩来的帮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江青接见斯特朗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满足江青“出风头”的愿望，成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报》的极少数几次。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那时罗瑞卿还没有被打倒，罗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陈丕显马上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告诉了罗瑞卿，并神秘地说：“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

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想撇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想让高官们明白，不是他主动为毛泽东转载文章，而是毛泽东“逼”他这么做的。

罗瑞卿听陈丕显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毕竟这与他主管的军队没有直接关系。但罗瑞卿也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问陈丕显要来一本《评/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准备有时间仔细看看。

同一天，周恩来也来到上海，他是来主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寿辰宴会。陈丕显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陈丕显马上又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这样陈丕显就间接向周恩来表示，他不是毛泽东的死党，他不想替毛泽东隐瞒什么。

11月25日晚，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次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但毫无疑问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谈话。

（22）

11月25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至今没有看到披露出来的任何消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谈话都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在这以前，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是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可是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周恩来终于倾向到毛泽东这一边。11月2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对彭真表明态度，希望彭真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毛泽东用什么方法使周恩来倒向自己这一边呢?从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一贯手法来看，不外乎“一手软”和“一手硬”的两套办法。

所谓“一手软”的办法，就是放下身段，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请”周恩来帮他的忙。毛泽东是非常自傲的人，极少请别人帮忙，这次他屈尊亲自出面，放下身段“请”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这件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不免让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不好意思“薄”毛泽东的面子，只好替毛泽东说话了。

当然毛泽东还有“一手硬”的办法，那就是摆出摊牌的架势，说：“如果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冈山，重建红军干革命。”周恩来最怕毛泽东这一手，他知道毛泽东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如果事情关系到党的分裂，国家的内战，周恩来就会妥协让步。而毛泽东可不管什么大局不大局，党分裂也好，国家内战也好，毛泽东都不会让步的。

所以一旦当毛泽东拿出这手“硬的”，摆出不惜党的分裂，不惜国家的内战，也要斗争到底的姿态，就能把周恩来“吓住”，周恩来就妥协了。

但毛泽东也绝不会总用“一手硬”的办法，因为这个法子用多了，就会像“狼来了”的童话那样，不再灵验了。所以毛泽东非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用这个“一手硬”的办法的。从这次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只是对周恩来用了“一手软”的办法，还没有用“一手硬”的办法。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的许诺，底气就足了，他知道只要周恩来出面过问这件事，刘少奇就一定会让步了。11月26日，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上海，又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泽东离开上海的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而总参谋罗瑞卿作陪。罗瑞卿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他将在12天后的12月8日被打倒，从此就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了。

昨天陈丕显向罗瑞卿卖关子说：“主席对《评/海瑞罢官》的不满，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罗瑞卿当时还是不以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么关系，你陈丕显比得了吗?主席对我从来都是不保密的。”当然罗瑞卿这么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毛泽东有什么大事，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罗瑞卿，所以罗瑞卿以为这次《评/海瑞罢官》内幕，毛泽东也会详细告诉他。

（23）

可是这天毛泽东并没有召见罗瑞卿，而且在接见完外宾之后，也没有与罗瑞卿谈话的意思。这时罗瑞卿急了，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笑着向毛泽东提起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有看。”

听了罗瑞卿的话，毛泽东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话没说。毛泽东的表示，立即让罗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为《评/海瑞罢官》虽不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居然不愿意跟罗瑞卿谈及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罗瑞卿了。

回到住处，罗瑞卿赶紧找出那本《评/海瑞罢官》的小册子来看，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罗瑞卿想赶紧弥补一下跟毛泽东的关系，赶紧让他主管下的《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讨好一下毛泽东。但罗瑞卿这时已是官场老手，他在讨好毛泽东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要得罪刘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跟彭真“打个招呼”，不要让彭真认为他是有意作对。

于是罗瑞卿马上给彭真打电话，对彭真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并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但之后又“好意地”安抚彭真，让彭真的报纸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见罗瑞卿的官场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讨好了毛泽东这边，还不得罪刘少奇那边。可惜罗瑞卿的这一套，早被毛泽东看穿，他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玩这套小把戏。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彭真打电话。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周恩来不会多说，更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彭真：“在上海的时候，主席跟我谈了，说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转载这篇文章。”

其实这些天来，彭真早就等着周恩来的这句话呢，他马上向周恩来表示说：“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专门开会讨论这件事，尽快转载。如果明天总理不忙，请总理到会讲话。”

周恩来立即推脱说自己很忙，让彭真主持会议，把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一下就行。其实周恩来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大事，这天他与贺龙等人去看了一场中日排球赛，是颇为轻松的一天。周恩来之所以不参加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是因为他不愿意多陷入这件事，尽可能保持中立的立场。

（24）

现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泽东的矛盾，集中到“转载文章”这件事上，这是丢掉了主要矛盾。本来上海发表什么文章，北京并没有转载的义务，也没有必要转载。毛泽东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报纸转载，而是要北京的报纸进行争论和回应。因为《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点名指出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文章是“毒草”，那么按理说北京应该对此有个回应，声明吴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面回应吴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么就需要跟姚文元论战一番，这样正好上了毛泽东把事情搞大的“圈套”。于是彭真想出一个计策，干脆来个不回应，不争论，试图用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抛出的这颗炸弹“捂下去”。彭真不出来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也不能硬拉彭真出来争论，所以只好舍弃“争论”，转而把“转载”变成了目的。

彭真的计策，表面上看似高明，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用来对付毛泽东，就很不高明了。因为彭真这个做法，只是把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炸弹暂时捂下去，并没有化解这个炸弹，它今后还随时可能爆炸。如果是刘少奇处理这件事，他是不会捂毛泽东的炸弹，而是把毛泽东的炸弹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也就是所谓的“浑水摸鱼”。如果说毛泽东的拿手政治戏法是“挖墙角、掺沙子”，那么刘少奇的拿手政治戏法就是“浑水摸鱼”，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

刘少奇这次大意了，轻易把这件大事交给彭真去处理，却没想到彭真会这么蛮干。等刘少奇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彭真已经和毛泽东搞“僵”了。这个时候能化解僵局的，只有周恩来了，所以刘少奇让彭真等待周恩来的指示。

刘少奇知道，此时绝不能得罪周恩来，只要周恩来一说话，他们马上转载，给周恩来一个大大的面子。毛泽东说“转载”说了十几天，北京一点儿没动静;周恩来只说一句，北京就马上转载，这就让周恩来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比毛泽东还顶用。这就是刘少奇要送给周恩来的一个大面子，制造一种周恩来的威信高于毛泽东的气氛，让周恩来高兴。当然周恩来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大面子，他宁可去看排球赛，也不参与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参会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书记处书记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彭真到会后，先问邓拓说：“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到会的人都知道，邓拓所说的“有来头”，这个来头就是指毛泽东。吴晗已经知道是毛泽东要批他，所以很紧张。

彭真听完邓拓的话，对着众人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5）

彭真这句话“不管来头不来头”，明显指的是毛泽东，他公开向众人挑明：“我们不看毛泽东的来头，只看真理。”彭真说话是很胆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个会上，更是公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有人甚至说：姚文元是肆意诬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但发牢骚归发牢骚，转载还是要转载的。最后会上以中宣部的名义决定，通知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文章，并给出一个转载的先后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这个通知同时说：《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归中宣部管，《解放军报》则由中宣部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不过当中宣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相左时，《解放军报》首先要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而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兴，因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军报》的转载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辖的《北京日报》晚转载两天。这么晚转载，岂不是让罗瑞卿讨好毛泽东的企图落空了吗?上面我们说过，罗瑞卿试图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来讨好一下毛泽东，缓解一下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

罗瑞卿本来可以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8日转载的，可是他当时还想跟彭真搞好关系，特地打电话给彭真，说《解放军报》与彭真的报纸同一天转载，所以没有急着在11月28日转载。罗瑞卿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没好报，彭真居然对他玩这么一手。

罗瑞卿一气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马上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完全背离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大毒草”，这也算是罗瑞卿对彭真的报复吧。

11月29日，《北京日报》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而《解放军报》则违反中宣部的通知，于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说：“本报今天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北京日报》没有给《海瑞罢官》定性，只是说“展开讨论”，而《解放军报》直接给《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把吴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军报》按语，当然很生气，说：“《解放军报》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但彭真在这件事上也不应该太责怪罗瑞卿，或许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吧。

（26）

11月30日，重头戏的《人民日报》转载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表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日报》是党的风向标，《人民日报》的论调，就代表党中央的论调。可是这次，《人民日报》的论调与《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的论调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这次“党的风向”，是往左刮，还是向右刮，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人民日报》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放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又特别说明：“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做法，显然是要转移毛泽东进行政治讨论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学术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在发表前曾送交周恩来审看。周恩来因为要保持中立，对刘少奇送过来的东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于是他给《编者按》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加了这么一段：“毛泽东同志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周恩来加的这么一段，可谓政治高手的杰作。前面一句“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似乎是支持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辩论;而后面一句“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泽东的，暗示《海瑞罢官》是“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符合毛泽东的“毒草”论。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可谓巧妙至极，刘少奇看了也能满意，毛泽东看了也能满意。周恩来这种平衡政治的高超手腕，果然是无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天彭德怀从《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高官们因为有《内参》，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可是彭德怀被罢官后，《内参》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来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都是《人民日报》，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彭德怀看了《评/海瑞罢官》，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气愤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怀一个耳光。”这时彭德怀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让他到四川来了。

#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

（1）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意味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时刘少奇又使出他擅长的“浑水摸鱼”来对付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几次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大亏。

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刘少奇的“吹鼓手”。一个人到了刘少奇这样“国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会主动上门来给你当吹鼓手，为你歌功颂德，帮你攻击你的政敌。在刘少奇众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1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成一个“写作班子”，笔名为“吴南星”。其中“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笔名“繁星”)。这三个人用笔名“吴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短小的杂文，每期刊登一篇。“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方式，评喻时政，谈论社会风气，这个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我们前面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三家村”之二的邓拓，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编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时成为毛泽东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可谓中国报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时，邓拓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宣传部门统统归刘少奇管辖，邓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刘少奇门下，由毛泽东的爱将变为刘少奇的爱将。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主办的《人民日报》，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不满，曾当面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1958年邓拓调离《人民日报》，左迁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现在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随笔，后来在文革中被冤批。这种看法不够正确，《三家村札记》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政治小品文，当时人们对《三家村札记》的评价是：“紧密联系现实，敏锐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由当时人们的这个评价，也可见《三家村札记》是紧密联系政治的。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级的高官，试想，这样的高官所写的时评文章，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吗?而且，他们这样百忙中的高官，又怎么可以有闲情逸致，每周去写一篇无政治含义的消遣性随笔呢?另外，《三家村札记》发表的刊物《前线》，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谈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刊物，这个也决定《三家村札记》是政治性的杂文。

（2）

在和平时代，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笔杆子打先锋的，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刘少奇的先锋大将，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主旨，就是为刘少奇摇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伟大的空话》中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伟大的空话”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退居二线“去休息”，不要到一线来说“伟大的空话”了。

再比如《专治健忘症》中说：“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一个人如果发现有健忘症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这里所说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泽东。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说到于谦的兵部尚书职务时，特别用现代语解释说“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又说于谦“生性朴素，性格刚直”，在于谦被罢官之后，又“恢复名誉了”。这篇文章中，用“国防部长”和“恢复名誉”这种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现代的于谦，应该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些《三家村札记》，当然不会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对这些暗批他的文章无疑是耿耿于怀的，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找借口“整”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了。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据传统鬼戏《红梅记》，改编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廖沫沙看后，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杂文。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鬼戏”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犯了这样的“硬伤”，所以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刀，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毛泽东指示当时还在世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一个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柯庆施立刻组织了一个笔名“梁璧辉”的写作班子，发起一个批《有鬼无害论》的运动。

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不点名地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之后，柯庆施在讲话中进一步把“有鬼无害”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毛泽东搞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廖沫沙，试图掀起一个批判“有鬼无害论”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这样他不能再出来写文章为刘少奇摇旗呐喊了。

刘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捂”毛泽东的这颗炸弹，而是把它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毛泽东要批“有鬼无害论”，刘少奇不仅不阻止，而是帮忙批，但刘少奇把批判的焦点，从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转移到孟超写的《李慧娘》上。

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章对孟超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现有地位不满，感到‘沉沦、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充满仇恨的人起来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明确指出：“《李慧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绝不亚于后来姚文元给吴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干部，刘少奇动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批廖沫沙的火力，转移到孟超身上，一时间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淹没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这就是“浑水摸鱼”的战术，先把“水搅浑”，让人们搞不清，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到底是针对谁的，然后再在浑水中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刘少奇“浑水摸鱼”的战术下，毛泽东发起这场大批判的结果，只是批臭了孟超这个小小芝麻官，毛泽东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浑水中混了过去，并没被批臭。毛泽东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毛泽东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转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发后，反而没事了。

不久，毛泽东又再次吃了刘少奇“浑水摸鱼”的亏。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行一场大型迎春晚会，参加这次迎春晚会，名叫顾工的《解放军报》编辑，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党中央上书揭发“文艺界的糜烂风气”。顾工揭发说：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鹅四人舞”……

（4）

毛泽东看到顾工的揭发材料，当然是大怒，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毛泽东要求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这个报告，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这里说“这些协会15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其实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因为15年以来，刘少奇是主管文化宣传的，文化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首先要负责任。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一场彻底的文艺界整风。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削弱刘少奇在文艺界的威信和势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当中，只有康生是毛泽东派的，其余四人都是刘少奇派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没有这场整风运动的主导权。

整风开始后，刘少奇又用“浑水摸鱼”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电影戏剧都打成“有问题”，一齐进行批判，搞得文艺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这场斗争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为不太听刘少奇的话，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这次整风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一个主题，是批“中间人物论”，而沈雁冰曾提倡写中间人物，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

批“中间人物论”的结果，沈雁冰被迫辞职，由刘少奇的铁杆，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这样一来，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反而比以前更强了。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这一记重拳出去，刘少奇用“浑水摸鱼”抵挡，毛泽东什么也没打到，反而让刘少奇在浑水中摸到了大鱼。

刘少奇用“浑水摸鱼”对付毛泽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又把水搅浑，把“四清”运动的重点，变成一大片有经济问题的“四不清”小干部，使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又白费劲了。

这次，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罢官》，刘少奇依旧使出“浑水摸鱼”的手法与毛泽东周旋。刘少奇不像彭真那么蛮干，他不会抵制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而是帮毛泽东批《海瑞罢官》。但刘少奇会在批判中“浑水摸鱼”，改变斗争的大方向，把毛泽东的“政治批判”，转变成“学术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

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里去开会，这个会可以叫做“定心打气会”。

为什么说是“定心打气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彭真的口气很大，傲气得很。有人问他，北京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说：“不转!”当上海发来《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征订时，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说：“不订!”

可是现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说：要转载《评/海瑞罢官》。这显然是彭真败退了一大步，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部下们的信心，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临阵脱逃。彭真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给他的部下们吃一粒“定心丸”，给部下们鼓起信心。这次到会的人，有北京市长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十余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据说当年做地下工作时，他曾以黄包车夫为职业掩护。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只是中学毕业，但他讲起话来，就让人刮目相看。彭真讲话十分流利，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中间都没有停顿。只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亚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今天彭真还是跟以往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看不出任何动摇和气馁迹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说：“对任何文章都要一分为二，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吴晗有对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错的地方，吴晗问题的性质不等于敌我问题，不要一批评就紧张的不得了。”

彭真又郑重地说：“《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按语去做。”

彭真含糊地说“中央审过的”，是要安抚这些人，你们不用担心，“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可是彭真这句话，并没有说到关键之处，因为这里所谓的“中央”，到底是谁呢?刘少奇肯定“审”过，并且同意了;周恩来也“审”过，但是态度中立，毛泽东肯定是没“审”过。

很多高官应该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辞，但又不好问，也不敢问，毕竟彭真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可以与“中央”直接对话的人。大家不敢问“中央”，只好转问为什么《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彭真解释说：“是因为军队的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6）

在安抚大家一番之后，彭真又讲今后的对策，说：“现在我们要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把各种问题都“放”出来，扯得越宽越好。”

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这显然是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计。彭真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和赞成姚文元的意见都要登，这样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争论的题目要多，这样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

最后彭真又傲气地说：“我们党从来反对盲从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

经过彭真的“定心打气”之后，彭真的部下们立即投入战斗，代表北京的刘少奇司令部，与上海的毛泽东司令部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次彭真组织班子写文章，不是写“保”吴晗的文章，不是反对姚文元批吴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吴晗。但是他们批吴晗的调子，却与姚文元完全不一样。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批吴晗，而彭真是从学术上批吴晗，他们试图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化为学术批判，然后把学术批判转化为学术讨论，再把学术讨论转化为思想问题的讨论，来一个“逐步降级”，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邓拓亲自出马，化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邓拓从“道德”的角度，对吴晗进行批判，指责吴晗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旧道德，为封建主义唱赞歌。邓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周扬又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代表了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潮，应该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周扬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7）

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李琪再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的历史观没有改造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样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这样一场批判吴晗的“学术讨论”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些与内幕全无关系的群众，一些爱发表议论的人，爱凑热闹的人，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当时这些人并不知道，这场讨论的后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巨人，如果知道了他们也就不敢来讨论了。一些人出于正义感，认为姚文元给吴晗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过于牵强，于是写文章替吴晗辩护。比如后来写《出身论》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罗克，就在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支持吴晗的文章。

这些支持吴晗的文章，当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马上让报纸刊登。结果报纸上发表的支持吴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来自“不明真相”的群众，而真正吴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吴晗，所谓“小骂大帮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本人的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文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说：“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承认的错误，只是“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上的学术观点错误和思想认识错误，丝毫没有承认姚文元提出来的“退田”和“罢官”的政治动机。

刘少奇这次使出“浑水摸鱼”，又让毛泽东一筹莫展，眼看斗争的大方向，就要被刘少奇偏移到“学术讨论”上去了，让毛泽东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的计划落空。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亲口挑明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毛泽东否定那些从“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来批吴晗的“小骂大帮忙”，明确指出要批吴晗的政治动机，而不是批吴晗的学术观点错误或者思想认识错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搅混的水，重新弄清起来。

（8）

前面说过，1965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周恩来私下交谈之后，就离开上海去杭州了。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策划了打倒罗瑞卿的具体步骤。12月5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正式批判罗瑞卿。12月16日，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毛泽东又离开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五位“秀才”谈话，讨论哲学问题。

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是一个“务实型”的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找人谈话，从来都是谈具体的“工作”，绝不会谈什么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可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谈工作时，经常会冒出一大段哲学问题，常常让那些不懂哲学的务实干部，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措。这些干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常常要悄悄向毛泽东的秘书请教：“刚才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

尽管毛泽东没能成为著名哲学家，但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哲学家。试想，一个人到了毛泽东的地位，什么都有了，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玩怎么玩，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去谈那个最枯燥无味的“哲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毛泽东这是装模作样，故意“附庸风雅”。

毛泽东找人谈哲学，真的是装模作样和附庸风雅吗?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学家，写了颇有影响的《大众哲学》等书。艾思奇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经常找他谈哲学问题。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党内的地位也还不是那么高，可是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是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的。

艾思奇保留着1937年底，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比毛泽东小17岁，算是毛泽东的小字辈，可是毛泽东屈尊亲自去看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跟他探讨哲学问题，可见毛泽东喜欢哲学，喜欢跟人谈哲学问题，不是装出来的“附庸风雅”，而是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就是如此。

（9）

这天毛泽东招来的五位“秀才”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陈伯达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艾思奇上面介绍过，胡绳也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8年入党，圈子里的人称他为“胡大师”。

关锋同样也算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3 年，14 岁的关锋就加了中国共产党。虽说关锋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但关峰写文章的理论水平，却不亚于大学教授。关锋的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泽东一眼看中，经常招他来谈哲学问题。后来关锋在文革中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田家英从1948年就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身边任职最久的秘书之一，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之一。田家英的古诗词功底非常好，经常跟毛泽东讨论诗词问题，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诗友”。

毛泽东这天招五个秀才来，本来是准备谈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亲自要为《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毛泽东召集这五个秀才来，就是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这个序言写好。

这天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这天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毛泽东不只是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问题，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谈到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批评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无产阶级也没有充足的理由。”

谈到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太艰苦，实在没东西可拿，只好采取‘轻徭薄赋’让步一下。”

之后又谈到教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10）

毛泽东继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文科的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非要在大洋楼里教吗?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说了很多之后，把话题转回到关键的事情上，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表态，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而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历史观问题或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毛泽东间接地向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宣战。

毛泽东知道，他今天的谈话，也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中央的《内参》，马上会刊登他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样全体高层干部马上就会知道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大家就会明白刘少奇是要想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这场运动的水搅浑。

此时批《海瑞罢官》的水，已经被刘少奇搅得很浑了。有人提出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应该批判，因为郭沫若在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这让郭沫若十分紧张，甚至向上级党委写了辞职信，生怕这场批判波及到他的头上。

向全党高层公开这次谈话记录，本来是毛泽东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让毛泽东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1966年1月9日，内参上发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却没有了毛泽东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震怒了，马上调查：“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删掉毛泽东这段话的，居然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秘书田家英，后来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杀而死。田家英为什么要删掉毛泽东最重要的几句话，“篡改毛主席指示”呢?这是文革期间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一下分析。

（11）

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泽东小29岁，比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也小18岁。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文章，被称为“神童”。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6岁的田家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红小鬼”，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然还有年龄更小的，8、9岁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认定参加革命最早的，居然在7岁时就参加革命了。

田家英入党后到中宣部工作，屡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当毛泽东知道这位文史功底深厚、笔锋老辣的作者，居然只有21岁的时候，更对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人的忠诚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让毛泽东感到有一点怀疑，就会换人，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前后换了不少人。而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可见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这么长时间，除了毛泽东的信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毛泽东有相同的爱好。毛泽东喜欢书法，田家英也喜欢书法，闲暇时常跟毛泽东评论古人书法;毛泽东喜欢诗词，田家英也喜欢诗词，两人常常一起谈论诗词，成为忘年交的诗友。著名诗人柳亚子也称赞田家英说：“田家英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与“五秀才”谈话后，关锋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后由田家英审定，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有人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却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疑问：田家英是出于什么一种动机，要自作主张地删掉毛泽东关键的一句话呢?

关于田家英删毛泽东讲话的动机，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田家英为了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与吴晗和彭德怀都没有太多的私人交情，不可能冒着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两个人。

第二种说法是“田家英讨厌姚文元的文章”，这种说法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也许真的讨厌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与姚文元也没有深仇大恨，犯不着因为自己的一点“讨厌”，就去冒巨大风险删掉毛泽东的讲话。

（12）

第三种说法是“田家英不满毛泽东的做法”，这种说法同样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如果不满毛泽东的做法，完全可以给毛泽东当面提意见或书面提意见。给毛泽东提意见，当然会得罪毛泽东，然而私自删掉毛泽东的讲话，岂不是更得罪毛泽东?田家英既然有删毛泽东讲话的胆量，怎么会没有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勇气?而且当面提意见的罪过，明显要小于背后删讲话的罪过。

以上这些说法，都不能让人信服。我们认为，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讲话的动机，正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更能看清毛泽东周围的形势，他很清楚时局对毛泽东相当不利，他担心毛泽东发起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弄不好会反过来打倒毛泽东自己。事实上，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就被刘少奇逼得步步后退，虽然毛泽东也发起过一些反击，都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化为乌有。到了1964年底，刘少奇更是发展到在中央会议上当面顶撞毛泽东，让毛泽东在面子上都下不了台。

因此田家英担心，这次毛泽东用《海瑞罢官》向刘少奇发起的攻击，又会败下来，所以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关键讲话，是想对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挽救。

在此之前的批《海瑞罢官》，毛泽东都处在幕后，在前面出头的是江青。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有一个退路，就是万一形势不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江青也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如果在内部公开发行的《谈话纪要》上，登载了毛泽东亲口批《海瑞罢官》的消息，那就是向全体中央高层公开宣布，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那么那时候毛泽东再想“体面地”退下来，就不可能了。所以田家英删掉《谈话纪要》中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这段话，就等于给毛泽东留下一条“体面地退下来”的路。

田家英认为，毛泽东讲《海瑞罢官》的那些话，可能是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的“气话”，等毛泽东平静下来，他自己也可能后悔。既然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气话”，那么为了保护毛泽东，就应该删掉这些“气话”。所以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这段话，是用心良苦的，他也希望毛泽东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领田家英的情，而是大怒。毛泽东或许也想到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却捅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看来，田家英太小看自己了，认为自己斗不过刘少奇，所以才要来“保护”自己。这就像有些自尊心强的老人，你在公交车上给他让座，他反而生气，因为他觉得你把他看得太老弱了。

（13）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会议田家英都被叫去列席的，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叫田家英，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毛泽东不再信任他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捎带批评了田家英，他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的话，传到田家英的耳朵之后，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田家英一片苦心想要保护毛泽东，却被毛泽东说成是“没有希望的人”，这让田家英感到全身心的崩溃。一个人最难过的，不是来自敌人的迫害，而是来自自己人的误解。自己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却被亲人误解成坏心，那是最最难过的。

毛泽东是田家英爱戴和仰慕的领袖，又跟毛泽东长达18年近距离生活在一起，田家英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田家英自幼丧父，毛泽东几乎成了他心目中的父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误解自己，这是很多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田家英的自杀，也应该是这个原因。

1966年5月22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央找田家英谈话，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

安子文是宣布对田家英的撤职，这让田家英完全绝望了。当晚，田家英悬梁自尽。一些港台刊物说，田家英死于他杀，甚至在死前还与卫士发生枪战，都是无稽之谈的传闻。

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想起田家英这位跟随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此时毛泽东终于理解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田家英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这种说法没有道理。田家英并没有受到谁的迫害，也没有人冤枉田家英，他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违反纪律的事。秘书的职责是为领导人服务，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秘书删改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巨大错误，对于当了18年秘书的田家英来说，他怎么能不明白秘书的职业道德呢。

也许是田家英太“爱”毛泽东了，拼着自己犯错误，也要保护毛泽东，最后却被毛泽东误解，所以他选择了死。田家英的悲剧，或许可以算作“另类爱的故事”吧。

田家英自杀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仅44岁。如果田家英没有自杀的话，他活到今天也才91岁，他可以写一些《回忆录》，给我们提供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田家英的故事就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14）

1965年12月22日，就是毛泽东在杭州与“五秀才”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彭真到杭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是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后，第一次与彭真面对面地谈话。

在这次毛彭会面14天前的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资格，彭真应该来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可毛泽东却说“让彭真在北京看家”，没让彭真来开会。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彭真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

原因是明显的。因为毛泽东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不是彭真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与彭真在《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已经搞得很僵了。如果毛泽东见到彭真，不提起《评/海瑞罢官》，那就成为毛泽东“怯弱”的表现，反而让彭真占了上风;如果毛泽东跟彭真提起《评/海瑞罢官》，双方引发起争论，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就会从批罗瑞卿，转移到《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这就会打乱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参加批罗瑞卿的会议，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不会偏离方向“走题”。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因为彭德怀上山来开会，打乱了毛泽东的计划，使那次会议偏离原来准备“纠左”的主题。这次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开会，也是吸取了上次庐山会议的教训。

刘少奇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毛泽东也没跟刘少奇提起《评/海瑞罢官》。因为当时刘少奇还是在幕后的，毛泽东也是在幕后，幕前是彭真和江青两个人。这两个幕后老板，现在还没有必要直接出场对决。

我们前面说过，本来彭真应该在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可是彭真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12月22日，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可见彭真这个人的确胆子够大，敢顶毛泽东。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就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有人事后劝彭真：“你最好不要公开那么讲。”

彭真却回答说：“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共产党人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个人性格耿直坦率，倒是真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彭真复出。很多人认为，彭真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一定要大批毛泽东，出一口怨气。可出人意料的是，彭真这时却没有随大流批毛泽东，反而替毛泽东说话。

（15）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彭真又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彭真还替毛泽东辩护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

据彭真的秘书后来回忆说，他曾对彭真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

彭真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革中失去自由十二年，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就个人讲，我能没气?但是，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上面说了不少彭真1979年的事，让我们再把时间转回到1965年12月22日，彭真到杭州见毛泽东汇报工作。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单独见彭真，而是让彭真与杨成武、康生一起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毫不隐讳地对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果然大胆，当场顶撞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彭真直接顶回了毛泽东的话。如果这时毛泽东再继续跟彭真说下去，两个人就要发生争论，毛泽东说不定又要忍不住“骂娘”了。毛泽东明白，现在还不是跟彭真“骂娘”的时候，他接受了上次跟刘少奇争论，结果反而吃了大亏的教训。所以这次毛泽东忍住气，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毛泽东说：“吴晗问题先不做结论，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

（16）

毛泽东说完，就跟杨成武和康生谈起话来。彭真原以为毛泽东要大大对他发一次脾气，甚至大骂他一顿，他也准备好了各种应付毛泽东的说辞和讲法。可是没想到毛泽东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打住了，不再跟他谈了，这让彭真反而“被动”起来。

彭真这次来，同时也带着刘少奇的嘱托，希望把这件事，直接与毛泽东做一个“了断”。刘少奇和彭真认为，他们跟毛泽东一起批吴晗，已经很给毛泽东面子了，希望毛泽东批完吴晗之后，就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地结束掉。

可是毛泽东不再谈《海瑞罢官》的事，让彭真无法回去向刘少奇交待。于是彭真在临走的时候，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明天他能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彭真的要求，11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但遗憾的事，至今没有人披露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是彭真回到北京对别人说：“主席赞成我的‘放’的方针，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会赞成彭真所谓的“放”。因为这个“放”，就是搞刘少奇“浑水摸鱼”那一套，这样就会把毛泽东的斗争大方向转移掉。但彭真为什么说毛泽东“赞成放”呢?第一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并没有赞成“放”，而是彭真放出的烟雾弹，假传圣旨;第二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出于计谋的考虑，违心地赞成了彭真的“放”。

不过从各种迹象来看，彭真假传圣旨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彭真只是在会议上口头这么说，没有在书面材料中提到毛泽东赞成“放”。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赞成放”，那么彭真应该赶快弄个书面材料，把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下去，这样对刘少奇和彭真都是很有利的。

彭真从杭州回到北京后，1966年1月2日，召集文教、报刊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三十多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精神。这次会议上，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关于哲学问题和史学问题的谈话，然后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康生说：“毛主席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1959年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1959年9月写了《论海瑞》，1959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17）

康生的话，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到会的这些人，已经料到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说出这些话来，也毫不奇怪。

之后彭真发言，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因为是跟毛泽东单独谈话，康生也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所以无法质疑彭真传达的毛泽东的话。

中宣部长陆定一，马上接过话题说：“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说“要扯多宽就扯多宽”，陆定一就把争论的宽度，扩大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彭真说“要扯多久就扯多久”，陆定一就把争论的时间，拖长到“一、二百年”。

康生反驳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日前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吴晗的要害是‘罢官’”。

这次会议上，康生是孤立的，没有人赞成康生的意见，当然也没有人反对康生的意见，他的话等于白说。

彭真没有直接反驳康生的话，而是说：“对吴晗的批判，要慢作政治结论。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也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彭真接着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

彭真接过话来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陆定一也说：“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根本没有跟我这个中宣部长打招呼。”

彭真又接过话来说：“上海同志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陆定一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这次批判吴晗，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

彭真和陆定一两个人一唱一和，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把批吴晗变成一个马拉松式的无限扩大和无限拖长战役，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变成学术讨论，最后不了了之。

到此为止，毛泽东在这场批《海瑞罢官》的战役中，一直是输家。毛泽东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渠道打开突破口，这就是“军队”。

（18）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正式发起对刘少奇的进攻。到1966年1月，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进攻已经两个多月了，但这场进攻对刘少奇不但没有造成什么打击，反而是毛泽东自己节节失利，颜面尽失。毛泽东发现必须动用自己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了，那就是军队。说到军队，就不得不说说军队的大管家淋彪。

林彪，1907年生，比毛泽东小14岁，原名林育蓉，后来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女人气，遂改名林彪。林彪一家，可谓革命的一家，他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林彪的堂兄林育南，1921年加入中共，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不幸林育南1931在上海被捕，随后国民党被枪决，时年33岁。

林彪的另一位堂兄林育英，1922年入党，也是资格极老的党员，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1937年，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设三个师，115师、120师和129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可见林育英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可惜1942年，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林彪的亲弟弟林向荣，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团长，1949年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林彪已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所以林向荣所在的部队向林彪写信检讨，为林向荣牺牲一事向林彪道歉。而林彪的回信只是简短的几个字：“为革命而牺牲完全应该!”

当时中共高层，像林彪这样的革命一家也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是典型的革命一家，出了四个革命烈士。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1922年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3年在新疆被国民党处死。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弟弟毛泽覃，1923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5年战死。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23年入党，1929年被国民党枪杀。还有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1930年被国民党枪决，时年29岁。毛泽东1959年回到故乡韶山，想起自己一家在革命中死去的亲人，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1924年，林彪在堂兄林育南的引导下参加革命，1925年，18岁的林彪经林育南介绍入党。当时正赶上中央选派优秀的青年党员，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为中共准备军事人才。林彪得到推荐，1926年进入黄埔军第四期，编入步兵科第2团2营3连。林彪是当时少数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3连中共党支部书记。1926年底，林彪提前毕业，进入北伐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当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林彪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期间，当时他的一些老师，后来反而成了他的部下。这些人有：周恩来，时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时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时任政治教官;陈毅：时任武汉分校党委书记。

（19）

1927年，林彪以一个排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营长。在井冈山上，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林彪与众不同，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1930年，23岁的林彪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25岁的林彪红一军团总指挥，成为中共最年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之后林彪的辉煌是人所共知的，这里不在赘述。

毛泽东重用林彪，林彪也没有给毛泽东丢脸，打了很多漂亮仗，成为中共军队中战功最大的将军。现在大家都承认林彪是一位天才的将军，但林彪这匹千里马，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这个伯乐，恐怕将默默无名地埋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林彪刚开始在叶挺的手下干，没有得到重用;后来在朱德的手下干，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遇到了毛泽东，才把林彪从一个小小的基层军官，直接提拔为高级将领。如果朱德能慧眼看出林彪这匹千里马，早点提拔重用林彪，那么中共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蒋介石曾经叹息说：“为什么中共总是有那么多人才，而我们这边总是没有人才。”其实中共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才，与毛泽东这个慧眼伯乐是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发现了很多千里马，并大胆提拔重用他们，这才造就了中共的“人才济济”。没有毛泽东的慧眼和大胆提拔，林彪等很多优秀人才，不可能脱颖而出。就像后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知遇之恩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林彪的辉煌，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毛泽东的。所以每当毛泽东遇到困难时，林彪就会跳出来挺身支持毛泽东。有人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这个并不公正。应该说林彪支持毛泽东，首先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报恩”，因为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公嘛。

林彪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可是在1950年，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危机，这就是朝鲜战争。当时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出兵朝鲜，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观点：第一种是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第二种是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第三种是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之处。

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特别是打了大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

（20）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了，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同时也是精明的政治家。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此言一语双关，暗示林彪为了让毛泽东成为唯一的大英雄，他自己放弃了挂帅出兵朝鲜，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1958年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挂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毛泽东开始需要林彪在政治上帮助他了。林彪也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失势之后，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

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林彪本来并不想从政，可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林彪不得不出来从政了。

#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

（1）

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一炮”的话，那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二炮”。

1966年1月21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的春节，江青亲自拜访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江青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给林彪拜年，另一方面则是请林彪帮忙，帮她在部队里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江青对林彪明确说：“这个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让我来请‘尊神’。”

江青不搬出毛泽东不行，因为江青本人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是没有资格在军队召开座谈会的。所以江青这个座谈会，必须要加上一个“林彪托江青召开”的前提，才能说得过去。

林彪对江青的“帮忙”要求，是什么态度呢?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说，林彪对江青很冷淡，江青对林彪也很不客气。林豆豆的回忆摘要如下。

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又问：“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答：“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谈话不欢而散。

林豆豆的回忆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她的话明显有为林彪辩护的倾向，给人造成一种林彪在反对江青的印象。林豆豆回忆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后来林彪的所作所为不符，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尽管江青对这次谈话没有披露细节，但她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明确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

江青说“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与林豆豆回忆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从后来的各种情况来看，应该说江青的话是可信的，是符合逻辑推理的。因为林彪在这段时间，一直大肆吹捧毛泽东，不可能对江青那么冷淡，因为这个座谈会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而且，江青把林彪称为“尊神”，可见江青对林彪的态度应该是十分恭敬的，不会像林豆豆说的那样，态度十分傲慢。

第二天，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协助江青开会。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2）

在林彪的安排下，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于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一般人想象这次“部队文艺座谈会”，应该是几百人参加的壮观大会。其实不然，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人，连江青算在内，总共才五个人。不过部队派出的四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少将和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少将，都是将军级的部队文艺部门负责人，足见林彪对此事的重视。

后来有人说，林彪只派出四个人跟江青开座谈会，是给江青冷场，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开一个几个人的小型会议，正是江青本人提出的。江青在一开会就宣布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这里所谓的“北京”，当然指的就是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既然这次会议要瞒着刘少奇开，就必须是一个几个人的秘密小会，不可能是几百人的大型会议。

这次所谓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只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余四个人都是听听而已。据刘志坚回忆说：“会议没有一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一个议题，每天听江青谈话。江青也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她讲累了就散会。”

江青谈话之后，就是看电影，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陪江青看电影上。江青自己也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结果大家看了十几天电影，会议就结束了。

这就出来一个问题。毛泽东亲自让江青到部队去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结果江青也不好好准备一下，既没有日程，也没有议题，她一个人随便讲话，请大家看看电影，就结束会议了。难道这是江青不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随便应付差事吗?

这并不是江青随便应付毛泽东，而是这次会议，本来就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要的不是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只是要一个会议的“纪要”。而这个会议的纪要，并不是真正开会的纪要，而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借着这次开会的名义，用“会议纪要”的形式，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

毛泽东要发表的这篇文章，与参加座谈会的四位将军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江青自己写的，它是出自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与修改三次。由此可见，这篇《纪要》是毛泽东花费很大心思，搞出来的一篇重头文章。那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它是想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和路线斗争。

当初毛泽东搞的《评/海瑞罢官》，原本是想通过批判《海瑞罢官》，掀起一场政治大辩论。进一步通过这个政治大辩论，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与斗争。而“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焦点核心。

（3）

刘少奇的战略是，向一般党员群众隐瞒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分歧。刘少奇要让广大群众相信，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更要让广大群众相信，毛泽东是完全支持和赞成他刘少奇的。

而毛泽东的战略则是，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毛泽东要让广大群众知道中央高层正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泽东自信，他在一般党员群众中间的威信，要远远高于刘少奇。如果广大群众知道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那么人民群众一定会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一定会支持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就可以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一举打倒刘少奇。

因此，向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就成为这场斗争的关键。刘少奇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毛泽东有矛盾分歧，那他就完了，非下台不可;而毛泽东也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那他就胜利了。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斗争，就是围绕着“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而展开的。刘少奇千方百计要对人民群众隐瞒和捂住他与毛泽东有分歧，而毛泽东则千方百计要公开和暴露他与刘少奇有分歧。

毛泽东打出《评/海瑞罢官》这颗重磅炸弹，就是要借此向人民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可是这颗重磅炸弹，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一挡，变成一颗小小的“学术讨论”炸弹，使人民群众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辩论，消除了毛泽东借此向群众公开党中央高层矛盾分歧的危险性。

《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失败后，毛泽东不得不抛出第二颗炸弹，试图再次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上次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小人物出面打头阵，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这次毛泽东改变战术，启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大人物出面打头阵，首先造成一个名人效应的声势效果。

另外，上次毛泽东利用地方报纸来发起进攻，但根本攻克不下刘少奇控制的宣传机构，刘少奇用“一手捂”、“一手转移目标”的手法，完全化解了毛泽东的攻势。所以这次毛泽东也改变战术，改用发党内文件的方式，把一份反映他与刘少奇矛盾分歧的文件，一直发到基层党组织，让一般党员和群众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并不是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他们两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知道，如果利用刘少奇掌握的党政系统发出这份文件，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份反映尖锐矛盾斗争、火药味十足的文件，一定会被刘少奇的党政系统“过滤”，经过过滤的文件，就会变成一份没有火药味的粉饰太平的文件了。

因此，毛泽东这次要绕过刘少奇掌控的党政系统，改而用林彪掌控的军队系统，来把这份火药味十足的文件发下去，先从军队，再到地方，逐步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中央正在进行激烈的路线斗争。

（4）

1966年2月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打响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二炮。毛泽东的这个第二炮的内容和份量，远远超过了第一炮《评/海瑞罢官》。《纪要》是一个非常高超的政治性文件，《纪要》中包含有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同时炸向刘少奇。

所谓“明线”，就是用“明语”写给一般群众看的;而“暗线”，则是用“暗语”写给中共高官们看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不是本行业内的人，是读不懂这些暗语的。中共高层也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一般人看《纪要》，只能读懂它字面的意思，也就是“明语”的意思;而中共高官们，就能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也就是“暗语”的意思。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这么开始的：“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然后又说：“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做出指示，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很简单，只是说林彪委托江青开一个部队文艺问题座谈会，林彪做了指示，萧华和杨成武表示支持。

但《纪要》里这段话，“暗语”的意思就不这么简单了。这是毛泽东对中共高官们表示的“力量显示”，它要告诉高官们，这个《纪要》跟上次的《评/海瑞罢官》不同，它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搞的，而是得到国防部长林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热情赞助和支持。毛泽东这是挑明，这次并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反击刘少奇，而解放军都是支持我的，军队是在我这边的。

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请了人民解放军的‘尊神’来攻他们，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纪要》的中心和主题，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观点，说：“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都明白，就是党中央高层出现了一条反对毛泽东的“黑线”。但这条“黑线”具体是什么呢?当时的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

但《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建国以来，主管文艺界的是刘少奇，所以“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那么这个“黑线”的源头，自然就是指刘少奇了，别无他人。

《纪要》中又说“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里的“我们”是谁?明白中共高层隐语的高官们，马上就能看出这句话的“暗语”意思，这里的“我们”就是毛泽东，也别无他人。

（5）

如果把《纪要》上述这段话的“暗语”意思，翻译成“明语”的话，这就是：“刘少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刘少奇已经专了毛泽东的政。”

《纪要》中提出这个惊人论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说：“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也都明白，就是号召大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一场斗争来搞掉这条黑线。但这里的“党中央”是谁?“黑线”又是谁?一般人就搞不清楚了。

而《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的话，它的意思也很清楚。这里的“党中央”无疑就是毛泽东了，“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就是彻底打倒刘少奇。如果《纪要》中这段话的“暗语”意思翻译成“明语”，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场大革命，彻底打倒刘少奇。”

现在有不少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后，很多高官还“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其实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的这篇《纪要》中，用中共的暗语，明白地公开表示：“我要发动一场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大革命”。凡是读了这篇《纪要》的中共高官，一定能理解《纪要》中暗语的含义，心中一定很明白，毛泽东已经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了。

高官们尽管知道了毛泽东的心思，但他们还是要观望。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但“想”打倒，不等于“能”打倒，所以他们还要观望。高官们也都看到，毛泽东在近来发起的对刘少奇的攻势中，都是毛泽东自己节节败退下来，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站到毛泽东这边来。

为此，毛泽东在《纪要》的最后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知道“晚节”的字面意思，但字面的意思，并不等于它背后的意思。这里毛泽东用暗语所说的“晚节”，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经常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对你们的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

毛泽东这句“晚节”的“暗语”意思，是声明毛泽东本人做事，将是“翻脸不认人”的。很多高官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毛泽东作出过很大帮助和贡献。所以，毛泽东在这里用暗语对高官们说：“现在到了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是选择继续跟我，也就是‘保持晚节’;还是选择不跟我了，即‘晚节不保’。如果你们‘晚节不保’，选择不跟我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你们过去对我的帮助和贡献，都一笔勾销。到时候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们可别怪我不念旧情。”

（6）

后来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毛泽东的意思，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提到“保持晚节”的问题，明确地说：“提醒大家注意，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纪要》的结束语是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保持晚节“很不容易”?这句话用“明语”是理解不了的，但用“暗语”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现在刘少奇的股势高涨，是牛股，而毛泽东的股势低落，是熊股。大部分人出于投机心理，都去抢购刘少奇的牛股，能够光顾毛泽东的熊股，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提醒高官们说：“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搞的这个《纪要》，是一个高超的政治文件。毛泽东一方面用“明语”告诉一般党员群众，党中央出现了重大矛盾分歧，出现了反对毛泽东的“黑线”，这就可以达到毛泽东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之于众的目的。

毛泽东另一方面又用“暗语”，向中共高官们显示力量、督促和警告。第一，毛泽东显示自己的力量，告诉高官们：军队是完全支持我的。第二，毛泽东督促高官们快点选择，是跟我，还是跟刘少奇，别再旁观中立了;第三，毛泽东警告那些选择不跟他的人，如果“晚节不保”，那我们的旧情就一笔勾销了。你要好好想想后果，我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在后来文革中打倒彭真的时候，彭真在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事实证明，是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但此时彭真再提自己过去的功劳，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借《纪要》警告过所有的高官们：“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毛泽东的这个《纪要》，理所当然遭到刘少奇的抵制。刘少奇控制的中央，虽然同意把《纪要》发下去，但这个《纪要》却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中央办公厅还特别说明：“这个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的《纪要》当作“机密文件”处理，就等于把这份文件“捂住了”，让毛泽东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为此，毛泽东指示《解放军报》把这篇《纪要》的内容，改写成一篇社论，公开发表。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了。

但《解放军报》的社论，与中央文件的份量，那就相差太远了。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二炮，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直到一年后，刘少奇被打倒了之后，1967年5月29日，《纪要》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

（7）

常言说“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就在毛泽东炮制《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同时，刘少奇也在炮制一份针锋相对的文件《二月提纲》。

先看看《二月提纲》的背景。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范围的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此时刘少奇再次使出“浑水摸鱼”之计，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一时间全国出现一场批判混战，批判株连的人越来越多，连郭沫若都被卷了进去，出现了一次惊动中共高层的“郭沫若辞职风波”。

现在水已经搅浑了，刘少奇要开始“摸鱼”了。从11月10日开始的批《海瑞罢官》，已历时两个多月，但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刘少奇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利用他掌握的“一线中央”发一个文件，给这场批《海瑞罢官》运动制定一个“调子”，规定一个“方针”，掌握这场运动的主动权。

于是刘少奇指示彭真召开一次“文革五人小组”会议，先搞一个《提纲》出来，然后送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在会议召开之前，彭真让人准备了几份材料，会议就在这几份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这几份材料背后的玄机很大，体现出刘少奇的政治手腕和智慧，下面我们就看看其中最为重要的五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汇报关锋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锋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在1962年写的四篇小品文，有与吴晗类似的观点，按理说也应该被批判。刘少奇抓住关锋，就是要让毛泽东左右为难。

如果毛泽东“保”关锋，党内高官们就会对毛泽东有“看法”，不满毛泽东包庇自己人;如果毛泽东不“保”关锋，那么就可以刘少奇就可以组织人批判关锋了，这同样让毛泽东为难。因为毛泽东批判别人有问题，而自己手下的人也有问题。所以不管毛泽东“保”关锋，还是不“保”关锋，赢家都是刘少奇。

第二个材料是《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为什么要批郭沫若呢?因为郭沫若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海瑞罢官》被批判，如此类推，郭沫若写了赞美海瑞的诗，当然也应该被批判。

第三个材料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沫若听说要批判他的“风声”之后，马上给上级写了一封辞去一切职务的信，反映出他的紧张情绪。郭沫若说：“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我感到自己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我继续担当现在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刘少奇为什么要把郭沫若弄出来批呢?因为郭沫若是跟毛泽东私人关系最亲密的文人。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戴的手表，就是郭沫若送的。

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会见郭沫若等一批左翼文人。当郭沫若与毛泽东握手时，他发现毛泽东竟然没有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郭沫若觉得毛泽东没有表，不太够体面，于是就当即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不拒绝，当场欣然接受，戴到自己手上。

郭沫若送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是瑞士名牌表，价格不菲。毛泽东一般是不收别人礼物的，但这次却是例外。第一，郭沫若在公开场合向毛泽东赠送如此贵重的礼物，显示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更显示了毛泽东在文人中的威望与人气;第二，郭沫若在重庆向毛泽东送重礼，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辜负郭沫若的这片心意。

之后毛泽东一直戴着郭沫若送的这块手表。后来这块表越来越旧，表壳发黄，字迹模糊，工作人员建议他换一块，但毛泽东不同意，一直戴到他去世。

现在刘少奇提出批郭沫若，也是要让毛泽东难堪。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交甚好，如果毛泽东“保”郭沫若，别人就会不满毛泽东的办事不公平。与毛泽东没有私交的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东西就要被批判;而与毛泽东有私交的郭沫若，同样写了赞美海瑞的东西，就被保护没关系。

第四个材料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因为当时关于海瑞的戏，除了《海瑞罢官》之外，还有《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所以刘少奇把有关海瑞的戏，都拿出来批判，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第五个材料说《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刘少奇把参加《海瑞罢官》的演员，也弄出来批判，这也是分散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9）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之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人，这天周扬因病缺席。

彭真在会上首先发言，他的态度很“硬”，说：“这场讨论斗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陆定一立即赞同彭真的意见，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

康生反驳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到吴晗身上，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谈吴晗的问题，要联系到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

彭真也反驳说：“我们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又把《关锋材料》拿出来，说：“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那些‘左派’们，也要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康生继续反驳说：“你们不搜集吴晗材料，却专门搜集关锋等左派同志的材料。我们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

但会上康生是孤掌难鸣，大家并不理会他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彭真让许立群起草一份会议提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月提纲》。

（10）

《二月提纲》的全称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只有2千多字，这是刘少奇的特点。毛泽东搞的东西都比较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万3千多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万多字。《二月提纲》虽短，但份量一点儿也不轻。

《二月提纲》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首先对批判《海瑞罢官》作出一个明确的性质定义“学术批判”，这就熄灭毛泽东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火力。

《二月提纲》的开场白说：“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毛泽东明确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二月提纲》中只字不提“罢官”和“彭德怀”，却大谈特谈什么“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等不疼不痒的问题，不动声色地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指示“抵制”掉了。

《二月提纲》在开场白之后，云里雾里地写了一大堆口号式的空洞文字，然后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这一段是《二月提纲》用“暗语”来批评毛泽东，这里的“学阀”，明显就是指毛泽东了，暗批毛泽东“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发表后，上海方面向北京询问，所谓的“学阀”是指什么人?彭真硬气地说：“学阀指的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二月提纲》中又写道：“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这里，刘少奇是用郭沫若来将毛泽东的军。在《二月提纲》的附属文件中，特别添了一份《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的材料。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就提出来批毛泽东的好友郭沫若，因为郭沫若也写了赞美海瑞的诗歌，性质与吴晗是一样的。

然后《二月提纲》笔锋一转，又指向毛泽东身边的秀才关锋等人，写道：“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

《二月提纲》的附属文件中，有一份《关锋同志等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因为关锋在那几篇杂文中，明显有用影射的方法骂中央的嫌疑，这样关锋也犯了与吴晗性质一样的政治性错误。这里，刘少奇提出关锋那些“坚定的左派”，也说过各种各样的错话，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下“整风”。

最后《二月提纲》进入它的核心文字，提出“左派要相互帮助”，写道：“左派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11）

这是《二月提纲》的核心，这里刘少奇用“暗语”向毛泽东提议说：“其实我们都是左派，周恩来、陈云他们才是右派。我们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这样下去对谁也没好处，‘妨碍自己的前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件事我们两人就此停手，和解了吧。”

2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二月提纲》。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等人。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彭真在《提纲》的讨论稿前面写了一个说明：“此件由于时候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讨。”

显然，彭真这里耍了一个小花招，绕过康生。因为如果起草这份《二月提纲》要经过有康生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讨论的话，康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彭真就耍一个小花招绕过了康生。

会上彭真说：“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邓小平也说：“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

康生在这次会上没有发言，他知道既然彭真在起草《二月提纲》时绕过他，他说话也是没用的。

这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对《二月提纲》的反对意见，于是《二月提纲》就被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但《二月提纲》要下发全党，还要经过最后一道手续，那就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于是会议决定派“五人小组”，于2月8日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这次会上周恩来没有表态发言，他还是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不过周恩来也知道，尽管他没有赞成《二月提纲》，但也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如果他什么也不说的话，毛泽东很有可能会误解他支持刘少奇。

这时周恩来又发挥他“走钢丝”的高超平衡术。2月7日凌晨，周恩来写一封短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信中说：“本来想在彭真同志去主席处谈话之后，再去谈国际问题，现在看来，不宜再晚。提议今日下午三时半，先在少奇同志处一谈。”

刘少奇回复“同意”。于是下午三时半，常委们去刘少奇处开了一次会。这次会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不过这是周恩来主动要求，在彭真去毛泽东之前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刘少奇看来，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刘少奇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做一个提醒和叮嘱。而在毛泽东看来，也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毛泽东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搞清楚彭真到底想要干什么。

周恩来通过彭真临走前的这么一个短会，同时打消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他的疑虑，真可谓最高级的政治平衡术。

（12）

2月8日，彭真带领“五人小组”以及许立群、吴冷西等人，去武汉沙面见毛泽东汇报。许立群先向毛泽东汇报附件材料中的《关锋的杂文》，毛泽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毛泽东这里选择了“保”关锋。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保”关锋肯定会影响他在高官们中的形象，不过此时毛泽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彭真借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我们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和学阀的道路，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风。”

毛泽东又把彭真的话挡回去，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彭真拿出这次他带来的“杀手锏”材料：有关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于1960年看川剧《大红袍(即海瑞传)》时，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一首赞海瑞的诗：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点是三个：第一、为海瑞的罢官鸣不平;第二、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发表的时间是在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的庐山会议之后。

我们再看郭沫若的这两首诗，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显是为海瑞鸣不平;第二、其中有“平产均田见可高”和“传有平产均田说”，明显是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郭沫若这两首诗分别发表在1960年和1961年，与吴晗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间上也是一致。

这样看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中的三个要点问题，郭沫若的诗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只批吴晗，不批郭沫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非常紧张，赶紧提出辞职。

彭真拿出来的郭沫若材料，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批郭沫若，显然会让人感到批吴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泽东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与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不仅如此，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两人是诗友，不时有诗词唱和。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1年11月，诗中写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第二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3年1月，诗中写道：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也批评过郭沫若，那是起因于1965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说：《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投稿给报刊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但都被郭沫若“压住”，不能发表。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告郭沫若的状。

（13）

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信，也不满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赞成发表文章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客气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将会有人要批判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当然那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可这次对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万没想到郭沫若居然会陷入《海瑞罢官》的泥潭中。

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看，抛出郭沫若，是对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们中间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拉老朋友一把，牺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

毛泽东表态说：“郭老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他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当然，毛泽东保护了郭沫若，就不好处分吴晗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让步说：“吴晗也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最后毛泽东谈到核心问题，用严肃的语气，逼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也够得上硬汉，面不改色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点而不怕自己，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升起，继续逼问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再次把毛泽东的话硬顶了回去，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还把刘少奇抬出来，给毛泽东一个无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给毛泽东面子，毛泽东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就要发怒了，就要骂人了。但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又冷静下来，毛泽东明白，现在骂人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彭真带来的是政治局常委通过的文件，他骂彭真，就是与政治局常委过不去。于是毛泽东冷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泽东大骂一通的思想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毛泽东的话硬顶回去，毛泽东居然沉默不语了。这让彭真大喜，认为毛泽东是“认输”了，不得不同意这份《二月提纲》，非常高兴。彭真还想最后得到毛泽东明确首肯，于是说：“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政治结论。”

毛泽东不会上彭真的钩，说：“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向毛泽东的汇报就这么结束了，毛泽东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当然彭真就把这个理解为毛泽东同意了，马上下令下发这个文件。2月12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方针。

到此为止，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输了一次。但毛泽东的再次反击，很快就要来了。

（14）

彭真走后，毛泽东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毛泽东从1964年底跟刘少奇翻脸之后，最大的一次败退。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是要批它的两个要害：第一个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第二个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可是《二月提纲》把毛泽东的两个要害完全否决，把批《海瑞罢官》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为了搞这个《评/海瑞罢官》，毛泽东可是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的，现在看来是白辛苦一场了。

更让毛泽东郁闷的是，现在连彭真这样的人，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不给他面子了。毛泽东态度严厉地向彭真逼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是过去的彭真，尽管想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但碍于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泽东的话，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可是现在的彭真，已经不管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了，他干脆地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说：“经过调查，不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山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快。

刘少奇在《二月提纲》中，用暗语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息。但刘少奇的和解态度，不是卑谦的求饶态度，而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讲和态度。这样的和解，毛泽东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次，毛泽东也不准备接受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讲和。在毛泽东心中，从来就没有认为刘少奇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这次，毛泽东还是理智地退却下来。这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他要等待时机成熟了之后，再来给刘少奇致命的一击。

可是刘少奇和彭真却误解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是毛泽东示弱了，同意跟他们和解了。于是这两个人高兴地过早，同时也疏忽大意起来。

刘少奇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胆地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天，等刘少奇回国的时候，才发现彭真已经被批倒了。毛泽东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刘少奇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

彭真更是有点翘尾巴了。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传达《二月提纲》时，得意地说：“《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绳跟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能说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这里所谓的“两边”，就是指被批的吴晗这一边，与批判吴晗的姚文元那一边。彭真把吴晗的问题进一步降温，连“要害”也没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许立群和胡绳召集文艺界和报刊界召开《二月提纲》讨论会，许立群传达彭真的意思说：“不能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报刊组织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删改或不发。”彭真的胆子够大，把“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成是毛泽东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15）

在中国，凡是在官场上得势的人，总会有很多人来吹捧你。这次讨论会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势了，于是吹鼓声大作，吹捧《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解放后历次文化革命的总结”、“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

就在文艺界和报刊界吹捧《二月提纲》的时候，彭真却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不久，彭真让吴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县去搞“四清”，事实上取消了对他的批判。这样，眼看着毛泽东发起的批《海瑞罢官》，就要虎头蛇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运气还是不坏的，正在他找机会反击的时候，一个好时会就来了。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正好利用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从侧面对刘少奇发起一轮新的反击。

这里有必要引申说明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时期。中共最初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一个“中国支部”，早期完全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泽东开始搞“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后，对苏联的指示就不那么听话了。

那时中共分成亲苏联的“国际派”与土生土长的“山沟派”，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在延安整风时基本上被铲除掉了，之后当权的中共“三巨头”，都是不是亲苏联的。刘少奇早期在苏联留学过，但只是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与苏联上层人物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或联系。周恩来也只是短期在苏联治病住了几个月，与苏联上层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国时，中共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不得不宣布“对苏一边倒”。因为在当时，世界是泾渭分明的美、苏两大阵营，新中国不得不投靠其中一个阵营。想自立成为“第三极”，对于1949年刚建国的中共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对苏一边倒”。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苏联关系搞僵，是因为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这种说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苏联的国家实力，当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军事实体，有威胁到美国存亡的实力。而中国的国家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苏联相差甚远，绝没有实力去争夺苏联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既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超过苏联，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凭什么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更不至于那么“蠢”，他根本不会想到去跟苏联争夺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毛泽东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这样他反而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

（16）

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苏”。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反苏政策，说中国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反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反苏”呢?毛泽东“反苏”的原因，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他主动的成分。

毛泽东“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被迫”。苏联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不允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自己的方式“单干”搞社会主义，强调搞社会主义要在苏联的领导下，要求同盟国围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一切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形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视为“儿子党”，用“老子管儿子”的方式，粗暴地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样势必影响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团结。

苏共不仅与中共关系不好，与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关系也不好，大家都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多有反感。1968年苏联对不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军队武力干涉，连罗马尼亚等卫星国都进行了反对。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苏联的枪杆子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苏联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苏联是一个霸王作派国家，中国要想与苏联搞好关系，只能当一个马首是瞻的小伙计，要想以平等的地位，与苏联搞好关系是不太可能的。这对于毛泽东以及当年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反过苏联。因此，毛泽东的“反苏”，有很大分成是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尊，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气之争”。

毛泽东“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动”。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论。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所以总会不自觉地用世俗的观点或想法，去谈论宗教信仰，这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理解的，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认为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是因为想出名，想夺权之类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误解宗教了。

（17）

共产党是一个宗教意识很重的组织，参加共产党，要举手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信仰”和“献身”，都是宗教的东西，每一种宗教的教义，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更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这就非常类似于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及所谓“洗脑”。共产主义也同样，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说：“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名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修正”伊斯兰的原教旨，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也要保卫伊斯兰的“原教旨”。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这样不信教的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看来，把一种“主义”修正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为其大动干戈，流血牺牲更是荒唐至极了。因此理解毛泽东的“反苏”，就要抱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态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泽东“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信奉“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就要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什么“原教旨”呢?

马克思的第一条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将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

（18）

赫鲁晓夫所谓的“竞赛”，指的是经济竞赛。赫鲁晓夫把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修改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平经济竞赛”，显然是大大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还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和平过渡”论，更是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教旨”。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声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赫鲁晓夫则反批评毛泽东“好战”。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赫鲁晓夫说：“在核武器出现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每消灭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会同时消灭数以万计的工人。这个时候，对许多人民来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毛泽东在发言时，与赫鲁晓夫唱反调，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有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打原子战，没有经验，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如果爆发原子战要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剩下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个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毛泽东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的原教旨“暴力革命论”，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战争，批评赫鲁晓夫是“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懦夫胆小鬼”;而赫鲁晓夫则批评毛泽东是“好战分子，战争狂人。”

马克思的第二条原教旨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说：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从来不存在不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在这里，赫鲁晓夫把“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不分阶级的“全民党”，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这当然是毛泽东这样坚信马克思原教旨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19）

赫鲁晓夫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这里，赫鲁晓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这点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相通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信徒，当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不就熄灭了嘛。”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信奉马克思的原教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都是虔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人的苏联，出现了违背“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他主导写的反苏纲领性文献“九评”中，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认为，苏共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危害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里表明，毛泽东也很清楚，“反苏”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反苏”呢?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因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换的，为了信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可以抛弃的。所以毛泽东“反苏”动机的一部分，就是出于这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责任感。

（20）

当然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行，为什么要捆绑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着他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呢?

这也是一种对宗教的误解。宗教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推广到其他每个人身上。很多宗教都有传教士，四处去传教，更有宗教战争，用暴力的方式强迫别人信教。一个国家，凡是宗教性很强的党派当权，都会“强迫”全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教义去做。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都要求全体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强制全体女人必须戴黑纱。

宗教要解决的是全体人民的信仰问题，绝不是单纯个人的信仰问题。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们信仰上帝!”

这个时候，美国人不能抱怨美国总统说：“你自己信仰上帝就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跟你一起信仰?”美国也是一个宗教情结很重的国家，美国的座右铭是“我们信仰上帝”，每一张美元上都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美军中也有法定的神职人员：随军牧师。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宗教运动，因为狂热和信仰，是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外国不时发生宗教运动，发生宗教战争，比如消灭“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圣战”等等。这些对于不信教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于理解的东西。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宗教高潮，最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唐朝的佛教高潮，最近的一次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马上就可以枪毙，根本不需要其他理由。即使这种屠刀的恐怖，也没有使共产党的人数减少，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人，是出于信仰，而不是要去谋利。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牺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这么多人为共产党流血牺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毛泽东的地位，也类似于教主，他想要建立的中国，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而是一个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他要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共产主义信徒。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其中就有这种“教主”的动机。

（21）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二月提纲》上，不得不退让一步，默认了《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只是暂时的退却，他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很快，一个绝妙的机会来了：苏联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为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呢?

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是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要对《二月提纲》进行反击，也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才有效果。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主席的特权之一，就是有临时召集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所以毛泽东是有权随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但问题是，召开会议必须有一个“议题”才行。

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那毛泽东只能是配角，刘少奇反倒成了主角，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显然是不想召开的。如果毛泽东召开会议的“议题”是国防和备战问题，毛泽东倒是主角，但因为刘少奇不管这些工作，自然刘少奇就不会有错误，毛泽东找不出把柄在会上“批”刘少奇一下。

现在毛泽东要跟刘少奇斗争，所以他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可以在会上抓住刘少奇的什么把柄“批”他一下，现在苏联人送来了这个机会。

毛泽东先不表态，让刘少奇去决定。果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提出的理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和军事装备老化严重，修理用的零部件也十分缺乏，因此需要与苏联有一定的经济来往。

刘少奇的决议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同意了，我可不同意。”尽管毛泽东是党主席，但他个人也无权推翻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毛泽东要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必须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来否决刘少奇的决定。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治局委员们会赞成毛泽东，否决刘少奇的决定吗?对此毛泽东是有信心的。毛泽东深晓中国历史，知道中国人在对外国的问题上，历来都是“主战”比“主和”有理，“强硬”比“妥协”有理。毛泽东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刘少奇对外国软弱妥协，刘少奇也没话可说。而且，政治局委员们，谁要是替刘少奇说话，自己就要背上一个“软弱、没骨气”的道德黑锅，所以没人愿意为了刘少奇给自己背一个黑锅。

于是毛泽东3月18日到2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等，而且林彪特别从苏州赶来，为毛泽东的这场会议助威。

这是毛泽东事隔一年，在政治局会上与刘少奇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毛泽东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用挑战的目光环视左右。刘少奇的气色不太好，因为他年初曾大病一场，才病愈不久，刘少奇的身体可是远不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气色虽然不好，但神色镇定自如，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刘少奇知道毛泽东这个会议是冲着他来的，他早就想好了对应之策。

（22）

周恩来还是一如既然，对毛泽东殷勤客气，对刘少奇也礼貌有加，双方都保持友好。

林彪的气色不错，这让毛泽东感到安心。毛泽东前些时候托人给林彪传话：“要好好养身体，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今天看上去，林彪的身体还真养得不错。林彪给毛泽东投去坚决支持的目光，更鼓舞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第一句就说：“苏联的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

毛泽东说完这句，等大家的反应。会场上果然如他所料，刘少奇沉默不语。因为刘少奇知道，他如果跟毛泽东辩论，只能是越抹越黑，这种牵扯到“民族自尊”的问题，肯定是越“左”越有理的。其他人也同样沉默不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对外关系上，被扣上一个“腰板不硬”的帽子。另外，高官们不说话，也是想避免刺激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因为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已经不好了，即使中国去参加会议，也不会有大的改善。

大家都不说话，就是等于默认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就小胜刘少奇，否决了刘少奇的决定，打击一下刘少奇的威信。毛泽东还要乘胜追击，继续“批”一下刘少奇，说：“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苏联。”

毛泽东这段话，是暗批刘少奇提出要依靠苏联提供机器设备和零件。毛泽东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线“自力更生”，不靠苏联。在中国，凡是提出“不依赖外国”的口号，总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

毛泽东再乘胜追击，继续说：“我们不参加会议，但可以写一封信，我们的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他们那些人总是要反华的。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

毛泽东早先说赫鲁晓夫是“叛徒、工贼”，后来“叛徒、工贼”的帽子又转移到刘少奇头上，因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时彭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小难题，说：“这次我们不参加，那么修正主义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毛泽东也没有被彭真难住，回答说：“发还是发，我们发贺电，是向苏联人民发的。”

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小胜了刘少奇，但毛泽东开这次会的目的，并非仅仅如此。上次刘少奇借《二月提纲》，用暗语向毛泽东提出“和解”。而毛泽东则要在今天的会议上，用暗语对刘少奇发出“最后通牒”，向刘少奇宣告：“你要投降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毛泽东这时把话题一转，先攻击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主管文化界和教育界，文化界的问题，政治局在《二月提纲》中才作出决议，毛泽东不便在此时“批”文化界的问题，于是他转而“批”教育界的问题。

（23）

毛泽东先挑明他的观点，就是“教育界也要搞革命”，毛泽东先说明教育界要搞革命的理由，他说：“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对他们搞革命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

林彪马上附和说：“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教育界。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毛泽东先借机把吴晗“批”一下，然后对着彭真，更加挑明了说：“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去年九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里毛泽东点名批了彭真的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同时毛泽东又向众高官指出当前的形势：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表示支持毛泽东，还有13个没有表示支持，但整个解放军都是支持毛泽东的。

然后，毛泽东继续阐明，他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界的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好的坏的都不要压。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历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还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

林彪见机“捧”一下毛泽东，说：“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很高兴林彪这时候出来捧他，但这里他还要谦虚一下，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的那些东西。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再捧毛泽东说：“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终于接受了林彪的捧，说：“那么这样说也可以。”但毛泽东还是要表示一下谦虚，又说：“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的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之后，毛泽东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要让学生鸣放，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就是要让教授被学生打倒。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年纪老的、学问多的。”

（24）

毛泽东抛出了他搞教育界革命的方式，就是“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学生打倒教授。”毛泽东这样激进的革命，当然得不到刘少奇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成，但是陈伯达跳出来支持毛泽东，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很高兴陈伯达的表现，接着他的话说：“我们要让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有政治经验的、立场坚定的人来接班。”

毛泽东要让学生与教授进行斗争，但是这个斗争的平台是什么呢?毛泽东继续说：“要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纸上斗争。”

林彪马上支持说：“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斗争的平台是“报纸”，让年轻人在“报纸”这个平台上，对年纪老的权威，用文章进行斗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用大字报的方式。

最后，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通牒了。但是这个最后通牒，不能直接对刘少奇说，毛泽东借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毛泽东讽刺《人民日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样，指责《人民日报》把批《海瑞罢官》作为“学术研究”。毛泽东这些话，明里是批评吴冷西，但与会的高官们都清楚，这些话其实是说给刘少奇和彭真听的。

毛泽东继续批评吴冷西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了，他用暗语对刘少奇声明：“你要是不赶快投降的话，就要垮台了。”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倒是被批的吴冷西本人没搞明白，以为毛泽东真的是批他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会议结束后，吴冷西胆颤心惊地从会议厅出来，向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当然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用安慰的语气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住处，又对彭真谈起这件事。彭真当然也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他也对吴冷西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都看出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但这些人还是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谁会胜出，所以还在观望。除了林彪和陈伯达明确支持毛泽东之外，其他人仍然是中立的态度，既不得罪毛泽东，也不得罪刘少奇。

（25）

刘少奇从会场出来，心情既不愉快，也不沉重。刘少奇虽然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上，小输一场，但毛泽东也赢得很勉强，只是赢了一个面子，并没有赢得众高官的心。相反，一些高官倒是暗暗同情刘少奇，觉得他这样的务实做法，比毛泽东的唱高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刘少奇从众高官的态度看得出来，毛泽东除了林彪和陈伯达之外，已经没有死党了，这极大地鼓舞了刘少奇战胜毛泽东的信心。但同时刘少奇也明白，毛泽东要是豁出去跟他拼死一斗的话，也够他呛的。所以刘少奇借着《二月提纲》，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号，说：“左派要互相帮助，不要相互揪住不放。”

刘少奇想与毛泽东进行“平等的和解”，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能接受“平等的和解”了，毛泽东的“和解条件”是：刘少奇单方面的投降。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听明白毛泽东用暗语催促他投降的最后通牒。毛泽东借着骂吴冷西，对刘少奇指桑骂槐地说：“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一方面用暗语对刘少奇威胁说：“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这里毛泽东所谓的“进步”，当然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你要再不投降的话，那就要垮台了。”

但毛泽东另一方面，也给刘少奇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说：“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对没有希望的人，我连批评都不批评。”这句话是暗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抱有希望，希望刘少奇能够“进步”，所以毛泽东才会“批评”他。

如果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最后通牒，在会后立即去找毛泽东谈话，向毛泽东赔礼道歉，做一个低三下四的检讨，发誓从今以后一定听毛泽东的话，一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那么毛泽东还是可以饶过刘少奇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与毛泽东继续斗争。因此，刘少奇在会后，没有去找毛泽东谈话，甚至连招呼都不打，马上乘专机返回北京，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六天后的1966年3月26日，刘少奇毫无悬念地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进行长达二十余天的访问。

刘少奇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呢?第一，刘少奇的性格也是宁折不弯的，也是一条硬汉，投降不属于刘少奇。事实上，后来刘少奇被打倒关押，直到临死前，他也始终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第二，刘少奇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党政机关中，刘少奇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毛泽东的力量，这点刘少奇很有自信。刘少奇的弱点是在军队里没有势力，毛泽东多次向刘少奇发出“解放军支持我”的威胁，但刘少奇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动用军队搞“兵变”是很难的，因为周恩来和朱德、贺龙这些军队大佬，都不会同意搞“兵变”。

（26）

第三，刘少奇把斗争失败后果，看得太简单了。刘少奇想：如果斗争失败的话，大不了像彭德怀那样，辞去一切职务，带王光美回老家种地。所以文革发动起来之后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与刘少奇单独会面，当时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是：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刘少奇了。

毛泽东并不隐瞒自己的性格，时常“提醒”别人，说：“你们要是犯了错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

就像毛泽东说的“凡事都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自己的性格也是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从“人情”的道德角度来看，“翻脸不认人”似乎不是好的品德，因此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翻脸不认人”的做法，甚至说毛泽东的性格“残忍”，对自己几十年的老战友不念旧情，打倒不说，还要踩上一只脚。

不过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也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有利于防止“腐败”。像张青山、刘子善这样屡立战功的老革命，因为贪污腐败了，毛泽东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枪毙了。如果是周恩来处理张青山、刘子善，大约会“念旧情”，考虑到他们过去对革命事业的功劳，从轻处分，至少不会枪毙。

对于贪官来说，周恩来那样“翻脸还认人”、“讲人情”的领导人，他们是不太害怕的，所以就比较敢去贪污腐化。而毛泽东那样“翻脸不认人”、“铁面无情”的领导人，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不太敢去贪污腐化。毛泽东时代比较清廉，这与毛泽东的“翻脸不认人”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换上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人，老战友张三腐化了，他要念旧情，照顾一下;老部下李四贪污了，他要念旧功，从轻发落一下……，这种“讲人情”，怎么能治得住贪污腐化呢。

人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人们赞扬包公“铁面无情”，但真的包公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也“铁面无情”的时候，人们又要叶公好龙，抱怨包公“不讲人情”了。

尽管毛泽东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他对刘少奇，应该说还是给予了“特别照顾”，甚至给了刘少奇四次机会，希望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都被刘少奇拒绝了。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一次机会，是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日晚宴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刘少奇去向毛泽东赔礼道歉，那么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真正的和解”，重归于好。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二次机会，是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时候。如果那时刘少奇看出毛泽东的愤怒，马上去向毛泽东检讨道歉，毛泽东可以跟刘少奇“有条件的和解”。这时毛泽东要削去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但保留大部分权力，让刘少奇戴罪立功。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三次机会，就是这次196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这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会议之后马上向毛泽东检讨反省，毛泽东可以让刘少奇“投降”。不过这时毛泽东就要拿走刘少奇的全部实权了，只给他保留一个“国家主席”的虚位，让刘少奇体面地下台。

（27）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第四次机会，是后来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如果那次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无条件投降书”，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全部职务，带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种地。那毛泽东还是可以放刘少奇回家去种地，保全身家性命。

等到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写下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再想回家种地，已是不可能了，等待刘少奇的只能是监狱了。现在并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要处死刘少奇，刘少奇之死，主要是身体不好，经受不起牢狱的痛苦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等刘少奇来“投降”，可是刘少奇却不辞而别地走了，这让毛泽东更加气愤。毛泽东专门给刘少奇留下一个投降的机会，但刘少奇一点儿也不领情，这更增添了毛泽东一定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但毛泽东一下子打倒刘少奇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用“剥笋”的手法，先从刘少奇的外围开始搞。第一个要搞掉的，毫无疑问就是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而要搞掉彭真，必须有一个借口，毛泽东把这个借口，就放在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上。毛泽东先要推翻彭真的《二月提纲》，从而进一步打倒彭真。

现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去了，正是打倒彭真的绝好良机，于是毛泽东立即行动。3月26日，就是刘少奇出国访问的同一天，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他打倒刘少奇的新部署。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对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张春桥提到，彭真批评上海方面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吴晗发表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张春桥又说：“上海方面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所谓的‘学阀’是指谁?彭真说：‘学阀’是指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毛泽东听了更来气了，说：“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吴晗、翦伯赞是大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张春桥进一步说：“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这句话是多余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二月提纲》是指向他的，用不着张春桥提醒。毛泽东说： “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这里，毛泽东提出他这次行动的明确目标“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但是毛泽东要实现这个目标，用“至上而下”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毛泽东这次必须改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28）

毛泽东接着阐明他的斗争策略，是“从地方开始，向中央造反”。毛泽东说：“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了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那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

在这里，毛泽东又对现在在位的中央高官们，发出警告说：你要站在造反的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如果你站在保皇的玉皇大帝方面，那你就非垮台不可。

这次毛泽东的讲话，挑明了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打倒彭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要打倒彭真，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是不行的。3月31日，毛泽东派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他这次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交底”，逼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听了康生的汇报，心情十分沉重。周恩来非常不愿意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摊牌，如果党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动手摊牌的话，这个党必然面临一场大灾难。

周恩来并不忠于毛泽东，也不忠于刘少奇，但他忠于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共的缔造者之一，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党的身上，党就像他的亲生孩子一样，周恩来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党。

可是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已经越来越刀枪见红了。周恩来知道自己阻止这场大斗争爆发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严格中立，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不敢贸然动手。刘少奇搞《二月提纲》的时候，周恩来被迫卷了进去，所以周恩来不得不想一个对策，可以使自己抽身于毛刘两人之外。

1966年3月12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彭真等人，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交待了外交、国防、国务院的有关工作事宜，同时函报毛泽东。之后，周恩来就到天津去了，躲开刘少奇在北京的一线中央，也躲开毛泽东在南方的二线中央。

周恩来本想躲开一个月时间，没想到五天之后的3月17日，毛泽东就招周恩来去杭州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是刘少奇招周恩来去开会，周恩来肯定是推脱不去参会的;可是毛泽东招他去开会，周恩来不好意思拒绝，因为毛泽东毕竟在二线，这种“半退休领导”的心态，是最敏感的，所以周恩来只得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让周恩来感到前景非常不妙，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是充满火药味了，周恩来看得出，毛泽东离爆发，已经进入了读秒阶段。但周恩来却又无法劝阻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听劝的，越劝越糟糕。周恩来想到去劝刘少奇，但刘少奇会议一结束就走了，似乎也没有接受劝告的迹象。

而现在，毛泽东派康生来跟周恩来“交底”，他要打倒彭真。这时候，周恩来就非表态不可了。

（29）

清代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有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句名言放在周恩来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周恩来本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经常却要“装糊涂”。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很会“装糊涂”，如果毛泽东用暗语跟周恩来说，周恩来就会装做“听不懂”，把毛泽东的“指示”敷衍过去。所以毛泽东这次一改过去用暗语讲话的含蓄方式，直接用明语跟周恩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1966年3月31日，毛泽东让康生向周恩来传达自己的讲话，几乎就是挑明了说：“我要打倒彭真，你同意不同意?”

这可给周恩来出难题了。如果毛泽东用暗语“提醒”他，周恩来还可以“装糊涂”，这次毛泽东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周恩来也不得不作出一个明确的表态。周恩来在反复再三地考虑了两天之后，于1966年4月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封信。

周恩来在信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用这封信，巧妙地回答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这次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

对毛泽东的第一个要点，周恩来用了许多含糊其词的大话空话，先捧毛泽东一番，说：“遵照主席指示，高举……，彻底批判……，彻底揭露……，严格看待……”

字面上看上去，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毕恭毕敬，但去掉大话空话之后，就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毛泽东点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要点，周恩来完全没有提及，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个要点是“发动群众，搞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界革命”。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进行斗争，要让学生鸣放，要允许学生造反，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年纪老的、学问多的。”

（30）

对毛泽东的第二个要点，周恩来没有反对搞一场教育界的运动，但对教育界搞运动的方式，周恩来婉言提出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说：“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周恩来所谓的“组织自己队伍”，意思是说：由中央组织一只自己的队伍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搞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而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发动年轻人起来造反，大闹天宫。

毛泽东讲话的第三个要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点，是：“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对毛泽东的第三个要点，周恩来的信中完全没有提及“解散”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

毛泽东的讲话除了三个要点之外，还有一个最低限度要求，就是推翻《二月提纲》，处分彭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最后，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同意推翻《二月提纲》。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态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虽然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到彭真，但周恩来很清楚，一旦承认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那么彭真就要为这个错误负责，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对彭真进行降职处分。所以周恩来同意《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同意对彭真进行处分。

不过彭真的错误有多大，要降职到什么程度，还有很大的商议余地。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对刘少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周恩来倾向到毛泽东这边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终于打破了自己的严格中立，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倾向到毛泽东这边。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这么做呢?有人说周恩来这么做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为了“自保”，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如果周恩来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就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因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是刘少奇的人，五人小组中更是没有一个周恩来的人，解散这三个部门，对周恩来来说，是无关痛痒的，甚至还有可能安插一点自己的人进去。

所以，周恩来如果单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说为了“自保”的话，他应该同意毛泽东的三个要求，一来可以讨好毛泽东，二来对自己的势力也丝毫没有影响，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周恩来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三个要求，只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这样的做法，并不让毛泽东很满意，达不到“讨好毛泽东”的目的。这也说明周恩来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自保”。

（31）

从各种迹象来分析，周恩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连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同意的话，害怕毛泽东会干出更加出格的事情，那就是动用军队干预政治，甚至发起“兵变”，那样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周恩来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周恩来已经察觉到，毛泽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军队进行了非同寻常的部署。毛泽东对军队进行部署的具体细节，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出了这个消息。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林彪的讲话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讲的，毛泽东“调兵遣将”的真实性应该没问题。林彪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多少个月。按照中国的语法习惯，“几个月”应该在三个月以上。林彪讲话的日子是1966年5月18日，往前推三个月是1966年2月18日，那么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应该就开始“调兵遣将”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是时间是1966年4月2日。尽管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但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消息来源是很多的，军队里的事情，瞒得了刘少奇，但绝对瞒不了周恩来。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开始的“调兵遣将”，肯定早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一定会倍加关注毛泽东下一步要有什么动作，也一定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周恩来搞不清毛泽东动用军队想干什么，但他不能不防。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在3月12日，突然给刘少奇写信，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

周恩来的这封信，让毛泽东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我周恩来已经脱离北京的刘少奇了，我已经不给刘少奇干了。”这样的信息，有可能打消毛泽东使用武力搞“兵变”的念头。因为只要周恩来不与刘少奇合作，毛泽东就还有不用军队打倒刘少奇的可能。

周恩来离开北京的行动，应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要防范毛泽东真的冒险发起“兵变”，派军队进北京一举占领中南海，逮捕党中央的所有成员。这时候周恩来不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避免毛泽东把他和刘少奇“一锅端”，所以周恩来要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学习一个月”。

（31）

从各种迹象来分析，周恩来这么做，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连毛泽东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同意的话，害怕毛泽东会干出更加出格的事情，那就是动用军队干预政治，甚至发起“兵变”，那样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周恩来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周恩来已经察觉到，毛泽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军队进行了非同寻常的部署。毛泽东对军队进行部署的具体细节，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出了这个消息。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林彪的讲话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讲的，毛泽东“调兵遣将”的真实性应该没问题。林彪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调兵遣将”，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多少个月。按照中国的语法习惯，“几个月”应该在三个月以上。林彪讲话的日子是1966年5月18日，往前推三个月是1966年2月18日，那么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应该就开始“调兵遣将”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是时间是1966年4月2日。尽管周恩来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但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消息来源是很多的，军队里的事情，瞒得了刘少奇，但绝对瞒不了周恩来。毛泽东在2月18日左右开始的“调兵遣将”，肯定早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一定会倍加关注毛泽东下一步要有什么动作，也一定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周恩来搞不清毛泽东动用军队想干什么，但他不能不防。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在3月12日，突然给刘少奇写信，说：“我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

周恩来的这封信，让毛泽东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我周恩来已经脱离北京的刘少奇了，我已经不给刘少奇干了。”这样的信息，有可能打消毛泽东使用武力搞“兵变”的念头。因为只要周恩来不与刘少奇合作，毛泽东就还有不用军队打倒刘少奇的可能。

周恩来离开北京的行动，应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要防范毛泽东真的冒险发起“兵变”，派军队进北京一举占领中南海，逮捕党中央的所有成员。这时候周恩来不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避免毛泽东把他和刘少奇“一锅端”，所以周恩来要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学习一个月”。

点评：前期林彪

（1）

对于林彪这个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期的林彪，与后期的林彪完全是“判若两人”。前期的林彪，完全不参与政事，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以称为“军人林彪”;后期的林彪，是一个政治狂人，开口闭口都谈政治，可以称为“政治家林彪”。如果不是历史真的出了这么一个人，人们是想象不到一个人前后，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林彪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他的年龄。与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林彪是太年轻了。

林彪生于1907年，比毛泽东小14岁，比朱德小21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小9岁，比彭真小5岁，比邓小平小3岁，是中共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位。1966年林彪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时，他也才59岁，而毛泽东已经73岁了。毛泽东与林彪这么大的年龄差，使林彪把毛泽东说成是自己的导师，也不为过。

为什么林彪这么年轻，就能达到这么高的地位?这全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重用的结果。没有毛泽东，年纪轻轻的林彪，不可能跻身进中共最高层。毛泽东对林彪的“关照”，绝对是超出任何其他人的。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毛泽东投别人的票，除了林彪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另外，林彪入党的背景，也与别人不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入党，都是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林彪有些不同。林彪的堂兄林育南，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建党级”的人物。林彪是在堂兄林育南的介绍和引导下，于1925年入党的，林彪入党没有鲜明的政治热情。1926年林彪进入黄埔军校，也是遵照中共的指示，并不是自己的主动行为。

1927年，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也不是林彪主动参加的，他那时不过是一个排长，服从上级命令而已。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也是跟从大部队行事，不是自己的自发行为。林彪从排长到元帅的故事，都是服从上级指示，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标准好党员。

不过林彪心目中的“党”，并不是“党中央”这个集体，而是毛泽东这个个人。林彪只听毛泽东的话，这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林彪不可能成就后来的辉煌事业。毛泽东对林彪有知遇之恩，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的，他对毛泽东有一种“报恩心理”，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人。

1942年延安整风时，林彪没有整过什么人，可以看出林彪对整人没有兴趣。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没有参加，是毛泽东特别“请”林彪上山来批彭德怀的。林彪批彭德怀，是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林彪自己想要“整”彭德怀。在批彭德怀时，林彪甚至还替彭德怀澄清了一个历史上的“冤枉”。

（2）

被批的彭德怀，也没有“恨”林彪，他知道林彪批他并非出自本意。1972年监禁中的彭德怀，听了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时，义愤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遭遇逆境，林彪挺身出来替毛泽东辩护。其实林彪并不赞成大跃进，据说林彪私下里说毛泽东搞大跃进，是“凭空想胡来”。但在公开的场合，林彪一定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一定要保卫毛泽东这位自己的大恩人。

林彪对毛泽东的指示，基本是完全照办的。林彪不听毛泽东的话，只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让他挂帅出兵朝鲜，第二次是在1970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后一个例外我们放在以后再谈，这里先说前一个例外。

1950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有人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这没有证据;有人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这更是无稽之谈;还有人说林彪是因为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这个说法也难以自圆其说。第一，尚没发现林彪说过任何反对出兵朝鲜的言论;第二，即使林彪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但作为共产党员和军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第三，出兵朝鲜是毛泽东决定的，反对出兵朝鲜，就是反对毛泽东。如果林彪在1950年就反对毛泽东了，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来毛泽东会对林彪继续破格提拔和委以重任。

林彪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明白军人参政，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解放后离开军队搞军事学院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解放后离开军队当外交部长去了;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解放后离开军队修养去了;只剩下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还留在军队里继续干。可见除了彭德怀之外，其他人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

（3）

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批彭德怀，为什么要扯到自己，说“你我离得远的很”呢?这是林彪的一语双关，暗示林彪自己为了让毛泽东成为中国唯一的大英雄，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放弃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后来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也是要让毛泽东成为中国唯一的“大英雄”。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让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成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人。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名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股票走强势的延安时代，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彭真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但那个时候的林彪，既没有跟着刘少奇大学“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跟着彭真大喊“毛主席万岁”，只是默默地为毛泽东打仗而已。

毛泽东1966年6月会见胡志明的时候说：“人家喊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喊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

（4）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这句话是在暗批林彪，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在1966年，正是与林彪关系最火热的时候，怎么会暗批林彪呢?毛泽东这里说的“越捧你越靠不住”的人，明显指的是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当年是他们大捧毛泽东的。林彪没有跟着刘少奇他们喊“万岁”，毛泽东反而觉得林彪靠得住。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候林彪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

1960年9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4月，林彪又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于是《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从1961年5月1日起，率先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政治部出版《毛主席语录》，但封面写着“限军队内部发行”，发放范围只限军队内部，军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因为那时中宣部没有批准《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公开发行，林彪只能在军队内部吹捧毛泽东。

之后，林彪于1964年12月又指示说：“《毛主席语录》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1965年8月《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发放范围为每个战士一本，《毛主席语录》在全军达到了人手一册。但此时《毛主席语录》仍然是“限军队内部发行”，直到1966年下半年，中宣部才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此后《毛主席语录》成为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发行量最大的书。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不是政治家，林彪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路线”，也谈不上什么“派”。批刘少奇的时候，说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林彪的时候，说不出林彪有什么“路线”，也说不出他有什么“派”，只好说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本来并不打算从政，他跳出来从政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林彪打仗的特点是“不干则已，要打就大打一场”，这是林彪的性格。所以林彪从政也是一样：“不干则已，要干就大干一场”。1966年，就是前期的“军人林彪”，与后期的“政治家林彪”的分水岭。【本节完】

#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1）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长陈毅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那时刘少奇出行时的派头是很大的，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全国人大的七位副委员长，国务院的三位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自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如此前呼后拥的隆重仪式场面，刘少奇已经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此时的刘少奇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享受中国最高规格的送行典礼。当时刘少奇对时局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已经正式发了下去，时局稳定下来了，暂时用不着担心。

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火药味十足的讲话，也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响应。甚至，毛泽东在会上都没有“敢”骂彭真，只是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通小人物的吴冷西，这让刘少奇感到毛泽东已经是黔驴技穷，更加放心地出国访问去了。

彭真在送走刘少奇后，也是傲气十足。当时日本共产党来华访问，向彭真提起《海瑞罢官》的时，彭真居然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抱怨毛泽东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也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彭真还没把毛泽东的讲话太当一回事，对康生敷衍地说：“我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二月提纲》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当彭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候，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妙了。在彭真的保护伞刘少奇现在远在巴基斯坦访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整”他的话，彭真肯定是大劫难逃的。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会设法“自保”，彭真当然也不例外。现在彭真已经等不及刘少奇了，因为刘少奇还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而那时彭真已经被打倒，生米煮成了熟饭，届时刘少奇再想救彭真，也来不及了。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么怎么才能“自救”呢?现在彭真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罪立功”。

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已经是“罪人”了。现在彭真要趁自己还有权的时候，做一两件对毛泽东有好处的事情，为毛泽东“立功”，以求得到比较宽大的处分。怎样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丢卒保车”。

毛泽东已经点名批评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此时彭真来个“反戈一击”，帮助毛泽东批判“三家村”的这三个人，说不定能得到毛泽东一定的宽恕。于是彭真就准备把“三家村”的三个人抛出去，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刘少奇。

（2）

4月3日，彭真马上召集北京市长刘仁，邓拓等一批亲信，到他家里开会。彭真首先告诉与会者，周恩来已经改变立场，同意推翻《二月提纲》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到了危机的紧要关头。彭真是个直爽的人，并不隐瞒自己的目的，说：“现在‘守’肯定是‘守’不住的，只有设法争取主动。‘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

彭真虽然没有明说，但参会的人都知道，彭真这是要抛出“三家村”来“丢卒保车”了。这时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话，对众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了”。

彭真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心中一酸。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这个团体到了存亡危机的时刻，必须有人出来掩护大家撤退，必须有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否则大家都得完蛋。

这时邓拓站出来了，拿出英雄气概说：“我犯了错误，由我自己负责，其他人没责任。”

邓拓知道，现在“三家村”中的吴晗和廖沫沙已经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过去的，不如站出来承担责任，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面佩服邓拓的勇气，一方面也知道，此时彭真只能对邓拓“挥泪斩马稷”了。彭真安慰邓拓说：“很快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我准备把你下放到顺义去，那里条件好，可以做出成绩来，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然后彭真又对参会的人，称赞邓拓说：“我们对邓拓同志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但他不是反党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别人不知道。”

会后，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赶紧写一份《关于邓拓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当《报告》出来以后，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份报告于4月8日上报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管吴晗和廖沫沙，他只能“包庇”邓拓一个人了，彭真说：“我对批判吴晗、廖沫沙没有什么牵挂，就是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粮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该区别对待。”

（3）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次彭真没敢“浑水摸鱼”，而是真正上纲上线地批判，文章中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借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丑化革命派，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邓拓同志吹捧死人，借古讽今，大量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北京日报》还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写道：“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是错误的，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彭真用这个《编者按》，一方面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声明要“戴罪立功”，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三家村’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次彭真是抢先在全国的报纸上，第一个点名批判“三家村”，试图来一个“丢卒保车”，争取主动。

但彭真的企图马上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说：“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过关。”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通知全国报刊，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文章和按语。

上次彭真不让转载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这次毛泽东也不让转载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对彭真的一个小报复吧。只是《新华社》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北京日报编者按》，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

《新华社》是隶属于周恩来国务院领导另一套宣传系统，主要负责对外国的宣传工作。《新华社》广播了彭真的《北京日报编者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是因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误。”

周恩来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不太可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华社》的广播，应该是象征了周恩来表示对处理彭真的一种态度，就是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泽东尽管很不高兴，但也拿周恩来没办法。

1966年4月16日以后，邓拓就被停职检查，此时邓拓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身上。但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对邓拓的批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5月16日，中共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知道党内斗争的规则，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他的政治死刑。邓拓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选择了“死”。一方面邓拓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人，他没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气;另一方面，邓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最后保护彭真他们一次，因为报纸上明确地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4）

邓拓在5月17日夜，服药自尽，时年54岁。死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给妻子的。邓拓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说：“许多工农兵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先表示他对批评自己“毫无怨言”，之后邓拓又写道：“文章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到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邓拓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声明与彭真等人无关。邓拓最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遗书的结尾，是以口号结束的，他写道：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之所以这么喊口号，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妻子儿女。邓拓知道中共的方针，如果他死前高呼万岁，向党表示最后的忠心，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到比较宽厚的待遇，不会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牵连。

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说：“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明白，他如果给丁一岚写一封长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牵连进去。要保护丁一岚，这封信越短越好。也许正因为邓拓临死之前煞费苦心地保护家属，夫人丁一岚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吴晗的夫人袁震，则在文革中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3月过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邓拓自尽的三年之后，“三家村”人物第二位的吴晗死于狱中。“三家村”人物第三位的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坚强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时刘少奇胜利，毛泽东失败，那么邓拓、吴晗等就会成为英雄，而张春桥、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书生投身于政治的时候，就要做好杀头坐牢的准备。

据说在张春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女儿准备结婚，张春桥告诉他未来的女婿说：“与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坐牢的。”可见张春桥早就知道搞政治这个东西，是要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

（5）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周恩来的意见，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这件事，而是由级别较低的“中央书记处”来讨论这件事。这种低调处理方式，显然不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但毛泽东也好拒绝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不能不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他还需要周恩来帮助打倒彭真和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急召在外地视察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1966年4月9日，邓小平回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上，首先是康生传达毛泽东不久前的谈话，然后康生批评彭真对《海瑞罢官》搞“学术批判”，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彭真辩解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我总想再放出来一些错误观点。现在看来，新的错误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

陈伯达则对彭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批评，彭真辩解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国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别强调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定下“调子”，说：“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对这次重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这次会上邓小平是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邓小平拥护毛泽东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范围。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第二是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小组，重新起草一份提纲。陈伯达小组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简单的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但这个通知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更没有说《二月提纲》有什么错误。这是一种“蒙混过关”，当然毛泽东不满意了，因为他要批判《二月提纲》，而不是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也知道，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来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让他满意的。于是毛泽东于1966年4月16日，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

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打算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上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那不过是给周恩来面子。现在周恩来的面子也给过了，毛泽东就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然而，毛泽东这次会上要解决，不仅是彭真一个人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问题。

（6）

毛泽东早就想打倒陆定一了，多次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泽东说归说，真的要打倒陆定一，总得有个理由才行。这次又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打倒陆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至今迷雾重重。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6年的6年间，化名“基督山”、“王光”、“黄玫”等，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分别寄给林彪，林彪夫人叶群，以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匿名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完整披露过，但从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来看，匿名信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一、声称叶群伪造自己的履历，是假党员。二、声称叶群在延安时代与多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包括后
来被枪毙的王实味。三、声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
林豆豆是叶群与刘少奇的私生子。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在写
给豆豆的匿名信里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

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匿名信里有一首打油诗，含有一至十的数字，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八(拔)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客观上起到破坏和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的作用，这也可能是后来林豆豆没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个契机。这种匿名信是侮辱人格的诽谤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罪，严慰冰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狱。

严慰冰写这些攻击林彪的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在分析严慰冰的动机之前，先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现在有一种传言，把破案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甚至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这个传言是这样说的：【严慰冰这个案子是1966年春天破的，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跟匿名信的字迹很像，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7）

其实这个传言是很拙劣的。第一、叶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苏州疗养，并不在北京;第二、叶群这样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卫员跟随左右的。而警卫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陌生人靠近叶群，以免出现暗杀。严慰冰踩到叶群的脚，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太近了，叶群的警卫员早就会出手档开严慰冰了。

严慰冰案的破案过程，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这里不再重述，只是略述一下要点。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对严慰冰的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写。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因为是牵扯到中宣部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处理，于是上报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里。但彭真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告诉林彪。由于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公安部对严慰冰不敢采取行动，任凭严慰冰继续给林彪写匿名信，让林彪的“受害”多了两年，直到1966年严慰冰被捕为止。

从1963年夏到196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彭真为什么要压着这个案子呢?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事情出来的话，陆定一也要受到牵连。毛泽东本来就想“找茬”整陆定一了，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就等于保住了陆定一。第二个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这件事也许不是严慰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团伙的行为，所以暂时不惊动严慰冰，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不管怎么说，有这个破案上的需要，彭真就可以为自己压住严慰冰案，找到推脱责任的理由。

这个案子最费解的问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写匿名信是神经偏执狂的发病行为;第二种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出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第三种也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阴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期间。

第一种说法说严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据是，陆定一曾带严慰冰到医院去看精神科。但当时的医生诊断，并不认为严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严慰冰精神状态。1971年林彪叛逃后的10天，那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严慰冰，忽然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看到严慰冰的行为可疑，就提审她。

严慰冰在提审中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林副主席出事了。”

那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关在狱中的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呢?严慰冰得意地说:“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原来，严慰冰天天在狱中很仔细看《人民日报》，那时报纸上总是说“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这几天报纸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测出林彪出事了。从这件事来看，严慰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8）

另外，1978年严慰冰平反出狱，也说明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问题的。严慰冰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82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协会的。所以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病”的说法，并不让人信服。

第二种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对叶群的生活作风和品行看不惯，对她的历史也有很大的怀疑。严慰冰从清查历史档案中发现，叶群隐瞒了历史，隐瞒了年龄，是一个无人介绍的冒牌党员。从1960年开始，叶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成为颐指气使的女霸，为林彪结党营私，阴谋夺权开路。这一切，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曾对二妹严昭说：“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会扰乱江山的。”当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时，严慰冰更意识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发了她痛骂林彪和叶群一家的念头。】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叶群对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一贯歧视和虐待，连节假日也不准她回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放假，在该校就读的林晓林有家难归，像孤儿一样到处游荡。1961年，严慰冰到哈军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儿子陆德，知道了这一切，对叶群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写了大量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严慰冰的匿名信有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第三种说法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实这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是一致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赞扬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种说法则批判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旧中宣部阎王殿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婆娘)，抛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严慰冰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忠实干将，长期以来，严慰冰为配合这一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目的，写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9）

【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十分清楚。他为使严慰冰“合法”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与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密谋，从1961年就把严慰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史书翰等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包庇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书翰知道他们的罪行必定会被揭露，十分紧张，说：“有些问题说出来，同志们追问怎么办?在严慰冰的问题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书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无法掩盖，突然服安眠药畏罪自杀，于27日死亡。】

史书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长，当时说陆定一逼史书翰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事发后史书翰自杀。

尽管对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仍然不太清楚，她试图让林彪生气烦恼，损害林彪的身体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林彪的身体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么毛泽东要想发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气死”，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臂膀，间接地阻止了毛泽东发起文革。严慰冰有这样的政治动机吗?从上述第二种说来看，严慰冰是有这样的政治动机的，但只是个人行为;从上述第三种说来看，严慰冰不仅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66年4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这件事，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入狱。

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这件事呢?大概因为是彭真的队伍里出了告密者。因为1966年4月2日之后，周恩来的态度转变了;4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被严肃批评了。这时候，彭真队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这些人赶快要改换门庭，揭发彭真的“罪恶”，就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吗?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

从刘少奇讲话的口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这件事交给彭真去处理，他没有直接管。

那么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吗?据邱会作回忆说：“在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恩来厉声问陆定一是否知道，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

从周恩来讲话的口气和动作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件事。这也就是说，彭真只把这件事报告了刘少奇，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当事者林彪。

（10）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两大部署：第一个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陆定一，搬走了打倒刘少奇的绊脚石;第二个部署是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次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月16日到21日，这段时间刘少奇还在国外访问;第二个阶段是4月21日到24日，这段时间刘少奇回国了，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重点，参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主要是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案子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不需要在会上揭发批判。等刘少奇回来后，彭真和陆定一已经“靠边站”了，刘少奇已无力挽局，只好追认这个结果。

这次杭州会议是突然召开的，据参会者宋任穷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另一位参会者李雪峰回忆说：“叶剑英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吗?”

李雪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又说：“我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说：‘现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马上要求跟毛泽东当面谈话。李雪峰听见彭真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我要求跟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毛泽东没有见彭真。

毛泽东不见彭真的消息，马上在众高官中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对没有希望的人，连批评都不批评。”现在毛泽东不见彭真，那就是对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们都知道，几天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彭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彭真的话，彭真肯定是没希望了。高官们都是很会“自保”的，据李雪峰回忆说：“我们在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敢和他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虽多，然而决定彭真和陆定一命运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过几次个别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法知道，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周恩来的立场有很大转变，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与北京市委，还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方法是“一手软、一手硬”，这次周恩来立场的重大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用了“一手硬”的办法。毛泽东大概跟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带林彪重上井冈山，重组红军。

（11）

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的这一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一旦爆发起来，那是什么都不管的，很可能真的来个“兵变”。周恩来也发觉毛泽东在北京附近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所以周恩来感到此时不能再刺激毛泽东了，要打消毛泽东“动武”的念头，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须做出妥协，所以这次周恩来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周恩来的斗争方式，是以柔克刚，“一边妥协，一边斗争”。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方式，特别注意不要让毛泽东生气，因为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来气”了，就会不顾一切，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所以周恩来在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从语气上也好，行动上也好，特别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恭敬，特别注意让毛泽东心中的“气”平息下去，也就让毛泽东“消气”。一旦毛泽东“消气”了，毛泽东也会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就不会发展成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可是刘少奇就不懂这点，他要不然当面顶撞毛泽东，气走毛泽东，专门惹毛泽东生气;要不然“浑水摸鱼”，耍滑头，这样更让毛泽东生气，而周恩来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耍滑头。刘少奇不是想办法让毛泽东“消气”，而是火上浇油，让毛泽东的“气”越来越大，更加激发起毛泽东掀起一轮更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也许湖南人天生就不会妥协吧。

这次会上，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就点名批彭真了。毛泽东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说：“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这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西风落叶下长安’，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闻，声称毛泽东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传闻当然是假的，它是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泽东说彭真的话，戴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当然是一个“渺小人物”，但刘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刘少奇打倒，怎么可能“动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刘少奇呢。

（12）

以前在会上，众高官不表态，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一旦表态支持毛泽东，众高官马上看出毛泽东占上风了，彭真的大势已去，于是马上都投靠过来，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来，纷纷要求对彭真进行“组织处分”。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了。

这次刘少奇出国访问，在国外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据陪同刘少奇一起访问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在机场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道路两边的人群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

刘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国，先到云南昆明。他们刚到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刘少奇一行人都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担心地猜测：“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

刘少奇一行人马上乘专机直接飞往上海，然后又乘专列前往杭州。据王光美说，当时因为紧急，刘少奇的专列调度不过来，他们是乘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车上，他们还不知道彭真出问题了，王光美吩咐卫士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热带水果分一分，给毛泽东送一份，周恩来送一份，还特别嘱咐给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总理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出事了，总理谈话之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也没给彭真回电话。”

（13）

刘少奇没给彭真回电话，一来，是出于他在白区工作养成的警觉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么打给彭真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他不能再跟彭真电话联系了;二来，刘少奇也有一种自保的“丢卒保车”心态，认为彭真已经不行了，现在他要丢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许白区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这种“丢卒保车”的习惯。因为白区敌人的势力太大了，只能“丢卒保车”。彭真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三家村”，但并没有能够自保;刘少奇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彭真，最终也没有能够自保。

刘少奇不保彭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彭真有气。周恩来给刘少奇送来一份揭发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刘少奇一看这篇文章，不由怒从心头起，他马上明白这是彭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讨好毛泽东。这就是意味着，彭真已经背叛刘少奇了。刘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讨好毛泽东没成功，现在才想到给自己打电话，想让自己来保他。对于刘少奇来说，彭真已经是“叛徒”了，当然不会保叛徒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刘少奇容易倒台，跟刘少奇的队伍不团结，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很重大的关系。彭真没有跟刘少奇团结一心对付毛泽东，而是在刘少奇回来之前，先背叛了刘少奇，去讨好毛泽东。而刘少奇回来后，也没有力保彭真，任凭毛泽东把彭真打倒。这样毛泽东很容易把刘少奇的队伍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队伍就团结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想把周恩来的队伍各个击破，但周恩来的队伍却没有各自打小算盘，而是团结起来跟毛泽东抗争。1967年8月4日，陈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陈小会》上，公然说：“你们说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陈毅敢说公然反对毛泽东的话，还敢公开为刘少奇辩护，他又说：“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14）

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的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

（15）

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开了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

（16）

世界各国，利用领导人出访或休假的时机，发动政变的例子极多。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发现来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辆普通的伏尔加轿车，这时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经被打倒了。在赫鲁晓夫度假期间，勃列日涅夫等人背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免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强迫赫鲁晓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会议结束，毛泽东达到了他的两个目的：搬掉彭真和陆定一两块绊脚石，通过了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关于《五一六通知》，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跟彭真同乘一架飞机，“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飞机上，他们三个人面对面“干坐”，什么话都不敢讲，也不能讲。5月7日中央正式决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结束后，5月在北京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的结果。因为中共有规定，凡是由中央发出的文件，需通过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能成为定案。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

这次北京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这次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批彭真和陆定一，据李雪峰回忆说：“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这时听见后面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彭真是历史上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争吵，吵架就停了。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彭真这次完全不必要跟别人吵架，争辩“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当时彭真硬气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而二个月后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说：“吴晗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借海瑞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经投降了，想用“我第一个喊叫万岁”来提醒大家，他曾经对毛泽东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后软，前倨后恭的态度，并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好感。邱作会回忆当时的事情说：叶剑英开会出来时，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与叶剑英同乘一辆车，邱作会说：“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及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慰冰的事，特别地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17）

这次会上批陆定一，比较有戏剧性。在会前，先向参会者发了一份林彪的手书影印件，上面林彪亲笔证明说：“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这种“处女证明书”，有点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斗争，是什么手段都要用的，林彪这封证明书激起了众高官的义愤。

这次会上，林彪和陆定一正面交锋，林彪先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气愤地质问说：“那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气愤倒是真的，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颇大，据说林豆豆看了严慰冰的匿名信后，寻死觅活，吓得叶群不得不四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证明林豆豆是亲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

对林彪的质问，陆定一只是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气得拍着桌子，口出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times\times$ ，能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气愤地说：“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周恩来说着，还激动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周恩来的气愤应该是真的，因为周恩来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坏党的团结。严慰冰写匿名信，挑拨离间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气愤地跳起来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告诉你陆定一，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着杨成武走到陆定一面前，一挥手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厉声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刘少奇主持的会议，等于自己反对自己，心里有气，表情也不自然。周恩来很慎重，除了批判严慰冰以外，基本不讲话。批完陆定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据李雪峰回忆说：“邓小平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只有几步路，我俩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陆定一的门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进门后，应由李富春先说，李富春又推我先说，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我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听后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18）

说到陆定一，我们应该提一下1962年陆定一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10人小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观点。因为1956年正是周恩来的势力强盛的时候，所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被会议通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周恩来本人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距离右派只差50米”，差点丢了总理的职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座谈会上，重新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新社会的锻炼，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还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提前离开广州，临行前周恩来嘱托陈毅，代表他在这次会上继续谈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在3月6日的会议上，非常直率地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让我跟大家说：‘你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要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们行这个‘脱帽礼’。”

据说当时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春天并没有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倡议，在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对者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定一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忽左忽右。‘左’发生在1957年，表现为‘拔白旗’;‘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点名，但参会的高官们都知道“脱帽加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陆定一公然批评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右倾”。陆定一还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

（19）

周恩来则明确反驳说：“有人说我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共作报告，是党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也提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两种意见僵持起来，周恩来只好去找毛泽东裁决。据胡乔木回忆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陆定一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与周恩来相差甚远，在周恩来看来，陆定一也不过是一个“渺小人物”。可是这个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会议上与周恩来大唱反调，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来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

在周恩来与陆定一的争论中，刘少奇的态度是支持谁，尚没有资料披露出来。而毛泽东的态度，胡乔木则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说话。”所谓没有说话，就是不表态，表示中立的意思。

从毛泽东采取的中立态度来看，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应该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发难”。那么，为什么刘少奇要向周恩来“发难”呢?目前这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还很少。不过从动机来看，刘少奇大概是觉得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是对知识分子“收买人心”。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下去，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周恩来那边去了，会大大影响刘少奇的势力。因此刘少奇让陆定一出马，给周恩来“搅局”，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和刘少奇相互“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也来个“中立”，任凭他们两人去“斗”。不过周恩来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泽东不表态，也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避免了一场与刘少奇的冲突。但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陆定一与周恩来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1966年陆定一被打倒后，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批”陆定一，这里摘录一部分。

（20）

周恩来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把学生一律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把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陆定一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历史，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陆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解放后陆定一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其实自己留了一部分。陆定一老婆从彭德怀罢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她写信也最多的，是发宣言式的，公开用明信片写。”

在讲话中，周恩来把他与陆定一的旧账重提，重新批判陆定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而且还把陆定一过去是地主出身的旧账，也翻了出来，不免有一些恩怨报复的“记仇”味道。前些时候揭发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会上，周恩来气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陆定一那边。周恩来的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包含对陆定一的旧怨?大概只有周恩来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周恩来。然而，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倡用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三七开”的方法论，而在评价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时候，就不用“三七开”的方法论了，而说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近似于完人。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刘少奇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周恩来又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

到1978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只要以前反对过周恩来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

党内的高官都知道，陆定一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公开地反对过周恩来。因此，1978年陆定一平反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自己曾经“反周恩来”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说：“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但陆定一的自我批评，又充满很多为自己的开脱辩解，他说：“当时党内对是否团结知识分子，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是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敌人，要打倒。此外还有的一种人，是在两种主张之间，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但同时我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21）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政治局同意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毛泽东不会仅仅停留在撤销《二月提纲》，他还要进一步批判《二月提纲》。因此，会上成立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东西，这篇东西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对陈伯达特别交代说：“这篇文章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很会用人的，他要写《评/海瑞罢官》这种“口诛笔伐”的文章时，就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写《五一六通知》这种理论文章时，就找陈伯达，因此陈伯达是理论文章的高手。

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写，康生则是顾问。据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进行斟酌，前后修改八次，可以说是毛

泽东尽全力的一篇重头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批评彭真违反党纪党规。《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彭真同志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平心而论，毛泽东虽说没有对《二月提纲》表示反对，但也没有赞同。现在一些人撰文说，彭真发《二月提纲》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不正确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彭真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掩盖了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我们从《二月提纲》前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彭真的确有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企图。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个要点，是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五一六通知》写道：“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这里毛泽东用暗语，给刘少奇反扣一个帽子，并且把“学阀”升级为“党阀”，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个要点，是指出为什么要发起这次斗争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22）

这里毛泽东说明自己发起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一刘少奇为代表的“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要“伺机夺权”，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击，防止他们“伺机夺权”。毛泽东特别用“接班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用词，把矛头直指是指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个要点，是点明了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他搞这次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夺权的方式，是“清洗”和“调动职务”，也就是利用党内机器进行斗争，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群众”也卷入这场斗争里面去。

1966年5月16日，北京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然后作为党内的“机密文件”发下去，发放的范围是“县团级”以上。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通知》的存在，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点，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的这一天，就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它是一个夺权的宣言，标志着一场夺权运动的开始。同时，毛泽东也非常精明地声明，他要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实权领域，让他们放心。

关于《五一六通知》，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不真实“传闻”，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也多有引用，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这个《传闻》是这么说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回答说：“没有意见。

（23）

刘少奇再彭真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右手。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别撰文对这个《传闻》进行了“辟谣”，陈伯达本人后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解，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真正的事实是：5月16日的会议上，并没有人对《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也没有说什么“这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之类的抱怨之词。

大概编造这个《传闻》的人，是想塑造一个刘少奇最后仍“敢于坚持真理”的亮点。不管是出于什么意图，都不应该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为他最好的对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丢卒保车”抛出去，稳定住局势，以后再伺机行动。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让刘少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价码”，并不是太高，毛泽东只是要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对此，刘少奇也想好了对策，他准备放弃文化宣传领域的权，以退为进，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

刘少奇几十年在党内经营起来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领域都有刘少奇的人。特别是刘少奇还有两员大将：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实权在握的大员。组织部类似于古代的“吏部”，是专门对官员进行“审核”的。如果得罪了组织部，他给你在评语中写一两条“穿小鞋”的话，那么你就别想升职了，所以组织部长是一个党内得罪不起的实权人物。而薄一波的国家经委主任，也是主管经济领域的一个实权单位。

正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党羽极多，所以此时刘少奇还是很镇定的。刘少奇认为，他即使是放弃了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也不至于就会被打倒。毛泽东要想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刘少奇干脆就把这些权让出来。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夺到了权，心满意足了，这场斗争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不仅“忽悠”了刘少奇，也“忽悠”了周恩来和林彪。周恩来和林彪也以为毛泽东想要夺权的领域，仅局限于文化宣传领域，以为毛泽东夺到了这些领域的权，目的达到了，这场党内斗争就会结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想让毛泽东夺到权以后，尽快结束这场党内斗争。等周恩来和林彪发觉，毛泽东的夺权范围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后，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就轮到党内高官对此进行“表态”了，林彪和周恩来都做了长篇发言，他们两人的态度，左右着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

说到党内高官对《五一六通知》的表态，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这里也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个传闻是摘要如下。

（24）

【在中央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

时间：1966年5月23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

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去年罗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你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主席也担心。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其实这个传闻是很拙劣的，首先是档案的标号“19660523，中共档案从来没有用“年月日”来编号的。这个所谓《档案》的内容，也是东拼西凑的。编造这份《档案》的人，似乎是想说“洪洞县里没好人”。想说中共高官，各个都想借批判别人来自保。但伪造的历史，毕竟是伪造的。

（25）

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众高官都误解了这个《通知》的意图。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急速恶化，越来越僵，不摊牌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众高官都是通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谓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党内出现大的斗争，如果这样，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会丢官丢职，所以众高官都是反对斗争，渴望和平的。

从众高官的内心来看，他们当然支持稳健的刘少奇，不喜欢爱冒险的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评价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不好过。”

从众高官来看，毛泽东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大跃进时，毛泽东捅了一个大娄子，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党中央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现在毛泽东又捅出一个“娄子”来，抛出一个《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夺刘少奇的权。

现在，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和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支持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众高官看来，既然周恩来公开支持毛泽东了，掌握军队的林彪更是毛泽东的铁杆，这次斗争肯定是刘少奇败，毛泽东胜，所以众高官都纷纷表态，坚决批判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示好。

但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取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因为《五一六通知》里白纸黑字这么说的。这个“夺权”反而也让众高官送了一口气，大家都害怕毛泽东返回到“一线”来指挥，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篓子来。但如果毛泽东只是掌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线”权力，不掌握经济基础的“一线”权力，大家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家认为在“上层建筑”捅的篓子再大，也不至于搞到饿死人的地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众高官纷纷支持毛泽东的夺权，甚至希望毛泽东早点夺权，快点夺权，大家认为毛泽东把夺到手了，这场斗争就结束了。不仅是众高官，就是周恩来和林彪这样政治敏锐度极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产生同样的想法，甚至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的想法。

刘少奇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失荆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他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暂时不可能恢复。刘少奇很明白，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养晦韬光”，不能再跟毛泽东顶撞了。刘少奇很清楚众高官都想尽快平息这场斗争，如果刘少奇跟毛泽东顶撞，把这场斗争扩大化，众高官就会埋怨甚至讨厌刘少奇。

刘少奇也很清楚，众高官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不得已为之。刘少奇尽管得不到众高官的支持分，但还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分。只要有众高官的同情分，刘少奇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刘少奇采用一个新的对策，他对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斗争毫不还手，摆出无奈、无辜、甚至可怜的样子，一方面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另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个对策，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为“假痴不癫”。

（26）

5月30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开会讨论，提出主动把《人民日报》的大权交给毛泽东。会后，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立即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样毛泽东就轻而易举地把《人民日报》拿到手里。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把《人民日报》紧紧攥在手里，再没有让给过别人。

《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北京的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此时毛泽东仍在外地，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是各高官对《五一六通知》进行表态。5月18日，林彪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先声明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林彪先声明没有“稿子”，也是告诉大家，这篇讲话他没有跟毛泽东商量过，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彪的这篇长篇大论讲话，就是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后来批判林彪的时候，把林彪这篇《五一八》讲话又翻出来，试图以此证明林彪早有搞政变的企图。

这应该说是乱扣帽子，林彪真有搞政变的企图，他就不会公开讲了，何必暴露自己呢?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首先，林彪用了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语出惊人地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

林彪举了一些外国搞政变的具体例子，又举了一些中国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这段话是林彪这样的武将才能说出来的，掷地有声的话，公然亮出吓人的“杀”。林彪又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就统统付之东流了。”

（27）

这里，林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说：毛泽东打倒“彭、陆、罗、杨”的原因，是一个“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措施”。毛泽东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应该林彪从军人的角度，对毛泽东想法的一种误解。林彪对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后来造成了他与毛泽东的不少“误会”。

同时也由此可见，林彪的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相差甚远。早在1949年进城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林彪认为彭真这些人是“拿枪的敌人”。林彪认为，如果不打倒彭真这些人，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拿枪”起来，就要搞武装政变;而毛泽东认为彭真这些人是“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拿枪的敌人”搞武装政变，而是“不拿枪的敌人”搞和平演变，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没认为彭真有企图搞武装政变。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思想，迷信武力，这点毛泽东很不欣赏。林彪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别，也造成毛泽东不可能真正把林彪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在讲了一通“政变经”后，林彪开始讲“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这里林彪主要谈他的“天才论”。林彪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说实话，毛泽东对林彪这个“天才论”，并不是很欣赏，后来两人因为“天才论”引发过一场大斗争。

之后，林彪又批判了一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罗瑞卿和杨尚昆是以前就被打倒的，现在又拿出来继续批判。不过林彪的批判水平不高，没什么亮点。

然后林彪又谈“保持晚节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这里林彪告诉那些“打个人小算盘”的人，要清楚大形势，不要站错了队。最后，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里，林彪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向在座的高官警告说：你们这些人，谁敢反对毛主席，就让谁灭亡。

林彪的讲话之后，掌声响起一片，众高官都说林彪讲得好，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要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下去，供党内学习，毛泽东也同意了。

林彪讲话两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表态讲话。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几乎同林彪完全一样，也分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几乎是仿照林彪的讲话说的。

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上，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61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阵地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是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革命军队起来造反，我们要有信心。”

从内心来说，周恩来是不太可能同意林彪的观点的，他也认为彭真等人不可能搞武装政变，所以提出“最重要的是党权”。不过周恩来非常敏锐地看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下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上升，在林彪的地位上升之前，先跟林彪搞好关系，对他今后的政治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大大称赞林彪一番。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有力。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

周恩来称赞了一番林彪之后，再谈“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他也完全赞同林彪的天才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

最后周恩来谈“保持晚节问题”，也跟林彪的调子一样，说：“我们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

节不保，一笔勾销。

总之，周恩来的讲话，完全是模仿林彪讲话讲的，这也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一来，可是不让别人抓到什么把柄，因为这些话都是林彪说的，有问题首先是林彪有问题，周恩来不会有麻烦;其次，模仿林彪，可以让林彪高兴，有助于他今后与林彪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29）

最后在5月26日，刘少奇在会上表态，刘少奇也模仿林彪的讲话，先推脱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然后刘少奇谈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说：“最近世界上是政变成风，亚非拉地区自1960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主席前几年同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

刘少奇也并不赞成林彪的“政变经”，但他也要捧林彪一下，跟林彪这位“新星”搞好关系。刘少奇又说：“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的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

刘少奇也完全赞成林彪的“天才论”，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最后刘少奇也表态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刘少奇的这段话，参会的众高官心中都知道，他的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因为毛泽东搞这次运动就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大家也知道刘少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所以大家还不敢轻易得罪刘少奇，因此也没人跟刘少奇“过不去”，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30）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党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因为在此以前，林彪在党内非常低调，极少抛头露面，除了为保卫毛泽东，在军队中搞学《毛著》等运动之外，基本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林彪全无关系;1959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是毛泽东叫林彪上山批彭德怀，并非林彪主动的。

在文革前的中央会议上，林彪除了称赞毛泽东之外，基本上不发表自己意见，不向别人提意见，也不过问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事情，这点与彭德怀正好相反。1959年彭德怀被撤职后，夫人浦安修埋怨他说：“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是不应该干预政治的。

文革前，林彪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从不过问与军队无关的事，即使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林彪也基本上没有参与。林彪与党内其他高官的关系都不错，与刘少奇的关系不错，与周恩来的关系更不错，基本上不得罪人。高官们都觉得林彪这个人的人品不错，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林彪在5月18日的讲话，是他第一次在党内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为什么?起源于什么契机?我们将在后来逐步分析。

林彪的这次讲话，标志着他以一个硬派军人的形象，踏入政界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为林彪的讲话叫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林彪一旦出来从政的话，搞好与林彪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是极为重要的。其他高官也纷纷赞扬林彪，一来是他们对林彪的印象都不错，二来是他们看到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对林彪热情赞扬，他们就更跟着大捧大赞了。于是中央准备印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供党员干部学习。

当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审批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非常不满。毛泽东为什么不满呢?主要有这么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

什么是“庸俗化”呢?举个例子，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果理解成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那是把毛泽东“高尚化”;如果理解成是为了自己与刘少奇争权夺利，那就是把毛泽东“庸俗化”。毛泽东自认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高尚，非常反感有人把他的动机“庸俗化”。

林彪的讲话为什么把毛泽东庸俗化了呢?因为林彪说：毛泽东打倒彭真等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苦迭打”。林彪讲话给人的感觉是：彭真等人在暗地里捣鬼，准备搞“苦迭打”，毛泽东发现之后，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倒彭真等人，除掉了“苦迭打”的隐患。

如果从林彪讲话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不过是在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之后，采取的一种自卫行动。谁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采取这种自我保护的行动。因此，打倒彭真不过是凡人的庸俗行为，谈不上是伟人的高尚行为。

（31）

而毛泽东是怎么解释为什么要打倒彭真的呢?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思想文化阵地。《二月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他要打倒彭真，是因为彭真试图阻止广大工农兵群众搞文化革命，毛泽东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搬掉彭真这块革命的绊脚石。

如果从《五一六通知》的说法，去理解毛泽东打倒彭真的行动，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就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庸俗行为，而是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高尚行为。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他打倒彭真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苦迭打”。而现在林彪这么一解释，就把毛泽东的动机庸俗化和矮小化了，

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

第二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了。

毛泽东认为自己不是天才，他的“毛泽东思想”，是他在几十年的复杂革命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毛泽东思想是从无数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真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思想的尤显珍贵，来之不易。毛泽东的看法，认为他的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于“实践”。

而林彪提出的“天才论”，却说毛泽东思想是来自“天才”，毛泽东靠他的“天才”，轻而易举地想出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奋斗并无直接关系。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把等于毛泽东几十年革命奋斗史“矮化了”。

“实践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天才，而是来自几十年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天才论”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来自个人的“天才”。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毛泽东思想来自“实践”，比毛泽东思想来自“天才”，更加能够塑造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更加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林彪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就是变相地矮化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当然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第三个理由：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粗暴化”了。

林彪说：“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来解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按照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靠使用军队的手段，解决了彭真这些人的问题。甚至林彪还说，毛泽东用军队的手法，是“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并且号召说“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也就是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想。

（32）

毛泽东肯定是对军队进行了一些调度部署，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毛泽东是不想动用军队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一旦动用军队，用暴力强行解决问题，那么毛泽东所作一切的“正当性”，就全部失去了。

林彪的说法，会让人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迷信暴力的军事强人，是想建立一个军人统治的暴政。这样毛泽东当然是很不高兴的。

第四个理由：林彪把对毛泽东的忠诚“封建化”了。

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按照林彪的说法，对毛泽东的忠诚是不需要理由的，不管毛泽东带领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好，我们都要忠于毛泽东，人民都要拥护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民支持我，拥护我，不是“不需要理由”，而是非常“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毛泽东在文革前多次说过：“广大人民群众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少数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按照林彪的说法，人民为什么要拥护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天才，句句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天才的领导。同样按照林彪的说法，打倒彭真这些人，是因为彭真“反对毛主席”。一个人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可以被打倒，不管你反对毛泽东的理由，是对还是错。

而毛泽东是想告诉人民：我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拥护毛泽东的理由，不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几百年出现一次的“句句是真理”的天才，而毛泽东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试图让人民相信：你们支持我毛泽东，最终目的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幸福，是为了解放你们自己。

同时，毛泽东想要告诉人民，他打倒彭真这些人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而是因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阻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才会“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打倒彭真这些人，不是出于“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不让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林彪宣扬的完全是封建社会对“真命天子”的愚忠思想，在20世纪，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种过时的封建主义东西。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用这种过时的封建主义东西，就可以把人民欺骗了，把人民忽悠了，让人民真的迷信毛泽东是一个“句句是真理”的神圣来顶礼膜拜。因此，林彪对毛泽东进行“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反而是丑化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反感。

但在事实上，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宣传，占主导地位的正是林彪的这种“封建化”宣传，实际上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到文革后，人们又把这种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归因到毛泽东本人身上，说这是毛泽东自己要搞的，因此推论毛泽东这个人封建帝王思想很重，继续损害着毛泽东的形象。

那么文革初期为什么会“封建式的愚忠”宣传占主导地位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3）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个《五一八讲话》，把毛泽东庸俗化、简单化、粗暴化和封建化，几乎就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东西。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林彪的思想水平太低，只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到这个程度;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林彪的思想水平太高，他要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丑化毛泽东。从当时的毛泽东来看，他是相信第一种原因的。

现在中央催发林彪讲话的文件，毛泽东如果不批准，那就是太不给林彪面子了，大大影响林彪在党内的威信。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林彪，所以毛泽东只有“违心地”同意了下发林彪讲话。但毛泽东同意了，他还必须跟林彪讲清楚：“这只是我给你面子，不是我真的同意你的讲话。”并且，毛泽东还需要提醒林彪，今后不要再这么做了。

可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怎么跟林彪讲呢?如果直接写信给林彪批评他，显然要伤害林彪的自尊心，而且现在也不是批评林彪的时机。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写“家信”的办法，间接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林彪，还不伤害林彪的自尊心。这个“家信”写给谁呢?当然只能是写给自己的夫人江青了。于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在林彪叛逃之后，被公布出来，作为毛泽东“早就识破林彪阴谋”的一个证据。

毛泽东写好这封“家信”后，给到武汉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看。据后来周恩来自己说：“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7月11日到武汉，跟主席汇报我出国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我汇报完后，主席要我多留一天。第二天上午我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这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之后，马上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主动提议说：“要不然我去找林总谈谈?”

毛泽东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善解人意，马上同意。于是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这封家信，先到上海给江青看了，然后又去在大连疗养的林彪那里，给林彪看这封信。林彪看了毛泽东的“家信”后，又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无法知道了，因为当时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在场，周恩来不说的话，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这封“家信”一旦流传出去的话，对林彪的威信十分不利，所以周恩来告诉林彪，看过这封信的，只有周恩来和江青(事实上还有王任重和毛泽东的秘书)，这是绝密的。为了让林彪安心，毛泽东特地把这封信的原件烧了。

但具体是怎么烧的，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周恩来当着林彪的面烧的，有人说是毛泽东当着叶群的面烧的，也有人说是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的。但从合理性来考虑，“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的”，是最为合情合理的。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滴水洞家信”，凝聚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下面我们将特别分析一下这封信。

（34）

毛泽东把《滴水洞家信》烧毁之后，这封信本来应该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可是没想到一个意外的事情，又让这封信重见天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中共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向人们公布林彪的问题。1972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三百多名党政军最高层官员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材料中，出现了这封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为了使参会者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在会议资料中，还特别添加了这封信的抄写影印件。据当时参会的人透露，抄信的人字迹比较稚拙，上面有几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周恩来在会议一开始，特别对这封信做了解释，说：“会议材料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都没看过。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你们的，是根据抄件翻印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参会的人最想知道这个秘密，一个个等着周恩来的下文。周恩来接着说：“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在河北厅讲了话。林彪的讲话稿经多次改动后，送到主席那里，请主席批。主席总是有点不安，因为林彪那篇东西里有些话过了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当时为了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鼓革命群众之气，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如果不批，不让林彪那篇东西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

周恩来向参会者的解释，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的原因并非如此。周恩来又说：“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写得深刻，非常深刻的一封信。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这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就是个右派。”

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这封信，给已经死去的林彪，扣了一个“右派”的帽子。周恩来又解释说：“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这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

周恩来这么大张旗鼓地解释这封信的来历，还加上影印件，就是担心参会者怀疑这封信的真伪。后来果然有传闻说，这封信在林彪出事以后，由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仿照毛泽东的口气写成的。当然这个传闻是假的。毛泽东这封信的真实性，是完全经得住各种检验的。

还有不少人怀疑毛泽东这封信的真实性，是因为觉得这封信过于高深莫测，搞不清毛泽东到底要说什么意思。

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就是为了给江青看的，这样当然就搞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了。如果把思维改变一下，意识到毛泽东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看的，那么毛泽东信中的意思就十分清楚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林彪呢?因为这里有三个问题。（35）

第一是林彪的性格问题。毛泽东深知林彪的性格，他的自尊心极强，是绝对不会轻易检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直接给林彪写信，那么林彪就必须给毛泽东回信。同时，林彪给毛泽东的回信中，也必须回答毛泽东指出的问题。林彪是个极不愿意检讨错误的人，而且林彪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这就等于给林彪出了一个很大的回信难题。

如果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林彪只是一个旁观的看信者，他就完全没有必要给毛泽东回信了，这样就自然而然地省去了林彪的回信难题。

第二个是林彪的动机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林彪的讲话，因为它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但林彪是“好心办坏事”，还是“坏心办坏事”呢?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好心办坏事”。既然林彪是好心，如果毛泽东直接给林彪写信，责备林彪的话，就会伤害林彪的“好心”。而毛泽东给江青写信，就不存在责备林彪的意思，最多是“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这样就不会伤害林彪的“好心”。

第三个是信件的处理问题。按照中共的规定，毛泽东写给各个官员的信，都要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收藏，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能销毁。这个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举个例子，如果皇帝写信给某大臣干一件事，大臣遵照皇帝的指示干了这件事之后，但皇帝又把他的信烧毁了，说没有给某大臣发过指示，那么某大臣不就有口说不清了吗?

因此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属于“公信”，必须上交中央办公厅存档，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毛泽东这封信中有批评林彪的内容，把这样的信存档，就等于在档案中，给林彪塞进一个黑材料，为想整林彪的人提供方便。反林彪的人随时可以从档案中找出这封信，来作为批判林彪的把柄。

而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家信”，纯属私人信件，自然就不必上交中央办公厅，烧毁当然也没有关系。所以毛泽东后来把这封“家信”烧毁，也不存在违规的问题。

因此，毛泽东用写“家信”给林彪看的方法，既让林彪知道了自己的不满，又不伤害与林彪的关系，实为非常高明的一招。

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措辞总是十分谦虚的。比如他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那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信件中，开始是这么说的：“林彪同志：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

毛泽东在这封“名为写给江青，实为写给林彪”的《滴水洞家信》中，也是用平等的，谦虚的语气，向林彪解释自己的性格，解释自己的想法，试图想让林彪明白毛泽东的一番苦心。

（36）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毛泽东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以居高临下的身份，向部下发号施令，或者向大众进行演讲。毛泽东用对待朋友的平等身份，谈论自己事情的信件，那是非常少的。而这封《滴水洞家信》，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因此，我们在这里多费一些篇幅，全文抄录毛泽东的这封信，然后做相应的解释。

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武林是杭州的别名)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在跌了几跤之后，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37）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蒋介石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蒋介石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本文作者注1：“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今译。

越是高耸的东西，越容易折断;越是洁白的东西，越容易弄脏;越是《阳春白雪》那样高雅的东西，能理解的人越少;越是名气大的人，他的实际能力往往并不怎么样。

本文作者注2：《阳春白雪》是中国著名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相传是春秋晋国师旷所作。后来常用《阳春白雪》比喻高雅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

（38）

在这一部分，我们专门分析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对《滴水洞家信》进行逐段的分析。《家信》的开头一段：【江青：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都是很有兴味的。】

解说：这一段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与林彪无关。

《家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解说：这是指1959年彭德怀跳出来，事隔七年多的1966年，彭真、刘少奇又跳出来，所以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家信》：【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解说：这里毛泽东称呼林彪为“朋友”，这是毛泽东表示出一个非常谦虚的姿态。

林彪比毛泽东小14岁，又一直是毛泽东的部下，说他是毛泽东的“学生”，完全不过分。毛泽东在林彪面前摆一点长辈的架子，老师的尊严，林彪应该完全不会反感。相反，毛泽东这里却称林彪为“朋友”，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与自己身份平等的“朋友”，实在是对林彪过于“客气”了一点。

也许是毛泽东想要批评一下林彪，但又怕得罪了林彪，所以先把林彪“捧”一下，称林彪为“朋友”。不过这里毛泽东称林彪为“朋友”，应该是一个败笔，它反而让林彪起了疑心：“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客气?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林彪对毛泽东的大捧特捧，让毛泽东起了疑心：“林彪怎么大捧特捧我，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同样毛泽东对林彪的过于客气，也让林彪起了疑心。比如在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突然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大吃一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

林彪急得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

这时林彪急中生智，向会场的众人说：“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

会场上的人都举手了，毛泽东这才不再推辞，当了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这么客气的态度，已经超过了让林彪心存感谢的程度，林彪反而很不安起来，怀疑这种过于客气的背后，是不是另有文章。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突然对你好得过了头，你恐怕也会怀疑他是不是另有所图吧。

林彪对毛泽东吹捧过了头，毛泽东对林彪客气过了头，反而给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造成了隔阂。这正是应验了“物极必反”的原理。

（39）

让我们的话题再回到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

《家信》：【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解说：毛泽东开始批评林彪了。林彪把“批判彭真”的主要目的说成是“防止政变”，这样的提法，过去毛泽东和中央都从来没有这么提过，这是林彪自作主张这么讲的。所以毛泽东说他对林彪的提法，“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没有明确批评林彪的提法“错了”，而是间接地说自己“感觉不安”，这是非常婉转地批评林彪的提法不对。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此后再也不提“政变”的话题了，这算是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

《家信》：【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的本意是不赞成你那么吹捧《毛著》的，我只是违心地同意了你这么吹捧。”

《家信》：【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我在跌了几跤之后，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为什么反对你那么吹捧我呢?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运气比较好，正赶上当今世上没有英雄，让我这个“竖子”占了便宜，成了名。我在跌了几跤之后，越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们偏偏不相信我是这么想的。】

《家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这个人是矛盾的，又自信，又不自信。我总觉得是因为山中无老虎，我这样的猴子才变成了大王。但我也不是单纯的猴子，我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虎气为主，猴气为次。

这里毛泽东说的“虎气”，是指“敢想敢干”，指勇气;“猴气”，是指“见机行事”，指计谋。

《家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心里很清楚，我不像你们吹的那么“神乎其神”。

（40）

《家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今年四月杭州会议上，我表示了对你的提法有不同的意见，可是你在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吹得很凶，我只好被迫接受了。我知道你的本意，你是为了打倒彭真、刘少奇那些“鬼”，来树我这么一个“神”，于是我就变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神”了。

《家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你把我捧的越高，我会摔得越重。不过我也做好思想准备，不怕跌得粉身碎骨了。】

《家信》：【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解说：毛泽东这里主要是对江青说的，也间接对林彪说，注意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家信》：【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解说：这里毛泽东提到的“黑话”，是指右派说的话。在文革时期，称右派言论为“黑话”，右派分子为“黑帮”，比如“三家村黑话”、“彭贼黑帮”等，还专门有《陈毅黑话录》等出版物。

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这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话，有些接近右派言论了，右派不正是提倡“反对个人崇拜”吗?但右派“反对个人崇拜”，是要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我“反对个人崇拜”，只是感到“天才论”的一些提法，有些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家信》：【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说的这些话，现在不能公开，要不然就会给左派泼冷水，帮助了右派。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国打倒大部分右派，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扫除。扫除不干净的漏网右派，过七、八年以后再横扫一次，要经过这样多次的横扫，才能把右派全部扫除干净。

（41）

《家信》：【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我的这些近似右派言论的话，不仅现在不能公开，将来也不一定公开，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不欢迎我说这些右派言论。也许在我死后，右派会上台当权，他们会公开我的这些右派言论，企图利用我的右派言论来“永远高举黑旗”。不过右派当权是不会长久的。

这里毛泽东又是一个败笔，他说他的这些话将来有可能公开，那不是等于给林彪头上装上一颗定时炸弹?后来毛泽东也觉悟到这一点，为了安抚林彪，他把这封信烧了，也就是意味着永远不会公开他的这些右派言论了。

《家信》：【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你用不着那么担心右派搞政变。即使右派政变成功，他们也是短命的。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这些右派言论，得势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左派言论，将右派打倒。

《家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解说：毛泽东这里想告诉林彪说：到目前为止的文化大革命，还只算是“认真的演习”，今后才开始真正的战争。不过在目前这个演习阶段，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会学到各自的教训。

（42）

毛泽东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那时文革的确还是在“演习”阶段。到1966年8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战争状态”。这里毛泽东给林彪预先“打招呼”，我要搞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开始呢。

《家信》：【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

两句老话。】

解说：毛泽东这里同时对林彪和江青说他的这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他们既要有必胜的信心，又要有遇到挫折的心理准备。

《家信》：【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解说：这是写给江青的，也是信的结束语。其实毛泽东真正写给江青看的内容，只是这封《家信》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中间都是写给林彪看的。平时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都较短，在这封信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家信”。

毛泽东在这封《家信》中，给林彪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关于“政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的和平演变;而林彪认为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是为了防止“苦迭打”，与毛泽东思想大相径庭。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从此再不提“政变”问题了。

毛泽东这封《家信》中给林彪提的第二条意见，是“天才论”问题。毛泽东不希望林彪把他吹捧成“天才”，这点我们前面讲过，“天才论”矮化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而且煽动对毛泽东进行封建式的愚忠，实际上反而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

毛泽东希望着重宣传他“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面，可是林彪却要把毛泽东塑造成“句句是真理的天才”。林彪塑造的毛泽东形象，背后的画外音是：不是毛泽东应该“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应该“为毛泽东服务”。这其实是让毛泽东脱离人民群众，把毛泽东“放在火上烤”。

林彪看了毛泽东的信，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以后照样大吹“天才论”，终于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因为“天才论”公开争吵起来，最后导致林彪与毛泽东分道扬镳，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为什么非要坚持“天才论”呢?我们将随着事件的发展，继续进行分析。

#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1）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一场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就是点火期。因为那时候大家还不理解革命，也不敢起来革命，更有一些人不愿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点燃一场革命之火，是非常不容易的。

革命的火种要想燃烧起来，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干柴，先把这堆易燃的干柴点燃，把火烧大之后，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难燃的，甚至阻燃的东西统统烧起来。易燃的干柴在哪里呢?毛泽东很清楚，年轻人就是易燃的干柴。当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的毛泽东他们一批人，不正是年轻人吗?

毛泽东28岁入党，刘少奇24岁入党，周恩来23岁入党，林彪18岁入党。中国共产党主要就是靠这些年轻人组成的，年轻得可怕。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这么年轻，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拒绝中老年人加入进来，而是中老年人对这种革命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客观事实，造就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知识也比我们多。”

毛泽东他们上井冈山的时候，真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不仅没有物质的财富，没有枪，没有钱，就是精神的财富，比如“经验”和“知识”这类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也就是靠这颗火热的心，这批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的年轻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当年的革命家也已经老了，革命的热情早已从他们身上消失。这些人已经变得跟当年他们要打倒的老年当权者一样，他们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让年轻人造反。这些当年的年轻革命家，现在已经变成反对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这是一条历史的必然规律。

不过即使在“必然规律”之中，也往往会有例外。在这批老革命家当中，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心还没有老，依然保持着当年那颗火热的年轻人的心，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提出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老革命战友们纷纷摇头说：“很不理解。”他们的“不理解”是真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只好认为毛泽东是“老夫乱发少年狂”，70多岁的人，要干20岁的人做的事情，这不是胡来嘛。老革命战友中，没有人支持毛泽东，林彪也只能算是半个支持者。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老战友中间，已经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毛泽东清楚，不管哪个朝代，年轻人都是被老年人压迫的，他们想革命，想造反，他们就是革命的干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主角只能是年轻人，也只有靠年轻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毛泽东希望在这场革命中，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出来，就像当年井冈山的革命一样。

（2）

毛泽东知道，现行的体制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轻人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在现行的体制中发现具有领袖才能的年轻人。只有发动一场革命，让年轻人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在斗争中自发地涌现出像毛泽东本人那样杰出的领袖人才。因此，毛泽东更期望在这场革命中，诞生出一个杰出的年轻领袖人才，毛泽东就把权力交给这个年轻领袖人才，让他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路继承下去。

毛泽东已经找到了革命的干柴，但要点燃这些干柴，还需要一些火种。现在毛泽东年岁已高，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亲自去充当革命的火种，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点火。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个设想，他准备组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承担这场革命的“点火”任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过》中，其中有一条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不起眼条文，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条文就是毛泽东悄悄植入的，准备借机组织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因为毛泽东大张旗鼓地组织一个班子，必然会引起刘少奇等人的紧张，会让他们提前有所防备和采取对策，所以毛泽东一切要悄悄地进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组织起一个“文革小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

当时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注，以为它只是过去那个“文革五人小组”的改头换面。旧“文革小组”是一个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同样也不过是一个无实权、无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没有人想到仅仅在半年多之后，“文革小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组”成立。毛泽东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组”，搞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机构，进入这个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正因为最初“文革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所以毛泽东的“秀才”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刘志坚等人，都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个小组，没有人跟他们争抢这个位置，更没人嫉妒他们。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陈伯达并不想干这个没有什么实权，又是很得罪人的职务。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陈伯达就向周恩来提出说：“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康生同志是原来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有经验，应该让他当。”

周恩来却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吗?”

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说：“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

毛泽东更加痛快地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

（3）

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陈伯达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文革小组”的组长。直到半年后，陈伯达才明白他是瞎子捡到一个金元宝。这个文革小组组长，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远远超过他过去的一切职务。这个“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等于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却没有自己专用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地点，只得借用“钓鱼台国宾馆”作为临时办公场地。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郊，是中国政府于1959年建成的，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最高级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由17栋楼组成，编号“1号楼”至“18号楼”，其中为尊重外国习惯，不设“13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是属于外交部管辖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组”组长的时候，曾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组织人在这里写《二月提纲》。陈伯达组成“新文革小组”后，提出继续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办公，外交部当然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文革小组就把钓鱼台国宾馆当成自己的办公场所，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在钓鱼台16 号楼召开。后来干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陈伯达住15号楼，康生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住9号楼。文革时，“钓鱼台”的名声大噪，成为中央文革的代名词，其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点火班子”，帮毛泽东四处煽风点火，终于点燃起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火。点燃一场革命的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场燃烧起来的革命大火，弄不好很可能把自己也一起烧掉。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当时的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毛主席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让王力最忘不了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公然对他们说出，这场革命中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坏结局。王力回忆说：“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接着说的话，他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当时王力还是很乐观的，没想过如果革命失败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只有毛泽东本人想到了，他准备在最坏的结局下，跟这些革命的点火者一起被枪毙。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群“革命点火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被枪毙，但下场都是很糟糕的。尹达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刘志坚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陈伯达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后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张春桥几乎被枪毙。

尽管这些革命的点火人，都被自己点燃起来的大火，烧得粉身碎骨了，但历史终究会记录下这些点火人的名字。

（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哲学系教师七人，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题目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是分管北京高等院校的高级干部，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那时在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大字报已经很多了。但那时的大字报，都是批评或批判不掌握实权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甚至涉及到北京市委的干部。正因为这是第一张敢于直接批评掌握实权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以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聂元梓等人为什么要贴这张大字报呢?

聂元梓生于1921年，聂氏兄弟姐妹都参加共产党干革命，1938年，年仅17岁的聂元梓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1953年，32岁的聂元梓被定为行政12级干部，当时行政13级以上就算高级干部，所以聂元梓年纪轻轻就跨入了高级干部的行列。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来蹲点。张磐石找每个系的党总支书记谈话，动员他们给校长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聂元梓平时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有点看不惯，认为陆平有个小圈子，重用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官僚主义严重。现在上级领导来动员她提意见，聂元梓就给陆平提了几条意见。当时聂元梓的意见只是就事论事，都是讲具体的人和事，并没有上纲上线。

不过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把北大和陆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向上面汇报了北大的问题之后，1964年10月，中央向北大派出一支庞大的工作队，把北大作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搞得轰轰烈烈。工作队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北京大学的重点系，所以张磐石亲自抓哲学系的“四清”运动，哲学系的很多教师给陆平提了不少意见，而且越来越上纲上线。

眼看陆平就要被“四清”工作队整倒了，可以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上级又传来指示，否定了北大的四清工作，张磐石也被撤消了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宣布工作队撤出北大。据聂元梓回忆说：“工作队员撤走以前，找我们谈话，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工作队撤走后，陆平恢复元气，聂元梓等人就挨整了。聂元梓不服，曾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上书写信，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群众提的意见，对或者不对，都是难免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更不应该挨整。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干什么?我们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不要再整我们了。”

（5）

聂元梓的上书，没有任何下落。这时聂元梓也被“整”得越来越厉害，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被取消，陆平派还要派聂元梓下乡，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据说陆平派准备把聂元梓等人派下乡之后，就不收回来了，北大就不要他们了。

就在这时，《五一六通知》传达下来了。聂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来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了彭真，并说彭真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需要进一步清洗彭真式的人物。

聂元梓知道北大校长陆平是彭真的人，现在彭真倒了，他们这些被陆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于是聂元梓找到哲学系里同样被陆平“整”的七名教师，联名公开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开始说：“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聂元梓大字报》在指出一些陆平等人“搞鬼”的事情之后，最后写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引起中央高层的“振动”，这毕竟是第一个直接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一方面，陆平马上组织人写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间几百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聂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劣势的少数派。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马上来到北京大学，他指出：公开张贴批评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李雪峰说：可以将聂元梓的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不过李雪峰只是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形式”，并没有批评《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提出要对聂元梓等人采取处分。

这时周恩来也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到来北大，传达周恩来的意思说：“贴大字报可以，但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北大有一些外宾，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不好。”周恩来的态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聂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对聂元梓。

（6）

不过北大校长陆平就要“自保”了，他第二天就组织开会，说：谁表示赞同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都要检讨。同时陆平派人找聂元梓谈话，要求聂元梓公开检讨，并且要求她亲自去把那张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拒绝了陆平的要求。就在聂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聂元梓事先并不知道广播大字报的事，她回忆说：“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不由地驻足倾听，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

原来康生夫人曹轶欧正在北大搞“调研”，她把这张大字报向康生进行了汇报，康生又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看到《聂元梓大字报》，非常振奋，立即在大字报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对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要求《人民日报》尽快刊登《聂元梓大字报》。此时陈伯达已经掌管了《人民日报》，他马上派人连夜赶写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6月2日与《聂元梓大字报》一起刊出。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聂元梓大字报》呢?因为毛泽东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直开展得不顺利。用整风的办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传达《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报》刊登批判文章，门槛太高，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来，绝大部分人无法参与进来。

现在聂元梓等人发明了《大字报》形式，门槛非常低，只要会写字的人就可以参与进来，正好符合毛泽东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让所有群众都参与进来的想法。毛泽东希望群众放开胆子，解放思想，敢于揭发批判各机关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人物，把现行的旧机构、旧纪律、旧秩序统统打倒。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特别亲笔加了一句话：“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7）

以前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而现在毛泽东却说：不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首先要辨别上级领导是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样就等于是在鼓励下层干部起来造反，只要打出“保卫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旗号，就可以公然不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这样一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大戏就开幕了。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北大校园内马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几天内就贴出了几万字张向陆平“开火”的大字报。还有上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到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同时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一张大字报打倒一个大学的党委，这在新中国的历史，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众对政治运动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而《聂元梓大字报》是一个“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体事例，它让广大群众意识到，原来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聂元梓大字报》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来对本单位领导人进行造反。《聂元梓大字报》宣扬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夺权运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从今天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什么马列主义。聂元梓等人最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不过是因为受到北大校长陆平的“迫害”，他们试图用大字报来“反迫害”，用大字报来为自己抗争。《聂元梓大字报》中喊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口号，这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非出于真心地要誓死保卫毛泽东。聂元梓本人也奇怪：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

其实，《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是它“歪打正着”地给了毛泽东一个很大的启发，给毛泽东提示了一条让全体群众参与进来的政治运动方式。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总是主角，群众不过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而这一次，共产党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众也可以自发地加入到政治运动中来了。小人物和群众自发地参与政治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开启了“小人物参政”的先例，从此“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8）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之后，北京大学党委立即倒台，这个示范效应是巨大的。顷刻间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特别是北京市的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出现大量攻击现任领导班子的大字报，不少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还有一些造反者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到北京大学去学习造反经验。仅仅1966年6月到7月的两个月间，全国就有70多万人到北大去“取经”，以至于引发了后来的“大串联”。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号召，它还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体制，基层干部对于老百姓“管人”的权力非常大，不仅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别突出的是住房，一个人住房的大小、好坏，全由单位领导一句话决定。在文革之前，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所以尽管不少人对单位领导有所不满，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聂元梓本人就是对单位领导不满的典型。她本来响应工作队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留下他们那些得罪了领导的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除了“挨整”之外，绝无出头之日。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起来造反，并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号召。聂元梓等人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

同样，全国各地像聂元梓那样对单位领导非常不满的人，也大有人在。在不管哪个单位，都有大把对领导不满的人，不满的动机也是各种各样，有人是被领导“整”了，有人是被领导批评了，甚至有人只是对领导的住房分配不满。这些各种各样对单位领导不满的人，看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打倒领导的示范，于是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起来造反。

毛泽东号召人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所谓“走资派”，而老百姓并理解什么是“走资派”，也搞不清谁是“走资派”，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要打倒的是欺压他们的当权派，不管这个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但老百姓为了借助毛泽东这个“钟馗”来打鬼，大家都说自己是捍卫毛泽东的，而把他们要打倒的人，统统扣上“走资派”和“黑帮”的帽子。

（9）

因此，文革有两个层面。在上面的层面，是毛泽东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下面的层面，是老百姓希望打倒欺压自己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上面号召打倒“走资派”，顺应了下面的人希望打倒单位领导的霸权，这两个层面一拍即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造反洪流，这是文革迅猛掀起的最主要内因。

不少人认为文革是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关到牛棚里。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应该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两个阶层。“大知识分子”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学者、教授、副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一般工农大众高得多，住房条件也好得多，他们还是某些领域的学霸，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那时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国民党时代还要高。国民党时代有很多地主、资本家，大知识分子根本算不上有钱人。解放后，地主、资本家等有钱人都被打倒了，每月工资几百元的大知识分子，反而成了当时的“有钱人”，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要高于国民党时代。在“三年困难时期”，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特别供应，比一般群众的待遇也高出一截。

“小知识分子”主要是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大中专学生，他们的工资跟一般工农大众差不多，住房条件也差不多，完全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优待。由于解放后大大增加了各种学校的招生人数，所以到文革前夕，小知识分子已经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绝大多数。当时的小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不满的。后来出现的红卫兵，其主体是知识青年，也都是小知识分子。

这些小知识分子的不满的爆发对象之一，就是那些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满意他们学霸的作风。当毛泽东号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纷纷起来造“学术权威”的反。把学者、教授送到牛棚里去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这批小知识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在大造反。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是这批小知识分子，把大中学校党政领导拉下马的，也是这批小知识分子。他们一造反，很多单位的党委领导就瘫痪了，无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又凸显出来。

刘少奇认为，任何群众运动，都应该置于“党”的领导下，文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更应该坚持党的领导。现在一些学校的党委领导已经瘫痪了，那么中央就应该派出工作组，去接替那些瘫痪了的单位党委，保证这场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

（10）

毛泽东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毛泽东有自己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时代，毛泽东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什么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则叫做“镇压”。毛泽东根据他自己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小人物起来反对大人物进行“造反”，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应该支持的。

毛泽东认为，底层人民总是对的，小人物总是对的，因此小人物起来造反，自然也就是对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小人物起来“反党”，并不是小人物的错，而是我们的“党”有错，应该允许他们造反，帮助我们党改正错误。而刘少奇则认为，不论什么人，“反党”就是错的，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来“反党”。

就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先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群众至上”，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而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则是“领导至上”，刘少奇说：“要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要在运动中锻炼党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

当然刘少奇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没有正面与刘少奇争论“群众至上”还是“领导至上”的问题，而是从侧面间接地反驳刘少奇的观点，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

刘少奇的观点是：必须由资深的共产党员来掌握这场斗争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泛泛地说：只要是左派掌握领导权就行，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显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差甚大。

刘少奇提出：中央应该派出工作组，到那些瘫痪了的机关学校，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没有明确反对，只是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当然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对派工作组的，只是当时苦于没有反对派工作组的合适理由。

（11）

刘少奇还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夺权?还是批判学术权威?文革的范围是限定于大中学校?还是工厂和农村都要搞?”

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后刘少奇提出：“请主席回北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则说：“我暂时还不回去，请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这次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占上风，相反刘少奇略占上风。首先，刘少奇提出的核心问题“派工作组”，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认，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要派工作组，刘少奇就占上风了，因为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组派什么人去，都是刘少奇说了算。现在大专院校的党委基本上是刘少奇的人，而这些党委被打倒，由工作组取代，工作组还是刘少奇的人，所以刘少奇在这样的斗争中，并不会丧失权力。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文革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回答，这让参会的高官看来，毛泽东并不是高瞻远瞩的。

刘少奇其实并不怕夺权，因为刘少奇很清楚，毛泽东只能“破”，却不能“立”。

毛泽东身边都是一些“搞破坏”的人才，是一些只会搞大批判的笔杆子，当让这些人干实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泽东身边非常缺少“搞建设”的人才。也正因为没有“搞建设”的人才，毛泽东的文革只是打倒了旧体制，却无法建立起来一套自己的新体制，只是“破”，没有“立”，这是毛泽东的致命伤。

刘少奇身边“搞建设”的人才济济，所以他要等毛泽东的“破坏”搞完之后，必须重新“建设”的时候，那时毛泽东还得靠刘少奇这边的搞建设人才。因此，当时刘少奇也不害怕毛泽东的夺权，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最后不惜拼了搞军管，也要打倒刘少奇。

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回答“工厂和农村”要不要搞文革的问题，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和邓小平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毛泽东在此信上批示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很显然，在所有的领域一齐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险的，这方面大跃进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

（12）

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调动军队的事情，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军事体制，与旧中国大为不同，采用了“大军区”体制。中国有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却没有陆军司令，因为陆军被分成13个军区，每个军区司令的级别都与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的级别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

中国这样的军事体制，显然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因为陆军被分割成13个军区，军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在执行统一的对外作战任务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解放军的13个军区，以及空军和海军，都是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并不是中央军委的上级领导，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单纯的党中央主席，是领导不了中央军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才能指挥得动军队。

中国的党、政、军三个部门的领导人，分别是：党中央主席(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平级的，不存在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所以谁也指挥不了谁。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兼任“三大天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才能完全控制住整个国家的政局。

毛泽东曾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刘少奇，自己只剩“两大天位”，结果就出了大问题，以至于后来林彪再想要国家主席的位子，毛泽东就再不肯给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

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4人。

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人员差异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毛泽东、朱德、林彪、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有兼职，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军队的兼职，也就是说，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行使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3个军区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军区，因为它承担着保卫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军区的辖区主要是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北京军区下辖6个军14个师，分别是21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山西;24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北京近郊;63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石家庄;65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张家口;66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天津;69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保定。

北京军区又下辖北京卫戍区，作为专门保卫北京的部队，号称御林军。当时北京卫戍区有两个师，一个首都警卫师，另一个是北京公安总队，都属于公安部队体系。

在北京卫戍区之下，又有一个中央警卫局，也称公安部九局，直接由中央办公厅管辖，专门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又下设中央警卫团，编号8341部队，担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要害部门的警卫任务。

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该传闻说：

【1966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大谈与苏修之战迟早要打，要立足早打大打，在中苏近万里的边境上全面展开，要求与会各位多考虑战略战术问题，练好兵准备打仗。会后毛泽东以研究北方防线问题为由，将杨勇留了下来，实施监控;由廖汉生回去布置河北省境内的部队春季大练兵，千里野营，并组织军区所属正师级以上高级将领由廖汉生亲自率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并检阅部队。这样，北京军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时，驻守在山海关外(吉林通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军委直属战略预备部队)，正悄悄移师，穿越万里长城进入河北地界。38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昌平、延庆、房山一带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的包围。】

这个传闻，把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的事情，移花接木到1966年2月，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毛泽东是用38军进京来实现对刘少奇等人的军事围剿。其实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只是一次军队换防而已。在这次军事换防中，北京军区的21军，由山西移驻陕西，归兰州军区管辖;北京军区的69军，由保定移驻山西，接替21军的防务;沈阳军区的38军，由吉林移驻河北保定，接替69军的防务，归北京军区管辖。

制造这种传闻的人，显然不了解中国的军事体系。第一，中国军队的“练兵”，都是在军区内进行，没有所谓“跨军区”的练兵，所以不可能出现北京军区成为一座“空城”的事情;第二，北京军区有6个军，仅仅调入38军这一个军，根本不是另外6个军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从北京的警备体制可以看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搞一场“兵变”，只要动用到“中央警卫团”这个级别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动用首都警卫师，更用不着动用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因为每个高官的警卫部队和警卫员都是中央警卫团派出的，这也就是说，只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就可以抓捕所有在北京的高官。

1966年5月，也就是在打倒彭真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点危机。因为北京是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担心彭真的死党有可能铤而走险搞“兵变”，所以毛泽东提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增调两个师进入北京卫戍区。

这次毛泽东调军队进北京，是为了提防彭真死党搞“兵变”，并不是毛泽东自己要搞“兵变”。后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明确地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还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14）

毛泽东提出的“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由叶剑英任组长，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周恩来为总负责。周恩来在军队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总负责军队的调度，一方面表示出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让周恩来安心，表示毛泽东没有背着周恩来调动军队。

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商议后，决定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后改为24军的70师)，到北京卫戍区执行任务，以前的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这四个师都属北京卫戍区管辖，北京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这个方案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照办。”

毛泽东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除了提防彭真死党铤而走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毛泽东考虑到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天下大乱的事情，北京没有足够人数的军队，会压不住阵脚，因此要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在文革中，毛泽东又多次增调北京卫戍区的军队，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北京卫戍区的兵力曾多达10万余人。

这里有了一个问题，就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讲话时明确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根据林彪的说法，毛泽东除了1966年5月，公开“调兵遣将”提防彭真铤而走险之外，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毛泽东还有其他的“调兵遣将”行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些“调兵遣将”资料，这应该是非常秘密的行动，只有毛泽东和林彪等极少数人知道。这种极秘密的行动，一般都不会公开的。我们只能做如下的一些猜测。

毛泽东在1966年5月之前几个月里的“调兵遣将”，很可能只是在“中央警卫团”这一级别。比如突然改变中南海的警卫人员，突然改变人民大会堂的警卫人员，甚至突然改变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1971年林彪叛逃时，林彪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都是忠于“中央警卫团”的，林彪没有带走一个警卫人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可以直接控制其他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因此，毛泽东只要在“中央警卫团”方面做点文章，就足够搞一场“兵变”了。

估计周恩来也是发现“中央警卫团”有不同寻常的动作，因此联想到毛泽东有可能要搞“兵变”。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真的来一个铤而走险，所以只好违心地同意毛泽东搞文革了。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要搞“兵变”。毛泽东只是把调动军队作为一种“威慑”，吓住周恩来这些人。当然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军队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表现在军事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文革混乱时期，军队大量参与地方政务进行“支左”，大量军人作为政治家，参与了地方党政系统的工作。

（15）

1966年6月的杭州会议之后，刘少奇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一、内外有别;二、大字报不要上街;三、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四、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五、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六、不要串连;七、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八、防止坏人破坏。《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的。

毛泽东要“点火”，刘少奇却要“灭火”，还要像消防队员那样快。刘少奇的做法，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此时刘少奇已经察觉到，上次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烧掉了彭真和陆定一;这次毛泽东点起《聂元梓大字报》的这把火，就是对着刘少奇烧过来的，刘少奇一定要把这把火灭掉。如果刘少奇不能灭掉这把火，他自己就要被这把大火烧掉，因此派工作组“灭火”，是刘少奇的底线。

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刘少奇的“灭火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这些工作组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代理各学校党委的大权，化身为新的党组织。但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并不是都能浇灭那些“起火”学校的大火，有些工作组起了反作用，愈发激化了一些学校的大火。

工作组带着“中央八条指示”开进学校，给学校的造反夺权行动“灭火”。一方面，工作组试图把学校的斗争重点转移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上，另一方面对原来的校党委则采取保护和包庇的态度，这自然引起那些企图造反的学生与教师的不满。

学校的造反者们仗着《人民日报》支持造反的社论，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反击，声称：“《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有的学校甚至出现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怎么对付那些对工作组造反的人呢?问题汇报到了刘少奇，他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写道：“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也可以进行批斗和戴帽。”

（16）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给出不同的解释。刘少奇说：“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认为反对工作组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刘少奇准备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对付那些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工作组有了刘少奇的“尚方宝剑”之后，依照过去反右的方法，把带头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等，并且扬言以后还要进行“秋后算帐”。工作组相信，只要把带头闹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会让学生们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这样他们就会老实本份起来。

据说在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和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而西安交通大学的广播台却没有转播，很多学生认为这是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字报，于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此后，陕西省委紧急派工作组进驻西交大，但学生们感到工作组是包庇校党委的，于是大字报的矛头又指向了工作组。

6月6日，以李世英为首的一群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之后这群学生又到陕西省委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撤走该校的工作组。陕西省委立即把这些学生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和镇压。

6月7日，工作组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展批斗大会，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闹事学生。6月8日，工作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进行游校批斗。当晚一名被批斗的学生跳楼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了过来。后来，毛泽东把李世英为称“学生领袖”。

与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事件”就更为轰动了。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派江青去北大“总结经验”。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工作组顾问，实际上是王光美领导清华的工作组。刘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再搞出一个类似于“桃园经验”的东西来。可是没想到，王光美在清华大学遇到“蒯大富”这么一个钉子。

（17）

当时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6月13日工作组入驻清华大学之后，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安定秩序，这让许多热心于造反的学生很不满工作组，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蒯大富给工作组贴出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蒯大富的大字报传到王光美那里，王光美生气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太猖狂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6月24号晚，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把蒯大富的气焰打下去。

可是辩论大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工作组采用以势压人的官僚作派，让前来旁听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感到不满。工作组的副组长亲自上台跟蒯大富辩论，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蒯大富反问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副组长答不上了，学生们一片给蒯大富喝彩叫好。

之后工作组组长亲自出马，给蒯大富扣一个大帽子，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这样参加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都觉得工作组太霸道了。蒯大富给工作组提的意见即使不对，也谈不上“反革命行为”。于是台下的学生一片哗然，给工作组喝倒彩。

这次辩论大会工作组全盘输了，于是他们不再给蒯大富发言权了。6月26日，工作组在清华校园里组织一场“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随后，工作组把蒯大富关押起来，开除团藉，并在全校掀起“反蒯斗争”，批斗蒯大富。

本来在清华大学中没几个人知道蒯大富是谁，批斗大会一开，蒯大富反而成为名人了。之后，工作组又在清华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见的，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蒯派”根本不认识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有一名挨批的学生自杀。

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陈伯达的意见是少数派，都被参会的多数人拒绝。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18）

现在不少人撰文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提出“撤工作组”，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但陈伯达本人却坚称，他提出“撤工作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来自毛泽东是授意。

陈伯达在晚年回顾这段事情，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始终是对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出现学生揪斗四十多名原校领导和教授的事件，当时有人向被揪斗的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组立即制止了这些过火行动，并给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上，说：“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马上批示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毛泽东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却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如果按照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么搞下去，他发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场。但同时毛泽东也知道，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因为不派工作组的话，共产党就会失去领导权。

这些高官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通过枪林弹雨的奋斗，才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手中夺到了权。如果让他们任凭群众把自己的权夺走，那么他们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了吗?因此高官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让群众把共产党的权夺走。

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群众夺权，与高官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话，他要面对的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了，而是整个高官群体。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稳妥的，就是默认刘少奇派工作组把学生压下去，这样毛泽东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后再寻机向刘少奇进攻;第二条路是冒险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场，把刘少奇连同这些高官们一起打倒。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毛泽东不得不犹豫，应该走哪条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悄悄回到故乡韶山，“隐居”在滴水洞。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见任何人，除了读书、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整整沉思了11天。【本节完】

# 第十三节 滴水洞的沉思

（1）

毛泽东的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上屋场，在距毛泽东故居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滴水洞”的山洞，洞内一年四季都有滴水，故称“滴水洞”。滴水洞前有一座山名叫“龙头山”，毛氏祖坟就在龙头山上。按照古人的风水之说，毛泽东的祖坟还真是在“龙脉”之上。19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发展壮大，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的红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毛氏祖坟的风水之功，于是派人去掘了毛泽东的祖坟，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挖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毛泽东对当时陪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我老了回来住一住。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地方官员都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讨好一下毛泽东，既然毛泽东开口说“修个茅草房”，他们就大兴土木，把毛泽东说的茅草房修成一个大别墅。滴水洞别墅在1960年开工，称为203工程，对外绝对保密，1962年底竣工，1964年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那时滴水洞附近成为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一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滴水洞别墅共有3栋房子，1号楼是毛泽东住的，2号楼是客人住的，3号楼是警卫部队住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带着少量随从，神秘地回到韶山，住进了滴水洞别墅。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韶山，也是第一次住进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沿着l号楼仔细看了一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1959年，毛泽东是大张旗鼓地回韶山故乡的，接见了很多故老乡亲。而毛泽东1966年这次回韶山，却是非常保密的，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到了韶山，只有周恩来知道，每天派人从北京给毛泽东送文件。

这次毛泽东住进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既不见韶山的故老乡亲，也不见任何高官。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一向是喜好游泳的，6月下旬也正是游泳的大好季节，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游泳，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心事。唯一的一次出门，也不过只走了300米就回来了。陪同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

（2）

1944年，毛泽东写下著名篇章《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曾经是无人不晓的名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打倒蒋介石政府，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10月，打倒了蒋介石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共同革命目标实现了。可也就在他们共同的目标实现了的同时，他们团结一致的基础却松动了。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下一个奋斗目标是什么呢?这时候毛泽东跟他的战友们，分歧就出来了。

很多毛泽东的战友，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实际上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想搞共产主义。他们把建立新中国，当成革命事业的奋斗终点，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他们放弃了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马克思认为，仅仅是实行公有制，还不算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一、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二、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要同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私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天性，而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原始社会的人是没有“私心”的。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把人的“自私心”，说成是人的本性，并把这种“自私心”加以天然化和神圣化，为私有制的合法性提供最基础的依据。

马克思认为，“自私心”对私有制起了保护和加强的作用，因此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必须消灭自私心。共产主义既是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是崭新的思想观念，所以必须与传统的社会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彻底决裂。在文革期间，“两个决裂”曾是一个报刊上非常频繁出现的词汇，那时的报刊声称：能否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两个决裂”，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以及识别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1949年中共建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对“两个决裂”。刘少奇等人就认为，新中国不应该跟私有制完全决裂，至少应该保留一些私有制的“合理部分”。只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才于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说的“第一个决裂”，也就是跟私有制的决裂。

（3）

但在不久，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新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那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因为毛泽东急于跟私有制“决裂”，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刘少奇认为中国应该恢复一部分“合理的”私有制，于是“三自一包”等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就出笼了。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凸显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现在又要恢复私有制，那不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毛泽东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

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他的思想与刘少奇格格不入，认为刘少奇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刘少奇在农村搞恢复私有制的“三自一包”，也反对在工厂用奖金等方法来提高生产，反对把刺激人的“私心”作为发展生产的原动力。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据我观察，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是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等等，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如果再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反击，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半途而废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确地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裂”，是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只完成了与传统私有制的“第一个决裂”，却没有完成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第二个决裂”。人民公社是公有制，而运行这个公有制的人的思想，却充满了“自私心”的私有制思想。用传统的私有制思想来运行崭新的公有制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搞了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效果都不大。现在，毛泽东准备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一次彻底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的“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革中最被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提倡的“破四旧”的旗帜下，红卫兵焚烧古书字画，砸毁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书、佛像等等，都是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与旧思想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有必要焚毁那些代表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

（4）

对于毛泽东来说，要把中国带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做到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还要做到“第三个决裂”，就是与他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

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把文革搞下去，他将不是与刘少奇一个人为敌，而是与党内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毛泽东能够避免与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吗?当让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迎合党内老干部的利益，可以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可以带领他们走半私有制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走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可以亲自带领大家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亲自带头搞对外开放，不管怎么说，走资本主义，总比走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至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走共产主义道路，就必须花大量的力气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只要毛泽东迎合大多数老干部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与他们为敌，这样，毛泽东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老干部们的拥戴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可是这样，毛泽东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成为马克思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要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跟他的老战友们“决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在滴水洞苦苦思索了11天，就是为了这“第三个决裂”，这是毛泽东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前，不管毛泽东遇到什么困难，他身边都有一大批老战友支持他;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了，这是多么难于取舍的选择呀。

毛泽东在沉思了11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早在1965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怎么跟马克思交代?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现在，毛泽东更坚定了决心，为了继续把共产主义革命搞下去，不惜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因为这些老干部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

最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与他所有的老战友决裂，也在所不惜。

（5）

毛泽东是仔细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是马克思的信徒。可是现在很多人评论毛泽东，根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一无所知。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完全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把毛泽东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从世俗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行为。脱离开马克思的学说去评论毛泽东，是非常不恰当的

很多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毛泽东也没有任何信仰，毛泽东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假的。大部分人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去评论毛泽东，极少有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去评论毛泽东的。

用这种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或者将马克思与毛泽东分割开来，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也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想真正地理解毛泽东，至少要粗通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在20世纪，曾有过很多马克思的信徒。比如南美著名的革命家格瓦拉，他领导古巴革命成功后，却放弃了古巴政府的要职和安逸的生活，转入南美其他国家继续打游击，结果死于游击战。另一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掌权后，掀起红色高棉运动，消灭一切私有制，试图把柬埔寨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尔布特进行极端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没收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所有人一律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波尔布特为什么要搞红色高棉运动呢?难道波尔布特是为了与刘少奇之类的人物争取夺力，才把全体柬埔寨人民卷入一场大革命吗?现在人们都承认波尔布特发起红色高棉运动，并不是出自个人争权夺利的私心，而是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很多人说波尔布特是疯子，是狂人，但没有人说波尔布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权术家。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是相似的。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起红色高棉运动，难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偏偏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分吗?

尽管不敢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于共产党人的使命感。

（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因为私有制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共产党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还必须防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看到，他的战友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所谓搞经济建设，其实首先建设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安乐窝。就在大家忙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毛泽东却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私有制的阴魂正在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悄悄地卷土重来。因此以毛泽东提出警惕阶级斗争，注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这位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不但不阻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反而用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跟毛泽东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毛泽东出于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起一场运动，打倒刘少奇这样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阻止私有制在中国的卷土重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更适合搞资本主义，而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绝对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使命感”，所以这里用比较世俗一些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未必是出于什么“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不满”。

我们大部分人，对现实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对现实社会完全满意的人极少。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呢?胆子小的人，把这些不满忍在心里，或者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而胆子大的人，有了不满就要付诸行动，写文章抨击社会，甚至搞出更激烈的行动。著名革命家格瓦拉有一句名言：“应当永远对非正义的事情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毛泽东对现实社会也是不满的，他本想把中国领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刘少奇却要把中国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不满了，甚至是愤怒了。

（7）

除了对刘少奇的路线不满之外，毛泽东对刘少奇个人的作风也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刘少奇越来越“翘尾巴”，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公然在高官面前蔑视毛泽东的权威;第二个不满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刘少奇本来是积极参与和领导大跃进的，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至少应该负第二位的责任，可是当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饿死人的罪名。

毛泽东这种胆大包天的人，一旦有了不满，肯定不会忍在心里，更不会发发牢骚完事，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文革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打倒刘少奇，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地结束文革了。可是事实上，在1967年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革，反而把文革搞得更加激烈了。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没有必要把整个一批老干部都牵连进去一起打倒。正是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才有必要把自己的老战友们统统打倒。

前面提到，毛泽东清楚地明白，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意味着要跟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决裂。因为他的老战友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要对这场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特别注意这场斗争的艺术，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本来的计划，是先夺取刘少奇掌握的宣传大权，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打掉刘少奇在人民中的威信，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臭”。之后，再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在“九大”上罢黜已经被搞臭的刘少奇。

可是现在毛泽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计划。当《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掀起了来势凶猛的群众夺权运动，这是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可以干脆利用群众的力量，直接夺取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这比召开党代会的方法，更加直截了当。而且，还可以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也一举全部打倒，彻底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

但利用群众来夺权的计划，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群众不一定那么听话。因此，毛泽东做出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搞臭”刘少奇，另一方面尝试利用群众来夺权的可能性。如果利用群众夺权成功，那当然最好;如果利用群众夺权不成功，再利用召开党代会的办法罢黜刘少奇。

（8）

毛泽东也清楚，他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点一把大火，把所有的人都烧起来，否则阻力将会太大，很难搞下去。因此毛泽东要分期分批地烧，各个击破，先集中火力烧刘少奇一个人，让别人以为这把火只是烧刘少奇的，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这样才能把阻力降为最低。

因此毛泽东要放出烟幕弹，掩盖自己的意图，让老干部们误以为文革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毛泽东的烟幕弹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这样的高手都被迷惑了。因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战术部署，就是搞定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

对付周恩来，毛泽东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是给周恩来一些好处，让周恩来感到打倒刘少奇对他也是有利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好处，就是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让周恩来主持，等于是给周恩来升格了，给周恩来更大的实权。

毛泽东“一手硬”办法，就是威胁周恩来：你如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那我们的党就要彻底分裂，甚至来一场内战。毛泽东知道，一旦遇到分裂党的危险，周恩来就会妥协了。

然而毛泽东对付林彪，就只有“一手软”的办法，而没有“一手硬”的办法。因为林彪不怕党的分裂，更不怕打内战，毛泽东的威胁不起作用。所以毛泽东只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林彪，让林彪当唯一的副主席，给林彪“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封号，这些都是为了让林彪在文革中一心一意为毛泽东效力。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想了11天，终于想好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文革的战略，是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不仅是刘少奇，也包括周恩来和林彪。文革的目的，是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接班，保证中国在毛泽东死后，继续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文革的战术，是利用群众夺权的方式，第一步先打倒刘少奇，第二步再打倒周恩来，最后打倒林彪，彻底消除阻碍年轻人接班的党内“大佬”。文革的时间，毛泽东最初准备两年到三年。据一直在滴水洞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说：“我认为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曾对张耀祠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革还是很乐观的。

6月26日，直到离开滴水洞的前两天，毛泽东才接见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新的长征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在意。

（9）

据华国锋回忆说，他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在湖南省委成立“文革”小组时，华国锋还以自己主管财贸为理由，表示不参加。他们直到后来，才领会到毛泽东当时说的“新的长征”，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前来送行。汽车已安排好了，大家站在道路两侧为毛泽东送行。警卫员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又说：“你们走，我还要进去坐一下。”

于是毛泽东又走进滴水洞一号楼，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坐下，一句话也不说。张耀祠等人十分着急，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而毛泽东却又不走了。服务员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这是从您房子东头的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说是自己房前桃树上的桃子，立即欣然吃了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这时候，工作人员又劝毛泽东说：“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最后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步伐沉重地走出1号楼，上了汽车。毛泽东临行时与大家握手道别，当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他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8月，毛泽东已经病重，他用不太清晰的虚弱声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他想回韶山，想到滴水洞安度晚年。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回韶山滴水洞休养。可是毛泽东却再三坚持，最后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于9月15日回韶山滴水洞。1976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滴水洞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将于9月9日到滴水洞检查接待工作，中央已安排毛主席9月15日回滴水洞颐养天年。”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接待毛泽东归来的时候，9月9日，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眼看毛泽东回滴水洞的行程就差六天了，可他却走上另一条不归之路。【本节完】

#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1）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开始他“新的长征”。毛泽东要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把过去跟着他一起长征过来的老干部统统打倒。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亲手毁掉这个曾经被他挽救过来的党。中国现在是这个共产党的天下，而毛泽东却提出来“造反”，造这个共产党的反，毁掉这个共产党。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党已经变修了，只有毁掉这个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后，来到武汉，住进东湖宾馆。7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写了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先给周恩来看过，然后再让周恩来带给林彪看。毛泽东这一手是很高明的，不仅达到跟林彪“交心”的目的，还表示出对周恩来的无比信任，连家信都让他看。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又干出一件令世人惊讶之事：畅游长江。其实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前后16次畅游过长江。但那些次畅游长江，毛泽东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游，不惊动群众，报纸上也从未报道过。

可是这次不同了，7月16日这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有5000多人参赛。毛泽东有意在众人游长江的时候，加入他们的游泳队伍，当群众们突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来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向群众们高呼：“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这次大张旗鼓带着摄影师，在群众中游泳，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大篇幅地报道，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他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

毛泽东要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此时的毛泽东已73岁了，人们自然会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所怀疑：这么高龄的人，有没有领导这场大革命所需要的体力和精力呢?毛泽东的这次宣传，就是要消除大家对他身体状况的疑惑，让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足以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在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这是毛泽东离开10个月之后，回到久违的首都北京。在196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市长彭真还敢顶住毛泽东的指示，还敢不转载毛泽东的文章，而10个月后的今天，彭真已经被完全打倒在地，毛泽东是作为胜利者凯旋归来的。

然而毛泽东这次回北京，并不是为了享受凯旋的喜悦，而是为了发起一场更大的打倒刘少奇的斗争。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一炮”《评/海瑞罢官》，但这一炮没有打响;1966年2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二炮”《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但还是没有打响;1966年4月，毛泽东改变战术，把打击目标先转到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身上，终于在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到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要抛出“倒刘第三炮”，一定要把这一炮打响。

（2）

就在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这是以往的惯例。过去毛泽东外巡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刘少奇，因此这次刘少奇还是依惯例前往毛泽东住处。刘少奇来到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大门口，却被毛泽东的卫士挡住，说：“主席休息了。”

刘少奇转眼一看，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其中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车，估计毛泽东正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分明是故意不见他刘少奇。当然，刘少奇也早有思想准备，这次毛泽东回北京，刘少奇就预感到：他们两人决战的时刻到了。为此，刘少奇也做好了准备。

果然，毛泽东正在里面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毛泽东向文革小组成员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我们要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闹到底。要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要把革命闹到底。”

毛泽东提醒文革小组成员们，“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当时对这个提醒还不以为然，他们没想到文革这场革命，最后真的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革到了他们“文革小组成员”的头上，这些人全部进了监狱。

毛泽东要靠文革小组成员来点起文革这把火，他再次提醒他们说：“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要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把这个话说的很重，“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意味着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那时还个个乐观得很，大家跃跃欲试，都说不怕。

毛泽东知道，此时刘少奇的工作组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党内的高官们都赞成刘少奇做法。高官们都害怕毛泽东提倡的“造反”，害怕这样会把共产党本身搞垮。因为高官们不赞成“造反”，毛泽东只有靠文革小组，靠他们到群众中去煽风点火，把被刘少奇压下去的造反之火，重新烧起来。

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筹措中共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很快，江青在钓鱼台十六楼开设了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又筹办一份文革小组自己的刊物《快报》。毛泽东指示说：“办公室不要大，不要配专车，但联络人员要多，人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办公室除主任和副主任外，只要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由主任、副主任自己去办。”

毛泽东要把文革小组，办成一个新的机构，搞一套新的做法。毛泽东这个新机构的特点是：坐办公室的人少，而大批的联络员直接到第一线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同时，文革小组还建立了“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三点碰头，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文革小组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员马上到下面去，到各个大、中学去讲话，谈话，给那里的造反派点火、打气。

（3）

事实证明，毛泽东创建的文革小组的新体制，工作效率很高，做法也很有效。很快，那些被工作组压下去的造反者们，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马上重新起来造反，工作组越来越压不住了。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很快就战胜了刘少奇的工作组。

当然，刘少奇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也要反击。7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更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但有的却在整学生。”

刘少奇反驳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

邓小平也反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但夺了权的机关和学校，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

陈伯达撤出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少奇等多数常委的反对，只得作罢。

7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众高官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久违的在北京召开会议。众高官们对毛泽东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都非常的不满，他们不情愿地前来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大家除了汇报工作，就闷头不说话，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讲话。

毛泽东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先赞扬了一番“大字报”，然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怕学生运动，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却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并上升到“北洋军阀”的高度。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刘少奇搞的工作组《八条规定》，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说：“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4）

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是刘少奇，毛泽东批刘少奇“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

刘少奇没有跟毛泽东争辩，他从会场的气氛看得出来，高官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附和毛泽东批刘少奇，这些高官的内心都是赞成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心中有底，他不说话，不反驳，高官们更同情他，毛泽东更不得人心。

毛泽东也看出高官们的态度，看出高官们心里是支持刘少奇的，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念，这批老干部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统统打倒。

这次会上，毛泽东没有提“撤工作组”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众高官是不会同意的。他只有发动群众，用实际行动来打倒工作组。于是毛泽东在最后，放出了一句“狠话”，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然在声势上强大，但实际上却没有赢得高官们的心，反而是刘少奇赢了。三天后的7月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的。这次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组，这次刘少奇不客气了，他拍着桌上一大堆信件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的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不示弱地拍桌子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刘少奇反驳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但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

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遇到这样的场面，周恩来是不说话的，但周恩来内心也支持工作组的，周恩来并不赞成造反。很多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让他的铁杆陈毅去说。陈毅在会上说：“要肯定工作组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能嫌弃他们。”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还有几分畏惧，可是对陈毅他就不怕了。陈伯达对陈毅不客气地说：“你们外事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里面没一个好人。”

看到陈伯达的态度，邓小平也拍着桌子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由于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不撤工作组，陈伯达和康生的意见被否决了。

毛泽东得知会议的结果，他并不意外。毛泽东知道，刘少奇仗着有大多数高官的支持，是绝不会主动撤工作组的。现在，毛泽东只有依靠学生的力量，发动群众起来把工作组打倒，那时候刘少奇的工作组，不撤也得撤了。于是毛泽东在水面下展开了他的主攻，派文革小组四处出动，发动群众，煽风点火，打倒工作组。

（5）

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刘少奇比较大胆地派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造反。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镇压学生。为了避免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刘少奇照旧使出“浑水摸鱼”的办法，下令工作组暂时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而是集中火力批判“黑帮”。所谓黑帮，主要是指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以及有历史问题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7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突然宣布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打黑帮，布置大家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所谓“反蒯”运动，全称是“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工作组批判“反革命学生”蒯大富的运动。7月19号，被关押了18天的蒯大富被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各学校的工作组得到上面的指示后，不再批判“反动学生”，纷纷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本单位的“黑帮”，把“死老虎”当成“活靶子”来批斗，试图以此来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这样一来，如果造反学生不批“黑帮”的话，就反而显得自己不够革命，于是造反学生就跟工作组抢着批“黑帮”，争当革命派。于是各个校园里出现了奇怪的争抢“批斗靶子”的现象，这可苦了各学校的“黑帮”们，他们经常是上午被工作组拉去批斗，下午又被造反学生拉去批斗。

当然工作组的“浑水摸鱼”，并没有瞒过毛泽东。毛泽东的兴趣不是批斗“死老虎”，而是打倒“活老虎”。现在毛泽东要打倒的“活老虎”，就是工作组。毛泽东派出文革小组成员，去各个学校点火，让学生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工作组这些“活老虎”，而不是毫无实际意义地批斗“死老虎”。

不少人可能会把文革小组的“煽风点火”，想象为这些人耀武扬威地进行挑动和教唆，打着毛泽东的旗，盛气凌人地施号发令。但实际上却相反。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的人，态度非常谦虚，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态度却十分傲慢，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从1966年7月21日到7月30日，每天去北京各所大学讲话。下面摘录一段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讲话。

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同学们，我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和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只要进行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也在辩论。所以，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6）

康生在北师大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你们师大来，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我们听到师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学们把意见告诉我们。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同志们，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同志们，有许多党员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北大同学要从毛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非常相似，自然这都是毛泽东教授他们这么讲的。在这个阶段，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有四个特点，引起和得到群众们的好感。

第一个特点是制造一种“谦逊感”。

文革小组的成员，不管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非常谦虚地在学生面前称“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一下子就获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不管什么人，在别人面前摆官架子，以势压人，总是让人反感的。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姿态来教训人，一开口就是“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官架子大得很，自然引起学生们的反感。

第二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仆感”。

江青说：“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

康生说：“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

陈伯达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江青和康生强调“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这就让学生们感到自己被尊重，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陈伯达更是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让学生们感到文革小组是他们的公仆。这种“公仆感”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都是居高临下地发出通知，召集开会，布置任务，这样肯定不可能让学生们感到有被尊重的感觉。

（7）

第三个特点是制造一种“亲近感”。

江青说：“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

康生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江青讲话中关心学生们吃好没有，睡好没有，这一下子就让学生们产生出一种亲近感。康生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也是说毛泽东问候众人“身体好”，这一下又让众人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亲近感。毛泽东那么高的身份，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向大家做什么指示，而是问大家的身体好，这当然会让产生一种“领袖关心我们，领袖重视我们”的感激之情。

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就没有这种亲近感。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看大字报。”王光美的话外音，强调刘少奇是伟大人物，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看大字报，只要派人来看大字报就行。王光美话中的刘少奇，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难以让人亲近。

江青在北京大学对学生们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们的大字报。”江青的话外音，是毛泽东因为自己不方便来，所以让江青代表他来看大字报，听意见。江青话中的毛泽东，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让人感到亲近。

第四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平感”。

江青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

康生说：“我们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

江青和康生都没有表示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是说“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听，都要学习”，这样就让不管什么观点的人，都能感到被公平对待，这就更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文革小组的人，没有说谁是右派，没有扣帽子，打棍子。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右派，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很让人反感。

我们这里为了比较，摘要一段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王光美说：【文化革命要搞彻底，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组配合。现在有一股歪风，要赶工作组，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是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把目标指向工作组，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

王光美的讲话，上纲上线，什么“被坏人利用”、“阴谋”、“假左派”等教训人的话，让学生们听了一点不会产生亲切感，相反会产生反感。

我们再摘要一段刘少奇的干将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与蒯大富的辩论。

【薄一波问：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有人指蒯大富说：就是他。】【薄一波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蒯大富说：我叫蒯大富。】【薄一波说：这个名字不好。】【蒯大富问：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

【蒯大富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8）

【蒯大富的回答让薄一波答不上来，于是薄一波转个话题问蒯大富：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

【蒯大富说：这我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呢。】【薄一波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蒯大富说：我认为自己是左派。】

【薄一波用手比划着说：你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右边去了。】

【众人听了薄一波的话，都笑了。】

【薄一波又说：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到左派群众中来，站到工作组一边去;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希望你今天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澄清一下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写，会受到大家的围攻。】

【蒯大富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蒯大富被薄一波上纲上线地教训了一番，心中不满，于是反问薄一波说：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说：这个我懒得说。】【蒯大富说：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吧?】【薄一波说：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回答。】

【蒯大富说：这就不平等了。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说：那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薄一波对待蒯大富，完全是一种“大官对群众”的盛气凌人的态度，随便就给蒯大富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并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甚至还威胁。从王光美和薄一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人，对待学生的态度，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姿态，以势压人，戴帽子，打棍子。文革小成员讲话中的四个特点“谦逊感”、“公仆感”、“亲近感”和“公平感”，刘少奇的工作组这边一概找不到。

对比一下刘少奇的工作组的作派，与毛泽东的文革小组的作派，谁都轻易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受群众欢迎，得人心。而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受群众欢迎，不得人心。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得人心，而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得人心，这就确定了文革小组必然战胜工作组，这就是毛泽东利用来战胜刘少奇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就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取得胜利。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搞不清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纯朴的观念：“谁对我好，我就支持谁。”老百姓只要对比一下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作派，肯定会觉得文革小组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就不加思索地支持文革小组，支持毛泽东。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介绍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一些具体讲话，就是要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小组的成员口碑是非常好的，非常得人心的。可是到了后来，文革小组成员骄傲自满了，翘尾巴了，也盛气凌人起来了，所以就不再得人心了。如果文革小组的成员，始终能保持初期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文革的结果将大不一样。

（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态度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么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又是怎么形成的?事实上，它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建国以后，认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群众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共产党。可是1956年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中共的这种幻觉。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一些大学生在一个广场举行集会，进行了一些反政府和反苏联的演讲。这个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抗议活动后来又发展为武装暴乱，最后苏军出动才镇压了这场暴乱。

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市民暴动的事件，对中共的震动是很大的。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14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11月10日至11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之一也是波匈事件。中共如此重视波匈事件，是因为他们感到这绝不是隔岸观火，而是自己也正在遇到的事情。在1956年，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群众闹事的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说：“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们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每起罢工少的数十人，多的近千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约一万多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罢课、请愿事件，总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事风潮。”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闹事”的特征，就可以发现，大多数“闹事”的原因，都是来自一种完全新型的矛盾，一种过去私有制的旧中国不可能出现的矛盾。

例如某县要盖一个麻风病院，当地的农民不同意，但县政府硬要盖，结果引发与村民的激烈冲突，警察当场开枪打死5人，打伤9人;还例如一个工厂，说是给工人盖宿舍，但房子盖好后，却全部分给干部住，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再例如一个学校，学生毕业后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也引起了学生的闹事。

上面盖麻风病院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盖什么就盖什么，农民根本无权过问。而在新中国，土地是属于大家的，每人都有过问土地用途的权力，所以农民才会闹事。

上面工厂给工人盖宿舍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工厂是老板的，所以不管老板住什么样的豪宅，工人都不会有意见，也不可能抗议工厂的高管住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好。可是在新中国，工厂是大家的，厂长和干部比工人的住房条件好，工人就不满了，就要闹事了。

（10）

同样上面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学校只管教书，不管找工作。所以学生毕业了没有工作，不会责怪到学校头上，更不会找学校闹事。可是在新中国，学校给学生找工作成为“义务”，这就产生了学生不满和闹事的新的契机。

平心而论，社会主义提倡的“公平”，使工人成为“主人翁”，虽然解决了旧社会的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出旧社会所没有的“新型矛盾”。

在旧社会，老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工人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新社会，厂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那工人就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赚大钱，工人拿小钱，工人也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在新社会，厂长的工资比工人高很多，那工人也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认为工人不听话，要解雇工人，工人只有自认倒霉;可是在新社会，厂长要解雇工人，工人又要闹事了。

公有制的新中国，出现了旧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新矛盾，这就让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大伤脑筋。毛泽东把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出现的新型矛盾，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指的是管理国家的干部，与被管理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用当时的术语，就是“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提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我矛盾，而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出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干部与群众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主要是出自“干部”，而不是出自“群众”。毛泽东说：“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会无故闹事的。”

据1957年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中说：“罢工请愿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群众闹事，是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逼出来的。干部对群众的作风霸道，靠命令行事，不许群众有意见，有意见就压，结果“压”出群众的闹事。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干部的官僚主义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也会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暴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说：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在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方面，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非党员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越快越好。】

（11）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被阻止，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引发出来的。然而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党内却引起很大的争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既然是共产党的领袖，那么当党员干部与群众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应该无条件地站在党员干部一边，而不是站在群众一边责备党员。

而且，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旦地方出现群众“闹事”，就归因于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地方官员就要受到处分，这样就涉及到地方官员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引起空前的争辩，不少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认为闹事是“刁民”所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有人说：“不承认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人说：“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太右倾了，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尽管遭到党内很大的反对，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克服“官僚主义”入手。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整风”。毛泽东说：

【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出现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把官架子收起来。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12）

【我们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整风的总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怕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出来才能解决。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搞这次整风，其实也有一番苦心，他是想让党员干部们学会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说：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是前匈牙利领导人的名字，他被认为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责任者)。】

在毛泽东的极力主持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说：

【我们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但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主要是要求党员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在是过于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同时，这样的整风运动也肯定要遭到干部们的各种消极抵制。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风”，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只好自嘲地说：“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如果不整风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干部的官僚主义导致民众的暴动，就有可能亡党亡国。在“党内整风”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法：“开门整风”。这就是请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来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本意是想帮助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

（13）

但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时，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的面子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是非常要面子的。每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人，都算是一路诸侯，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面子上还可以接受，但是让他们接受下级和一般群众的批评，面子上就挂不住了。毛泽东号召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就等于让这些干部在群众面前颜面尽失，威信扫地，他们抱怨说：“毛主席给群众撑腰，却不给干部留脸”。

尽管大多数党员干部反对，毛泽东还是强行搞“开门整风”，发动各种宣传机器，动员党外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搞“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是毛泽东没想到，真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提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的意见，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比如“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中共组织要退出机关、学校”，“一党执政有害，应该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等等。这些已经不是“提意见”了，而是要让中共下台了。

这样的言论，不仅超过了一般党员的容忍底线，也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于是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运动就开始了。党员们早就不满毛泽东搞“开门整风”不给他们面子，现在毛泽东也提出反右了，这些人就把憋了好久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右派身上，大打右派。还有一些干部进行报复，把“大鸣大放”中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右派。这样就造成了“反右”的扩大化，当初毛泽东估计全国的右派是4千个左右，结果却打出来55万个右派。

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阳谋”，搞一个假的整风运动，骗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本人说过“阳谋”，但这也是一个面子上的说法，给他自己前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找一个台阶下而已。

反右运动的由来是清楚的。

第一步，新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首次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起因于干部的官僚主义。

第二步，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流血暴动。

第三步，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波匈事件，提出对党员干部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

第四步，党内整风遭到抵制，不见收效，于是毛泽东开始搞“开门整风”，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第五步，党外人士提的意见，超出了毛泽东的允许范围，于是一场预料之外的反击右派运动开始了。“反右”得到党内干部的大力支持，大家都大打右派，造成反右扩大化。

（14）

反右运动的后果，不仅是很多人无辜被打成右派，而且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就是：人们不敢说话了。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想要整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说话了。”

反右运动造成一种风气，谁给干部提意见就是反党，于是造成谁也不敢提意见，不敢说话了。人们不敢说话，看上去似乎是天下太平，其实反而酝酿着巨大的天下不太平。人们不敢说话，间接地造成了两个大灾难。第一个灾难是“浮夸风”，大家明明知道“亩产10万斤”是假的，但谁也不敢说，怕被打成右派;第二个灾难是大饥荒，大家明明知道没有粮食了，但谁也不敢说，直到最后实在隐瞒不住，问题才爆发出来。

反右运动之后，各地的“闹事”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没人敢闹事了。于是党员干部们就形成一种“经验”，认为对待群众的闹事，就要用反右那样的高压手段，压下去。9年后的1966年，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仍然沿用反右的经验，想用高压手段把造反学生压下去。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却完全失败了。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的矛盾，是一种马克思也没有预想到的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矛盾。正因为是全新的矛盾，所以也没有解决的经验，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试图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都没有解决成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

毛泽东在50多年前看出“人民内部矛盾”会导致亡党亡国，可谓慧眼。毛泽东本来想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没想到“整风运动”演变成“反右运动”。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不但没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因后来的“反右运动”，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悲剧。

评解之九：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1）

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历史契机造成他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19年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知识界是向英美法一边倒的，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主义”是万国通用的“普世价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战胜德奥，中国非常兴奋，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北京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纪念碑”。所谓“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强权”就是德奥一方。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写道：“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这些“公理”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强行把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的青岛，转交给日本，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于是中国以学生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让中国人对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认为“公理”是骗人的东西，中国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么中国走什么道路呢?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当时中国人还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并不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失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时兴起来，很多人开始考虑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毛泽东，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考虑“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党员。

毛泽东的第二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7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之前，毛泽东还是主张进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毛泽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会”，进行合法的抗争。农会的性质与工会一样，是合法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搞农会的目的，是进行类似于“罢工”的非暴力合法抗争，并不是号召农民拿起枪来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激愤了一大批热血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要拿起枪反抗蒋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相信非暴力合法抗争的道路，可是蒋介石的屠杀，破灭了毛泽东的非暴力抗争之梦，他成为那批热血年轻共产党人中的一员，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论者。

（2）

毛泽东的第三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南昌起义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热血的年青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第一枪。后来，8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是遵循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周恩来的失败教训，认为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他转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毛泽东特色的武装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中共从1927年开始反抗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尽管打得非常艰苦，但总有一个坚强的支持后盾，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转而支持中共的敌人蒋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灭，这就让中共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193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非常紧张，欧战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斯大林深深感到，苏联卷入欧洲大战是早晚的事。但苏联与日本在历史上是“世仇”，如果苏联爆发与日本的战争，那么苏联就要面临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所以斯大林要设法避免与日本开战。而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要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蒋介石抗日，即所谓“援蒋制日”。

因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联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军和日军在满洲国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苏军和日军又在外蒙古的诺门罕发生数十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死亡6万余人。

苏军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于是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蒋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史大林先生阁下：捧读6月19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顺颂康健。蒋中正手启】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提供1亿5千万美元借款，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蒋斗争。此后蒋介石发起了“皖南事变”等打压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闻不问，任凭中共自生自灭。

（3）

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是中共至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历史再次给毛泽东一次机会，让他显示他的智慧来“挽救党”。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危机。毛泽东认为中共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减少自己的敌人，不能树敌太多。

以前中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树敌面太宽。但现在，中共必须缩小树敌面，只能树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敌人，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再是敌人，成为团结的对象。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在失去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可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第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团结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考虑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

为了减少树敌，毛泽东对中共的党纲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是放弃消灭私有制，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搞多党制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修改党纲后的中共，已经算不上是共产党了，而是变成一个保护私有制和提倡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明确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

当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反驳那些人是“关门主义”，他说：“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中共修改党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树敌面大减，活力大增。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蒋介石和日本的夹击，而且急速发展壮大。日本临近投降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再次修改中共党纲，增加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敌人，提出打倒“封建主义”的目标，但资本主义仍不是中共要打倒的目标。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完全不提打倒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七大会议文件中，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字样都没有。

1945年6月25日，毛泽东的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著名讲话《愚公移山》，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1949年，中共以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份，团结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之初，中共仍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新中国也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计划，毛泽东也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我们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还要几十年工夫。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第五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3年的“总路线”，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稳定地掌握了政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共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因战乱而面临瘫痪，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还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协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经济也恢复到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形势非常好。这时，毛泽东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应该进入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1953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新的“总路线”，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重新“变回”成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中国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遭到两部分人的反对。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中农，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但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条路;另一部分反对者来自中共党内和民族党派，这些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害，他们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只是一种建国路线之争，并非个人利益之争。

当初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后来，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干脆“将错就错”，中共干脆就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变回”到无产阶级政党了。同样，新中国既然已经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干脆就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人觉得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搞资本主义，搞得非常成功。既然这么成功，就应该继续搞下去，何必冒险去搞新的社会主义呢?

（5）

中共从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间，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从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间，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这23年间入党的。这些年份入党的中共党员，多半只是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他们入党的动机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纯正”共产主义者，反而是少数派。

不过这次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次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触及党员们的直接利益。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梁漱溟提出“总路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于是梁漱溟在台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立刻厉声回答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这时台下的群情激愤了，大呼“梁漱溟滚下台来!”，有人直接上讲台扯梁漱溟下台，辩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的第六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6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顺利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并排除了周恩来等的稳健派。

在中国顺利完成公有制改造，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个计划遭到周恩来等稳健派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经济已出现过热，必须刹车，必须“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否定了周恩来的稳健经济计划，开始搞激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大干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毛泽东在连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败仗。从此，毛泽东放弃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转向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的第七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流血事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和工人之间是没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对共产党闹事的人，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显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是可以引发流血冲突的矛盾。

（6）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共产党下台，超出了共产党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6）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中共下台，超出了中共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7）

那么自然而然地，在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会跟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生矛盾，产生斗争，毛泽东把这种斗争，称之为“阶级斗争”。

可是，在过去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曾经否认过“阶级斗争”。1956年9月的八大上，明确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阶级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产斗争。

1962年，毛泽东回顾八大做出的“阶级斗争熄灭了”，觉得那时太过于乐观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可能再次丧失;资本主义虽然被消灭了，但还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因此，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重提“阶级斗争”，让人们警惕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要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反动阶级可能复辟。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大跃进之前，毛泽东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官僚主义”;而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共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需批评教育即可;而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部，就是敌我矛盾了，就必须打倒。毛泽东说：“好人犯错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同志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共高层，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支撑着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他一死，中国马上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他要把他奋斗了几十年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延续下去。因此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为首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刘少奇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感到并不能就此万事大吉。因为还有没有发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不断会产生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此，在1967年11月，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文章。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不停不断地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保证社会主义不会被资本主义复辟。

（8）

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英美法列强的殖民主义，逼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变成信仰共产主义;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又使毛泽东放弃非暴力的合法抗争，转而拿起枪来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个强调暴力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团结各种势力的温和的民主党。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难完成从暴力革命党到温和民主党的转型，而正是这个转型，使中共的人气大增，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赶走了蒋介石政权。

在建国初期，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顺利，那么中国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泽东把资本主义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转型的顺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泽东进一步挑战共产主义的雄心。

毛泽东的前七次思想转型，都是“进取”的思想，而最后一次思想转型，则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跃进失败之前，毛泽东不停地挑战，不停地创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一个跟头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此后，毛泽东保守了，不再发起新的挑战了，倒是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挑战，不仅挑战毛泽东本人，也挑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第一是击败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第二是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

毛泽东虽说击败了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但始终没有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毛泽东最终没能守住他几十年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屈辱。

毛泽东晚年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泽东一生的顶峰，他创建了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有人叹息说：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毛泽东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完人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毛泽东说：“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的谱写，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遇，进行革新的人，毛泽东就属于这种人。”【本节完】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15）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布置中央文革小组全线出击，发起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是发动群众起来造刘少奇的反，而刘少奇对抗毛泽东的战略，是派出工作组把造反群众压下去。因此，工作组成为刘少奇的最后防线，而毛泽东必须突破这个最后防线。

1966年7月19日到7月24日，是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几天，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就看这几天了。

毛泽东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是“群众路线”，特别强调不能“脱离群众”。所谓“群众路线”，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让群众喜欢你，对你有好感，这样群众自然会拥护你;而所谓的“脱离群众”，就是群众不喜欢你，对你反感，这样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用最谦逊的态度，最亲切的语言，打动了群众的心，赢得了群众感情上的支持。但仅仅赢得群众感情上的支持，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赢得群众行动上的支持。只是感情上的支持，没有变成行动，也是没用的。现在毛泽东赢得群众行动上支持的最大障碍，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后遗症。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几乎把当时胆子比较大的，比较敢说话的，比较有造反精神的人，全部打成了右派。这样一来，群众都吓怕了，敢闹事的人没有了，客观上造成了打50万右派，保50年稳定的效果。如果没有毛泽东发起文革，中国社会很可能会像北朝鲜那样，一直稳定下去。

经过反右运动的人，都悟出一个生存原理：“领导是不能反的，反领导一定要倒霉的”。因此，尽管群众对工作组不满，感情上也支持文革小组，但行动上却不敢起来造反。因为工作组毕竟是党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是代表党中央的，谁敢随便跟“党中央”作对呢?

从1966年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但反响并不强烈。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人民日报》等党报，也是铺天盖地地发表文章，动员大家提意见，但没想到《人民日报》的这些文章变成了“引蛇出洞”，提意见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自然会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人民日报》号召群众造反，是不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

经过反右运动的蛇，都已经变“聪明”了，都躲在洞里观望，不肯出洞。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眼光放在那些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小蛇”身上，这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

（16）

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最大不过20岁出头，在9年前反右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不知道反右的厉害，更没有悟出“领导不能反”的生存原理。因此，毛泽东把发动群众造反的第一步，寄托在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身上。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太高的威信，人们并不太信任毛泽东。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曾经说过“引蛇出洞”的话，让很多人担心毛泽东这次又要搞“引蛇出洞”。因此，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注意重新树立自己的信用，他要用具体事实让群众相信，他这次号召造反是真的。

毛泽东除了让文革小组的成员，用谦逊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感化群众外，还特别注意公平和公正，即使是反对他本人的大字报，也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让群众感到毛泽东的诚意。比如1966年6月12日，清华大学基础课教研组的李世权，贴出一张“极右”大字报：《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对李世权进行处理，允许反对他的大字报公开张贴，以此显示他这次发动大鸣大放的诚意。因此，在文革刚开始的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甚至反对毛泽东的言论，也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但后来很快就不行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种策略奏效了，成功了。第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们，得到文革小组的鼓励和支持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造工作组的反;第二，文革小组用谦逊和亲切的态度，赢得了群众感情上的支持。在工作组被打倒时，群众不同情工作组。工作组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了孤立的一小撮，当然被轻易打倒了。

1966年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甚至一般群众连电话机也没有。但那时用大字报传播信息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很多人去各个学校抄大字报，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一出笼，第二天北京各个学校就出现这张大字报的抄写版。因此，一个学校的工作组被打倒后，消息马上传遍整个北京，甚至很快传到全中国的大中学校。这样，打倒工作组的连锁反应，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快。从1966年7月19日到7月23日的几天时间里，北京大部分学校的工作组，不是被打倒，就是已经瘫痪了。

毛泽东打倒蒋介石，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这次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只不过这次改成了“群众包围中央”。

毛泽东先在群众中点火，先把刘少奇的外围烧掉，最后再烧刘少奇。到7月24日，毛泽东看到形势大好，刘少奇的工作组基本上被学生和群众打倒了，刘少奇的外围烧的差不多了，于是他开始在中央向刘少奇发难，开始直接点火烧向刘少奇。

（17）

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先批评了一通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行，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依靠谁呢?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不能靠工作组。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学校的革命师生知道，只有他们了解情况，外面进去的工作组不懂，我去也不行。许多工作组，包括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靠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个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跟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毛泽东接上陈伯达的话，直接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乱弹琴!这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见毛泽东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也跟着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话，愈发不满地说：“你们这些人呀，再不革命的话，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也向毛泽东反击，反问说：“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毛泽东反驳说：“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吗?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工作组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

周恩来见毛泽东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刘少奇了，火药味太重，赶紧出来打圆场，插话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

周恩来的话，表面看上去是支持毛泽东，但实际上也是在帮刘少奇。因为周恩来知道，现在大部分工作组已经被打倒了，不起作用了，留在那里也没用，不如赶紧撤出来。这样，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面子上还好过一些。如果现在不撤工作组，将来学生起来揪斗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那么党中央就更没面子了。

（18）

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少奇赶紧顺着毛泽东的话，做一个自我检讨，同意撤出工作组，把大事化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领周恩来的情，既没有自我检讨，更没有说同意撤工作组，只是闭口不说话了。也许是刘少奇铁了心，要跟毛泽东斗到底吧。

毛泽东见周恩来帮刘少奇圆场，刘少奇不领情，心中暗喜。他把话题一转，表扬文革小组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李雪峰和吴德来了吧?”

李雪峰和吴德，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李雪峰站起来说：“我在。”

毛泽东批评说：“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就是停了日常的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

邓小平还是胆大的，仍敢继续向毛泽东发难，说：“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毛泽东又反驳说：“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嘛。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学生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只有行凶、杀人、放火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叫他们放毒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各地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

李雪峰插话说：“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毛泽东借题发挥说：“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庞大的机关，历来没有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很多部长都有秘书，统统去掉。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

毛泽东不但直接批评刘少奇，并公然提出王光美不要当秘书，公然不给刘少奇面子。当然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听了毛泽东的话，照样脸不变色，神情坦然。

周恩来本来是帮刘少奇打圆场的，但刘少奇不领情，周恩来只好不再说话了。

这次会议上，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同意撤工作组，所以没有做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仅仅在3天之后，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不撤是不行了，刘少奇只好同意撤工作组。这是刘少奇的失误，他错过了最后争取主动的机会。

（1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毛泽东煽起来的学生打倒后，毛泽东感到打倒刘少奇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在会上罢免刘少奇的官职。但在刘少奇下台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事先安排好，那就是刘少奇下台之后，由谁来接替刘少奇的位置。

单纯从权术的角度来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明智的。领导人不能让自己的某个部下的权力过大，而是要分权，让自己的部下，每人都分到一部分权力，每人的权力又不太大，这样就不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如果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对他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可以分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分散刘少奇的权力。这样，不仅刘少奇的权力缩小了，消除了对毛泽东的威胁，同时还不会出现权力过大的人，毛泽东的地位最稳。

按照党内的惯例，第二把手下台，应该由第三把手接替。当时刘少奇是党内第二把手，周恩来是第三把手，那么刘少奇下台的话，理应是由周恩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这样难题就来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却不想让周恩来接班。当年毛泽东布置刘少奇这个棋子，就是要防御周恩来的。现在，毛泽东却要自己把自己的防御棋子拔掉。

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和陈云。其中周恩来和朱德，从最初就是毛泽东难于驾驭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以前能驾驭，现在也驾驭不住了;陈云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从1964年以后，就不通知陈云参加常委会了。这样七个常委中，毛泽东能够用来接替刘少奇的，只剩下林彪一个人。

不过从权术的角度来讲，让林彪接替刘少奇，也绝不是一步好棋。因为林彪本来就有一部分权力，他现在再接管了刘少奇的权力，那么林彪的权力就比以前刘少奇的权力还要大。这样一来，毛泽东让比刘少奇权力更大的林彪接班，他自己的权位反而更加不稳了。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单纯从权术的角度出发，这点我们前面多次提到。

毛泽东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又产生出另外一个人事难题，这就是怎么安置周恩来。

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把手，就要超过周恩来的地位。在中共的制度中，党主席有一个特权：人事决定权，党主席有权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毛泽东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权，强行让林彪升任第二把手，但这样就要得罪周恩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会让周恩来在党内感到难堪，伤周恩来的面子。

毛泽东现在需要周恩来帮他打倒刘少奇，而且文革的启动与发展，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所以，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周恩来，因此，毛泽东需要找一个的办法，既可以安抚周恩来，又能给周恩来面子。

（20）

毛泽东是怎么跟周恩来说这件事的呢?现在看到两种说法：一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说法，另一种是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

邱会作说，陶铸成为全党第四号人物之后，邱会作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决策过程。邱会作回忆录是这么写的：

【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

陶铸诙谐地消除了拘谨，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

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

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恩来追回来的。

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

陶铸、康生写了‘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了‘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

吴法宪回忆录，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吴法宪回忆中写道：

【1967年的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我们根据各种情报的综合比较，认为吴法宪的说法比较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吴法宪是直接听周恩来本人说的，而邱会作是听第三者间接说的，所以吴法宪的说法误传的可能性低。

第二，邱会作的说法，过于戏剧化，有点像小说里面的情景。按照逻辑推理，毛泽东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人事问题，搞什么“民意测验”。万一当时的五人中，有三个人手心里写“周”，两个人手心里写“林”，那么毛泽东就会很尴尬，下不了台。所以毛泽东不应该去冒这样的险，搞什么“民意测验”。

第三，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不符合平时毛泽东的为人。据多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和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无来往。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展超过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私人感情。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21）

李银桥还说：“毛泽东对身边服务人员持平等态度，对亲朋和党外人士也保持中国传统的礼貌和好客。可是对待党内同志，他的举止是有严格分寸的，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级关系。在党内同志面前，毛泽东有一种威严，令人生畏，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

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让部下在自己面前嘻嘻哈哈，一点儿威严也没有。况且，高官想见毛泽东，事先要跟毛泽东的秘书预约和通报，才能见面，绝非随便可以“闯入”毛泽东房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邱会作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传闻。

另外，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到8月5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17天里，毛泽东前后七次约见周恩来单独谈话。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吴法宪的说法。

根据吴法宪披露的信息，毛泽东采用了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方式，用大白话直接告诉周恩来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毛泽东问周恩来：“现在怎么办?”，等于就是问周恩来：“你说说看，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位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一贯是比较谦虚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说：“我来接替刘少奇。”这样，周恩来就只好回答说“林彪”了。

毛泽东自己没有提名林彪，而是巧妙地“诱导”周恩来提名林彪，但这样一来，就不是毛泽东主动提名林彪，而变成了周恩来主动提名林彪。周恩来本人提名林彪接替刘少奇，就等于是周恩来主动把第二把手的位置让给林彪，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就很有面子了。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处理这件事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他既让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周恩来，又给足了周恩来面子。后来周恩来在文革中群众大会上，公开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然而，在处理刘少奇的接替人问题上，最让毛泽东苦恼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林彪，因为林彪当时并不想当第二把手。

林彪是一个比较旧式的“讲义气”的人，他认为毛泽东是自己的恩公，那么一切试图降低毛泽东威信的人，他都是不容忍的。林彪对刘少奇有气，因为刘少奇试图降低毛泽东的威信，而林彪则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刘少奇对着干。刘少奇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不敬态度，更引起林彪的愤慨。因此，林彪看不惯刘少奇，他要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帮毛泽东出一口恶气。

（22）

可是打倒刘少奇之后，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呢?林彪认为，不应该是自己，而应该是周恩来。

如果说中共能够得到中国大陆的天下，毛泽东的功劳第一，周恩来的功劳第二，那么林彪的功劳就是第三了。林彪对中共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他对中共是非常有感情的，他要保护这个党，维护这个党的利益。在林彪看来，周恩来当第二把手，是最符合党的利益的。

林彪也清楚，毛泽东对周恩来有防备，有猜忌，但林彪认为周恩来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认为毛泽东的猜忌是多余的。的确，在一般人的眼里，都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要亲自先去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过问，甚至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周恩来要先试坐一下。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完成是一种“臣子”般的谦逊态度，这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傲慢，形成鲜明的对比。

林彪是个孤傲的人，能让林彪看得起的人很少。在党内，林彪最敬佩的是毛泽东，而第二敬佩的就是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的尊重，很多资料都有佐证。比如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这么一段情节：

【“九大”期间，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林彪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

林彪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把周恩来的位置抬到“不能没有”的高度。林彪固然忠于毛泽东，但在周恩来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泽东希望林彪当第二把手，提防和制约周恩来，而林彪却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任的，没有必要提防和制约周恩来，甚至认为周恩来应该当第二把手。

从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来分析，林彪对共产党的忠诚，超过了对毛泽东的忠诚。林彪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认为毛泽东当第一把手，周恩来当第二把手的共产党，是最稳定，最团结的格局，所以林彪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希望周恩来当党的第二把手。

（23）

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也很清楚，毛泽东知道，如果事先跟林彪讲，让他当第二把手，林彪是死活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妙计，就是事先不让林彪知道，先在党组织内，把林彪当第二把手的事情决定下来，搞成一个“木已成舟”，到那时林彪不同意也不行了。

于是，毛泽东跟周恩来等人商量好，决定了林彪当第二把手之后，才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北京开会。林彪来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定为党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接班人，大吃一惊。据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说：1966年8月6日，林彪从大连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毛泽东就作揖，称身体有病，不能接受这个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说：“你想当明世宗?(不问政事的皇帝)”

林彪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个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林彪本人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对众人明确地说明：我是无奈地成为第二把手。第一，林彪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干，他说“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第二，林彪表明毛泽东和中央未征求他的同意，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说“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第三，林彪表明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在林彪看来，“更合适的同志”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如果让林彪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给周恩来以外的人，林彪是不愿意的。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他是很愿意林彪取代刘少奇的。因为周恩来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融洽，刘少奇对周恩来也不够尊重。而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融洽，对周恩来的态度非常尊重，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比较好共事。而且，有林彪作为中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之间矛盾可以得到缓冲。因此，周恩来对林彪当接班人，也是满意的。

（24）

刘少奇不仅是中共“三巨头”之一，而且是党内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党内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泽东仅仅打倒刘少奇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扫净刘少奇在党内的路线，消除刘少奇在党内以及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打倒刘少奇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工程，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降职”，第二个步骤是“批臭”，第三个步骤才是“打倒”。

在第一个“降职”步骤，毛泽东寻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为突破口，撤掉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但仅仅撤了刘少奇的职，刘少奇的路线还在，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还在，随时可能复辟和卷土重来，所以仅仅撤职是不够的，还需要展开大批判，把刘少奇和他的路线“批臭”。

因此第二个“批臭”步骤是重点工程，这个“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两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泽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从各个方面对刘少奇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狠批、猛批，把刘少奇彻底批臭。

把刘少奇批臭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打倒”步骤。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给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宣布把刘少奇彻底开除出党。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严厉地处分刘少奇，是因为毛泽东想制造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枪毙了贪官张青山和刘子善，杀一儆百，一时间没人敢贪污了。这次，毛泽东又试图把刘少奇的下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典型下场，希望以此来吓住今后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上面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我们在把话题转回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步骤。毛泽东先要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作为对刘少奇进行降职处分的理由。可是刘少奇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要找刘少奇的错误很不容易，现在毛泽东终于拿到刘少奇的一个把柄，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刘少奇派工作组跟毛泽东对抗，是因为他不太相信群众的力量，过分迷信党组织的力量。在1966年6月1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到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50多天时间里，刘少奇完全有机会争取群众，完全有时间把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可是刘少奇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以为群众总是“怕”官的，没有人敢跟党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工作组对抗，所以刘少奇始终对学生采用僵硬的“压”的方针。刘少奇认为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能打败，对付几个小小的学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和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但都被刘少奇否决了，可见那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还有自信，也没把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放在眼里。

（25）

但在这时，周恩来认为刘少奇应该改变僵硬的态度，应该撤出工作组。周恩来是比较给人面子的，因此他没有在会上公开与刘少奇唱反调，而是在会后找刘少奇私下谈话。7月23日晚，周恩来跟刘少奇单独谈话，后来邓小平也加入进来。这次谈话似乎进行得不如人意，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于是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公开。周恩来的信如下：

【少奇、小平同志：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合，并致敬礼!周恩来。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谈了四个问题。第一，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他说：“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因看法不尽一致。”周恩来与刘少奇的不同意见，就是周恩来主张撤工作组，而刘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面子，这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特点。他说：“在派北京工作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刘少奇派工作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给别人提意见时，都要肯定对方不是完全错的。这次，周恩来一方面肯定刘少奇派工作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撤工作组。

第三，周恩来对刘少奇提出“抱怨”，他说：“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从工作关系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周恩来的上级，那么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周恩来到底应该听“哪位上级”的指示呢?

在官职上，毛泽东比刘少奇高一些，似乎应该听毛泽东的指示;但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刘少奇是一线领导。也就是说，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而毛泽东不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

打个比方，军队里一个团长的顶头上司是师长，团长接到师长的一个命令，可是军长又给这个团长发来一条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个团长是应该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呢?还是应该服从比师长高一级的军长的命令呢?

很多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明文规定，团长必须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这样军队才不会出现指挥系统的混乱。按照外国的规定，周恩来应该听刘少奇的命令，但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共的党章中也没有规定。

因此，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以下的高官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因此，周恩来在这里对刘少奇，也是对毛泽东提出了“抱怨”，提出应该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定，规定一个人应该优先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还是优先服从来自更上级的命令。所以，周恩来在信中说：“工作关系要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26）

第四，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建议，希望他亲自去大学看看大字报。但周恩来不会明说，而且巧妙地说“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这里周恩来暗示刘少奇，也应该去看看大字报，直接了解现场的第一手情况。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是比较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较大的。北京各个大学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刘少奇却只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不肯或者不屑去现场直接看大字报，直接体会现场的气氛和群众的力量。

周恩来本来也是赞成中央派工作组的，可是周恩来看了现场的气氛之后，发现工作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官僚作风是不满的。

而刘少奇仍然不肯去现场，所以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只是听工作组的汇报。而工作组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总是要向上级“浮夸”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工作组在汇报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夸大了。这样，刘少奇单单听工作组的汇报，就难免被“忽悠”，误认为工作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组的错误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在7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也公开提议撤工作组，但刘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组。然而，工作组很快就被造反学生打倒，并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到这个时候，工作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

尽管刘少奇同意撤工作组，但他并没有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有一部分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错的，还有一部分工作组是正确的。刘少奇特别要坚持一个工作组是正确的，那就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如果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是错误的，那么王光美就是错误的，进而刘少奇的错误也就逃不脱了。

因此，力保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是刘少奇底线中的底线。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与刘少奇单独谈话了，于是7月27日，刘少奇找到康生单独谈话，试图说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然后通过康生把这些情况转到毛泽东那里。后来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刘少奇找他单独谈话的内容，康生说：

【7月27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刘少奇)单独找我谈话，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情况不太清楚。”

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说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那是错误的。”

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说：“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们说是镇压，那是不对的，不是镇压。”

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这叫辩论吗?”

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27）

刘少奇的“说明”并没有起作用。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刘少奇的软肋，所以毛泽东要蒯大富案子把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犯错误的铁证，并早就着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蒯大富回忆说：

【7月22号，工作组的人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坐在一边，我坐在他们的对面。

那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们讲那么多啊。

我当时大概只讲了十来分钟，简单地回顾了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写了三页纸，说：“工作组进校后，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

他们两人见我不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但当时完全是没感觉。】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说，这让毛泽东不好办。当然毛泽东也清楚蒯大富有顾虑，于是在7月29日，亲自点名蒯大富，让他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蒯大富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大会的，只是感到他被领导关怀和重视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开，但还是不太敢讲话。

蒯大富不开口，这个案子就搞不下去，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他亲自找蒯大富谈谈。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说晚上有人找他谈话，让他在清华大学的甲所等着。蒯大富回忆说：

【甲所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沙发都没有了，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

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我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说：“找你谈话的人来了。”

那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周总理说：“你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草民小人物，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

后来周总理的秘书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

秘书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还是很紧张。】

（28）

蒯大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周恩来这么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突然间降临到他的身边，还跟他亲切谈话，这好像就是梦幻中的童话故事。可是今天，童话居然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蒯大富激动万分呢。

周恩来为什么要来跟蒯大富这么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当时蒯大富根本没有想这个问题，也来不及想这个问题，他只是感到又幸福，又紧张。那时，蒯大富不知道王光美是他们学校工作组的顾问，更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所以蒯大富无法想象，他讲的这些材料将成为刘少奇镇压学生的“罪证”。

蒯大富回忆说：

【周总理看我比较紧张，一开始就跟我拉家常，问我家在什么地方?父母是干什么的?他这么轻松地说，我感到他没有任何的敌意，最起码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跟大人物说过话。唯一见到了一个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所以我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对待我。我逐渐冷静下来，坐在沙发上的半个屁股也坐正了。

周总理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摆那个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

周总理接着说：“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话。请你把你所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把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说，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我纯粹是毕恭毕敬地说：“总理，我郑重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到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然后我开始讲，总理的秘书做记录。周总理自己也拿个本子记，但记得不多，有时他也问一两句，但基本都是我在讲，他在听，我从凌晨两点讲到五点。

五点天亮了，周总理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我下面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七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一起谈。”】

第二天，蒯大富找了三个同学，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跟周恩来讲情况。而这次周恩来也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叫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起来听蒯大富和他的同学讲清华大学的情况。这次蒯大富等四个学生又讲了三个小时，秘书把他们的讲话记录在案，然后周恩来派人送他们回学校。

周恩来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找蒯大富这么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因为这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找蒯大富谈话的，周恩来也明确地对蒯大富说：“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话”。

毛泽东让周恩来找蒯大富谈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搞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和证据。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帮毛泽东搞“整”刘少奇的材料呢?

（29）

前面我们提到，根据吴法宪的回忆，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用非常斩钉截铁和毫无商议余地的口气，对周恩来说：“我对刘少奇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毛泽东很了解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个人对刘少奇并无好感，但周恩来总是顾全大局，凡是影响党的团结与稳定的事情，周恩来都是反对的。罢免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对党的冲击波太大了，所以周恩来不会赞成罢免刘少奇。如果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周恩来：“你看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样?”周恩来肯定会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婉言反对罢免刘少奇。

毛泽东明白，罢免刘少奇这件事，是不能跟周恩来商量的。因此，毛泽东用完全不给周恩来说话余地的口气，非常斩钉截铁地对周恩来说：“我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果然，在毛泽东坚定的态度面前，周恩来妥协了，他只得同意罢免刘少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那就是跟毛泽东翻脸了，那就很可能出现周恩来最担心的事，也是周恩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那就是毛泽东另立中央，重上井冈山。

既然周恩来同意了“拿掉刘少奇”，那么毛泽东要求他帮助搞罢免刘少奇的证据材料，周恩来就无法拒绝了。

周恩来这次搞材料，也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如果是一般人办这件事，很可能是自己高高在上地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派人把蒯大富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谈话。如果是这样，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就会紧张和顾虑，不敢畅所欲言，这样很多真相就无法搞清楚了。

因此，周恩来第一步要打消蒯大富的惊恐感和紧张情绪，所以他不惜屈尊，亲自去学校找蒯大富谈话，用平等的姿态，和蔼的语言，打消了蒯大富的紧张和顾虑，让蒯大富敢于放开讲话。但周恩来与蒯大富两个人的单独谈话，是不能当作证据的，所以真正的谈话，其实是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让蒯大富叫三个同学，作为蒯大富的证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谈话。而周恩来也叫来谭启龙和江渭清一起听，作为周恩来的证人。这样，周恩来搞出来的材料就比较真实可靠，无懈可击。

那么毛泽东具体是哪一天当面跟周恩来甩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呢?从各种迹象分析，应该是在1966年7月27日。这个推测主要有三个证据：第一个是证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7月27日这天，毛泽东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这是非常异常的;第二个证据是7月27日至30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所以毛泽东要在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把罢免刘少奇的事情内定下来。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第一，会议公报的送审传阅名单上，居然没有刘少奇;第二，在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即是林彪;第三，公报初稿上，曾引述的刘少奇几天前的一段讲话，被删掉了。

（30）

这三件事表明，刘少奇在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层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最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过是在名义上追认这个决定而已。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的呢?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回忆(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7月28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清华大学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从刘涛的回忆可见，刘少奇应该是在7月28日，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所以才异常激动地说了那么一通话。这也可以作为第三个证据，显示毛泽东是7月27日当面跟周恩来说“拿掉刘少奇”。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讲话。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在公共场合讲话。

会上邓小平第一个发言，然后周恩来作了讲话，他一方面肯定工作组都是好人，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央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周恩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这里用“我们”这个复数词，有意减轻刘少奇个人的责任，体现出周恩来虽然同意拿掉刘少奇，但还想尽量缓和刘少奇的错误。

最后是刘少奇发言，他应该也预测到，这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话了，所以刘少奇要珍惜这次机会，乘现在还有话语权的时候，要把他想说的话赶快说出来。

第一，刘少奇要替自己辩护，他不承认他派工作组有错，认为当初中央决定派工作组是正确的，现在中央决定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是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了，所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第二，刘少奇要说出自己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这里，刘少奇隐晦地说，他对毛泽东搞文革有异议，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中央其它领导人对毛泽东搞文革也有异议，所以刘少奇说：“革命怎么革，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第三，刘少奇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罢官，很快就要“挨整”了。在中共党内，“整人”是很常见的事，毛泽东挨过王明的“整”，被“整”得够呛;周恩来挨过毛泽东的“整”，也被“整”得够呛;可是幸运的是，刘少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挨“整”的经验。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整”别人整过不少人，但他却没有被别人“整”过。

（31）

中共有“整人”的传统，所以每个中共高官，在当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觉悟。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曾特别跟他讲过“五不怕”的问题。

1957年6月，当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叫吴冷西去他的卧室谈话。吴冷西还以为毛泽东又什么机密相授，而毛泽东却郑重地对吴冷西说，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当时吴冷西还没有体会到毛泽东这段话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才感叹毛泽东的这段话意义至深。

从毛泽东这段话也可见，当时在中共当“高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而刘少奇作为中共的第二把手，几乎就是“高危职业”中最危险的，因此，刘少奇也准备好了这“五不怕”。几天后，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尽管刘少奇说“五不怕”，他也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在延安整风时，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过于残酷，应该制止，因此在党内制定了制止“暴力整人”的规定。此后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都没有发生暴力整人的情况。

所以，刘少奇对在党内“挨整”，还不太担心，他知道党内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会再出现暴力整人了。但这次情况却不同，刘少奇面对的，并不是中共党员来“整”他，而是非党员的党外群众来“整”他。这些党外群众，不会理会党内禁止暴力整人的规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32）

1966年7月29日的讲话，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要利用这次最后的机会，跟党外群众说，不要干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大篇幅地讲到“保护少数”的问题，特别是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

【运动中要保护少数，因为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就可能变成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但我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他是少数。

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没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对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

现在看来，刘少奇向党外群众提出“保护少数”，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表现了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刘少奇这里讲到的问题，他后来几乎都遇到了。后来刘少奇本人遭到无情和粗暴的批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众没有“保护少数”的思想，认为对待坏人就要冷酷无情。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听众对他报以鼓掌。这只是礼节性的鼓掌，感不到群众对他有特别的崇拜或爱戴。这时，有人给刘少奇递过来一个纸条，刘少奇一看，立即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大家了!”

刘少奇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出现，参会的师生更没想到，于是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走上台来，他没有同讲台上的刘少奇打招呼，甚至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只是向欢呼的师生们挥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非常冷淡。

毛泽东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在鼓掌雷动中率先离开了会场。毛泽东走后，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依然经久不息。而刘少奇却十分尴尬地站在台上，因为这些掌声和欢呼声不是给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众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的鼓掌，对毛泽东则是雷鸣般的欢呼，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说：“在大会开始前，毛泽东隐身坐在幕后，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讲话，当刘少奇说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时，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实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既然刘少奇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也就不可能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话，因此这个传闻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会场呢?大概毛泽东是想给刘少奇一个精神上的打击，让刘少奇威风扫地。毛泽东要用具体的事实让刘少奇知道：拥护你的人有多少，拥护我的人有多少。

（33）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打响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先罢掉刘少奇的官。

罢刘少奇的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它跟真的战争一样，不能只考虑杀敌，也要考虑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损失和代价。如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罢掉了彭德怀的官，但他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毛泽东损失的就是他在党内的威信。很多人为彭德怀鸣不平，以至于后来为彭德怀平反翻案的呼声不断，让毛泽东很被动。

这次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罢官的教训，他要在罢刘少奇官的同时，使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低。毛泽东的威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党内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党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众中的威信。

毛泽东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场一片欢声雷动，欢呼声长达10分钟之久。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参加这次“积极分子大会”的人，都是对造反特别积极的人，比如聂元梓、蒯大富等都在里头，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推崇和拥护。而那些对造反不积极，冷漠，甚至反对的人，并没有被选来参加这个大会，因此这个大会上对毛泽东欢声如雷，并不能代表毛泽东在整个知识分子界中的威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确是相当高的。

可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党内高层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这次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但毛泽东又做出指示，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聂元梓等47名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毛泽东让这些人参会，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数，以免出现冷冷清清，没人支持的尴尬局面。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命师生代表，只能列席参加讨论，并没有表决权。

在8月1日的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开五天会。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参加，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再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份中央对彭真、罗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决定。

（34）

这里，毛泽东用了一点小花招，他在会议的一开始，没有透露要在这次大会上罢免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试图把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小。如果毛泽东一开始就突然提出罢免刘少奇，参会的高官们就会不理解，想不通，很难让人们心服，毛泽东本人的威信也会大受影响。

所以，毛泽东要先搞一个“打通思想”，制造舆论的过程，先指出和批评刘少奇的错误，让参会者逐渐认识到，刘少奇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确应该被罢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后，毛泽东再宣布罢刘少奇的官，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威信损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事情。尽管很多高官从预备会议材料的传阅名单中，嗅出来刘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没想到刘少奇会被罢官。这时，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邓小平宣布了会议日程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汇报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刘少奇起草书面报告，所以刘少奇只得作一个口头报告，周恩来加以补充。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被排除出决策层，对这次大会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宣布的大会议程来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问题，这让刘少奇有点放心下来，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大会上，对他进行罢官。这样刘少奇又被毛泽东所麻痹，没有事先做出准备，后来被毛泽东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刘少奇开始做他的报告。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这些事情上刘少奇并无错误，也没人提出问题。刘少奇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这时，刘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刘少奇必须为此负责。

刘少奇自我检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责。”

陈伯达不满刘少奇的说法，因为他曾三次提出过撤工作组，都被刘少奇否决了，于是陈伯达插话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刘少奇知道上次否决了陈伯达的建议，这次陈伯达要对他发难了，刘少奇对陈伯达的问题解释说：“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过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伯达同志提出书面意见，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派工作组，我也发言要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35）

这时毛泽东不客气地插话，讽刺地说：“当时只讨论‘去’的问题。”

刘少奇料到毛泽东会对他不客气地批评，心里早有准备，他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讨论‘撤’的问题，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不客气地继续发难说：“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知道，他现在的地位很被动，不能跟毛泽东争执，更不能争吵，否则会被毛泽东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泽东气势汹汹地“骂”一通，还能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因此，刘少奇心平气和地再次解释说：“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步步紧逼，反问说：“怎么会中断呢?”

刘少奇继续解释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还要看一看。同时，等主席回来后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

陈伯达也向刘少奇发难，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接过陈伯达的话，用讽刺的口吻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知道毛泽东是在讽刺刘少奇，也帮腔说：“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泽东又接过陈伯达的话，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有人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击中了刘少奇的要害。毛泽东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是发动群众打倒干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刘少奇不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而是相信“干部比群众高明”，他认为自己和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要比那些群众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刘少奇的战略，就是动用干部压制群众，大人物压垮小人物。

但最后的结果证明，刘少奇的党员干部们，并没有显示出超出群众的智慧，并不高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但在辩论会上，他们居然辩不过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蒯大富。刘少奇的老干部们，除了以势压人的手段之外，显示不出任何比学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真的还不如群众高明，应验了毛泽东说的“群众比干部高明”。

（36）

刘少奇也发现他的工作组的那批老干部，的确不太高明，但此时后悔已经晚了。刘少奇只得继续解释说：“这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

这里刘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地方，因为事实上，他在7月24日，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组。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参会的中央委员不知道，所以刘少奇要对一般中央委员“遮掩”他与毛泽东分歧。

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这天的大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毛泽东期待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本想出现一个群情振奋的场面，他一带头批刘少奇，众高官一齐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轰刘少奇，出现一个一边倒的局面。可是毛泽东在会上频频咄咄逼人地对刘少奇发起进攻，但附和毛泽东对刘少奇进攻的，还是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插嘴发言，大家都缄口不言，就是周恩来也紧闭嘴唇不说话。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这个党的领袖。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被万人欢呼，不知比刘少奇威风多少倍。可是在党内会议上，毛泽东的威风没有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反应冷冷清清，这让毛泽东感到很不爽，甚至有点尴尬。毛泽东这次对刘少奇的进攻，可以说又“输”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还要继续战斗。毛泽东看出来，之所以会场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是风向标。周恩来不说话，众高官就跟着不说话，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来身上。

第二天，按照会议日程，本应该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可以毛泽东却宣布第二天继续安排开大会，指名让周恩来发言，他要逼周恩来表态。

在1966年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做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举措，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为毛泽东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已经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此之前，红卫兵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宣布为“非法组织”，指责红卫兵组织“非法煽动群众，进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毛泽东的这封写给红卫兵的信，不但为红卫兵平了反，还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红卫兵风暴。关于红卫兵的话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叙述。

（37）

8月2日上午，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从知晓。下午，周恩来在全会的大会上发言。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但他不会替毛泽东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周恩来不会干这种“给别人当枪使”的傻事。

周恩来知道，如果他积极地打出反刘少奇的旗帜，那么就会有人认为这是周恩来嫉妒刘少奇，想打倒刘少奇取而代之，这样就会有损于周恩来的威信。因此，周恩来要等毛泽东自己亲口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他不会替毛泽东干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泽东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不得不发言。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应付这种场面，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先讲了一大段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后说：“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知道，罢免刘少奇，绝不会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开这个嫌疑。因此，周恩来先埋下伏笔，说“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样一来，以后毛泽东罢免刘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与周恩来无关了。

周恩来继续说：“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派工作组的错误，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这里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指出毛泽东“撤工作组”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周恩来又主动为刘少奇分担责任，说”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这样就消除了他对刘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既支持了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但又帮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这样周恩来就在高官中，树立起一个“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

（38）

周恩来8月2日的讲话，尽管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支持，但周恩来只是不点名地婉言批评了刘少奇几句，不痛不痒的，所以周恩来发言之后，会场上仍然十分沉闷，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既不满，又无奈。看来毛泽东只有再次亲自出马“批”刘少奇，才能打开这个局面。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单独召开只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数高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样的小会上，可以不必顾忌地“发脾气”，更加大胆地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一开始先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工作组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毛泽东把工作组的错误，上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按照中共的惯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过深刻检讨之后可以过关;而一旦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就必须下台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就应该为这个路线错误负责，就应该下台。

毛泽东在这里还特别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及刘少奇的问题，这时才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参会的高官们凭自己的政治经验，明白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了，但并没有人站出来，向刘少奇发难和开炮。这些高官在思想上与刘少奇有共鸣，认为工作组即使有错，也不应成为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出众高官思想上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为了“打通”众高官的思想，毛泽东继续讲话，具体说明刘少奇的错误。毛泽东说：“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别人提意见，就是听不进，还说‘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北京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个阶级的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了。”

毛泽东这里批评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批评刘少奇不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不听陈伯达撤工作组的意见;第二，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毛泽东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经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方面，因此反对北京新市委是应该的，是正确的。

众高官对毛泽东的“打通”思想，反应并不强烈。毛泽东只得继续“打通”众高官的思想，说：“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

（39）

这里，毛泽东又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刘少奇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第二，刘少奇不允许群众贴大字报，用党纪、国法“压”群众。

但毛泽东“打通”思想的讲话，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仍没有人出来发言向刘少奇开炮，大家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

这不免让毛泽东心里焦急起来，因为如果大家一直闷不作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孤零零地讲话，会场上出现冷场，那么毛泽东就太尴尬了。

这时毛泽东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把对众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针，改变为对刘少奇个人的攻击，试图激怒刘少奇，用“激将法”激刘少奇出来争辩。因为有刘少奇出来辩论，总比没人说话的“冷场”好得多。

于是毛泽东话锋一转，用挑逗的语气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里用“有人越蹲点越……”来挑逗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两年前说过“没有蹲点的人，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毛泽东把两年前的话掀出来，试图激怒刘少奇。

进一步，毛泽东又给刘少奇扣一顶大帽子，说“对学生进行恐怖和镇压，是来自中央”，这个中央明显就是指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毛泽东又给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扣上一顶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一下刘少奇终于被毛泽东激怒了，坐不住出来争辩了。

刘少奇本来是不准备跟毛泽东进行争辩或争论的，因为刘少奇越不说话，形势越对刘少奇有利。可是刘少奇的“修养”还是不够深厚，尽管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但他还是赶不上周恩来的忍耐功夫。在毛泽东挑逗性的发言下，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发话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

毛泽东继续挑逗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忿忿不平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

毛泽东越发用挑逗的语气说：“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为什么怕群众?”

在毛泽东的挑逗下，刘少奇有点失控了，忿然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泽东见刘少奇发怒了，继续挑逗他说：“不怕群众，为什么不让人家贴大字报?说什么‘真正赞成民主’，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说过：让人家贴大家报，无非是我们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40）

刘少奇愈发失控了，当众顶撞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刘少奇这里说的“五条不怕”，就是毛泽东本人常说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回敬毛泽东，挑明说：“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么样?”

如果刘少奇十分“低调”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还不太好办，众高官也会同情刘少奇。可是现在，刘少奇十分“高调”地跟毛泽东对抗，用“五不怕”来要挟毛泽东，这不免让很多人觉得刘少奇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刘少奇这样对待毛泽东，就是要跟毛泽东翻脸了。

后来刘少奇冷静下来，也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在后来的检讨中特别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不怕’，很不好。”

刘少奇说了过分的话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插话说：“有些人对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叶剑英的话，是婉言批评和提醒刘少奇：“你这种有恃无恐的姿态不好，不要以为毛泽东不敢处分你，几百万军队是支持毛泽东的。”

毛泽东很满意叶剑英在这个时候出来表态支持他，后来叶剑英一直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与叶剑英在这次会上的表态支持，有重大的关系。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的话，放出狠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虽说刘少奇的失态，帮毛泽东解了围，让毛泽东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但这次会议，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输”了。他苦口婆心地试图“打通”众高官的思想，但众高官的思想不仅没有通，甚至还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想：高官们之所以想不通，或许是他们没有到群众斗争的现场去亲自看看，没有亲身的体会。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周恩来带领众高官，去参加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亲身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个中央委员，来清华大学参加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开了五个多小时。据蒯大富回忆那时的情况说：

【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时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坐小轿车啊。刘少奇没来，主席台上是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连谢富治都搬个小凳子坐在下面。

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我们两人的两个小凳子坐得特别近。有人给我递纸条，谢富治就凑过来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你看吧!”后来我问他：“你贵姓啊?”

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噢，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谢富治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说：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蒯大富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对给蒯大富平反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官僚主义的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调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调子就低下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却把工作组的错误，降级成为“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其实是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开脱”错误。

之后，周恩来又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当场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

（42）

毛泽东除了公开让众高官去大学参加辩论大会，帮助他们“打通”思想之外，也让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暗地里“拉人”、“拉支持”，但这些都没有起到大的效果。据聂元梓回忆说，在八届十一中会议期间，江青请她去家里吃饭。聂元梓说：

【江青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她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江青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我家里来了。刘少奇派人安窃听器，派服务员监视我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我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我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我要写东西，要改编剧本，搞样板戏，也处处受到限制。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

江青又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非常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我和毛主席都多。王光美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得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而我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

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话，让聂元梓大吃一惊，因为那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拿出来。江青还对聂元梓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见你。”】

由聂元梓的回忆可见，江青试图拉拢聂元梓，透露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消息，希望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时，向刘少奇开炮。可是聂元梓并没有如江青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开炮，毕竟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二把手，谁敢轻易向他开炮呢。

在中共党内，一时被批斗的人，之后又东山再起的事例很多。比如1943年彭德怀在延安被狠狠批了一番，但后来又东山再起了;周恩来在1958年被狠狠批了一番，后来也东山再起了。那么这次刘少奇被狠狠批一番之后，会不会又东山再起呢?

因此，高官们不肯轻易站出来批刘少奇，除了思想上同情刘少奇外，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他们还搞不清，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究

竟有多大的决心。

在1953年的时候，毛泽东也说过不少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高岗以为毛泽东要拿掉刘少奇了，于是公开跳出来反对刘少奇。可是没想到最后刘少奇没事，高岗却倒成了反党分子。众高官心想：几十年来，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他们两人吵一次架之后，将来又会和好的。现在，众高官接受了高岗的教训，在看不清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下了决心打倒刘少奇之前，不表态是最安全的。

毛泽东也清楚，众高官不肯表态的原因，其中有高岗事件的后遗症。此时，毛泽东明白了，必须用一个什么方式，让高官们相信，他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于是在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世界明明白白地宣布，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43）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毛泽东宣布在战友关系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刘少奇早年与毛泽东思想是比较一致的，甚至比毛泽东更“左”一些，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少奇在解放区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泽东还批评刘少奇太“左”了一点。可是后来，刘少奇的思想右倾了，毛泽东的思想反而左倾起来，两个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达到决裂的地步。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右倾的呢?从现在透露出来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与他跟王光美结婚，有密切的关系。刘少奇是从事工人运动起家的，发动工人跟资本家进行斗争，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没有什么好感。可是1948年8月，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王光美结婚之后，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刘少奇喊“打倒资本家”，但并没有亲身接触过资本家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是刘少奇跟王光美这个资本家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后，他很喜欢和欣赏王光美，进而爱屋及乌，对王光美的资本家岳父岳母很有好感，进而对王光美家族的资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进一步，又对整个资本家阶层有了好感，最后就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好感起来了。

夫妇双方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感染对方的气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贫寒家庭，身上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气息，所以也不会对她们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一位有教养的，注重外表修饰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这样出身大资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资本家的环境里，身上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气息，她的资产阶级气息就感染到刘少奇身上。刘少奇与王光美非常恩爱，这样一来，刘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转变，受到身边最亲近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共产党员是要消灭资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不免就会对资本家同情起来，会影响到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主人公保尔与资本家女儿冬妮娅从恋爱到决裂的故事。

因此，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中共党内不少人对此是有看法的。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曾在会上不点名地骂刘少奇说：“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44）

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是非常恩爱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对于掌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历史上不少皇帝因为“爱美人”，而毁了自己的江山。因此，旧中国有一种“迷信”，认为有权势的大人物，对女人的喜欢应该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宠爱”。一旦出现了“宠爱”，就会给大人物本身，甚至给国家带来灾祸。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迷信，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科学的道理。男人一旦宠爱女人，为了让女人高兴，往往会一时冲动，不惜一切代价地作出一些事情。这种不惜代价的事情，最终往往会让男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仅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会损害到自己心爱女人的利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宠爱”自己的妻子，如果说毛泽东对江青还有一些放任，那么周恩来对邓颖超是很严格的。邓颖超在党内的资格非常老，是仅有的几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党员，按照资格和贡献，邓颖超完全可以在党政机关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毛泽东也多次提议让邓颖超出来工作，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因此，邓颖超在建国后一直没有职务，几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

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绝对不会喜欢家庭主妇式的寂寞生活，邓颖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总是遭到周恩来的反对。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样做是“过于自私”，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周恩来的做法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

当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也是在走钢丝，非常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如果邓颖超出去工作，说不定在哪里一个不小心，就会犯错误。而一旦邓颖超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会牵连到周恩来身上，弄不好就会让周恩来栽跟头，邓颖超就也要跟着栽跟头了。所以邓颖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会犯错误，这样不仅保护了周恩来，也保护了邓颖超自己。

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时，都曾在政坛上大出风头，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难临头了。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丈夫生前默默无闻，而丈夫死后却大出风头，一路高官高位，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从级别来讲，全国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是平级的，也就是邓颖超坐到与周恩来平级的职位。纵观中共高官的红色娘子军妻子们，能够做到与自己丈夫平级的职位，大概只有邓颖超一位。周恩来不仅生前保护了妻子，死后还给妻子留下一笔肉眼看不见的政治遗产，使邓颖超成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满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当时的硕士顶得上现在的博士后，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刘少奇看来，让王光美这样的人才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太寂寞冷落，有点太委屈她了，于是就想方设法带王光美出去，让王光美开心。

（45）

毛泽东去过两次苏联，都没有带江青去;周恩来出国访问很多次，也没有带邓颖超去。虽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带夫人一起出访的习惯，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非要学这个模式，所以刘少奇完全可以不带王光美出国访问的。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之后的出国访问，大部分都带上王光美，而且在国内接见外国客人的时候，也往往要带王光美一起会见。当时报刊电影上大登刘少奇携王光美出访的新闻，使王光美成为中国“轰动一时”的人物。王光美的风度气质不错，又可以充当刘少奇的翻译，在国际上得到了一致的称赞，也树立了新中国女性的国际形象。

如果是在今天，王光美这样的第一夫人，很可能成为国内女性追捧的明星人物。但在50年前的那个时代，王光美这样的做派就太“超前”了，不少人对王光美的“出风头”有抵触感情。据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儿子回忆说：“1960年代初，王光美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多个国家，王光美也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父亲退休后跟我们闲聊，说那个时候感到王光美同志的出访，虽然是工作需要，但到处放映电影，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车招手，这在共和国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尚未有这样的‘风头’。”

可见，老干部们对王光美大出风头，是不太满意的。刘少奇宠爱王光美，让她“出风头”，这却反过来使刘少奇失去了一些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威望，又特别引起了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的嫉妒，后来给王光美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凌辱和牢狱之灾。

刘少奇觉得王光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不出去工作可惜，所以积极鼓励王光美出去参与政治工作，并亲自为她捧场撑腰。1964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参与四清运动，让王光美亲自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学习。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首创“夫人参政”的先例，这也为后来江青出来参政作出了先行榜样。

刘少奇在党内大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试图树立王光美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但刘少奇这样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这样一来，干部们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印象，反而被搞糟了。这里举一个例子，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4年夏天，忽然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特别提到王光美说：“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46）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

李新的回忆，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干对王光美的普遍看法，但刘少奇却没有察觉到这个严重的问题。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又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当工作组的顾问，把一件牵扯到自己生死攸关的非常重要任务，放手交给王光美这样的政治“生手”去干。果然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砸”了，搞出一个蒯大富案件，自己制造出一颗打倒刘少奇的炸弹。

刘少奇开始右倾后，开始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又间接地引发了1953年的高岗事件。

高岗1905年生，比毛泽东小12岁，比刘少奇和周恩来小7岁，比邓小平也小1岁，在党内高层属于年轻的一辈。高岗1926年加入中共，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一度权势接近于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但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毛泽东，他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先发展一个阶段之后，再搞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发展富农党员”和“党员可以剥削”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在1950年1月28日与中组部安子文等人谈话说：

【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国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例如雇难民去做工，不能叫做剥削。凡是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在这种“不触动私有制”搞建设的风潮中，作为东北地区行政首脑的“东北王”高岗，独树一帜，带头在东北地区大搞社会主义改造，大搞公有制。因此，毛泽东对高岗十分欣赏，认为高岗的思想与自己接近，所以越来越重用高岗，经常与高岗单独谈话。

（47）

毛泽东与高岗的单独谈话中，说过一些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比如，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毛泽东曾对高岗说：“刘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说了一些批评刘少奇的话，并不等于毛泽东要撤换刘少奇。毛泽东只是觉得刘少奇的思想与他不合拍，批评刘少奇一下，“推”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毛泽东就准备削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高岗接收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试图培养高岗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五个“巨头”。

毛泽东提拔高岗，只是想让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并没有想让高岗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想要“换马”了，想用他来取代刘少奇，于是四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高岗自以为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最高信任，不免有点得意忘，在众人面前得意洋洋起来。高岗又私下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等，违反了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样一来，他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毛泽东也觉得高岗这样的做法不行，辜负了自己的信任，于是从“保”高岗的立场，转到“批”高岗的立场。

而从高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而现在居然毛泽东也要批自己了，一时间想不开，就自杀了。

高岗这样的悲剧，在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领导为什么要突然提拔我?

领导突然提拔一个部下，并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时候只是为了权力的平衡，为了“掺沙子”，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领导真的要重用自己了，于是就翘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来，结果得罪了很多人，很快造成自己的垮台，文革当中，不少人昙花一现地突然官升得很高，而没几天就被打倒在地，这里面很多都是因为高岗式的错误。

刘少奇在高岗事件之后，检讨了自己的右倾错误，积极跟上了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步伐，所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是1960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又开始向资本主义倾斜，这就引发了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矛盾，继而诱发了文化大革命。

（48）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他一生中最具战斗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本来是一篇短文，毛泽东却给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要理解毛泽东这篇大字报的意义，首先要理解《大字报》这种形式的特点。

人类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级对下级有了不满，他可以进行批评。如果下级不听批评，上级可以用权力对下级进行降职，解雇，甚至监禁等处罚;相反，下级对上级有了不满，那他就只能提意见。但如果上级不听意见怎么办?这时候下级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忍气吞声，要不然就奋起造反。

造反有两种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装暴动，而非暴力造反则是用游行、示威、大字报等手段，迫使上级接受下级的意见。因此，大字报成为下级对上级，或者群众对干部发泄不满，非暴力造反的一种形式。所以，从来都是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而没有领导给群众贴大字报的，因为上级完全没有必要给下级贴《大字报》来表达他的不满。

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是镇压，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是造反，这是人类社会的法则。毛泽东是刘少奇的上级，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不满，是可以使用批评、降级等镇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是刘少奇的上级，还是刘少奇的兄长。从年龄上来看，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里，除了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泽东年龄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仅是领导，也是他们的兄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小弟应该尊敬兄长，是基本的礼节。因此，毛泽东可以摆出兄长的资格，在小弟们面前大咧咧的说话，不客气地批评小弟弟们，在态度上并无什么失礼的问题。

刘少奇年龄比毛泽东小5岁，又是毛泽东的下级，按理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应该使用上级对付下级的“镇压”手段，而不应该使用下级对付上级的“造反”手段。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用的是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学校领导，给一个学生贴大字报来表示他的不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毛泽东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这就是为了“争取人心”。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谦虚”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中，处处表现出谦虚的态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其中特别指出毛泽东的谦虚态度。该文写道：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毛泽东并没有摆出自己是“天才导师”的大架子，对下级或群众指手画脚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谦虚地说：“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作为国家领导人，能有这样谦虚的态度，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好感，更会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人品的佩服。

（49）

这次，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也是表示一种谦虚的态度。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用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下发一个批判刘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这种方法，会让人们对毛泽东产生“以势压人”的印象，影响毛泽东形象和威信。而毛泽东用《大字报》这种下级对上级的形式来批判刘少奇，就会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有谦虚的感觉，感到毛泽东不是以势压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好感。

同样，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文章措辞的口气也很谦虚，而且很短，只有两百多个字，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里面有“爱憎分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针对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憎”的态度，使用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愤的词句;而第二种态度，是针对这篇《大字报》的读者，毛泽东又表示出“爱”的态度，很客气地用了“请同志们重读……，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等建议和商量的谦逊词句。这样一来，使第三者的读者，不会感到毛泽东有以势压人的傲慢。

同时，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也是写给两种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种人是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高官们，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公开表示出他与刘少奇的彻底决裂，试图以此来打消那些高官们批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

第二种人是一般党员和一般群众，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给人以好感;另一方面，毛泽东采用了群众发明的《大字报》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众一样：我也写《大字报》，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们造反队伍中间的一员。这样一来，群众对毛泽东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觉得毛泽东是自己的“贴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凭着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身份，利用群众的“个人崇拜”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强悍的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谦虚的一面。如果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那么这个“个人崇拜”，也是毛泽东自己“经营”出来的，绝不是靠报纸上空洞地喊几句“天才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来的。如果认为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毛泽东的口号，就能把人民群众欺骗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众的智力。

（50）

毛泽东从来没有小看人民群众，他经常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收买人心”。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样，要想得到较多的选票，就要收买人心，而收买人心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亲民”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在“亲民”方面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中学生的角度来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平易近人地亲自写信给他们，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毛泽东的亲近感。同样，毛泽东在文革中，亲自戴上红卫兵袖标接见红卫兵，表示他也是红卫兵的一员，使红卫兵感到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得到了红卫兵的人心，得到了红卫兵的真心拥戴。

另外，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使用了一些谋略，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各次中央会议上，只是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与1962年和1964年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刘少奇的报复，而是另有考虑。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试图“打通”高官们的思想，希望他们认识到刘少奇犯了大错，应该罢官。可是高官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打通，这是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太小”，不足以成为罢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大字报》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刘少奇的错误，不仅仅是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来，刘少奇的错误就是一贯的，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罢刘少奇的官。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虚构传闻，说毛泽东曾在某次会议上，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从这个虚构传闻来看，毛泽东似乎说话很霸道，根本不给别人面子。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是很注意语气和风度形象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刘少奇多有讽刺，但绝不会像小孩吵架那样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明白，当众对刘少奇说这样没水平的话，并不能杀伤刘少奇，反而损伤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在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记录中，记载了他于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但毛泽东并不是当面对彭真说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场的时候，跟第三者说的。毛泽东不会当面对彭真说这种霸道的话，因为这样做，与其说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说是羞辱毛泽东自己。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当着刘少奇或彭真的面，说这么没有风度的话。

（51）

那么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呢?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饭厅里贴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有人撰文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还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旁边就坐着刘少奇和周恩来。”

这些说法都是传闻，实际上毛泽东出笼《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宣读，也没有张贴。

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草稿，由秘书徐业夫誊写在信纸上，然后送印刷厂铅印。铅印出来的草稿，毛泽东再次进行修改，然后正式铅印出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于8月7日在会议上发给每一位参会者。

8月7日，毛泽东突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原先的会议日程所没有的东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参会者的震惊。

不过毛泽东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还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变动之前，先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打个“招呼”，对他们解释一下这件事的原因，让他们不至于到时候过于惊讶，以及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不该说的话”。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这也是表示一种信任。

毛泽东的“打招呼”，并不一定自己亲自出面，往往交给别人来办这件事，这次毛泽东让周恩来负责这次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只有少数重要高官参加的打招呼会。据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吴法宪回忆说：

【周恩来突然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20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议。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52）另外，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廖汉生也回忆说：

【(8月6日)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这张大字报，让我向大会传达，但后来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廖汉生的回忆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了回去。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决裂”的问题上，曾经动摇过，等了一天。这一天，刘少奇如果登门向毛泽东检讨，或者向毛泽东送上一份检讨书，或许毛泽东会改变彻底打倒刘少奇的主意。可是刘少奇在这一天，并没有任何表示“反悔”的行动，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晚上最后下定决心，发表这篇《大字报》，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8月7日《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自然在参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抛出这张《大字报》，登高一呼，参会者就会积极响应，出现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攻之的场面。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群情激愤炮轰刘少奇的场面。尽管毛泽东已经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决裂，而且事先还让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动员，但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开炮。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铸谈话。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发言中向刘少奇开炮，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多数人的态度还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闭口不言。陈伯达作为理论家，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支持毛泽东，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泽东招在大连修养的林彪来参会，毛泽东希望林彪再现当年庐山会议的风姿。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毛泽东急招林彪来开会。林彪一到会，就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为支持毛泽东立了大功。可是这次林彪到会以后，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刘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

林彪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和空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

（53）

【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不能像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建设，那样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在灵魂上大震动，像这次就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

林彪这些大话，都是理论性的，是与批刘少奇无关的。在批刘少奇方面，林彪的嘴很“紧”，他说：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这次运动开始时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由林彪的发言可见，他对刘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痒的，这当然让毛泽东不满意，但此时的毛泽东也无可奈何。至于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林彪来参会时，再三推辞让他当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但毛泽东不准，于是林彪心里也不快。

这次批判刘少奇，连最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没有立场坚定地，火力全开地批判。林彪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其他人，这样一来，批判刘少奇的大火，愈发煽动不起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批判刘少奇的应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显带有抵触情绪。因此，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倒刘少奇的计划，又失败了。

（54）

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这个目标毛泽东是完全失败了。第二个目标是从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然而罢免刘少奇，就等于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泽东还必须改组政治局常委。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必须经过一个“组织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的组织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政治局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章》所说的产生程序很模糊，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提名。在党内推举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确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党主席对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步：预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提交目前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等额选举”。所谓“等额选举”，就是候选人是事先指定的，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选人。

第三步：决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预选之后，就提交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决选。决选也是“等额选举”，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赞成”或“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选人。

第四步：移权。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之后，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权力移交给新的政治局常委。

这样看来，产生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提名，第二个是预选。因为只要预选通过之后，决选一般都能通过的。

在“提名”的问题上，根据党规，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选人的权利，但是决定新常委候选人名单和排名次序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党主席的，这也是党主席的最大特权之一。

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因为有“最后决定权”，在理论上，毛泽东是想提名谁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决定。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要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上进行表决和预选，因此，每次表决都是对毛泽东的一次考验。

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对他的住处毛家湾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从许多书籍或文件的空白处，发现不少林彪亲笔写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句评价毛泽东的话：“他(指毛泽东)的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十分中肯。毛泽东并非人们想象的皇帝，他虽有非常大的提名权，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不能得到多数赞成票通过的话，他这个党主席的权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泽东对表决这件事，自然是非常忧虑的。

（55）

毛泽东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如果损害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过。现在毛泽东在高官中的支持率并不高，所以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不能过分得罪现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为慎重，毛泽东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为这样产生的冲击太大，弄不好会崩盘。

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分步罢官”的计划，一次搬动刘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动太多。这次，毛泽东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只是把他的排名，从第二位，向后挪动到第八位。对刘少奇这样的处分，并不算太重，与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分相比，那是相当轻了。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提出的新常委候选人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泽东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现任常委全部保留，只是增加了4名新人，这样可以降低现任常委的反对情绪。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陈伯达、康生和陶铸是毛泽东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的人，毛泽东还需要照顾一下周恩来的“利益”。

关于新常委的名单，还有一个插曲。最初的名单中，陶铸排名最末(亦说排名第七)，在最后审定时，毛泽东把陶铸调到陈伯达之前。据陈伯达回忆说：“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

陈伯达这么做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为陈伯达一直从事秘书这种“秀才”工作，没有担任过具体的行政领导。而陶铸长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行政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另外，陶铸曾经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陈伯达这里还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也就是说，这个常委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那么这个常委名单又是什么时候拟定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8月6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商议决定了新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

【8月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周恩来)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来年谱》中所谓的“到毛泽东处开会”，是指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个人开会。《年谱》同样证实了陈伯达的话，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

（56）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召开这次中央全会之前的7月27日，就与周恩来商议好，罢刘少奇的官，让林彪取代刘少奇，但那时还没有决定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在8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拟定了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和排名。

这次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这件事，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表现出刘少奇在此时已经彻底出局，失去了最高决策资格。不仅如此，在前一天的8月5日，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年谱》中这样记述：【8月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周恩来年谱》暗示说，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是毛泽东的意思。王光美后来也回忆说：【8月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原定安排，会见了赞比亚工商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权力，就是象征着停止他国家主席的权力，因为代表中国会见外宾，是国家主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刘少奇大概早就料到这些，所以“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而将要成为第二把手的林彪，居然也没有参与这次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策划，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与毛泽东商议之后，拟出一份名单，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是在拟好名单之后，才报告林彪的，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林彪的意见。

关于这点，我们以前曾经交代过，如果事先跟林彪商议，林彪肯定是不同意他担当第二把手的，所以毛泽东来个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得不当第二把手。

但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名单，好像耍猴一样，就把他推上第二把手的位置。从林彪看来，他这个所谓的第二把手，实际权力还不如周恩来大，好像是一个傀儡，所以他很不情愿地出任第二把手，并特别声明：“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定下名单后，下一步就是提交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进行预选。这个预选，不一定当面开会，也可以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把这份名单在各个现任常委中间传阅一下，同意的常委就写下“同意”，不同意的常委可以写“不同意”或者“保留意见”。从现在公布的情况来看，这次预选并没有开会，而是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进行的。

（57）

预选的结果，当然是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局改选名单，但是通过得很勉强。毛泽东在1967年5 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提到说，这次预选的结果，他是勉强过了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他们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陈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对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选名单，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同意，而刘少奇、朱德、陈云不同意，这样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通过，所以毛泽东说“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在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投了赞成票，这是后来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份政治局常委改选名单，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以前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铸、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并不是副主席，让他们排名在副主席之前，显得不伦不类。最后，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新政治局常委名单通过预选后，8月12日在大会上进行决选，这当然是肯定通过的。不过大多数人因为事前没有被“打招呼”，所以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感到“震惊”。据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陈宽宏回忆说：“选举前，我在分发文件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单时，惊奇得不得了：刘少奇怎么排到了第八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王光美回忆说：【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

从王光美的回忆也说明，林彪对批判刘少奇是消极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58）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对与毛泽东来说，在这次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又是发脾气，又是写大字报，又是私下动员，又是召来林彪助阵，依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要掀起批判刘少奇，但掀不起来，连林彪这个铁杆都不积极;毛泽东要罢刘少奇的官，但只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还不得不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十分被动，可是说是栽了一个跟头。

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还必须讲话。毛泽东首先说大家关心的召开中共“九大”问题，他说：“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然后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

毛泽东这里，没有强硬地说这次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而是谦虚地说：“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的实践。”毛泽东说这样谦虚的话，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会产生一些好感。

然后，毛泽东说到党内派阀问题，他说：“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这里，公开承认党内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刘少奇又是一派。毛泽东把党内的“派”，说成是“正常现象”，这是针对那些惊奇不已的中下层干部说的，因为这些人想不到毛泽东会与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发生斗争。毛泽东要告诉人们，他与刘少奇的斗争，也不值得奇怪，党内一直都有派系，有派系就有斗争。

之后，毛泽东又提到刘少奇的问题，他不点名地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再团结。”

毛泽东知道，这次他罢了刘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同情刘少奇。因此，毛泽东要安抚一下那些同情刘少奇的人，暗示他将来会给刘少奇出路的，这样可以使那些人对刘少奇的同情心有所减小。

最后，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59）

毛泽东嘴上说“这次会是开得好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次会议开得并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并没有被毛泽东“打通”，他们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不少人在思想上对刘少奇有共鸣，有同情，这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毛泽东的胜利，仅仅是在组织上罢掉了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这也仅仅是把刘少奇在党内第二位的排名，向后挪动几位，还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只是获得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力量，已经相当空虚了。毛泽东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党内的力量来彻底打倒刘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销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党内都很难通。因此，在此之后，毛泽东放弃了利用党内力量打倒刘少奇的试图，完全依靠群众和红卫兵来打倒刘少奇了。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用党内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但毛泽东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只好转而利用红卫兵和群众的力量，才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完全可以不召开这次大会，可以不必罢刘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红卫兵和群众打倒刘少奇，这样的效果更好。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不仅自己在会上搞得灰头土脸，还埋下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为毛泽东要在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就必须在组织上补充一个人来填补第二把手的空白，这个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泽东直接动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就不会产生组织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当接班人，他批判刘少奇可能更大胆一些，支持毛泽东可能更积极一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了也不要自己负责的话，那我们就会大胆去做，无所顾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需要自己负责的话，我们就会谨慎得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话，中国不管出了什么乱子，他都可以不必为此负责，他可以随时回家去养病。可是林彪一旦成为接班人，中国出了乱子，他就逃不掉责任。所以林彪从自保的角度来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不能乱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因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养病了。

毛泽东在1960年大跃进犯了大错，但那时林彪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为林彪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林彪对大跃进饿死人应该负责任。也正是因为林彪没有责任，他才敢于大胆地支持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毛泽东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不硬推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反而会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地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这样文革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果。【本节完】

# 第十五节 红卫兵登场

（1）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看到自己在党内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倒刘少奇，于是马上改变斗争的方式。六天后的8月18日，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序幕。

在谈红卫兵运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谈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认识了这几个基本问题之后，再谈论红卫兵的各种行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问题是：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吗?

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认为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现在的影视作品，基本上把红卫兵描绘成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冷酷无情机器人。很多人认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脑了，毛泽东一声号令，红卫兵就纷纷响应，盲目造反，干出各种荒唐和疯狂的暴行。

这种看法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觉悟。当年中国固然是大搞个人崇拜，新闻报刊铺天盖地的宣扬毛泽东思想，每人一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捧成了“神”。

红卫兵虽然年轻，但也绝不是文盲，都是读了很多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绝不是毛泽东用一本“红宝书”，再挂上“四个伟大”的头衔，就可以把他们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认为红卫兵被洗脑，他们的证据就是红卫兵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他们认为“狂热”就是愚蠢，“冲动”就是没有理智，一个人表现出来“狂热”和“冲动”，那就是被洗脑的表现。

的确，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常识：谨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聪明的;而狂热冲动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愚蠢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条古训：“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样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业;而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是狂热冲动的人。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热冲动的人写下的。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除孙中山和黄兴年龄稍大外，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宋教仁23岁，胡汉民26岁，汪精卫22岁，陶成章25岁等等。这几十个既没有枪，也没有钱的年青人，却要起来造反，试图推翻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上井冈山，也要起来造反，试图与蒋介石的千军万马对抗，是不是也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也成功了。

（2）

毛泽东和林彪都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和林彪也有狂热和冲动的一面。林彪有一段著名语录，在文革时被编成红卫兵的《语录歌》，到处传唱。林彪的语录是这么说的：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巨大的胜利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有，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毛泽东说“打败就打败!”，这就是狂热和冲动的表现。文革早期，《林彪语录歌》非常受红卫兵的欢迎，因为它正好符合红卫兵们不顾一切造反的狂热心情。虽说红卫兵们有狂热，也有冲动，但他们同时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这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有狂热，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产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习惯的崭新世界，红卫兵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虽然愚昧的红卫兵也有不少，但总体来说，红卫兵并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愚昧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是一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这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自古以来就有的天然情绪。当年的红卫兵，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出现大量的暴力行为?

红卫兵运动最被垢病的一点，就是打人的暴力行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来自什么人的指使或教唆吗?

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指使或教唆红卫兵使用暴力，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教唆红卫兵去打人。红卫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是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对坏人就应该使用暴力。

（3）

为什么红卫兵会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性格，斗争性是比较强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好斗”。毛泽东多次对外国人说到过“中国人好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人吹牛皮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什么“爱好和平”。其实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达不到那么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时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说“中国人好斗”，是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深刻理解。为了对比，我们看看邻居印度的情况。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争”。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

这里看几个印度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抗议良民证。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

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第二个例子是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盐税。甘地的支持者组织了几千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一排排的志愿者手挽着手朝盐库走去，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乱棍齐下，志愿者任凭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队伍跟上去;第二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队伍再跟上去，他们平静地等着警察把自己打倒，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是前赴后继，勇敢赴死。

第三个例子是发起全国步行运动。甘地为了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全国步行。跟随甘地步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步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的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以无声的方式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

（4）

印度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甘地认为：“一切暴力都是非正义的，即使是对敌人使用暴力，也是非正义的。”这就像《圣经》里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甘地这样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可以被佛教故乡的印度广泛接受，但中国人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中国人认为对待敌人，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敢于用暴力反抗的人，才是好汉，否则就是太软弱，太窝囊，太没有男子汉的血性。这种“男子汉血性”的背后，就是“好斗”。

基督教、佛教等提倡非暴力的宗教，都不是在中国诞生的，而且在中国影响力也不大。中国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是讲“武斗”的，《红楼梦》里虽说没有武斗，但“文斗”也是很厉害的，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更是宣扬血腥武斗的东西。中国人喜欢看“斗争”的作品，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喜欢“斗”的。

中国人的“好斗”，当然并不是一个缺点。好斗，也就是争强好胜，往往是竞争和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好斗”。

红卫兵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中国人“好斗”的血性，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好斗性格。《造反宣言》这样写道：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滚到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不但要打倒清华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者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教唆，完全是他们自己写的，这充分表现出他们继承了中国人的好斗性格。这里所谓的“好斗”，就是承认对敌人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当时，红卫兵认为那些“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既然是敌人，对他们使用暴力，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红卫兵暴行的时候，不应该单纯地指责红卫兵施暴，更应该思考红卫兵施暴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更深层的东西。

（5）

第三个问题是：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发生过一次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是什么原因引发起人们对血统论问题的强烈关注呢?说到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另外一个重大意见分歧：驯服工具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1958年7月，刘少奇在《北京日报》报社又做了一次著名演讲，进一步阐明他的“驯服工具论”观点。后来刘少奇的演讲被整理成文章《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刘少奇在文章中说：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是一场关于“个性”和“党性”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的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们，污蔑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的人，反对党员做党的工具，尤其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

【我们说，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主席、总理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有人说：“作党的工具也可以，但为什么非要作党的驯服工具不可呢?”他们对“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人瞧不起忠诚的党员，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

【既然党员是党的工具，那么党员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调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我们说，党员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刘少奇的原文中“奋发有为”四个字是没有的，他只是说“做党的驯服工具”，彭真看后提了一点意见，加上“奋发有为”，最后修改成“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早在1939年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毛泽东就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观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专门有一节讲《党性与个性问题》，这很大程度是针对刘少奇说的。毛泽东说：

【党性与个性的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有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

（6）

【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却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

【其实人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木头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奋斗。】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性和个性”问题上的分歧，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回忆说：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扬多次讨论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时也谈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异同。有一回周扬告诉我，在延安时，他同毛泽东谈过“党性和个性”的问题，那时延安有争论，刘少奇比较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周扬说，毛泽东在“七大”做政治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个性”，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毛泽东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三点是：我行我素的作风，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满足现状的心态。这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倔犟个性，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敢想敢说敢干，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和妥协。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做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驯服工具论”的态度，我们这里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刘少奇的一位司机，他回忆说：“我给少奇同志开一年车，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这样看来，刘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机当成是“工具”了。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样看来，毛泽东为人民没有了奴隶相感到高兴，当然也就不会欣赏“驯服工具论”了。

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这只是观点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所以没有引起两个人的重大冲突。

（7）

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教育方针上，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大众主义”，而刘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义”，按照当时的流行话，称之为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争论。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通过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专门高级人才，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无疑问，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因此，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尽可能地提到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这是更重要的。不过从1953年开始，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从此教育界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方面。1955年，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标志着教育的重点从“普及”倾向到“提高”方面。

此后，中国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结合起来。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大学就按照这个计划，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的学生，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因为教育与工业建设直接挂钩，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就变成以工科为主，“重理轻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学生占 $33%$ ，而到1965年，文科大学生仅为 $6%$ ，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在过去的旧中国，大学是要缴纳高昂学费的，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还要自己找，并没有铁饭碗。因此，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为。

新中国以后，上大学免费，而且还包分配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非常令人羡慕。还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学是很平等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首先他要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即使偏僻山村里的人，只要在当地考试，就能考上清华大学，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生制度，也激起了史无前例的考大学热潮。只要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成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捷径。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也纷纷挤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这么多人来竞争，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非常难考。

（8）

这种“分数挂帅”的考大学制度，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这就是“革命干部”。因为中共是从农村起家的，来自延安的“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也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造成革命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分数挂帅”的高考面前，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而革命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刘少奇为什么要搞“分数挂帅”的高考体制呢?这个起源于他的“驯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学生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要培养听话的驯服工具，让学生围绕着分数死读书，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让学生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把他们的心搞“野”了，就难于甘当驯服工具了。

自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很多革命干部据此提出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却在分数挂帅的考场上，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开后门非常难，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为革命没有任何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干部们不满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理，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更应该看“出身”，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红”子女，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革命干部的主张，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刘少奇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这样就不能让大学生太关心政治，不能太强调政治的东西。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查并不很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现”，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还是能够通过政审的。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

因为刘少奇仍然坚持分数挂帅的“驯服工具”教育方针，“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比较吃亏。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而这些优待，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没有很好地享受到，于是干部们的不满越来越大，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

（9）

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发起一次罢课事件，称“四六八学潮”。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因为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反而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受到冷落。因此，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行阶级路线，要求把“家庭出身”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文革开始后，中学生的不满与大学生的不满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们已经杀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光荣的“天之骄子”，他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并不强烈。而中学生们还要面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那些革命干部的红二代，特别不满不利于他们的教育体制。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一下子就引发起关于“血统论”讨论的大爆发。

文革出现“血统论”，这个问题还是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不过毛泽东并不赞成“血统论”，这点他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两人反对“血统论”的动机并不一样。

因为持“血统论”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对象，就是这批老革命。如果毛泽东赞成“血统论”，承认老革命的子女是“红二代”，那就是间接地承认了老革命是“红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红一代”，毛泽东就没有了打倒他们的理由，因此毛泽东是不会赞成“血统论”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无法反对“血统论”。因为“血统论”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毛泽东反对“血统论”，就等于反对他自己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好。因此，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就尽量不表态。

虽说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可以不表态，但是他对引发这场“血统论”争论的教育体制，却不能不进行改变。毛泽东改用“工农兵上大学”的体制，来取代文革前的“分数挂帅”体制。“工农兵上大学”体制，因为是推荐制，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们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一般工农也比较欢迎，最吃亏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了。

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体制重新回到刘少奇的“精英教育”路线上，但是2000年以后的教育体制改革，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收费，似乎又再次回到毛泽东的“大众教育”路线上。

（10）

我们这里再继续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根子比较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血统论”的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

刘少奇本来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可是当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并没有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反对毛泽东，而是提出一个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转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对现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防止“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用“合法的形式”来向共产党进攻。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典型地体现了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现在的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二不收租，三不开工厂，都躲在后边去了。现在的阶级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他们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或把持领导权。】

【过去我们曾用合法的方式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而现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和平演变，比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还会进行反扑。因此，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类”，防止他们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反扑和进攻。

或许刘少奇已经隐约地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冲着他们这批老干部来的，所以刘少奇要把毛泽东发起的“阶级斗争”洪水，转移到“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身上。

从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刘少奇把握着宣传界，于是报刊杂志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进行宣传，宣传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首先要看一个人“阶级成分”。一个人是“红五类”，或者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认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敌人。

（11）

那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本人并不是黑五类，又怎么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呢?一般认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长期与黑五类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类的严重影响，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视“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家庭出身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红五类”，被认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就是所谓的“自来红”，享有政治优先权，在参军、提干、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被优先考虑，成为“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政治歧视，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不少人认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强调“家庭出身”，是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正确。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是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少奇主导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报刊上大肆宣传“阶级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类”的反动性，这样就催生了血统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站在“当权派”高官们的利益立场上的，它不但没有削弱“当权派”们的利益，反而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们的支持;而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是要剥夺“当权派”们的权力，当然被高官们所反对。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不仅打破了“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理论”，也彻底打破了“血统论”。那些曾经宣称具有“自来红”血统的高干子女的“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万人批斗的对象。那些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当他们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好汉，甚至连一般人还不如，一夜之间变成与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黑崽子”。

人们看到那些“红二代”从高贵的红色贵族陨落为低贱的“黑崽子”，再也没人相信什么血统了，于是“血统论”也就不攻自破。只是“家庭出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惯性，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填写表格等时候，还在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为批斗对象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家庭出身的问题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当然家庭出身的问题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经在人民中间自发地掀起过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主张《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谭力夫，而反对《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论》。现在有一种误传，说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被判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发言。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血统论》的，于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被捕入狱。

（12）

遇罗克却在谭力夫逮捕入狱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曾发行几万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时并没有人找遇罗克的麻烦，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罗克因《出身论》而名声大起，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批判《血统论》。同时，遇罗克也写了大量抨击时事的文章，很多文章过于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当局的容忍限度，这成为他入狱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时《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而且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也已经平息了。因为此时大部分老干部已被打倒，持《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也沦为黑崽子，所以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血统论》了。遇罗克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论》，而是另外原因。

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据《判决书》，遇罗克的第一条罪状是“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这条罪状的来由是遇罗克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有很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遇罗克的第二条罪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这些“反动文章”，应该主要指的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之后写的一系列抨击时事的文章，《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遇罗克的第三条罪状是“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主要是指的“手榴弹事件”。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记载：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去看武斗，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遇罗克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认为他准备“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的第四条罪状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这是说遇罗克在关押期间的“认罪态度”不好。当时“认罪态度”的好坏，是判刑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遇罗克的“认罪态度”好一些，或者没有“手榴弹事件”，他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罗克判死刑归因于他写《出身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血统论》的观点上至中央，下至群众都在反对，遇罗克批判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获罪于当局。

（13）

接下去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认识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最早拥护毛泽东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之前，已经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出现，这些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当权派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既然毛泽东要发动的文革，是要打倒这批当权派高干，那么这些当权派高干的子女，为什么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呢?这其实与当时中学生们最关心的高考制度有关。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个问题：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只是原则性的东西，机关和学校的情况不同，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又不同，那么在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具体应该怎么搞呢?很多学校向上级请示这次运动的具体搞法。

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北京还是刘少奇负责中央一线。刘少奇在听取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时，提出了中学文革的具体搞法，他说：“这次运动怎么搞法? 先斗争黑帮(走资派)，然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

刘少奇提出的文革具体搞法，很有概括性，后来被报刊概括为“斗、批、改”三个字，在文革中广为使用，毛泽东本人也采用了刘少奇的这个提法。这似乎有点讽刺意义，后来文革中用刘少奇自己提出的口号，来批判刘少奇自己。

在中学落实“斗、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学是个级别很低的机构，除了校长勉强能称为“黑帮当权派”之外，合格的“黑帮”太少，批判的对象太少;第二，中学教师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权威，所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中学也难于开展;第三，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分数挂帅”高考制度，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都希望尽快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高考中引进“阶级路线”，把家庭出身作为考大学的重要指标。当刘少奇提出“斗、批、改”的口号之后，中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于是一些中学的中学生就直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呼吁立即改革高考制度。

毛泽东肯定了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但中央的决定，一下子还不能传达到学生中间，于是毛泽东采用登报的方式来公布这个决定。

（14）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学生来信，信中说：“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因为功课不好，受到老师的白眼”，“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这两封信都请求中央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两封中学生来信的同时，还发表社论公布了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社论》说：

【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

毛泽东作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高干子弟，而是毛泽东认为“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不合理。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但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他决定改革高考制度，使一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大为受益。因此这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为第一批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之所以狂热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改变了高考制度，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大学，改变他们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干部还没有受到冲击，所以老干部的子女老红卫兵们，误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真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后，大部分老干部成为打倒的对象，这时老红卫兵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原来是要打倒他们的父母。于是老红卫兵们马上转向，开始反过来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高干子女。因为高干子女仗着父母的地位，胆子比较大，敢于造反，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学生才敢于起来造反。随后，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大崛起，它们人多势众，把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逐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红卫兵。

（15）

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特别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在现实生活中，报刊上宣传的黑五类搞破坏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黑五类早就投降了，哪里还敢搞破坏。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黑五类投降了，放弃斗争了，所以“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红五类”的中间，反而出现了斗争。

红五类是指五类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尽管都是“红”的，但红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贫农“红”一些，贫农又比下中农“红”一些，最红的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两类人。既然把人分成“类别”，那么不同类别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特别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对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更是超过了成年人。

在中学里，“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到自己比“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最有优越感的，当然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感到自己无比的光荣和优越，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态，这又反过来造成其他类别的人对他们产生出不满和反感。

所谓“革命军人”是指现役军人，“革命干部”是指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低于十三级的干部不算“革命干部”。在小地方，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学里，有一大批“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干子弟学生，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造成了平民学生的反感，以至于冲突。

最早诞生红卫兵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华附中有一大群高干子弟，但又不像城里的北京四中、师大附中那些学校，有刘少奇、陈云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弟。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父母主要是厅局级的干部，部长级干部就算较高级别的了。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厅局部级干部家庭的学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面前，优越感是很强烈的。

同时，清华附中还搞了一些优待干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学校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女传达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这种“知情权”的区别对待，自然让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还有，学校组织只招收干部子弟“军训队”，这些都加深了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立，以至于在1964年爆发出一次“熊娄事件”。

平民出身的学生娄琦与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熊刚的父亲熊向晖当时是古巴大使)，发生了打架，校长万邦儒却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的打架错误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高度。这样一下子引起平民学生的愤怒，学校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

（16）

后来学校虽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让一般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血统”的无形歧视，“家庭出身”成为一道鸿沟，在学生中悄然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派别：干部派和平民派。阶级路线的调子越高，干部派学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荣，平民派学生对他们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后来这些情绪上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

在“熊娄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他要向团中央写信告状，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後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学校方面偏袒干部派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教训”。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干部子弟很多的学校，在“四清”的时候学校领导挨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因此清华附中的领导也很怕得罪干部子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袒护。

不过清华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却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个原因，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本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不好，校长万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个原因，当时对家庭出身的原则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来说，“重在表现”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些人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表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喜欢。

因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不喜欢那些自傲不听话的干部子弟，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清华附中校方这么做，马上引起了一批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认为，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好”，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

（17）

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时，卜大华、王铭等七个高干出身的学生，找学校团委提意见，而校团委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来吓唬一般的平民学生，当然是有效果的，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家庭出来的高干子弟，哪里怕什么“右派”的帽子。而且，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支持他们这样的“革命要求”。据卜大华回忆说：【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裕良副校长去我们家，也就是到我家里去告状。我爸爸对吴副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学校越是压卜大华这些人，他们越要反抗，他们继续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学校方面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说：“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本来清华附中的领导是不敢当众批评高干子弟的，但当时刘少奇领导的一线中央给各学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制止学生闹事。因此，学校领导才敢于开大会批评这些高干子弟。

大会之后，卜大华等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屈服，而是试图成立一个组织，用组织来与学校领导对抗。各个班级的干部子弟秘密进行串联，悄悄去清华附中旁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

据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仲维光回忆说：“我们(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他们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的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学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

一般认为，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有一个流行说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就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18）

但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却说红卫兵的创立，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卜大华回忆说：

【5月29日，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几个班的人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采用统一的名称，以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时我看到同学张承志写小字报时用“红卫兵”这个名字，觉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清华附中刚刚成立组织的红卫兵们，感到异常兴奋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用激昂口号向学校领导挑战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

这张大字报让学校领导晕懵了，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觉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事，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署名“红卫兵”的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之后，一些受到过校领导关照的学生，也自发地贴出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因为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人数更多，这样一来，学校领导依然占据上风。

不过，干部子弟们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叫来了外援。6月8日，几百人外校学生前来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在大门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北京四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但清华附中反对红卫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贴出她的大字报《致四中、十三中的干部子弟们》，说：【据你们说：清华附中在压制、排挤、专政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向你们的‘红卫兵’猖狂进攻，使你们‘义愤填膺’、‘无比慎怒’。感谢你们“自豪的”革命干部子弟们，否则怎能充分体现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造反精种呢!什么是红卫兵，你们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两派学生冲突起来，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于是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马上宣布向清华附中派驻出工作组，接替学校的领导权。

（19）

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红卫兵是一个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群众组织，它违背了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这是红卫兵的最大特点。而且在文革中，红卫兵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独立性，直到红卫兵组织的消亡。

前面说过，刘少奇公开要求中共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照刘少奇的这个政治理念，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对“不驯服”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和关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该书说：【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清华附中出现的红卫兵，“反党”的性质应该比蒯大富的大字报更为严重。因为蒯大富毕竟是个人行为，而红卫兵却是一个组织，它对“党”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不过刘少奇处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采用对付蒯大富那样的高压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融化、融合”的怀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接管学校的领导权。工作组立即召开全校大会，组长刘晋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宣布他们是坚定的左派，而压制红卫兵的原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则成为“黑帮”，成为批斗的对象。同时，工作组宣布在清华附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员，从主任到委员，都是红卫兵成员。

工作组之所以支持红卫兵，主要原因是红卫兵成员的家长，都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的支持层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这些红卫兵的高干子弟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高官阶层中就会得罪很多人，这是刘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20）

刘少奇采用“融化、融合”的办法，宣布支持红卫兵，试图把红卫兵拉拢到工作组一边来，然后把红卫兵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这样就可以把具有独立性的红卫兵，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从而实现“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刘少奇认为，红卫兵都是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融化和融合”到他的工作组领导之下。

刘少奇的想法是巧妙的，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工作组未能贯彻好刘少奇的意图，对红卫兵不是巧妙地引导，而是强行地领导，这就造成红卫兵的反感，以至于最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彻底摊牌，使刘少奇的“融化、融合”策略失败。

清华附中工作组刚进校时，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还不错，但不久两者的意见分歧就出来了。工作组想平息红卫兵的闹事作风，要求红卫兵团结 $95%$ 的大多数学生;而红卫兵却不同意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血统论观念很强的红卫兵认为，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学生，才能成为团结的对象。如果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团结 $95%$ 的学生，那么很多非“红五类”的学生都要被团结进来，这样红卫兵组织就不能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了。

工作组事事都想“管”红卫兵，而红卫兵本来就是想造反的，最反感别人什么事情都要“管”他们，因此对工作组的意见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气氛下，6月24日，清华附中里贴出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造反”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往往是在批判阶级敌人时才用，说他们妄想“造反”。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反”就是也意味着反对中共，要推翻中共。因此，当时红卫兵贴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按照传统思路思考的人，不能接受这个非常激进的主张，于是出现了对《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以及对红卫兵的围攻。

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等等，红卫兵也不甘示弱，7月4日再次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工作组长刘晋看了这张《大字报》引用的毛泽东关于造反的一段话，不太相信地说：“毛主席真的这么说过?”因为他们觉得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不过工作组跑到图书馆去查证，发现毛泽东真的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只好不说话了。

（21）

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马上被传抄到各个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时清华附中工作组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只好放弃怀柔政策，改用高压政策对付红卫兵。7月18日，工作组与红卫兵正式摊牌，据卜大华回忆说：

【这次谈话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工作组是有备而来的，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卜大华等红卫兵没有被工作组的高压态度吓住，一来他们自恃有高干父母的后台，二来这些中学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卜大华针锋相对地反过来批评工作组，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

工作组的高压政策没有吓住红卫兵，只好改用其他办法，他们一方面组织新的团委，取代了红卫兵的革委会;另一方面把两百多名红卫兵骨干分子派到校外去军训，试图强行瓦解红卫兵。可是红卫兵却表现出来意外的团结，他们不但没有被工作组瓦解，反而更加激进。7月27日，红卫兵又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进一步提出要对工作组造反。

这样一来，工作组完全失去了控制红卫兵的能力。他们的最后手段，就是去家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试图通过这些学生的家长，去管教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据工作组长刘晋回忆说：【我们去家访，想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晚，我们去宋柏林家，宋柏林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我对宋柏林父亲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胡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

不过在第二天的7月28日，刘少奇就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中央政治局做出立即撤工作组的决定，因为此时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都瘫痪了。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的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然后将这两篇大字报稿交给主席台上的江青，同时还交给江青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骆小海请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江青当场答应一定带到，并说：“我支持你们!”

果然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转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很快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的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改正错误和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毛泽东这封信的口气是非常谦虚的，不仅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就是对红卫兵提出的要求，也很客气地说：“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以毛泽东这么高的身份，给未成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写信，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毛泽东还在信中使用这么谦虚的口气，完全没有说教的口吻，这让红卫兵们对毛泽东的好感度进一步倍增。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示了三个意思：

第一、表示清华附中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并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二、表示他不仅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反，而且对全国的造反者，也“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三、指出要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重新做人的出路，并要求红卫兵“予以考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红卫兵打人暴力。

（23）

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参会人员进行讨论。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要通过层层的党组织，才能传达到群众中间，毛泽东等不急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毛泽东就有意把这封信“泄露”出去，通过“泄密”的形式传到社会上。

8月2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杨冀平，是北京矿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他首先在矿院附中，公开贴出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引起很大震动。在同一天，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钓鱼台，当面向卜大华等公开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从此，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为最光荣的称号。各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放弃自己原来五花八门的名称，一律改称“红卫兵”。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红卫兵战报》这么说：

【这个特大喜讯像春风一样，在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把“造反有理”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让红卫兵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的狂欢兴奋中，沉浸在解放和自由的亢奋中，激烈的红卫兵运动马上蔓延全国，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革命是大众的狂欢节。

然而，最初的红卫兵是靠血统论催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早期的红卫兵组织是高干子女的一统天下。因此，在红卫兵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血统论也喧嚣而上。就在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之前的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里贴出了一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很快从北航附中传遍了北京各个学校，引起极大的震动。凡是对联出现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即使这样，学生们的辩论热情丝毫不减。

（24）

中央文革率先批评“血统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对联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批评这幅对联“不全面”，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由于陈伯达的讲话，没有站在红卫兵的这一边，引起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应该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红”与“黑”两大类别，并进一步酝酿在各个学校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陈伯达改了这幅血统论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新的血统论对联：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代代相传】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

批：谁敢翻天?】

8月6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王任重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辩论大会。江青讲话说：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动。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的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

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幅对联?

我不完全同意这幅对联，道理很简单。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我想讲一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是窦尔敦对黄天坝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

既然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还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你们自己要不要来点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行不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说对不对?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现在有人撰文说“血统论”是江青等人煽动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江青明确表态反对这幅对联，也就是明确表示反对血统论的。

（25）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1966年5月16月到1966年7月28日，是文革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占据上风。7月28日中央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结束了工作组控制局面的文革第一阶段。

文革的第二阶段，1966年7月28日到10月2日。在这个阶段，各学校的工作组撤出了，原来的校领导也被打倒了，因此在各学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红卫兵组织作为新兴组织，填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成为主导文革的最大势力。

这个阶段的早期红卫兵，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也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搞“文革”目的，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他们搞“文革”的目的，是要搞一场“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要建立一套贯彻“阶级路线”的新教育体制，把家庭出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剥夺非“红五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从而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自然成为高干父辈的权力接班人。这个“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

在文革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也没有能够控制局面，而是老红卫兵搞的“教育体制”文化革命，主导着运动的形势。直到平民家庭出身的新红卫兵组织兴起，压倒了老红卫兵，开始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才把文革的方向从老红卫兵要搞的“教育体制革命”，转移到毛泽东要搞的“打倒走资派”的轨道上来。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刨根问底，“血统论”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五星国旗上，五颗星中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的五星国旗上，有一颗大五角星，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四颗小五角星。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26）

刘辉宣说的两颗星星，就是国旗上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中共干部子弟构成的威胁不大;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高于干部子弟，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干部子弟们提出“血统论”，试图用家庭出身来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保证自己的顺利接班。

关于“血统论”问题，《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中，这样写道：【这股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一部分干部子弟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头脑中的优越感思想恶性膨胀的产物，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思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这股思潮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一时迷惑了许多人。

毛泽东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后，当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毛泽东对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于是使劲地鼓吹起这股思潮。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识别能力，他们对这股思潮或表示支持，或欣赏附和，以为这股思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利于他们的子女将来接掌权力。】

在反对干部特权方面，陈伯达本人还是做的不错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1965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同时，中央党校新成立一个青年训练班，有关领导推荐陈小农进中央党校学习。可是陈伯达既反对陈小农上大学，也反对陈小农去中央党校学习，而是让陈小农响应党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陈小农在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插队务农。

不少人误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起始于自文革，其实知青插队从1950年代就开始被倡导了。1955年河南省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务农，毛泽东为此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不过在文革以前，真正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很少，所以陈小农于1965年去农村插队务农，还是很不容易的。1966年7月，陈小农回北京探亲，没有见到父亲陈伯达，于是陈伯达给陈小农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由陈小农上交给中央。陈伯达的信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

（27）

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会使自己化成人民血肉的部分。

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能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7月28日下午8时。】

陈伯达让他的儿子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这对于很多老干部来说，是做不到的。这些老干部是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奋斗到今天这个高官的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后代再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会想不通，不甘心，不甘愿，认为这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就白干了。

这种“打江山，坐江山”，认为自己流了多少血，就要得到多少回报的封建功利思想，在中国是很根深蒂固的。这种封建功利思想，提出有一种“公平”的标准，就是“立多大的功，做多大的官”，认为一个人官职的大小，应该取决于他过去立功的大小，这样才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很多人批评皇帝“杀功臣”，他们对皇帝杀没有什么功劳的大臣并不批评，可是对于杀有功劳的“功臣”，就怨声四起。

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仅是要破碎老干部们“打江山，坐江山”的美梦，而且还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功利思想，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学生，贴出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当时被称为“鬼见愁”，因为它借用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宣扬血统论，让那些想批血统论的人很难下手，没办法，所以称为“鬼见愁”。

“鬼见愁”对联成为老红卫兵们发起“教育体制革命”的引爆剂。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髙等院校，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发生了相互对立激烈的辩论。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委婉地批评了“鬼见愁”对联。对联的支持者听了陈伯达的批评，犹如火上浇油，掀起更大的捍卫对联行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就使得这场关于对联的辩论更加激烈。

*

据老红卫兵刘辉宣回忆说：【从1966年7月到10月，关于“鬼见愁”对联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就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马上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的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对联辩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靑等人对“鬼见愁”对联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江青的讲话，第二天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了北京的很多学校，但这激怒了反对者，一些学校出现了撕掉江青讲话大字报的情况。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运动的形势，老红卫兵们掀起更为强烈的捍卫血统论行动。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对联在无形之中，也成了—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装标志的风气，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了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大人衣服，紧束着宽条皮带，有些人还登了一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加上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字眼，和一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神态，“高贵”得俨然像活脱脱的流氓无产者。】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谭力夫是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他的《大字报》写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 糟得很” ，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 好得很!”……，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

谭力夫提出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教育制度的“本本和条条”，这就是老红卫兵们要搞文革的目的。8月20 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更使他成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

（29）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8月20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讲话”很好，有的単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

谭力夫的讲话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动性，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粗暴大胆，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于谭力夫讲话原文很长，这里只引用几段。谭力夫说：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这十七年里，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反动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谭力夫这段话是讲话的核心，对家庭出身血统论为标准的教育制度的正当性作出了解释。谭力夫又说：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

谭力夫8月20日的讲话，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因为在两天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红卫兵，这次报纸登出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上，刘少奇从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少人为刘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这些人出于封建功利思想，认为如果只是林彪和周恩来这样有很大功劳的人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还可以接受，而陶铸、陈伯达这些没有什么功劳的无名小辈，居然也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刘少奇“讨个公平”。

（30）

谭力夫说“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其实正是他们这些人，要把毛泽东的文革引向歧途。谭力夫接着说：

【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他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这里谭力夫是公开为刘少奇的工作组喊冤叫屈，为老革命同志“犯错误”鸣不平。他所谓的“老革命同志犯错误”，主要指的是刘少奇。谭力夫继续说：

【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这段话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刘少奇。谭力夫最后说：“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要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谭力夫把血统论，上升到“党的阶级路线”，更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对派难于驳倒他，所以谭力夫讲话得到很多人的狂热吹捧。关于谭力夫讲话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潮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袖标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也没收了。】

（31）

血统论在全国的喧嚣，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也清楚，对于这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搞“血统论”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非红色干部出身的人，挤出大学之外，以保证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有比较好的前途。可是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血统论”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为它触及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软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统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保护伞。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与人的品德好坏无关。比如一个贫农出身的人，他干了杀人放火贩毒的坏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贫农，贫农干了坏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变成富农或地主。同样，一个老革命红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堕落干了坏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干部，不可能变成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传统的观念，好人和坏人，是按照人的品德来区分的。不管是贫农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坏的就是坏人。可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样一来，贫农中间的人品坏的贫农也成了好人，而地主中间的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坏人。阶级斗争理论，不管人品的好坏，认为偷鸡摸狗的流氓无产者，也比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更“好”，这就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传统。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难题，是出在干部官员的问题上。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国的历史书也是按照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模式来写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场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戏。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把清官和贪官都否定了，认为只要是“官”，都是坏的，甚至清官比贪官更坏。

马克思生活在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代，所有的“官”说成是坏人，倒也问题不大。可是一旦当共产党自己掌权了，那么共产党的官，又怎么来定位呢?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官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官，理所当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官员，腐败堕落，变成了贪官。那么又怎么处分这些贪官呢?根据阶级理论，曾经革命立过功劳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堕落腐败，都是“自来红”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即使成了腐败贪官了，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依然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血统论”，就是强调堕落腐败的共产党干部，依然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与堕落腐败干部的斗争，就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些堕落腐败的干部。

（32）

而且，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人品坏的堕落腐败的无产阶级干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资本家更好，所以阶级斗争的重点和焦点，不应该是人品坏的堕落腐败干部，而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干部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得到一把“无产阶级”的保护伞，都可以要求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腐败堕落干部。因此这样宣扬“血统论”，也就是间接地保护了共产党的干部。

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概念，指的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而毛泽东发动时的“阶级敌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产党内的堕落腐败分子，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显然，走资派不属于是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把与“走资派”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遇到了理论上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报纸上是把“走资派”与“阶级敌人”并列，当时报纸的提法是：“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到了1975年，82岁的毛泽东，终于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其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清官贪官”理论，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好人集团，是“党内无产阶级”，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集团是坏人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是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中国的报纸，这样解释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说：【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我们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66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明他的新阶级理论，对于谭力夫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血统论，毛泽东很为难，只好采用“不争论”的策略。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代言人，说了很多毛泽东想说，但又不好直接说的意见。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有人给她递条子，说北大准备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贫协”，江青说：“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33）

据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卜大华回忆，在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大会之后，江青把他们几个学生叫到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谈话。卜大华说：

【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进去时，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批评完刘平平之后，对我们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江青这些话，也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希望红卫兵们不要讲血统论对联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红卫兵根本不听。江青说“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统论来向毛泽东的文革发难。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已经被别人利用了，这些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要把毛泽东准备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引入“阶级斗争”的歧途。

但是毛泽东也不能镇压这些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因为这样就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毛泽东也镇压红卫兵，那就等于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镇压这些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毛泽东想出一个红卫兵运动两步走的计策，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策。他不但不镇压这些老红卫兵，而且相反，鼓励他们把运动搞大。毛泽东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打倒老干部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

因此毛泽东要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这些胆子大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运动搞大，这样才能带动和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高干子弟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高干子弟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大造声势，把平民子弟的红卫兵鼓动起来。而大造声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来造声势。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你们”，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为高干子弟们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们还没有，或者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毛泽东号召平民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4）

第二天，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向全国宣传，用来消除平民起来造反的顾虑。但是被“整”怕的平民子弟，并没有被毛泽东这么简单的一次就鼓动起来。于是毛泽东想出进一步大造声势的办法，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要用真正的实际行动，把平民大众们鼓动起来造反。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前后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终于把平民大众的造反精神鼓动起来了。此后的红卫兵运动才进入毛泽东想要搞的正轨：打倒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中说：

【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

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亲自出席这次大会。据参加这次大会的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

【毛主席这天没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35）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出现在公众面前。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

张辉灿还回忆说：【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另据参加这次会见的卜大华回忆说：【我们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游行，一部分上观礼台。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毛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就走不动了，人们都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来，警卫也很麻烦，就劝他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

等了一会儿，总理来了，他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主席73岁了，我也68岁了，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

我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但是头部都是白的，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根本没有那种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里去了。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大家回去以后都很高兴，是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

（36）

参加这次会见的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回忆说：【8月18日那天，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

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

毛主席问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说“要武嘛”，解释为毛泽东要挑起武斗，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外，毛泽东又给女民兵题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让毛泽东觉得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气魄，所以说“要武嘛”。这与毛泽东提倡武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毛泽东多次明确作出过反对武斗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说：

【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后来还说：【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的水平太低。

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37）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换上了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那么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众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只得纷纷猜测。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中共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刘少奇拿掉之后，毛泽东对文革的热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高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周恩来只好费尽心思去猜测。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

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会见波兰大使，对方问起中国搞文革的目的，周恩来解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周恩来这里说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1964年开始在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农村的四清运动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此，周恩来把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在稍后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林彪当初也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就可以结束了。林彪在刘少奇自我批评后，还主动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后，还继续大搞文革。这时，林彪也把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意图，理解为“破四旧”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时也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38）

后来有人说，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破四旧”，于是红卫兵就响应林彪的号召，到处搞砸文物的“破四旧”，这有点“冤枉”林彪了。其实在林彪讲话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讲过文革要大搞“破四旧”。因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他们当时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旧”，等“破四旧”搞完了，文革也就结束了。

不过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破四旧”，也就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破四旧”的本意是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谁也看不见，于是红卫兵就要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可视化”，变成人们看得见的革命。

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

红卫兵这么搞了几天下来，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什么细腿裤、尖皮鞋也都藏到家里不敢穿出来了。于是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

本来红卫兵抄家，是为了“破四旧”，到家里去抄封资修的“四旧”，没想到抄家还发现了很多“阶级敌人”，这就更鼓励红卫兵们去抄家了。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成为后来红卫兵最被人诟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种看得见的“四旧”，是庙宇等旧建筑、旧文物。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财产，有专人看护，红卫兵刚开始还不敢动手。不过很快红卫兵就对抄家这样的小打小闹感到不过瘾了，他们要干大的，于是大规模地打砸古建筑、古雕塑等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特别关注破坏文物和古建筑的事情，特别下令军队出面，保护了故宫等著名古建筑。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筑，就损毁非常大了。周恩来在保护古文物的同时，又怕有人给他扣上一个保护“四旧”帽子，于是周恩来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以此来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旧”的。

（39）

毛泽东要发动平民红卫兵，更需要一种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赢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摆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可是毛泽东事先谁也没告诉，早晨五点钟就来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独自接见红卫兵。按照官场的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这样更加赢得了平民们对他的亲近感。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都没有讲话。有些人误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讲过这么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其实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的，文革中只是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次拿出来而已。

毛泽东不对红卫兵讲话，也是一种策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话，已经被林彪捧为“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毛泽东对红卫兵讲了话，万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也会马上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无法修改了。所以毛泽东不讲话，就可以避免万一讲出不恰当的话，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据参加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

不少人会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

（40）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本意是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之后，就借口身体原因，不再管事了。这样一来，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是主动放权给周恩来的，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况，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两人可以团结合作。而这次，他们两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致了，自然也就无法团结合作，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以前有刘少奇夹在中间，周恩来还可以避免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而现在，周恩来就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

前面说过，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到7月，这个阶段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平民红卫兵和群众团体开始主导了局势;到1967年1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夺权阶段。

在文革的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直到进入1967年1月的夺权阶段以后，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恶化。但即使是在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要对文革“升温点火”，而周恩来要“降温灭火”，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就是围绕着“点火”与“灭火”展开的。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在利用接见红卫兵大会来点火，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上一些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旧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

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泽东。”

（41）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马上开始给毛泽东泼冷水。8月24日，周恩来组织人制定出一个国务院搞文革的《十条意见》。周恩来在《十条意见》中，提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给运动泼冷水的东西。周恩来把《十条意见》转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亲笔批示说：“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马上否决了周恩来的《十条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已经有《十六条》嘛!”《十六条》是不久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的文革实施办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毛泽东否决了他的意见，他并不生气，也不气馁，而是在妥协中继续坚持。8月28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谈困难，说外地学生来北京已有十几万人，住房很紧张，建议暂缓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

毛泽东又把周恩来的建议驳回去，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的脾气就是这样，你越说不行，他偏要这么干。周恩来只得使用战争动员的紧急手段，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门，以及北京的工厂都来搞接待，安排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吃住问题。连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万多名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8月31日，周恩来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周恩来在《通知》上亲笔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

《通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发。”因为毛泽东明白周恩来是在借着“要害部门”的借口，来给这场运动泼冷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很多单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门”，来躲过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来再次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要精神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仍然被否决了。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把红卫兵建成解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那么红卫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尽管屡屡遭到毛泽东否决，周恩来却以顽强的韧劲，屡败屡战，继续坚持提出意见。9月4日，周恩来又根据新疆的告急情况，提出建议：“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新疆边界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离开。”这次毛泽东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批示：“照发。”

（42）

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与毛泽东是老对手了，他们两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边合作，一边斗争”。从1966年8月拿掉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合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斗争”的成分越来越多。周恩来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与毛泽东的斗争，不是采用“硬顶”，而是采用“软挡”。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基本上是“硬顶”，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刘少奇就要压制红卫兵，所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周恩来的策略不同，他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周恩来并没有“硬顶”，而是采取两个“软”策略来对抗毛泽东。一方面，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给红卫兵运动泼冷水，试图使红卫兵运动降温;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与毛泽东“争”红卫兵，争取人心，试图把红卫兵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争取人心方面，周恩来是高手，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天开始下大雨，但周恩来仍在雨中坚持讲话。在场的群众高呼“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给他打伞的学生，继续淋着雨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周恩来的这句话，马上引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里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喊“万岁”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很想早一点来到你们这里，但工作不能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周恩来的话，马上又引起一阵热烈鼓掌，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万岁”也都是向周恩来喊的。

周恩来很清楚，一个政治家演讲的好坏，不仅要看演讲的内容，同时也要看演讲时的表演。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在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后，大家对周恩来讲了些什么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周恩来在大雨中的“表演”，说“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却让每个人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

（43）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生红卫兵，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周恩来很快表示对这个跨校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予以支持，并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西纠”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等，试图使“西纠”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周恩来的力量。

据“西纠”成员刘辉宣回忆说：【当我们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区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区红卫兵，那么在西城区红卫兵，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周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保护老干部和维护秩序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头头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也发起成立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因为它是第一个跨校的大学生红卫兵联合组织，也称“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总指挥汪延群是汪东兴的女儿。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3000多人参会。谁都明白，这个跨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亲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前来庆祝你们!】

会场马上响起一片热烈鼓掌，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万岁”也是喊给江青的，可见文革初期，江青还是很会“收买人心”的，当然后面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

江青接着说：【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

（44）

会场上众人高喊：“对!”，然后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江青继续说：【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这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

江青讲话的关键，是试图给“一司”塞进两个辅导员，以使“一司”可以能够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

江青拉拢“一司”的红卫兵，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放过。当晚，周恩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1000多名“一司”的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说：

【红卫兵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红卫兵联络站，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不光成立总站，还要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来说到“党中央”、“林彪”、“毛主席”关心你们，但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因为这时他与文革小组是在“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周恩来利用自己掌握财物的权力，拨给红卫兵组织办公场所，提供电话，吃住等物质支持。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头支持，显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来又说：【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

周恩来讲话的关键，是说“我也是老红卫兵，你们还得听我的”，这样就试图使“一司”这个红卫兵组织，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的情况，一直在文革期间持续。

1966年9月5日，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特别指出：“免费乘坐火车”、“在北京期间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费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势必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大串联，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大骚乱。为此，周恩来是非常反对大串联的，可是周恩来也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出大串联的通知，他能够做的，只是给大串联“泼冷水”。

（45）

1966年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100万红卫兵的面，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泼冷水”发言。周恩来说：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周恩来先吹捧一下毛泽东，然后转入他的正题，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毛泽东号召学生们“大串联”，而周恩来却以抓生产为借口，公然号召学生们不要“串联”。因此，马上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次讲话是“大毒草”。为此，周恩来反驳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

周恩来说他的讲话是“中央研究的”，这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他就代表中央了。周恩来又说“毛主席看过”，这是典型的打马虎。毛泽东看过，但毛泽东是不是同意呢?周恩来并没有说。估计毛泽东看了，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因为这是周恩来的个人讲话，不是中央文件，毛泽东不好公开不同意。因为党章规定，党主席是不能干涉党员发表个人意见的。

毛泽东的内心里，当然是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泼冷水”讲话。自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两个月以来，毛泽东的文革意图，屡屡受到周恩来的各种巧妙的阻挠，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悦。但此时毛泽东的平民红卫兵还没有发动起来，他还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只能对周恩来的泼冷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6）

自从1966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国高层出现了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套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十一个人中，朱德和陈云早就成为没有实权的“花瓶”，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站”了，他们四个人尽管暂时失去了实权，但是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有随时“复出”的本钱。这四个人因为被毛泽东“罢官”，对毛泽东有所不满，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另外常委中李富春是周恩来拉进政治局的，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这样计算下来，在政治局常委的11票中，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再加上周恩来自己，周恩来可以拿到6票，基本保证可以得到多数票。

还有，林彪是同情周恩来的，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争执中，持中立态度;康生在党内高层多年，深知周恩来不易撼动，所以也是中立态度。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可用于“反周”的人物，其实只有陈伯达和陶铸两个人。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依靠传统的中央政治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另辟蹊径，他准备逐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逐步缩小政治局的权力，最后用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这样周恩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主要有两派：第一派是毛泽东的人马，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以陈伯达为首，下面是王力、关峰和戚本禹，也称北京派;另一派是江青的人马，下面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称上海派。康生的派别不明显，但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派人都是“笔杆子”，没有掌握行政权力的经验，让这些笔杆子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中央政治局，管理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毛泽东自己也不太放心。于是毛泽东就把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陶铸。

陶铸长期担任地方高官，行政领导的经验丰富，所以毛泽东就想让陶铸成为文革小组的重要支柱，将来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的时候，陶铸就可以取代周恩来，来主管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因此，毛泽东对陶铸是寄予厚望的，他把陶铸安排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并不能对陶铸直接讲，这要陶铸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去“体会”。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达到他的人生顶峰，不仅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而且兼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比如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权倾一时。但毛泽东真正给陶铸安排的最重要角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4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中央文革小组兼职的，只有三个人：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陶铸和康生是顾问。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允许陶铸把他的亲信王任重带来文革小组，出任重职。王任重是陶铸的老部下，毛泽东安排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仅次于江青的第一副组长，大大增加了陶铸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可见毛泽东对陶铸的期待之大。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有两套班子，总理一套，文革小组一套。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也可以。”

陶铸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权力，这是毛泽东期望陶铸成为制约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棋子。当时的一些大字报，甚至出现“在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提法。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前，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当然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让陶铸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可是陶铸也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误以为毛泽东真让他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了，于是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中真的“指挥”起来，这一下就惹出问题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有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陶铸进来后，并没有谦虚地加入陈伯达派或江青派，而是傲慢地试图成为这两派的领导人，试图来领导文革小组，这就引起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不满。

陶铸在党内的资格还是很老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但在八大以前，陶铸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康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一个七大代表。这此之前，康生和陈伯达在党内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因此康生和陈伯达对陶铸趾高气昂地来领导自己，感到有些气不平。

如果说陶铸对康生和陈伯达趾高气昂，还不算问题太大，可是陶铸对江青趾高气昂，这个问题就大了。文革开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人，都看出江青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毛泽东，所以对江青的态度都非常尊重。周恩来对江青的“尊重”是众所周知的，康生也变得尊重江青了。康生和江青是同乡，都是山东诸城人，所以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文革前康生对江青还摆点架子，见面说话时，对江青总是直呼其名。文革开始后，康生对江青也变得客气和尊重了，见面时对江青开始用尊称“江青同志”。

（48）

陶铸的政治生涯也不算短，但他长期在做地方官，不熟悉中央复杂的人事关系，政治嗅觉不敏锐，居然没有察觉出江青的特殊地位，误以为毛泽东让他去领导江青。因此陶铸就不买江青的帐，与江青当面争吵起来。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966年9月的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吴传启?”

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吴传启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吴传启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对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

陶铸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用命令的口气，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另据王力回忆此事说：【陶铸和江青争吵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原本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彪不敢接近陶铸了。】

跟主席夫人争吵，连林彪夫人叶群都能看出来，这是犯大忌的事，陶铸居然看不出来。他这样缺乏政治敏锐性的人，“倒台”是自然的事。毛泽东让陶铸加入文革小组的本意，只是要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让他领导文革小组，因为文革小组必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

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代言人，就像江青曾坦言的那样：“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因此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代言人，也是毛泽东的“代过人”，出了错让江青挡着，这样毛泽东本人就灵活多了。

（49）

陶铸并没有理解江青在文革小组的角色，误以为他自己是文革小组的大老板，俨然用一个大老板的口吻训斥江青：“你干涉的太多了!你管得太宽了!”

陶铸这种大老板的口吻和姿态，自然引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可是陶铸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他有毛泽东这个大后台的支持。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主席也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知道陶铸没有在中央工作过，所以特别提醒陶铸说：“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要陶铸尊重别人，特别是暗示要尊重江青。毛泽东前面说了几句批评江青的话，其实是“反话”，实际上提醒陶铸要尊重江青。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真意，反而误以为毛泽东真的支持他，误以为毛泽东真要让他领导文革小组，结果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

更让毛泽东不快的是，陶铸加入文革小组，还破坏了文革小组的团结。陶铸试图要领导文革小组，这就惹翻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这些人一致反陶铸，声称不能与陶铸共事，要把陶铸排斥出文革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拿掉陶铸了。

当然，毛泽东要拿掉陶铸，并不等于要打倒陶铸。毛泽东之所以产生打倒陶铸的念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最初毛泽东的安排，是要让陶铸来掣肘和牵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陶铸也是明白的。在陶铸刚上任的一段时间，他曾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周恩来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1966年8月23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表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谁都可以怀疑。”

陶铸这句话，明显有针对周恩来的倾向，意味着周恩来也是可以被怀疑的，这当然引起周恩来的不快。据陈伯达回忆，周恩来听到陶铸的讲话后，不快地说：“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反驳陶铸的观点，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那就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

（50）

但陶铸对周恩来的发难，只是这样间接地说一些话，并没有进一步大胆地挑战周恩来，这也让毛泽东不满意。不过最终引发毛泽东打倒陶铸的，是1966年10月国庆节的“换头术”。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按照惯例，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这时周恩来就利用自己负责国庆节庆典仪式的权力，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亮相。周恩来还指示：按往年的规格，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

周恩来的做法，委婉地抵制了毛泽东，让被批斗的老干部上天安门亮相，就是对红卫兵的一个打击，间接地保护了这些老干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套做法，也早已料到，这时他也还不得不对周恩来让一些步，对周恩来这么做也不生气，对周恩来这么做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没有欠毛泽东的“情”。

让毛泽东生气的，是陶铸的做法，因为陶铸欠了毛泽东的“情”。陶铸当然无权干涉周恩来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但陶铸可以利用他主管的中宣部，可以下令新闻媒体不刊登刘少奇等人的照片。可是事实上，陶铸不仅刊登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甚至还使用“换头术”，把照片中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头。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说：【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又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成为陶铸一大罪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陶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应该是出自陶铸对自己身份的“认识”问题。陶铸当时有双重身份，在周恩来主导的中央政治局那边，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边，陶铸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用文革小组来取代政治局的用意，所以他把主要的工作精力，不是放在中央文革小组这边，而是放在了中央政治局那边。

据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实际便没有了，虽还有一批书记处书记，但没有开过一次书记处会议。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后，曾经正式提出健全中央书记处，但没有成功。】

（51）

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逐步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便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可是陶铸却相反地提出“健全”书记处。陶铸当时以为，中央政治局是“正统”，看不起“文革小组”，所以想方设法加强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陶铸以为政治局的地位加强了，他本人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陶铸试图加强政治局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背道而驰，反而在客观上帮了周恩来的忙，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这次国庆节活动的报道，周恩来给陶铸的指示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办。当然陶铸要抵制周恩来，也是可能的，不过周恩来的想法，与陶铸的想法是一致的，陶铸也试图加强和突出中央政治局。要突出中央政治局，就要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有照片，所以陶铸不仅登了刘少奇的照片，还用“换头术”来突出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陶铸为什么没有请示毛泽东呢?可能是因为陶铸误以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登上天安门了，那么登他们的照片，毛泽东也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陶铸就按照惯例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陶铸没有想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上天安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对周恩来的让步。

毛泽东对陶铸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他认为陶铸这么做是在帮助周恩来。毛泽东认为自己对陶铸很好，而陶铸不但辜负了他的期望，反过来还站到别人一边去了，于是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开会，在谈到陶铸的问题时，还是对陶铸的“换头术”耿耿于怀。

毛泽东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

陶铸事后也知道自己没有请示毛泽东，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惹祸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

平心而论，陶铸这样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根本不是一个当政治局常委的料。毛泽东看错了陶铸，陶铸也看错了自己。

#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1）

毛泽东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决定打倒刘少奇，是1965年初开始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刘少奇就被罢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的斗争还在继续，前前后后一直“斗”了10年，这说明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这个高手是谁呢?他就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40年，共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周恩来。

1966年秋，毛泽东正式拉开了与周恩来斗争的序幕，中间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对手就是周恩来。

周秉德是周恩来亲弟弟周恩寿的女儿，她在1949年12岁住进中南海，到她结婚为止，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几乎像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样。周秉德回忆说：【陈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心腹，陈毅能看出来毛泽东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就更能看出来了。当然，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打倒他，以为毛泽东的目标只是刘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来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也是毛泽东要打倒的目标。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年9月底，江青已经开始要“整”总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召开大专学校红卫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张春桥主持，参会的有蒯大富等七、八个学生。座谈会上先是学生发言，他们除了骂刘、邓之外，矛头对着总理，说总理“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学生发言后，张春桥表示回去报告。】

王力由于各种原因，在这里只能说江青要“整”周恩来。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来头上的。张春桥把这份《会议记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人传一份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会议记录》，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给他看这份批评他的《会议记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个月，一直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搞文革，一有机会就对文革浇冷水降温，这让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因此，这次毛泽东用这份《会议记录》来警告周恩来：如果你再抵制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这时，周恩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向毛泽东妥协，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取消对周恩来进行批判;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就要冒着被毛泽东批判的风险，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

周恩来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这时周恩来恍然大悟地发现，毛泽东搞这场文革，绝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自己也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因为看破了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他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虽然暂时可以躲过被批判的危机，可是将来必然躲不过被打倒的危机，停止抵制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坟墓。

（2）

周恩来看清楚了，他现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继续抵制下去，只有顶住毛泽东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也是为了保住他们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党”。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此举是高明的，他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了。

毛泽东传给周恩来这份《会议记录》后，就等着周恩来向他来检讨。按照以往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这份批评他的材料后，马上就会找毛泽东做自我检讨，以换取毛泽东的和解。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装傻，装得好像看不懂毛泽东的意思，没有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任何表态。

毛泽东本来不想现在就批判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毛泽东的计策被周恩来看破了，所以毛泽东只好提前实施批判周恩来的计划。毛泽东搞批判的惯例，是先制造舆论，扣一个帽子，再来批判。上次，毛泽东抛出一个针对刘少奇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次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又抛出一个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的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国庆讲话中，首先亮相的。毛泽东让林彪首先说出这个提法，是想向周恩来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过毛泽东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说批判周恩来，林彪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要“忽悠”一下林彪，让他无意中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

林彪虽然尊为党内第二位，但他与刘少奇不一样，不主动管事，极少参加会议，送交他批阅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当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画圈，是秘书代为画圈。林彪只有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像国庆讲话等公众会议上的“例行讲话”，林彪懒得自己起草讲话稿，都是请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给他起草讲话稿，到时候林彪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是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

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事先没给周恩来看，也没给林彪本人看，倒是给陶铸看了。因为在国庆节前，毛泽东还是信任陶铸的，只是在国庆节后，陶铸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换头”照片之后，毛泽东才不信任陶铸了。陶铸看到林彪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陶铸固然政治嗅觉不够敏锐，当时这么明显的政治问题，陶铸当然还是看得出来，因为以前党内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个名词。既然有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必然要有一批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着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又要兴起一场大的斗争。

（3）

一个人对革命和斗争的态度，往往随着自己的地位而变化。一个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往往是欢迎斗争的，因为越斗自己越有机会;而一旦自己掌了权，态度马上就变了，就不欢迎斗争了，喜欢稳定了。因为有了斗争，自己的权力就会变得不稳。

陶铸是打倒刘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党内第四位的高位。这时，陶铸从保住自己地位的愿望出发，希望党内越稳定越好，特别不希望党内高层出现大的斗争。因此，陶铸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再发起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但陶铸也无力阻止毛泽东，他只能设法降低这场斗争的温度。

在1966年国庆节林彪快要讲话时，陶铸找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那就加个‘对’字，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林彪对这个例行公事的讲话稿并不在意，于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地讲了“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句话。

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也不通，表达不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听了林彪的国庆讲话，马上意识到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讲话中说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一般人，就会简单地认为，既然是林彪第一个讲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这是林彪主动要向周恩来发难。

但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他并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他还要核实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动提出来的主意，还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周恩来去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等人，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和来历。王力和关锋解释了半天，他们没有说这是林彪提出来的，这让周恩来感到放心。因为如果林彪真的要与毛泽东联手起来对付自己的话，周恩来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周恩来还是非常谨慎的，他还要去找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周恩来采用什么斗争方式，把林彪当成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当成一个敌人的基本战略问题。因此周恩来必须特别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错，他要当面向毛泽东把这件事问清楚。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

【周总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说他要去问毛主席。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总理以后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

（4）

有人误以为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其实毛泽东也学英文好些年，与斯诺等美国人交谈时，也会蹦出几个英文词汇来。像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样简单的英文词汇，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人，当然应该能够掌握的。

周恩来核实了这个提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之后，说“我懂了”。周恩来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懂了”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已经拉开序幕了;第三个意思是“懂了”林彪没有主动提出和参与这件事。

毛泽东这里用了一个小计策，他自己不首先说批判周恩来的话，而是让林彪第一个公开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这可以造成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让周恩来误以为林彪已经与毛泽东联手起来批判他了，造成周恩来自信的崩溃，投降认输;第二个效果是挑起周恩来对林彪的误解和不满，进一步发展成他们两人的内斗，毛泽东就可以来一个“渔翁得利”。

毛泽东的计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来这样的高手，这个计策还是失败了，两个效果一个也没有达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一篇社论，其中专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高层都清楚，这里提到的所谓“折中主义”，明显指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最喜欢搞折中。

《红旗》杂志刊登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按理说，应该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却没有通知周恩来。而且在这一期《红旗》社论发表之后，还搞了一个敲锣打鼓的“庆祝”，以提醒人们这期社论的重要性。

据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陈伯达却绕开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

谁都知道，尽管陈伯达是《红旗》杂志的主编，但没有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不敢登这种文章的。周恩来表面上抱怨陈伯达，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

周恩来对这篇《红旗》社论是耿耿于怀的，到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旧事，当面责备陈伯达说：“1966年10月发表第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陈伯达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敢顶撞周恩来，只好胡乱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5）

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因为这些人总是把“斗争”理解为权力之争。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这些人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引起毛泽东的疑心，以为刘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倒掉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这些人也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林彪的军队势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胀，威胁到毛泽东，特别是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泽东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这些人就难以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了。第一，找不出周恩来有什么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基本上是臣子对待皇帝的态度，找不出周恩来有篡位野心的证据和迹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来与毛泽东争夺党权或军权的事情。周恩来从来没有当过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刘少奇之后，后来又排在林彪之后。只是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短暂地排名第二，毛泽东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泽东提拔刘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来都没有跟他们争当过接班人。

因为无法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于是这些人干脆就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没有斗争，说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彻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权的念头。甚至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助毛泽东整人，帮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帮凶”。又说周恩来挑拨离间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这些人的说法都缺乏合理性，经不起基本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毛泽东整人，那么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如果说周恩来彻底奴化，不敢有篡权的念头，那么就无法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要挑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在调和或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找不出周恩来挑拨两人关系的证据。

据被划为“林彪死党”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九大之后，我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跟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最初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

（6）

邱会作的话，说明周恩来不是在挑拨，而是在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在被打倒之后，才会感谢周恩来。

我们要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其实只要把思路转变一下，用路线斗争来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并不是他们两人为了争夺第一把手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他们两人因为个人私事的恩怨报复，而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因素，纯粹是出于路线的考虑。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他面前，极尽臣子的本分，并无篡权的野心，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泽东在“私”的方面，对周恩来是满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时代，周恩来在毛泽东成为一把手之后，从没有在“私”的问题上，做过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很不满了。

同样，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也不是因为“私利”的因素来反对。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不是抱怨毛泽东没有让他当接班人，而是反对毛泽东搞的那一套路线。

因此，毛周之间的斗争，并非起因于个人私利的恩怨之争，纯粹是起因于他们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斗争，都是为了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确路线”，是一场站在“公”的立场上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思想分歧，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我们在前面也做过不少评述，这里再介绍一下外国人的看法。我们认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写的《邓小平传》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写得比较深入，所以这里用较多篇幅引用几段。下面是《邓小平传》中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几段文字。

【毛泽东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7）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的老百姓。相反的，毛泽东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毛泽东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毛泽东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5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同时也对他的同辈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毛泽东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他却发现，自己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将接替他成为中共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理查德?伊文思提出了四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下面按照这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个人不仅在社会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态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泽东要打掉官员们“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识分子们“学问架子”的孤高，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与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泽东崇尚“共产”，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也要坚守社会主义，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毛泽东崇尚“朴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当朴素的，这点是公认的。

第四，毛泽东崇尚“斗争”。当中国出现一些官员特权化，知识分子特殊化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是想用“斗争”来彻底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反感那些安于现状，贪图享乐，而不愿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干部们。

（8）我们也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刘少奇。

第一，刘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达到崇尚的地步。毛泽东对小人物的态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刘少奇的官架子，则相对比较大一些。据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回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破天荒地召开生日宴会，邀请陈永贵等劳动模范参加。那天陈永贵到达的时间比预定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带着他去拜访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陈永贵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后来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在刘少奇面前，是一个连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后来毛泽东竟然提拔陈永贵这个小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可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方面的观念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刘少奇对“共产”态度，虽说不是完全反对，但认为当前中国不适合搞共产。相反，刘少奇对资本主义是比较欣赏的，这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念差异最大。

第三，刘少奇也提倡“朴素”，但是在朴素这方面，刘少奇不如毛泽东，这点也是公认的。不过刘少奇也没有过分的奢侈。

第四，刘少奇不崇尚“斗争”，他认为应该严格党的纪律，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驯服工具论”，反对毛泽东提倡的下级可以对上级“造反”的斗争哲学。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两人的思想差异都很大，因此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也不奇怪。

我们再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周恩来。

第一，周恩来也崇尚“平等”，周恩来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也非常平易近人，这点与毛泽东一致。

第二，周恩来对“共产”态度，基本是赞成的。对“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的东西，周恩来虽然没有坚决反对，但也没有赞成和支持。这点与毛泽东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来也崇尚“朴素”，在朴素这方面，周恩来甚至还要超过毛泽东。因此，这点与毛泽东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来不崇尚“斗争”。周恩来崇尚“和谐主义”，尽可能避免斗争，提倡用相互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争端。这点周恩来与毛泽

东非常不同。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的思想差异，除了在“斗争”方面，其他三个方面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斗争”这个问题上，两人的思想观念差异太大。每当毛泽东搞斗争，周恩来总是要出来搞“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

（9）

周恩来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的斗争哲学，却持保留态度。周恩来更信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温和、文雅、谦恭、礼让，这些传统的儒教品德，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毛泽东是非常反对儒教的，可周恩来却是一个“当代大儒”，两人这方面的差异太大。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缺点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认为周恩来太缺乏斗争性，过于顾全情面，谦和有余，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让周恩来领导中国，因为他不能与资本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尽管周恩来本人不赞成资本主义道路，但周恩来也阻止不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周恩来不符合毛泽东的接班人要求。

这次毛泽东搞的文革，是一场大革命，一场大斗争，而周恩来不仅不支持毛泽东搞斗争，相反却“和稀泥”，“泼冷水”，“搞折中”，处处阻挠毛泽东搞斗争，成为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绊脚石。因此，毛泽东要想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来这个阻力源。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央高层当中，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自信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变色。可是毛泽东死后怎么办呢?毛泽东不甘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随着他的死去而死去，因此毛泽东要寻找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以保证在他死后，中国依然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周恩来比毛泽东年轻五岁，身体也很好，当时一般人都预测毛泽东会在周恩来之前去世，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周恩来会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预测，毛泽东去世后，周恩来还活着，那么肯定是周恩来接班。即使毛泽东找到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这个接班人也肯定竞争不过周恩来，无法接班。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打倒周恩来，才能保证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否则一旦毛泽东去世后，就谁也对付不了周恩来了。

应该说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从私人感情上来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相当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线上，两人的分歧太大。毛泽东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红色中国不变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来。

（10）

自从1966年9月底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开始以来，10月1日的国庆节，就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毛泽东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泽东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司令”。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在发表之前，还特别给周恩来看过，所以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用这张《大字报》宣布他与刘少奇的决裂。并且，毛泽东还明确向周恩来发出指示，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资格，这也就是变相停止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资格。

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了，当然毛泽东不会愿意在公共场合与刘少奇一起出现，否则就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误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缓和，进而怀疑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又不可思议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身旁，这原来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周恩来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排列位置时，声称刘少奇名义上仍然是国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刘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应该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于是国庆节那天，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让群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因此，毛泽东很不满周恩来搞的国庆庆典安排，他要自己单独行动，向红卫兵和群众们显示，他与刘少奇等人不是一伙的。作为最早一批红卫兵领袖的杨小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66年10月1日，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恩来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周恩来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

周恩来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领着江青从后面赶来，在金水桥追上了毛泽东。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11）

我看见周恩来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毛泽东快走到我跟前时，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张红卫兵传单，对身后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浪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周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捡拾传单，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传单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我看了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杨小村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耍脾气”，“大手甩开周恩来”，不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要单独去见红卫兵，要与红卫兵席地而坐，这些都表示毛泽东不愿意和刘少奇在一起。

另外，杨小村也提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主仆剧”。尽管周恩来在“公”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的路线，可是在“私”的立场上，周恩来仍然非常尊重毛泽东，总是表现得对毛泽东非常恭敬，有时甚至像是毛泽东的仆人一样。这样一来，有人要想找周恩来反毛泽东的把柄，也很难找到。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周恩来反对的是毛泽东要搞的文革，并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

以前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总是安排刘少奇也乘车参加检阅。这次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打破周恩来的计划，自己乘敞篷车去与群众见面。这次由毛泽东自己安排的车队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没有了。毛泽东要用这个行动向群众显示，他的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这四个人。

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当然周恩来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文革，他与刘少奇的做法不同。刘少奇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出工作组，直接压制学生，这是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硬办法，而周恩来用的是软办法，他并没有反对或阻止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倒老干部;而周恩来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护老干部。当然所谓“保皇派”，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每个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没有自称是“保皇派”的。

（12）

在1966年9月以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组织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纵的工人和农民，围斗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的事件。为此，毛泽东在9月7日，特别写了一个批语，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毛泽东的批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周恩来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因为各个地方的领导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组织工农来反对红卫兵太明显，他们就自己组织官办的红卫兵，用官办的红卫兵来抵制造反的红卫兵。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国庆典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但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的这些话中，说到“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这就是指的周恩来。在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又当着周恩来的面，讲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座的有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我在场，林彪、康生、陶铸等都不在座，因为他们看完烟火后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我们谈了一些话，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这句话，既是对文革小组的人表示他的决心，更是对周恩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是铁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枪毙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这时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壮大自己的造反派红卫兵和群众，以此来抗衡周恩来的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

第二件事是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化。以前刘少奇犯错误这件事，只是限于中央高层，并没有向下传达，一般群众还不知道刘少奇犯错误了，更不知道刘少奇犯的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13）

这样就给了周恩来可乘之机，让周恩来有理由安排“黑司令”刘少奇与“红司令”毛泽东共同接见群众的。周恩来巧妙地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削弱毛泽东的革命气势。只要刘少奇出现在天安门上，那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就是放空炮。

因此，毛泽东要想把刘少奇从天安门上赶下去，就必须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出来，传达下去。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做出过一个决议，就是刘少奇的问题不公开，仅限于中央，不向下面传达。这样一来，毛泽东如果要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就必须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上次会议的决定。

第三件事是在党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现在党内高官们，大部分人对毛泽东的文革都表示“不理解”、“跟不上”，他们纷纷赞成周恩来对文革的阻挠和抵制。因此，毛泽东要展开对周恩来的斗争，就要设法把高官们从周恩来那边“拉过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会上开展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高官们意识到跟着周恩来走是要犯错误的，是危险的，这样就能吓住一部分高官，吓得他们放弃周恩来而转向自己这一边。

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国庆节三天后的10月4日，提出要召集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主席提出要把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找来开个会，就是中共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把毛主席的精神贯彻下去，在中央内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会。很明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不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十天，而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两个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在中央主要是周总理、陶铸。】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针对他的，自然也就设法阻止这次会议。周恩来借口当时不少省市的领导，因为正在被群众批斗，一时间无法脱身，所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是否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按照通知进行。】

毛泽东当天就在周恩来的信上写下了批示，说：“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于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10月9日召开。毛泽东原计划开七天会，到10月15日结束，可是会上的阻力很大，开得很不顺利，因此会议又延长了十几天，拖到10月28日才结束。

（14）

周恩来预计毛泽东将这次会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批判，也就是对他的周恩来路线进行批判，因此周恩来做好了应付的准备。周恩来的对策，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周恩来知道，现在众高官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很多，一旦让大家“畅所欲言”，让大家把对毛泽东的不满说出来，这样就可以改变会议的方向。

周恩来在开会的当天，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提出三点提议：一、发言要谈观点、摆问题，二、不同的看法，都可以讲，要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人人都发言。

果然，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中，参会的高官们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会议变成了“诉苦大会”。高官们出于“惺惺惜惺惺”的心情，特别对一些高官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两手被拉向身后的低头认罪的姿势)”，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表示出强烈的愤慨。甚者有人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案。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并没有亲自发言，而是让陈伯达做一个代表他本人思想的长篇讲话，然后观察众高官的动向。陈伯达的讲话，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文革的必要性和伟大性，试图对众高官“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点名批判刘少奇，为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做舆论准备;第三部分是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说：【两条路线斗争，在十一中全会后还在继续。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或者操纵了群众组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还在受到压制，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但是陈伯达的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周恩来则借着在会上做自我检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周恩来借着“自我检讨”的方式，巧妙地表示出自己对毛泽东的文革“很不理解”。既然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都很不理解，那么众高官对文革表示“不理解”，就更加理直气壮了。这样一来，这次会议的方向，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设想，没有成为批判周恩来的会议，反而成了批评毛泽东的会议了。

（15）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搬出林彪这个“救兵”，希望林彪来一个震动性的发言，彻底扭转会议的气氛。10月25日，林彪在会议召开后的17天，做了一次长篇发言。然而林彪的发言，却让毛泽东大大失望了。林彪的讲话，大部分篇幅都是长篇大论地论述“文革的意义”，提及实质性问题的篇幅很少。林彪说：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头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林彪这里说的“两头劲头很大”，一头是指毛泽东和坚决毛泽东站一边的人，另一头是指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林彪说的“中间”，是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一个要求，是期望林彪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猛烈的批判。可是林彪在讲话中，却矢口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更有甚者，林彪把周恩来等人对文革的抵制，轻描淡写为“中间有点劲头不足，有点顶牛”，这根本就谈不上批判，连批评都嫌太轻。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二个要求，是要他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点林彪虽说做到了，但有点勉强。林彪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林彪虽然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但只是说他们的路线与毛泽东的路线相反，并没有说他们的路线是反动路线。至于对刘少奇的批判，林彪完全引用了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没有用自己的话来批判刘少奇。谁都可以看出，林彪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很勉强的。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三个要求，是期望林彪指出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警告。可是林彪却说：【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林彪在这里，不仅没有批判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只是不自觉地犯了“认识错误”，这与毛泽东所说的路线错误，相差太远了。这次，林彪没有像过去那样，在毛泽东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进行“救驾”，让毛泽东完全失望了。

（16）

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毛泽东遇到周恩来委婉抵制，林彪也不肯帮忙，就在毛泽东左右为难的时候，没想到这时候刘少奇反而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前面我们提到，毛泽东为了把文革搞到底，他需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公开批判刘少奇，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这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需要树立一个革命的靶子。这么一场大革命，总得有一个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革命的靶子，大家找不到革命的目标，革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同时，这个革命的靶子必须是重量级的人物，如果把彭真这样的人作为革命的靶子，那就份量太轻了，还不够格做毛泽东的敌人。因此毛泽东曾说：“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而从这方面看，毛泽东把刘少奇树立成“革命的靶子”，也是看得起刘少奇，认为刘少奇还是“了不起”的，有资格做毛泽东的敌人。

打倒刘少奇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把文革搞到底。怎样处理革命的头号敌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革命是否“搞到底”的标志。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因此革命的头号敌人就是皇帝溥仪。按照革命党人的初衷，至少把清帝溥仪赶出故宫，废为庶人。可是革命党人在强大的阻力面前，退让妥协了，同意清帝继续住在故宫，继续享有“皇帝”的尊号，甚至国家还要继续给清帝提供巨额的生活费，这样一来，辛亥革命就成为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中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孙中山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并且直到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的革命目标也还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在遗嘱中悲愤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次，毛泽东接受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教训，希望把这场文革“搞到底”，希望在他临死的时候，不会再发出“革命尚未成功”的悲愤。那么怎样处理刘少奇这个文革的“头号敌人”，就成为文革是否搞到底的一个标志。而文革的反对派，也拿刘少奇这个“头号敌人”来做文章。

当时刘少奇虽然被罢官了，但还没有被打倒，甚至还是政治局常委。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党内高官们看来，刘少奇即使犯了错误，也还不到被打倒的地步，反对毛泽东从重处分刘少奇。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给刘少奇的问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对刘少奇的处分也按照党内机密处理。

然而，如果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那么毛泽东就无法把刘少奇当作文革的靶子，而且周恩来等人还可以利用刘少奇的合法身份，让刘少奇公开露面，给文革泼冷水。因此，毛泽东必须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刘少奇的处理结论，要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于众，为进一步彻底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

（17）

可是毛泽东要想说服众高官们，改变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公开刘少奇的错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已经不管事了，没有继续犯新的错误，这样毛泽东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加重对刘少奇的处分。就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刘少奇帮了毛泽东的忙。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态度还是很硬的，不承认自己有错，甚至顶撞毛泽东说“五不怕”。可是两个月之后，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写了一个长篇检讨，把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盘接受下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完全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还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给毛泽东送上《检讨书》时，还特别写了一封信，声称他自愿把自己错误公开出去。刘少奇在信中说：“以我为错误典型，把我拿出来批评，对党对人民有利，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我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刘少奇自愿当文革的靶子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分析。不管怎么说，既然刘少奇本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错误，那么反对公开刘少奇错误的人，就无话可说了，这样就把毛泽东要办的一件棘手的事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毛泽东之所以说刘少奇的《检讨书》“后半段更好”，是因为刘少奇不仅承认他在文革初期五十天镇压学生的错误，还在《检讨书》的后半段，根据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的那样，承认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也犯了路线错误。刘少奇这个《检讨书》，成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因为刘少奇本人都承认自己错了，这比毛泽东说刘少奇错了，更加有说服力。而且，刘少奇的《检讨书》中，不仅承认他犯了两次路线性的错误，并且还说明，这两次错误都是毛泽东亲自纠正的，这样一来，就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检讨，这里摘录几段刘少奇的检讨讲话。刘少奇检讨说：

【同志们：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了工作组，许多学校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这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刘少奇在检讨中，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大字报》的原话来批判自己，比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这样，就证明了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对刘少奇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这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当时的困难讲得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刘少奇的检讨，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是这样的：“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接着，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在1964年又犯了形式上‘左’，而实际上‘右’的错误。在这段时期中，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在事实上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刘少奇进一步承认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4年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过刘少奇的检讨，有把一部分责任推给陈云和王光美的嫌疑。刘少奇的检讨最后说：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我完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决心严格遵守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19）

刘少奇最后说“决心严格遵守毛主席的一切决定”，这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同时也用赞美林彪的话，向林彪示好。刘少奇还特别声明“不搞两面派”，也就是声明自己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保证言行一致。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书》，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书”。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不少高官因为受到群众的批判，对毛泽东撤工作组，放弃党的领导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委婉地为刘少奇和工作组辩护，毛泽东对这种不满言论，也不好处理。现在刘少奇站出来，自己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毛泽东纠正了他的错误，并且自愿当文革的“靶子”。这就等于支持了毛泽东，等于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反驳了那些怀疑毛泽东的人。刘少奇的此举，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于是在刘少奇公开检讨后第二天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不少刘少奇的好话，毛泽东说：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刘少奇)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刘少奇的好话，但那只是一时高兴说的话。不管刘少奇怎么表现，投降也好，顽抗也好，毛泽东都是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这个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为不把刘少奇彻底打倒，文革就很难搞彻底。这个既定方针，已经不可能改变了。

1966年11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书》，印发至县、团级，实现了毛泽东公开刘少奇错误的目标。此后，既然中央会议决定可以公开刘少奇的错误，那么对刘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骤然升级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纷纷出现“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终于变成了文革的头号靶子，成为革命的头号敌人。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本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阻力还是很大的，可是刘少奇却声称他自愿当文革的靶子，主动为毛泽东排除打倒自己的阻力，简直就是自毁长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进行一下分析。

（20）

毛泽东打倒的四个主要的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除了刘少奇之外，都是比较“硬”的人，都没有向毛泽东投降，高岗自杀，彭德怀入狱，林彪出走。刘少奇刚开始也是很“硬”的，但没有像其他三个人硬到底，而是后来忽然又“投降”了。

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态度来看，有“前倨后恭”倾向，在1966年8月态度还是很硬的。正因为刘少奇的态度硬，所以毛泽东才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是到了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有人把这理解为刘少奇的“软弱”，这也不正确的，因为刘少奇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的“投降”，并不是因为“怕”毛泽东，也不是因为受到批判的压力太大，而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一些人看到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照片，误以为刘少奇在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不堪忍受，才向毛泽东检讨求饶的。造成这种误解，主要这些人把时间的前后顺序搞错了。刘少奇被批斗，是1967年以后的事，在1966年，刘少奇不仅没有批斗，而且照旧享受着政治局常委的待遇，照旧有资格上天安门，参加中央会议。在1966年9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投降”之前，可以说刘少奇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侮辱。因此刘少奇“投降”的动机，不是软弱，不是忍受不了批斗的凌辱。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罢了官，但他依然十分镇定，并没有被毛泽东的气势吓到，更没有显示出动摇或投降的样子。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斗争的对象是刘少奇，我总以为他会很紧张，但他竟同平时一样的!以我看到的他在全会上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胸怀宽阔，若无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计较;三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在全会开幕进场和闭幕进场，他也是坚持原则的。开幕时，刘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后面，闭幕式，他走在康生的后面。】

可见当时刘少奇还是很“硬”的，态度十分镇定从容，完全没有被吓得不知所措，仓惶投降的样子。1966年8月刘少奇倒台，到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投降”的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受到的压力，就是毛泽东安排的几次政治局非正式的“生活会”，在“生活会”上批评刘少奇。但那时众高官的态度只是应付差事，除了陈伯达、谢富治少数人之外，包括林彪的批评，都是不痛不痒的。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许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21）

另据《贺龙传》记载：【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陶铸、贺龙等都不肯批刘少奇，刘少奇是受到大家同情的。因此，当时刘少奇的处境，压力并不太大，并没有到不“投降”就过不去的困境。那么促成刘少奇的“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来自于他对时局的分析。

刘少奇一直有一种“自信”，认为毛泽东离不开他。刘少奇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毛泽东就要大权旁落了，当年毛泽东提拔刘少奇为第二把手，也是为了制约周恩来。如果毛泽东把刘少奇拿掉，那么谁来制约周恩来呢?林彪是制约不了周恩来的，一来林彪身体不好，二来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较好。从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掌握力度来看，刘少奇当第二把手，肯定比周恩来当第二把手要好。

刘少奇下台后，他冷眼旁观，果然如他预料的那样，林彪不管事，周恩来成了实际上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指示，遭到周恩来的种种抵制，而林彪持中立态度不肯帮忙，即使毛泽东最抱以希望的新提拔的陶铸，也是游走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不肯与周恩来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的困境，虽说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倒是替毛泽东冲锋陷阵，这些人在党内的威信太低，势力太薄弱，担当不起“大将”的重任。

作为一个统帅，发起一场战役，却没有可用的大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毛泽东发起文革这场大战役之后，毛泽东期待成为大将的林彪和陶铸，都让他失望了，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可用的地步。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的困境，也看到自己一个“复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重新启用刘少奇，让刘少奇复出，作为毛泽东搞文革的大将，替毛泽东冲锋陷阵，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会顺利多了。可是毛泽东已经拿掉刘少奇了，怎么让毛泽东回心转意呢?刘少奇想从一个“投降”的以退为进之策，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彻底认错，戴罪立功，以换取毛泽东的回心转意。

直到这时，刘少奇还没有明白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真意，他仍然以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是针对他个人的，是因为他冒犯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就是要拿掉他刘少奇。如果毛泽东是出于这个动机，那么刘少奇洗心革面，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对毛泽东俯首贴耳，那么毛泽东就还是可以重新启用刘少奇的。

（22）

因此，刘少奇就给毛泽东写下一个彻底投降的《检讨书》，承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切批判都是正确的，在众高官怀疑毛泽东的关键时刻，为毛泽东解围，来一个戴罪立功。同时，刘少奇声称愿意成为毛泽东的“革命靶子”，也就是愿意牺牲自己来帮毛泽东搞文革，借此来向毛泽东“献忠心”。

但刘少奇的想法很快落空了，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简单的与刘少奇的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所以不管刘少奇投降还是顽抗，毛泽东都必须打倒他，为了完成文革这场大革命，这是一个所必需的步骤。

刘少奇公开检讨后，把他的《检讨书》下发至县团级干部，实际上全党都知道了，很快全国人民也知道了。刘少奇本来的要求是，把毛泽东对他《检讨书》的批语“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也随同《检讨书》一起发下去。为此，刘少奇曾给周恩来致信说：“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同意了。可是在最后下发刘少奇《检讨书》的时候，又删掉了批语。刘少奇之所以同意下发他的《检讨书》，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批语。因为不管刘少奇自己骂自己多么厉害，只要有毛泽东的批语“写得很好”，那就是毛泽东还承认刘少奇是好同志，这样一来，《检讨书》反而成为刘少奇无罪的证据，并且为刘少奇以后的复出埋下伏笔。

可是没有毛泽东批语的刘少奇《检讨书》，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刘少奇的《认罪书》，成为刘少奇有罪的证据。因为刘少奇在《检讨书》中，自己承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一来，刘少奇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的名声就“臭了”，人们批判刘少奇，也不再有顾忌了。

刘少奇发现发下去的《检讨书》并没有毛泽东的批语，才发现被毛泽东“忽悠”了。其实这次刘少奇也想“忽悠”毛泽东，却反过来被毛泽东“忽悠”了。但直到此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要搞文革的目的仍没有明白，据王光美回忆，在这期间刘少奇对她说：“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此时刘少奇还以为毛泽东打倒他，是为了那个“国家主席”的职位，以为他辞去国家主席回家种地，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就可以结束文革了。其实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早就对江青等人透过风，据王光美回忆说，1966年12月底，江青亲自找刘少奇前妻的女儿刘涛谈话，王光美说：【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

此后，刘少奇终于明白了毛泽东一定要打倒他的，所以刘少奇也不再对毛泽东“软”了，又对毛泽东“硬”起来。

（23）

刘少奇在这次“投降书”之后写的《检讨书》，又“翻供”了，又不承认自己有错了。比如刘少奇1967年4月14日写的书面检查，这里摘录其中一些内容。刘少奇写道：【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1964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了与我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由此可见。后来刘少奇的《检讨书》，已经变成了《申辩书》的性质，刘少奇又“硬”起来，不再认错了。刘少奇试图用自己的“申辩”，来挽回前面的“认罪”，但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本来还有一些言论为刘少奇和工作组鸣不平，刘少奇的《检讨书》发下去之后，他自己都认罪了，那么替他鸣不平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刘少奇失去了最后一张防卫盾牌。

在刘少奇的《检讨书》公开之后，批判刘少奇就骤然升级了。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在刘少奇住的福禄居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批斗。1月12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当面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打电话找刘少奇面谈。

1967年1月13日晚，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单独谈话，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谈话。关于这次最后的见面，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因为这是两位巨人的最后见面，所以我们这里全文摘录。刘振德回忆说：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没有人挡，更何况是你呀。”

（24）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少奇同志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

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那好。”

徐业夫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

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

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捋捋少奇同志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他的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

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

她又问说：“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

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

她心中无数，说：“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对毛刘的这次见面，也回忆说：【那天是晚上8点多钟，毛主席的秘书要来个普通的车，有少奇同志，主席秘书徐业夫和我，三个人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把少奇同志送进去，就在门口等着。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

（25）

王光美本人也回忆说：【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些的人回忆大致差不多，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话的内容，应该是刘少奇向王光美转述的。怎样理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最后见面呢?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与老战友的诀别。毛泽东的性格虽说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也有讲情谊的一面。似乎毛泽东有一个惯例，对他要打倒的老战友，最后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之后两人就友情两断了，成为敌人了。196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彭德怀，还特地请彭德怀吃了饭，喝了酒，从此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友情就一刀两断了。

这次毛泽东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心态，刘少奇跟毛泽东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最后跟他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侯见刘少奇，也是因为如果在对刘少奇批斗升级之后，毛泽东再接见刘少奇这个“黑司令”，在红卫兵那边就不好交代，甚至会让红卫兵发生误解，所以毛泽东必须在刘少奇的批斗升级之前，见刘少奇这个老朋友最后一面。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与老战友的诀别，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最后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还叮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的这些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二种可能性，是胜利者的快感。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而且越来越受到批斗的威胁，刘少奇很可能会向自己求饶了。胜利者的最大快感之一，就是败军之将在自己面前俯首跪地求饶，毛泽东大概想享受一下这种胜利者的快感，看看刘少奇俯地求饶是一个什么样子。

两年前，刘少奇还是很傲慢的，在大会上当面不给毛泽东面子，气得毛泽东拿出《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轮到刘少奇拿《宪法》替自己维权了。打倒蒋介石的斗争，才花了三年时间，而对刘少奇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就花了两年时间，可见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毛泽东要看看刘少奇这个败军之将的最后表演。

（26）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那么毛泽东让刘少奇坐“华沙牌”小轿车去见他，就比较好理解了。这种轿车当时是厅局级的干部坐的，最低档的小轿车。而刘少奇一直都是坐顶级的大吉斯轿车，因此王光美对刘少奇屈尊坐华沙牌小轿车，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或许是看到刘少奇已经投降了，想用这个“轿车”，来进一步压刘少奇更加低头。

不管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老战友的诀别，还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刘少奇的态度，都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本以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了，以为刘少奇即使不会跪地求饶，也会表示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可是刘少奇这次却没有“软”，不仅没有跪地求饶，甚至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都没有表示。相反，刘少奇“硬”了起来，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高姿态，对毛泽东说：“由我一人承担这次路线，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是对毛泽东无言的抗议，也是让毛泽东为难。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周恩来已经明确告诉刘少奇，不要再提辞掉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样是“让组织为难”。可是刘少奇却明知故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向毛泽东发难了。因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刘少奇本人也很清楚，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毛泽东本来就是无法当面回答的。于是毛泽东把话岔开，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毛泽东大概是因为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随便说了几本书，这几本书并无特别的意义。

这次见面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其中有“我已失去自由”等话，但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的“投降书”，是非常失算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众高官被群众批斗，党内反毛泽东的情绪很强。周恩来虽然也抵制毛泽东，但只是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没有公开地反对。如果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彻底“硬”下去，把自己树立为反毛泽东的旗帜，那么刘少奇就会赢得众高官明里暗里的支持，至少是人格上的敬佩，就像彭德怀那样。

可是，刘少奇突然向毛泽东“投降”，就失去了众高官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尽管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又“硬”了起来，但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刘少奇了，甚至认为他在搞投机。周恩来等人本来都是想支持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忽然反戈一击，不是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而是站到毛泽东一边去了，这样周恩来这一派人，也对刘少奇摇头失望了，不再支持刘少奇了。刘少奇如果有周恩来一派人的支持，至少不会被那么快打倒，结局也很可能会好得多。刘少奇“投降书”，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这也是刘少奇悲剧的一个因素吧。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继续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撤销上次中央会议所做出的对刘少奇错误进行“保密”的决定，向全党公开刘少奇的错误。这个议题由于刘少奇本人很“配合”,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个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针对周恩来为首的保守派老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这个议题由于遭到大部分参会高官的抵制，进行得很不顺利。参会的高官们，不少人正遭受红卫兵猛烈的冲击，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

毛泽东请来救兵林彪，但林彪却持中立态度，没有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只有陈伯达和谢富治等少数高官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劣势，而周恩来则占据了上风。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大会发言。这次毛泽东的发言比较低调，不但没有指责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对他们十分“宽容”。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我讲几句，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的“两件事”，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继续批刘少奇，也就是“一线、二线的问题”。毛泽东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特别指出“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这是因为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保密。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让红卫兵知道中央的变化，也就是向红卫兵公开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讲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这里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客气”，巧妙地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闯了一个祸”，没有坚称自己发动文革一定是正确的，这样客气的措辞，可以缓解一下高官们的对立情绪。毛泽东继续说：

（28）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虽然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在5月16日又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了。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这里用抱怨的口气说，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呼吁，可是高官们就是“不注意”。不得已，他发动红卫兵来“冲”，高官们就“不注意也不行了”。毛泽东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就是不理会我的话，所以我才不得不发动红卫兵。我发动红卫兵是你们“逼”出来的，因此你们也不要埋怨我。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这里用客气的话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这就是意味着，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要紧。但在中共历史上，犯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绝不是“改了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次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许多很多高官感到自己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就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对“路线错误”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就打消了那些有“路线错误”的高官的忧虑，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是有出路的，因而不至于顽抗到底。

毛泽东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因为这次会上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毛泽东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所以说出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在毛泽东的内心中，这些高官都是要打倒的，但现在时机还不到。

毛泽东又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我们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毛泽东这里再次对高官们的“思想不通”，表现出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这也是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但毛泽东最后又强调他胜利的信心，毛泽东说：【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人，还是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通的。】

（29）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相当被动的，他煽动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不仅没有烧向周恩来，反而反过来烧向毛泽东自己这一方。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及时停止这次会议。据叶剑英透露，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说：【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一些人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周恩来在10月26日和28日发表大会讲话，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表态”。周恩来在讲话中，先对文革的意义大肆吹捧一番，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这个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伟大。大家要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单单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行。对于毛泽东的两个会议主题，周恩来必须表态。对第一个批刘少奇的主题，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

【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

周恩来批刘少奇的调子，比林彪批刘少奇的调子高了许多。林彪在这次会上批刘少奇的时候，只是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而周恩来的话，就严厉了许多，这反映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不满。因为在关键时候，刘少奇并没有帮周恩来，而是去帮了毛泽东，因此，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比过去严厉了许多。

不过周恩来给刘少奇扣的政治帽子，并不是他发明的。前些天谢富治在会上批判刘少奇时，就说过：“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虽然周恩来也批评和批判刘少奇，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总体上还是“保”刘少奇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保住刘少奇，就可以间接地保住周恩来自己。甚至到一年后的1967年五一节，周恩来还婉言地提出刘少奇上天安门的问题。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五一节，总理请示毛主席，说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要上天安门，主席说：“当然要上。”总理又接着请示说：“刘、邓、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说：“就不上了。”

（30）

后来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责问说：“总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要让刘、邓、陶上天安门?”当时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会上总理遭到围攻。】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要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表态。在批判刘少奇的主题上，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刘少奇，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对于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讲，又要进行抵制，因此，周恩来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说：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因为周恩来想要抵制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在讲话中，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这个拗口而冗长词句，来代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把“反动路线”转弯抹角地减轻为“错误路线”，这就是周恩来委婉抵制毛泽东的一种常用做法。

周恩来又说：【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要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周恩来试图在这里声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不是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把文革的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们的支持。周恩来又说：

【我和红卫兵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但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对各级领导宣布罢官，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周恩来这些话，名义上是对红卫兵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的，提出不要罢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体罚。这对于正处于被罢官和挨斗的危机中的高官们来说，真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更使他们打心眼里支持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得高官们的人心，他们觉得周恩来是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毛泽东要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站了上风，赢得了大多数高官的支持。

（31）

最后，周恩来还不忘团结毛泽东那边的人。周恩来最擅长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见的人也团结过来。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甚至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团结了过来，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这方面周恩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周恩来又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把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团结过来。

毛泽东那边的人，一个是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另一个是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陈伯达只是一个挂名的组长，江青才是真正的组长。尽管这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周恩来与陈伯达的私交较好，同时周恩来也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有不少矛盾，这就成为他把陈伯达团结过来的基础。

周恩来要团结林彪和陈伯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他们的好话，吃了别人的饭嘴软，听了别人的好话耳朵软，因此周恩来要在这次大会上，在众高官面前吹捧一番这两个人。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志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1960年写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962年写了《财贸决定》，1963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1964年写了《工业问题》，1965年写了《二十三条》，1966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来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说什么“英明”、“伟大”之类，而是很具体地说出对方值得吹捧的事迹，让对方感到周恩来真正研究过自己的东西，感到周恩来的诚意。以周恩来的身份，说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说陈伯达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赞誉。

周恩来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重点团结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人，后来两人都被周恩来团结过去，因而毛泽东又要打倒这两个人。

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心境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一定知过必改，努力赶上。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面他说自己总是落后的，有“掉队之虞”，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对文革的消极和抵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表明他不会消极地退出这场战斗，而是将努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为人们评价周恩来的名言。

（32）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做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厂企业”。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一旦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这场革命限制在机关学校等“文化部门”，不要影响到工厂企业的生产。是什么原因迫使毛泽东改变这个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厂企业呢?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那么，毛泽东所谓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关系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国之后，从夺权者变成了掌权者，与所有的掌权者一样，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样就必须考虑中共政权面临哪些威胁。一般来讲，一个政权的威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来自内部的威胁是国内的反叛。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见有所不同。刘少奇为首的高官们，认为中共的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了。所以刘少奇提出的战略思想是：联苏抗美，跟苏联搞好关系，共同对抗美国。

“联苏抗美”的思想比较容易理解，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势力，林彪也是赞成“联苏抗美”战略的，他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近，反对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毛泽东说“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联美抗苏”，这在当时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一起，那样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对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修”了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第二，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那必然像苏联那样，也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苏联分道扬镳。当时并不只是毛泽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也反对苏联的模式。还有日本共产党等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反对苏联模式。

第三，如果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加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中国就要面临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事实上，苏联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军事干涉“不听话国家”的先例。进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当时毛泽东感到苏联军事干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苏联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极的力量来对抗苏联，这就是美国。

第四，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和平演变，而不是军事入侵。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

第五，虽说中国与美国接近，可以避免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却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为了抗衡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

综合上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在军事和外交上搞“联美抗苏”，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内部“和平演变”的因素，保证中国的红色政权长久地持续下去。

（33）

很显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刘少奇的“联苏抗美”思想很容易理解，而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思想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然而，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联美抗苏”思想的，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也出力很大。

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或许与毛泽东不那么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认为中国跟着苏联走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严重，中国跟苏联走，只能当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中国不跟苏联走，又要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需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来抗衡苏联。

对于中共政权来自国内的威胁，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不一致。刘少奇认为，国内的威胁是来自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也就是黑五类。这些人被剥夺了土地，没收了财产，对中共抱有深仇大恨。不仅这些“黑五类”本人，就是“黑五类”的子女，因为中共摧毁了他们过去一族的荣华富贵，因此对中共也怀有仇恨心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人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妄图复辟过去失去的天堂”，因此刘少奇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内，而是来自党外的黑五类的暴乱造反。

而毛泽东的想法不同，他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外，而是来自中共党内。毛泽东认为黑五类已经完全打垮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造反暴乱了。毛泽东认为中共遇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党内，是官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使中共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被群众推翻。所以要使中共政权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

毛泽东认为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靠中共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官相护的传统，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外部力量来帮助中共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群众来整治掉那些不合格的官员，保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基于“抵制和平演变”和“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毛泽东文革的对象，不是党外的黑五类，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和腐化堕落分子。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概念，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基本上被揪出来，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基本上被清除掉，也就是一场党内大清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概念，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一般的群众和红卫兵，都不太理解。

（34）

1966年8月到9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见，大串联，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毛泽东的敌人在哪里呢?红卫兵们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敌人，理解为黑五类这些人，因为他们最容易识别的阶级敌人，于是就向黑五类大打出手。可是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就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纠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终于扭转到对准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上。可是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红卫兵只能打倒走资派，却不能夺权。这个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既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们去打倒一个省长可以，可是让他们去行使省长的职责，代替省长指挥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红卫兵对老干部们的冲击，就停留在“打而不倒”。经常是一个高官白天被红卫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斗，晚上高官回来，摘掉高帽子，继续指挥工作，发号施令。这样的“打倒”，就成为一场闹剧，并无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就想到，让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工人出来造反，实现真正的夺权。

毛泽东最初的文革设想，并没有想到启用工人。毛泽东本以为在文革中，党内会涌现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干部”和“红色干部”，等到红卫兵打倒了走资派的老干部之后，就用这些“红色干部”来夺权。可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开了两次全党高层大会，进行了各种思想工作，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批支持他的“红色干部”，这就让毛泽东的战略计划落空了。

这时毛泽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安稳的选择，就是让文革继续限定在文化领域，但这样文革就无法“搞到底”，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另一个是冒险的选择，不惜代价把文革搞到工厂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10月份的中央会议之后，毛泽东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决定启用工人出来造反和夺权，把工人作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曾经依靠农民，打倒了蒋介石，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对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发出指示，要他们起草一个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

根据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个《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讨论《十二条》，结果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斗争。

（35）

就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厂矿企业的时候，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工人造反，拦截火车，致使被称为“大动脉”京沪线中断30多小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两个人崭露头角，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年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王洪文从军队复员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副科长。1965年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始搞四清运动，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该厂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工农群众。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厂领导的“报复”，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反党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时，一个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张春桥。

恰好张春桥是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春桥认为王洪文的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是难得的年轻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贫农，16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张春桥找该厂党委书记，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无事过了关。同时，张春桥也与王洪文建立了相识关系。

前面说过，“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王洪文也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可见张春桥在发掘人才方面，还是较有眼力的。

文革开始之后，王洪文这样的活跃分子，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立即带头造反，他先造工厂党委领导的反，后来又造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的反，并组织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领导组织成立了上海17家工厂造反派的联合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

判;

三、上海市为“工总司”提供宣传工具。

可是上海市长曹荻秋根本不予理睬，并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答复，这使“工总司”的造反工人感到愤怒，有人提议：“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状!”

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众人的响应，几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车站进发，这些人高举红旗，高唱着“造反有理”战歌，冲进上海车站。这时候，正好有一列准备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拥而上。但车上本来已经人满为患，只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了火车，其他人挤不上去了。

这时他们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是王洪文等两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该车，把该车也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上去了。

很快，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车驶离上海站，可是602次列车要等到晚上才发车。这些造反工人马上找到调度室，说他们要到北京去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立即提前发车。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最后得到通知：602列车改为69次特别快车，上午7点发车。

（36）

这趟列车在造反派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8时17分到达安亭，安亭是上海嘉定县处于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列车到安亭站后，没有继续往北开，而是开进了一条岔道，前面是铁路的尽头，四周一片荒野，无法再前进了。这时造反工人才知道受骗了，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列车开到这个荒郊岔道上，把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造反工人们当然是群情激愤，这时有人打听到上海到北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造反工人们就去拦14次特快，他们高呼：“把14次特快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造反工人跑到京沪线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人干脆横躺在铁轨上，用身体阻止火车通行。火车司机见前面铁路上全是人，只好来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来。造反工人嚷着要挤上车去北京告状，列车长却说，必须请示上级。列车长向上海铁路局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王洪文也在电话里喊叫，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京沪线就被完全挡住中断了。

再说先前那趟满载造反工人的红卫兵列车，在驶离上海到达南京站后，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了。这样，前往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拦截了下来。

京沪线被阻断的紧急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中央。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决定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劝工人们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陈伯达又起草一份急电，发给拦截在安亭的造反工人。陈伯达给工人的急电说：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人的利益，因为一部份人的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在陈伯达发出急电的同时，文革小组决定派副组长张春桥亲自去上海处理这件事。据陈伯达回忆说：派张春桥去，是因为张春桥既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比较熟悉。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为事情紧急，陈伯达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要求派军用飞机把张春桥紧急送去上海。

张春桥到了上海之后，擅自推翻了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的这一大胆行动，成为他政治上起飞的起点。

（37）

1966年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空军飞机抵达上海，然后立即直奔安亭。张春桥先与9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他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向工人代表们宣读以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的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王洪文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个，他因为跟张春桥有过去的关系，所以坚决站在张春桥一边，说：“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

但其他工人代表们并不信任张春桥，因为他们已经被上海市委“骗”了一次。张春桥费尽口舌，但9名代表中有，只有3人同意回上海，6人不同意，未达成协议。12日早7时，张春桥亲自到安亭车站现场，与截留在那里的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对话。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们，都淋在雨中，等待张春桥前来。

王洪文要给张春桥打伞，张春桥却推开王洪文的伞，表示与工人们平等。张春桥先说：“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

张春桥这句话，马上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张春桥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先把工人们吹捧一下，然后说：“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这些话，又激起工人们的一片骚动和反对，一些人高喊：“张春桥是跟上海市委勾结好的，他要把我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甚至还有人高喊：“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张春桥面不改色，继续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百般劝说，但工人们还是情绪激昂，纷纷讨论，最后形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王洪文为代表，他们主张应该听中央首长的话，立即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多数。

第二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潘国平为代表，他们提出五个条件，提出如果张春桥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回上海。这五个条件是：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造成铁路中断的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任;四、上海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第三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耿金章为代表，坚决主张到北京去告状，并声称没有火车他们就步行去北京。

（38）

以潘国平为代表的第二个派别是多数派，张春桥为了争取多数，就口头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然而，潘国平认为张春桥口头上的答应是“空口无凭”，要张春桥在书面文件上签字。这时，张春桥也提出他的条件，说：“只要工人同志们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签字。”

经过一场辩论，多数工人同意回上海，条件是张春桥给他们的五项要求签字，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带着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能上他的当，于是他们开始步行北上，坚决到北京去请愿。

这样一来，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车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铁路交通也就恢复了。张春桥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劝说工人们停止拦截火车。现在工人们撤走了，火车也通车了，张春桥的任务应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至于张春桥许诺的书面签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本来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央高层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张春桥。

至于还有一部分工人继续要去北京告状，张春桥也可以不管这件事，这是上海市委捅出来的篓子，张春桥不为此事负责。他只要让铁路通车，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北京了。

可是张春桥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还要兑现他的承诺：给“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书面签字。张春桥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不在工厂搞文革的精神，对王洪文等人组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制定了“三不”方针，既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上海市长曹荻秋不理会“工总司”，也是遵照这个方针。

周恩来召开的这次会议，张春桥本人也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对“三不”方针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都是同意的。因为拦截铁路会对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混乱，上海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中断运输，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支持拦截铁路的工人组织。

因此，如果张春桥按照承诺，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那么就违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中央做出的决议，那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这个道理张春桥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张春桥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工总司”签字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分析。

11月12日，在张春桥的说服动员下，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铁路通车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与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商议今后怎样处理“工总司”的问题。会议中，他们还打电话给中央的陶铸请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坚持两个底线：第一、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二、不承认“工总司”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的意思。因为张春桥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会允许他再去跟“工总司”接触了，所以张春桥必须“先斩后奏”。

（39）

13日下午，张春桥来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造反工人进行对话，他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张春桥先阐明他的“个人意见”：工厂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张春桥的思想与毛泽东是比较一致的，他也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主张，认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压制”，认为文革就是要阻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张春桥在公众面前用“个人意见”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应该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毛泽东得知张春桥的讲话后，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张春桥继续说：【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有人到北京去控诉，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现在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我同意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你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也同意。】

张春桥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签了字。造反工人们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向张春桥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后来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这次行动是未经上级批准的，他说：“我的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张春桥这次完全是“先斩后奏”，在签了字之后，才给陈伯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陈伯达说：“我不能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不然他们就不肯回上海，火车就不能通车。我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当时我被包围了。”

张春桥显然是撒谎，因为他的签字，是在工人从安亭撤走，火车通车之后签的，不存在“不签字火车就不能通”的问题。张春桥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让陈伯达十分为难。马上，上海方面打电话来抗议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得知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达成协议，非常气愤，陈丕显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

陈伯达的电话一般都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替他接，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要王力替他做翻译。陈丕显急着要跟陈伯达本人说话，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

陈伯达接电话后，陈丕显质问说：“中央不是说不承认‘工总司’这样的工人造反组织，怎么现在突然又承认了?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只好安慰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既然已经签了字，就再研究怎么处理吧。”

（40）

陈丕显告诉陈伯达，他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要采取补救措施。”

这下陈伯达更为难了，他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于是赶紧先找江青商议。江青态度鲜明地支持张春桥，一来，张春桥是江青的人，江青自然要“保”张春桥;二来，江青也感觉到，毛泽东是希望工人组织起来造反的，张春桥这么做，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向的。于是江青说：“我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张春桥已经知道毛泽东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次张春桥也“造反”了，他公然违抗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这就是造反，造周恩来的反。张春桥揣摩，毛泽东应该赞成和高兴他的造反，理由有如下三个：

第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前，就不停对地方高官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就造反。”可是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地方高官对上级造反的先例。大家都知道，对上级造反，就是拿自己政治生命的赌博。这些人好不容易爬到高官的职位，谁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不肯冒险去造反。张春桥是第一个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来实践毛泽东的号召的，“对中央的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喜欢冒险，敢于造反的人，所以他从内心喜欢那种敢于造反的人。张春桥当时是副省级的高官，敢豁出去拿这么高的政治地位去造反，特别是敢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反，一般人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张春桥的造反行为，深得毛泽东的“欢心”，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考虑培养张春桥做自己的接班人。

第二，毛泽东想要把文革推向工厂企业，也就是要号召工人起来造反。上海的“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把文革推向工厂的设想，就无法实现。因此，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准备把文革推向工厂的意向后，就判断毛泽东一定会支持“工总司”这样的造反组织。张春桥抢先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是为毛泽东立了头功。

第三，张春桥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把“工总司”的人心收买过来，“工总司”就成为张春桥可以指挥得动的工人造反组织，这可以成为今后毛泽东利用工人夺权的强有力工人造反组织。

第四，张春桥认为周恩来有意不向毛泽东请示。本来，闹出工人阻拦火车这么大的事情，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是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自己召开会议，代表中央做出“三不”决议，并让张春桥去执行。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开会做出的这个决议，并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所以他就“造反”了。

其实周恩来这么做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本来就想煽动工人起来造反，安亭事件是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如果他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肯定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周恩来要背着毛泽东，先把造反派压下去。

（41）

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第二天11月14日，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联席会议。毛泽东这次又带来一本《宪法》，他首先念了一段《宪法》关于公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批评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违反宪法。会上陶铸指出张春桥违反组织纪律是“先斩后奏”，毛泽东为张春桥辩解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张春桥这次为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突破了过去中央不允许工厂成立造反组织的概念，而且还造就了全国第一支工人造反力量。张春桥也因为这次立功而飞黄腾达，成为毛泽东最为信任的人之一。

张春桥为了这件事，得宠了毛泽东，却得罪了周恩来，也得罪了党内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张春桥赢得到了毛泽东一人，失去了广大的高官，成为众矢之的。自古以来，得宠于皇帝一人，而得罪朝廷大臣的“宠臣”，结局都是非常危险的，张春桥的结局也是一样。

最后我们在交代一下“工总司”造反工人北上告状的另外两只队伍，一支队伍是从安亭出发，步行去北京告状的一千多人，另一支队伍是乘红卫兵火车，被截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11月12日从安亭出发的步行北上队伍，11月16日到达苏州。这时毛泽东赞成张春桥的事情已经传了出来，张春桥要求市长曹荻秋和他一起去苏州，把告状工人劝说回来。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思，曹荻秋不好再反对张春桥，只好和他一起乘车去苏州。

他们16日晚赶到苏州后，马上与工人进行谈判，劝他们回上海闹革命。张春桥说，他已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了，可是这批工人的领袖耿金章却说：“张春桥是为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

于是耿金章拿出类似于上海“五项要求”的协议，张春桥签字后，耿金章要求曹荻秋也签字，但曹荻秋拒绝签字。耿金章对张春桥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张春桥转向曹荻秋施加压力，最后曹荻秋终于签了字，不过他说：“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和曹荻秋签字后，苏州的一千多工人返回上海，最后剩下那支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队伍。那些乘上红卫兵列车的一千多“工总司”造反工人，在南京后被截留下来后，他们干脆向南京市政府进发，到南京去造反。南京市政府早已接到华东局的电话通知，所以当造反工人到达市政府的时候，马上给他们安排吃住，好好招待。这些造反工人要求南京方面给他们派车，要北上告状，南京方面当然不会答应。

这些造反工人在南京住了几天，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工总司”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于是南京的这批人也就不再坚持到北京去告状，于11月17日乘火车返回上海，安亭事件至此结束。

（42）

文革是一个多事之秋，在1966年11月10日到11月17日的上海安亭事件爆发时，北京那边也是一片沸腾。11月10日到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的200万红卫兵。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可是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前时，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来不走了。

毛泽东为引导红卫兵前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红卫兵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恩来则不断在大喇叭中高喊，引导大家前进。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累得够呛。第二天11月11日，周恩来改变接见方式，安排5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排列好，毛泽东乘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这样才比较轻松了一些。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组，不通知毛泽东的情况下，“擅自”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所属军事院校学员的万人大会。军队老帅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出席大会，他们批评军事院校学员的造反活动，劝学员们听从上级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第一次公开向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

对于军队高官来说，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是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高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较低。中共建国以后，因为要搞国家建设，所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官受到重用，而文化水平较低的武官受到冷落。因此这些武官觉得不满意，认为自己在打天下时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到头来，地位还不如那些文官。

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毛泽东倚重军队，所以不少军队高官认为，这是武官“反击”文官的机会来了，把文官整下去，武官就可以出头了。据原解放军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1966年5月9日，总参谋长杨成武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个文件。我到之时，李天焕等好几个人早在他家里的一楼客厅闲谈，谈得很热闹。我刚坐下，杨成武就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

李天焕插话说：“刚才，杨总长说，反击战就是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毛主席要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

杨成武说：“前几天，我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怎么把我也扩大进去了，我开始时也不知道。会上把罗瑞卿批了一通，大家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会上还做了重要指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杨成武谈话至此，我也吹了杨成武几句，说：“杨总长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议事了。‘反击战’一词用到政治斗争上来，也合适，表达力很强。”】

（43）

这里他们说的“反击战”，就是武官对文官的反击。可是军队干部们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现这场文革，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武官对文官的反击战，不仅是文官，武官们也成为革命的对象。

林彪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军队的掌门人。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刚开始也是误解的，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就是为了拿掉刘少奇。可是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文革;这时林彪又以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思想革命，也就是“破四旧”，当林彪帮毛泽东宣传“破四旧”之后，毛泽东还没有停止文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搞越大。

这时林彪开始有想法了，毛泽东的文革，究竟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林彪想到了周恩来，难道毛泽东搞文革，还是为了打倒周恩来?不过已经有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使林彪不得不想得更深入一层：如果自己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毛泽东还不肯结束文革的话，那么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原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其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倒台了，朱德和陈云已经靠边站了，剩下有实权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三个人了。如果再打倒周恩来，那么剩下有实权的就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了。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如果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的话，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就是林彪了。

如果毛泽东打倒了周恩来，他真的会就此停手吗?林彪无法肯定。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毫无停手的迹象，林彪这时开始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样一来，为了保住自己，林彪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文革泼冷水降温，让毛泽东停止这场打倒人的运动;第二件事是保住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在，林彪和周恩来联手起来，还可以与毛泽东抗衡一下。如果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就是“唇亡齿寒”，等于自毁长城。因此，林彪决不能干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傻事”。

另外，从现实利益上来讲，打倒周恩来，对林彪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超过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林彪打倒周恩来这个第三手，自己也还是第二把手，不会再升级了。因此，当毛泽东向林彪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打倒周恩来时，林彪对毛泽东的信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就是不向周恩来开炮。

以前，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思想文艺界的事情，与军队无关。所以，林彪一直给军队下命令，希望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让地方自己去搞，军队作为旁观者就可以了。

（44）

林彪对文革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毛泽东认为，军队干部也是走资派的大本营，如果文革只在地方上搞，不触及军队，那么走资派就无法铲除。因此，毛泽东搞文革，是一定要延伸到军队系统的。

毛泽东把文革引入军队的方式，是从军队下属的军事院校开始。解放军下属的各种军事院校有100多所，学员10万余人。在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5、6月份，全国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而军队院校在林彪的“不介入”方针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是不允许学员离开学校出去串联。

然而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全国掀起一股狂热的造反大潮，军队院校的学员们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也要造反了。于是，一些军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就涌到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去告状，他们要求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也应该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军队院校学员的意见，提到了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那里，说：“军队院校的学员想念毛主席。地方院校的学生能串联，军队院校的学员为什么不能串联?也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下令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在会上，大多数军官提出反对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时也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指出：“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这样上纲上线之后，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只好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可以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不过在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留在北京，不能与地方的学生搞串联，更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把这次会议的结果上报给林彪，林彪同意了这个结果，于是在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到北京来串联，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马上就“动”了起来，军队学员的造反派诞生了。

这些造反派学员，根本不满足于串联与接见，他们与地方学校一样，搞起“四大”来。因为《紧急指示》有一句话：“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军队造反派的骤然崛起，不到一个月内，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

（45）

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垮了本单位的领导班子后，余兴未尽，进一步冲出学校，到上级的军队机关去造反，这样一来，军队机关里也开始“乱”了。

不过野战部队没有乱，军委不允许野战部队搞“四大”。曾经发生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北京，要求搞“四大”，结果被中央军委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北京卫戍区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跑到北京的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制止了野战部队搞“四大”。

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大批军事院校学员涌入北京，他们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第一个受到军队院校学员冲击的军事机关，就是国防部。林彪是国防部长，冲击国防部那就是不给林彪面子，可是造反的军队学员，似乎并不把国防部看在眼里。11月8日，一千多造反军队学员，要冲进国防部大楼，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地组起了人墙，但还是挡不住学生往里冲。

面对这种局面，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向林彪提出建议：命令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要求警卫战士对造反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在这个“四不”的前提下，对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几个军队高官去现场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他们都是讲不了几句话，就被学员们高呼的口号声压了下去。最后，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造反学员们击碎了大门旁边警卫室的门窗玻璃，找来几条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然后造反派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警卫战士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的“四不”规定的约束下，对造反派闯入国防部大院是无可奈何。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万人大会，给造反的军队学员施加压力，“劝”他们停止在北京造反，听从上级的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军队高官第一次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公然的抵制。

（46）

196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解放军所属各军事院校师生和文艺单位10万人的大型集会。体育场的会场内，张贴着数十条大幅标语，主要有：“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等。

大会一开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走进体育场，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周恩来等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向参会者招手致意，会场爆发出暴风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见以后，周恩来和陶铸声称要去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提前离开会场。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了，以表示这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大会。

周恩来出来与大家见面，是表示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周恩来借故先走，不发表讲话，又是因为他不便在这种场合讲话。周恩来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这么做也是必须的，因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对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如果请示了毛泽东，那就得邀请文革小组也来参加，一旦文革小组的成员来了，他们必然要进行火上浇油的煽动性讲话，使这次泼冷水的大会，反而变成一个浇汽油的大会。

因此，这次大会是不能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自然也就不能事先请示毛泽东了。这次大会是周恩来与林彪两个人策划的，他们两人是有权召开这种大会的，可以不请示毛泽东，这并不违反党规。不过，为了防止以后毛泽东怪罪下来，所以周恩来不能亲自讲话，这样在毛泽东那边回旋余地就比较大了。

周恩来常用的战略，是他要说的话，自己不亲自说，而是让别人来说。这样一来，即使别人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触犯了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出来打圆场，不至于跟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还可以用他的职权来“保”替他说话的人。

周恩来走后，肖华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全场人员同声高唱。然后，全体人员齐声念四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体人员念完《毛主席语录》之后，肖华首先说：“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

（47）

林彪与周恩来一样，他也不便在这种情况讲话。林彪也用这样的战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让别人来说，这在毛泽东那边就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林彪让肖华转达他的问候，也是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肖华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请陈毅讲话。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同时，他也经常扮演周恩来的代言人，周恩来自己不方便讲的话，常常让陈毅来讲。陈毅讲错了话，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而周恩来是不能轻易检讨的。这并不表示周恩来的态度傲慢，而是他这样身份的人，一旦检讨了，就很可能意味着要下台。

陈毅在众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豪气飒爽地走上讲台。陈毅的讲话一向以大胆著称，这次讲话也非常大胆，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也是他诸多黑话中的一篇。陈毅虽有讲话稿，但他基本上不看讲稿，而是脱稿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今天我讲话没有准备，可能讲得不对。】

陈毅讲话的惯用手法，就是声称“没有准备”，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借口一时不注意说错了话，把问题搪塞过去。陈毅接着说：

【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 破私立公” ，破“ 私” 字，破“我”字。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而是“公”字当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讲错了话，弄不好就要出麻烦，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报也会贴出来嘛!如果是出于“我”字当头，我今天就不来讲了。】

陈毅这个表明心态的开场白是高明的，先说自己是出于“公”心，这样即使是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他。陈毅继续说：

【我的话讲起来不太好听，但我还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千条万条，主要一条就是要搞路线斗争。你们搞路线斗争，我们完全赞同，要真正学会搞路线斗争，如果没学会，损失很大。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过去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

【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几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

陈毅这些话是非常“语重心长”的，他说：“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这是不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体会不到的经验教训。一旦开展路线斗争，那就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场斗争的胜负，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在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一个人很难认对方向，紧跟毛泽东，也不一定不犯错误，所以陈毅以他的亲身经验说：“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

（48）

陈毅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提醒造反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涉足“路线斗争”，这是一个高危的事业，一旦站错了队，认错了方向，那是要栽大跟头的。陈毅接着说：

【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自己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陈毅在这里对年轻人说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一件罪过。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活了九十九个人，可是只要你一时失手误杀死一个人，那么你救活九十九个的功劳就一笔勾销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一样，立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犯一件错误，但谁又可以保证自己永不犯错呢?所以陈毅告诫年轻人，路线斗争是风险极大的，千万要慎重。

陈毅又说：【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正是对自己充满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沸腾年代，很难理解陈毅这样过来人的“心里话”。

陈毅最后说：【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这四种路线斗争我都有体会，我犯过许多错误，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犯过折衷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过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泼冷水的方式，是现身说法，希望用自己犯过的错误，自己走过的弯路来提醒年轻人，希望他们搞斗争时，尽可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要轻易把斗争上升到路线斗争。一旦斗争过火了，就很可能犯“左”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你过去立的所有功劳就一笔勾销了。

（49）

陈毅讲话时，坐在台上的几十名老干部，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陈毅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话。可是台下的年轻人们，却很不以为然的，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当场喊口号反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然而后来无情的事实，证明了陈毅的话，当年那些带头造反的年轻人，后来多半都栽了大跟头。到那时他们再回味陈毅的这个讲话，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陈毅讲完话，贺龙讲话。贺龙比陈毅慎重得多，他只是照着讲话稿读，基本上都是套话空话，没有特别大胆的话。贺龙的慎重，是因为他从罗瑞卿事件之后，基本上就在军委中“靠边站”了，所以说话不得不慎重。贺龙的讲话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荐的几点倡议：“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贺龙讲话之后，徐向前讲话。徐向前的讲话也比较慎重，也基本上是套话空话，只是强调军队有保卫国家的重任，所以军队不能乱，他说：【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

最后叶剑英讲话，叶剑英的讲话虽然赶不上陈毅，但也比较大胆，他时而读讲话稿，时而脱稿演讲。叶剑英说：【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委首长给大家讲了话，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和同志们简短的讲几句。】

叶剑英先肯定上面三位元帅的讲话，他也泼冷水，说：【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但也要注意，任何真理都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

叶剑英批评一些人的做法“过火”，希望他们降温。叶剑英接着说：【以前有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但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

（50）

叶剑英特别强调，要允许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他继续说：【开会前集体朗诵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这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一种好风气，是革命的创举。你们这样做，对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一个教育，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要带一本《语录》。但我要奉劝同志们一句：读毛主席的书很好，但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像读《圣经》那样光是背诵，毫无用处。

过去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要重犯。要活学活用，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叶剑英这里婉言批评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教条主义。当时叶剑英敢这么说，也是够大胆的。最后叶剑英说：【“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他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人高喊说：“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

叶剑英又说：“李继才的第二个问题，‘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我告诉你们，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这时台下响起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接着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这时台下又响起高呼声：“把他揪出来!”

叶剑英说：“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继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台下学员们，大部分是支持四位老帅讲话的，但少数人不支持。他们敏感地嗅出，这次大会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有李继才提出疑问。这时，一部分学员在会场上起哄起来，他们乱喊乱叫，企图上台与老帅们辩论。主持这次会议的萧华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宣布散会，随后护送老帅们离开现场。

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他们马上接见了李继才等造反派，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马上出现在北京街头。

（51）

就在军界老帅抵制文革的同时，经济界的高官们也在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前面提到，毛泽东发现红卫兵年龄太小，没有社会经验，只能夺权，不能掌权，所以必须发动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成熟的工人起来夺权和掌权。在1966年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指示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份工厂企业搞文革的文件。

11月13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一份《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提交给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让他们进行讨论。因为当时文革小组还只负责文化界的事情，经济界的事情他们不能直接下发命令，还需要通过国务院的各个部委才行。陈伯达还要求，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拿出讨论结果来。

国务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包含民政、外交，农业，工业，交通等诸多的部委。刘少奇在位的时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负责领导工业和交通系统。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1966年8月刘少奇下台之后，薄一波失去了保护他的后台，一些平日与薄一波有积怨的人，看到“整”薄一波的机会来了，于是纷纷检举揭发薄一波的各种问题，薄一波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为了躲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1966年9月2日，薄一波借口自己在家里摔了一跤，受了伤，向周恩来请病假，希望休养一段时间。

薄一波是刘少奇安插在国务院里的大树，一直听命于刘少奇，所以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周恩来也乐得薄一波主动离任，于是就批准薄一波休假半年，去广州休养。薄一波走后，他以前主管的国务院工业交通系统，就交给经委副主任余秋里和建委主任谷牧主管。

为了满足陈伯达一个星期之内拿出结论的要求，周恩来决定在11月16日到20日召开一次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座谈会，对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进行讨论。《十二条》拿到座谈会上，马上就受到参会者的猛烈批评。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会者批评《十二条》中的“允许工厂成立群众造反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文，认为这样将导致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正常秩序的彻底打乱，国家经济有可能失去控制。于是，参会高官们对《十二条》进行了完全彻底的修改，把《十二条》变成《十五条》，增加了三条实质性的内容：一、工厂不能全厂停产闹革命，要分期分批搞文革;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革;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用启发式的语气向参会的高官们说：“文革的形势，可以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52）

周恩来的讲话中，把文革比喻为“洪水”。人们对付洪水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堵”，修建堤坝把洪水堵住;第二种是“导”，修建渠道把洪水排泄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周恩来告诉大家，文革这场洪水，来势凶猛，堵是堵不住的，刘少奇试图用“堵”的办法，就完全失败了。因此，现在只用“导”的办法来抵制文革，周恩来启发众高官要学会“因势利导”，把设法把文革的这场洪水，“导”离毛泽东的预订轨道，从而使文革的目的落空。

当然，即使是用“因势利导”的抵制文革，也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周恩来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话，来激励众高官挺身而出，对文革进行大胆又“艺术”的抵制。

会后，国务院负责工交系统的谷牧，把会议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十五条》。11月21日，谷牧把讨论结果《十五条》，按期提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很不高兴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

谷牧辩解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但陈伯达不接受谷牧的辩解，显然不同意谷牧代表工交座谈会总结出的讨论结果。这样一来，谷牧只得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在预料之中的，他说：“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第二天，周恩来和陶铸再次听了谷牧等人的汇报。现在，陶铸已经基本上完全站在周恩来这一边了，他和周恩来一样，基本肯定了谷牧的意见，否定了陈伯达的意见。这天晚上，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一起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次工交座谈会的讨论结果。

然而，这次周恩来等人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的情况，却没有比较正式的讲话内容传达出来。据当事者的回忆，对毛泽东的态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

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的修改。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第二种说法是，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十五条》。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会我参加了，毛主席不同意《十五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高兴，并不是对谷牧不满意。谷牧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可以谅解的。而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是这么说，这不是顶着干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会后，毛主席把陈伯达和我留下，说：“你们重搞。”毛主席留下我和陈伯达另搞文件，没留下总理。】

（53）

王力因为各种原因，回忆录里不便直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所以只是说对陶铸不满。毛泽东的不满，是因为他在11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安亭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赞成成立工人造反组织，而当时周恩来和陶铸也没有反对，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显然，周恩来和陶铸是基于毛泽东的威望，不好当面否认毛泽东的意见，内心中是反对的，于是就进行间接的抵制，在《十五条》又委婉地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和陶铸明明在11月14日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可是在11月21日制定《十五条》时，仍然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这不是跟毛泽东顶着干吗?因此毛泽东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为了反对《十五条》，指示王力和陈伯达，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简称《十条》。

关于毛泽东对《十五条》的态度，当事者的回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且回忆者也不像是在故意说假话。首先谷牧应该没有假话，因为他是听到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之后，才继续修改《十五条》稿子，并上报到中央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如果有人告诉谷牧毛泽东反对《十五条》，他就不会继续修改和上报《十五条》了。

其次，王力应该也没有说假话。王力不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他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重新写了一个推翻《十五条》的新《十条》。如果毛泽东对《十五条》基本满意，就没有必要再指示王力他们另搞一个文件了。

因此，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忆，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反对态度，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于是周恩来和陶铸等人就“装糊涂”，把毛泽东的态度当成是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指示谷牧继续把《十五条》上报上去。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的结果，毛泽东指定林彪主持这次会议。这样一来，在林彪主持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一个是谷牧起草的《十五条》，它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另一个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起草的《十条》，它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

对同一件事，提出两份完全不同的议案，这在建国以后的中央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这就让主持会议的林彪面临一个难题，是支持毛泽东的议案，还是支持周恩来的议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逼着林彪表态：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

这次林彪的表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在工厂展开文革的关键。如果林彪支持毛泽东的议案，那么周恩来一个人就抵制不下去，只得让文革扩展到工厂，导致后来发生夺权风暴和天下大乱。如果林彪支持周恩来的议案，他们两人联手起来抵制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在工厂搞文革的计划，很可能就要夭折，这样后来文革中的夺权风暴也就不会发生了，以至于林彪本人后来的出逃，都有可能避免。

11月16日到20日的工交座谈会，是周恩来抵制毛泽东搞文革的一次大动作。文革中，每次周恩来发起对毛泽东的大动作抵制，都与林彪的动向有关。在这次大抵制之前的11月13日，在林彪的支持下，军队老帅们公然出来讲话，给文革泼冷水，这是林彪对毛泽东文革的公然抵制。在看到林彪的行动之后，周恩来也开始行动，与林彪的抵制相呼应。同样，在后来的1967年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闹翻了。在此之后，周恩来在1967年2月份就发起一场“二月逆流”。

一些人把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行动，分开来孤立地进行探讨，这样就难以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周恩来和林彪并不是生活在两个孤立的环境中，两人的关系是密切和微妙的。从历史上看，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林彪都出了大力，而在这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林彪却没有为毛泽东冲锋陷阵，只是消极地尽可能中立。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给他这个接班人的位置，有点勉强，并不是出于对林彪本人的特别欣赏。如果1949年毛泽东就让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肯定为毛泽东效死力。可是毛泽东迟迟到1966年才让林彪当接班人，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好林彪。

在1949年之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高岗和邓小平，可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想要重用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高岗。1953年，高岗的地位超过了林彪，但不久毛泽东就对高岗失望了，高岗在1954年倒台。毛泽东在高岗倒台之后，想要重用的下一个人物，也不是林彪，而是对小平。1956年9月的八大上，本来地位在林彪之下的邓小平，跃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林彪仍只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超过了林彪。只是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又失望了，才于1958年5月，补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

建国后，毛泽东本意是让彭德怀管军队的，只是后来彭德怀被打倒，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管军队;毛泽东本意是让刘少奇当接班人的，后来也是打倒了刘少奇，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当接班人。

因此，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他并不是特别的欣赏，也没有特别的期待，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替补队员，而不是主力队员。当主力队员出了问题，才想起来让他这个替补队员上场。所以，林彪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并没有那么欣喜。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他不得不猜想毛泽东的心思：这次毛泽东是真心让他接班?还是一时间没有合适的接班人人选，只是让他过渡一下?

（55）

林彪由于有长年当替补队员的经历，所以他不得不猜想，他这个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今后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他就得让位了。

可是按照当时中共的惯例，一个人职位是只能“上”，不能“下”。如果职位下降，必然是犯了错误，被撤职处分。根据这个惯例，将来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就要让林彪“让位”，也就是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而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就不得不找林彪的一个错误，作为取消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借口。人不是神，谁都有错误，要想“挑错”，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样一来，林彪可以设想将来的某一天，党内发出通报：林彪犯错误了，他不适合再当接班人了，于是他就灰头土脸地下台。尽管毛泽东不至于用打倒刘少奇的方式来打倒林彪，只是让林彪靠边站，就像朱德那样，给林彪一个名誉职务，但这还是让林彪非常没有面子。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职位上升，谁都很高兴，而职位下降，人们就会感到很没面子。特别是林彪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种丢面子的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林彪本来是不愿意当接班人的，只是在毛泽东“先斩后奏”的情况下，不得已当上了接班人。林彪一旦当上了接班人，他就不得不为今后的出路着想。第一个出路，是真的接了班。林彪对这个出路抱的希望不大，因为林彪的身体比毛泽东差很多，死在毛泽东之前的可能性相当大;第二个出路，是在自己死之前，保住接班人的地位，体面地离开人世。林彪对第二个出路比较抱有希望。

从保住接班人位置的角度来看，林彪当然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越小越好，毛泽东的文革规模越小越好，所以这样一来，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就是怀着泼冷水的态度。

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要泼冷水，周恩来也要泼冷水，两个人就有了一致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两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盟关系。当林彪给毛泽东泼冷水的时候，周恩来也给予呼应，作为特殊形式的支持。11月13日，林彪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给文革泼冷水;11月16日，周恩来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也给跟毛泽东顶着干，对文革泼冷水。11月29日，林彪再次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进一步泼冷水。周恩来亲自出席了这次大会，不过只是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之后即离开，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在11月29日的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又讲了话。陈毅说：【亲爱的同志们：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院校差一些，不能把他们的一套搬到军事院校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

（56）

陈毅首先强调，军事院校因为是在林彪的领导下，所以问题比较小，而地方院校过去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问题比较大。所以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搞文革的方式不一样。陈毅进一步说：【我年轻时代犯过两次错误，就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了，简单化了。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每个单位的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不要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人，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斗，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批评了当时批斗扩大化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挨斗。陈毅特别提醒造反派注意，整人不要太“凶”。陈毅最后为自己的发言辩解说：

【我在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11月13日的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也讲话说：【军队院校学生与地方院校学生不同，你们不是一般学生，所以不容许军队学生违反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军队光荣传统。把国防部当作敌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肤浅的批评不行，要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这两次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大胆言论，在军队院校造反派中引起一片哄然，一时间到处都是“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公开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说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求陈毅和叶剑英作检讨。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群众大会，点名要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和军队负责人出席这次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批斗一下这些老帅和军队负责人。

（57）

中央文革的办事员打电话给主持军委日常事务的叶剑英，催他们来参加大会。叶剑英把此事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做了汇报。据说林彪正好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这种事情向毛泽东汇报，还是周恩来出面比较好，因为周恩来不负责军队的事情，说话可以比较灵活。

据当时参与此事的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当时，毛泽东还不愿意得罪林彪和军队老帅们，毕竟文革才开始，需要林彪出力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不想在这件事上与林彪发生冲突。于是毛泽东就对林彪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毛泽东现在需要林彪办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支持他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

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的问题。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提出一份议案，就是陈伯达代表毛泽东起草的《十条》和谷牧代表周恩来起草的《十五条》，让林彪表态，这样林彪就非常为难了。林彪毕竟和周恩来不一样，他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可是要让他反对毛泽东，还是很难的。这次，林彪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支持毛泽东，但他也没有批判周恩来，只是委婉地否决了周恩来的议案。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讲话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工交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

林彪先肯定了毛泽东的《十条》，但他也没有批评周恩来的《十五条》，只是简单地说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林彪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十五条》。林彪只是委婉地赞成了毛泽东，让周恩来感到，他这么做是出于不得已。林彪对毛泽东《十条》的赞成，也只有这几句，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工交系统搞文革的“意义”，林彪说：

【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林彪这些话，都是大话空话，并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当然，林彪也不能全盘讲大话空话，总得批判一点具体的东西，于是林彪就把批判之火，引到刘少奇这只死老虎身上，大批刘少奇，暗保周恩来。

（58）

林彪说：【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回答是有的。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他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搞一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关键的问题上，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这里举一些例子，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又如解放初期，中组部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并没有坏处。”又如1954年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半无产阶级的党，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自由，这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

【以后刘少奇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是指向周恩来的，这里林彪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套到刘少奇头上，替周恩来解围。林彪继续说：

【刘、邓的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真、薄一波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十年、二十年的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就从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我们受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

林彪在这次会上大批刘少奇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少奇本人也被通知来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本来这次工交座谈会，与刘少奇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林彪登高一呼，刘少奇成了被众人批判的靶子，大大减轻了对周恩来的压力。林彪除了批刘少奇之外，还特别提出批薄一波，因为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正好以前又是主管工交系统的，所以批薄一波正合适。

（59）

为了“感谢”林彪的好意，周恩来在会上也大批刘少奇和薄一波，周恩来说：

【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中宣部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搞彭真的黑线，联络部搞“三和一少”，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这里林彪插话说：“我还被薄一波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他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薄一波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薄一波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周恩来接着说：【薄一波说他与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插话说：【薄一波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也插话说：【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周恩来继续说：【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的影响之深之大。】

林彪和周恩来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刘少奇和薄一波身上，而文革小组的人不干了，他们要把斗争目标拉回到周恩来的《十五条》上。不过在林彪的压力下，他们只敢批具体整理《十五条》的谷牧，不敢提谷牧后面的周恩来。王力首先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十五条》，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

张春桥批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江青批谷牧说：【你的发言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

（60）

康生批的调子轻一点，比较不太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从挖资本主义根子来看，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如果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陈伯达责问谷牧说：【《十五条》没有同我们商量，在会上发这个，是搞突然袭击。】

这时周恩来为谷牧辩解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文革。】

林彪插话说：【我们也是同意的。】

林彪的插话，为周恩来解围，指出过去中央发过工厂农村不搞文革的文件，这是包括林彪在内的人都同意的。但不管怎么样，林彪这次没有支持周恩来的议案，而支持毛泽东的议案，当然这也在周恩来的预想之中。周恩来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试图在关键的时刻，林彪能够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样就可以避免文革之火烧到工矿企业。

现在林彪支持了毛泽东，那么文革之火肯定要烧到工矿企业了，这时，周恩来就不能再“顶”了，而是要采取“导”的策略。于是，周恩来改变了立场，也表态支持在工矿企业搞文革，他准备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再设法抵制和泼冷水。因此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也进行了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发言，周恩来说：

【这次工交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行不行呢?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成公有制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所以文革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和平演变，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周恩来先从理论上表态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然后又安慰干部们说：【谷牧的《十五条》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思想的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有什么了不起?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

周恩来隐晦地告诉高官们说：这次我们得退让一下。退让的最坏结果，也就是罢官，不必担心生命危险，只要活着，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61）

林彪支持周恩来说：【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

周恩来又启发性地说：【正如林总说的，这场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插话说：【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周恩来告诫高官们说，对文革这场洪流，“挡”不是上策，要自己也跳入到这场洪流中去，这样才能引导这场潮流的方向，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对于众高官担心工厂搞文革，影响到生产的问题，林彪说：【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的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也可以促生产，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生产受一点损失，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是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的说法，他说：【在一个时期，生产上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极而言之，影响生产也就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

最后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方面要摸出一些经验，一方面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除了吹捧林彪之外，还不忘记吹捧一下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也是可以争取的人物。

（62）

1966年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在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十条》，毛泽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没有实现对周恩来以及周恩来派的打击。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本想把批判《十五条》的材料，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可是遭到包括林彪在内的多数高官的反对，最后周恩来决定：批判《十五条》之事不扩大传达范围。而且，提出《十五条》的谷牧，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更没有受到批斗，他被周恩来安排到外地去搞调研，“避风”去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置身事外的口气评论这件事，完全没有谈到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没有自我批评之类的话。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做自我批评，一旦承认自己有错，就会被别人揪住不放。由于林彪的态度暧昧，毛泽东只能默认了这个结果。

12月15日，林彪再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革小组起草的把文革延伸到农村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不过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第一个原因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保守，对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文化革命，不感兴趣;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的家族关系很浓厚，一个村子里面的人，世世代代都是乡亲，让他们相互之间搞批斗，很难搞起来。因为文革与土改不一样，土改可以分到土地，是可以得到物质利益的，而文革的批斗，自己并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农民比较注重实惠，批斗了半天，自己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不愿意去干。

这种情况，倒也符合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才具有革命性，农民是缺乏革命性的，只是在“分田地”这样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他们才会出来革命，一旦分到田地，他们就不愿再继续革命了。毛泽东在农村发动文革的失败，似乎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观点。

（63）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都生日。我们在前面提到，两年前的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的那一天，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生日寿宴，邀请了刘少奇等数十名高官赴宴。两年后，毛泽东再次破天荒地在生日请客吃饭。

这次生日寿宴和上次虽说只间隔两年，可是中国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次被邀请的高官中的一大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罗瑞卿、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等人，都已经被打倒或者被批斗。剩下少数没有被打倒的林彪、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没有被列入毛泽东这次生日寿宴的名单。毛泽东这次邀请的人，只有中央文革小组中几个他最为的信任的人：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连康生都没有邀请，而江青成为毛泽东生日寿宴的女主人。

参加这次毛泽东生日寿宴的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背景，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我们认为王力的这个评述是很有道理的，从他披露的毛泽东在这次寿宴上的讲话来看，的确反映了不少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表白。王力回忆说：【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

毛泽东以前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而在1966年8月，毛泽东却突然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 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几乎不在北京，中央办公厅趁毛主席离京外出巡视考察期间，将主席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菊香书屋进行了一次维修，当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毛主席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一气之下，老人家于19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去工作和生活，卧室、办公室就在游泳池里的小传达室。在这里，毛主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10年。】

毛泽东搬离菊香书屋，除了未经他同意修缮房屋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应该是担心菊香书屋在修缮过程中，被人悄悄地安装了窃听器。因为毛泽东以前的专列上，曾被安装过窃听器。在文革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所以他很快搬离了菊香书屋，住进游泳池旁边的休息室。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居然会住到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面去，所以这里也就不可能被预先安装窃听器。

（64）

1966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这天，在他游泳池的新住所，邀请了他最信任的几名文革小组成员。关于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寿宴上的讲话，王力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下面就摘录一些王力回忆的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这里讲了文革的起源。毛泽东说明：文革的起源，其实从建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那时是开始了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路线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是要保存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试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能够蒙蔽群众，能够得到信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使得群众对他们有所信任。进而他们借助共产党的威信，把自己变成正确和正义的化身，把反对他们与反党等同起来。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控制群众的手段，是他们推行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盲从主义”。文革中毛泽东发动学生，进而发动工人和农民对共产党“造反”，根本的思想就是“反对盲从”。所谓盲从，这是有一种迷信，认为“官职的大小，代表真理的大小，也代表正确的程度”。官职越大的人，真理掌握就越多，当大官与小官的意见不一致时，官大的意见一定比官小的意见更加正确，所以要盲目听从大官的指示。

（65）

毛泽东号召群众不要盲从上级领导，当上级领导不正确的时候，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造反”。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不盲从和造反的典型。1927年，上级领导给毛泽东的指示，是让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去攻打大城市，可以毛泽东认为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正确，所以他对上级领导“造反”了，违背领导的指示，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独创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大胆造反，共产党很可能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认为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盲从”的造反精神。今天，他希望新一代的红卫兵把他当年的“不盲从”造反精神继承下去，对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大胆造反”，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到底。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把“不盲从”的造反精神，“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继续说：【苏联复辟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这里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空想，而是很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现实。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启了“变修”的先例。因为，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必须注意到苏联的经验教训。苏联的教训是“问题出在党内”，因此，这次文革就要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苏联的教训重演。

毛泽东继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要清除这些影响，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指出这次文革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而且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毛泽东特别点明“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这就是明显地点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这些人都反对毛泽东在党内发起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毛泽东又说：【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

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泽东这里指出周恩来对抗他的战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周恩来也发动群众反对造反派，双方都没有动用军队，而是用“群众”作为武器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能够发动群众，周恩来也能发动群众，后来，文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的斗争。

（66）

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这次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

毛泽东之所以会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经过这几个月的斗争，已经看到周恩来派的势力相当大，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一场“全国全面”的斗争，才有可能打倒周恩来。

王力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毛主席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这次讲话，点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革的起源，毛泽东指出。文革来自于党内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从建国时拉开序幕了。

第二个问题是走资派为什么能够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因为他们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化身。因此对走资派的开炮，也就变成了对共产党开炮，这样就让一部分支持共产党的群众，难于理解和支持。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打破群众对这些党员高官的迷信和盲从，发动群众对他们造反。

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苏联实已经发生了的现实。

第五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文革的斗争对象，是“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

第六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周恩来这批人对抗他的手段，也是发动群众，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一来，这场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派的“群众”，与周恩来派的“群众”的两派群众斗争。

毛泽东讲的以上六个问题，是理解毛泽东思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方法来搞文革，都可以从上述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寻找答案。

最后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我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我对给我开车的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1982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

王力这时才恍然悟出，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当然周恩来比王力在更早的时间，就悟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看破了毛泽东心思，对毛泽东的各种手段都有了事先的预防和准备，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就很难像对刘少奇的斗争那样的顺利。

（67）

文革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战役，一场是党外群众与党组织的斗争。刘少奇的工作组是党组织的代表，而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党外群众的代表。很显然，党外群众在人数上大大多于党组织，党外群众之所以怕党组织，是因为党组织的背后有专政工具，也就是警察和军队。

由于军队在毛泽东的完全控制下，对警察有控制力的罗瑞卿在文革前被打倒，所以刘少奇的工作组成了真正的纸老虎，一捅就破。在人数绝对多数的造反派面前，工作组毫无还手之力，这样毛泽东就轻易地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战役后，发现过去对付刘少奇的方法不灵了。因为毛泽东发动群众，周恩来同样也发动群众，周恩来发动群众的手段也不低于毛泽东，这样一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战役，就成为一场群众与群众的斗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周恩来也支持红卫兵;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周恩来也支持造反派，结果就出现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与周恩来派的红卫兵，毛泽东派的造反派与周恩来派的造反派。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并不是真正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红卫兵，只是比较听毛泽东的话的红卫兵;同样“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不是真正在周恩来领导之下的红卫兵，也只是比较听周恩来的话的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例如在1966年10月的时候，北京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当中，自行成立了92个大小不等的独立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派系非常复杂，没有人能够完全驾驭和控制他们，经常出现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变成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经常出现周恩来派的红卫兵变成毛泽东派的红卫兵，甚至出现谁的话也不听的独立派红卫兵。

前面我们说到，第一批红卫兵是从北京中学里的高干子弟中间诞生的，他们最初完全是拥护毛泽东的。他们之所以拥护毛泽东，是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搞文革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改革高考的招生制度，可以使他们比较轻易地进入大学。可是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高干子弟的父母多半被打倒或批斗，这时他们的立场也转变了，不再支持毛泽东，转而支持周恩来，成为周恩来派的红卫兵。

因此，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而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以平民子弟为主。周恩来派的红卫兵的行动特点，第一就是“保”刘少奇，而且非常明显。这里举一个清华大学的例子。

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正式撤销之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是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等人，这是典型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另一个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是蒯大富为首“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是典型的平民子弟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参加接见红卫兵的中央领导人排名。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惊讶地发现，从建国以来一直在领导人名单中排名第二位的刘少奇，一下子变成第八位，这样所有的老百姓都明白，刘少奇犯错误了，所以地位下降了。但刘少奇具体犯了什么错误，老百姓还不知道，于是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流传，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

（68）

在清华大学，从8月19日到8月23日的一个星期，出现了不少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王光美拉下马》，《刘少奇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等。当有人把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清华大学张贴之后，马上出现《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

虽说攻击刘少奇是主流，但那时的红卫兵是自发和无法控制的，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和江青的大字报，比如《周总理8月22日讲话是个大阴谋》、《致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甚至还出现攻击毛泽东本人的大字报。在一份名为《炮轰》的大字报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但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北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运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这张大字报所说的“某些同志应该负责”，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应该负责。据说，主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建材工业部部长赖际发的女儿赖锐锐。当然，攻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字报是很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于是在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主的十二个学校的高干子弟派红卫兵，发起一场撕大字报的联合行动，一下子撕掉了清华大学校园中所有的大字报。

据当时高干子弟派红卫兵的卜大华回忆说：【8月24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问题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

【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一是把这类的大字报都销毁，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清华的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因为大字报主要都贴在二校门的墙上。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下午3：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下午4：00，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下午4：50，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大学，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限令大字报的作者在24小时内撕去大字报，否则后果严重。】

（69）

【下午5：10，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下午6：00，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清华大学的二校门，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晚上7：00，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晚上7：15，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8：00，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开庆祝大会。】

【晚上9：00，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就是要红色恐怖》、《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大标语。】

【晚上 $10:00$ 到深夜，“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清华二校门的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另据清华大学平民子弟派红卫兵的蒯大富回忆说：【他们这支队伍是高干子弟，就是所谓的老兵派，是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腰里系着一个皮带，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格打勿论，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他们高人一等啊，他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我们清华大学，8月24日之后整个校园都空了，整个大字报都没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几天贴的那些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揭露的也非常浅，就是揭露个修养啊，在哪个地方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对什么的，当时都是很肤浅的。8月24日之后，至少恐怖了有一个星期都不止，就没有人敢贴大字报了。】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到9月，因为高干派红卫兵组织得比较好，而平民派红卫兵的组织还很松散，所以高干派红卫兵明显占上风，但他们的好景不长。这主要是因为，高干派红卫兵对加入他们组织的人，对家庭出身有很高的标准，比如父母要十三级以上的干部，这就使得高干派红卫兵的人数大受限制。相反，平民派红卫兵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什么人也可以加入进来，所以平民派红卫兵组织急剧壮大。比如到1966年10月，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平民派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已经发展到数千人，清华大学的高干派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在此情况下，高干派红卫兵感到自己在人数上大大不如平民派红卫兵，有必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来显示力量，于是他们成立起一个称之为“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组织。联动成立时，印发了《成立纲领》，写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70）

联动《纲领》中，特别说明“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再是正确思想了。

联动《纲领》中写道：【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一、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坚决贯彻;二、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动《纲领》提到的“二个主席”，指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他们公然说要粉碎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也就是毛泽东派的红卫兵。

联动《纲领》中写道：【组织路线：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的工农兵。】

联动在《纲领》中，公然宣布自己是一个高干子弟的政治组织，要到第三阶段，才开始吸收普通平民的“工农兵”加入进来。

联动的《纲领》中最后写道：【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联动《纲领》中，把文革说成是“白色恐怖”，并且在最后，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写“毛主席万岁”，只是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联动的《纲领》，显然是完全彻底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以及文革。

“联动”成立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比如1966年11月15日，出现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1月21日，出现大字报《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12月2日，出现《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等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12月6日，出现《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12月8日，出现大字报《陈伯达同志的总结是大毒草》;12月9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10日的群众大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12月11日，出现大字报《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12月12日出现大字报《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12月14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等等。

12月26日，联动还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会上他们高喊口号：“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活着干，死了算!”，等等。

（71）

“联动”最大的行动，是所谓“六冲公安部”。他们组织数百人，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六次冲公安部，试图营救他们被捕的同伴。“联动”成员冲入公安部后，打砸公安部的设备，在墙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还高呼口号：“高干子弟要掌权”、“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以及背后的毛泽东。

为了对付“联动”的大胆行动，中央文革则发动自己的群众来对付他们，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到1966年12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已经发展到几千人的规模，在人数上大大压倒了“联动”。

为了对抗“联动”保刘少奇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12月复辟黑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把刘少奇“搞臭”，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约见蒯大富，指示蒯大富在社会上公开搞“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18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来电话，他说：“你是蒯大富吗?”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去，那地方有人要见你。”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首长要接见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在中南海西门的时候，被一个卫兵挡住了，不让进。我正在和那个卫兵交涉呢，从中南海里面开出一辆小轿车，张春桥穿着军大衣，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就朝我招手，说：“让他进来。”

那卫兵一看是首长答应了，就让我进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间，外面一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里面一间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张春桥：“首长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我立刻明白了，所谓“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来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72）

蒯大富后来说：【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还没细想过。当时就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

1966年12月25日，在蒯大富的发起下，清华大学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井岗山兵团”，发起了号称“12.25”大行动。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记载这次行动说：

【1966年12月25日，五千余名“井岗山兵团”战士，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

他们把“打倒刘少奇”、“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击12月复辟黑风”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把深刻地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张贴在大街小巷。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少奇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蒯大富本人也回忆说：【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12月在北京刮起了复辟黑风，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复辟黑风!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当时我们是第一个搞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街头活动，提出打倒刘少奇，他是国家主席啊，这影响是很大的。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北京城了。江青特别高兴，12月30日她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73）

江青走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来接见我们。”】

蒯大富干的第二件影响较大的事，是动用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刘少奇，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连刘少奇的女儿都出来揭发刘少奇，这在一般人看来，就证明了刘少奇的确有问题，其影响是非常大的。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27日，我找刘涛做工作时，她就老哭。刘涛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定了刘少奇是全国最大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要跟着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站在党的一边、人民的一边，和我们一起同刘少奇作斗争。”

刘涛还是哭，她说：“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爸爸拥护毛主席，可能犯错误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我说：“你说这个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天天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

刘涛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最后刘涛的表态说：“我坚决站到你们这边来，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在第二天28日，立刻就安排了刘涛做大会检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一连讲了4个小时，我们全录了音，录音之后就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广播。我们当时动用的是广播车，大喇叭一遍遍地广播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等繁华的地段，万众停立，翘首细听。

刘涛揭发的影响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个场面，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如果有摄像机把那个场面摄下来，那绝对壮观。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而且还特别安静。别说车，就是人，一个个都走不动，大家都停在那不动，听刘涛的检查。广播车只要到了哪儿，人们就把那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只是听，没人说话，就听刘涛的检查。】

蒯大富后来说：【你想，假如说现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广播国家主席子女揭发父母的讲话，那得多少人听啊。刘少奇地位多高啊，国家主席!刘涛当时的那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

（74）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发展亲近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毛泽东具有“领袖”的天然优势，又掌握各种宣传机器，在培植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方面，当然比周恩来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周恩来则采用“只要功夫到，铁棒磨成针”的笨办法，大量地亲自接见各种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高峰期，周恩来平均每个月接见100次以上红卫兵或者群众组织代表，工作量非常大，非常辛苦。

周恩来的办法虽然“笨”，效果却很好。因为几乎有一定规模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不管这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如何，首先赢得他们在感情上的亲近和好感。所以不管什么红卫兵组织，一提到周恩来，都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周恩来都有很大的好感。包括蒯大富率领的“三司”这样的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嫡系组织，对周恩来也很有好感。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刘少奇”，没有什么问题;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周恩来”，肯定在感情上就通不过。

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卫兵方面，就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这时候处于中立旁观者的林彪，以及林彪控制下的军队，就成为影响局势走向重要因素。

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最初是“不介入”，但在文革之火烧入军队之后，林彪也不得不“介入”了，他首先是自保，给军队中的文革灭火和泼冷水。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其中第十六条是：“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地方上的文革，都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进行，而军队的文革，则不必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这样军队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第十六条”是林彪从毛泽东那里争取来的，那时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来打倒刘少奇，只好暂时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在这个背景下，军队中就成立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相应的组织，即“全军文革小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名义上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同时又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也就是接受双重领导。林彪任命他的“秀才”，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只是一个中将，在军队中元帅、大将、上将众多的情况下，任命一个中将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来显示出林彪对军队文革不重视，二来林彪用地位较低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自己比较好控制。另外，刘志坚曾经是参加1966年2月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主要人物，与江青有一定的交情。

这样一来，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为中央文革在军队的窗口，全军文革小组一方面要接受来自中央文革发动造反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来自中央军委抵制造反的指示，受到夹板气，两边不讨好。刘志坚领导下的全军文革小组，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试图对军队搞文革做出限制，如《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部队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这些文件转送到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理由扣下不发。

（75）

后来军队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刘志坚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陈伯达当面指责刘志坚说：“你刘志坚的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全军文革小组又接受中央军委的指示，违背中央文革的意愿，主持召开了两次十万人规模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帅发言，给文革大泼冷水。事后，中央文革找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刘志坚“算账”，要陈毅和叶剑英公开检讨。刘志坚无奈，两边游走说服，最后总算说服叶剑英在一个比较小型的军队师生代表会上做检讨，检讨稿也是刘志坚替叶剑英写的。

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一个两千多人的军队师生代表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做检讨，他说：【11月13日和29日两次接见来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的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思想，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

这次会议是中央文革安排的，参会的都是对老帅们不满意的军队造反派学员，他们听到叶剑英这样敷衍了事的检讨，当然不满意，很快哄闹起来。一些学员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宣布散会，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

1967年1月3日，北京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叶剑英急召刘志坚，要他出面做工作，不许批斗陈毅。周恩来也给刘志坚打电话，希望刘志坚出面，对造反学生们讲几句话，劝他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

刘志坚不得不服从命令，他在1月3日与造反学生谈了一晚上，未能说服学生。于是，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这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刘志坚说服不了学生，只好做自我批评，说：“我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

这时康生打断刘志坚的话，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

康生开了头炮，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去年开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76）

康生、江青等人这么一说，全场马上喊起一片“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接见会成了批斗会，很快“打倒刘志坚”的标语就贴遍北京城。第二天的1月5日，刘志坚到国防部接见造反学生，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被红卫兵揪住，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晚，刘志坚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1月19日，中央文革又组织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之后一直被关押，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复出。

刘志坚被打倒，是由于他既没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也没有坚决站在林彪一边，而是试图两边讨好，结果却把两边的人都得罪了。中央文革提出打倒刘志坚时，中央军委这边也不“保”刘志坚，江青提出要“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林彪也赞同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并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但是谁来接替刘志坚的职务呢。据吴法宪回忆说：【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江青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林彪不能肯定江青说的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林彪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江青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这次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不像以前那样接受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更重要的是，组长徐向前是元帅，他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在历史上与林彪就不是一个派系，而且在级别上也不输给林彪，不必唯唯诺诺地服从林彪的指示。这样一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就成了毛泽东在军内搞文革的利器，军队文革似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不过林彪也不是省油的灯，只在一个多月之后，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就被林彪搞得“瘫痪了”，毛泽东利用徐向前插手军队的事情，并没有成功。

（77）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文革之火在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中大烧起来。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央军委的体制。

解放军的领导核心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七人：林彪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有：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大军区(十一大军区，全是陆军)，各兵种(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铁道兵、工程兵)。

由于军队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毛泽东不易直接出面，让江青出面比较合适，这样即使出了什么差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使毛泽东自己有比较大的回旋之地。从搞文革的角度来看，各大军区和各兵种是直接带兵的，不能轻易触动;总参谋部是直接指挥作战部队的，也不易轻易触动。相对重要性较低的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所以在毛泽东的部署中，军队文革应该从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因此，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首先要搞的冲击对象，就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这里先说总后勤部的情况，总政治部的情况放在后面叙述。

关于总后勤部的情况，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有比较详细回忆，我们这里用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在1967年12月以后，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邱会作躲到了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的指挥所“养病”。邱会作说：

【徐向前上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动心计，他提议江青任全军文革顾问。在徐向前上任文革组长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

军队里的造反派，对徐向前的三条方针如获至宝，热烈地拥护这三条方针，并且提出：“在徐帅指挥下，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间，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在京的首长，会议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主持。

会议开始时，徐向前讲话，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向前讲话中特别提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是胆小鬼，大家对徐向前的讲话气愤极了!

这次会议很特别的是，没有人讲话，大家只是喝茶、上厕所。在冷场很久之后，陈老总用调侃的语言说了两句话：“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

聂老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他们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还是一个讲话的也没有。

叶帅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的会到此结束。”他说完这句话，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会开得空前的短，大约只有一小时。会议的冷场情况，是对徐向前最好的讽刺。】

（78）

【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新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到两、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我们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现在革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不怕乱的路线，一条是怕乱的路线。一个‘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不怕乱’的路线，由大乱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把徐向前的讲话，快要捧到天上去了。会后，造反派通宵游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帅致敬!”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新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了江青在军队中不折不扣的最得力代理人。】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林总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扩大会议。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总参作战部的值班参谋来向江青报告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有个叫钱信莎(女)的学员，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话。”

我听到值班参谋的话之后，心里很纳闷，为什么钱信莎能够直接给江青打电话，钱信莎又敢同江青打电话?其中的奥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电话，回来后对着徐向前说：“你们全军文革小组建议，要调造反派来北京帮助军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建议很好。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红色造反纵队)’，要求尽快到北京来，春桥要钱信莎直接向我请示报告。”

徐向前立即表态：“感谢江青同志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又说了一句：“老将怕小将是没有理由的。”

“红纵”为什么来北京，至此情况就算清楚了。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是全军文革小组培养起来的造反主力军之一，自然是必定来京的。“红纵”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旗子，进入北京总后勤部大院。在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标语牌，其中写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打倒邱会作、解放全总后”等等。

“红纵”到处煽动游说：“中央文革认定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副主席把邱会作一脚踢开了”，“毛主席、周总理再也不保邱会作了”等等。这些谣言，既狂妄又恶毒。“红纵”在总后机关把大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抓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关在办公楼里，凡是不同意“红纵”观点的干部都被抓起来批斗。

在“红纵”到达的当天晚上，新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向“红纵”交代任务时，说：“总后的问题，就是邱会作的问题，你们只要解决了邱会作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79）

可见调“红纵”来北京，并非“帮助”总后勤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来打倒我的。1月19日，“红纵”发表了很长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内容是：“我们要不然就是打倒邱会作，要不然就是被邱会作镇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

【1967年1月19日下午5时，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亲自打来的电话，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徐向前对我的身体情况连一个字都没有问，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该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江青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

我一听也就起火了，只回答了一句：“坚决执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对我下命令，我也没有说话的余地了。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向秘书说：“晚饭后，回总后!”

晚饭后我即步行下山，去军事科学院叶帅的家中辞行。我原以为叶帅已经知道我要回去，便对他说：“我这就回去了，看叶帅还有什么指示?”

叶帅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回总后去。

叶帅说：“‘红纵’在总后闹得很厉害，你现在不要回去，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我说：“不行呀叶帅，徐向前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我下了命令，我只有坚决执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叶帅说：“啊?有这回事吗?我根本不知道!”

我把徐向前命令的全部内容说了一遍。此时，从来不说脏话的叶帅，脱口而出一句：“他妈的!”他皱了一下眉头，并叹了一口大气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过了一会儿，叶帅打电话回来向我说：“你说的情况属实，现在就这样办吧。其中的微妙，你是会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后的事，就由我来管了，我叫傅崇碧做具体的布置。”

接着叶帅把我的秘书、警卫员和司机等叫到他家里来，叶帅对他们说：“邱部长回机关去领导文化革命，你们随他回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有我们几个人对邱部长是心中有数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们头上，你们要站稳立场。”

同叶帅分别的时候，我紧紧握着叶帅的手说：“我什么都不怕，请叶帅放心!要是我被‘红纵’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过，徐向前给我下命令的实质问题，并非命令我个人，是发出了一个信号。林总、叶帅叫各大军区的领导到来北京‘躲反’，而徐帅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里赶。我看军队要乱了，请叶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处境。”

叶帅心情沉重，一句话没有说，只是眼眶湿润地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去。】

（80）

【在回总后的途中，我向秘书吕玉润、警卫员蒋平安、司机张自贵说：“你们回去，要做好遭殃的准备。运动来了，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揭发，没有关系。”我的话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时候，总后战勤处长鲁智在那里等候，拦阻我不要回去。我向鲁智说：“不要紧，我要回去。我要让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兵是啥样子!我不能给他们丢人，更不能做胆小鬼。”

鲁智劝我说：“部长，不是胆不胆小的问题，你回去有生命危险。”

我说：“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么样?不要怕，走!”

鲁智还说：“你现在不能回去，徐帅的命令一传开，机关大乱了，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很多都被‘红纵’抓起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的部下都被抓起来了，我更要回去。刀山火海，我去闯一下嘛!”

正在这时，叶帅的秘书带着卫戍区的几个干部战士，赶到五棵松堵住我，说：“叶帅还是请邱部长马上回西山，全军文革也要听中央军委的，请邱部长不要意气用事。”

我很冷静地说：“请转告叶帅，我谢谢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顾全大局，已经牵涉到元帅们的关系了，我必须顾全大局。”那时的情景，真是含泪而别。】

【到了总后勤部大院之后，我看到礼堂门口到处都是戴着袖章的造反派，这时我干脆下了车，走路回家。机关的干部看见我回来了，并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惊。到了我家附近，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并跟着进了我家中。我刚坐下，造反派就说：“现在请你去和我们一起搞文化大革命。”

“红纵”预备好一辆大卡车，把我拉到卫生部办公室三楼关了起来。大约是19日晚上9时，即把我关起来之后不到一小时，“红纵”的高音喇叭就广播他们的战报，内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邱会作被捉拿归案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总后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我关起来之后，第二天下午起，就让我观看“红纵”和总后机关的造反派，押着干部戴高帽子游街，边敲锣边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这样做，既是在糟踏干部，也是在做给我看的。

1月21日晚上，“红纵”押我去工人体育馆观看了一次批斗大会。那次主要是批斗刘震、刘志坚、廖汉生、成钧等人。刘志坚自己“左”了一番，现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我亲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对革命干部的残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斗大会由“红纵”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斗开始时，他指着我说：“邱会作你老实一点，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1月23日下午在总后礼堂，24日上午在总后机关大操场上，“红纵”分别对我搞了各达四小时的残酷批斗。1月23日的批斗大会开始之前，把我从卫生部办公楼押进会场。会场没有搞什么布置，只是在舞台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大会”。会议将要开始时，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来到会场，坐在人群之中观看批斗。

批斗大会开始时，“红纵”主要头目钱信莎，在台上大喊一声：“把邱会作押上台来!”

顿时，两个凶手要拉我上台去，我挣脱了他们的挟持，毫无畏俱地走上台去。此时，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睁大眼睛看我的行动。

我上台之后，钱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领章、帽徽扒掉，同时一个高大个子的人，用劲搧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声，就不省人事了。他们用一杯水泼在我的脸上，我醒来之后，爬不起来，还是那个打我的大个子，把我像提东西一样地提起来。我站起来之后，感到头晕、半边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里往外流血。此时，全场还是鸦雀无声，恐怖气氛笼罩着会场。

钱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宣布：“批斗开始!”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我的面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

第一大刑法：向毛主席请罪。这个刑法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20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第二大刑法：向造反派认罪。这个刑法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拧，头低下，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第三大刑法：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个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这个刑法不容易做好，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批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其他的刑法还有：第四大刑法：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第五
大刑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六大刑法：打倒反革命分子;
第七大刑法：造反派万岁;第八大刑法：向革命群众请罪。（82）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就昏厥过去了。

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宛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批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301医院来的。”

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1月24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批斗，基本上同昨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用上海话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批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24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

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求救;二是争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

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袜子里的脚板底下，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玉胜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我妻子胡敏那里。】

（83）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为“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宿舍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成武关系很好，但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接电话后，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成武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

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

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

黄永胜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会作往死里斗。”

黄永胜说：“徐帅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我亲自到叶帅那里去。”

黄永胜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接通了林彪办公室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到了林彪办公室。

叶帅很快到毛家湾向林彪报告，林彪大为震怒，立即说：“备 车，我要去接邱会作!”

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接通了总理的电话，总理甚为着急，说：“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开完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

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总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

陈伯达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

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战士，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

这时，为了应对更大的批斗，我要求回家去一趟，擦擦有血迹的身子。晚上警卫员扶我回到家里，令我惨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样子，全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小女儿京京被老战友接走了，全家只剩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员带着躲在灶房里。

我看到家里这种情况，更加鼓起了我的斗争勇气，我决心争取活下去。为此，我用旧棉裤做了两个厚的护膝，还增穿了棉衣，这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膝盖骨所采取的措施。我临走时，两个小儿子从灶房里跑出来，叫我爸爸，造反派挡住不让我们父子相见，我也只有忍心走了。

（84）

我回到卫生部三楼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争取睡好，以应付明天的苦难。在我睡得尚好的时候，有人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并说：“快起来，有急事。”

我问：“到哪里去?现在就去批斗场吗?”

来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来接你了。”

当我听到毛主席、林总派人来接我这句话时，十分惊喜。我当时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是卫戍区两个战士把我由三楼背下去的。当时，在一边扶着我下楼的战士，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奉叶副主席的命令，在这里几天了，是在这里保护你的。”我只有向他们点头致谢。

我上了汽车之后，把我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叶群已经在那里等候。叶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现在，我完成了光荣的任务!”

叶群又说：“这是杨成武总参谋长暂时住的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你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已有安排。”我只有点头致谢，心里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25日上午，杨成武夫妇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杨成武在楼下就喊我的名字“老邱呀!老邱呀!”，我身子动不了，躺在床上也激动地喊：“老杨呀，我在这里。”

他们上楼后，杨成武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边哭边说：“老邱呀，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

我向杨成武指着我的伤，并指着我被剃的阴阳头，杨成武气愤地说：“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他们为我流下了满腔的热泪，向我表示了真实的感情，我是永远感激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上，叶帅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的车还没有到，叶帅、聂帅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从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地骂造反派：“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26日下午，刘伯承元帅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27日，叶帅亲自叫来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医生、护士给我治病，并亲自主持对我的治疗方案。以后，叶帅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来看我一次，有时来几次。我被打的伤，是在叶帅的关心之下，得到及时治疗的。更为可贵的是，叶帅每天都会向我传达中央的一些时政消息，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救了我一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的!】

（85）

我们上面用比较大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第一个目的是它比较客观和详细地讲述了造反派暴力批斗老干部的过程，这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革中所谓的“批斗”是怎么回事。第二个目的是它从侧面讲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围绕军队搞文革的一次斗争。现在主流的文革研究，都“忽略”了这次重要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多费些笔墨说明一下。

需要说明的是，邱会作遇到批斗的暴力程度，比一般老干部厉害许多。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军队造反派在使用暴力方面，比一般的老百姓造反派要“厉害”，毕竟军队本身就是暴力机关;第二个原因是邱会作不肯认罪，也就是不肯投降。如果邱会作投降认罪的话，他遭受的暴力虐待就会少得多。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像以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住，叛变投降就不会遭受酷刑，而不肯投降的话，那就免不了皮肉之苦了。

造反派批斗邱会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邱会作搞暴力虐待，而是要让他“认罪”，承认造反派对他的指控都是事实，承认他自己执行了反革命资产阶级路线。只要邱会作自己认了罪，就等于是承认造反派的造反行动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在军队中造反的必要性。

所以，造反派要用一切手段逼邱会作“认罪”，作为他们造反正当性的证明。可邱会作就是不肯认罪，因此遭到造反派的暴力威逼，逼他认罪。如果邱会作认罪投降了，对于毛泽东在军队搞文革是一个大的胜利，可以乘胜追击，把军队的文革进一步扩大化。因此，林彪等人要积极营救邱会作，不能让毛泽东在邱会作身上打开缺口。

邱会作是林彪最为信任的心腹之一，当林彪得知邱会作被批斗有生命危险时，二话不说，马上要亲自去解救邱会作，甚至不怕因此事而惹怒毛泽东。只是在叶剑英和叶群的相劝之下，才退了一步，请周恩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

在这方面，林彪的做法与刘少奇大不相同，敢于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部下，所以他的部下也拼死拥戴他。而刘少奇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挺身出来保护他的心腹彭真，而是试图牺牲彭真来缓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同样彭真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心腹吴晗、邓拓等人，甚至还丢卒保车，试图抛出部下来保住自己，这似乎是刘少奇白区系统共产党的普遍做法。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想牺牲别人来保住自己，各自打小算盘，结果谁也保不住。

打倒邱会作，应该是江青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通过新全军文革小组的徐向前来实施的。可是当1月24日，周恩来就邱会作被暴力批斗的事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说了相反的话：“我是保邱会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这件事，我们需要回顾一下1967年1月1日以来发生的事情。

（86）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精神写的，其中心思想是“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既然毛泽东下决心搞一场“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军队当然不能例外，并且，军队将是文化大革命最难攻克的堡垒。

在打倒刘少奇阶段，毛泽东有军队老将们的支持，所以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军队中如果不搞文革，还是让现在这一批有走资本主义倾向的老将军们掌权的话，这场意在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毛泽东必须把文革之火，烧到军队之中，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老干部，换上一批无产阶级新人。

但对掌握枪杆子的人进行夺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一步一步来。毛泽东的第一步，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元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并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军队的宣传喉舌《解放军报》。这个新全军文革小组，是林彪控制不了的，成为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的利器。

虽说林彪没有参加毛泽东在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但毛泽东在这次家宴上的讲话内容，还是很快传到林彪那里。林彪明白毛泽东要在军队里来一个大动作，而现在军队里的高官主要是林彪派系的人马，对军队高官进行大换血，就等于是把林彪的人马换掉，也就等于是把林彪架空了，因此林彪肯定是不满和反对在军队搞文革的，他要设法抵制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军队里面来。

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

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就是用军人的话解释毛泽东说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可是林彪要对这场“全面内战”加以限制，提出“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什么是“不该打的地方”，显然就是军队的高层。

林彪又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刘志坚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帅是好同志，是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对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

刘志坚本来是林彪的秀才，可是刘志坚却没有坚决跟定林彪，而是游走在林彪和江青之间，试图两边讨好。因此，江青提出打倒刘志坚时，林彪也同意，并且把1966年11月间两次召开十万人大会对文革泼冷水的事情，推到刘志坚身上，为几位老帅辩护。因为老帅们是坚决站在林彪这一边，与江青斗争的。

（8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帅都支持林彪，贺龙就是例外，徐向前是另一个例外。贺龙的资格老于林彪，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三支独立的红军，因此当时毛泽东、贺龙和张国焘三人的地位相当。而那时林彪只是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长，地位比贺龙低多了，而当时徐向前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大将，地位与林彪相当。

后来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力量大减，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共的主力军。1938年张国焘出逃之后，留下的徐向前等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贺龙在抗战前期，还是八路军120师师长，但不久也被架空了军权，贺龙的军队交给彭德怀指挥，在解放战争期间贺龙基本上无事可做。只是到了1949年底，毛泽东看到林彪和彭德怀的军权太大了，才急忙让贺龙出来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平衡一下军队中的权力分布。

从贺龙的角度来看，论资格他本该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上，可是解放后长期以来，他都是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下，这就让他感到不服气。贺龙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老字辈还是服气的，在抗美援朝之前，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贺龙还比较服气，等到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贺龙就不服气了，与彭德怀产生不少矛盾。因此在1959年打倒彭德怀时，贺龙很积极，他也是感到出了一口气。彭德怀之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时，贺龙当然还是不服气，与林彪发生不少矛盾，甚至积怨。

虽说贺龙对毛泽东是服气的，但他对毛泽东让他屈居于林彪之下，却是不满意的。这时，贺龙也就自然地接近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出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样贺龙也就无形中成为刘少奇一派的了。等到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贺龙自然也就靠边站了。

毛泽东提出要在军队里搞文革，林彪知道硬顶是顶不住的，他也学周恩来的策略，采用顺势引导的方法，把文革的洪水引导到其他地方去。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就把军队文革的洪水，引到贺龙这只死老虎身上。因此，林彪在1月8日的军委常委会上，展开了对贺龙的攻击，林彪说：

【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88）

林彪批贺龙有两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贺龙对林彪不服气，因此林彪也对贺龙不满，两人之间有怨气;第二个含义是更重要的，就是林彪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引到贺龙身上去，这样可以保住林彪自己这一派的人。

1967年1月10日，新任主管《解放军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这是首次提出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这里，林彪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想把“揪军内一小撮”，化解在贺龙身上，把贺龙作为“军内一小撮”的代表人物。

但是，毛泽东不会被林彪这么轻易“忽悠”过去，他并不感兴趣打贺龙这只死老虎。1966年1月13日，发生了震动全军的《解放军报》夺权事件。解放军报任记者肖力，其实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贴出一张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掀起了一场《解放军报》夺权的风暴。

李讷是三个月前的1966年10月下旬，才到《解放军报》工作的。据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回忆说：【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江青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1966年10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这时，林彪已明显表现出来不太配合毛泽东搞文革，因此，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需要在林彪那里安插一个楔子，安放一个定时炸弹，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引爆，于是毛泽东就把自己的女儿安插到了林彪那里。为了搞文革，毛泽东来了一个全家总动员，能出动的都出动了。

肖力刚到《解放军报》时，还做了一些保密，《解放军报》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不过在她写大字报后，肖力很快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她对众人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我有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对我‘炮打’、‘火烧’都可以。”

肖力公开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她并没有警卫员，也没有专车接送，而是每天自己骑自行车来报社上班。如果有什么仇恨毛泽东的人，把她作为人质绑架，那就是一件重大事件了。不过一般人们大概也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是讲原则的，绝不会答应用女儿进行什么交换，所以绑架毛泽东的女儿意义也就不大了，这样就形成另外一种安全的保证。

（89）

肖力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呢?因为她不公开身份，她的大字报就会被当作一般的大字报被忽视掉，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高潮时期，毛泽东的女儿当然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解放军报》的人，在不知道肖力身份之前，对她的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还持怀疑态度，等到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马上一边倒地支持肖力，支持她造反，跟着她造反，炮打《解放军报》党委。

为了表达对肖力的崇敬，《解放军报》内的毛泽东像两侧，挂上了“向肖力同志学习”和“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在开会时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等，后来又发展到“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周围”、“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等，肖力在《解放军报》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把女儿安排在《解放军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肖力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起爆呢?从肖力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出明显的端倪，她在大字报上说：【几个月来，《解放军报》没有一篇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解放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也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肖力本人肯定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写这样的大字报，据说这张大字报是肖力与江青商量写的，当然少不了毛泽东在后面的指点。肖力在大字报中，首先批评《解放军报》不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甚至把毛泽东以前批判刘少奇的话“冷冷清清”也用上了。这是毛泽东借女儿的嘴，对林彪不积极搞文革表示强烈不满。

肖力的大字报又说：【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全军工作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1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军报为此发的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解放军报》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肖力具体地指出，《解放军报》对毛泽东提出的“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没有响应，对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也没有欢迎和支持。《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首先是主管军队林彪的责任。不过肖力没有把矛头指向林彪，而是指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以此来间接地提醒和警告林彪。

（90）

肖力在大字报中说：【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军报》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肖力这样说，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避免直接触及林彪;另一方面，打倒胡痴，正好可以实现《解放军报》的夺权。

肖力的大字报出笼之后，林彪一时间沉默，没有表态。但直接主管《解放军报》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得不表态，他没有表示出积极的支持，只是平淡地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对胡痴‘烧一烧之后还要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

萧华的四点建议，显然与毛泽东的意向相反，特别是“保胡痴”、“报社不能乱”、“新领导要经过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等，都是保老干部，压制群众造反的举措，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这也成为萧华被打倒的罪名之一。

肖力在《解放军报》组成一个名叫“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组织，对《解放军报》党委造反和夺权，她仗着红色公主的身份，很快成为《解放军报》的群众领袖，并成为《解放军报》的实际决策人。

夺《解放军报》的权，对林彪也是的重大打击。因为长期以来《解放军报》一直是林彪和军队的喉舌，现在《解放军报》被夺了权，这让林彪感到非常不爽，但他也没办法。林彪在沉默了三天之后，终于做出了表态，他于1月17日给《解放军报》写信说：【同志们：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以胡痴为首小集团的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林彪首先肯定了肖力的造反，说自己完全支持，并肯定“乱”不要紧，对胡痴也不保了，同意对他批判。林彪在信中又说：【《解放军报》的社论和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林彪，1967年1月17日】

林彪指出《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由萧华和关锋负责，并要求外面的人不要到《解放军报》来揪人批斗，这算是林彪的底线。林彪虽然勉强写了这封表态支持的信，但他心里对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后来爆发出来，和江青吵了一架。

（91）

林彪把这封信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毛泽东虽然这么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表态，也只能算是勉强满意。第一，林彪对肖力造反表示支持;第二，林彪同意毛泽东不怕“乱”的观点;第三，林彪同意打倒胡痴，改组《解放军》报党委，这些算是林彪对毛泽东的重大让步。但林彪仍然要保萧华，也没有进一步表现出对文革的热情，这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因此毛泽东还要进一步对林彪采取动作。

前面说过，毛泽东搞军队文革，是准备从军事程度较低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为了打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陈伯达先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放话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这么一说，总政治部机关大楼里马上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作为打倒萧华的先声。

在1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陈伯达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开北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跟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这里陈伯达说的“斗争你的大会”，是指中央文革在1967年1月19日晚准备的一次批斗的萧华10万人大会。江青问萧华说：“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萧华沉默不语。

吴法宪回忆说：【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

（92）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背后都议论纷纷。】

由于萧华当天没有去批斗他的大会，造反派就到萧华家去揪人，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造反派没有揪到萧华，就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的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军委碰头会。据《叶剑英传》记载：

【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失踪，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右手掌骨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

不少文章说叶剑英是对江青发怒而拍裂掌骨，其实叶剑英是发怒的对象不是江青，而是徐向前。

1月21日，叶剑英把这些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大怒，和江青大吵了一场。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

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93）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了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时，叶群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叶群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

叶群没有办法，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94）

很多人认为林彪这次跟江青发脾气，只不过是单纯的一时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爆发。其实不然，这是林彪故意唱的一场戏，一场与毛泽东抗争的戏。我们先从下面的时间表，看看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的几场冲突。

第一场冲突：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毛泽东吹响“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号角，对此林彪没有响应，《解放军报》反应冷冷清清。这场冲突是毛泽东进攻，林彪防御，双方打个平手。

第二场冲突：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打倒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林彪接受这个事实。这场冲突中毛泽东进一步，林彪退一步。在同一天，江青宣布打倒陶铸。在林彪看来，陶铸原本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打倒陶铸属于毛泽东派系的内斗，林彪对此持旁观态度。

第三场冲突：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搞文革的方针是批贺龙，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转到贺龙身上。对此毛泽东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林彪前进了一小步。

第四场冲突：1967年1月11日，江青提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任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接受这个事实。从此林彪失去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控制，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五场冲突：1967年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泛泛地赞扬一番新全军文革小组，可是在关键的地方，却说军队搞文革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完全没有说军队文革要在新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进行。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是不属于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报》这么说，就等于是委婉地不承认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权。这次林彪前进一小步，毛泽东马上要予以反击。

第六场冲突：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肖力)在《解放军报》写大字报夺权，夺取了《解放军报》的领导权。林彪对这次夺权暂时没有表态。直到1月17日，林彪才公开表态，承认《解放军报》夺权的事实，从此林彪失去了《解放军报》这个喉舌。这次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七次冲突：1967年1月19日，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公开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甚至说“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准备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同一天，徐向前给正在西山躲避揪斗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下命令，命令他回去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萧华和邱会作，其实就是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夺权的先声。

第八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上午，萧华逃到叶剑英家躲过批斗，江青和徐向前骂萧华是胆小鬼，叶剑英拍桌子“震怒”，暂时制止了批斗萧华。

第九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自己家来，大发脾气，迫使江青道歉，并承认“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江青这么说，就等于承认萧华无罪，可以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而萧华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也就等于毛泽东对总政治部夺权的计划流产了。这次林彪前进大一步，毛泽东后退一大步。

（95）

林彪这一步也是险棋。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林彪这样毫不客气地跟江青吵架，表面上是不给江青面子，实际上是不给毛泽东面子，这一招得罪毛泽东甚多。林彪这次豁出去得罪毛泽东，也要保住萧华，与其说林彪要保住萧华，不如说林彪要保住总政治部。

在毛泽东的进攻下，林彪接连后退，先失去全军文革小组，又失去《解放军报》，如果这次再失去总政治部的话，那么林彪还要接连败退，很快就会失去对整个军队的控制力。

因此，总政治部是林彪一定要坚守的，不能再后退了。怎么守住总政治部呢?林彪使出一个高招，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反威胁”。一般境况下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威胁，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下级对上级也可以进行“反威胁”，下级对上级最有效的“反威胁”手段就是“辞职”。

在不少情况下，某个重要部下的辞职，会对上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上级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被迫对部下做出某种让步，以换取部下的不辞职。因此，上级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每个重要职位都预备一个替补队员，一旦这个重要职务的部下辞职或发生意外，他马上可以让替补队员上场，避免全局受到重大损失。

林彪的情况也是这样。林彪掌管军队的职位非常重要，毛泽东当然会预备一个接替林彪的人。那么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替补队员是谁呢?

军队中威望最高的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67年的时候，朱德和刘伯承早就靠边站了，罗荣桓去世了，彭德怀打倒了，而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的资历和军功都不太充足，镇不住全军。

去掉上述六人，剩下有可能取代林彪的人，只有贺龙、陈毅和徐向前三人。而陈毅与周恩来的关系太近，毛泽东肯定不能用，所以剩下可用的只有贺龙和徐向前两人。

徐向前的资历与林彪差不多，但军功有些不足，在军中的威望也不如林彪;贺龙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在南昌起义时，贺龙是总指挥，而林彪只是起义部队中的一个连长。贺龙在军中的威望不亚于林彪，所以贺龙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对打倒贺龙是十分慎重的。尽管贺龙一度与刘少奇走得很近，但毕竟贺龙还是有实力取代林彪的，所以毛泽东想留着贺龙，作为取代林彪的预备队员。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林彪对打倒贺龙非常积极，只要把贺龙打倒，毛泽东就没有可以取代林彪的人了，林彪的地位也就坐稳了。因此，当林彪准备开足马力在军队中批贺龙的时候，毛泽东却对贺龙表态说：“一批二保”，毛泽东还要保贺龙。

（96）

1967年1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同时发起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同一天，他却把贺龙藏了起来，怕林彪也组织自己的造反派去揪斗贺龙。1月19日这天，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现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被秘密送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修养，之后，造反派多次要揪斗贺龙，但都找不到人。从1966年9月贺龙跟刘少奇一起“靠边站”，到1967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贺龙除了受到干扰以外，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和揪斗，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提出批斗贺龙。这在当时是非常例外的，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要保留贺龙作为林彪的替补队员的想法。

一直到1967年8月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才决定打倒贺龙，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谈。不过毛泽东即使打倒贺龙，他也像对待邓小平那样，把贺龙冷藏起来备用。贺龙一直到死，生活待遇还是可以的，贺龙夫人薛明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比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待遇好多了。文革中只有邓小平和贺龙两个人真正受到“一批二保”的待遇，被打倒而又被保护。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对未来的政治布局中，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替补队员，贺龙是林彪的替补队员。如果贺龙不是因为病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就会启用贺龙复出来代替林彪。

林彪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保留贺龙的用意，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打倒贺龙，让自己成为无人可以取代之人。林彪敢于跟毛泽东“发脾气”的原因，还在于他借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东风，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捎带了进去。当时报刊上同时对毛泽东和林彪进行吹捧，甚至到处喊“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都很难反对林彪了，因为谁反对林彪谁就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敢于用“辞职不干”，来“反威胁”毛泽东，声称如果打倒萧华，他就辞职不干了。毛泽东的个性极强，很反感别人用什么手段来威胁自己，林彪此举可以说是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但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不得不接受林彪的反威胁，同意停止打倒萧华，暂时放弃在林彪的军队系统中搞文革的计划。

第十次冲突：1967年1月21日，林彪乘胜追击，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商议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据吴法宪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个人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97）

【关锋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之后，参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出认真深刻的检讨。

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锋打断了，关锋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锋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徐向前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

（98）

这次会议上，林彪取得重大胜利，军队干部们基本上站在林彪一边，对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深表不满，纷纷抗争。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退让，默认了这个事实。

第十一次冲突：1967年1月24日，总后勤部长邱作会被暴力批斗，向林彪求救。林彪最初想自己直接出手救邱作会，被叶群和叶剑英劝阻后，转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因为在林彪的抗争下，已暂时放弃了军队搞文革的计划，只好做个顺水人情“保邱会作”。这次毛泽东又后退一小步。

第十二次冲突：1967年1月25日，林彪在不与徐向前商量的情况下，派军队将邱会作“救出”，这样就大大打击了徐向前的威信。据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1月25日凌晨我被接走，对造反派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1月25日晚，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礼堂一楼会议室，接见了总后勤部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造反派头头钱信莎问：“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

徐向前不说话。

钱信莎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

徐向前说：“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说：“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徐向前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徐向前不久借故身体不舒服，就宣布接见结束了。】

徐向前命令邱会作接受群众的批判，林彪却无视徐向前的命令，把邱会作抢回来，并让邱会作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长，这等于是宣布徐向前的命令作废，宣布军队里还是林彪说了算。徐向前在萧华问题和邱会作问题上，被搞得灰头土脸，两边不讨好，江青对他不满意，连造反派也不信任他了。此后，徐向前领教了林彪的厉害，再也不积极出头搞文革了。徐向前消极下来之后，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也就瘫痪了。林彪借着萧华和邱会作之事，杀伤了徐向前在军队中的威信，搞瘫了全军文革小组，可谓是一次比较大的胜利，毛泽东则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和退却。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轻易做出让步的人，就在林彪召开军委会议批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一天的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这里是与林彪交换条件，用暗语对林彪说：“我不在你的军队里搞文革了，但是作为交换，你要派人支持我的‘左派群众’”。

那时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正打得不分胜负，而林彪却作壁上观，号称“不介入”。因此毛泽东督促林彪出来介入文革，督促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共同打击周恩来的群众。林彪对毛泽东的交换条件的反应，我们以后再谈。【本节完】

#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1）

毛泽东在1966年的文革，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总体来说，他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毛泽东拉开了打倒周恩来的序幕，可是进展却非常有限，基本上算是失败之作。因此，毛泽东决定改变1966年以来的战略，发起一个极为大胆和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全国全面夺权”。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寿宴上，站起来举杯对参加这次文革小组成员说：“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元旦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大决战”战略思想，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气魄说：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文革出现新局面，工人起来了。”在1966年的一年里，学生(基本算是知识分子)是文革的主力军，而1967年出现了新局面，就是工人起来了，工人将取代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第二个要点是“向党内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也就是从1964年，毛泽东就开始向“走资派”开展攻击，但这个攻击是一步一步层层深入的，也就是过去毛泽东喜欢用“剥笋”战术，一层一层地从下往上剥，打倒刘少奇就是用这种剥笋战术。但是剥笋战术太费时间，毛泽东要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用剥笋战术来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在1967年来一个全面开花，来一场全国大总攻，来一次全面大决战，一次性地把老干部们全打倒，彻底解决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全国全面夺权”。第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第二是“全面”夺权，意思就是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同时展开夺权。以前文化领域是刘少奇掌管的，现在文化领域的大权已经夺了过来，由毛泽东直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掌管文化领域，所以文化领域的夺权已经完成，毛泽东下面要进行的是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夺权。掌管经济领域的是周恩来，掌管军事领域的是林彪，那么毛泽东的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夺权，最后就要落到周恩来和林彪头上，因此这两个人奋起抵抗毛泽东的夺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关于毛泽东在军队领域搞夺权以及林彪的抵制，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叙述，下面主要讲毛泽东在经济领域搞夺权的情况。

（2）

在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央会议发出了1967年搞文革的《四点指示》：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三、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四、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毛泽东的《四点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个指示是指出四个夺权的重点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这四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毛泽东把夺权的重点放在这四个地方。

毛泽东的第三个指示，是指出造反派要团结多数。因为毛泽东煽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之后，而各地官员为了保护自己，也组织起自己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皇派”来保护自己。很多地方保皇派的人数要多于造反派的人数，因此毛泽东说造反派要团结多数，人数要超过保皇派一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夺权成功。

毛泽东的第四个指示，是说“上海很有希望”。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上海的情况。

前面说过，上海王洪文等组织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通过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革命组织”。之后，“工总司”多次“炮打”上海市委，宣称上海市委是“黑帮”，要对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揪斗。因为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已经明确支持“工总司”，所以上海市委不敢用行政权力来对付“工总司”，为此，上海市委就设法成立一个自己控制下的群众组织来保护自己。1966年11月23日，上海成立群众组织“赤卫队”，这是保护上海市委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此后，上海就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的“工总司”，保皇派的“赤卫队”。“工总司”的支持者是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赤卫队”的支持者是上海市长曹荻秋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市委。“赤卫队”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近卫军”，因为有上海市委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各种便利条件，很快“赤卫队”发展到80万人，有超过“工总司”的势头。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生夺权事件，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工总司”派大量工人去支持《文汇报》夺权;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发生造反派接管报社的夺权事件，“工总司”又派工人去支持，而“赤卫队”也派出万余工人去反对《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他们高喊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这个口号清晰地表露出“赤卫队”的保皇性质。因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刊登的都是干巴巴的党八股文，一般的工人，怎么可能喜欢看这种报纸，又怎么会要求“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显然这个口号来自上海市委在背后的指使。

（3）

“赤卫队”和“工总司”先是展开文斗，“赤卫队”公开打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并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因为张春桥是“工总司”的后台;而“工总司”则打出“赤卫队是保皇派，是曹荻秋的御用工具”，要公开揪斗曹荻秋。

“赤卫队”虽然想保曹荻秋，但他们却不便公开打出保曹荻秋的旗号。因为那时的社会舆论主流是造反有理，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反对造反，谁也不敢反对批斗当权派。于是“赤卫队”就来一个“反客为主”之计，他们也抢着去揪斗曹荻秋，但“赤卫队”对曹荻秋的揪斗是假的，是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曹荻秋。“赤卫队”试图抢到对曹荻秋进行批斗的主动权，这样就可以阻止“工总司”对曹荻秋进行真的批斗，私下里可以保护曹荻秋。

“工总司”也看破了“赤卫队”的反客为主之计，于是工总司在12月14日，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席会议，作出一个决议：“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一律不准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工总司的这个决议，也是试图掌握住批斗上海市委的主动权，防止赤卫队用“反客为主”来保护上海市委。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签字接受赤卫队提出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个大会是假戏真做，让一般人以为“赤卫队”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更是给予了“赤卫队”合法性。

“工总司”当然不能让“赤卫队”反客为主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于是在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也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曹荻秋揪到会场，迫使曹荻秋当众宣布他与赤卫队签字的八项要求作废，并且被迫宣布不再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样一来，“赤卫队”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反攻。他们也知道曹荻秋是在“工总司”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赤卫队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赤卫队”也要用逼迫的方法，演一场逼迫曹荻秋的“戏”，让曹荻秋再次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1月28日晚，“赤卫队”派出两万多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声称要找曹荻秋“算账”，要曹荻秋重新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对此，“工总司”也不能坐视不睬。据说在北京的张春桥听到赤卫队包围上海市委书记处的时候，给上海的王洪文发出指示，让他赶紧派人去与“赤卫队”争夺上海造反的主动权。于是王洪文率领十余万“工总司”的工人，向康平路进发，路上又传来小道消息:“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

张春桥是“工总司”的精神领袖，张春桥的家被冲砸，引起“工总司”人们的义愤，于是十余万“工总司”向两万多“赤卫队”大打出手，造成了康平路流血事件。这是发生于上海，也是发生于全国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赤卫队”寡不敌众，很快投降了，“赤卫队”本身也很快彻底垮台了。

保皇派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彻底垮台后，上海成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这就为后来上海的“夺权”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4）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1月6日，“工总司”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的《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群众自行宣布不承认中央指派的上海市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它与以前红卫兵“造反”的性质截然不同。“造反”只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炮打”，贴大字报、揪斗、围攻，但这些领导干部还是掌权的，经常是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之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发号施令，继续领导工作。而“夺权”则是群众直接罢免领导干部的官职，夺取领导干部手中的领导权。

1月4日的大会之后，上海市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幕后指挥下，1月8日上海造反派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了上海市的经济领导权;同时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还成立了“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这样一来，上海的整个实际权力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控制的造反派手中，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造反派夺取实权的地方。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上海夺权的呢?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开会，但没有叫周恩来、康生以及代表林彪的叶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解放日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内部造反很好。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首先，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夺权后，不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登载文章，而是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登载红卫兵的文章。毛泽东赞扬这种做法，认为红卫兵“自由办报”好。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自由办报”时间很短，等到王洪文等造反派掌握上海的实权之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成为造反派的喉舌报纸，不再是“自由办报”的报纸。

毛泽东又说：【《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5）

《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全名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这是“工总司”的工人与红卫兵共同起草的文章。该文主要说：“我们呼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在各地串联的上海工人，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工人搞文革最担心的就是：工人一旦搞起文革来，就会放弃生产，造成社会的巨大混乱。现在，上海的工人组织自觉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主动提出在搞好文革的时候，不停止和中断生产，这样文革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另外，毛泽东看到造反工人接管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并没有出现重大混乱，也使他的信心大增，认为离开那些官僚干部，工人也是可以掌好权的，所以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力回忆说：【1月8日晚毛主席召集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我晚到了一会儿。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宣布他的决定：中央各部要改组，首先从中宣部开始，改为宣传组。中宣部部长陶铸已经打倒了，现在中宣部改为中央宣传组，以王力为组长，代替陶铸的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只能当陈伯达的秘书。主席不高兴，说：“定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

毛泽东在不通知周恩来、林彪的情况下，宣布改组“中宣部”为“宣传组”，第一是因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这两个人;第二是因为改组中宣部，并没有触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不必与他们商议。

1967年《元旦社论》刊登后，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猜测“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明白，毛泽东又要来一个大动作了。这时候周恩来已经看破毛泽东的这句话谜底是“全面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暗暗叫苦。

1967年，对周恩来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周恩来多次对人说：“文革要让我少活10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伯曾经说过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

周恩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周恩来从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造反以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毛泽东要“全面夺权”，周恩来就不得不进行“全面抵抗”。这种“全面抵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要消耗自己的身体。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周恩来为了抵制文革，不得不豁出去自己少活10年，这就叫“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6）

为什么周恩来说“少活10年”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掌握着宣传工具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党的报纸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自己的指示;而周恩来却没有报纸杂志，周恩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用最“笨”的办法，直接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会谈，直接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声音。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极多，为了会见这么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不睡觉，甚至70多个小时连续工作，七、八小时不吃饭也是常事。这样超高强度的工作，对人的身体健康损伤很大，所以周恩来说文革让他少活了10年。

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很多部下被打倒了，这样很多事情就转到周恩来这里来处理。如果周恩来说自己忙不过来，要放一部分权出去，正好符合毛泽东夺权的意愿。所以，周恩来不愿把大权交出去，竭尽全力要保持掌权。可是自己掌权过多，就不得不以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所以周恩来为了不让毛泽东的夺权成功，拼耗自己的健康少活10年。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在长期工作后，突然感到身体异常，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应该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周恩来当即吩咐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并且自己依然带病工作。因为周恩来一旦宣布生病住院，正好成为别人夺他的权的借口。

不过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为他的健康担忧，次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大字报》说：【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这些人都是竭力支持周恩来的。周恩来则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事实上周恩来无法休息，只得拼着身体撑下去。

当然，毛泽东搞文革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文革让毛泽东也少活了5年左右。因此，毛泽东搞文革也是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肯定会活得长些，没有文革林彪不会外逃，也肯定会活得长些。因此，文革中的四大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都因为文革而少活了N年，这就是革命的代价吧。

（7）

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之后，马上在全国引发起一场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2日，山东省夺权，1月22日，广东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26日，江苏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

表面上看，似乎形势大好，事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进行，但如果看一下这些夺权的实质，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仔细探究一下，就可以把夺权分为四种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江苏模式和黑龙江模式。

上海模式是毛泽东派系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不但夺了政治权，业务权也一起夺了下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最理想的。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承认上海的夺权，批准上海成立以张春桥为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替上海市委管理上海。

广东模式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不严格的说，也可以说是周恩来派系的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广东省夺权后，保守派组织只是夺权政治权，不夺业务权，各种业务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的人手里，群众组织只是成立一个监督小组，只有对业务的监督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手中。

因此，广东模式其实是一种“保护性夺权”，保守派抢先夺权，这样阻止了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动“让权”，把各种“官印”主动交给前来夺权的群众组织，避免了一场夺权的混乱。毛泽东当然看破了广东模式的夺权实质，他的对策就是对广东的夺权“不予承认”。尽管广东在1967年1月22日就夺了权，毛泽东迟迟不予承认，一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2月12日，才承认黄永胜(解放军上将)为主任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江苏模式是既不是毛泽东派，也不是周恩来派的，第三势力的独立群众组织夺了权。因为一般的书籍文章对江苏夺权的情况介绍不多，这里稍微多说明一下。

江苏夺权的核心人物是文凤来，男，南京大学政治系年轻教师。文革初期刘少奇统治的50天里，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文凤来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于是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文凤来就跑到北京去告状。当时康生在北京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典型，最后康生选中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来北京告状的南京大学的文凤来。

当时正赶上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凤来被康生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的篇幅报导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还特别提到文凤来说：“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登上了天安门。”

（8）

这样一来，文凤来一下成为造反英雄。文凤来从北京凯旋归来后,迅速组织起南京大学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后来文凤来成为江苏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的头头。而江苏省委也组织一个保皇派群众组织“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与造反派抗衡。

1966年12月21日，“红总”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书记们参加，这个要求遭到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拒绝后，数千名造反派列队前往省委前示威，而省委方面则动员了大批“赤卫队”赶到省委，与造反派形成对峙。之后，“红总”与“赤卫队”不断发生冲突。

1967年1月3日，“红总”与“赤卫队”之间终于爆发大规模武斗，结果武斗持续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伤，不过好在没有人在这次武斗中死亡。这次武斗中，“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月6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支持“红总”，要求江苏省委坚决制止“赤卫队”的肆无忌惮暴行，并威胁江苏省委说：“如果你们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江苏省委上面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下面又受到造反派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投降”了，与“红总”签订了《九项问题协议》。《协议》把“赤卫队”说成是武斗事件的挑起者，同意解散赤卫队，并且承诺武斗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省、市委负全部责任。

江苏省委“投降”后，造反派势力日益扩大。1月10日，造反派先对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夺权，1月26日，进而对江苏省委进行夺权。文凤来的“红总”为首的32人组成夺权委员会，他们把旧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到一个大会议室，把省委以及各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大会议室的桌上，这个时候文凤来代表造反派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1月28日，“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试图学习上海的造反经验，全面接管江苏省的权力。

但是，江苏1月26日的夺权，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承认，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中央才批准江苏省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这是为什么呢?

（9）

原来，南京的“红总”，并不是听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完全独立的造反派。他们认为，除了江苏省委之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要打倒，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夺权。“红总”喊出:“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等激烈口号，受到冲击的许世友，躲到大别山的疗养院，于是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本来1月3日的时候，中央文革还是支持“红总”的，可是当“红总”执意要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中央文革就不支持他们了，因为许世友是毛泽东一定要“保”的几个心腹将领之一。

另外，1月26日夺权的当天，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含蓄地劝阻说：“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但“红总”开会讨论周恩来的意见时，文凤来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见?”参加会议的众人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

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组织，并说：“我们准备邀请你们所有左派的代表人物，来北京商谈有关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然而“红总”再次不听周恩来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自行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及“生产委员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等，这就使得周恩来也无法控制他们。

“红总”既不听毛泽东的话，也不停周恩来的话，于是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这样一来，江苏造反派的“夺权”就完全失败了。

最后介绍一下黑龙江模式，即所谓的“三结合夺权”。黑龙江的造反派组织，黑龙江省委内部的“左派”，以及驻扎黑龙江的军队，三方面共同协商，形成一个“三结合小组”，共同夺取权力。用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毛泽东代表造反派，周恩来代表省委，林彪代表军方。那么，“三结合夺权”就是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三个人分享权力。

在上述四种夺权模式中，毛泽东理想中的是上海模式，不愿意看到的是广州模式和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不太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周恩来则希望看到广州模式，不愿看到上海模式，也不愿看到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周恩来也能接受。

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但他也不是号召随心所欲地乱造反，毛泽东对造反有四点基本的要求：第一，造反派不仅夺取了政治的虚权，同时也夺到了业务的实权，是真正的夺权;第二，造反派能够听从中央文革的指挥，是毛泽东可以控制的群众组织;第三，造反派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击败其他群众组织的反夺权，保持掌权地位;第四，造反派掌权后，能够“抓生产”，保持城市的物质生活基本稳定，让广大人民的生活保持安定。

（10）

广东模式的夺权，只是夺取政治的虚权，放弃业务的实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旧政府班子手中，无法实现彻底打倒旧政府的目的。因此，毛泽东不支持广东模式的夺权。而江苏模式的夺权，造反派不听毛泽东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也不支持。只是在上海的夺权中，王洪文领导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真正达到了毛泽东对夺权的四点要求。

第一，王洪文率领的造反派同时夺到了政治权和业务权;第二，王洪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第三，上海的其他造反派向王洪文发起“反夺权”时，都被王洪文的造反派击溃了，王洪文对其他造反派保持绝对的优势;第四，也是最难得的，是王洪文他们在夺权之后，并没有只搞革命，放弃生产，而是努力抓生产，保持了上海的正常生产。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时代，上海的生产是搞得最好的，的确实现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想。

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愿望，这些主要是王洪文的功劳，所以后来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接班，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在上海模式中，造反派不仅夺了权，而且生产也搞得好，这样一般上海市民对造反派就比较支持，造反派也比较得人心。如果中国各地的夺权都能实现上海的模式，那么毛泽东理想中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文革也就搞成了。

但是事情偏偏不让毛泽东如愿，在各省市夺权中，除了山西省、山东省和贵州省的夺权，比较接近于上海模式以外，其他各省远远达不到上海模式的标准。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各个地方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个派之间相互争夺权力，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天下大乱”变成“天下更乱”，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完全失败了，成为一场夺权混战。

当然在1967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上海的成功夺权使他信心大增，在这个月接二连三地发出“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在这个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新一极的权力中心。

本来，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也就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江青，与周恩来和林彪有了平级的地位。这个贺电原本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只是在贺电发出前，毛泽东亲自指示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据当时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

（11）

【1月10日毛主席批示，要文革小组代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这件事后来我问毛主席，我说：“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文革小组是政治局的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毛主席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时毛泽东还沉浸在上海夺权成功的兴奋之中，他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发展到一百万人，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左派力量小时，夺过去的权很快又被夺走。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压不了造反就破坏生产，然后归罪于革命。生产要由群众自己来搞，不要走资派指手画脚，以生产压革命。有人企图撒手不管，他们不管，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们管得更好。要由工人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责任担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自己掌握。】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是一篇毛泽东夺权思想的核心文章，文章总结上海经验说：【把上海的经验集中一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政治、经济、文教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的斗争。】

这篇文章，明确点明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文革的中心任务是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第二、夺权的方式是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文教大权。关于毛泽东的夺权思想，起草这篇评论员文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

【这篇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和“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关于党权，毛主席说：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他们欺骗、蒙蔽、压制党员干部，使党员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拿手的就是用纪律压人，谁不听他们就是反党，就是违背纪律。这个纪律成为他们的束缚干部党员的紧箍咒。】

【关于政权，毛主席说：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因为他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镇压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触犯了个别人的利益，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要革命的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成了规律。他们可以随便开除、监禁、戴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保卫自己的乌纱帽、地位和利益。】

（12）

【关于财权，毛主席说：财权也要夺，中心是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采取经济收买手段，适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这种经济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全面夺权，周恩来和林彪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林彪的策略是：保住军队这个阵地，其他的不管。据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我们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

周恩来的策略，则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顺势引导”，不是阻挡毛泽东的夺权，而是把夺权引导到周恩来希望的方向上去。在周恩来看来，广东模式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因为广东模式不是党权、政权、财权一起夺的全面夺权，而只夺地方党委的党权，对政权和财权不夺权，只是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把毛泽东发起的轰轰烈烈夺权运动，化解为白干一场的无用功。

周恩来号召各地的造反派的夺权，效仿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但周恩来没有自己的宣传工具，所以他只能直接向造反派们宣讲自己的主张。1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夺权，一般是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保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的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对当权派要区别对待，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

周恩来的这些关于夺权的话，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夺权精神的。尽管周恩来不能直接用宣传工具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周恩来靠着不辞辛苦的各处游说，居然使他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使毛泽东的上海模式推广不开，而周恩来的广东模式倒是颇有市场。到后来，大部分省份的夺权都采用了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这除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造反组织一般都是松散的群众组合，难以有效地管理好业务工作。上海的造反派之所以能管好业务，一来是上海的工人素质较高，二来也是王洪文的确有些水平。

（13）

为了更好地理解夺权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当时中共的权力分布。第一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常委。虽说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七人，后来又增补为十一人，但真正有权势是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少奇下台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这第一个层权力的三个人，不但地位最高，而且待遇也不一样，特别突出的是有专机和专列。特别是专列，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因为专列开出来，其他火车都要为它让路，整个铁路系统就打乱了，因此专列的数量只能非常有限。

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他们分布在党、政府、军队三个方面。

党务系统中的第二层权力部门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是总书记，下面有书记12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陆定一、罗瑞卿、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其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三人在1966年初就被打倒，后来邓小平在1966年8月也靠边站了，由陶铸接任书记处常务书记。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后，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由中央文革小组接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政府系统中具有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有副总理15人：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不过林彪的情况有些特殊。文革前，林彪在政府中的任职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地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下。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党内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了，可是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并没有接替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党系统中，林彪排名在周恩来之上;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又排名在周恩来之下，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只有当国家主席，才能在政府系统中排名在周恩来之上，才能“名正言顺”。所以，后来林彪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跟毛泽东发生了重大争执。

1967年1月的时候，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被打倒了，陈云、邓小平、贺龙、乌兰夫靠边站了，只是剩下6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其中陈毅主管外事口，李富春主管工交口，李先念主管财政口，谭震林主管农林口，聂荣臻主管科学口，谢富治主管政法口。从行政区域划分，陈毅主管西北各省，李富春主管东北各省，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谭震林主管华东各省，聂荣臻主管西南各省，谢富治主管华北各省。【】待续

（14）

政府系统中的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国务院下属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他们由上述6位副总理主管。比如谭震林主管农林口，农业部、林业部等与农林有关部委的部长，由谭震林主管，同时华东各省的省长，也由谭震林主管。

军队系统中第二层权力领导人，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各大军区司令，空军、海军司令。

我们在分析了中共的权力分配体系之后，可以明白毛泽东要夺权的具体目标，就是夺权“党、政、军”的前三层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只要把这些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夺到手，毛泽东想要搞的“夺权风暴”就胜利成功了。

在党务方面的夺权，因为以前是刘少奇主管党务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党务部门的权力基本上被毛泽东夺了过来，所以毛泽东发起这次“夺权风暴”的目标，是夺取政府和军队的各实权部门的领导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就是打倒仍然管事的6个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在军队方面夺权，就是打倒军委秘书长，以及“三总部”的领导人，各大军区的司令。但并不是上述所有的人都要打倒，比如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是毛泽东派的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打倒他们。

在军队方面的夺权，毛泽东最初是从军事重要程度相对最小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但这也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甚至与江青大吵一场，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停止军队方面的夺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主要是夺取国务院下属各个部(外交部、财政部等)的领导权，以及地方各省的领导权，重点是打倒除了谢富治之外的五位副总理。在政府方面夺权的第一步，是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先揪斗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为打倒他们做好舆论准备。

周恩来因为对各个省鞭长莫及，他首先能保护的，是在北京的国务院各个部位的部长。周恩来把各部的部长，接到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暂住，让他们在这里“写检讨”，其实是保护他们。这样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不到要揪斗的当权派，于是就要到中南海里去揪人。

（15）

1967年1月初，已经有四、五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在中南海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刷写大标语，要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且在中南海外设置了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边缘处，离外面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墙外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吵得周恩来难于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劝周恩来暂时离开中南海，住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却说：“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只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冲进来抓人，这时他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和保卫在这里避难的老战友。

包围中南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开始突破警卫线，甚至翻墙入院，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月8日深夜，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到中南海西门，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总理就这样把学生们都引到了人民大会堂，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夺权风暴之后，就在1967年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

从1966年8月红卫兵造反以来，已经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但是在1967年以前的死者，一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或者作家老舍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部省级的“红色”高官的死亡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在1967年以前，高官们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表示“不理解”，但还没有出现强烈的抵制。

可是1967年1月四名部省级高官的非正常死亡，使老干部们感到现在他们遇到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当官“罢官”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生死”问题。这样一来，老干部们对文革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也是1967年2月发生高官们集体抵制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的思想背景。

人一旦遇到生死问题，先要求救。中共党内的三棵大树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求救吧，正是毛泽东要打倒他们的，所以向毛泽东求救是不行的;向林彪求救吧，林彪是除了保护军队干部之外，对地方干部的死活一概不管，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

毛泽东和林彪不管，剩下就只有向周恩来求救了。后来，人们把周恩来形容为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参天大树”，这个形容的确很到位。周恩来在文革中所作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老干部，因此很多老干部事后对周恩来都抱有感激涕零的心情。

为什么周恩来要救老干部呢?这与周恩来和毛泽东对“党”的看法分歧有关。对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周恩来在原则也是同意的。周恩来也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中国“变修”，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老干部已经完全烂了。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暴风骤雨的革命方式，彻底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才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而周恩来认为，老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个别干部烂了。因此，周恩来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和风细雨的批评教育方式，或者用过去的整风方式，就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要打倒老干部，而按照周恩来的思路要保护老干部，这就是他们两人在文革中的最基本冲突。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习惯了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就坐不住了。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毛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17）

周恩来在这里说明了他对文革这场革命的解释，他认为搞文革主要是对高官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不是对高官进行罢官。因此周恩来说，文革不是“革”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革”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到1967年1月之后，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现在夺权的苗头，不仅是威胁到高官们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肉体生命，周恩来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月22日张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后，周恩来自责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那时老干部们把周恩来当作保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周恩来感到没有保护好张霖之，是自己的失职。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接见造反派大会上提到张霖之的死，他说：【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被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啊!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周恩来这些话，一半是对造反派说的，另一半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因为周恩来知道他的所有公开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的那里。周恩来说的“可以把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提出的质问和抗议，非常强烈的质问和抗议。

虽说毛泽东要打倒老干部，但他的本意只是在政治上打倒，并非在肉体上消灭这些老干部。毛泽东的设想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老干部们进行非暴力的批斗，然后夺权。被夺权后的老干部们“靠边站”，保证一定的生活待遇，比如工资不变等等，这样可以使老干部们的反抗降为最小。因为毛泽东也明白，如果要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会拼命，狗急了还要跳墙，人一旦拼命反抗起来，那反抗的阻力就大了。

毛泽东是反对打死人的，因为这样对文革不但没有利，反而是有害的，后来文革最被人们诟病的事情，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人。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打死人的事件，可是他也控制不住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旦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了人，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就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得罪老干部越来越多，只有“硬着头皮顶住”。

中国的古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搞文革最初的成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在文革中的失败，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的故事，又验证了这句古话所反映的哲理。

（18）

1967年2月中旬发生的高层干部集体抵抗文革的“二月逆流”，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谈到“二月逆流”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引发这场“逆流”的背景。这里先回顾一下1967年1月以来发生的大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角，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从此开始，真正的天下大乱也是从此开始。

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同一天，陈伯达和江青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因为陶铸是当时中央排名第四位大人物，所以打倒陶铸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其实陶铸并不是在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就靠边站了。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群众中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发生在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在1966年12月中央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在1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判陶铸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追认了陈伯达和江青在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可是到2月10日，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说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又说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成为直接引发“二月逆流”的导火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

（19）

1月6日，上海夺权成功，这是文革中唯一符合毛泽东意愿的夺权样板。

1月11日，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1月13日，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这次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同一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解放军报》报社贴出大字报，夺了《解放军报》的权。也是在同一天，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是上海夺权之后，毛泽东匆匆要求中央紧急发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因为毛泽东知道，一旦“夺权”这个口子放开了，什么人都可以起来夺权。如果左派也可以夺权，右派也可以夺权，甚至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可以起来夺权，那么就真的天下大乱了。所以，毛泽东要对“夺权”加一些限制，鼓励左派夺权，制止右派夺权。但这样的限制又不能太多，太多了群众就会被束缚住，不敢起来夺权了。因此，《公安六条》是一个对“夺权”进行最低限度限制的文件，一方面它试图保障造反的群众不受公安机关的镇压，另一方又试图利用公安机关帮助左派夺权。

《公安六条》有两条是关键，第一个关键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有人说这一条是毛泽东专门为了保护自己制定的条款，这是完全误解毛泽东了。如果毛泽东真的害怕有人攻击他，那么他就不会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了。其实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条款，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另有所图。

以前中共发出的公安机关文件中，都有禁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谁要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反革命，公安机关就要予以镇压。可是在《公安六条》中，破天荒地删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是无罪的，仅仅除了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言论之外，什么言论都无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条款，是因为他号召的“夺权”，就是向各地的党委夺权。而向党委夺权，这是赤裸裸的“反党”行为。如果反党有罪的话，那么向党委夺权，就是有罪了，谁还敢向党委夺权呢?“反社会主义”更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很容易给人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1957年反右的时候，右派们被扣的帽子就是因为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不是因为反毛泽东的言论。

（20）

这次毛泽东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用“反动言论”的大帽子来压制群众。现在毛泽东把“反动言论”压缩到最小范围，只要不攻击泽东和林彪的言论，都不是反动言论。《公安六条》的第二条，其实是限制了公安机关的抓人理由，鼓励造反群众敢于说话，敢于夺权。

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条把他和林彪并列起来，反林彪就是反革命，使得形成林彪的尾大不掉之势，连毛泽东本人想要反对林彪也很困难了。

《公安六条》的第二个关键是第三条：【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办。】

这个条款的本意，毛泽东是希望保证造反派，也就是“左派”能够夺到权，同时制止保守派也来夺权。《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护左派群众组织，对袭击左派的右派组织，要依法“查办”。可是这个条款的模糊程度很大，谁是左派?左派的定义是什么?谁也无法具体说清楚。这样很多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不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定义为右派组织，顺理成章地利用《公安六条》对这些群众组织“依法查办”。

这样一来，就使毛泽东本意想要保护的左派造反组织，反而被镇压;而毛泽东想要镇压的右派保守组织，反而被保护，这就使《公安六条》走向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反面。事实上，《公安六条》更多地被保守派当作打击造反派的工具，所以《公安六条》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大败笔。

1月16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问周恩来：

【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说：【夺权有五种形式。当权派的干部：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四种是有严重错误，第五种是有个别一般性的错误，第五种人数较多。】

周恩来这么细致地把当权派分为五种，是试图把毛泽东的夺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把大部分干部划分为“一般性的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倒他们的口实。因为周恩来的划分很有道理，毛泽东当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只好同意了周恩来的说法。

（21）

不过很快毛泽东发现周恩来的干部五种划分，实际上成为保护老干部的口实，成为夺权的障碍，于是毛泽东在1月27日发出指示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属于这两种的干部，能不能夺权?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了权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权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打破了周恩来用区别干部性质来减缓夺权的企图，使夺权运动进一步加剧。

1月19日，叶剑英等人大闹京西宾馆，军队老干部们抵制在军队里夺权。

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毛泽东不得不暂停在军队中搞夺权。

1月21日，毛泽东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的批示，是要求林彪主持的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不能再持中立态度“不介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实是逼林彪站出来“支持左派”，也就是“支左”，支持他搞文革。

1月23日，林彪接受毛泽东的“支左”要求，发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支左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

洞。】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发出军队“支左”的决定。但林彪却在发出这个命令之后，就又不管了。谁是“革命左派”，谁是“反对左派的反革命组织”，林彪一概不做具体的指示。林彪的撒手不管，就使支左的军队干部们，只好自己去判断谁是“革命左派”。军队干部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意支持乱冲乱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倾向于比较温和的保守派群众组织。这样一来，支左干部们就根据自己的判断，保守的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左派”，支持起保守派来。

毛泽东希望军队出来“支左”的本意，是希望军队出面支持“造反的左派”，而事实上大部分军队干部没有“支左”，反而支持了“保守的右派”，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在半年后的1967年8月，不得不叹息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

毛泽东为了配套这场全国全面的夺权运动，发出了两个大动作《公安六条》和《支左决定》。但这两个动作，都走向了毛泽东预想的反面，不但没有起到帮助夺权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夺权的作用，这可以说又是毛泽东的两个大败笔。“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们看到毛泽东的这两个大败笔之后，发起的一次抵制文革的高潮。

（22）

自从毛泽东1935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斗争、党外战争、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但每次革命都是革别人的命。可是到了1967年2月，毛泽东身不由己地感到，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立志掀起一场大革命，不惜与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也要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奋斗了一年，经过很多挫折，终于在1966年8月打倒了刘少奇，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文革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可是毛泽东也明白，文革的决战还没有开始，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等于决战的胜利，1967年1月，毛泽东终于发起了文革的决战，向几乎所有的当权派老干部进行夺权。

这场文革决战，在第一个月势头还比较好，特别是上海的夺权，搞得很成功。但当决战进入第二个月，也就是1967年2月的时候，毛泽东发起的夺权战役的进攻势头，骤然减缓下来，毛泽东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第一个原因是红卫兵与造反派，并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听话，只是一味地乱冲乱打，使夺权战役变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毛泽东越来越失去对这场战役的控制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采用的“顺势引导”战术很难对付。毛泽东发起一股革命洪流要淹没周恩来的地盘，周恩来并没有筑一道堤坝来挡住毛泽东的洪水，而是巧妙地修一条渠，把毛泽东的洪水回灌到毛泽东自己的地盘里去，搞得毛泽东非常棘手。毛泽东发起的革命洪流，却反过来淹了自己的地，自己发起的革命，却反过来革到自己头上，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如此被动的境地。

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完全靠听汇报，掌握不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在建国以前，毛泽东一直是自己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了解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掌握时局的最新动向，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二来也是有点骄傲起来，他不再亲临一线亲自指挥了，而在二线听别人的汇报，间接地指挥。

文革以后，毛泽东的主要情报来自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但江青等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把文革的形势说得很好，从而导致毛泽东做出很多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错误决定。相反，周恩来始终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能够及时了解真正的时局发展形势，所以周恩来做出的错误决定较少。高手相争，往往是犯错误少的一方取胜。毛泽东的很多误判，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糊涂，而是被错误的情报引入歧途。

最让毛泽东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军队的背离。毛泽东在1935年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不胜原因的背后，是军队始终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59年打倒彭德怀的时候，1966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军队都绝对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于毛泽东来说，军队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不会轻易动用的。毛泽东在过去的多次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军队。

（23）

可是到了1967年，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了。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毛泽东首次动用军队来介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本以为军队依旧是绝对站在他这一边，以为军队这张王牌打出去，马上就会扭转局面。

可是结果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派出去“支左”的干部，大部分人并没有怀着保卫毛泽东的忠诚，去支持毛泽东的左派造反派，反而去支持毛泽东对立面的右派保守派。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这也就是说，军内支持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在军内的支持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只有四分之一的支持率，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失败的问题，做出最坏的打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等人时，做了一次朋友式的谈话，毛泽东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些自己的心事和心情。毛泽东喜欢跟外国人谈自己的心事，是因为在七亿中国人当中，毛泽东已经没有朋友了，中国人全都是毛泽东的部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泽东开口就是指示，他自己也不敢随便讲话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把外国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来谈谈心事。

毛泽东在2月3日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对理解毛泽东的心事十分重要，这里多摘录一些。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见。

毛泽东先说：【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

这里毛泽东承认中国的天下大乱，是自己没有搞好。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自嘲说自己“不大行”。

毛泽东接着说：【去年五月我就讲，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谈到“失败”问题，他不仅预感到文革有可能失败，而且还把失败优先考虑，让自己不要轻敌。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很有可能失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井冈山那么艰险的环境，毛泽东还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可是这次，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必胜的信心。

（24）

毛泽东又说：【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吗?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讲，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毛泽东谦虚地说，自己也是人，自己也会犯错误，这同时也是对林彪吹捧他“天才论”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否定。

毛泽东继续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我保留一个Teacher(教员)，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嘛，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

毛泽东这里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特别指出“不高兴”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这其实是对林彪间接地表示不满。毛泽东知道，他这次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他就是想让林彪知道，他对林彪不满意。的确，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支持率降到这么低，与林彪没有全力支持他，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转个话题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他搞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以前也多次说过，他认为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专政”，这是搞文革的必要性。毛泽东同时认为，只有用文革这种方式，才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毛泽东试图发动群众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观点是精英政治，认为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参政的。

卡博吹捧毛泽东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吹捧，说：【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巨大的胜利，但现在还不能断定。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卡博和巴卢库说：【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

呢?】

毛泽东说：【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两个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

（25）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中国人的性格是爱斗争，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不相信选举，这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根源，说明他为什么要用文革的方式，而不是用选举的方式来揭发中国的黑暗面。

毛泽东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嘛，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毛泽东这段话，先说“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结果，1967年2月到4月的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到失败的话题，说他已经做好了被打败的准备，并认为打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他被打败，将来也会有人接过来继续战斗的。

毛泽东这次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多次谈到失败的话题，有一些悲观的气氛。但这种悲观，相反是表示毛泽东的一种决心。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会成功，他去做这件事没什么稀奇;可是一个人在知道这件事自己很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坚决去做这件事，这就叫“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多次谈到失败，也是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即使是失败，也要把文革搞下去。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他搞革命依靠的力量，不是什么有声望的大人物，而是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也就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依靠群众是毛泽东一贯主张，他从来不相信什么大人物，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主要依靠对象，都是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他认为小人物终究会战胜大人物。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并不低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做事过于谨慎，有点像诸葛亮的性格，不敢轻易“豁出去”，这样一来，周恩来在毛泽东豁出去的时候，往往就会退让，这也是周恩来被人们说“软弱”的原因。毛泽东当然深知周恩来的性格，他这次对外国朋友讲话的时候，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时也是讲给周恩来听的，他要告诉周恩来：“我已经豁出了”，这就在心理上给周恩来一个压力。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就在他这次讲话之后的两个星期，就出现党内高官集体反对毛泽东的“二月逆流”。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党内的高官联合起来反对领导人，那么领导人是非下台不可的。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遭到党内高官的集体反对而被迫下台的。因此，“二月逆流”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严峻考验。

（26）

中共是一个按照苏联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也叫领袖独裁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领导人有独裁一切的大权;第二是领导人终身任职，但不能世袭;第三是继任领导人由政治局推选产生，而不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苏共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七位领导人，都没有指定过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苏共体制，但在继任领导人方面做出了修改，毛泽东指定自己的继任接班人，这点与苏共不一样。

苏共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例外规定，就是政治局有罢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果政治局的多数赞成罢免最高领导人，就可以罢免在任的领导人，重新推举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被罢免的。

中共也沿用了苏共的例外规定，政治局会议可以罢免最高领导人。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陈独秀，1935年“遵义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博古(秦邦宪)，都是沿用这个例外规定。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个例外规定的受益者，他在罢免了博古之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另外，1980年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迫辞职，也属于这个例外规定。

这个罢免领导人的例外规定，对苏共或中共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因此中共领导人要想坐住一把手的位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政治局中的支持占据多数，(二)军方的支持。这两个必要条件一旦失去，领导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毛泽东几十年来稳坐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他始终掌握着这两个必要条件。可是到1967年2月，毛泽东失去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他在政治局里的支持已成为少数，在军队中的支持也成为少数，按照常理来说，毛泽东的一把手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因此毛泽东遭遇到高官们集体反对他的“二月逆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稍微处理不好，就要向赫鲁晓夫那样被罢免下台了。

1967年2月，各方面的形势对毛泽东都不太有利，他遇到四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来自林彪军队系统的抵制;第二个危机是来自周恩来政府系统的抵制，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打击，第四个危机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出现内讧。

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抵制。毛泽东要求军队出来“支左”，林彪也提出一个“反要求”：现在军队太乱，必须稳定军队。1967年1月26日，林彪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口述起草了一个文件《军委八条》。据徐向前回忆说，《军委八条》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林彪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27）

《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是：(一)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不准抓人，不准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三)军队系统的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出去串联，已经串联的要迅速回来;(四)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委八条》中的内容，除了第一条，其他都是阻止在军队里搞文革的，如果真的按照《军委八条》认真实施下去，军队中的文革就要偃旗息鼓了。因此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后，林彪高兴地喊出“万万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赞成林彪搞的《军委八条》。但为了让林彪和军队出来“支左”，毛泽东不得已做出暂时的让步。

尽管毛泽东在《军委八条》上做出了让步，军队高官们还是不太满意。1967年2月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叶剑英说：【《军委八条》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他们把“不成立战斗队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队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

为了进一步稳定军队，叶剑英和聂荣臻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七项规定》。《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军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二)军事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三)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革命战斗队组织。

2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七项规定》，叶剑英高兴地说：“本来《军委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一个《七条规定》，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毛泽东遇到的第二个危机是周恩来为首的政府高官的抵制。周恩来的抵制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行动上的抵制，第二方面是理论上的抵制。1967年2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自2月8日起停止大串联(包括步行大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的食宿不再免费，学生一律回学校搞革命。当时的火车票和住宿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很昂贵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到北京来串联，一来是因为免费乘车，二来是因为免费吃住。现在国务院停止了免费乘车和免费吃住，大串联活动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大串联活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北京与各地方之间迅速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现在有了互联网和手机，某处发生的事情，马上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传遍全国。而当时中国的通讯还不发达，互联网手机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电报和长途电话都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邮递信件很慢，而且文字资料缺乏生动感。当时最快和最生动地传递信息的办法，就是直接靠人员进行串联。

（28）

串联的第一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把各地搞文革的真实情况传达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了解掌握各地文革的真实情况的重要渠道。因为地方政府上报的文件材料，往往会隐瞒很多真实的情况。串联的第二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之后，在各地讲述北京搞文革的最新形势和动向，刺激和推动各地的文革发展。停止了串联，对文革来说，显然是失去了一个利器。

周恩来在行动上抵制文革的同时，还在理论上巧妙地反驳或有意误导毛泽东的文革理论。1967年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它是一篇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写的非常重要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核心观点。该文说：【党内走资派盘踞的一些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不能采用改良主义，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这里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刘少奇盘踞的文化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等早就被打倒的了，所以这里说的“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显然是指周恩来盘踞的政府部门;

第二，对这些被走资派盘踞单位的处理，“不能改良，必须彻底打倒。”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机构和领导人，不存在改组余地，必须彻底打倒;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时“敌我矛盾”是非常重的话，一旦定性为“敌我矛盾”，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毛泽东把文革的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这就是说，他号召人们把当权派的老干部们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恩来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只能在接见各种群众组织时，巧妙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比如周恩来说：【夺权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里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要在脑子里夺“私”字的权。】

周恩来把毛泽东要搞的夺权，解释为“对自己思想中‘私’字进行夺权”，这显然有意误导毛泽东的夺权理论。

周恩来又说：【现在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

（29）

毛泽东提出要把走资派盘踞的部门“彻底打碎”，周恩来却指出“彻底打碎”式的夺权是“发生了偏差”。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夺权理论，他指出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周恩来的夺权理论其实不是夺权，而只是一种改良，否定了毛泽东“彻底打碎”的观点。

周恩来出于敏感的身份，不能说太过火的话，而叶剑英则把周恩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接说了出来。2月6日，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但在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者其它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几乎是明着跟毛泽东唱反调，他说“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红旗》社论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叶剑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观点，这等于就是否认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意义。因为叶剑英的这些话，代表了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想法，毛泽东批叶剑英的话，就要得罪一大批军队干部。现在毛泽东处于危机四起的时候，还不能直接触动军队，所以他对叶剑英的讲话没有做出反应。

周恩来看到林彪迫使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之后，受到鼓舞，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旨在抵制文革的建议。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提议说：【今后每星期一、三、五，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主，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讨论党政业务问题。】

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一个是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负责文革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负责一般党政业务。现在周恩来提出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用一半的时间搞文革，另一半的时间帮助国务院搞党政业务，这样就大幅度地分散了文革小组搞文革的精力。毛泽东要全力以赴搞文革，周恩来却要把搞文革的时间减少一半，对文革大泼冷水。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毛泽东对周恩来没有退让，把这个建议顶了回去。

（30）

1967年2月毛泽东遭遇的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的打击。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军队干部会听从他的指示，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但这次军队干部并没有听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反地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因为在前一段的造反风暴中，各大军区和部门都遭到激进造反派的冲击，连国防部都遭到了冲击，所以军队高官自然不喜欢激进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喜欢温和听话的保守派群众组织。

由于林彪为首的中央军委并没有向各军区下达“谁是左派”的指示，而是让各军区自己去判定哪个群众组织是左派。各军区领导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保守派说成是“左派”，借着“支左”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支持保守派。同时，他们把造反派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借着《军委八条》中“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的条款，直接抓造反派的头头，大大打击了造反派。

以四川为例，成都的群众组织分为两派：造反派称“工人造反兵团”，保守派称“产业军”。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不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就激怒了“工人造反兵团”，他们到成都军区去抗议示威，然后发展到冲击成都军区。于是成都军区的“支左”领导小组，根据《军委八条》的精神，派出军队直接镇压“工人造反兵团”，抓了上万人，不过很快就释放了。“工人造反兵团”受到镇压不服气，向北京告状，于是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指示》，作出了与成都军区相反的结论，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承认“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

尽管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的声音，但成都军区并不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照样支持“产业军”，这样就使成都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更加激烈。后来发生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基本情况也是一样，中央文革支持武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而湖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都要求湖北省军区改变立场，转而支持造反“工人总部”，但湖北省军区不但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甚至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抓了起来，造成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1967年2月毛泽东遇到的第四个危机，是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文革小组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陈伯达派，有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原先都是毛泽东的秘书;第二派是江青派，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江青自己从上海发展起来的人;第三派是陶铸派，成员是王任重。康生相对独立，没有加入任何派系。

（31）

在1966年7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想重用陶铸，让陶铸任文革小组顾问，并让陶铸的亲信王任重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自持自己在党内地位高于陈伯达和江青，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而且还试图亲自领导文革小组，这使得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都一致反对陶铸派，想把陶铸派排挤出文革小组，从而形成了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

毛泽东对陶铸失望以后，批评了陶铸，让陶铸靠边站了，但还没有打倒陶铸。江青和陈伯达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没有打倒陶铸，只是把陶铸冷藏起来，这就说不定哪天又会启用陶铸。被毛泽东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启用的干部也为数不少。因此，江青和陈伯达把陶铸视为威胁到他们掌控文革小组的隐患，所以他们想尽早除掉这个隐患。

1967 年1月4 日，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突然公开宣布打倒陶铸。这样一来就把“打倒陶铸”的生米煮成熟饭，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打倒陶铸。陈伯达在讲话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是文化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

江青插话说：【他独断专行!】

陈伯达接着说：【陶铸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自从陶铸接管了新华社，他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

听到这里群众大笑。陈伯达继续说：【陶铸这么凑，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硬凑在一起，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性质?】

群众说：【反党!】

陈伯达接着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群众觉悟得很快，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马上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数千红卫兵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很快北京街头出现大量传单、大字报、大标语，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一次讲话，就使“打倒陶铸”变成了既成事实。

（32）

1966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旧文革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将由康生出任组长，因为康生不但有比较强的领导能力，而且原来就是旧文革小组的成员。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陈伯达当了组长，康生只是顾问。

虽说陈伯达在党内的资格也算是比较老的，他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康生是同学。不过陈伯达的从政能力，大大不如康生，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一直低于康生，只是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首次排名在康生之前。

当时人们给陈伯达的绰号是“老夫子”，意思是说他做事“迂腐”，书生气太重，不太懂政治权术。陈伯达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从政能力不行，基本上是一个书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当文革小组的组长。

据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和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就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总理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

让一个不太懂政治权术的书生陈伯达当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也知道陈伯达的行政领导能力不行，但毛泽东的寓意是让江青来主管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资历太低，直接让江青当组长肯定不行，所以毛泽东专门安排陈伯达这么一个不称职的组长，于是副组长的江青就可以掌握实权了。如果让康生当组长的话，江青肯定是对付不了康生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当组长。

既然毛泽东让陈伯达当了组长，就不能再让康生当副组长或组员。尽管目前陈伯达在党内的排名高于康生，但过去陈伯达长期以来都是接受康生领导的，现在如果反过来让康生接受陈伯达的领导，这样就太让康生没面子了，所以毛泽东就安排康生当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顾问是不属于组长领导之下的，这样既使康生在文革小组中继续工作，又保全了康生的面子。

可是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虽然陈伯达是组长，当顾问的康生他是领导不了的，江青这个副组长他更领导不了，江青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陈伯达在重大的事情上，都要听江青的。陈伯达也自嘲说：“我只是个刘盆子。”所谓刘盆子，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军，让一个据说是刘邦后裔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

陈伯达已经有江青和康生两个“婆婆”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顾问陶铸，又是陈伯达领导不了的。原本毛泽东给陈伯达的党内排名是第四位，陈伯达主动去找毛泽东推辞，于是毛泽东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陈伯达原以为毛泽东会把康生提到自己之前，这样陈伯达还是服气的，但没想到毛泽东把陶铸一下子提拔得这么高，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这样陈伯达就有些不服气了。

（33）

康生当顾问，他对陈伯达还算比较尊重，可是陶铸来了之后，对陈伯达就没有那么尊重了。陶铸长期在地方上当第一把手，不免养成“霸气”的习惯，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小组中的地位最高，就趾高气昂地发号施令起来。陶铸不客气地对江青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由此可见，陶铸把江青都不看在眼里，就更不把陈伯达看在眼里了。陈伯达对陶铸不服气，陶铸又对陈伯达态度傲慢，于是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陈伯达是从内心里高兴的。

毛泽东让江青主管非常重要的文革小组，是有深谋远虑的。第一，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她的利益和毛泽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刘少奇那样的“野心”;第二，可以让江青说一些毛泽东自己不便直接说的话，说对了是毛泽东的，说错了是江青的，这样毛泽东做事就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三，江青的身份是主席夫人，其他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对江青总得让三分，这就使江青做事起来比较容易一些，换个别人就没有江青这样的优势。

江青主管文革小组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表现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也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江青擅自打倒陶铸，就让毛泽东很不满。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之后，毛泽东虽说不满，但他也没有批评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在1月8日的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了陶铸，算是对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的追认吧。可是到了2月10日，毛泽东却又反过来，用严厉的口气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这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毛泽东出尔反尔，而是因为客观形势变了。在1967年1月的时候，军队高官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还不明显，可是到了1967年2月，军队高官就出现了强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在文革小组当中，除了陶铸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在军队中完全没有影响力。而陶铸在延安时代就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又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这时候毛泽东让陶铸“戴罪立功”，让陶铸去对付军方的老帅们，这比陈伯达这样在军中毫无威信和影响的文人，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陶铸已经被江青和陈伯达提前打倒了，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所以毛泽东自然大为生气。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2 月10日，主席又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34）

毛泽东这次对陈伯达的批评，应该说过火了。陈伯达内心里尽管也高兴看到陶铸被打倒，但打倒陶铸这种重大的事情，他毕竟不敢做主，陈伯达的那些讲话是江青让他讲的。陈伯达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江青背着毛泽东“假传圣旨”，他还以为江青说的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才跳出来充当打倒陶铸的先锋。

等到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陈伯达才明白“打倒陶铸”原来是江青的“假传圣旨”，上了江青的当。但是这种事情，他又不好当着毛泽东的面来揭发江青，只好忍了下来。然而江青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为陈伯达辩解，反而把责任全都推到陈伯达身上，于是就让陈伯达大为恼怒，他在会后声称：“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

这件事毛泽东也被江青“蒙蔽”了，他也不知道陈伯达的“打倒陶铸”讲话，是因为听信了江青的假传圣旨。再加上江青私下里向毛泽东讲了不少陈伯达的“坏话”，使毛泽东误以为陈伯达是出于对陶铸的嫉妒和排挤的“私心”，主动擅自“打倒陶铸”，从而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因此让毛泽东大为恼火。当然，毛泽东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按照常理，推测陈伯达有这种“私心”的动机，也是合情合理的。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江青骗了，所以吵吵嚷嚷地声称要自杀。其实陈伯达并非真的想要自杀，如果真想自杀的话，就不会对别人说了。陈伯达是想通过“自杀”这件事，让毛泽东注意到他是被冤枉的。

据王力回忆说：【陈伯达先是单独对我说他要自杀，我说：“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的发言，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

陈伯达说：“我那时没有办法，不讲不行。

我说：“你要向总理把事情谈清楚。

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

总理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话后，他才不自杀了。】

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很会团结人的，他看到这是一个团结陈伯达的好机会，于是亲自屈尊，主动到陈伯达那里去听他谈话，让陈伯达大为感动。陈伯达回忆说：【我很感谢总理的关心，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后来陈伯达又找康生和关峰谈了他要自杀之事，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

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这才憋住了气。】

（35）

由此可见，王力、关锋、康生等人，都知道陈伯达是被江青冤枉了，但也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他们这些人都不愿意为了陈伯达，而去得罪江青。

这就像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分为二”那样，凡事有优点，就同时会有缺点。毛泽东重用江青，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这里就表现出毛泽东任用江青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没有人敢说江青的坏话，这样毛泽东对江青的情况就缺乏正确客观的了解，使他容易被江青所“蒙蔽”，更使他因为江青犯了不少错误。这次毛泽东错误地冤枉批评了陈伯达，也是因为江青而犯的一次错误。

毛泽东希望文革小组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组织，最不希望看到文革小组中间出现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陈伯达和江青不向毛泽东请示，擅自打倒陶铸，被毛泽东认为是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所以他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警告，希望他们下次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毛泽东的性格是：批评一个人，是对这个人还有希望，对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因为他对陈伯达还有希望，希望陈伯达今后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

但毛泽东自己不知道，他这次是冤枉了陈伯达。陈伯达本来是不想当文革小组组长的，是毛泽东硬要让他当的，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投机”，让陈伯达感到非常冤枉，这就使陈伯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无形中消退了很多。同样，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又造成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相互不满，文革小组更加不团结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内讧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本想消除文革小组中的内讧，可结果反而加大了文革小组中的内讧，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陈伯达大肆宣扬了一阵“自杀”，希望毛泽东能注意到和了解到他的冤枉。可是因为没有人敢得罪江青，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陈伯达的冤情，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做出任何安抚陈伯达的事情。这样一来，陈伯达对毛泽东就离心离德了。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6天之后的2月16日的“二月逆流”会议上，陈伯达没有发言，没有支持毛泽东，这是陈伯达第一次没有支持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2月10日的常委会上，最后说：“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主席还讲：“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虽然主席说不准谈，但是办不到。叶剑英就跟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跟副总理们讲了，这样“二月逆流”的火就点起来了。】

王力之所以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是因为毛泽东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文革小组，更没有批评过江青。毛泽东的这次批评，让众多高官们产生一种感觉，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趁热打铁，一齐行动起来，把彻底熄灭毛泽东的文革之火。因此，在毛泽东批评江青和陈伯达的六天之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36）

不少人把文革中发生的“二月逆流”,认为是1967年2月16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其实“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事件，还包括“大闹怀仁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有不少人以为，“大闹怀仁堂”是一些老干部一时冲动爆发的偶然事件，不是有预谋的行动。其实不然，“大闹怀仁堂”应该说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是“大闹怀仁堂”头号干将，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后被批斗，靠边站了，不过在林彪事件后复出，1975年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3年逝世。谭震林本人后来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那时，我只能同陈毅、李先念等几位老战友，凑在李富春家里进行议论。我与李富春等老同志在议论中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要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乱，要在乱中夺权。我们担心，这伙人先搞刘少奇，再搞下去，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

【在1967年初，所谓“二月逆流”之前，我对李富春、李先念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我这个话，后来索性说给毛泽东本人听了。】

谭震林这里说出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我们担心，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都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他们担心文革要搞到周恩来头上，所以他们要跳出来，力保周恩来。

这些人发起“二月逆流”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在谭震林这些人看来，只要周恩来在位，他们就不要紧，一旦周恩来倒台了，他们这些周恩来派系的人，也要跟着完蛋。刘少奇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刘少奇倒台后，他手下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都被打倒进了监狱。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他们这些人也要豁出去力保周恩来。

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底蕴。

汉语中有个字“谏”，字典上的意思是“规劝君主，使其改正错误”，这个字的含义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臣是不能反对皇帝本人的，但可以反对皇帝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臣发觉皇帝正在做错事的时候，可以给皇帝提意见，督促他改正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进谏”。进谏是一种“善意的反对”，它只是反对皇帝做的事情，并不反对皇帝这个人，更不是要赶皇帝下台。与“进谏”相反的是“逆反”，也就是“恶意的反对”，它是反对皇帝这个人，要赶皇帝下台。

（37）

如果皇帝不听大臣的“进谏”，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答案是：不怕冒犯皇帝，不怕杀头，继续冒死给皇帝进谏，这就是中国传统中非常被称赞的“忠臣”形象。前面谈到的《海瑞罢官》中的明朝大臣海瑞，就是一个冒死进谏的忠臣的典型。海瑞虽然不留情面地给皇帝提意见，甚至骂皇帝，但他还是忠于皇帝的，并不想让皇帝下台，在皇帝死的时候，他还悲痛地死去活来，几天不吃饭。

如果大臣继续冒死进谏，皇帝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这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无解了，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在外国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总统犯了错误，议会有权提出议案“弹劾”总统，直接罢免总统，换新的总统。外国人反对总统，就是要让总统下台，他们不会搞“既要忠于总统本人，又要反对总统做的事”这种复杂的政治行动。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当然也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搞文革，但这些人“反对”的动机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善意的反对”，也就是只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善意反对”就是古人说的“进谏”;另一种是“恶意的反对”,也就是不仅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同时也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恶意的反对”就是古人说的“逆反”。

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对他搞文革，是进谏式的“善意的反对”，因此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高兴，但还可以容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反对他搞文革，是逆反式的“恶意的反对”，他就不能容忍刘少奇了。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反对他搞文革，有一半是善意，一半是恶意，以善意为主。

因此，毛泽东在遇到部下反对他时，总要先思考：这个反对是进谏式的善意反对?还是逆反式的恶意反对?毛泽东处理这两种“反对”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一些人强烈顶撞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继续得到毛泽东的重用，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进谏;相反一些人只是少许说了一点不赞成的话，马上就被毛泽东疏远甚至打倒，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恶意的逆反。不过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一个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毛泽东本人也经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

我们转回来说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已经不是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而是说“不跟”毛泽东这个人了，也就是公然宣布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因此毛泽东认为谭震林是“恶意的反对”，他原谅了陈毅等人，但始终没有原谅谭震林。后来谭震林之所以能够复出，全是周恩来的作用。

（38）

《谭震林传》中这样记载：【1967年2月10日，谭震林从李富春那里听到，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不过毛泽东又规定，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

陈毅对谭震林说：“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谭震林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由《谭震林传》的记述可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李富春，违反毛泽东“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的指示，不仅告诉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还与他们大谈特谈这件事。他们从江青擅自“打倒陶铸”这件事推论：江青做的一些事，毛泽东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趁着毛泽东对江青发怒的机会，先把江青打倒。只要打倒了江青，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左右手，这是浇灭毛泽东文革之火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后来谭震林等人的放炮，主要是冲着江青去的，他们要趁热打铁，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候，打倒江青，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让谭震林出来说话，谭震林也答应出来“放炮”。陈毅为什么说谭震林“没有包袱”呢?因为那时陈毅、李先念等人都遭到批斗，而谭震林在不久前遭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谭震林作为副总理，负责农林口。在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中，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负责的农林口文革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到谭震林的信后，在1月30日给林彪和周恩来批示说：【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批示中说了赞扬谭震林的话，表示对谭震林信任，因此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由被毛泽东信任的谭震林出来说江青的“坏话”，容易被毛泽东接受。

《谭震林传》还说：【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说过许多出格的话，他说：“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那几个秀才乱搞，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从《谭震林传》可以看出，在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谭震林等人进行过一番商议，他们是准备好了去“放炮”的，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发怒。

（39）

1967年2月14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这次会上老帅们“小闹怀仁堂”，这是两天后“大闹怀仁堂”的前奏。这次会江青没有去，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陈伯达的话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老帅们劈头盖脸地向陈伯达开炮起来。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徐向前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还要不要军队啦?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1967年1月还是支持中央文革的。但在邱会作事件上，徐向前冒着得罪军队干部的风险，为中央文革小组出力，可是却落得一个两头不讨好，特别是江青也对徐向前不满，甚至向林彪提出要撤换徐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位，被林彪顶住了。这样一来，到1967年2月，徐向前就完全站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上去了。

还有一份不能核实真伪的资料，对这次会议有更详细的描述，这里摘录如下：【1967年2月14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风暴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是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这些人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虽说上述这份资料的真伪还不能判断，但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无疑是一次斗争非常激烈的会议，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预演。2月16日发生“大闹怀仁堂”，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40）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碰头会的惯例是参会人围坐于一个长条形的会议桌，桌子首端是主持人的席位，桌子两侧是参会人的席位。参会人按照党内排名的顺序，坐在长条桌的两侧，职位越高的人离主持人越近，职位越低的人离主持人越远。这天周恩来是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在周恩来右手边，依次是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的席位，这个顺序就是党内的排名顺序;在周恩来左手边，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顺序也是党内的排名顺序。

陈伯达的座位，本来在周恩来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可是陈伯达刚刚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不敢再坐这个首席位置，于是就在后边桌角的座位上坐下。按照惯例，犯了错误的干部，开会时就不能再坐在原来地位的位置上，要坐到后面去，听候处分结果。比如刘少奇以前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坐在首位的，犯了错误之后，刘少奇就只能坐在后面桌角的座位上，这也是对犯了错误干部的一种间接处分。

周恩来看到陈伯达坐到后面的桌角，就叫他回来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因为开会时的座位位置，同时也代表着在党内的位置。周恩来让陈伯达坐回到原位，就等于是肯定了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变化。前面说过，周恩来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要把陈伯达团结过来，因此对陈伯达表现出很友善的态度。

这次会上，周恩来派系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这次会上“放炮”。这个“放炮”，有“一明一暗”两个目标。“暗的目标”，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让毛泽东知道，如果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要造反了;“明的目标”，是要打倒江青。他们从“打倒陶铸”事件中看到，江青做的一些事情，是背着毛泽东做的，毛泽东对江青也开始不满意了。所以他们试图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机，趁热打铁，猛攻江青，顺势把江青打倒。

今天的谭震林更是斗志昂扬，做好第一个带头“放炮”的准备。谭震林“放炮”的对象，本来是对着江青的，可是不巧，江青今天推脱身体不好，没有来参会，所以谭震林只得把“放炮”的对象，对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

谭震林也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他今天不对陈伯达开炮，要团结陈伯达。在会前，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助手不令人满意”。谭震林说的“陈伯达的助手”，就是指江青。

（41）

张春桥一到，谭震林就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同志没来?”

谭震林之所以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因为当时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都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把一批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来加以保护，但有些省市的领导人受当地造反派的阻挠，未能按期来到北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被上海的造反派扣押住，无法来北京。而张春桥是上海造反派的幕后指挥人，所以谭震林用陈丕显未能来北京之事，向张春桥发难。

面对谭震林的发难，张春桥只得说：“陈丕显来不了啦。”

谭震林进一步紧逼说：“怎么来不了呢?”

张春桥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群众不答应啊。”因为张春桥扣住陈丕显，违反了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要用“群众不答应”这个借口。

谭震林继续发难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解释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听了张春桥的解释，谭震林气愤地讥讽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多年后，谭震林回忆他与张春桥的唇枪舌战时，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两个耳光。”

张春桥被谭震林这么讽刺，当然很生气。但张春桥的涵养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失态跟谭震林吵起来，而是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见张春桥没有被激怒，自己更加生气起来，指着张春桥质问说：“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压住气，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谭震林愈发生气了，用命令的口气对张春桥说：“你们要保陈丕显。”

张春桥还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被张春桥激怒了，怒吼起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见谭震林怒吼起来，就沉默下来，不说话了。谭震林见张春桥不说话了，指着他吼问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依然沉住气，还是不说话。谭震林又转一个话题，发起进攻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42）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司令，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谭震林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司令说成是“反革命”，这就是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性。

张春桥知道谭震林把蒯大富说成是“反革命”，是想激自己跳出来为蒯大富辩护，可是张春桥按捺住自己，还是一言不发。

谭震林本想把张春桥激怒起来，来一个面对面的斗争。可是张春桥硬是不说话，谭震林一个巴掌拍不响，斗争不起来，只得一个人继续唱独角戏，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依旧不说话，不过他转眼看着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希望陈伯达站出来说几句话。如果是在以前，陈伯达听到这种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早就跳出来跟谭震林辩论了。可是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感到冤枉，对毛泽东的忠诚大减。因此这次陈伯达保持沉默，任凭谭震林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文革，他都不说话。

如果说张春桥这些人是刚刚进入中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里水的深浅。而康生在中央几十年，早知周恩来是不好惹的，他见周恩来这派的人，一个个蠢蠢欲动的样子，也感到有些胆怯，心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惹他们最好。因此，康生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是副组长，康生是顾问，而王力和姚文元只是文革小组的组员。他俩看到文革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顾问都不说话，当然也就不敢说话了。

谭震林见文革小组这边没人说话，就放出更厉害的话来，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指的是他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指示渔船停产闹革命，被文革小组指责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里谭震林特别点出了江青的名字，他要把事情闹大。

江青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虽说谭震林点了江青的名字，但文革小组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替江青辩护。相反，倒是不是文革小组的副总理谢富治，替江青辩解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本来就要炮轰江青，现在有人和他辩论，谭震林把炮轰江青的调子提得更高了，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这么说，谢富治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辩论又成了谭震林一个人的独角戏。谭震林说到了气头上，又没有人跟他辩论，有气无处发，一气之下说出了非常出格的话。他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那么早入党;二不该活到65岁，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

（43）

谭震林说不干就不干，猛地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文件，穿上衣服，拔腿就走。谭震林一边走，一边对着张春桥等人，用示威的语气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的这番话，让全场惊呆了。自从毛泽东当权以来，还没有一个高官敢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跟毛主席干了。”谭震林这个“放炮”，超过预期的界限，让周恩来也为难了。于是周恩来猛地一拍桌子，对正在往外走的谭震林，大喝一声说：“回来!”

陈毅也说：“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听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话，谭震林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的任务是在会场上斗争，而不是甩手不干了。于是谭震林急忙转身回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里也不走。”

谢富治看到气氛越来越不对，试图打个圆场，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

谭震林不理谢富治的打圆场，反而把他的话挡了回去，拍案而起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陈毅见谭震林有点失态，讲话太过火了，太出格了，现在不能让谭震林继续讲了。所以陈毅急忙出来说话，把火力引到自己这边，掩护一下谭震林，于是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

陈毅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转到“延安整风”上，他说：“这次运动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我看不仅这次运动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有人还背着包袱。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吗?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

陈毅也是出名爱“放炮”的人，他本想自己讲几句，阻止谭震林继续讲出格的话，但没想到他讲的话更出格，讲到了历史问题，讲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虽说已经是历史问题了，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比文革更加说不得。周恩来见陈毅不仅说到了敏感的延安整风，甚至还说到自己，太出格了。于是周恩来赶紧插话，试图挡住陈毅的话题，说：“我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我从来没有意见。”

可陈毅却是性情中人，一说起来就按捺不住，他不顾周恩来的阻挡，继续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了?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有人说陈毅说这是在影射林彪，这个说法牵强附会。从上下文来看，陈毅始终说的是刘少奇，而且更是在影射毛泽东，并没有说林彪的意思。当时陈毅和林彪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必要反林彪。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他们要争取的对象，谭震林事后还给林彪写信，拉拢林彪，所以当时陈毅是不可能反林彪的。

（44）

周恩来见陈毅影射到毛泽东了，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李先念见陈毅讲话愈发出格，也赶紧插话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联动’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李先念说的“联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初，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公安机关取缔了“联动”，“联动”的主要成员都被逮捕入狱。

这时叶剑英也插话支持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现在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徐向前见大家这种群情激愤的样子，也出来拍着桌子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革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把军队搞乱了。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谭震林看到众人都出来说话了，愈发受到鼓舞，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

子。

李先念赞同地说：“我也哭过几次。

谢富治再次试图打圆场，插话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革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接着李先念又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李先念这里说的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是指1966年10月2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红旗》十三期社论中，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有疑问，亲自问毛泽东，毛泽东用英文进行了回答，这件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周恩来见李先念提到十三期《红旗》社论，就问康生说：“发表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也说：“我也没看。”

康生和陈伯达说“没有看”，这都是假话，他们两人不但看了，而且还作了修改，标题就是陈伯达改的。这两个人今天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愿站出来说话，所以就推说不知道，这样就不会卷入辩论了。

这时周恩来见该放的炮放得差不多，该讲的话也都讲了，夜长梦多，就想赶紧收场，时间也已到晚上七点了，于是周恩来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宣布散会，这样载入史册的“大闹怀仁堂”，就这么结束了。

（45）

如果说刘少奇的四大嫡系是“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安子文”，他们与刘少奇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林彪的四大嫡系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么周恩来的四大嫡系就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刘少奇的嫡系是来自他早期领导的“北方局”，林彪的嫡系是来自他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而周恩来的嫡系则是来自他领导的新四军。陈毅是新四军的军长，谭震林和李先念是新四军的师长，李富春虽说不是来自新四军，但他在1920年代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据说两人在法国时，还住在一间屋子里。

因此，周恩来的四个嫡系人物发起的一场“大闹怀仁堂”，对于熟知高层派系的高官们来说，马上就明白这件事的幕后人物是周恩来，或者说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策划者。以周恩来的身份，当然他是不会直接参与策划“大闹怀仁堂”的，因为这样做太露骨，也太愚蠢，泄露出去就会成为“分裂党”的罪证。所以周恩来只是做一些指点和暗示，具体的策划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个人进行。

如果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一直是毛泽东进攻，周恩来防守，那么这次“大闹怀仁堂”，就是周恩来发起的一次反击。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反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闹怀仁堂”前的背景。

1967年元旦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文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与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总反击。今年二月至四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在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眉目。】在稍后的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他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至四月的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说“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过去搞的文革就属于旧阶段了。在文革的旧阶段中，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对刘少奇派的夺权已经完成了。因此，毛泽东所谓“新阶段的夺权”，显然是针对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人，都感到极大的压力。

（46）

特别是毛泽东说“今年二月至四月是关键时期，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要在1967年2月到4月，搞一个决定胜负的大动作。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派系的人就不得不思考，估计毛泽东在1967年2月到4月，要发起一次决定胜负的大决战。什么是“大决战”呢?大决战就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的战斗。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前一个阶段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1965年11月的批判《海瑞罢官》，又1966年2月的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5月的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毛泽东都没有亲自出马与刘少奇直接对决。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才亲自出马，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发起最后的决战，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最后要亲自出马，是因为刘少奇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党内第二把手，又是国家主席，人们根本不敢碰刘少奇。必须毛泽东亲自出马，亲自带头吹响打倒刘少奇的号角，大家才敢出来批判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决战，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同样，周恩来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威信极高，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肯定是打不倒的。

现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各种前哨战和外围战都已经打响了，但最后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大决战，还没有打响。因此，周恩来等人猜想，毛泽东可能会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这场大决战。这场大决战的形式，大概类似于打倒刘少奇的决战，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写一张大字报，或者亲自发表一个什么讲话，宣布与周恩来决裂，号召人们打倒周恩来。

不管毛泽东“大决战”的方式如何，一旦毛泽东的“大决战”打响了，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裂，两者只能留下一个，打倒一个，不可能再并存了。这就像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还可以并存，一旦写了《炮打司令部》，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两人就不能再并存了，必须打倒其中的一个。

如果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大决战，亲自写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周恩来怎么办呢?周恩来的第一个出路，是束手待毙，等待毛泽东把自己打倒，周恩来当然不是束手待毙之人;周恩来的第二个出路，是奋起反击，反过来把毛泽东打倒。但这个难度太大，几乎不太可能。这时，周恩来就想到还有第三个出路，这就是在毛泽东发起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只要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那么周恩来与毛泽东就还可以共存下去。

（47）

周恩来选择的这个第三条出路，是一个极为高明之策。尽管毛泽东手中的箭，始终对准着周恩来，但只要毛泽东的箭还没有射出来，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一旦毛泽东手中的箭射出来了，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因此，周恩来必须要在毛泽东发起亲自出马的大决战之前，设法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这场大决战的时间。

怎样才能让毛泽东放弃或者推迟大决战呢?第一种战术是找一个“说客”，对毛泽东阐说种种厉害关系，说服毛泽东放弃大决战。中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职业说客”，近代的说客也很多，周恩来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说客，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周恩来的说服工作功不可没。尽管周恩来自己是非常优秀的说客，可是在这件事上，周恩来本人却不能直接与毛泽东谈，周恩来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充当说客，所以用“说客”的战术是不行的。

第二种战术是显示自己的力量，让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不是好啃的骨头，让毛泽东知道这场大决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赢的，从而使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发起大决战的念头;或者让毛泽东感到时机还不成熟，推迟发起大决战的时间。显然，目前周恩来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

要实施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周恩来亲自出面是不好的。彭德怀与刘少奇在会上与毛泽东当面争辩和争吵，效果非常不好，这都是前车之鉴，周恩来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他不会与毛泽东直接碰撞。因此，周恩来要让他的部下出面，展示一下周恩来派系的力量和决心，这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毛泽东号称要在1967年2月至4月“决胜负”，周恩来他们有一种紧迫感，所以赶紧搞一场显示力量的“大闹怀仁堂”。“大闹怀仁堂”的目的，是周恩来借用他的几个嫡系人物的嘴，告诉毛泽东他想要说的话，更是展示他们这些人的力量和决心。“大闹怀仁堂”是一次示威，它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赶在毛泽东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

通过“大闹怀仁堂”，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什么呢?

第一，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号召群众向党夺权的做法。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不要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第二，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整老干部的做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

（48）

第三，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老干部集团和整个党。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第四，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第五，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这个搞法是从《红旗》社论提出‘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开始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周恩来做出让步，毛泽东在2月27日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今后斗争矛头应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之后，报刊上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了，这是后话。

第六，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发起一场大决战，试图把他和他们的战友们都“打光”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将与毛泽东战斗到底，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总而言之，因为周恩来自己不便直接向毛泽东发出警告，于是他就借部下的嘴，用示威的口吻告诫毛泽东说：“请你放弃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否则我们会跟你拼命的。”

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文革小组的成员说出他搞文革的决心。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不怕死，周恩来也要告诉毛泽东，他不怕死。这次周恩来借着别人的嘴，向毛泽东宣告说：“我们这些人一定要阻止你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毛泽东要把文革搞到底，周恩来要阻止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要让文革半途而废，这就成为“二月逆流”以后文革发展的主线。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虽说“二月逆流”没有流血，但它却是一次决定文革前途命运的看不见硝烟的决定性战役，它让毛泽东推迟了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号角的大决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再推迟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也没有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只要毛泽东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就打不倒;而周恩来不打倒，文革就不能搞到底，事实也是如此。

（49）

1967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只是“二月逆流”的一个高潮，周恩来等人发起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就此结束。2月16日晚上9时，也就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两个小时之后，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并发表长篇讲话。因为周恩来派系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们只能直接用嘴对群众宣讲他们的主张，所以陈毅也利用一切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向群众宣扬他们的主张和观点。

陈毅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二十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我对此十分担心。】

陈毅这里批评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很‘左’，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这既是对红卫兵的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陈毅的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因为后人批评毛泽东发起红卫兵的运动，主要都是集中在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太‘左’，过分使用暴力，在肉体上伤害了很多人。

还有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纵容”红卫兵使用暴力，这个是冤枉毛泽东了，毛泽东的本意并不赞成暴力批斗的方式。毛泽东尽管要打倒老干部，但毛泽东设想的打倒，只是政治上的打倒，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老干部。因为老干部的人数太多了，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万。如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这几十万人，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会引发内战或内乱，这就使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无法实现。

毛泽东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就‘靠边站’，但给饭吃。”

毛泽东的这些话，体现了他处理老干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政治上靠边站，经济上待遇基本不变。让老干部们感到即使是丢了官，生活上也还有出路，因而不至于拼死抵抗。老干部感到有出路，他们抵抗的阻力就会比较小，毛泽东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红卫兵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必然会引起老干部集团的拼死抵抗，反而使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跟难实现了。因此，毛泽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不会赞成暴力批斗老干部。不过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也没有严厉制止红卫兵暴力批斗的过火行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泽东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一个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出现‘左’的倾向，是难于避免的。毛泽东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50）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他们刚刚搞革命的时候，斗争方式也很‘左’，不比现在的红卫兵小将逊色。可是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左倾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左倾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如果在井冈山运动之初，就禁止烧杀的话，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会被扼杀，那么这场大革命早就熄灭了。

因此，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没有严厉禁止红卫兵的左倾斗争方式，是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扼杀群众的造反积极性。毛泽东希望现在的红卫兵小将，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左倾的危害性，自觉改正左倾错误，自发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然而，红卫兵却始终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左倾的错误，自发改正使用暴力的错误。这样发展到1968年，毛泽东就不得不严厉禁止武斗了。1968年下半年以后，武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同时文化大革命之火也就此熄灭下去。

我们的话题再转回到2月16日陈毅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陈毅说：【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与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闹矛盾，继而发展到在巴基斯坦使馆造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章文晋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还年轻，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这么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你们掌了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用实际例子来说明造反的负面效果，让年轻人多思考造反的后果，给造反泼冷水。陈毅继续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这些话，是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踩着别人往上爬，这指的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铸”的事情。陈毅还说“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这里不仅是批评江青，也是间接地批评毛泽东了。

陈毅的话越说越激烈，他说：【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用他特有的说话方式，反对毛泽东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做法，这也是对文革本身提出的严厉质疑和批评，公开表明他对文革的反对态度。

（51）

陈毅说话往往是越来越出格，他又说：【对毛主席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不要以为你们对毛主席认识就那么清楚，我对毛主席认识比你们清楚。过去我也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后来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对，所以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你们永远拥护毛主席?这是靠不住的。】

陈毅这里公然挑战毛泽东的威信，大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过去曾经“几次反对过毛泽东”。当时文革的气氛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可是陈毅反对过毛主席，不但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反而还当了这么大的官，由此可见，反对一下毛主席也是不要紧的。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威信在无形中就减弱了一些。

陈毅甚至公然说“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这简直是对毛泽东示威了。因为陈毅知道，他的这些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所以陈毅借着这个机会向毛泽东示威说：“如果你要打倒周恩来和我们这些人的话，我是不会逆来顺受的，我是要造反的。”

陈毅后面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少人在文革时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在文革后又积极地反对毛泽东，可见永远拥护是靠不住的。

陈毅不仅批评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文革，他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也治不好!】

陈毅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治不好”，这里简直就是全面否定文革了。

陈毅最后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陈毅这些话，表明自己不怕丢官，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话，陈毅一半是说给在场的听众，另一半是说给毛泽东听的。陈毅向毛泽东示威，希望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他发起打倒周恩来大决战的念头。

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三个小时，2月16日晚10时，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2月17日凌晨2时，周恩来又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惊人行动，指示警卫人员把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场逮捕。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的大会上直接逮捕人，这在当时造成很大的震动，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气焰。

在说周恩来逮捕杜向光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情况。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财政部的造反派也起来夺权，不仅夺了财政部的政治权，解散了党委，还夺了财政部的业务权。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也是造反派的幕后指挥者。

当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他把财政部夺权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做出三点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业务工作由副部长杜向光请示李先念;(三)周恩来准备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

（52）

2月7日，李先念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杜向光传达时，遭到杜向光的抵制。文革资料《李先念副总理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中，记载了这次李先念与杜向光的对话，下面摘录一部分。

【杜向光：“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语录233页。”

李先念：……(沉默)

杜向光：“昨天总理的指示是：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但我个人意见是：根据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是夺得对的。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我不同意这种作法。”

李先念：“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因为大部分党委不能工作了，所以革命造反派从对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采取这样夺业务权的行动，这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党委的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当到财政部的群众中间去。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李先念：“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是中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我们夺了业务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业务权和领导权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要交出来?不能理解。”

李先念：“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如果你是真正的左派，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

杜向光：“总理指示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那么过去我们夺业务权，夺得对不对?”

李先念：“过去我们支持过造反派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杜向光：“你的意见首先应该跟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李先念：“请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

杜向光：“我认为夺权是夺得对，我不理解，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的意见。”

李先念：“革命造反派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但请你坚决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向造反司令部传达。”

杜向光：“业务权的交权问题，在我不理解之前，总理未接见之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杜向光也是老干部，1937年入党，196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也有不少老干部，加入到造反派中，这是最让周恩来头疼的人物。因为年轻学生或一般工人干部，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对中共高层的内幕也不清楚，所以比较好对付。而杜向光这样副部长级的老干部，既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是很难对付的人物。

从上面这段对话来看，杜向光是铁杆的造反派，坚决拒绝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铁了心要造周恩来的反。因此，周恩来必须妥善处理好杜向光这个反对他的急先锋，如果处理不好，周恩来就会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这样离倒台就不远了。

（53）

周恩来在2月16日要接见财贸口的造反派，如果杜向光也参加这次接见的话，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他肯定会在这次接见中向周恩来发难，甚至通过他了解到的高层内幕，当场揭发周恩来的一些问题，让周恩来下不了台，大大打击周恩来的威信。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威信对于周恩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绝对要维护一个不容侵犯的威严，绝不容许杜向光破坏他的威信。

如果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他肯定会向周恩来发难的，所以最好就是不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会。因此，在接见会之前，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告诉杜向光不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杜向光也看穿了周恩来的意图，非要来参加这次接见会。于是周恩来在进会场以前，再次让他的秘书找到已经进入会场的杜向光，请他立即离开会场，可是被杜向光拒绝，他非要参加这次接见不可。一些支持杜向光的造反派也说：如果不让杜向光参加的话，他们就要集体退出抗议。

这样一来，周恩来只能亲自处理这件事了。周恩来走上讲台，一开始先说：“今天，我请财贸口的造反派同志谈话，没请副部长、司局长。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我不同意你是造反派的代表，你是个副部长。请你走出去!”

众人高喊：“走!出去!”参加这次接见会的群众代表中，有反对周恩来的人，也有支持周恩来的人，这时候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就成为周恩来的啦啦队。

杜向光根本不理会周恩来的话，照样坐在那里不动。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难道党中央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众人高喊：“滚出去!”

杜向光还是不理会周恩来的话，依旧不动。

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声音说：“走!走!难道你不听最高指示啊?”

众人高喊：“走!总理的命令!”

杜向光依然不动，他完全不听周恩来的命令。如果杜向光不听命令，周恩来又拿他没办法，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要大跌，周恩来说话的分量就要大减，这也是杜向光想要达到的目的。周恩来也明白杜向光的用意，知道自己今天如果对付不了杜向光的话，那就离倒台不远了。

于是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说：“我奉毛主席是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吗?红卫兵，执行命令!”

众人对杜向光高喊：“走!滚!”

虽说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对杜向光高喊口号，但杜向光还是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不走。最后周恩来对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也就是

8341部队的战士，下命令说：“解放军，逮捕起来!”

杜向光万万没想到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会变得这么凶，竟然会下令当场逮捕他。在解放军战士面前，杜向光不敢再反抗了，只得乖乖被战士押出会场，关押起来。杜向光被逮捕后，支持周恩来的群众长时间鼓掌，而反对周恩来的造反派，本来说好了与杜向光“共进退”，但他们看到杜向光被解放军逮捕，感到心惊胆虚，也就不敢退场抗议了，于是会场上的气氛安定了下来。

（54）

周恩来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指挥得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保护中央首长的特殊部队，直属中央警卫局领导。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团”，是直接负责保卫中南海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是张耀祠，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人物;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是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政委也是杨德中，杨德中是周恩来的心腹人物。因此，周恩来是可以指挥得动8341部队的。

周恩来这个强硬的一手，镇住了造反派的气焰，也保住了他自己的威信。周恩来对鼓掌的众人说：【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同志们：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杜向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相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

众人高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很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这个也解释为“阶级斗争”，让群众感到他这么做并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思想。

周恩来接着说：【我支持你们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我跟先念同志是站在一起的嘛!杜向光的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他这样说话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像不像一个副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杜向光抵抗我的命令嘛，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他这样对待党中央，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杜向光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又请他，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

众人高喊：【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周恩来说：【杜向光没有今天的表演，揭发他还得费些事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我这一手。你们以为靠一个杜向光，就能夺走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你们看，杜向光是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上当啦!财政大权能让你们夺吗?你们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同志们：你们这样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我劝你们好好觉醒过来。】

众人高喊：【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

周恩来这里再次解释为什么抓杜向光的理由，并告诉造反派们，他们被杜向光骗了，财政大权是不能夺的，夺这个权的后果非常严重。

周恩来继续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三十几年，我们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嘛，是清清楚楚的嘛。我们也犯过错误，要允许我们改正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统统靠边站，这样你们就能接班哪?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的大事，你们不可能承担。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了，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呀!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呀!】

周恩来明确指出：老干部是不能统统打倒的，造反派也是不能接管政府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显然与毛泽东提倡的“全国全面夺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55）

周恩来又说：【毛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飞机，不能这样斗。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老干部，你们感觉不到，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啊。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

李先念插话说：【老实讲，我就流了泪。】

周恩来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非要斗臭不可呢?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老干部，让你们为所欲为，行吗?】

李先念插话说：【有人说要把我打成黑帮。姚依林同志在中南海休息，你们还下了通缉令，让他出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生气地说：【到底是中央做主?还是你们做主?你们能下这样的通缉令?让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是我要他在中南海休息。姚依林已经检查多次，身体几乎倒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我下的命令保护姚依林，你这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就是向党通缉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

周恩来告诉造反派们，他们用敌对的方式对待老干部，是因为他们对老干部没有感情，感觉不到。而周恩来与老干部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感情很深，绝不会看着不管，他要保护自己的老战友。

周恩来同时也敢作敢当，声明让姚依林休息是他的命令，对姚依林的通缉就是对他的通缉，并进一步声称，对周恩来的通缉，就是对党的通缉，暗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党，反中央，这样就镇住了造反派的气势。

周恩来最后说：【财政部的党委要恢复，每个部的党委都要恢复，你们不能推翻党委，哪有党组织可以由群众解散的?你们对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业务的还是部长、司长。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整一下风，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已经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你们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不提醒的话，你们会滑下去的，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你们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来的这些话，完全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上海夺权就是一个典型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例子。而周恩来号召恢复党委，不准推翻党委，夺权也只能夺政治权，不能夺业务权。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宣传的造反精神，完全相反的论调。

在“二月逆流”以前，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讲话和做法，还比较温和，比较顾及毛泽东的面子。现在他们都豁出去了，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群众中公开宣扬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周恩来甚至直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这些都是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用这些示威，来打消毛泽东发起“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大决战”。

（56）

在中共高官中，敢于当面挑战毛泽东威信的人是彭德怀，敢于当面挑战周恩来威信的人是杜向光。周恩来在党内的资格极老，威信极高，他和毛泽东一样，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感，让人在他面前肃然起敬，不敢冒犯。除了江青敢当面对周恩来耍任性发脾气之外，别的高官在周恩来面前都是毕恭毕敬，可以说杜向光是建国后第一个敢挑战周恩来个人威信的高官。杜向光被逮捕后，就停职反省，后来被下放到地方，再也没有回到中央，一直到死也没有给他平反。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大官如果处置不了冒犯他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他有民主思想的表现，而是认为这是他无能的表现。在彭德怀与毛泽东骂娘的时候，如果毛泽东处置不了彭德怀，彭德怀在冒犯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照旧当官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无能，今后毛泽东在中央里的威信，不能说荡然无存，也可以说一落千丈。同样，在杜向光拒不接受周恩来命令的时候，如果周恩来处置不了杜向光，那么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也是一落千丈。大家会认为周恩来无能，说话没人听。

中国政治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是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绝不可以“犯上”，政治大腕人物的龙须更是触碰不得的。一般来说，“犯上”都要受到严厉惩处，毛泽东要严惩冒犯他的人，周恩来也要严惩冒犯他的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2月17日，在周恩来、陈毅等人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大闹怀仁堂”的干将谭震林，则在干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一封信。不少人把谭震林写信这件事，说成是“给林彪写信”，这种说法不太确切。因为谭震林信的信头是“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显然，这封信不是写给林彪个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因为谭震林首先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看完之后，又把信转交给毛泽东。后来以讹传讹，误传为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林彪为了揭发谭震林，于是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

澄清这件事是有必要的，因为“私信”和“公开信”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私信，林彪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显然是披露别人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并且由此得出林彪要陷害谭震林的结论。然而，谭震林并不是给林彪写私信，而是一封给毛泽东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公开信。因此，林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必须把信转交给毛泽东，不存在揭发别人隐私的道德问题。

其实，谭震林这封信主要是写给毛泽东看的，第一收信人明明白白就是毛泽东。只有从这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角度，才能理解清楚谭震林的写信动机。

谭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指捕鱼事件)，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指大闹怀仁堂)。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57）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脱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谭震林。2月17日。】

谭震林写这封信，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向毛泽东进一步示威，这是“大闹怀仁堂”的延续;第二个目的是纠正“大闹怀仁堂”中出现的一些“失言”;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

第一个目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目的，是因为谭震林和陈毅在“大闹怀仁堂”时，一时兴起说话走火，说了一些“失言”的话，需要纠正一下。第一个“走火”的话，是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了”。当时很多老干部出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却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所以，提出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绝大部分老干部都支持，而提出反对毛泽东这个人，相当多的老干部就会不支持。

因此，周恩来希望把这次“大闹怀仁堂”的对象，只是定位于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而不是毛泽东本人，这样才能得到绝大部分老干部的支持。而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很容易让别人误解，“大闹怀仁堂”的对象是反对毛泽东本人，这样就会失去很多老干部的支持。因此，谭震林需要再写一封公开信，纠正一下关于“不跟毛主席”的失言，以获得最大多数老干部的支持。

（58）

“大闹怀仁堂”中第二个“走火”的话，是陈毅提到延安整风的话题。陈毅之所以提到延安整风，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派是整人的，周恩来派是挨整的，林彪既没有挨整，也没有整人。现在刘少奇派被打倒了，这就说明他们过去在延安“整”周恩来派，也是错误的，所以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嘛。”

然而，周恩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而不是翻历史的旧账。延安整风本身就非常敏感，现在重提这个话题，不仅无助于解决“反文革”的当务之急，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周恩来当场就试图阻止陈毅说延安整风的话题，但陈毅却已经说了出来，所以事后必须补救一下，这也是需要谭震林写信纠正的“失言”。

谭震林的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滴水不漏”，既简短，又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还没有破绽。这封信有可能是经过周恩来指点或修改的，否则谭震林这种性格的人，写出这样滴水不漏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说谭震林的信写得“滴水不漏”呢?因为这封短短的信，紧扣“反文革”这个当务之急的主题，既向毛泽东示了威，又没有说过分的话或跑题的话，用词也恰到好处。

谭震林在信的开头说：【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谭震林首先声明，他之所以“大闹怀仁堂”和写这封信，是因为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忍无可忍”一语双关，它一方面告诉毛泽东，他们已经到了忍耐的底线，再逼他们就要造反了;另一方面又告诉林彪这些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们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被逼无奈，请林彪等人原谅他们反毛泽东搞文革的行动。

谭震林接着写道：【江青和文革小组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谭震林这里想要告诉毛泽东的是：“你搞什么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我们都不管，但不能搞到我们这些老干部头上。现在革命搞到我们老干部头上了，很多人身体搞垮，妻离子散，这样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谭震林提示毛泽东应该尽快结束打倒老干部的运动，尽快给老干部们平反。

要给老干部们平反，就必须有人为这场打倒老干部的运动负责。让毛泽东为此负责，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谭震林就在这封信里，给毛泽东找了一个替罪羊，这就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谭震林声称：江青等人恶毒地整老干部，都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此毛泽东不必为此负责。后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指控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基本上就是按照谭震林这封信里讲的思路。谭震林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概念，可见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59）

谭震林信里讲的迫害老干部的事情，林彪也很有同感。林彪不久前也跟江青大吵一场，他也很不喜欢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林彪也愿意让江青等人承担迫害老干部的责任。

谭震林又写道：【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谭震林站在维护毛泽东威信的立场上来骂江青，既骂了江青，又声称是为了毛泽东而骂江青的，真是骂得非常巧妙。就是让林彪等人看了，也会感到骂得痛快。

谭震林下面写道：【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怀疑江青他们的执政能力，这个是击中了要害。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执政能力都很差，全是靠毛泽东在支撑他们，一旦失去了毛泽东，江青这伙人就会马上垮台，事实上也是如此。谭震林向毛泽东指出江青和文革小组的这个致命弱点，希望毛泽东不要再重用他们了，他们是扶不起的刘阿斗。

谭震林再写道：【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谭震林在这里表态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争到底。谭震林特别指出他的“斗争目的”，是“不允许他们蛮干”。所谓他们，明里是指江青等人，实际上也是指毛泽东，指毛泽东搞文革是蛮干，他们要坚决阻止毛泽东的这场蛮干。这就是说，谭震林的“斗争目的”，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只是反对毛泽东的蛮干。

谭震林的这些话，主要为了弥补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失言。因为林彪等人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但他们还是忠于毛泽东这个人的，所以谭震林在这里声明：他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并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使林彪等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谭震林的激烈行动。同时，谭震林的信中，完全不提延安整风的事情，这样就纠正了陈毅的“失言”。

谭震林在信中最后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这句话有些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此，这场运动还没有整到周恩来头上，周恩来并没有做过什么检讨，更没有挨过什么批斗，所以目前还不存在什么“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的问题，整周恩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谭震林是借着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对毛泽东把话挑明：“我们不会再等了，我们不会等到你开始整周恩来之后，才开始反击，那样就太晚了。如果你毛泽东不放弃整周恩来的计划，我们马上就会开始造反。我们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毛泽东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60）

由上可见，谭震林的这封信写得非常恰到好处。第一是向毛泽东示威：请毛泽东好好考虑一下打倒周恩来的严重后果;第二又给毛泽东指出一条出路：只要你给老干部们平反，我们就会依旧拥戴你，迫害老干部的责任可以让江青等人承担;第三，又告诉林彪等忠于毛泽东的人，谭震林他们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做，他们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而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林彪等人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

上面提到，谭震林写这封信的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因为在这场反击毛泽东的大战中，林彪的角色至关重要。周恩来他们必须事先搞清楚林彪的态度，也就是林彪“是敌是友”的问题，才能据此来制定出相应的斗争对策。

怎样才能知道林彪的态度呢?直接去向林彪问，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借用一件事情，间接地判明林彪的态度。而谭震林的这封信，正好可以用来判明林彪的态度。因此，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到林彪那里，要看看林彪的反应。可以预测，林彪看了谭震林这封信之后，不外乎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林彪立即找谭震林谈话，林彪可以对谭震林说：“你的这封信里，这些话不该说，那些话说的不好，不能这样交给主席，需要重新修改。”或者林彪对谭震林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给毛主席写信呢?这封信不行，你拿回去销毁吧。”

如果是林彪找谭震林谈话，不管他说什么，都是站在谭震林的立场上，替谭震林考虑，那么林彪就是朋友了，是可以团结过来的。所以，周恩来等人最希望能够看到林彪的这种反应。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二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持中立态度，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要林彪持中立态度，周恩来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三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而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狠批谭震林的信，并与毛泽东共同制定对策。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是敌人了，周恩来等人的危机程度就比较大。不过从林彪以往的表现来看，林彪做出这种反应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谭震林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的态度马上就测试出来了。林彪既没有找谭震林谈话，也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而是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并写了一个简单批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反应表明，林彪的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只是稍稍偏向毛泽东一点，因为林彪毕竟对谭震林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批评。

（61）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王力和姚文元。出了这么大的事，文革小组中地位最高的陈伯达和康生，在会议散会后，居然丝毫不提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这两个人在散会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谢富治虽然在会上“和稀泥”，替文革小组说了一些辩解的话，但他也没有提出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也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最后留下三个人：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

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姚文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陈伯达和康生的“立场不稳”，不仅在会上没有斗争，而且会后也不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所以姚文元怕王力的立场也不稳，要他站稳立场。

关于陈伯达和康生为什么会这样，前面我们已有解释，这里不再赘述。谢富治不是文革小组的人，他在会上进行了一些不坚定的“斗争”，但在会后，立场也不坚定，不准备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因为谢富治知道，今天这件事，谁去向毛泽东汇报，谁就会彻底得罪周恩来。谢富治从1959年就进入中央，任公安部长和副总理，对周恩来这棵大树的份量深有体会，所以他不想得罪周恩来，不向毛泽东汇报。

这样一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重任，就落到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才进入中央，他们就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得罪周恩来的厉害，于是三个人一起乘车到钓鱼台张春桥的住处，商议对策。张春桥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要把情况凑一凑。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

他们三人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很快凑出一份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那时候张春桥的地位还不高，没有资格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张春桥就带着王力和姚文元，一起去住在钓鱼台的江青那里，向江青报告。

江青那天是“托病”在家休息，她听了张春桥的汇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她说：“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件事要马上报告主席，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江青的便条送过去之后，毛泽东的秘书很快传来通知，让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去见毛泽东。

从江青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江青还是颇有政治头脑的，她对每个人在会上表现的评价也是很到位的，而且决定马上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会议晚上7时结束，江青等人晚上10时就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还准备好来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可见江青处理此事是非常迅速的。

（62）

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王力回忆说：【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他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注意到，张春桥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张春桥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看，有意见。”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的报告，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之所以“光是笑”，是因为他不想在部下面前露出紧张的神色，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可是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毛泽东发现问题比他想象的要重大得多，心中的紧张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所以就笑不出来了。

如果高官们只是讲对文革的不满，那么毛泽东还可以认为，这些高官是只反对他搞文革，并不反对他这个人。而陈毅提到对延安整风也不满，那就不仅是否定现在的毛泽东，连过去的毛泽东都要否定，那就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也就笑不出来了。

王力回忆说：【这次汇报的时间不长，大约谈了两个小时，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

当时，毛泽东不可能顾得上发脾气，也没有必要发脾气，他的当务之急是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对策。现在毛泽东不能轻举妄动，他要进一步观察高官们的动向，弄清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毛泽东听完张春桥等人的汇报，已经是2月17日凌晨了。2月17日这天，毛泽东什么行动也没有，他在认真地思考。在毛泽东看来，高官们这是一次集体的“逼宫”。而“逼宫”的目的，不外乎两种：第一种目的是“谏”，他们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但不逼毛泽东下台。只要毛泽东停止文革，高官们还会继续拥戴他，不会触动他的领导人地位;第二种目的是“反”，他们不仅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也要逼毛泽东下台。这样一来，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高官们都要逼他下台的。

如果“逼宫”的目的是“谏”，毛泽东还可以做出一些妥协让步，特别是在搞文革方面做出一些妥协让步，换取高官们继续拥戴他;如果“逼宫”的目的是“反”，那么毛泽东就没有必要在搞文革上做出什么妥协让步了。因为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他们都要逼毛泽东下台，既然如此，毛泽东也就豁出去了，来个鱼死网破，把文革搞到底。

单单从“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还不能确定高官们“逼宫”的目的，是“谏”还是“反”。但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这次没有参与“大闹怀仁堂”的林彪，他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于是毛泽东就派他最为信任的江青，去打探林彪的态度。

（63）

据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2月18日，江青要同我一起去报告林彪。她自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宾馆等着，然后又接我和她同车去到林彪那里，见了林彪，江青和叶群在座，叫我汇报，叶群记录。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一句话是骂徐向前，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汇报完了，江青叫叶群派车把我送走，她一个人留下来了。】

根据王力的回忆，江青一个人先到林彪家里，两人做了一次不让外人知道的密谈。然后江青叫王力面见林彪，亲自汇报情况。因为江青并不是“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为了向林彪证实“大闹怀仁堂”的真实性，她特别叫了王力这个“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亲口向林彪汇报情况。

像林彪这样地位的人，虽然坐在家里不出门，但各种消息是很灵通的，特别是“大闹怀仁堂”这么重大的事情，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而且，谭震林在2月17日写的那封“公开信”，这时也送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情况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对王力的当面汇报，并没有感到惊讶或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骂徐向前：“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第二句是替陈伯达说话：“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

林彪骂徐向前，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骂徐向前说的反对文革的话。可是叶剑英也说了反对文革的话，为什么林彪不骂叶剑英呢?这显然因为叶剑英是支持林彪的，而徐向前是毛泽东插到军队决策层的一个楔子，他是与林彪唱反调的。尽管后来徐向前改变了立场，但林彪依然不喜欢他，借着这个机会骂徐向前一下，想拔掉徐向前这个楔子。

陈伯达在“大闹怀仁堂”时，基本上没有讲话，所以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这其实是针对毛泽东前几天对陈伯达和江青两人的批评。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高手低”，但林彪却没有附和毛泽东批陈伯达的说法，而是认为陈伯达被冤枉了，替陈伯达说话。林彪替陈伯达说话，这也是后来陈伯达投靠到林彪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周恩来这一派对陈伯达也采取争取团结的姿态。尽管毛泽东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两个人，而“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大家一致攻击江青，却没有一个人批评陈伯达。谭震林的公开信中，也是只骂江青，不提陈伯达。

从王力回忆的情况来看，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态度是冷淡和中立的，没有大骂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言论，更没有表示要坚决捍卫毛泽东。林彪的这个态度，与他在谭震林的信上写的批语，也是一致的。

（64）

王力向林彪汇报完之后，江青先把王力支走，她自己留下了，与林彪进行第二次密谈。这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密谈的内容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次密谈中，林彪把谭震林的那封信和他写的批语，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江青和林彪在2月18日的白天密谈之后，2月18日晚上，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据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叶群告诉我，2月18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毛泽东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老干部，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说叶群这样的话?我们下面进行分析。

（65）

在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林彪的态度。这一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尽管我们不知道密谈的内容，但从后来的情况来分析，大概是江青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希望林彪站出来坚决拥护毛泽东，但遭到林彪的婉言拒绝。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谭震林的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这封信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林彪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林彪，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林彪给谭震林信的批语是：【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然不满林彪这种不痛不痒的中立态度，于是毛泽东把林彪的批件退回给林彪，以表示自己的不满。毛泽东在退给林彪的批件上写：【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见毛泽东把他的批件退了回来，当然也非常生气。尽管林彪表示中立，但还是稍稍偏向毛泽东的。于是林彪一时生气，就把

毛泽东退回来的批件撕碎了。

在看到林彪对谭震林信的批示之前，毛泽东就担心林彪会持中立态度，所以他没有叫林彪过来亲自谈话，而是叫江青在他与林彪之间进行沟通。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脾气，林彪尽管不像彭德怀，但也有军人的火爆脾气，不是周恩来那种可以忍气和宽让的人。而毛泽东本人也是火爆脾气，如果毛泽东亲自与林彪面谈，两人话不投机的话，说不定就会争吵起来，甚至闹翻了。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是绝对不能与林彪闹翻的，所以这次毛泽东不直接跟林彪谈，而是让江青充当他和林彪之间的缓冲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二件事，是高官们“大闹怀仁堂”的意图。谭震林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看到谭震林在公开信里，明确声明他们的“逼宫”的目的，只是“谏”，只是要求毛泽东停止文革，而不是要毛泽东下台，这个信息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谭震林写的那封补救“大闹怀仁堂”会上失言的公开信，是非常必要的，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三件事，是周恩来的态度。按照惯例，周恩来每次主持中央碰头会之后，都要写一个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或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后，毛泽东等到2月18日，也没有看到周恩来送过来的书面汇报，周恩来也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就暗示，周恩来是支持“大闹怀仁堂”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是这次事件的后台。

（66）

据原建委主任谷牧回忆说：【这一次总理没有去汇报，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跟我讲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了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他又不敢说支持啊。】

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这三件事：第一，周恩来是这次“大闹”的后台;第二，林彪对这次“大闹”持中立态度。第三，高官们“大闹”的意图，是“谏”而不是“反”，他们提出四个要求：(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特别是暴力揪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毛泽东搞清了这三件事之后，就要做出对策了。毛泽东的对策可以有三种：强硬对策、妥协对策、半强硬半妥协对策。“强硬对策”就是不管周恩来派系的“大闹”，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一项也不接受，按照原计划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对周恩来的决战;“妥协对策”是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停止夺权，停止文革，双方全面和解;“半强硬半妥协对策”，是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的一部分，与周恩来派暂时和解。

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胜算并不大。毛泽东这边的人，除了林彪之外，文革小组的人都是书生，写文章，摇旗呐喊还可以，真正进行战斗是不行的。没有林彪和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一个人，率领几个书生，要想击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极大的软肋，就是此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里的支持率，已经变成绝对少数，随时有可能被罢免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中央政治局罢免共产党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已有先例。

1964年10月14日，苏共政治局罢免了总书记赫鲁晓夫的职位。当时苏共发出的正式公报是这样写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0月14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5日，也就是赫鲁晓夫被罢免后的半个多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11月7日举行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红场阅兵式。11月7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装作喝醉酒的样子，对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用我们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两国共产党就能和好了。】

（67）

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重抗议，退出了招待会。周恩来回国时，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所有党政军的领导人，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周恩来，这是建国以来周恩来出访归来后，所受到的最为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迎接仪式中，拍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四巨头在一起的最著名“全家福”照片。

现在，毛泽东也面临赫鲁晓夫的危机。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立的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被打倒，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系的，朱德和陈云虽说被架空没有实权，但在关键时刻仍有表决权，他们两人肯定会支持周恩来的。本来是毛泽东派系的陈伯达和康生，他们两人在“大闹怀仁堂”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因此这两个人已经靠不住了，林彪的态度也是中立，只剩毛泽东自己一人。

这样一来，假如这时候周恩来提出一个“罢免毛泽东”的议案，提交政治局常委投票表决的话，周恩来、李富春、朱德、陈云四票赞成，陈伯达、康生和林彪三票弃权，毛泽东自己一票反对，那么周恩来的议案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假如这样，中共中央就会发出一个公报：【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67年某月某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毛泽东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停止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林彪同志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当时林彪也被列入个人崇拜的对象，也被神化了，已经是人们心目中的钦定接班人。毛泽东身体不好，由林彪来接班，人们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林彪虽说还是忠于毛泽东的，但让林彪当真正的国家第一把手，林彪也未必会拒绝，毕竟天下第一人的这个位置的诱惑力太强烈了。

当然，周恩来这一手的风险也是极大的，毛泽东还有一批保卫他的红卫兵，还有一些忠于毛泽东的将军，很可能起兵造反，这样中国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和内战。所以，周恩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并不会来这一手。

如果毛泽东采取“妥协对策”，从个人安危的角度来看，倒是最为安全稳妥的。毛泽东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条件，停止夺权，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让江青和文革小组承担批斗老干部的责任，重新启用老干部，与老干部全面和解，大家重归于好，老干部们重新拥戴毛泽东，这样天下重新太平，毛泽东的地位也重新稳定下来。

但毛泽东这个人，偏偏不是贪图安逸的那种人，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战者。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地以为文革一定会成功，他知道文革有失败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1980年代，陈伯达出狱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陈伯达说：“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

（68）

记者吃惊地问：“是吗?难道你预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陈伯达说：“不但是我，连毛主席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只不过他是极力地预防而已。”

毛泽东知道文革有失败的可能，知道自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把文革搞下去，不过他也要极力预防文革的失败。此时，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风险过大，所以他就采取了“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中的一部分，换取双方的暂时和解。

周恩来派系提的四项要求是：(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在这四项要求里，第一项“不得向周恩来动手”是根本，毛泽东必须接受，于是毛泽东暂停了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决战。

第二项的“停止批斗老干部”，毛泽东接受一半，“批”老干部还是要继续，而“斗”老干部要停止，特别是暴力批斗要停止。“二月逆流”以后，暴力批斗老干部大为减少，特别是老干部被造反派打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再发生了。

第三项的“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毛泽东绝不能接受，否则就是自毁长城。

第四项的“停止夺权和停止文革”，毛泽东也接受一半。此后毛泽东不再强调造反派单独夺权，而是强调“三结合夺权”。所谓“三结合夺权”，是造反派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老干部占三分之一的权力，军队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这样的夺权，显然是非常不彻底的，但此时毛泽东也只能这样妥协了。

毛泽东决定好这个“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之后，他就开始行动了。首先，毛泽东要把林彪拉上自己的战车，因为没有林彪这面大旗，镇不住周恩来派系的人。可是林彪持中立态度，这件事与林彪商量的话，林彪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毛泽东再次来个“先斩后奏”，先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同意也不行。这就像1966年8月一样，毛泽东事先不跟林彪商量，就把林彪定为接班人。

当然毛泽东的“先斩后奏”，不便跟林彪本人直接说，于是毛泽东就叫来林彪夫人叶群。毛泽东一开始就摆出怒气冲冲的姿态，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听毛泽东突然这么说，当然是莫名其妙，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

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69）

毛泽东这里说出他的怒气冲冲理由：“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毛泽东指望叶群对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泽东言行，表示出愤慨或者震惊。可是在叶群来见毛泽东之前，林彪肯定已经向她面授机宜，坚决不能表态支持打倒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因此，叶群在听到毛泽东说“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跟我走了”的话时，既没有表示愤慨，也没有表示震惊。

毛泽东见叶群没有表态，只得继续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这里毛泽东亮出了底牌，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第一，他决心把文革搞到底，第二，他要带林彪和叶群重上井冈山，重组解放军。

这么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下子落到叶群这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女人身上，使叶群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毛泽东的话，只好说：【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他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

叶群这么说，虽然没有表示她和林彪愿意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也间接地表示他们坚决跟毛泽东站在一起，毛泽东要的就是叶群这句话。

叶群这么说了，自己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又语无伦次地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然后叶群就哭了起来。在关键时刻，女人还有一个男人所没有的武器“哭”，这时候叶群就把女人特有的武器拿出来，哭了起来。

叶群一哭，毛泽东知道继续和她说，已经不会再有效果了，于是就用安慰的口气对叶群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让叶群把他的话转告给林彪，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一定会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

毛泽东当然不能让谈话就这么结束，他还要争取叶群这个人。毛泽东知道，叶群对林彪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要给叶群一些好处，给叶群一些甜头，拉叶群靠拢到自己这一边。叶群靠拢过来，她就会影响到林彪也靠拢过来。于是毛泽东故意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于是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的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

叶群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得到这种参加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的殊荣，她当然是非常高兴的，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以后，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出席各种高层会议。这个极大的殊荣，是毛泽东给她的，叶群当然要感谢毛泽东。叶群对毛泽东的好感，从而也会影响到林彪，这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效果。

（70）

2月18日晚，也就是毛泽东和叶群谈话之后，毛泽东开始要跟周恩来面对面地“对决”了。虽说毛泽东已经预定好“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但在面子上，毛泽东一定要占上风，一定要赢一个气势，赢一个面子。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并不在乎这种面子的，周恩来也愿意给毛泽东面子，所以毛泽东这里就不客气了。

2月18日晚，正确地说是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一次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为党主席，毛泽东有随时召开常委会的特权。毛泽东这次要解决“大闹怀仁堂”问题，所以叫来的都是参加“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全都叫来，他只叫了其中的七个人过来开会。

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中，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格来参加会议;谢富治虽然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表现较好，所以毛泽东出于对谢富治的表扬，特别叫他来参加会议;陈伯达虽说是常委，但因为毛泽东不久前才批评了陈伯达，这次叫他来不合适，所以就没有叫陈伯达;康生在“大闹怀仁堂”时的态度中立，毛泽东叫康生来是要争取团结他;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时没有说过分激烈的话，所以毛泽东叫他们两人来;在陈毅和谭震林说了过分的话，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上骂这两个人，所以不叫他们两人来比较好，因为当面骂这两个人，太不给他们面子了;徐向前虽说也没说太过分的话，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转变立场不满，也准备在这次会上骂徐向前，所以不叫徐向前来也是给他一个面子。

这次会当然是少不了周恩来的，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叶群。尽管叶群并没有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但她是代表林彪来参会，算是给毛泽东助威吧。毛泽东没有叫林彪来，因为他知道即使叫林彪来，林彪也会称病推托的。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摆出一副震怒的样子，说：【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文革小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在这里大发脾气，虽说他没有点名发脾气的对象，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这次发脾气，针对的是周恩来。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个特点：他对某个人发脾气，就是对这个人抱有希望，对没希望的人，他就不发脾气了。

（71）

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彭德怀，对彭德怀客客气气的，还请彭德怀吃饭，这就是对彭德怀不抱希望了;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刘少奇，也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还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请他保重身体，这也是对刘少奇不抱希望了。如果这次毛泽东请周恩来过来，客客气气地跟周恩来谈一次话，还把周恩来亲自送到门口，那就是说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周恩来，这是最后一次与周恩来告别了。相反，如果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脾气，那就是说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抱有希望，还不准备跟周恩来摊牌。因此，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大发脾气，反而安心下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暂时不会发动打倒周恩来的决战了。

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熟知他的性格，他发脾气暗示着什么，周恩来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发脾气的第一个主题，是文革小组。周恩来派系在“大闹怀仁堂”的会上，以及在谭震林的信中，都用集中火力批判江青和文革小组，要求“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这个条件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要为文革小组辩护，并开诚布公地亮出自己的底牌，说：“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用这个态度，把话说死了，表明他在文革小组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然后，毛泽东针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停止夺权，停止文革”要求，亮出自己的态度。毛泽东说：【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毛泽东先指责周恩来等人，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出“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都是同意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其实，周恩来等人反对的不是文革，而是反对夺权。毛泽东搞什么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破四旧，周恩来等人可以不管，但是一旦搞到了“夺权”，周恩来他们就要管了。

毛泽东也明白，周恩来等人主要反对的是夺权，对夺权之外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因此毛泽东这里不提夺权，没有坚持说要把“全国全面夺权”搞到底，只是说要把文革搞到底。这里毛泽东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一半，夺权可以暂时停止，但文革绝不能停止。所以毛泽东不提夺权，只是用坚定的口吻说：“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然后，毛泽东针对谭震林在会上说的“不跟毛主席了”，进行了反击，他说：【谭震林说他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谭震林可以退出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谭震林该不该活到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

（72）

毛泽东这里摆出无所畏惧的姿态，表示：“你们不跟我，我也不怕，大不了重上井冈山，重新革命”。这时毛泽东又特别对叶群说：

【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里特别提到林彪，是要用林彪这面大旗来“震”一下周恩来派系的人，声明林彪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其实林彪并没有表示要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是毛泽东自作主张，把林彪拉进来。

要是在以往，毛泽东一旦说出“重上井冈山”这样的气话，周恩来总会出来说几句打圆场的话，平息一下毛泽东的愤怒。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意思好像是说：“你重上井冈山我们也不怕，别拿这个来吓唬我们。”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自己不好下台，愈发愤怒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大脾气，怒吼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们来搞!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你们把陈伯达逮捕，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据参会的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然而毛泽东这些话虽然脾气很大，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一些气急了乱讲的气话。

周恩来见毛泽东气成这样，知道自己必须出来打圆场了，否则毛泽东是下不了台的。于是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地自我检讨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见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了，气也就消了大半，但还有一些余怒，说：【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毛泽东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的话，虽然“狠”，但并不“伤人”。前些天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这是很伤人的话。所以毛泽东对陈毅、谭震林等，还是手下留情的，不伤他们的面子。

（73）

毛泽东见该说的话都说了，再说下去，说不定自己一时性起，会说出什么伤人的话，于是决定收场，说：【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毛泽东一甩手，拂袖而去，退场走了。

毛泽东此时甩手而去，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大家都会很尴尬。毛泽东最后几句话是认真的，表明他准备把这个问题在党内讨论解决，也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重上井冈山”的武力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其实也是声明，他上面讲的那些“重上井冈山”的话，只是气话而已，不能当真的。

毛泽东这次用发脾气的办法，巧妙地回答了周恩来派系提出的要求，又保住了自己的威严和面子。对于周恩来派系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对周恩来发脾气，这就意味着他对周恩来抱有希望，不会打倒周恩来。其次，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开会讨论解决”，这也是表示不会打倒周恩来。因为政治局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周恩来的，依靠政治局绝对不可能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不怕毛泽东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就怕毛泽东不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打倒陶铸，就是没有通过政治局讨论，江青和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一个宣布，就把陶铸打倒了。周恩来担心的也是毛泽东用打倒陶铸的方式来打倒他。既然毛泽东说通过政治局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不会对周恩来动手了。

“大闹怀仁堂”的底线是“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既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底线，那么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其他事情是可以让步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的要求决不让步，这点周恩来就要让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夺权，停止文革”的要求，让步了一半，这点周恩来派系也可以接受;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批斗老干部”的要求，用另外一种形式做了回答，这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社论《正确对待干部》，该文指出不能一概否定老干部，不能暴力批斗老干部。对此，主笔这篇文章的王力回忆说：【总理看了《社论》很高兴，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是他亲自读的。陈老总在会上特别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办，大家就没意见了。”】

周恩来派系发起的“大闹怀仁堂”是成功的，它迫使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对老干部的夺权和批斗也大为降温，扭转了文革的方向。这次冲突能够和平解决，是因为双方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毛泽东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周恩来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周恩来作出的让步。

（74）

2月18日晚毛泽东大发脾气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周恩来说的这几句话，虽然是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和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但这几句话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周恩来承认了自己有错，并且承认陈毅、谭震林等人有错，应该检查和检讨。于是毛泽东就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三人进行批评，这样周恩来也没法抵制，因为他自己也承认陈毅等人有错，既然有错，那就必须检讨，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说周恩来太软弱，老是对毛泽东认错，唾面自干，其实不然。在毛泽东大发脾气的时候，在毛泽东扬言要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周恩来如果一言不发，不认错，那就逼得毛泽东非要重上井冈山不可，结果就是全面内战。为了避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全面内战，周恩来只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况且这次毛泽东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周恩来这里做出让步，并不算吃亏。

周恩来也知道，陈毅、谭震林等人心中不服，对检讨想不通，所以周恩来告诫他们说：“该检查就检查，要讲斗争艺术，这样做并不是怕谁，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据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回忆说：【总理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批评，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和文革小组成员。政治局委员中，除了谢富治，心里都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赞成和同情，所以只是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走个过场。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5）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都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的，文革小组火力全开地展开了批判。康生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谢富治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江青又指责周恩来“动摇”，说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周恩来则委婉地反驳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敏锐的，有些迟钝。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

很快，文革小组又把“二月逆流”事件泄露到社会上，引起造反派的义愤，在全国掀起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14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两帮凶”。所谓“三老”是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老干部，“四帅”是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元帅，“两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本来周恩来以为让陈毅等人“请假检讨”一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了不起的事，被红卫兵贴一些大字报，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还有一个后手，反手把周恩来打了一个跟头。

当时有政治局委员22人，其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被打倒;朱德、陈云、董必武、刘伯承无实权，有实权的就是“三老四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七个人。现在，有实权的“三老四帅”出了问题，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也就无法正常召开了。

于是毛泽东提出：鉴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无法正常召开，就让中央文革小组暂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知道，所谓的暂时，很容易就变成永久。但周恩来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反对，只得接受下来。而且，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在这里周恩来也得让步。

（76）

周恩来的让步是很大的，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是仅次于毛泽东党中央主席的第二大权力。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彪以身体原因，把这个第二大权力让给了周恩来。现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对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此后，一个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不过在这时，林彪向周恩来伸出了援手。因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种体制改革的大事，毛泽东不得不征求林彪的意见。据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央文革碰头会”，不要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要有老同志和军队的同志参加，要由总理来主持。】

陈伯达也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向毛主席提出的，林彪对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毛主席很不客气地批评江青说：“文革小组不能对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这就是后来总理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原因。】

毛泽东也知道，现在全部夺掉周恩来的权，反对的阻力太大，况且林彪也不支持。因此，毛泽东就让周恩来主持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名义上周恩来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用“剥笋”的方式，剥掉了周恩来的支持者。让周恩来一个人孤掌难鸣。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十二个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再加上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恩来派系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真可谓孤掌难鸣。

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但周恩来也非同小可，居然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也能撑了下去。周恩来的生存策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这四个新加入进来的人，除了谢富治之外，其他三个算是中立态度，而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江青和江青派系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还是有可能团结过来的，至少要争取到他们的同情。戚本禹原本是陈伯达派系的，后来投靠到江青那边去了。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有十二个人，但真正能拍板只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江青。周恩来出于人数上的劣势，不得不摆出低姿态，对江青唯唯诺诺，尽可能不与江青发生正面冲突，否则江青仗着人数优势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周恩来将非常被动。一些人因此说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是没有骨气，其实周恩来这种低姿态也是一种策略，它从反面衬托出江青的傲慢和霸道，使人们对她反感，使周恩来得到同情。

（77）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当时没有什么人替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

江青这种霸道地发脾气，周恩来反而是不怕的，因为江青这是在自毁长城，人心尽失。江青以嘲笑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面对江青咄咄逼人的姿态，周恩来是以柔克刚，反而用讨好的口气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周恩来知道，办事权是根本，不管什么指示，必须要有人具体执行下去，只要掌握这个执行权，就是掌握了实权。因此，周恩来可以把制定战略的大权让给江青，但自己一定要掌握住“执行权”这个实权。

另外，周恩来很快看出，江青根本没有制定战略的组织能力，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足惧。虽说江青也有点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组织才能不如周恩来，但江青不是“不如”，而是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周恩来就干脆让江青出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完全搞不懂应该如何主持会议，搞得一团糟。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文革碰头会，就是大家哇啦哇啦说一通，既无议程，又无结果。总理只是他有什么事，到这里通过一下，另外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他去办而已。】

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有权就翘尾巴，说话蛮横，态度霸道，不但不会团结大多数，反而得罪了大多数。周恩来看出江青这个缺点，有意让江青来主持工作。江青不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还少一些，她越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就越多，反而是帮了周恩来的忙。尽管周恩来被江青夺去一部分权力，可是江青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周恩来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跟毛泽东又打了一个平手。

周恩来最困难的时间是1967年3月，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他只剩下国务院的一些权力。不过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江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本主持不下去，很多事情不得不交到周恩来这里处理，这样周恩来实际上又掌握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

江青也知道周恩来善于团结大多数的厉害，她曾当面斥责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小组分庭抗礼，把文革小组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要拆散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说归说，她在团结人的方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78）

到1967年4月，周恩来基本上占上风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除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都越来越反感江青的横行霸道做派，明里暗里支持周恩来的人越来越多，周恩来居然反败为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里站住脚了。

周恩来站住了脚，说话也就硬气起来，4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把“二月逆流”的说法改为“二月的乱子”，大大减轻了这件事的性质。周恩来说：【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所以，在批判‘二月的乱子’时也联系到我。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此事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

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他这一掌打了周恩来一个跟头，没想到周恩来又站起来了。周恩来站起来了，周恩来派系的人也活跃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对周恩来派系做出让步，对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进行一些安抚，防止他们再搞一次什么“逆流”。

4月26日，毛泽东让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重新参加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算是他们三人的“请假检讨”结束了;4月29日，毛泽东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和参与“二月逆流”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开了一个团结会。据李先念的秘书蒋冠庄回忆说：【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1967年5月1日的“五一节”，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参与“二月逆流”的高官，都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中央领导人在重大活动上露面，就是表示没事;不露面，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这次参加“二月逆流”的高官们全体露面，不仅是表示他们都没事，而且也是表示“二月逆流”本身不算什么问题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

# 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不再提“全面全国夺权”了，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不再提“1967年2月到4月是决胜负的时期”了，整个文革运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顿。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在1967年1月1日发起的“全面全国夺权”，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一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呢?这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认为，他之所以要发动文革，是起源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一部分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另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这里讲得很清楚，从中共建国之初，党内就出现了关于新中国“何去何从”的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应该直接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必须先搞一段资本主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在毛泽东的强势领导下，党内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占据上风，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开始复苏起来，并且势力越来越大。到文革前夕，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势力，出现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堕落了，变修了。毛泽东说：【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毛泽东认为，这些变修的党员干部，把自己手中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毛泽东说：【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如何处理变修的党员干部?怎样阻止党员干部变修呢?毛泽东用过思想教育，整党，甚至撤职的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毛泽东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总结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党内从建国开始就有一条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二)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越来越大;(三)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的越来越大，客观上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主观上的原因是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腐败堕落了;(四)怎样扭转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先用教育整党的办法，结果不行;又用“四清”的办法，结果还是不行;所有的办法都用了，最后只好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这个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我们这批人一死，资本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靠他个人的威信支撑着。一旦毛泽东去世，中国马上就会走上资本主义路线的发展道路，所以毛泽东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把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打垮，至少也要大大削弱这股势力。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

怎样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呢?这就是“夺权”，夺取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走社会主义路线势力的手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最初的夺权设想，是先区分出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后有针对性地夺权。后来发现，区分谁是走资派，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所以毛泽东干脆不分了，只要是当权派，一律夺权。毛泽东说：“不管谁的权，先夺过来再说。”

这样一来，造反派就对当权派一律夺权。不管是军队的当权派，还是地方的当权派，都要夺他们的权。这种对当权派的一律夺权，必然引起当权派的集体抗争。“二月逆流”就是以周恩来为首当权派的集体抵制，也得到林彪军队派系当权派的支持，造成毛泽东在党内孤家寡人的孤立局面，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暂时把局势稳定住。

不少人从“常识论”的观点来看，认为毛泽东搞“全面全国夺权”，他一个人领导几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再加上一批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就要对全国的当权派进行夺权，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异想天开。因此有不少说毛泽东很愚蠢，完全是胡来。

但毛泽东这样的人，从来不用“常识论”来思考问题。当年毛泽东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上井冈山，要战胜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要夺权全中国的政权。按照“常识论”，毛泽东上井冈山无疑是非常愚蠢的，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毛泽东硬是把“常识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这时候没有人敢说毛泽东愚蠢了，这个就叫奇迹。所谓奇迹，就是用“常识论”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讨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应用“常识论”来进行评论。

毛泽东发起“全面全国夺权”，也是他相信奇迹，但这次奇迹没有发生，这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无情地失败了。虽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智慧，讲出很多头头是道的道理，什么毛泽东骄傲自满起来，什么毛泽东变老糊涂了，等等之类，但这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从来不是按照常规或常识来出牌的人。

如果遇到高官们集体抵制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就会停止文革，那就不是毛泽东了。毛泽东是不会认输的，他还要继续战斗，要把文革“搞到底”。当然，毛泽东也要反思他的战略，现在这种“全面全国夺权”的打击面太大，而周恩来派系为代表的老干部们又意外地团结，自己的力量不够发起和支撑一场“全面全国夺权”。于是毛泽东改变战略，从“全面全国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毛泽东的这个思路，与解放战争时蒋介石的思路一样。

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对毛泽东控制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但由于战线太长、太大，蒋介石的人力物力支撑不起，所以失败了。于是蒋介石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延安，试图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再带动全局的胜利。现在，毛泽东也采用蒋介石的战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毛泽东的思路是，对其他地方暂缓夺权，特别是对军队的夺权要停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先夺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权，这就是周恩来控制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外交部长是陈毅，财政部长是李先念，只要夺下“外交部”和“财政部”的权，那么支持周恩来的势力就会大为动摇，然后再乘胜追击，一举夺取周恩来的权。

毛泽东的“重点突破夺权”战略，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调整期，大约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积蓄一下力量，为决战做准备;第二步是决战期，毛泽东大致把决战期定为1967年7月到8月之间，在决战期对周恩来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发起重点猛攻，一举夺下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调整和改善他与党内高官们的关系，扭转自己过于孤立的处境。

在“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中，毛泽东夺权的范围太大，不是周恩来派系的干部也要夺权，这样就引发全党性的普遍抵制，不仅造成毛泽东的极度孤立，也造成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极度紧张。现在，毛泽东要改善与老干部们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与军队老干部们的关系，把党内大多数老干部团结过来，这样才能在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战役中，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党内孤立的境地。

本来，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要拿掉整个老干部集团，换上一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人。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党内大多数老干部，是有违他搞文革的初衷的。可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把理想暂时搁置一边，先拿掉周恩来集团再说。

为了团结老干部，毛泽东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停止暴力批斗，这样大部分老干部的日子比较好过了，自然也就改善了毛泽东与他们的关系;第二件事是停止全面夺权，不再触及大部分老干部的权益，这是让他们不再反对毛泽东的关键;第三件事是从姿态上安抚老干部，毛泽东在1967年4月底，和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开“团结会”，让他们上天安门，也是为了改善关系，一方面安抚他们不再闹事，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和瓦解周恩来派系的效果。

毛泽东做的第四件事，是释放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联动”的成员。在1967年初全面夺权开始时，因为“联动”极端反对中央文革，被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谢富治主管的公安警察出动，将一百多名“联动”的主要成员逮捕入狱。这些高干子弟入狱，必然引起他们父母对毛泽东的不满甚至怨恨。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特别提出“联动”不是反革命组织，不仅是为“联动”鸣冤叫屈，也是煽动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4月22日亲自下令，释放全部“联动”的成员。当然仅仅释放“联动”成员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是毛泽东主动释放他们，而不是周恩来争取来的释放，要把这个“释放之恩”记在毛泽东的账上。因此，在“联动”成员释放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他们。

江青讲话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我是有点不好，就是接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接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你们了。主席说要立刻释放你们。】

众人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些人激动得哭了。

江青接着说：【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可以回家去。】

众人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5）

江青继续说：【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搞“联动”的话，可以把“联动”的牌子挂出去，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如果不搞“联动”，可以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得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要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江青说这些话，是要试图让“联动”感谢自己和毛泽东的宽大处理之恩，试图把“联动”团结到毛泽东这边来。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保护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在全面全国夺权的日子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积极向当权的老干部们夺权。可是一旦暂停全面全国夺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没有了目标，就会造成他们的革命热情消退和涣散。

因此，毛泽东需要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一个新的斗争目标，让他们的革命热情有地方发泄，保证他们到1967年7、8月间，仍有足够的革命热情。因为在这时毛泽东要对周恩来发起总攻，此时造反派们保持足够的造反热情，是非常重要的。

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新斗争目标，最为合适的就是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问题重新推出来，让刘少奇成为斗争的靶子，让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转移到斗争刘少奇身上。然而，刘少奇在文革前五十天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已经揭批的差不多了，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提出来作为新的揭批靶子。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改了三遍，直指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书。毛泽东说：【刘少奇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当然，只批刘少奇一个人，靶子还不够大，于是毛泽东把批判面扩大到整个刘少奇集团的高官。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该文件指出：【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作为毛泽东的过渡调整战略，在二月逆流之后，“全国全面夺权”暂停了，转而出现一个揭批刘少奇和揪叛徒的新浪潮。

（6）

1967年3月到6月，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从“全国全面夺权”到“重点突破夺权”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内，毛泽东除了发起批判刘少奇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之外，没有其他大的行动，这段时间的文革，相对不是那么激烈。当然，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我们做一些简要介绍。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文化大革命从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海瑞罢官》，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1967年一月风暴的夺权，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

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吹响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标志性文章。毛泽东说：从1967年4月开始，文革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毛泽东这么一说，很多人就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实质性的夺权已经过去，以后就是在思想上搞文革了。这种所谓的“思想夺权”，当权的老干部们当然是不怕的，他们纷纷额手相庆，以为文革到此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真正的文革还在后面呢。

从建国开始，北京在“五一”和“十一”这两大节日，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游行和联欢，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打破惯例，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成了主角，使老干部们黯然失色。而1967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又回到惯例，不再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是清一色的老干部，他们又成了主角。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老干部们说：【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广场上是小将。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今天除了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

毛泽东让除了刘、邓、陶之外的老干部，统统上天安门，表示出他对高官们的示好与和解。毛泽东又说：【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谭震林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还不是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吗?】

这时徐向前插话说：【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毛泽东说：【还是你搞吧。】

对于毛泽东抛出的橄榄枝，周恩来也做出了回应。5月5日，周恩来给“大闹怀仁堂”的五个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周恩来的信是这么写的：

（7）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为了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告诫这些人，完全可以用找他们谈话的形式，这样可以当面把话讲得更清楚透彻，完全没必要写信。周恩来写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上述五个人，实际上是写给毛泽东看的。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我提醒这五个人注意，不要以为毛泽东让步了，就可以翘尾巴了。我告诫他们不要再次发起什么‘逆流’，请毛泽东放心。”

4月1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吹响了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号角。该文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但谁都知道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该文在最后给刘少奇下了一个定义：【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7年4月起，各种报刊大量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人民日报》就有几十篇之多。这次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从政治上、思想上、历史上把刘少奇彻底批臭。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个“黑帮”陪斗。这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大会，可谓盛况空前，史无前例。

刘少奇的“罪行”，除了“镇压学生运动”、“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洋奴哲学”等过去已经揭发出来的以外，又新揭发出来一个“叛徒”的问题，主要是发生于1936年8月的薄一波等61人自首出狱的“叛徒集团”问题。

1935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人一起走完长征，来到陕北。1935年11月，刘少奇授命主持中共北方局，他化名“胡服”，秘密潜入天津，开展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当时北方局的干部极为不足，刘少奇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想出一个“奇招”：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发表“反共启事”的自首手续出狱，然后再来为党工作。刘少奇把这个想法上报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说：“登反共启事出狱，虽然有些不好的影响，但这样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只要搞好革命，那点影响是可以弥补的。”

张闻天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张闻天后来说：“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1936年8月，狱中的薄一波等党员，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在自首书上签名按手印，并发表“反共启事”。该启事写道：【(薄一波等)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个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以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不过，当时也有人反对刘少奇的这种做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中间，有刘格平和张良云两个党员，坚决拒绝发表“反共启事”，他们声称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发表任何叛党启事。因此刘格平和张良云一直坐牢到1944年才出狱，比薄一波等多坐了8年牢。解放后，刘格平因为当年违背了刘少奇的指示，在刘少奇当权的年代，一直未被重用。直到刘少奇倒台，刘格平这位当年反对刘少奇的人，才扶摇直上，成为山西省第一把手。

按照中共的纪律，一旦党员发表“反共启事”，那就意味着叛党，那就是叛徒。允许狱中的党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然后再回到党内工作，中共的历史上仅此一次，可见刘少奇做的这件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后来，一些人把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解释成因为“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这批干部的牺牲。”事实上，日军占领华北是一年以后的事，刘少奇不应该事先预知一年后的事，况且刘格平等人在日军沦陷之后，也没有被枪毙，因此减少牺牲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为了减少牺牲，就可以暂时叛党的话，那么谁都可以为了避免牺牲，发表一个“反共启事”出狱，那岂不是没有了原则。这件事也反映出刘少奇的性格，认为一件事情只要有好处就可以干，不太讲原则。从这点看，刘少奇认为私有制可以发展经济，就可以放弃共产党搞公有制的原则，也不为怪。

在1936年的时候，毛泽东只负责领导红区的军队，不管白区的事务，因此毛泽东说他当时不知道刘少奇干的这件事，也是可能的。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自首叛变材料》，声称刘少奇背着毛泽东让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并把薄一波等的出狱性质重新定为“自首叛变”，这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不过把薄一波等人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周恩来最初是反对的。尽管周恩来对这件事并无责任，但他认为这件事是张闻天当政时的党中央批准的，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责任。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不过最后周恩来还是同意毛泽东批发《薄一波等自首叛变材料》，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把文革的“大夺权”，转向到对刘少奇集团的“大批判”，这就让周恩来派系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压力大为减轻，也就不再反对了。

（9）

在这一段调整过渡期，还发生了文革中首次大规模流血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1967年1月12日，青海省造反派响应夺权号召，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月23日《军委八条》发布以后，中央号召军队积极“支左”，青海省军区负责人赵永夫认为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不是左派，所以宣布对《青海日报》实行军管。但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拒不接受军管，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冲突。2月23日，赵永夫下令军队用武力强行占领《青海日报》，遭到造反派的抵抗后，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169人，伤100多人。

因为《军委八条》中有“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的条文，这对于军队来说，就是可以动武的尚方宝剑，赵永夫据此下令军队强行占领《青海日报》。当天，赵永夫电话向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汇报，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剑英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毛泽东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说，他对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当然是反对的，但毛泽东当时却没有表态。因为前几天才发生了高官们集体“逼宫”的“大闹怀仁堂”，毛泽东不想在此时批评军方，恶化他与军方关系，所以毛泽东就没有表态。

毛泽东不表态，就被认为是支持或默许，于是赵永夫成为军队中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3月8日，叶剑英让赵永夫来北京参加“军级干部会议”，安排赵永夫在会上多次讲话，介绍“反击右派组织”和“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赵永夫一时间大出风头。

这样一来，毛泽东认为再不表态不行了，因为如果军队把这种开枪镇压正当化的话，造反派就无法生存了。于是3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批示说：【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毛泽东的语气虽然轻，但态度是坚决的。林彪深知毛泽东常用这样客气的语气来表达坚决的态度，因此他马上也表态，支持重审青海事件。

其实林彪也不赞成军队对造反派动武，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不再对军队进行夺权了。从林彪的立场来看，既然毛泽东不再对军队夺权，那么军队也就不再干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军队抓捕毛泽东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动武镇压造反派，这就是重新挑起军队与毛泽东的冲突，这是林彪不愿意看到的。

林彪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军队不能随便抓人，查清了的确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要少抓。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林彪同意毛泽东重新处理青海事件，3月24日对赵永夫实行“隔离审查”处理，叶剑英和徐向前也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

青海事件发生于2月23日，而中央直到3月24日才对青海事件作出结论，这是中共高层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第一个重要事件是林彪主持发布《军委十条》。

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表示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特别是对军队，毛泽东表示出不再在军队里搞文革的意向。这就使林彪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也想与毛泽东和解，修复一下两人在“二月逆流”中一度紧张的关系。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在地方上搞文革，他不管，只要不在军队中搞文革就行。现在毛泽东已经准备停止在军队中搞文革了，那么军队也就不该再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然而，军队的高官们却还在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特别是1967年1月28日，旨在抵制文革的《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高官们出现一个抵制文革的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二月逆流”之后仍在进行。

因此，林彪认为有必要向军队发出一个指示，让军队高官停止干预地方上搞文革，改善军队以及林彪本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在2月23日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后，林彪更感到有必要发出一个文件，限制军队抵制文革的过火行动，这就是林彪发出《军委十条》的基本背景。

1967年4月2日，林彪找黄永胜谈话，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场。据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答：“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

黄永胜答：“我看就是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军委八条》。”

林彪说：“只靠八条解决不了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于是林彪口授了《军委十条》，由张云生记录整理。】

《军委十条》的基本精神与《军委八条》相反，《军委八条》是鼓励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而《军委十条》是限制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军委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4月4日，毛泽东对《军委十条》批示说：“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毛泽东当然很乐意看到林彪所代表的军队高官们，不再抵制他搞文革。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五一三事件。

按照林彪的意思，军队本来是不介入文革的。可是毛泽东发出让军队介入文革，让军队“支左”的号召后，军队不得已介入了文革。但军队介入文革，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去支持左派的造反派，反而去支持右派的保皇派。特别是《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大肆镇压造反派，大量抓捕造反派头头，使造反派遭受重大打击，造反的气焰也被压下去不少。

这次，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发出后，军队又不介入文革了，他们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全部释放，不再管文革的事了。这样一来，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掀起一场造反浪潮。对于地方上的造反派重新造反，林彪不管;可是军队中的造反派，也开始又重新造反了，这样一来，林彪对军队中的造反派就不能不管了。

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但他们也没有反对军队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里的造反派，就等于是在失去上面支持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造反，其下场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当时，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保皇派，被称为“老三军”;另一派是对军队现任领导进行造反的造反派，被称为“新三军”。当然，保皇派不会自称自己是“保皇派”，而是自称自己为“革命派”，与造反派有所区别。

1967年5月初，“老三军”准备以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占领北京的文艺阵地。而“新三军”则坚决反对“老三军”的演出，声称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保皇派”占领，他们公然声明：如果“老三军”举行演出的话，他们就要冲击会场，强行阻止演出。

“老三军”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申请演出，但萧华怕因为演出而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老三军”对此当然很不满，他们要设法取得比萧华更上级别的支持。据邱作会回忆说：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是老三军保皇派的)，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在京部队文工团想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嫒等人，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保皇派’，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毛泽东已经暂时放弃在军队里搞文革，所以对军队的事情就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刘素嫒问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她去跟叶群谈，自己不管。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态度，知道这次毛泽东让他自由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怎么处理呢。林彪反复想：“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最后他认为，毛泽东现在是要军队的，不会因为造反派得罪军队，所以林彪开始大胆地打击军队中的造反派。

有了林彪的同意，“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5月13日晚于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开始不久，军队的“新三军”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乘几十辆汽车来，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往里冲，两派发生了武斗，剧场变成了战场。

听说“老三军”和“新三军”发生了武斗，北京城里的军事机关，马上出动人员去支援“老三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海军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与造反派进行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中央文革小组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被制止下来。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武斗被制止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5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老三军”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不满。会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等造反派。5月15日上午，林彪让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新三军”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因为毛泽东已经不插手军队的事了，中央文革小组当然也不好反对，只好站到林彪一边。前面提到，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造反派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中央高层的风云已经变了，他们以为中央文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造反，所以就采取这次大胆的行动。当中央文革表示支持“老三军”后，造反派的“新三军”就崩溃了。

此后，林彪乘胜追击。5月23日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日，“老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临时舞台，进行长时间的演出。这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6月9日，“老三军”又更上一层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这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前来观看演出，给保皇派的“老三军”撑腰。

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邱会作也回忆说：【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军队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从1967年5月“五一三”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在这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

邱会作把军队的稳定归功于林彪，显然有失偏颇。军队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毛泽东改变了文革的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暂时不在军队里搞文革了，这才是军队稳定的关键。

在文革调整期发生的另外一件重大事件，是“首都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事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但敢公开声称打倒周恩来的群众组织非常少，而“首都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少数公开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中，最大最著名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为正式发动文革的标志。不过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发至县团级，并没有对群众公开发表。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想到公开《五一六通知》，于是《人民日报》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社论，其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会引发出一场攻击周恩来的事件，后来又引发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后来又引发出涉及数百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特别是陶铸公开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谁都可以怀疑。”于是怀疑周恩来的红卫兵，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这并不是上面有人煽动，完全是自发的结果。毛泽东虽说有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但绝不能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随便抛出这个炸弹，因此这次“五一六兵团”的“炮打周恩来”事件，与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

怀疑周恩来的代表人物，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的父亲张世军是林业部副部长，他也算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张建旗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恩来司令部。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灭火器的作用。周恩来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张建旗还说：【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引起很多人的猜想，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是文革运动的风向标，每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人们就会纷纷猜测，下一次是要打倒谁了。

特别是这次《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还要来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刘少奇的，那么新的文化大革命是针对谁的呢?不少人自然就联想到了周恩来，误以为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就是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15）

因此，怀疑周恩来的人，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纷纷成立起反对周恩来的组织。这些组织都自称是“五一六红卫兵团”，意思是打倒周恩来，保卫毛泽东的兵团。比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大五一六兵团”，北京钢铁学院的“钢院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北外五一六兵团”等，其中，以张建旗为首的“钢院五一六兵团”最为著名，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此后，各种“五一六兵团”的活动频繁起来，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比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此后，“五一六”成为反对周恩来的代名词。

6月14日，这些“五一六兵团”组成一个联合体，号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6月30日，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作出的决议说：【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的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五一六兵团”发起对周恩来的攻击之后，同时也出现一批支持和保卫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支持周恩来红卫兵组织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支持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特地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一些红卫兵组织还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目前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表态。

随着“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多的攻击，社会上也出现一股强烈的保卫周恩来的势力，甚至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也成为保卫周恩来的一员。

（16）

5月27日，王海容和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虽然准备打倒周恩来，但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不能提前发起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当前“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的攻击，反而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不同意“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过，毛泽东对“五一六兵团”采取的措施，也是很轻微的，只不过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

在毛泽东表态之后，中央文革立即表态支持周恩来。陈伯达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中央文革表态之后，“五一六兵团”的活动一度有所收敛，但在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又立即活跃起来。“五一六兵团”以后的事情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再述。

在文革调整期，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是所谓“伍豪脱党启事”。

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江西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恩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批示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封“黑材料”的态度是暧昧的，只是把周恩来的信转给文革小组的成员看，并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说“存”。这个“存”字，就等于给周恩来塞进一枚定时炸弹，虽然现在没有爆炸，但将来随时可能爆炸。八年后的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关于他“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颤抖着的右手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到1967年7月，毛泽东认为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准备发起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在发起这场战役之前，毛泽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离开北京。这个理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发起这么大的一场战役，毛泽东如果在北京的话，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不测之事，所以远离北京是最稳妥的方案。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也一直是在外地坐镇，直到刘少奇已经成为瓮中之鳖时，毛泽东才回到北京，给刘少奇最后的一击。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杨成武等人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文革设想，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是：第一年1966年开张，第二年1967年看眉目，第三年1968年收尾。在1967年初，毛泽东原来说文革要在1967年2月到4月“看眉目”，可是1967年2月遇到了“二月逆流”，这个文革的眉目没有看出来。因此，毛泽东把“看眉目”的时期，推迟到1967年下半年，也就是要在1967年下半年发起决战。

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他要到武汉去看看，并准备在武汉畅游长江。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然后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了刘少奇。这次毛泽东又想畅游长江，或许也是想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周恩来。当然，毛泽东去武汉，更重要的不是畅游长江，而是准备亲自去当地解决棘手的武汉两派武斗问题。

参会者一听毛泽东要去武汉，都一致反对。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泽东坚持要去，说：“都说乱，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我要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嘛。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参会的人见毛泽东这么说，只好同意他去。

这时，周恩来立即表示，他先去一趟武汉，给毛泽东探探武汉的安全情况，并给毛泽东安排住处。参会的人听周恩来这么说，都纷纷说好，毛泽东也不便反对周恩来的这个好意，就让周恩来先去武汉“安排住处”。

以前毛泽东外出，从来不需要周恩来给他“安排住处”。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天下大乱，所以周恩来自告奋勇先去武汉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还让人感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不过，周恩来先去武汉，除了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之外，他要想看看武汉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毛泽东提出要离开北京去外地，并说声称文革要在1967年下半年“看眉目”，所以周恩来预感到毛泽东这次去武汉，不是单单去游泳，而是很可能要在武汉搞起一个大动作。因此，周恩来要先去武汉看看情况，以防毛泽东在武汉搞起大动作的时候，他能够根据武汉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7月13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乘专机来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毛泽东的老住处了，他先后29次下榻于此，是毛泽东除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

周恩来查看东湖宾馆，做出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撤换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另一派是造反派。周恩来把负责毛泽东梅岭一号的服务员都换成造反派的工作人员。

第二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部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第三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机场迎接毛泽东，而是让陈再道也临时入住东湖宾馆，在宾馆等候毛泽东。

据当时也去了武汉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王力没有说明为什么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从事后来看，这三项措施是诱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因素之一，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解决武汉两派武斗的问题呢?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武汉两派的情况。

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大派。武汉的保皇派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反对打倒湖北省委，拥护武汉军区，因此这个组织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且武汉军区的很多干部和战士，都直接加入了“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武汉军区支持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造反派，是称为“三钢”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以及称为“三新”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三钢”和“三新”尽管人数上比“百万雄师”少，但他们的立场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不仅要夺湖北省委的权，还要夺武汉军区的权，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在1967年1月底发布《军委八条》后，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八条》很坚决，对造反派下手很快，解散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一大批造反派的头头。

到1967年4月《军委十条》颁布后，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武汉军区只得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都释放了，于是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组织起来，对保皇派来一个大反攻。因为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武汉军区抓捕过，所以他们非常痛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街上到处写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军委十条》出笼后，军队不便直接干涉造反派了，于是军队高官们就发动保皇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这样一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冲突越来越升级，从1967年6月开始，武汉的两派演变为大规模武斗。仅仅在1967年6月间，两派武斗就打死数十人。为此，中央文革紧急致电武汉军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中央文革的精神，当然是支持武汉的造反派，他们认为武斗的责任，是保皇派“百万雄师”挑起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百万雄师”武斗。其实，武斗并非保皇派“百万雄师”单方面的责任，中央文革把武斗的责任强加于“百万雄师”，必然引起“百万雄师”极度不满，这是后来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另外，“百万雄师”本来就是武汉军区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制止自己的组织。陈伯达给陈再道打电话，要求他设法制止武汉的武斗，陈再道反问说：“陈伯达呀，你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住武斗吗?”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但没有制止武斗，反而像火上浇油，武斗愈发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准备亲赴武汉，制止那里的武斗。毛泽东认为，以他的威望亲自“御驾亲征”，武汉的武斗立即可以平息下去。

毛泽东的专列于7月14日凌晨离开北京前往武汉，路上他同杨成武等谈话，讲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军委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后，受压的组织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

毛泽东这里表明他的立场：第一，军队介入文革后，因为“情况不熟悉”，犯了错误。毛泽东所谓的“错误”，就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第二，《军委八条》后，军队抓了很多人，取缔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压制了造反派;第三，《军委十条》后，被压制的造反派又恢复起来，来了个“反复”。毛泽东称赞这种造反派恢复起来的“反复”好，希望看到造反派压倒保皇派。

毛泽东要平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平息武斗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保皇派打垮造反派，这就像军队中的保皇派“老三军”，打垮了造反派“新三军”，于是军队中的武斗就平息了;第二种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就像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样武斗也就平息了;第三种是彻底取缔所有群众组织，一切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武斗当然就平息了。

毛泽东希望看到是第二种办法的平息武斗，也就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如果用第一种办法平息武斗，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因此，毛泽东平息武斗的基本精神，就是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毛泽东在武汉的所作所为，都要围绕着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个基本点来理解。

然而，群众组织并不在党的领导下，要想让群众组织听从自己的号令，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难题，毛泽东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会见了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毛泽东请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首?】

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指着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

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的确，对于群众组织来说，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领导党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因此，毛泽东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必须发明一套新的领导群众组织的办法。如果毛泽东能处理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基本成功了;相反，毛泽东如果处理不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很危险了。这次毛泽东亲临武汉，亲自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新的考验。

（20）

发生于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因为相当具有戏剧性，广为被人们关注。但关于“七二零”事件，有相当多的版本，对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也有很大出入，所以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资料，首先是亲身参与“七二零”事件的一些人的回忆，比如陈再道、王力、杨成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对此事有回忆。其中陈再道和王力两个人，是“七二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但他们两人的回忆，出入相差较大，需要认真分析。此外还有文革当时的揭发批判材料，参与“七二零”造反派的回忆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首先梳理一下“七二零”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立场，第一个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再道的资格相当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进入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成为红四方面军骨干将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主要将领是徐向前，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部下。1935年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作战，结果全军覆没。幸运的是，陈再道的部队没有加入西征作战，免遭灭顶之灾。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出走之后，红四方面军残部的将领们受到肃整，不过也有一批红四方面军投到毛泽东门下，重新受到重用，比较著名是许世友和陈再道。在抗战中，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成为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的主将之一;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在军队中，非常讲究来自哪支部队的“出身”，根据出身分出不少“山头”。这种观念也很好理解，就如我们遇到与自己同一个中学、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人，就会有格外的亲切感和好感，

从历史上看，陈再道与徐向前和邓小平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与林彪并无关联，所以陈再道不是林彪派系的人马。文革前，陈再道在“大比武”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是站在林彪一边，而是支持罗瑞卿，因此林彪是不喜欢陈再道的。同样，陈再道与周恩来也没有历史联系，也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

那么陈再道为什么能担当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么重要的职位呢?理由是毛泽东支持他。毛泽东对军队中林彪的势力过大，也是所有防范的。毛泽东特别重用一些许世友、陈再道这样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以平衡林彪的势力。陈再道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不是林彪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理清这个概念，对理解武汉“七二零”事件来说，是很重要的。

有人也许奇怪：既然陈再道是毛泽东派系的人，他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呢?发生于文革之后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再道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因。

文革后的陈再道复出，1978年，陈再道下令拆掉一所幼儿园，花费几十万元外汇，给自己建造一座全部现代化设备的楼房。为此，诗人叶文福写了一篇当时具有震动性的叙事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中写道：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你是受人尊敬的前辈，我是后之来者。

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

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

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8年在《诗刊》上发表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一时间的街谈巷议。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反腐倡廉的概念，叶文福的这首诗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在战争年代，陈再道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为的并非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当新中国建国后，陈再道这样的人认为胜利了，大家就应该分享胜利果实，应该各自建设自己的安乐窝了。可是鉴于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们想盖楼而不敢盖，一旦毛泽东去世，没人敢约束这些老军头了，他们马上把“艰苦奋斗”丢在一边。

毛泽东搞文革，不仅不让他们盖楼，又进一步约束他们，给他们降工资，削减他们的各种特权，所以陈再道这些人就对毛泽东不满了。陈再道这样的人，不是对毛泽东本人不满，而是对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运动不满。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分歧，是一种无法调和的思想深处的分歧。在这种思想分歧的促使下，陈再道抵制毛泽东的文革，也就不以为奇了。

“七二零”事件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王力。王力也算是老干部，不过比陈再道的资历差多了。王力1939年入党，先是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做文秘工作。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一员文将。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后，王力又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1964年起，毛泽东让王力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陈伯达是组长，王力是组员。在文革中，王力多次为毛泽东主笔写大块头理论文章，是王力红极一时的时期。

王力这次为什么到武汉来，参与了“七二零”事件呢?据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而王力的回忆，则与陈再道的说法大相径庭。王力说：【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

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应变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大段列出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因为搞清王力为什么去武汉，对于破解“七二零”事件之谜，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概要是：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保皇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群众公开发表支持“三钢三新”的偏向性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抓走。抓王力的行动惊动了同时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他以为陈再道起兵造反了，急忙乘飞机离开了武汉。

不少人探讨武汉“七二零”事件，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力怎样被抓，毛泽东怎样仓惶离开武汉等戏剧性的情节，而忽视这个事件内在的政治斗争。我们前面用较大的篇幅，引用了“七二零”事件”中两个当事人陈再道和王力的不同说法。特别是王力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陈再道的说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当然地以为，既然王力反驳陈再道的说法，那么王力的说法就是真的了。

其实不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七二零”事件，就会发现，陈再道的说法倒是比较接近真相，而王力的说法反而是不真实的。不少研究者被王力的说法误导，从而对“七二零”事件得出错误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王力的说法进行一些澄清。

王力写的《王力反思录》，是研究文革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不少王力的回忆。王力在谈到别人的事的时候，是比较客观的，可信性较高;可是谈到他自己的事的时候，可信性就比较差了，他总想设法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王力这本回忆录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一定要小心求证。陈再道的回忆，在谈到他自己的事情时，也有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的倾向，这方面也需要小心求证。

研究“七二零”事件第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是：王力为什么会去武汉?搞清王力去武汉的目的，对理解“七二零”事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把事情理顺一下。六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云南、四川、贵州，这些地方因为两派武斗闹得很厉害，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那里的武斗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派谢富治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谢富治当过云南省第一书记，云南的部队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在云南有各上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这个身份，王力走到哪里，他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声音。种老关系，容易解决那里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派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推测，毛泽东是看

谢富治和王力在云南办完事后，他们又按计划来到成都。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在成都的谢富治，要他到武汉去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为什么突然叫谢富治去武汉呢?这点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一致的，都说让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既然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那么王力这么一个书生，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的。

因此，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

按照陈再道的说法，周恩来本来没有让王力去武汉，而王力跟在北京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打了电话之后，硬要和谢富治一起去武汉。

而王力在回忆录中，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

王力没有直接说周恩来是否让他去武汉，但根据前后文来推测，应该是周恩来本来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所以才有谢富治提出让王力去武汉。如果最初周恩来就让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的话，谢富治就没有必要再向周恩来提出让王力和他一起去武汉了。王力在这里想撇清自己，做了一些说明，结果是越描越黑，反而露出了马脚。

毛泽东去武汉是绝密行动，谢富治必须为毛泽东保密。谢富治带王力去武汉，已经是多余了，他再提出“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这些红卫兵去了武汉，岂不是要给毛泽东泄密吗?从常理来说，谢富治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他带一批红卫兵去，不但无助于保卫毛泽东，反而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累赘，所以谢富治不太可能主动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

退一步说，即使是谢富治真的向周恩来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他总得说出一个为什么要带他们一起去的理由吧?王力却丝毫不提谢富治为什么要带他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这就是在忽悠人了。因此，王力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真实的。谢富治早在1972年去世，所以王力可以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死无对证。

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王力也承认他跟关锋打过电话，王力说：【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王力这里的解释，有很多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按照王力的说法，既然谢富治已经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一起去武汉，周恩来也同意了。按照常理，王力就应该执行命令，不应该又提出什么“不想去”，难道谢富治和周恩来做出的命令，王力还可以讨价还价吗?

更为离奇的是，如果王力真的不想去武汉，他要请示的人，应该是自己的上级，陈伯达或者周恩来，而不是关锋。因为关锋的地位，比王力还要低一些，王力打电话问关锋：“我能不能不去?”就等于是他向自己的下级请示：“我能不能不去?”这不是可笑的事吗?因此，王力说的他与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完全不符合逻辑，应该是谎言。

王力承认他与关锋打过电话，又用谎言来搪塞他们电话里说的内容，所以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可以说是有道理的，所谓“话糙理不糙”。那么王力和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5）

我们再看后面事情的发展，陈再道说：【但王力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王力的说法则与陈再道相反，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

陈再道说，周恩来对王力等人有一个指示，就是他们到了武汉之后，不得公开露面。王力没有直接提到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但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这就是间接地承认周恩来有这么一个指示，谢富治违反了周恩来的指示，所以才“闯祸”。这里王力又把责任推到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看大字报。

但王力的这个说法还是破绽百出，因为王力来武汉之前，他们谁都知道周恩来的指示，不得公开露面。出去看大字报这件事，完全是违反周恩来不得公开露面的指示。就算谢富治是“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非要去看大字报，那么王力完全可以不跟谢富治去看大字报，可以让谢富治一个人去看大字报，自己留在宾馆不露面。为什么谢富治“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王力也“非要”跟着违反呢?

再者，即使是出去看大字报，完全可以稍微化妆一下，戴个墨镜什么的，人们就认不出来了。本来谢富治和王力都是知名度较低的人，那时又没有电视，报纸上也极少登谢富治和王力的照片，即使是他们不化妆，武汉的人能把他们认出来的可能性也极低。前面我们提到蒯大富的回忆，蒯大富说谢富治和他坐在面对面，他也不知道面前这位就是谢副总理，是谢富治自我介绍了，蒯大富才知道。还有，那时看大字报是人山人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字报上，谁会注意到人海中有王力这个几个人呢?

因此，王力说他们的“被人发现”，应该是谎言，而陈再道说王力他们“有意公开身份”，应该是正确的。

王力又说：【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

王力等人“被发现”之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他们，木已成舟。周恩来不让王力露面也不行了，所以周恩来被迫“临机应变”，允许王力等人公开露面。

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都没敢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他们都不敢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陈再道说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王力“硬要去”，王力哪有胆量和资本跟周恩来叫板，“硬要去”呢?其实这也是陈再道暗示，是毛泽东让王力去的，所以周恩来不好反对。

接下来，王力等人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指示，否则王力应该没有胆量随便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但王力也不敢说，这是毛泽东让他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就涂乱搪塞，说什么“谢富治硬要去”、“他们被发现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26）

王力在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回忆中，说了不少谎言，但我们也要理解王力，他也不是故意要撒谎。因为“七二零”事件与毛泽东牵扯很深，王力不敢说他的行动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不敢说毛泽东的责任，于是就只好用胡乱撒谎的方式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根据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透露出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场攻防战。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毛泽东让王力去;周恩来不让王力公开身份，毛泽东让王力公开身份。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攻防战呢?这起因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策略。

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思路，基本上是上海模式。上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被上海市委打成非法组织，而保皇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这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支持“工总司”的声明，这一下子大大鼓舞了“工总司”，大大打击了“赤卫队”，形势立即发生逆转，“工总司”很快壮大起来，打垮了“赤卫队”，之后又进一步打垮了“赤卫队”的后台上海市委。

上海模式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首先取得群众组织之间斗争的胜利，造反派群众组织要打垮保皇派群众组织，这是彻底打垮上海市委的保证。如果上海的“工总司”没有彻底打垮“赤卫队”，那么彻底打垮上海市委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上海“工总司”为什么能打垮“赤卫队”呢?这里中央文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总司”，等于认定“工总司”是中央的钦定组织，大大提高了“工总司”的身价和声望，使“工总司”迅速壮大起来，这是“工总司”打垮了“赤卫队”的重要因素。

现在，武汉的情况也与上海类似，保皇派“百万雄师”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造反派“三钢三新”受到武汉军区的压制。因此，毛泽东希望王力像张春桥那样，在武汉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声明，给“三钢三新”一个中央钦定组织的地位，大大提高“三钢三新”的身价和声望，使“三钢三新”迅速壮大起来，从而打垮保皇派“百万雄师”，最终打垮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

周恩来也意识到毛泽东试图用上海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因此周恩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阻止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去武汉，但毛泽东要让王力去，周恩来阻止不了。于是周恩来就以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为由，给王力下了一个限制令，不许他公开露面，这样王力就不能公开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这时王力跟关锋打了电话，在北京的关锋向王力透露了毛泽东的意思，让王力公开露面，公开支持造反派，这应该就是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内容了。王力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才敢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

7月18日，王力按照上海模式，在武汉向群众公开发表讲话，声称他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三钢三新”的，并称“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然而，上海经验在武汉却没有成功，王力的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引发了“七二零”事件。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继续介绍。

（27）

武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群众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而周恩来的想法，则是依靠党组织，依靠党领导下的军队来解决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个分歧，早在1966年11月的上海“安亭事件”中，就凸显出来了。在“安亭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春桥一系列的指示，其核心是“依靠党组织”解决问题。然而张春桥意识到，这个“党中央”做出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相同。张春桥揣摩出，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于是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违背“党中央指示”，不但没有依靠党组织，反而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这次张春桥成功了，他完全撇开上海市委，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依靠造反派解决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有人也许奇怪，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给张春桥指示，而要张春桥去揣摩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在党中央会议上，作出“撇开党组织”的指示。因为党中央是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撇开党组织”解决问题，就是不要党中央了。因此毛泽东无法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作出不要党中央的指示，所以就只能靠张春桥自己去揣摩毛泽东的想法了。

实际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离开了党组织，他还是“毛主席”;而“党中央”离开了党组织，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毛泽东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而“党中央”必须拥有下层的党组织。如果下层的党组织都被踢开了，那么“党中央”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严格地说，也可以把文革理解为“毛主席”与“党中央”之间的斗争。

以周恩来的智慧，当然看破了毛泽东试图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群众来解决武汉问题，试图把武汉变成第二个上海。对于毛泽东发起的攻势，周恩来的对抗措施，第一个是试图阻止文革小组的人与造反派接触，所以周恩来下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人不要露面。但毛泽东下了一个相反的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上街去看看大字报，听听群众的意见。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敢直接点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只好胡乱把责任推到已去世的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倒是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直接把毛泽东说了出来。

吴法宪说：【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7月15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武汉解决问题。】

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详细报道了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怎样被“认出来”的。该报道写道：【7月14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这天晚上十点钟，就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

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武汉地区的武斗形势。在武汉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武昌地区是几个主要大学的所在地，由造反派控制，被造反派自称为“解放区”;汉阳地区的造反派全部被赶走，由清一色的保皇派“百万雄师”控制，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地区“百万雄师”的势力比较大，但造反派也有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几个“红色据点”，被造反派称为“游击区”。

谢富治、王力等人首先来到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这本身就是表示对造反派的一种无形的声援。下面我们继续应用当年红卫兵报纸的报道：

【守卫湖大校门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樊斌回答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另一个革命小将插进来说：“自卫，我们这样搞是被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

谢副总理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

湖大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他们比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

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

革命小将气愤地说：“6月30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

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

守门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身材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啊!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

又有一位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

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夜，真是一个不眠之夜。湖大的革命小将们精神抖擞，通宵苦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张贴标语，要把毛主席派来亲人的喜讯，告诉给战友们。】

（29）

从当年红卫兵报纸报道的情况来看，王力等人并没有遵守周恩来“不露面”的指示悄悄地看大字报，而是大张旗鼓地主动与造反派攀谈讲话，故意让人把他们认出来的。然而，王力等人7月14日的这次露面，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

7月15日，受到极大鼓舞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扛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巨幅标语，大喇叭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昂的歌曲，在武汉举行盛大游行。而保守派的“百万雄师”则大为恼怒，因为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居然不告诉他们，单单与“三钢三新”见面，这显然是在压制他们。于是“百万雄师”出动大批人员，向“三钢三新”的游行队伍大打出手，暴发大规模武斗，致使一人死亡，多人重伤，轻伤不计其数。

当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又来到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另一个据点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与学生群众谈话，完全不理睬保皇派“百万雄师”，这样的做法更加激怒了“百万雄师”。

这天谢富治和王力俨然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发表讲话，谢富治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也非常健康。】

众人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谢富治继续说：【同志们，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最信任革命小将。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的，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你们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对你们的关怀，带给你们了。】

众人又爆发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

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在华中工学院讲话之后，仍然不理睬“百万雄师”，又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这是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三钢”的基地。王力发表讲话说：【我们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顺利前进。】

从7月14日到16日，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连续访问了多个“三钢三新”的据点，直到7月16日晚，谢富治和王力等人才到“百万雄师”设于3506厂(军工厂)的联络总站。

（30）

“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等人的迟迟来访，反应十分冷淡。“百万雄师”的俞文斌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代表团反映情况的，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

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我们回去，我们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召集两派组织谈谈，由中央派人监督，两派一起回去”。

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负责人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个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我们!”

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一)立即停止武斗;(二)停止煽动性的宣传;(三)撤除所有的工事……”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但谢富治不说话。王力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的观点来。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由此可见，武汉“七二零”事件，与王力等人明显偏向性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某种意义上，“七二零”事件可以说是王力等人煽动起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谢富治和王力虽然自称“中央代表团”，但他们这个“中央代表团”，却未经中央的批准，是“自封”的。

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的7月13日，召开了林彪、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只是作出派谢富治到武汉去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决定，并没有人让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去解决武汉问题。

对此，王力在回忆录也明白地说：【7月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7月13日中央会议的精神。总理说：“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至于王力到武汉来的任务，王力也明确地说：【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

既然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向武汉派出“中央代表团”，也没有让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武汉问题，那么为什么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自封“中央代表团”，到处演讲，发表指示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毛泽东7月14日晚乘专列来到武汉，入住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也就是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有几个主要建筑群：梅岭一号、梅岭二号、百花一号、百花二号、南山甲所、南山乙所。毛泽东住梅岭一号，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卫士住梅岭二号，周恩来住百花一号，谢富治、王力以及与他们同来的几名红卫兵住百花二号。另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也入住东湖宾馆，住在南山乙所。附图是东湖宾馆的布局图，从图上可以看出，王力住的百花二号，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的途经距离差不多有1公里。因此后来“百万雄师”冲入百花二号抓王力，并不至于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是绝密行动，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知道。毛泽东在入住东湖宾馆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5日，找谢富治和王力谈话。据王力回忆说：【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等人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这段回忆是“话里有话”，一些话他不便直说，只好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王力说毛泽东一早单独与谢富治和他谈话，没叫周恩来，直到后来才叫周恩来过来。王力说“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这句话十分蹊跷。周恩来在14日晚上亲自去车站接毛泽东到宾馆，到15日早上，毛泽东就忘记了周恩来也在武汉，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王力说这些话，大概是想给毛泽东不叫周恩来过来这件事，找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编得太随便了。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过来之后，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那么毛泽东准备怎么解决武汉问题呢?这天早上毛泽东与谢富治和王力的单独谈话，应该是向他们“交底”，告诉他们毛泽东解决武汉的策略。尽管王力没有透露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撇开武汉党委和武汉军区，依靠群众组织解决问题。毛泽东给谢富治和王力的任务是“点火”，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明确中央文革的立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反对保皇派“百万雄师”。进而发动“三钢三新”大胆起来造反，打垮“百万雄师”。

其实早在6月26日，中央文革就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明确了中央文革支持“三钢三新”和反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但发给武汉军区的电报，被军区扣了下来，并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还不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这次谢富治和王力当众表明中央文革的态度和立场，就可以使造反派倍受鼓舞，而使保皇派感到胆寒。

毛泽东之所以要“坐镇”武汉，是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不来，只派谢富治和王力来武汉，那么陈再道肯定不把谢富治和王力放在眼里。陈再道在武汉也是小霸主，很容易控制谢富治王力的行动，使他们无法与造反派接触，武汉这把“火”根本无法点起来。因此，只有毛泽东亲自到武汉坐镇，陈再道才不敢干涉谢富治和王力的行动，他们才能顺利地“点火”。

事实上，从7月15日到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每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各处会见造反派，煽风点火，他们两人的点火任务还是完成得不错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本来是不错的，如果在其他地方，保皇派就会被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吓住，不敢再反抗了，于是保皇派自行瓦解，造反派全面胜利。一旦造反派全面胜利，一统天下，不仅武斗的问题自然解决，夺权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样毛泽东的计划就成功了。可是湖北的民风极为强悍，胆大妄为的保皇派居然敢抓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这是毛泽东没想到的。

王力回忆说：【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王力的话说得很艺术的。本来周恩来给王力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而王力请示说“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反对，只得同意了。王力所谓的“具体工作”，就是出去接见造反派和煽风点火。

毛泽东7月14日到武汉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一没有召见湖北省委的人，二没有召见武汉军区的人，只是派谢富治和王力出去煽风点火，试图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直到7月18日，毛泽东才见了陈再道等人，但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做出强硬和明确的指示，因为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想通过武汉军区来解决问题。

周恩来原本是不想直接参与武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表示他要亲自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之后，7月15日就准备返回北京，因为北京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呢。可是毛泽东却要周恩来留下，“协助”他处理武汉问题。于是周恩来就多留下几天，处理武汉问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15日要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主席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吴法宪也回忆说：【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15日到17日上午连续开会，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放出来。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33）

王力和吴法宪的回忆，都说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要周恩来出面解决武汉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周恩来留下来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可能是毛泽东想给周恩来一个难啃的骨头，让周恩来啃不动束手无策，这时候毛泽东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使周恩来的威信下降。

毛泽东这个想法的最大证据，就是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参加讨论武汉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15日到17日，连续三个上午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讨论武汉问题，可是却没有叫陈再道来参会。按理说，陈再道是武汉问题的当事人，应该叫他来开会，况且陈再道也住在同一个东湖宾馆，很容易叫来的，但毛泽东偏偏不叫。

毛泽东不叫陈再道来开会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不准备通过党组织解决武汉问题;第二个是给周恩来做武汉军区的工作出一个难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毛泽东在会上已经同意周恩来的部署，但毛泽东却不让陈再道知道他是什么态度，这样周恩来去处理陈再道等人，势必会遇到强烈的抵制。

从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在东湖宾馆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处理武汉问题。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很严重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军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高官，听到周恩来的讲话，马上炸锅了，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因为陈再道等人不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是事先与毛泽东商量过和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以为这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于是对周恩来大为不满。

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陈再道质疑周恩来的讲话不是毛泽东的意思，而周恩来也不会跟陈再道争辩，不会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话真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周恩来那么做，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会大为损失，因为人们看到，周恩来到了靠打毛泽东的旗号给自己撑腰的地步。

周恩来用下命令式的方式，警告陈再道要遵守纪律。陈再道却也大胆包天，竟然对周恩来拍桌子，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这话是指周恩来犯过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

面对陈再道公然挑衅周恩来的权威，周恩来也放出狠话，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武汉“七二零”事件，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面。上面是高官的层面，下面是群众的层面。在群众的层面，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一方是保皇派“百万雄师”，另一方是造反派“三钢三新”，这个很容易理解：在高官的层面，也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但高官层面的对立双方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因此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关于“七二零”事件中，高官层面的两个对立双方，至今为止主流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立场都一致，他们是一方;而与毛泽东等人对立的一方，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

仔细剖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主流说法非常不合理。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过掌握一个小小的武汉军区，他们就试图要对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岂不是愚蠢到痴人说梦的地步?如果陈再道真的蠢勇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可能当上司令员这样的高官，早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陈再道和钟汉华真是起兵造反，对抗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为首的中央，这就是典型的反叛，这种反叛罪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在陈再道他们失败之后，按理说应该遭到极为严厉的处分，至少应该判刑入狱。然而事情并非这样，“七二零”事件后，林彪和周恩来都力主严厉处分陈再道，而毛泽东不同意，主张保陈再道。

7月20日的“七二零”事件发生后，7月22日晚，林彪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先撤销陈再道等人的职务，然后展开对陈再道等的大批判。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陈再道的撤职，但在有关陈再道的中央文件上，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的后面亲自加“同志”二字，这就意味着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要打倒的对象。1967年9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接见参加集训军队的干部。毛泽东朝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惊喜地高举右臂说：“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安抚陈再道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这是毛泽东公开保陈再道。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陈再道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陈再道又调任中央军委顾问，可见毛泽东一直是保陈再道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这个人是很喜欢的，多次夸奖陈再道打仗勇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毛泽东专门对蒙哥马利提到陈再道，毛泽东说：【陈再道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会打仗，作战勇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陈再道就是土包子打败洋包子，放牛娃打败黄埔生的一员战将。】

相反，林彪和周恩来是不喜欢陈再道的。陈再道仗着有毛泽东的撑腰，对周恩来很不尊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前面我们提到，陈再道居然对周恩来不客气地说“周胡子……”，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陈再道这样对待周恩来的话，早被周恩来处置了。

（35）

林彪同样也不喜欢陈再道，因为陈再道对林彪也不尊重。据王力回忆说：【林彪说：“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我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以后在京西宾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吴法宪还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七二零”事件的主流说法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七二零”事件中，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是一致的，是这场冲突中的一个方面;陈再道和钟汉华，是这场冲突中的另一个方面。而毛泽东的立场有点矛盾，在支持造反派的事情上，毛泽东同意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而在打倒陈再道的事情上，毛泽东不仅反对打倒陈再道，而且保护陈再道。

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三钢三新”。而毛泽东一方面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的陈再道。这两件事看上去似乎很矛盾，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出了解决的方案。

早在6月24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就反映了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该电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责任主要是陈再道和钟汉华，但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而支持造反派。

通过这份电报，毛泽东给陈再道下达了一个指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的“百万雄师”，但另一方面又声明不追求责任，仅仅要陈再道转变立场，转变为支持造反派的“三钢三新”。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这个指示，应该是很好执行的。陈再道只要转变一下立场，抛弃“百万雄师”，改为支持“三钢三新”，就可以照样当他的司令员，也没什么损失，应该不难做到。如果陈再道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既支持造反派，又保护陈再道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把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最初，陈再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支持他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大力支持。而“百万雄师”在陈再道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到百万之众，甚至武汉军区的一部分干部和士兵都加入到“百万雄师”之中。这样一来，就像老虎养成了，陈再道自己也控制不住“百万雄师”了。

陈再道知道，如果他宣布“百万雄师”这样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是非法组织，或者说他们是保守的、不革命的，势必会引发一场极大的混乱甚至暴乱。一旦出现暴乱，陈再道就不得不为此负责，他自己也就会跟着完蛋。

因此，在“百万雄师”这只虎已养成的情况下，陈再道已经不能转变立场了。陈再道非常担心，一旦他转变立场，立刻就会引起一场大乱。事实上也正如陈再道担心的那样，王力等人宣布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之后，果然引发了一场大乱，让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36）

因此，对毛泽东要求他转变立场的指示，陈再道是无法执行的。陈再道一方面硬着头皮顶住，另一方面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毛泽东刚开始不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以为他故意不执行命令，所以十分生气。但“七二零”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才逐渐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也就不再追究陈再道的错误，反而保陈再道了。

“七二零”事件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认为陈再道搞兵变，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最初毛泽东也以为陈再道搞兵变，但不久后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不再认为陈再道搞兵变了。据王力回忆说：【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做出了新的分析。主席说：“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不过是‘百万雄师’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二零”事件中陪同毛泽东的杨成武也回忆说：【“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到上海，一天晚上散步时，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问我：“你认识陈再道吗?”

我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问：“他会反对我吗?”

我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另据张春桥在197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七二零”事件后主席到上海，一夜没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七二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能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林彪和周恩来。给“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兵变”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林彪和周恩来。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周恩来不是保护老干部，支持保皇派，反对造反派的吗?为什么在‘七二零’事件中，周恩来却反过来支持造反派，而反对陈再道这些老干部呢?”周恩来在原则上当然是保护老干部，反对造反派的，可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周恩来都要保，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周恩来都要反。

在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周恩来和林彪结成暗中的同盟关系，共同抵制毛泽东的夺权。而毛泽东的力量，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之外，还有陈再道这样的军队高官，他们既不属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派系，也不听从周恩来和林彪的指示，他们是毛泽东的嫡系，也是毛泽东抗衡周恩来和林彪的重要棋子。

因此，对于周恩来来说，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可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更有利于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因此周恩来是愿意支持造反派对陈再道造反的;林彪的立场也是一样，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彪也愿意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

下面，我们就在上述新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七二零”事件的形成和经过。根据我们这个观点来理解“七二零”事，很多不解之谜就迎刃而解了。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放在保住自己的“自留地”，也就是在北京的几个主要中央部委，对地方上的文革，可以说没有多少余暇顾及。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到中央上访、告状，周恩来只是接见和安抚一下，大部分都不作具体的处理。周恩来对地方问题的处理，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周恩来派系比较强大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周恩来说话算话。

湖北武汉是当时武斗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湖北的事情基本不过问。因为周恩来清楚，把持武汉的陈再道等人，并不买他的帐，如果周恩来硬要插手武汉事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搞得自己尴尬，自讨没趣。

但是当毛泽东提出去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在武汉会搞什么动作，就留了一个心眼，先去武汉看看。周恩来去武汉，对武汉事务插了一点手，马上得罪了武汉的“地头蛇”陈再道等人。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一件事，是不让武汉军区所属的武汉独立师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来武汉，一直是独立师负责警卫。1966年6月毛泽东来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就是武汉独立师负责警卫，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亲自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迎接毛泽东，亲自护送毛泽东到宾馆，极为风光。

这次，周恩来突然不让武汉独立师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让独立师大为不满，口出怨言。据中央文革在武汉办事组的张根成回忆说：【总理把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宾馆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武汉独立师，就是后来抓王力的那支部队。

周恩来的做法，不只是陈再道和独立师的干部不满，战士们也跟着不满，大家都有被失去信任的挫伤感。这种不满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周恩来的，他们认为周恩来是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特别是周恩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更是让陈再道有一种被降低人格的感觉，心中充满怒气，这是后来陈再道强烈顶撞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二件事，是把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全部撤换，使这些人感到自己不被中央信任，也非常不满。后来就是这些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带领造反派冲进宾馆抓王力。因为东湖宾馆的面积非常大，有几十平方公里，没人带路的话，造反派很难找到王力的住处。

（38）

周恩来插手这两件事，主要当然是着眼毛泽东的安全，未必是有意为之，但这些都得罪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人，后来成为引发“七二零”事件的火药桶之一。

按照原计划，周恩来准备毛泽东一到就离开武汉，不再插手武汉的事务了，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出面处理武汉事务。对于周恩来来说，毛泽东让他处理武汉事务，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一方面可以观察毛泽东在武汉干什么，推测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另一方面可以把武汉事件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从7月15日到18日，周恩来每天上午在毛泽东处开会，每天下午找武汉军区的高层干部谈话。这就给陈再道等人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知道毛泽东明明就住在东湖宾馆，可是周恩来有意不让他们见毛泽东，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他们甚至怀疑周恩来在中间假传圣旨，所以对周恩来的不满和气愤就更大了。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开会时，明确了他的立场。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虽然不满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做法，但还需要陈再道这样的人来平衡军队中林彪的势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打倒陈再道是“不策略”的。毛泽东提到的孟夫唐，是湖北省副省长，他公开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算是老干部里面的造反派吧。

当谈到处理武汉事件的具体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几个头头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

这里说的“工人总部”，是被陈再道强行解散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给周恩来说的这些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方针，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听上去很公正，但实际上却无法实施。现在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双方死了几百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和解和达成协议呢。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方针，武汉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毛泽东搞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岂不明白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派打倒另一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说出他真正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那就是鼓动“三钢三新”起来打倒“百万雄师”。毛泽东这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是故意给周恩来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方针，看周恩来怎么去解决武汉问题。

（39）

当时毛泽东对解决武汉问题还是非常乐观，信心十足的。毛泽东说：【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给他的方针，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大话空话。如果周恩来真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执行，不但一事无成，反而显得周恩来无能。然而周恩来并非等闲之辈，他对毛泽东的指示，巧妙地做了修改，变成可以具体执行的指示。7月18日，周恩来在对陈再道等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自己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著名的四点指示。周恩来说：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

第二、“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第四、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周恩来的四点指示，大体上与毛泽东的指示符合，但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发挥了。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周恩来就发挥成“这是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的错误”;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续保持名称”，周恩来就发挥成“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也不能取缔解散”;特别是周恩来说“三钢三新是左派”，这是毛泽东没有说的。周恩来的这个讲话中，给武汉事件明确定性：“三钢三新”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犯了路线错误，要立即改正。

周恩来的这个四点指示，显然对陈再道等人不利。因为“三钢三新”明确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让陈再道向“三钢三新”承认错误，转而支持他们，等于就是要让陈再道投降了。陈再道等人对周恩来积压已久的愤怒马上爆发出来，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现在，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让我们支持“三钢三新”，我想不通。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陈再道更是一口否认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却说：【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

（40）

陈再道也不示弱，冲着周恩来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据邱会作回忆说：【早在总理来武汉之前，军区内部就统一口径说“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总理叫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帮助他们解脱，他们顶着不干。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对周总理非礼，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陈再道的错误就在这里。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也没想到陈再道居然如此强硬地抵制自己的指示，这样一来，周恩来没办法了，只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就等着周恩来没办法来找自己，于是他答应让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他亲自跟陈再道谈。7月18日晚，毛泽东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等人。毛泽东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能不能合起来?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

毛泽东的话，比周恩来轻了很多，没有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也没有让军队立即转变立场，而是给他们一段时间的“过程”。

在毛泽东的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承认自己和武汉军区犯了错误，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回去作军区的工作。毛泽东很高兴，因为周恩来说服不了陈再道这些人，而他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别人自然会说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毛泽东又对谢富治、王力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

毛泽东同陈再道等的谈话结束后，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等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在毛泽东和陈再道等人谈话结束后，马上返回北京，一来他在北京的确有很多事要办，二来他对武汉的事情根本解决不了，陈再道不听周恩来的，只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留在那里也是尴尬。这次，周恩来又输了一场。不过没想到周恩来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就风云突变，周恩来从输家又变成了赢家。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怏怏而去，毛泽东心情很好，他认为武汉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看来，武汉的造反派不能取胜的关键，在于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在毛泽东亲自出面后，陈再道承认武汉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答应作检讨，给下面做工作，让他们思想转弯过来。

毛泽东认为，现在陈再道已经答应武汉军区放弃保皇派“百万雄师”，转而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了，这样一来，“三钢三新”加上军队的支持，马上可以打垮“百万雄师”，造反派在武汉一统天下，武斗自然也就没有了。进而造反派彻底夺权和掌权，武汉就可以变成第二个上海。

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却是有失误的。毛泽东在文革中，主要的情报来源是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又专门挑有利于他们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所以使毛泽东出现很多误判。

毛泽东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从陈再道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小组“蒙蔽”了，被“欺骗”了。特别是这次毛泽东来武汉，周恩来不让陈再道的部队保卫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甚至很久不让陈再道面见毛泽东，这就使陈再道等人产生一种想法：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毛泽东与他们这些人隔离开，想独霸毛泽东，进而“蒙蔽”和“欺骗”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终于亲自召见了陈再道。尽管毛泽东的意见比周恩来缓和一些，但口径与周恩来大致上是一致的，也要求陈再道和武汉军区转变立场，改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陈再道在毛泽东面前，当然不敢像在周恩来面前那样坚持己见，只得违心地承认错误。但在心中，他仍然不服气，认为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蒙蔽”的结果，所以他想要设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

陈再道不敢像彭德怀那样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也不敢给毛泽东写信，所以陈再道就希望“百万雄师”搞出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把事情闹大，从而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被蒙蔽了，重新思考“百万雄师”的问题。虽说陈再道有让“百万雄师”闹事的意思，但他绝不敢想到抓钦差大臣，事情发展到抓王力，这也出乎了陈再道的意外。

陈再道有这样的想法，武汉军区的高官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也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蒙蔽”了，也想闹点什么事出来，促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而且，谢富治、王力等人对“三钢三新”的偏袒，也使得“百万雄师”认为毛泽东被蒙蔽了，他们也要设法发起一种行动，促使毛泽东的改变想法。这样一来，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想法一致，于是他们就联合行动起来。

从7月16日开始，武汉街头上出现大量“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这里“百万雄师”用这些大标语，想要提醒毛泽东，谢富治和王力是脱离工农兵的“钦差大臣”，不要相信他们的汇报情况。

与此相反，造反派“三钢三新”也在武汉街头大量刷写大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造反派要制造一种效果，表示他们有来自北京中央的支持，以此来“压”保皇派。保皇派也不甘下风，于是谣言就出来了。一种谣言针对王力的，传说王力的老婆是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王力的儿子是“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头头，所以王力支持“三钢三新”是出于私利。

另一种谣言是针对毛泽东的，有人伪造了两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第一条是：【毛主席说，文革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第二条是：【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有了这两条毛主席指示，“百万雄师”在声势上又压倒“三钢三新”，因为“三钢三新”只是有谢富治和王力的支持，而“百万雄师”则有毛主席的支持。“三钢三新”则声称，所谓“毛主席指示”是“百万雄师”编造出来的，而“百万雄师”坚称，自己的信息来源很可靠，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假的。

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人们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假。有人给北京打电话，问中央有没有派出谢富治和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北京的答复是“谢副总理和王力是去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去处理武汉问题的。”因为北京的中央，的确没有派出过“中央代表团”去武汉。这样一来，人们对王力、谢富治来武汉的正当性，愈发产生了怀疑。

不管怎么样，“百万雄师”的人，宁愿相信毛泽东的这两条批示是真的，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总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的，而“百万雄师”正是武汉最大的人民群众组织。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前往机场送行，一起去送行的还有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谢富治、王力等人送周恩来回来后，顺路又去了造反派的另一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这天谢富治和王力都发表了讲话。

文革结束以后的流行说法，说王力在这次讲话中向造反派泄露了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激怒了“百万雄师”，从而引发“七二零”事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王力这次虽然讲了不少话，但他并没有按照周恩来的四项指示讲，更没有提到周恩来的指示，相反，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讲的。

王力回忆说：【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刘丰、肖前都讲了话，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王力所谓“中央指示”，就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18日的会上对王力等人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于是，王力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说：【同志们，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检讨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

王力等人18日夜去造反派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访问，这又大大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被激怒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王力的讲话，而是两位军队干部刘丰和肖前的讲话。他们两人的发言虽然很简短，但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以前，武汉的军队从来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没有支持过“三钢三新”。可是这次刘丰和肖前的发言，却承认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今后他们将坚决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武汉空军是接受空军司令部和武汉军区的双重领导，过去武汉空军要看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的态度，不敢随便发出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刘丰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下属，是林彪派系的人，他们平日就与陈再道不合。这次刘丰看到毛泽东也批评了陈再道，感到反陈再道的时机来了，于是就发出了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

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听到武汉空军的态度，大为振奋，因为一旦有军队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打垮百万雄师了。于是造反派立即高呼：“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万岁!”第二天，造反派们把王力、刘丰等人的讲话录音，用大喇叭和宣传车到处广播。造反派有了武汉空军的支持，声威大震，同时也大大刺激了“百万雄师”，使他们感到危机来临，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传达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讲到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时，武汉军区的干部大为不满，谢富治说：【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王力接着讲话，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军队干部说，说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王力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这下军队干部被激怒了，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一怒之下，起身离开会场，牛怀龙也退场抗议。两人回到独立师作战部后，牛怀龙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本来按照规定，周恩来18日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别的部队遵守了这个指示，但陈再道的嫡系武汉独立师却没有遵守。当天晚上，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就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又由军代表向“百万雄师”等保皇派群众组织传达。

蔡炳臣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王力说：“三钢三新”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

王力提到的“打解放军”，这是造成武汉独立师憎恶造反派“三钢三新”，支持“百万雄师”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汉独立师不是纯粹的野战军，而是一只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的部队，类似于公安部队。在中央发出军队支左的通知后，武汉军区派出武汉独立师作为“支左”的最主要部队，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每当发生武斗时，武汉军区就派出独立师去制止武斗。然而，由于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就不满意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认为他们是在拉偏架，常常把动武的行动转到解放军战士身上。因为军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战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打解放军战士反而是最安全的。这样一来，一些“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就打解放军泄愤。据统计，在6月就有226名战士受伤，其中38人重伤。

因此，独立师的干部和战士对那些打自己的“三钢三新”极为痛恨，而出来保护和帮助解放军战士的，却是支持军区的“百万雄师”，这样独立师的官兵普遍对“百万雄师”很有好感。现在他们听说王力要把殴打自己的“三钢三新”说成是革命左派，而把帮助自己的“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组织，当然是气愤不过，纷纷说：“想不通。”

牛怀龙也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这样一来，部队里的愤怒情绪就点燃起来。牛怀龙和蔡炳臣最后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引向王力一个人身上。于是干部们向下传达的时候，就不提周恩来，只说王力，于是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众人的愤怒也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独立师的战士们群情激愤，大骂王力处事不公，纷纷吵着要找王力去说理。

（45）

19日傍晚，数十名独立师的士兵聚集在武汉军区大院门口，要向王力当面质问：【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但王力认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没有接见这些人。

于是愤怒的战士决定去寻求广大群众的支持，几十名战士出去联络“百万雄师”，几小时后，几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愤怒群众的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要找王力论理，可是这时王力已经离开这里，回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找不到王力，怒气冲冲的人群就在军区大院里大闹，于是军区干部立即向王力汇报，说：“百万雄师”听了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现在已经占领了军区大院，希望王力过来见一见这些群众，以免事态失控。但王力认为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去见保守派，于是事情就进一步恶化了。

7月20日凌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又跟踪追到王力住的东湖宾馆，闯入宾馆抓走了王力，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关于“七二零”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7月19日晚，有人派小车将“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对他说：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他们可以去向毛泽东请愿，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后来俞文斌等人经过商量，认为直接找毛泽东是不策略的，于是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共同商议，具体的行动是找王力论理。

19日深夜，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部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按这个协调组织进行的。凌晨2时，成百辆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开会成立独立师与百万雄师的“临时联合代表团”，共同与王力谈判与辩论。随后，军民双方的联合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某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

这个后一种说法，主要是来自“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的独家披露，其真实性有待证实。不过也有人透露，据中央文革武汉办事处的张根成回忆说：【20日那天我和王力一起被抓走，把我关押在独立师的师部。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向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询问说：“那个人怎么了?”

蔡炳臣忙向那个主任眨眼，示意他不要讲。那个主任不明白蔡炳臣的意思，还追问：“那个人呢?”

蔡炳臣只好反问：“哪个人?”

那个主任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

蔡炳臣不想回答，就说：“那谁知道呀。”】

从张根成的说法来看，似乎独立师的干部们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了。不过总而言之，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有较大的疑问。因此，我们认为前一种主流的说法，可信度比较大的，也比较符合事情前后发展的合理性。

（46）

关于王力在东湖宾馆被绑架的事件，有许多个版本，总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但细节上有一定差别。因为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搞得十分清楚。这里，我们分析对比多个版本，把事件的经过整理如下。

先要说一下武汉市内军队布置的情况。当时武汉市内有三支部队，第一支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也称8201部队;第二支是武汉军区直辖陆军第29师，也称8199部队;第三支是武汉空军，也称空15军。

独立师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是一支地方部队，以维持当地治安为主要任务。武汉的“支左”任务，主要由独立师担任，所以独立师对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陷入较深。

29师原属第二野战军，是一支野战部队。本来29师并不驻扎在武汉市区，1967年2月解放军“支左”开始后，29师四千余人也奉命进驻武汉参加“支左”，驻扎在武昌军区大院东侧。29师的“支左”任务不多，所以陷入武汉的两派群众斗争也不太多，态度相对中立。武汉空军的作战任务接受空军司令部的领导，但在地方性事务上，也接受武汉军区的领导，即所谓接受双重领导。

东湖宾馆的警卫，本来是由独立师负责的，但这次周恩来调来大批中央警卫团的士兵，接管了毛泽东住的梅岭地区的警卫，但由于东湖宾馆的很大，方圆几十平方公里，所以宾馆的各个大门，以及不太重要的地方，仍由独立师担任警卫。

毛泽东入住东湖宾馆后，东湖宾馆的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派29师的一部分人来加强宾馆的警卫，但被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否决，他说：“独立师与29师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29师为好”。钟汉华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也承认：【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如果当时调29师的一些人来警卫东湖宾馆，绑架王力的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7月20日凌晨1时，第一批冲击东湖宾馆的人来了。武昌公安局东湖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干警，带领“百万雄师”的12个人，乘车来到东湖宾馆北门。哨兵拦住他们，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要见公安部长谢富治，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哨兵回答说：“谢部长不在这里住”。

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

这时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人，立即赶到现场。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听王力说‘工人总部’要翻案。‘工人总部’翻案的话，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因为‘工人总部’的案子是我们办的。我们要问谢部长。”

王振英说：“谢部长不住这里。谢部长、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你们要见首长的话，要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

（47）

武汉公安的人扬言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了14个人，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谢部长到天亮还不接见我们，就要来几千人!天亮了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王振英警告说：“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宾馆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东湖宾馆的重要性。”

武汉公安的人满不在意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吧，谢部长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的话，我们就冲!”

说着武汉公安的人就往宾馆里冲，王振英等人拼命挡住，双方对峙不下。这时情况很紧急.王振英立即打电话向三个方面报告。第一个方面当然是驻扎在梅岭地区的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汪东兴听到报告后，传来指示说：“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

汪东兴的这个指示颇为蹊跷，不清楚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不管是谁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情况不是那么严重。既然来人要找王力和谢富治，也就应该由王力和谢富治去解决。他们当时乐观地估计，即使王力和谢富治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至于出现绑架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一旦汪东兴传来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那么王力和谢富治要躲起来或者逃走，就不行了，他们两人必须面对群众了。

王振英打电话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武汉军区领导。王振英给住在东湖宾馆乙所值班的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报告，可是钟汉华的秘书却说钟汉华睡觉了。这么紧急的事情，钟汉华即使是睡觉，也应该起来。这时钟汉华有意不管，他希望闹点事出来，提醒一下毛泽东。不过钟汉华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绑架事件。

王振英也知道钟汉华不想管这件事，而武汉独立师肯定会站在钟汉华一个立场上，所以王振英不再给独立师打电话，而是给武汉的另一支部队29师打电话。29师政委张昭剑听到报告后，马上带自己身边的一个排的战士赶过来。凌晨3点，张昭剑率领29师一个派的战士，赶到东湖宾馆北门，他们立即手挽手拦住武汉公安的人。

武汉公安的领头说，“你们不是独立师的，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你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

然后武汉公安的人又向守卫北门的独立师卫兵，煽动说：“你们看，他们不相信你们了，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守北门的几个独立师战士，看到29师的人来插手这件事，本来心中就不高兴。被武汉公安的几个人一煽动，果然怒火上升。这几个战士居然带着枪走了，不再守门了。这下子守北门的就剩下29师这一个排的人，他们死死挡住武汉公安的人，不让他们冲进东湖宾馆。

（48）

双方从凌晨3点僵持到早上5点，东方已经发白了。这时突然传来消息：百万雄师的三十多个人，从东湖宾馆的西门冲入了东湖宾馆。原来，这些在东湖宾馆北门冲击的人，是佯攻，是声东击西，把宾馆警卫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北门这边来。他们真正的主攻方向是西门，因为西门距王力等人住的百花二号只有几百米，而从北门到百花二号则有几公里远。

守卫西门的也是独立师的卫兵，开始时他们阻拦这些试图冲入宾馆的人，这些人大骂阻拦战士说：“你们是独立师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刀捅了你。”

守西门的武汉独立师卫兵，本来就同情百万雄师，听他们这么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冲了进去。如果当时派29师的士兵过来担任东湖宾馆的守卫，这些人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冲进东湖宾馆的。

冲入东湖宾馆的三十多个“百万雄师”，由原东湖宾馆的百万雄师派系的工作人员带路，径直来到百花二号楼。这些人头戴钢盔或柳条帽，手持长矛、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当他们冲入百花二号楼的时候，住在一楼的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随同谢富治、王力一起来武汉的)，堵住楼道，并指责对方，双方发生了冲突。这五个人当然挡不住几十个“百万雄师”，他们很快冲到二楼，直奔王力和谢富治住的房间。

当这批人冲进来之后，住在百花二号二楼的谢富治，马上给住东湖宾馆乙所的陈再道和钟汉华打电话，要他们赶紧过来。谢富治亲自打来电话，陈再道和钟汉华不敢推说睡觉了，于是就赶紧赶过来。

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在王力和谢富治住的房间外面，震耳欲聋地高喊：“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王力滚出来!”

谢富治让王力留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二楼的人群，大声呵斥说：“我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

百万雄师的人被谢富治这句话震住了，静了下来。毕竟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这时一个人身份的威慑力，就显示出来了。谢富治跟百万雄师的这些人一个个握手，并问他们的名字，寒暄一阵，气氛暂时缓和下来。

然后谢富治请他们到会议室说话，人们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这次“百万雄师”已经商议好，他们不惹谢富治，只揪王力一人，所以他们向谢富治提出要求说：“你把王力交出来!”

谢富治说：“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众人却不依不饶地说：“王力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人们见王力出来了，马上把他团团围住，愤怒地指责他说：“你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时陈再道和钟汉华赶了过来，陈再道看到这种场面，就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49）

王力见陈再道出面，有点放心下来，就态度傲慢地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王力的话和说话的态度，又激怒在场的人，众人吼道：“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又有人说：“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

这时，跟王力一起来的四个红卫兵，对百万雄师的人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红卫兵的话更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人，有人挥舞拳头打了过来，红卫兵们挨了不少拳头。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又冲进来三十多个独立师的士兵，他们是来支援“百万雄师”的。士兵们端起枪对准王力，逼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王力倒也沉得住气，他镇静地说：“我希望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众人却不答应，吼道：“你不要耍滑头，今天必须谈，否则我们决不答应!”

看到士兵冲了进来，作为司令的陈再道却一言不发。谢富治气急败坏地指着陈再道大声说：“我叫你过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立即让这些战士撤出去，马上撤，你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着谢富治气得发抖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惹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啦，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陈再道的话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哄堂大笑。这时因为挤进楼里的人太多，闷热难忍，于是谢富治建议大家到外面的草坪上，众人也同意了。于是众人转到楼外的草坪上，继续围攻王力，双方僵持不下。

就在这边僵持的时候，在武汉军区大院那边等着批斗王力的人，却等得不耐烦了。原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商议好，把王力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来批斗。他们大部分人留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派出“小分队”去揪王力。

凌晨1点，第一支小分队14个人先到东湖宾馆的北门佯攻，吸引宾馆的警备力量;第二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百万雄师的成员，他们在凌晨5时冲入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楼揪王力;第三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独立师士兵，他们去增援前一支小分队，共同揪王力。

在武汉军区大院里等候的大部队，等到早上6时，王力还没有揪出来，于是他们等不及了，大部队出动了。几十辆大卡车呼啸着奔向东湖宾馆，打头阵的是独立师五团五连，他们乘坐两辆卡车，车顶上架着轻机枪，步枪上刺刀，后面是武汉公安的一车人，再后面是“百万雄师”的千余人，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杀气腾腾地冲进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

（50）

这批千余人的大部队冲进来，一伙人冲进王力住的房间，把王力的文件之类的东西都抄出来带走，这是准备寻找王力的罪状。另一伙人对准王力挥拳就打。不幸的是，他们误把陈再道当成王力了，几个拳头砸在陈再道头上，边打边骂：“打死你这个小爬虫!”

陈再道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大喊道：“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

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喊道：“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打错了!”

独立师的几个人忙扶起陈再道，把他扶到会客室里休息。陈再道也趁机离开现场，撒手不管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见陈再道离开，也借口离开这里，也撒手不管了。

错打了陈再道的人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王力，拳头像雨点一样朝王力打去。这时，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冲过去保护王力，被众人的一顿拳头打开。就在这个时候，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几个人赶来了。

原来在北门的张昭剑政委听说已经有人冲进百花二号，就把29师的一个排留下来守北门，自己带着几个人赶往百花二号。因为从北门到百花二号有几里路，张昭剑到现在才赶到。张昭剑不愧是军人，他马上冲进人群，用自己的身体为王力挡拳头，结果被打断了肋骨。

这时，百万雄师的头头喊：“大家别打了，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百万雄师的人把王力强行推上大卡车，准备带走。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中央派的人，要犯大错误的!”

几个人喝问张根成：“你是什么人?”

张根成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一听，把张根成也推上另一辆卡车，准备一起带走。这时，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来到现场，他走到百万雄师的汽车队前时，车上有人高喊：“牛师长来了!”

车上的人立即鼓掌，向牛怀龙伸出大拇指。牛怀龙赶紧摆手说：“不要这样。”

牛怀龙又来到独立师的汽车队前，只是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说完然后，牛怀龙扬长而去，并没有阻止对王力绑架。

王力被揪上汽车后，众人高呼：“王力被我们揪出来了!我们胜利了!”然后汽车发动，向武汉军区方向呼啸而去。这是上午7时20分的事。

王力被抓走后，百万雄师的人继续对谢富治围攻，一直到上午9时多才散去。

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一伙人居然在他的眼皮下把王力抓走，这让谢富治赶到羞辱难当。谢富治不顾别人的劝阻，驱车去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来到军区大院门前，守门的几个军人认出了谢富治，故意喝问：“你是什么人?”

谢富治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

对方却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

又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还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

陪同谢富治来的人见事不好，急忙把谢富治拉上汽车，逃走了。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抓到王力，马上开始下一个节目：批斗王力和胜利大游行，这里先说胜利大游行。王力被抓到武汉军区大院之后，“百万雄师”群情振奋，立即举行数十万人规模的胜利大游行。就在大游行之前，又传来两个振奋人性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中央军委的来电(7月20日凌晨4点收到)。来电说：【(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第二条消息是中央文革的来电(7月20日凌晨收到)。来电说：【(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

事后知道，这两条来电是编造出来的谣言。可是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人们根本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最重要的是，这些伪造的“中央来电”符合“百万雄师”的愿望，肯定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于是“百万雄师”拼命传播这些“中央来电”，一时间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

“百万雄师”取得了揪王力的胜利，又得到伪造“中央来电”的鼓舞，这些人热血沸腾，冲上街头举行胜利大游行。当天，“百万雄师”数十万人上街，出动卡车一千多辆，游行的人手持长矛、棍棒等武器，高呼口号：“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滚出武汉”、“欢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来武汉”等。

武汉街头也贴满了伪造的“中央来电”，还有各种大标语和大字报：“揪出中央文革中的一小撮混蛋!”“武汉问题要由武汉人民来解决”、甚至还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狂热的气氛也感染了武汉独立师的许多官兵。自从军队“支左”以来，独立师一直强烈地同情保皇派“百万雄师”。据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回忆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平日上街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常常遭到造反派围攻、殴打，而每次都是“百万雄师”上来保护我们的干部战士。所以，我们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感情很深，他们听说王力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这可把他们激怒了。】

独立师以前虽然同情“百万雄师”，但还未敢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现在他们撕下这层面纱，公开与“百万雄师”站在一起。为了配合“百万雄师”的胜利大游行，武汉独立师也出动数十辆军车上街游行，车上满载士兵，手中握着上了刺刀的枪，车顶上架着轻重机枪，摆出一副与“百万雄师”并肩战斗的姿态。

（52）

这时，又出现一份以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名义发出的《特急呼吁》。该《呼吁》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死亡，在临死之前拼命挣扎，实行新的反扑。为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以下特急呼吁。】

【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该《呼吁》最后的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后来查明，这份的《特急呼吁》是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写的，但他们用“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名义，使很多群众误以为真是全体8201部队支持百万雄师，大大提高了百万雄师的威望。

针对这份8201部队的《特急呼吁》，“百万雄师”马上也发出一份《十万火急声明》，作出以下的誓言：【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三钢三新”是不是革命左派，只能由我们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7月2l日，在军队声势浩大的支援下，“百万雄师”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并开始扫除造反派的据点。 “百万雄师”正处于强势之上，他们所到之处，造反派迅速逃走，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挡，就把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拔除。到7月22日为止，武汉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百万雄师”打垮了造反派，统治了武汉。

武汉的一般居民是基本同情“百万雄师”的。因为“百万雄师”要维护社会秩序，而造反派要搞乱社会秩序，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然盼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他们支持和同情“百万雄师”的基本心理。

“七二零”事件发生后的7月20日到24日，武汉市各界人士也纷纷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支持“百万雄师”的革命行动。

当武汉的“百万雄师”欢庆他们的胜利的时候，北京却认为这里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7月25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群众的盛大集会，林彪亲自出席，愤怒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示威游行。在此巨大的压力下，“百万雄师”撑不住了，终于在7月27日宣布解散。

“百万雄师”解散后，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仍登载有大量赞美“百万雄师”的文章，于是上级下令，将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全部销毁。据说现在已无法找到这5天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了。

关于这次“百万雄师”胜利大游行，还有一个件插曲。周恩来于7月20日下午紧急飞往武汉，准备在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可是周恩来的行踪被泄密了。20日下午，25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大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众人站在跑道两边，大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据随周恩来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回忆说：【飞机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看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

“百万雄师”的告状人群，使周恩来的飞机无法降落，只好改飞到另一个临时机场降落，使周恩来被困了好几个小时。

这里再交待几句后来的事。“百万雄师”解散后，武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百万雄师”的彻底垮台，让造反派的“三钢三新”轻易取得了胜利，但造反派内部马上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抗“百万雄师”的时候，“三钢三新”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是当“百万雄师”这个敌人消失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立即凸显出来，“三钢三新”很快分裂成两派：“钢派”和“新派”。

陈再道倒台后，新成立的武汉军区比较倾向于支持“新派”，于是“新派”成了新的保皇派，“钢派”成了新的造反派，这新的两派又开始武斗，又开始新的一轮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夺权斗争，这种现象就是当时所谓的“翻烧饼”。

文革的夺权，大多数演变成这种翻来翻去的“翻烧饼”闹剧。毛泽东没有预想到造反派的思想觉悟这么低，与他的期待相去太远，这也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内因之一。到了1969年，毛泽东不得不宣布取缔一切群众组织，不管造反派、保皇派一律取缔，这才停止了这场“翻烧饼”的夺权闹剧。

我们再说百万雄师批斗王力的情况。百万雄师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连推带拖把王力揪下卡车，然后王力被反剪着的双手，拉到四号楼的楼梯边阳台上示众，在这里开始对王力进行批斗。

百万雄师的人先把王力的军帽夺走，军装上的领章撕了，后来又把王力的军装扒掉，再后来又把王力的衬衣扒掉，最后连外裤和汗衫也扒了，只剩下一条短裤，鞋子也被弄走。好在当时天气特别热，打赤膊也问题不大。同时，对王力又是一顿拳脚，王力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左眼被打得肿起来，膝盖软骨被打伤，左脚趾被踩成骨折，这算是给王力一个下马威。

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让王力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楼下的众人。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有人把扩音器和录音机放在王力面前，让他当众回答问题。一个人拿起话筒说：【王力，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的‘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

王力说：【我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武汉的群众问好!我们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

王力在关键时刻，还能沉得住气，问题回答得不卑不亢。那人又问：【王力，你说“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

王力说：【百万雄师的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

这样的回答，“百万雄师”当然不能满意，于是他们立即向王力进行了一阵咒骂。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拿出一份传单，内容是中央收回“四点指示”，让王力签字，被王力拒绝。

就在这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赶来了。钟汉华急得语无伦次，捶着自己的身子喊：“你们不能这样干哪!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啊!你们绑我好了。”

众人根本不理钟汉华。钟汉华尊为武汉军区政委，名义上是武汉军区的最高负责人，地位比陈再道还要高一些，但在关键时刻，他说话根本不顶用，没人听他的。钟汉华见众人不理他，又给众人作揖，甚至磕头劝阻，但还是没人理他，倒是有人嘲笑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后来钟汉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被人背走。

这时，武汉军区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这一派主张把事情继续闹大。另一派是军区政委钟汉华，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他们主张赶紧停止闹事。

（55）

本来钟汉华也是倾向于闹点事情出来的，但他没想这些人居然把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绑架了，这可把钟汉华吓坏了，赶紧来救王力，可是根本没人听他的话，搞得堂堂的政委给部下磕头作揖。到了关键时刻，谁说话算数就显现出来了。武汉军区听陈再道的话，不听钟汉华的话。

在这紧张的时刻，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29师警卫营和三个连的战士赶来了。前面提到，张昭剑在东湖宾馆为了给王力挡拳头，被打断了肋骨，他是忍痛赶来的。

按照道理，29师属于武汉军区领导，张昭剑应听从陈再道的命令。不过张昭剑是机灵人，他马上从这场混乱中，嗅到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他给武汉空军司令部打电话，询问情况摸底。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说：“武汉军区的问题大了，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立即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我听空军的。”

张昭剑摸到这个底，心里也有底了，他知道现在救王力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带着29师警卫营外加三个连的人赶了过来。张昭剑虽然也是政委，但他这个政委说话是有人听的，不像钟汉华那样的空头政委。

张昭剑赶到后，立即下令，一个连控制大门，另外一个连控制侧门，其余的人控制四号楼。29师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插入四号楼，控制了所有的楼梯。战士们臂膀紧紧挽起来，结成了一道人墙，把楼梯拦腰截断。

“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都在院子里看批斗王力，在楼上揪王力的人很少。没想到29师的几百名战士突然插进来，截断楼梯，这样就把“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与王力隔绝了。

“百万雄师”的人开始向四号楼上冲击，骂29师的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几百名战士硬是用身体阻挡住“百万雄师”的冲击，有的士兵被打成重伤，但“百万雄师”始终没有冲过去。

在楼上的少量“百万雄师”，敌不过大量冲上来的29师士兵。张昭剑提出让王力暂时休息，“百万雄师”的人只好同意，于是张昭剑让人把王力送到二楼的一件小房子里休息，而“百万雄师”的人也跟了过来，继续在小房子里围攻王力。

忽然窗户“哐当”一声砸破了，一个独立师的战士砸开窗户跳了进来，原来他们在下面搭起人梯，爬了上来。这个战士举起冲锋枪，把枪口对准王力。就在这时，警卫营长乐庆祥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枪口，厉声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那战士还要动手，乐庆群说：“你现在要打的不是王力同志，是党中央!要打你就先对我来吧!”看到乐庆祥这种坚决的态度，那个战士把枪收了回去。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天气又极炎热，双方都累得精疲力竭。张昭剑乘这个时候说：【现在军区食堂预备了饭，现在大家先去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来谈判。】

（56）

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也又累又饿，于是他们接受了张昭剑的建议，只留下二、三十个人监视现场，其余人都去吃饭了。这时候，29师的战士三三五五地走过来，与这些留下来的人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人包围控制了。

乘这个时机，29师的几个战士扶着王力悄悄下楼，坐上早已隐蔽在楼后面的一辆吉普车。这时军区大院的侧门也已经被29师控制，所以吉普车顺利开出军区大院，一直开到29师师部驻地。

这时留下监视的人发现王力跑了，喊叫：“王力跑了!”可是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正在食堂吃饭，留下的这些人根本阻挡不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王力跑了。

29师师部驻地的后面，是一座名叫洪山的小山。山并不高，但长满密密麻麻的灌木林，荆棘夹杂其中，人很难上去。王力被救到

29师师部后，张昭剑考虑，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他要把王力隐藏起来才行。隐藏在师部里肯定是不行的，这次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也来到29师师部，于是张昭剑灵机一动，就带着王力和王振英，爬到后面的小洪山上躲起来。

果然，张昭剑他们三人才走不久，“百万雄师”的三十多辆大卡车冲进了29师部，逼29师交出王力。29师的人说王力不在这里，“百万雄师”不相信，就在把29师师部搜查遍了，也没找到人。不过几万“百万雄师”的人把29师师部团团围住，继续在附近搜查，他们总以为王力躲到某所房子里去了，没想到王力躲到山上去了。

张昭剑、王力和王振英硬着头皮爬上山，浑身被荆棘划了很多血口子，他们三人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张昭剑悄悄下山，到29师下属七连的驻地，把王力悄悄转移到七连的驻地。在动员七连的战士去救王力以前，张昭剑让战士们每人先写《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司令部!有我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当王力见到来救他的战士们时，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战士们被“钦差大臣”的话感动了，纷纷向王力递上自己的《决心书》，请王力转交给毛主席。王力紧握战士们的手说：【一定到北京转呈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此可见，王力在群众面前，始终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讲话的。其实毛泽东并没有给王力“钦差大臣”的权力，王力过分行使了他的权力，这也是王力在一个月之后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张昭剑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在救出王力之后，又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张昭剑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立了大功，很快被提升为陆军17军政委。不过粉碎四人帮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铁道兵司令员，当年支持陈再道的牛怀龙和蔡炳臣也都跟着升官了，而反对陈再道的张昭剑就靠边站了。

（57）

前面交待了“百万雄师”绑架和批斗王力的情况，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共高层对这件事的反应，首先当然是毛泽东的反应。关于毛泽东反应的细节材料很少，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只是海军政委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概要地提到了几句。李作鹏和杨成武一样，以保护毛泽东为任务，随毛泽东一起到武汉，他们都没有上街和群众见面。

李作鹏回忆说：【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突破警戒线，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不是还要来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地紧张。】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群众在宾馆闹事，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群众到中南海门前示威抗议，那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群众，从来没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在行动上没有指挥，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关于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则来自陈再道本人的回忆。陈再道说：【毛主席很快就感觉到武汉事件不是我搞的，当时他就在武汉嘛，那些闹事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在武汉。可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毛主席以为群众和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一连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了，历史真是在捉弄人呀，跑来跑去跑到贼窝里来了。”】

【但是，毛主席马上弄清真相后，立刻下令：“不要把陈再道弄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没有反对我，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当场我就给毛主席下跪了，我说：“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是忠于毛主席的呀!”我这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现在关于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中“连夜转移”的戏说文学作品很多，细节都大都是根据上述这些梗概编纂出来的，不足为信。我们只能根据后来的各种事实，来推测毛泽东的反应。

首先，7月20日早上王力被绑架的事情，肯定在第一时间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包括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内的一千多人闯进宾馆，把“钦差大臣”抓走。这种事情按照常理来判断，肯定是“造反”了，所以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陈再道造反了，我被劫持了。”

（58）

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冲进东湖宾馆是冲着他本人来的，抓王力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真正的对象是他自己，所以毛泽东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

毛泽东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北京方面求援。7月20日一大早，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武汉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20日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了。”

毛泽东受到兵变的威胁，这是绝密的事情，消息绝不能轻易外传，所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只有林彪、周恩来两人知道。他们两人紧急商议，结论是毛泽东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同时决定，周恩来紧急飞往武汉，亲自帮助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

有人说：毛泽东本来不愿意离开武汉，是经过林彪和周恩来再三劝说才离开的，这种说法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毛泽东早就想离开武汉了，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他本人继续亲自坐镇武汉，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促使矛盾更加激化，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毛泽东之所以不能立即离开武汉，是因为领袖的面子问题。

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全军最高统帅，如果遇到风吹草动就立刻离开，别人就会以为毛泽东是胆小逃走。这种胆小怕死的形象，对于领袖来说，是致命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必须等到别人来“劝他”之后，才能离开。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就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遇到这样情况，也必须这么做。

林彪和周恩来都明白毛泽东的这个心思，知道毛泽东表示“不愿意离开”，实际上是在等他们去“劝”，给毛泽东铺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可是江青却不明白。江青得知武汉的紧急消息，吓得要命，她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赶紧离开武汉，毛泽东表示不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江青非常担心武汉局势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江青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毛泽东不愿意。林彪对江青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你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送去。”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的回忆稍有不同，邱会作回忆说：【7月20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林总还交代，要你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去。”】

（59）

【20日下午4时，我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总。我先见叶群，叶群和我谈了一阵子，她说：“今天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去武汉了。”叶群还说：“江青哭哭啼啼地来找林总，要死要活求林彪和我亲自去武汉保证主席的安全。林总写了一封短信，劝主席速离武汉，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字，林总决定派你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汉固守待援。”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综合上面几个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把事情的经过理顺如下。

(一)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商议，劝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这时他们两人并没有叫江青来参与此事，这个决定是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做出的。这点叶群说的很清楚：“今天上午总理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

(二)江青得知此事后，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劝他立即离开，毛泽东不同意。

(三)江青着急，马上找林彪，说她准备亲自去武汉。

(四)林彪不同意江青去武汉，请江青去和周恩来商量。

(五)江青找到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动身去武汉。周恩来说林彪的意见是对的，江青不能去，周恩来让江青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六)江青写好信后，周恩来已经动身去武汉了，不在北京了。江青此时还是不放心，又哭哭啼啼地去找林彪夫妇，请林彪夫妇也去武汉保卫毛泽东。

(七)林彪不同意去武汉，但答应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劝毛泽东离开。林彪立即写一封短信，江青也在上面签字，林彪派邱会作去武汉送信。注意这里有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江青单独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江青在信上签名。所以邱会作临走时，叶群交给他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应该放着这两封信。

(八)当晚6时，邱会作带一个医疗小组，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武汉。再此之前，周恩来已经在下午3时50分，乘飞机去武汉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20日下午3点多钟，我们和周恩来就乘车去西郊机场。机场上停着待飞的3架飞机，有1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2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战士。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行大约40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群众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60）

【飞机在山坡机场着陆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说那里的人已离开机场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周恩来怎么由王家墩机场去东湖宾馆的事情。武汉城里交通很乱，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我们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叫声震耳欲聋。】

【我们来到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楼，谢富治和几名负责同志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诉说7月20日的事情。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当天深夜2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第二天上午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根据上面高振普的回忆，以及结合其他材料，我们把周恩来的行踪理顺如下。(一)周恩来下午20日3时50分从北京起飞，他带了中央警卫团两个中队，3百多人，分成3架飞机飞往武汉。(二)周恩来去武汉的消息被泄露，王家墩机场被“百万雄师”占领，周恩来一行人改在一个军用机场临时降落。(三)周恩来本打算从军用机场乘直升飞机直接去东湖宾馆，但大家反对，于是他们等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走后，再次乘飞机返回王家墩机场。(四)周恩来把随行的300多中央警卫团战士留在机场，自己带几个随从，乘两辆普通的吉普车进城。据其他材料介绍，周恩来换了普通的军装，戴上墨镜，打扮成普通军官的样子。

周恩来这样做，虽说看似危险，但实际上反而安全。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进城，应该是乘坐高档轿车，前有大量军人开道，后有大量军人殿后，浩浩荡荡地进来。没想到周恩来只乘坐普通军官做的吉普车，悄悄开进了东湖宾馆。

(五)周恩来依然住在他过去住的百花一号楼，这里距离王力被绑架的百花二号楼只有100米左右。这里周恩来也要摆出大无畏的领导人气概，这样才能赢得部下的敬佩。

(六)周恩来入住后，谢富治、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等人立即向他汇报情况，他们开会共同商议好毛泽东撤离武汉的方案。

(七)周恩来与众人商议好撤离的方案后，才去找毛泽东，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因为这样周恩来就可以说，请毛泽东立即转移，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武汉众高官的全体意见。如果周恩来一个人劝毛泽东走，毛泽东的面子还不够，众高官都劝他走，毛泽东的面子就足了。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处处照顾他的面子，于是毛泽东接纳周恩来的意见，立即转移离开武汉。

关于毛泽东是怎样离开武汉的，李作鹏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有“百万雄师”观点的。为了不使别墅内的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的“百万雄师”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回忆说：【7月20日深夜，实际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分乘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我们的车队顺利到达王家墩机场。】

一些戏说历史的书，说毛泽东从武汉慌张逃走，这是不真实的。毛泽东是井然有序“撤走”的，他采用了与周恩来一样的策略，乘坐一辆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吉普车。如果毛泽东乘坐他平时坐的大轿车，一出门就会被人们发现。另外，李作鹏说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这里所谓的“伪装”，是不是毛泽东也像周恩来那样，穿一身普通军装，戴一副墨镜的“化妆”呢?这些就只能猜测了。

毛泽东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先上了停在机场附近的毛泽东专列。这时，邱会作乘坐的飞机也到达王家墩机场。据邱会作回忆说：【我们乘伊尔18专机夜航，于20日晚11时左右达到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21日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杨成武的话，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

【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林总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

【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造反派不是一切都好的。”】

【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

【大约早上7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18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

本来按照中央的规定，毛泽东是不能乘飞机的，但这次破例了，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邱会作还透露一个信息，毛泽东决定乘飞机离开武汉，但到了机场，还没有决定飞往哪里，直到最后才决定飞往上海。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东湖宾馆，继续处理武汉问题。李作鹏回忆说：【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零”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具体工作。】

【我随周恩来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晚上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用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百花别墅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生气了，“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百万雄师’算什么?八亿人民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退出去了。】

陈再道之所以继续对周恩来这么“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为毛泽东还在保他。不过当时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王力”，倒也是实话。因为那时“百万雄师”不听他的话了，29师不听他的命令了，就是独立师，陈再道也不能完全指挥得动。关于陈再道的态度和处分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绑架的王力找回来。鉴于陈再道的态度，周恩来决定临时停止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周恩来给孔庆德和叶明布置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王力找回来。

周恩来派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去找王力，孔庆德听说王力被29师的人救走了，派人去29师查问。29师政委张昭剑因为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领导了，就推说王力不在这里，这样孔庆德就找不到人了。周恩来又派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去找，7月21日下午2时，刘丰找到29师师部，张昭剑信任刘丰，马上说王力藏在他们这里。刘丰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马上把王力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调两个连的士兵接应，29师派一个连的士兵护送，共三个连的兵力护送王力，行动时间在天黑之后。当时“百万雄师”还在武汉街上大规模游行，通往机场的长江大桥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为了不暴露目标，这些人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打出“专揪王力战斗兵团”的旗号，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把王力送到了机场。

找到了王力，周恩来还要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首先周恩来把可靠的武汉空军调进城里，进驻造反派集中几个学校“支左”，意在保护造反派的据点。然后武汉空军逐步从独立师手中接防城里的战略制高点和军事要地，驻在东湖宾馆的独立师也全部撤走，由武汉空军接管。

另外，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以“武汉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支持“百万雄师”的《特急呼吁》，这个我们在前面提过。有人把这份《特急呼吁》反映到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那里，建议独立师立即发一份声明辟谣，蔡炳臣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此置之不理，任其流传。这份由“百万雄师”铅印的《特急呼吁》，很像那么一回事，使群众认为“百万雄师”有军队的支持，大涨“百万雄师”的士气。

对此，周恩来让留在武汉帮助他的海军政委李作鹏，给停泊在武汉长江上的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下令，发表一份《严正声明》。《严正声明》说：【所谓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8201部队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与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论调完全相反。

但老百姓却又开始怀疑，这份所谓的东海舰队《严正声明》，是不是又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所以老百姓对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和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都是半信半疑的。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根本无法判定真假。

接下来是对“百万雄师”的处理，这是最让周恩来伤脑筋的。刚开始周恩来听毛泽东说“陈再道反了”，他也以为陈再道真的造反了。可是到了武汉实地察看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明白，“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陈再道造反，周恩来并不难处理;而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就很难处理了。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陈再道在1979年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他们这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7月19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陈再道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然后“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这也就是说，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义愤”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谢富治和王力的责任，不过是“私自”透露而已，因为这个方针并不是他们制定的。这里，陈再道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指出，造成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原因在于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换句话说，就是周恩来是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肇事者”。

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他的“四点指示”是引发“百万雄师”闹事的“引爆剂”。当然，周恩来有他的苦衷，他本来是不想插手武汉事件的，是毛泽东让他来处理，结果出现这么一种结局，周恩来本人也始料未及。

中共建国后，一直宣传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永远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具有120万人的武汉“百万雄师”，他们的确包括了武汉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因此“百万雄师”的人们就有一种天然的想法，认为他们既然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那么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此，当王力说“百万雄师”是“右派”时，“百万雄师”的人想不通，他们不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不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蒙蔽了。

（65）

据一位“百万雄师”的成员后来回忆说：【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如果是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像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百万雄师”的总部决定，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没有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们就一定要抗争到底。7月20日晚，“百万雄师”干部们召开会议，成立“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拟出具体的行动纲领：【(一)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派人来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二)揪王力问题要通告全国，争取外援;(三)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天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向北京施加压力。】

因此，“百万雄师”每天在武汉街头举行几十万人规模的游行，从7月21日一直持续到7月25日。当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出现时，终于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于是“百万雄师”骤然瓦解，于7月27日解散。

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可是这次他却站到120万武汉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所以周恩来必须处理好“百万雄师”问题，否则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周恩来不再提及他的“四条指示”，而是发出另外的指示：“建议武汉的‘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双方各派出100名代表去北京参加谈判。”

这次，周恩来表示出中立的态度，他要让中央承担把“百万雄师”打成保皇派的责任，他个人不承担这个责任。周恩来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认为“百万雄师”是保皇派，这个结论不是周恩来个人做出的。

因此，周恩来要淡化自己在“七二零”事件中的作用，他要把王力捧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这样一来，人们对“七二零”事件的焦点，关注到“英雄王力”身上，周恩来的作用就大大淡化了。于是，周恩来亲自率几万人去首都机场迎接受伤的王力，并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型游行，欢迎王力的“胜利归来”。

（66）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先把我们送上飞机先飞，然后他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总理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总理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我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

【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

王力不敢提周恩来的名字，推说是林彪、江青干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力也只能这么说。

周恩来对武汉事件处理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陈再道打成反革命，让陈再道承担“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不能把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否则他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当然，陈再道一个人还不够分量，后来又把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放了进去，说“七二零”事件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策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他也知道不能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毛泽东只是指示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陈再道毛泽东还是要保的，而王任重就不保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再道，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在刚开始误以为陈再道造反了，因为毛泽东想不通，那些热爱他的人民，怎么会对他派出的“钦差大臣”造反呢?当毛泽东了解到“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让毛泽东感到非常的失落。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毛泽东的化身，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可是这次武汉人民不再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了，甚至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绑架起来，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人民以后也会不信任他了?毛泽东心中不能不有所思虑。

因此，毛泽东更要把自己淡化出“七二零”事件，因为他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所以毛泽东把“七二零”事件全权交给林彪和周恩来处理。像“七二零”这样震惊全国、甚至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且毛泽东本人也被卷了进去，可是事后毛泽东居然对“七二零”事件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心态。

（67）

对于“七二零”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有不同的想法，前面说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想法，这里再说林彪的想法。

林彪本人完全没有参与或插手武汉问题，所以“七二零”事件的爆发，林彪是没有责任的。不过 “七二零”事件却给林彪带来一个好机会，那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肃清军队内的非林彪派系。

解放军内的派系，可大致分为三大派系：红一方面军派系，红二方面军派系，红四方面军派系。早期的红军有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约12万人，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主要干将有林彪、彭德怀等人。

红二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南省和湖北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湘鄂西边区。红二方面军约2万人，总政委任弼时，司令员贺龙，主要干将有许光达、肖克等人。

红四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鄂豫皖边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总政委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主要干将有王树声、徐海东等人。

这三支红军，基本上完全是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成长与发展，都与毛泽东无关。后来，这三支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合成一只队伍，但这支队伍仍保留着明显的三大派系。1966年文革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红一方面军)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红一方面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红一方面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红二方面军)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红二方面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红二方面军)************************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四方面军)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红四方面军)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人数较多，将领也多，红二方面军的人数较少，将领也少。因此，文革前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布局是比较平衡的，它与当年三支红军的势力布局相吻合。

这样的布局，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林彪来说，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林彪进入中央高层较晚，在此之前林彪只管自己的一支军队，其他军队不属于林彪管，所以林彪与这些军队的将领也就无法建立那种“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友情。

（68）

比如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杨成武在建国后才认识陈再道，那么林彪也应该差不多在建国之后才认识陈再道，这样林彪与陈再道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关系就十分生疏，就无法建立起在个人感情上的信赖关系，这对于林彪控制整个军队，是很不利的。而陈再道这些人对林彪也不服气，被林彪视为军队中的“钉子”，一直希望拔去而后快。

武汉“七二零”事件，陈再道犯了错误，正好给林彪一个拔钉子的机会。于是林彪借着这个机会，不仅要严惩陈再道，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希望借此一举拔除军队内非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尽管遭到毛泽东的阻止，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广州军区司令员：丁 盛(红一方面军)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红一方面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红一方面军)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红一方面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红一方面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红四方面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红四方面军)装甲兵司令员：陈宏(红四方面军)

在新的势力布局中，红二方面军的势力全军覆没，这也与贺龙的倒台有关。红一方面军的势力增加，红四方面军的势力减弱，要不是毛泽东保护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红四方面军的势力也可能会全军覆没。毛泽东为了平衡军队中的势力，不让林彪的势力过大，所以他不能让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都被打倒，陈再道也就要“保”了。

7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7月22日下午，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周恩来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力和谢富治塑造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周恩来的飞机比王力的飞机早降落一些，周恩来下飞机后，马上在机场主持欢迎仪式，迎接王力和谢富治，到机场欢迎王力等人的还有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因为王力本身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另外，还有几千人的红卫兵队伍夹道欢迎。

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王力因为脚部受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欢迎的人们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同志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7月23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又代表周恩来去钓鱼台慰问王力，并向王力赠送毛主席塑像。

在处理陈再道这方面，周恩来与林彪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打倒陈再道这个毛泽东的嫡系，对林彪和周恩来都有好处。7月22日，林彪主持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中央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

（69）

并做出三个决定：第一、以中央的名义立即调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对两人进行撤职处分;第二、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第三、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公告》，挽回武汉军区“叛军”的形象。

林彪主持的会议为武汉军区起草的《公告》说：【“七二零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和周恩来起草的《公告》，有三个要点：第一，武汉军区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行动是叛变行为;第二、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第三、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

林彪和周恩来把他们的会议结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会议的决定，没有异议，只是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此时毛泽东也很清楚，处理这次“七二零事件”，必须打倒陈再道，不打倒陈再道就无法向群众交代。

这时，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陈再道，他就要亲自做出打倒陈再道的指示，那样陈再道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毛泽东让林彪和周恩来处理“七二零事件”，让林彪和周恩来打倒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给陈再道留一条后路，让陈再道被打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这样一来，陈再道先被林彪和周恩来打倒，然后毛泽东再把他救出来，这样陈再道就会对毛泽东感激涕零，继续为毛泽东所用。

王任重虽然参加革命也较早，但王任重过去一直是文官，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毛泽东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他对王任重这样的文官并不珍惜，因为很容易找到取代王任重的文官;而毛泽东对陈再道这样的武将就很珍惜了，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想找到一个陈再道那样会打仗的武将，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要保陈再道，王任重就不保了。

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70）

这次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讲话，两人都表现得比较低调。这是林彪唯一一次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有人因此说，这是林彪有野心的表现，他想要享受这种领袖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对林彪内心想法的推测，根据是不足的。

这次林彪上天安门，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由于武汉的“百万雄师”公开声称，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公开表态，他们就要顽抗到底。所以林彪有必要上天安门，进行公开的表态，这样“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从7月26日开始，在京西宾馆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林彪委托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周恩来没有忘了陈再道多次对他当面顶撞，这次周恩来要借机教训一下陈再道。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邱会作回忆说：【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另一句是“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等人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个耳光，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秘书和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

这次，林彪和周恩来都想严厉处罚陈再道，可毛泽东出面制止他们进一步对陈再道的批斗。据吴法宪回忆说：【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这次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毛泽东这封信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泽东特别说“你们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意思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要打倒陈再道的，而是“你们”要打倒陈再道。

此后，“七二零事件”不再被人们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

（71）

文革中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全称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搞过两次。第一次“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发起的，1967年1月配合“全国全面夺权”运动，在军队内掀起“揪军队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当时的军队内，最大的当权派就是林彪，主要的大权都掌握在林彪手中，因此“揪军内当权派”，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林彪。所以林彪想方设法地抵制毛泽东的“揪军内一小撮”，终于使毛泽东放弃了对林彪派系夺权的计划，暂停“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暂停了“揪军内一小撮”，而林彪却又搞起“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7月发起第二次“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林彪为什么要发起“揪军内一小撮”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典型事例：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关系。

据陈再道本人回忆说：【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主席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我叫到他面前，给我交底，说：“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从陈再道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非常信任他的，很明确地向陈再道交底说：“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分子的话，你听谁的?”，陈再道则说：“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陈再道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指挥，其他谁都不认。陈再道靠着毛泽东撑腰，不仅敢当面顶撞周恩来，林彪的帐他也不买。这样一来，林彪要想完全控制军队，就必须拔掉陈再道这样不听他指挥的人。以前林彪没有机会，现在陈再道自己跳出来，正好让林彪如愿。

前面说过中共的军队，是由三支各自独立的军队组成：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这三支红军在各自的地盘上独立发展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可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三支红军合为一支红军，这样问题就来了：谁来领导呢?

（72）

1936年10月，中共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但张国焘兼任红军总政委。因为红军总政委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张国焘的实权与毛泽东相当，毛泽东根本领导不了张国焘，因此张国焘就成为毛泽东掌控军队的最大困难。特别是张国焘这个人，具备最高领导人的资质，各方面并不输给毛泽东。当时红军的人都看得出来，将来能够领导中共的，不是毛主席，就是张主席。

张国焘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如果在陕北长期呆下去，非跟毛泽东火并不可。因此张国焘提出在甘肃和宁夏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派出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张国焘的想法是，一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他就可以离开陕北去新的根据地发展，避免双方的火并。后来张国焘的西路军失败，属于运气不佳，苍天不作美。

张国焘的才智，还表现在他具有远见性的审时度势水平。当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马上知道自己输了，毛泽东赢了，自己再呆在陕北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国焘做出一个让人预想不到的计划：出走。张国焘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出走，引起中共内部的巨大震惊。当时张国焘出走在中共内部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后来林彪出走引起的震惊。张国焘的这个“出走”，使他得以善终，一直活到1979年。林彪后来的“出走”，有很多程度也是模仿张国焘的“出走”。

毛泽东当然清楚张国焘是他所遇到最大的竞争对手，后来美国作家斯诺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时问：“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张国焘对毛泽东也是很了解的。1968年10月，美国政府派官员向住在香港的张国焘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美国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总是很难理解。张国焘说：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还对文革的走向提出预测：【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激进派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考虑到张国焘的预测是在1968年，他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73）

张国焘这个毛泽东领导不了的人“出走”之后，毛泽东收编了张国焘留下的残部，此后毛泽东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控军队了。尽管红二方面军的掌门人任弼时，并非毛泽东完全领导得了的，不过红二方面军的势力比较弱小，对毛泽东的威胁不大，而且任弼时早在1950年病逝，更是客观上帮了毛泽东的忙。因为任弼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很高，1945年中共“七大”上，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如果任弼时活到文革，那么毛泽东就会有不少的麻烦。

林彪要想完全掌控军队，也要除去他领导不了的人。林彪领导不了的人，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第一个是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元帅，第二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对于这两个人，毛泽东一直把他们放在“替补队员”的位置上，虽然现在没有重用，但随时可能重新出山。因此，林彪在军队中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贺龙和徐向前，林彪要拔掉这两个最大的钉子。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钉子，比如陈再道、许世友等掌握兵权而林彪指挥不动的高级将领。

有人说：“林彪这样做，正好证明他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谁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领导这个单位，而一些不听话的人，是阻碍实现自己意志的障碍，当然是拔去后快的。林彪这种心情和做法，毛泽东一样会有，周恩来也一样会有。周恩来领导国务院，也要设法除去张春桥等妨碍他的钉子。因此，林彪想要除去军队中不听话的人，不过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不应该对林彪提出特别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应该上升到“篡党夺权”的高度。

借着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机会，林彪开始启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排除军中的异己分子。林彪对武汉问题讲话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一来，本来局限于在武汉军区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后来说：【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零事件’是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其实“七二零”事件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中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而逐步在中央内部逐步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党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这才是最惨痛的教训。】

王力的说法是中肯的，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正是借着“七二零”事件膨胀起来的。这次林彪搞“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是学毛泽东，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取非林彪派系将领的权。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中，军队中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垮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从此以后，军队中就形成一支在林彪控制之下的群众组织，林彪依靠自己的这支群众组织，对非林彪派系的将领“造反”，进而夺权。

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军内的造反派垮了，“三军革命派(军内支持林彪的群众组织)”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的学生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依靠北京“学生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

邱会作也回忆说：【三年以后，也就是1970年5月13日，那天天气很好，叶群建议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从西山坐了一辆面包车去的，我们先到叶群后到。叶群笑着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这次，林彪利用他控制军内的群众组织，先制造舆论。这些群众组织马上在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声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这些大字报说：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而“揪军内一小撮”则是文革的“第三战役”。在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第三战役中，林彪想要揪出的是贺龙和徐向前两个元帅，这两个人倒台的话，林彪在军中就真正站稳了。

先说林彪对徐向前的进攻。因为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领导，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陈再道与徐向前联系起来。吴法宪等人公开散布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军内的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在北京城里游行示威，在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标语的同时、也打出“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并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把徐向前看成是一个要想拔掉的钉子，毛泽东对徐向前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据徐向前回忆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而且让徐向前“大胆地干”，这个问题，让徐向前想了很久。徐向前听得出来，毛泽东让他“大胆地干”，这个“大胆”明显就是针对领导军队的林彪去的。但徐向前又拿不准，毛泽东真的会反对林彪吗?毕竟林彪是他的亲密战友呀。徐向前前思后想，始终没想清楚，所以徐向前始终没敢做出明显的反林彪的动作。

（75）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是把徐向前作为遏制林彪在军队中势力的一个有力棋子。针对林彪对徐向前发起的攻势，毛泽东发出了“保”徐向前的声音。196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纪念日，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出席这个招待会的高级将领，就表示“没事”，而没有出席的高级将领，就意味着“有事”，就有可能要被打倒。

这天周恩来给徐向前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也要出席。】徐向前出席这次招待会，意味着毛泽东是“保”他，所以徐向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将军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67年8月6日，南京的造反派借着“揪军内一小撮”的东风，要揪许世友，许世友躲到大别山里去了，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并筹备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保许世友的信号。8月18日，毛泽东派人把许世友接到上海，亲自召见了他，据说许世友当场给毛泽东下跪，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毛主席。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许世友交谈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是非同一般的，以后就没有人再找许世友的麻烦了。

对于林彪要想拔掉的另一个钉子贺龙，毛泽东就没有“保”了，贺龙没有出席这次“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对贺龙的处理，一直是很犹豫的，因为贺龙曾经和刘少奇走得很近，这点与徐向前完全不同，这是毛泽东不保贺龙的一个原因。但毛泽东最初的本意是“火烧”一下贺龙，并没有想“打倒”贺龙。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

可是林彪发起打倒贺龙和徐向前的动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此时毛泽东的重点进攻目标是周恩来，还需要林彪的配合，所以要给林彪一些“甜头”，让林彪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所以，毛泽东在“保”徐向前的同时，就“不保”贺龙了，让林彪打倒贺龙，使林彪感到一定程度的“如愿以偿”。

“七二零”事件后不久，中央就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开始着手打倒贺龙的准备。同时，林彪利用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对贺龙派系的高级将领进行批斗和夺权。例如，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是贺龙派系红二方面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七二零”事件后不久的8月14日，一群“三军革命派”冲入许光达家中，撕去他的领章帽徽，将他逮捕，关押到装甲兵招待所。从此许光达失去自由，一直被关押批斗，1969年5月去世。1969年6月，贺龙也在关押中去世。

（76）

陈再道、许世友和许光达同是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毛泽东却一再保他，而许光达没有犯什么错误，毛泽东也不保他，这就反映出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出身将领的不同态度。当然，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让林彪满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给贺龙平反了，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这次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因为林彪的这个口号，从客观上讲，完全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精神的“积极贯彻者”，所以它在理论上得到文革小组的支持。

从实际情况来的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大多数对军内的老军头极为不满，因为这些老军头仗着自己的老资格，看不起文革小组的小字辈，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非常高兴，他们也想打倒这些人而后快，所以做出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从1967年7月25日开始，《人民日报》借着“七二零”事件的东风，不断登载各种文章，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8月1日纪念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为此发表了社论，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并没有理会到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有深一层的意思，被林彪“利用”了。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急忙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泽东发出指示后，报刊上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据王力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后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后，徐向前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彻底垮台。这次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再重组，而是转而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军委办事组”，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获。

1967年8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军委办事组”，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以前的中央军委正、副秘书长，直接掌控军队的大权。军委办事组的正组长最初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组员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这样“军委办事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军内的控制力骤然大增。

（77）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有所变化，他认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过保皇派，是因为有军队在背后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别是给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显，造反派只有简陋的自制武器，而保皇派却是各种武器齐全。对此，毛泽东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造反派发枪。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并不是通过他自己直接说的，而是通过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由江青转述出来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尚没有透露出来，但信的大意是“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据王年一先生说：【毛泽东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民武装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武装左派”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泽东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王年一先生说他有毛泽东这封信的复印件，可惜他没有公开出来。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呢?这个原因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过程，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

【我向林彪、叶群报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宾馆后，许多穿着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叶群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林彪则默不做声。当夜，叶群拉着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亲自到京西宾馆，坐车绕着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给那些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军内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撑腰打气。】

【“八一建军节”前后，北京街头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第二战役;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战役”的开始。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武斗更加升级。】

【林彪问：“抢枪的情况很多吗?”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对有些部队的枪支被抢似乎很注意。

我回答说：“从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经发生抢枪的情况有五个省，看来还在蔓延。”

林彪说：“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

（78）

【接着，林彪口述了给主席的信，我作了记录，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述这封信后，让我誊清，立即送钓鱼台去给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时为什么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规矩，我去钓鱼台前须先经叶群点头。叶群听说后非常同意，催促说：“这样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钓鱼台16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看完信，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音，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唯独没有江青。】

【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后，才由陈伯达落笔。他们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给了我。我拿回来仔细一看，他们改动之处并不多，而且在我看来，那几处改动也无关紧要，何必这样郑重其事呢?】

【林彪对钓鱼台对他信稿的改动，既无称赞，也无不满，双方都是作作姿态，无需过分挑剔。林彪又让我把信稿重誉一遍，立即派人坐飞机把这封由他签名的信送往上海。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封信，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毛泽东这时还要顾及与林彪的关系，不能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的自尊心很强，受不了这个。所以毛泽东就旧技重演，又给江青写一封信，间接地表达他与林彪的不同看法。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写给江青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是在一张纸的正反面都写的。当时江青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

（79）

【林彪在此之前刚刚给主席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对于林彪提到的实质性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并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主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装。】

【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这与主席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我不是提倡武斗，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另据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袖之一戴维堤回忆说：【鉴于“北航红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首次明文规定要给左派发枪，以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该决定说：【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区和人民武装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枝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

不过这场“给左派发枪”的行动，很快就嘎然而止了。对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左派发枪”呢?这要从毛泽东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本质是夺权，但毛泽东所谓的“夺权”，并不是仅仅把权力夺过来，然后一切按照旧的章程办，按照老的一套办，国家机器还是老样子。毛泽东的“夺权”是要创造一套新的国家机构，建立一套与过去传统旧体制截然不同的新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国家。

在毛泽东的新国家机构设想中，军队的改革是重点中的重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学说。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官吏，没有职业军队，没有职业警察，没有职业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会方式。马克思反对建立国家军队，即所谓的“正规军”，提出用“人民武装”来取代它。

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公民持枪，是谁都可以拥有枪支的“人人有枪”社会。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有人有枪，有人没有枪，那就像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一样，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枪的人在没有枪的人面前，具有极大的优势和特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废除这种“枪”的特权，实施“人人有枪”的“人民武装”体制。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武装”。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拥有武器的，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固有观念：老百姓不应该拥有枪支武器，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因此，很多中国人对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国家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枪”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下大乱。

在旧中国，只允许军队有枪，禁止老百姓有枪。这样没有枪的老百姓，在有枪的军队面前，是完全没有平等可言的，也是无法抗衡的。因此在旧中国，掌握“枪”的军人，就有了绝对的特权，就可以控制和掌握政权。而对于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社会来说，掌握“枪”并不是军人的特权，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军人执政的军政府。

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一个给老百姓“发枪”的领导人，肯定是头脑发昏，肯定要天下大乱;而按照美国的思维，给老百姓“发枪”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枪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这里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给左派发枪”。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人人有钱，同样要人人有枪。

有人总担心“人人有枪”会导致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就一直人人有枪，但美国从没有天下大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乱的国家，都不是人人有枪的国家。如果以为禁止老百姓有枪，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要改造中国的军队，改造的思路就是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新中国建国以后，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军思想，一种是“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这是模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一支“国家正规军队”，培养一批职业军人。另一种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也就是“人民军队”思想，毛泽东一贯反对军队搞“专业化、正规化”。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四清”运动，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显然与“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背道而驰，接近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大量民兵，民兵持有大量的枪支。文革武斗时最初的一批枪支，都是从民兵那里来的。毛泽东建立民兵的思想，让人民掌握一部分武装，也是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所以有不少人把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只能理解为“胡闹”。

上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解释，是要说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并不是“胡闹”，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行动。接下去我们要讨论促使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契机和结果。在此之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需要澄清。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中的武斗是毛泽东有意挑动和煽动起来的，不少人撰文引举种种事例，特别是“给左派发枪”等，作为毛泽东主动挑动或煽动武斗的证据。但这些人的文章都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煽动武斗?武斗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武斗对毛泽东并无好处，因此毛泽东主动挑动、或者有意煽动武斗的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之一的论调，是把文革的“天下大乱”，解释为“毛泽东有意把国家搞乱”。可是这个国家并不是别人建立的，正是毛泽东自己出生入死、花费几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起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为什么自己又要有意去搞乱它?这个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文革的“天下大乱”，不是毛泽东有意搞乱，而是被迫乱了的。

不合常理之二的论调，是把文革中的“武斗”，解释为“是因为毛泽东为了夺权”。毛泽东要夺权是不假，但能够用“文斗”夺权的话，武斗就没有必要。孙子兵法第一条，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作为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够用“文斗”来夺权，就尽可能用“文斗”来夺权，用到“武斗”夺权，那是出于迫不得已，并非毛泽东主动或者有意想要这么做。

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并不是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时就提出了，而是一年后的1967年7月，文革开始一年多之后才提出来。文革的武斗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武斗”的前身是“暴力批斗”。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和群众对“黑五类”、“黑帮”等“坏分子”进行批斗的时候，就有使用体罚、打骂等暴力行为。不过最早的“暴力批斗”，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四清”时就出现了戴高帽子，打人，罚跪等“暴力批斗”行为，据说文革中的“喷气式”，还是王光美在“桃园经验”时搞出来的。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后两个月再次去武汉，与新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人，就“暴力批斗”等问题做了长篇谈话。毛泽东说：【体罚这种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红卫兵和造反派对“黑五类”和“黑帮”的“暴力批斗”，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对于造反派在揪斗老干部时的“暴力批斗”，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

【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挨打、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那么，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是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没人能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说：【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就要整你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

【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文革中的“暴力批斗”继续发展下去，就发展成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了。最初的武斗，只是拳脚，后来发展到棍棒，再后来发展到短刀长矛，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

虽然毛泽东以前就有“人民武装”的概念，但建国以后的军队和民兵，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事组织，还没有一支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之外的军事组织。而“给左派发枪”，这就意味着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这个尝试太大胆了，弄不好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因此毛泽东对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也是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动这个念头。不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最终让毛泽东下了决定，豁出去给左派发枪，搞真正的“人民武装”。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想法，应该是在武汉形成的，促成毛泽东这个想法的关键因素是他对军队的失望。在发起文革之前，毛泽东对军队是寄予厚望的。当时毛泽东认为地方上的干部，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大，革命意志已经消退，甚至出现腐化堕落，而军队的干部由于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小，仍有较高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希望军队干部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

毛泽东刚开始对林彪寄予厚望，但不久林彪的表现就让他失望了，林彪并不支持文革。之后，毛泽东又对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官，比如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嫡系的人，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可是陈再道这些人也让毛泽东失望了。在武汉，毛泽东敦促陈再道转变立场，积极支持文革，可是陈再道却勉强应付，甚至纵容“百万雄师”闹事，反过来想要促使毛泽东转变立场，想要敦促毛泽东停止文革。

经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毛泽东对军队彻底失望了，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这意味着四分之三以上的军队不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样一来，毛泽东依靠军队搞文革的设想，事实上完全落空了。

如果把当时的党中央也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是造反派，而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元老则是保皇派。在势力方面，保皇派占绝对优势，他们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都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毛泽东代表的造反派，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只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支持力量，只剩下群众造反派这一支力量了。因此，武装群众造反派，建立一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可以控制的“第二武装”，成了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最后赌注。如果这支“第二武装”建立不起来的话，毛泽东的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这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局。所以，毛泽东最后的冒险，就是给群众造反派发枪，建立一支党内元老们控制不了的新的武装力量。

对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决定，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极为担心，也是极为关注的。首先，林彪受到的威胁最大，一旦有了“第二武装”，不可避免地要与他这个“第一武装”的掌门人发生冲突。因此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间接地劝毛泽东放弃给群众发枪的决定。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林彪的意见，而是用给江青写信的办法，间接地坚持自己给群众发枪的观点，坚持建立“第二武装”。

而周恩来的对策，和以前一样，不是阻挡这股洪流，而是顺势引导。毛泽东要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二武装”，周恩来就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三武装”，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周恩来给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发枪的由来。

“北航红旗”是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中，最亲近周恩来的一个组织。在北京1967年5月出现“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后，“北航红旗”是第一个带头公开声明支持周恩来的。下面引用一段“北航红旗”领袖之一的戴维堤，回忆他们保卫周恩来的一段细节。戴维堤说：

【1967年9月9日，我当“北航红旗”保卫部长，参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的庆祝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韩爱晶(“北航红旗”头头)让我带领着北航600个学生负责保卫工作。周总理在主席台上，还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总理后边，江青没有到场。】

【这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了，说今天是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今天大会的宗旨就是要“砸八一”，废除“八一建军节”，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纪念日9月9日为“建军节”。接下去的人发言说“秋收起义”多么伟大，将“八一南昌起义”说成是国民党军阀的政变行为，所以不能代表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烈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

【当时我离主席台很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非常难看。“废八一”根本没有和周总理商量，直接就在大会上提出了。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周总理讲话。记得总理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刚得到通知，来晚了。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参加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但关于改‘八一建军节’的问题，我是不同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不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伟大意义，他老人家说过：‘八一’不能砸!”】

【下面的话，我实事求是地说，也许是迫于压力，周总理说：“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我周恩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

来只是一个参加者。

这时候会场里开始骚乱起来，为了平息会场气氛和矛盾，周总理继续接着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周恩来历史上犯了好多错误，但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就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忠心耿耿的。同学们，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呀!”

这时只见周总理把上衣扯开了，露出胸膛来，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些极左派已经把周总理逼成这个样子了。】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下面的极左派就喊：“周恩来下去!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直接要轰周总理下去，他们胆大包天。后来他们许多人直接从会场后边冲过来了，可能要揪斗周总理。

我见事不好，马上指挥北航的六百人，把主席台包围起来。我跳上主席台，护住周总理，大声地喊：“北航红旗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

我对总理说：“今天有坏人，快点离开会场。”这时候韩爱晶、蒯大富也帮我架着总理向外走，这样我就把总理连抱带拖，带出了会场，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不在主席台上。

（85）

出了会场一看，外边人山人海，足有几万人，北京工人体育馆前面的广场站满了人。我大喊着赶紧把周总理的车调了过来，我也顾不得礼貌了，直接护着周总理进了汽车。我和几个同学倒站在总理的汽车前面开路，想让总理赶紧离开。】

【下面又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总理的车没开，总理又打开车门出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多了，面对人山人海，总理说：“同志们，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这样走了就对不起大家。”

总理又对刚刚赶来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能不能搞点稀饭来，我和同学们都饿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那天接连开了四个会。

这个时候保卫部队陆续赶过来，基本上就安全了。后来卫戍区战士用三轮车拉来了几大桶稀饭，我先给总理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总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陪着总理把稀饭喝完。总理喝完粥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了碗底，我和在场的人们都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以上这件历史镜头发生在公元1967年9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北边广场上。】

【我说这段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劳，我想说当时总理被逼到那种程度，他们那帮反总理的极左分子，甚至坏人确实是对总理不礼貌的，甚至想批斗总理。只是因为我们“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们的誓死保卫，才避免了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免遭批斗，甚至更严重事件的发生!】

看了上面“北航红旗”保卫周恩来的片段，就不难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武装“北航红旗”了。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林彪在正面阻拦，周恩来在侧面包围，显然并不顺利，但毛泽东当时还是决心要把“第二武装”建立起来。可是一件大事使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嘎然中断，这就是发生于1967年8月22日的“火烧英国办事处”。

8月22日，失去控制的造反派群众冲入位于北京光华路的英国办事处，把十几名英国外交官打得头破血流，强迫他们向毛主席像下跪，然后放火烧毁了英国办事处的办公楼。这件事也从反面证明，造反派动武打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挑动，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挑动造反派殴打英国外交官的。这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

“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他和中央文革，已经失去了对造反派的控制能力。而且，不仅是毛泽东控制不了造反派，就是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控制不了造反派的群众，成为一支完全失控的，失去理智的民众，这样的民众才会干出“火烧英国办事处”的荒唐事。

因此，在“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再提起“给左派发枪”了，因为此时的“左派”已经失去理智，再给他们发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的命令》，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计划就此终止。

（86）

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的下一个战略，是从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本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武汉，主要目的是预防重点突破夺权发生万一的情况。没想到了武汉后，发生了“七二零”事件的意外。“七二零”事件是在毛泽东计划外发生的，所以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很快把重点转回到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上。

这次毛泽东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首先拿掉了刘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同样，这次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首先也要拿掉周恩来的左右手陈毅。毛泽东7月13日离开北京，7月15日“打倒陈毅”的战役就打响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外交部的文革情况。

外交一直是周恩来的强项，所以中共从一开始，外交都是委托周恩来搞的，比如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谈判等，都是周恩来负责。因此建国后，外交部由周恩来主管，也是理所当然，可以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老巢。从1949年到1958年，周恩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才把外交部长让给他最信赖的陈毅担任。

文革开始后，前一段时间的夺权，都是集中在刘少奇控制的文化宣传部门，外交部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在外交部也引起轩然大波。陈毅听了广播之后非常震惊，因为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事前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陈毅连夜去询问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也不给一个通知?”

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受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外交部也开始出现大字报，但陈毅反对贴大字报。6月4日，陈毅在外事口干部会上讲话，禁止在外交部内贴大字报，陈毅说：【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政变’，不能由群众乱搞。做外交工作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跟着闹有什么意思?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陈毅不得不在两天后的6月6日，解除了大字报禁令，但对外交部机关干部的控制加强了。然而外事口的两个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却不像机关干部那样容易管住，他们成为外事口造反的带头兵，特别是要造陈毅的反，因为陈毅明显压制外交部的革命运动。

（87）

1966年11月，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帅在军事院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后，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打倒陈毅的呼声越来越高。再此情况下，为了保住陈毅，周恩来安排陈毅做一次检讨，来平息一下造反派对他的愤怒，以便造反派的谅解和认可，然后“过关”。

1967年1月2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陈毅公开做检查，周恩来亲自对陈毅的检查稿进行了推敲和修改。陈毅说：【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和压制了外事口各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受打击、伤害的革命同志们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陈毅的检查讲完后，赢得了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他的检查被接受，他的检查过关了。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但1967年1月全国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外交部又迎来了“夺权”的新危机。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长期经营的地盘，基本上都是周恩来派系的人，所以要想在外交部夺权，绝非易事。当然周恩来不会硬性阻止夺权，而是采用了“顺势引导”的手法，在外交部组织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让自己的群众组织来夺自己的权，这样外交部的权就仍然控制在周恩来手里。

首先，周恩来鼓励外事口各单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战斗队”，并指示外事口各个单位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造反联络站，显然是一个周恩来引导下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周恩来在“联络站”成立之后，随即开始引导在外事口实施夺权。据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回忆说：

【当时外事办还没有“战斗队”，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

接着陈毅也给我打电话说：“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来夺了。自己的同志夺权，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的。”于是我们外事办匆匆成立“战斗队”，宣布夺权。】

【1月18日上午，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开会，讨论研究有关夺权问题。多数意见认为：不夺权，联络站就要落后，别人就要来夺权。这次会议决定，“联络站”夺外交部党委的权，各个“战斗队”夺本单位的权。“联络站”在外交部实施夺权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去了。

（88）

中午12时，“联络站”负责人张殿清等，到反帝路(原东交民巷)15号，把副部长们集中到会议室，向他们宣布：“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夺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都在场，他们一致表态，支持“联络站”的革命行动，服从夺权决定。下午4时，联络站向周总理汇报夺权情况。晚上，陈毅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联络站”代表。陈毅说周总理和他本人，都同意和支持联络站的夺权声明，并祝贺这个胜利。

1月19日，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外交部革命造反夺权胜利大会。1月25日晚，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夺权，外交部就做的好一些。领导运动，监督业务，不算保守。我希望外交部树立成一个夺权的典型。”】

外交部的群众组织一直是保皇派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联络站”夺权后拥有1700多人，那时外交部总共有2300多人。外交部的文革搞得比较文明，没有发生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不过在“二月逆流”之后，社会上发起一阵“打倒三老四帅”的风潮，作为“四帅”的头号人物陈毅，自然成了要打倒的风云人物。这时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陈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开大会批斗他，而且号召打倒陈毅。

而另一部分不同意打到陈毅的人，则从“联络站”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此时，“联络站”转变成造反派，而“造反总部”成为保皇派。4月13日，“联络站”与北京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他们的口号是“坚决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但陈毅等人在5月1日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批陈联络站”大受打击，一时间偃旗息鼓。

不过在1967年4月30日，一个政治新星姚登山突然从国外回到北京外交部工作，这一下子改变了外交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促成了外交部的第二次夺权。

1967年4月30日，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姚登山，被印尼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姚登山回国时，在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江青、陈伯达等人以及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姚登山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89）

姚登山回国的第二天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与周恩来、林彪、江青、康生一起合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江青，他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姚登山一跃而为一步“登天”的政治新星。

这里稍微简介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二次大战前，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二战后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撤退，印尼独立成功。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印尼民众普遍支持共产党，因而导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印尼共产党于1924年成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组织，有登记党员500万，共青团员300万，支持者近1000万。印尼共产党与中共是非常友好的，受到北京的影响很大，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数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艾地曾说：“我是毛泽东的小学生。”

毛泽东在艾地死后，于1965年12月专门作一首悼念诗《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1965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发动“九三零事变”，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等7 位印尼将领的住所，并把他们杀害。然而，陆军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很快率军队回击，这次政变遂告失败。

政变失败后，策划者翁东中校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被处死，苏哈托成为新总统执政。苏哈托上台后，开始对印尼共产党大清洗，死亡人数约五十万人左右，由于印尼共产党中的华人很多，许多华人被杀死。另外，苏哈托认为中共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印尼出现大量迫害华侨的事件，迫使大批华侨出逃，4000多名华侨归国。

1966年4月15日上午，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印尼军人和民众，在装甲车的配合下，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士兵和民众冲进院内，抢走文件档案，捣毁家具和陈列品，砸坏汽车，并开枪打伤使馆工作人员一名，殴打工作人员多名。姚登山作为这次抗击印尼“暴行”的领导人，被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姚登山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成为抢眼的政治新星。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北京突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打倒陈毅”浪潮，同时对外交部进行夺权。其实“打倒陈毅”的目的，也是旨在外交部的夺权。关于这场“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意图，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清楚，但高官们是清楚的。不过高官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只有吴法宪等少数被打倒的高官，提到了这个话题。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要夺外交部的权，红卫兵是不行的，因为红卫兵不懂外交事务，即使夺了权也无法掌权，所以外交部的夺权，必须依靠外交部内部懂业务的造反派，靠他们来夺权和掌权。1967年7月的时候，外交部的群众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联络站”，这个组织是造反派，外交部夺权就靠“联络站”了;另一个组织是“造反总部”，这是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还有一个组织是后来成立的“攀险峰”，它也是保皇派组织。

姚登山回国后回到外交部工作，他作为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响当当”造反派，成了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顾问，实际上是“联络站”的幕后控制者。据外交部英文翻译冀朝铸(后来尼克松访华时的那位著名翻译)回忆说：【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姚登山回到外交部后，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人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的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成立了自己的两个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之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联络站”早在“二月逆流”之后就提出“打倒陈毅”，但因为外交部内部有“造反总部”和“攀险峰”两个保皇派组织抵制“打倒陈毅”，所以在外交部内部没有打开突破口。“打倒陈毅”的突破口，是从外交部的外部打开的。

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安营扎寨，打出大标语“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7月16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加入进来，他们张贴“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街头演讲，高音喇叭广播，宣称“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

7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发表呼应声明，宣称：“揪陈大军来外交部安营扎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将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后，大家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七二零”事件上，“揪陈大军”一时间冷却下来。等到“七二零”事件解决后，从8月1日开始，“揪陈大军”又复活起来。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伙造反派强行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同时，他们还封锁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造成一些外事活动的被迫中断。

在此情况，周恩来不得不接见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说：“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造反派：“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造反派：“陈毅应该交给我们批判。”

周恩来：“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当时的“三反分子”，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周恩来听后愤怒地责问说：“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造反派：“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怒道：“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造反派：“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付总理。”

（92）

周恩来：“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同志的大会不能开。”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毛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他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周恩来知道，这些造反派“揪陈毅”是有背景的，他不能硬顶。于是周恩来最后做出让步，跟造反派达成协议：8月6日，先在外交部内部开一个批判陈毅的小会，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不过周恩来提出来他的条件，就是约法三章：(一)

不准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贴“打倒陈毅”的标语条幅;(三)开会时“两派”轮流发言(造反派与保皇派)，不允许武斗和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

造反派同意了周恩来的条件，于是8月6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开第一次批判陈毅会。这天，周恩来和陈毅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会场，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周恩来来到会场门口时，有人向他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立即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已经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干?不把标语撤下，会议不能开。”

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于是周恩来站在烈日之下，拒绝进入会场，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造反派才同意摘下标语，周恩来这才进入会场，亲自陪陈毅挨批。在文革中的批判大会，只有陈毅和谭震林“享受过”周恩来亲自“陪批”的殊荣。

据一位参加这次会议的当事者回忆说：【显然是周恩来做了说服工作，陈毅一反过去的不合作态度，变得非常配合，叫他站起来就站起来，叫他低头就低头。有一次，叫他向某“革命小将”赔罪，他就走过去向这名小将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根据周总理同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陈毅当场不回答问题，但发言者有时仍要陈回答问题，这时陈就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这时台下便响起一阵掌声。不难想象，从来桀骜不驯的陈毅，在说这些话时，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愤懑。】

在这次批陈会上，两派(造反派与保皇派)轮流发言，各说自己“批陈”的理由。造反派“联络站”认为陈毅是“三反分子”，必需彻底打倒;而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则认为陈毅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但陈毅的问题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

这次会议由于周恩来亲自主持，再加上陈毅的配合，所以第一次批判陈毅会开得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小动作，会议按时结束。

外交部的夺权运动，因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势力相当，处于胶著状态，一直到1967年7月，并无多大的进展。1967年7月中旬开始，北京突然出现一股“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浪潮，这标志着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进入了决战阶段。

决战阶段的第一场战役，是北京两个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冲击外交部。这些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闯入外交部大院贴大字报，宣称“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但这样的冲击还是打不倒陈毅的，因为外交部的大部分人认为红卫兵只是胡闹，并不认为红卫兵的行动符合中央精神。所以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依然积极支持陈毅，红卫兵的冲击行动并没有大的战果。

决战阶段的第二场战役是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第一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谢富治，因为谢富治的家就外交部附近的东交民巷，他每天上班路过外交部门前。谢富治对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红卫兵说：“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谢富治毕竟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他也是路过这里顺便讲话，并不是正式的讲话，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第二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戚本禹。8月4日，北京召开“首都新闻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姚登山也出席了。开会前，戚本禹对姚登山说：【革命小将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陈毅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陈毅下去?】

姚登山说：【外交部的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关锋说：【陈毅不下来，与中央文革无关。】姚登山问：【那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

关锋未作回答，而是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的思想不是毛主席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7月1日，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戚本禹也说：【外交部的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关锋和戚本禹的讲话，批评了外交部，认为外交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就暗示对外交部夺权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戚本禹明确指出陈毅的问题很严重，挑明可以打倒陈毅。

8月5日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的讲话。戚本禹明确支持“打倒陈毅”，表明“联络站”打倒陈毅的行动是正确的。这是“联络站”首次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使他们大受鼓舞，情绪骤然升温，多次长时间高喊：“打倒刘、邓、陈”，“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等口号。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又传达给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学生，那里也马上一片欢腾。红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一定要揪出陈毅。

外交部内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讲话大为震惊，因为这个讲话精神与周恩来对陈毅问题的指示完全不符。因此，“造反总部”当晚决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戚本禹告状。“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告状信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

【姚登山同志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问题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组织听了姚登山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登山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登山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此致。敬礼!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戚本禹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打倒陈毅”的口号，也不是戚本禹就敢这么说的。那是1967年7月1日，康生向毛主席请示缅甸问题，问能不能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毛主席明确指示：“群众提‘打倒奈温’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提。”毛主席又说：“中国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

王力说：【毛主席8月12日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也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还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可见他们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这些事，毛主席是早已知道的。当时翻译叫范承祚，他说：“毛主席对陈毅问题的说法，同王力的讲法是一致的。”我说：“你说反了，不能这么说。只能说王力是根据毛主席的精神讲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话。”】

王力还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这句话原来是戚本禹说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说的，我是奉命保护戚本禹。戚本禹是怎么理解，中央文革是怎么理解，我不知道。叫我表态，我就得表态。】

【我的讲法有一点地方同总理不大一致，总理是见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不许进会场，不许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戚本禹说群众可以喊“打倒陈毅”，我也这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后来江青在王力的“八七讲话”问题上大做文章，那只是作为借口，抛出王力作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的那些话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

（95）

对于中央文革插手“打倒陈毅”的主使问题，王力解释说：【因为陈老总的问题，造成总理很大的被动，整陈老总的是江青。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动造反派打倒陈毅。林彪把外交部的局势搞乱了。】

王力出于自身的原因，把“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的主使人，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也是不得已为之。但王力在提到他后来著名的8月7日讲话时，辩解说：【我的‘八七’讲话，伤害了陈老总，是不对，我承认。当时我的错话不少，但这些错话的发明权不是我，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话。在‘八七’讲话中，我奉命要讲的。】

王力申辩说：他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的原话，而且这些话他是“奉命讲的”。奉谁的命呢?王力没有明确说。但是从前后文的关系来看，因为他讲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所以这个“奉命”也应该来自同一个人吧。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王力当然是不便透露出来的。不过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来看，毛泽东在1967年8月，在上海做出了一些倾向性很明显的讲话。

1967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毛泽东这里说的“有些人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毛泽东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呢?熟知党内斗争形势的王力等人，应该一下子就能猜到。毛泽东又说“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有人说毛泽东这是针对林彪说的，这并不合理。因为那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不应该针对林彪讲这样的话。

特别是毛泽东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就明显地挑明他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打响了。

戚本禹8月4日的讲话，当然受到支持周恩来的外交部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的抵制，他们表面上写信向中央文革“告状”，实际上是向中央文革“抗议”。

“造反总部”的告状信送到中央文革那里后，8月7日文革中央办公室打电话到外交部，通知说：王力当晚9时要与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代表谈话。8月7日晚，姚登山和联络站6人，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与王力谈话。他们的谈话从9时起，谈了差不多3个小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力“八七讲话”。

（96）

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时候，陈伯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给毛泽东立了大功。后来毛泽东论功行赏，给陈伯达党内排名第四的高位。可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夺权的时候，就没有再用陈伯达了，这个原因也是明显的。陈伯达对刘少奇的好感不多，他曾说：“刘少奇在外面形象温和，实际上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泽东差不多。”而陈伯达对周恩来很有好感，前面提到过，在陈伯达要“自杀”的时候，周恩来专门和他谈话，打消他自杀的念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也公开说陈伯达的好话，两人关系不错。

因此，毛泽东这次对周恩来夺权，就不能用陈伯达了，而是用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些小字辈。王力也看出毛泽东不重用陈伯达了，开始重用他，王力看出这是自己走进党的高层的一个绝好机会。陈伯达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得到党内第四位的回报;如果这次王力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么这个回报也不会低吧。此时，这次王力认为机会来了，为毛泽东立功心切，所以在8月7日，发表了一个煽动性非常强的“八七”讲话。

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力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也没有做过这么煽动性强的讲话。但王力这个极具煽动性的“八七”讲话，并没有成为他立功的阶梯，反而成了他倒台的滑梯。王力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讲话，却被毛泽东批语“大大大毒草”，这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王力这个点起外交部夺权大火的“八七”讲话。

8月7日晚，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造反派“联络站”的6名代表，招到钓鱼台来谈话。王力的谈话，不仅是他个人的谈话，也是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表态。王力对两个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表态：第一个是“打倒陈毅”问题，第二个是“外交部夺权”问题。在“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说：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外交部全部同志传达了戚本禹同志的谈话。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有人竟告状告到我们这里。他们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

【姚登山同志传达后，革命群众的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打倒陈毅”?陈毅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就可以揪。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97）

说到这里，王力激动地挥着手，又把外交部“造反总部”的告状信念了一遍，然后说：【我反对外交部“造反总部”的这种做法，鲜明地反对!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们。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打倒陈毅”问题上，态度鲜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打倒陈毅是正确的;(二)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是正确的;(三)“造反总部”的告状信是错误的。王力讲话中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

王力继续谈“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他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党委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党委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外交部可以夺权!】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把它神秘化，别人不能干，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这个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不要听某些人的话，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

【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二十几岁也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为什么不可以呢?挑干部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挑干部，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这个统统打倒。】

王力“外交部夺权”问题上，也态度鲜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外交部党委班子要“动”，要夺外交部党委的权;(二)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三)外交部的干部要选“革命派”，不能选“保守派”。

王力讲话中对“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也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周恩来强调外交部党委的权不能夺，外交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不懂外交的人不能搞外交。而王力不仅说外交部党委的权应该夺，而且说搞外交根本不要什么专家，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

最后，王力对姚登山说：【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姚登山，鼓励姚登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带头在外交部造反。姚登山喜出望外，把王力对他的支持和鼓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来自中央文革，甚至来自毛泽东的意思。这对于姚登山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一步登天机会，姚登山当然不能放过，他立即表示要豁出一切为王力和中央文革效力。

（98）

这样一来，王力就把外交部第二次夺权的大火点起来了。王力觉得单单口头讲话还不够，第二天8月8日上午，王力又专门写信给姚登山，以书面形式确认他8月7日晚上的讲话内容。

王力给姚登山的信如下：【姚登山同志：我们接到外交部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我们认为，“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在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敬礼!】

王力在这里谎称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一致，也同意打倒陈毅。其实周恩来从来没有同意过打倒陈毅，更不知道王力的“八七”讲话。当周恩来看到王力“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感到震惊，他请康生和王力过来，提议三人谈一次话，但康生和王力没有理睬周恩来的建议。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王力成为红极一时的文革英雄，他这样英雄人物的讲话，甚至比中央文革的话还要有份量。姚登山和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根据王力的指示精神，马上行动起来。8月8日，“联络站”立即召开会议，传达王力“八七讲话”。“联络站”头头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中央的正式指示，中央已经决定要打倒陈毅，并且要对外交部彻底夺权。

“联络站”大量印发王力的“八七讲话”，称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8月9日，姚登山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宣读王力来信和传达王力讲话，并声称王力要求他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外交部的文革。之后，会场立即出现狂热的气氛，造反派“联络站”受到极大鼓舞，高喊“打倒保皇派”，并咒骂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是“保皇狗”。

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见造反派“联络站”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受到沉重的打击，无法反击，一下子抬不起头来。造反派凭借“八七讲话”所造成的声势，大造夺权舆论，积极准备夺权，贴出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8月11日，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规模的“批斗陈毅大会”。根据周恩来与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除了主席台前“批斗陈毅大会”的横幅外，会场上不挂任何标语。大会主席台上除了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外，还坐着周恩来和谢富治副总理，被批斗对象陈毅，则坐在主席台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批斗会从下午1时半开始，各个造反派的发言人上台发言，揭发和批判陈毅的“罪行”，并要求“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会议途中，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周恩来刚刚走开，造反派立即违反不挂任何标语的协议。突然间，“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大标语一下子从会场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的巨大横幅，坐在一楼的造反派则纷纷举起“打倒陈毅”的小旗帜。

随后，会场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他们站起来高呼“打倒陈毅!”，呼喊声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开始冲向陈毅，周恩来留下的几十名警卫战士，手臂挽着手臂地奋力阻挡，不让造反派冲过来。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台上的谢富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参加大会的黄镇大使站起来用手指着台上大声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据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回忆说：

【我带着陈老总和他的警卫宫恒征，从舞台的后门撤出，通过夹道进入了保密室，让陈老总坐在沙发上。我立即让部队战士撤到走廊的两头，并告诉他们，只要有人冲保密室，就采取强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这里，看到有部队没敢冲，但他们又怀疑陈老总在里面。保密室在二楼，他们不甘心，就从院子里搭人梯，踩着肩膀隔着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里看，找陈老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让陈老总暂到卫生间避一避。开始陈老总说：“算了，我去见他们。 ”

我说：“不行，这是总理给我们的任务。

陈老总答应后，陈老总、我还有他的警卫宫恒征，我们三人躲进了卫生间，留在外面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并说：“你告诉姚登山，今天发生的混乱，他要负责。如果今天陈老总发生问题，他要负完全责任。”并指示钱嘉东，要姚登山亲自把陈老总送回家。

造反派在楼内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老总，认为陈老总已经走了，后来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们虽然撤走了，可陈老总的那辆奔驰车却遭了殃，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将汽车的窗帘撕了，车胎放了气，车座套也给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来到保密室后，钱嘉东向他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说：“今天发生的事，你要负全部责任。陈老总的安全发生任何问题，你也要负全部责任。总理要你亲自送陈老总回家，现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让姚登山和我们一起从锅炉房的旁门出了楼，然后坐上卫戍区预先布置的停在那里的吉普车，向东绕道东单，经东长安街驶向中南海东便门。陈老总、姚登山、钱嘉东、我和宫恒征从东便门进入了中南海，陈老总安全地回了家。】

（100）

前面我们提到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王力“八七讲话”之后突然活跃起来，似乎是与王力遥相呼应。“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大量散发和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他们宣扬的理论是：(一)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第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个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来是“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人物”，是“中国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场战役，就是打倒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声称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说：“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团”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人对周恩来怀疑起来，认为文革的下一个目标，或许真的就是周恩来了。王力的“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人明显感觉到，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恩来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心领神会地说：“看来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抢先，不能落后了。”他们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所以要抢先立功。

王力讲话在外交部的干部中间也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干部以为周恩来不行了，开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22名司处级中层干部，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为王力的“八七讲话”叫好，声称今后要紧跟中央文革，这在当时被称为“22中将”。不过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中将”在王力倒台后，又因为写这张大字报做检讨，这是后话了。

8月11日的陈毅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外交部的造反派没有揪到陈毅，就立即着手对外交部进行夺权。王力在给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个谎，声称“总理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这个谎言的杀伤力极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总部”在告状信中，就是告状姚登山的讲话与周恩来不一致。“造反总部”敢告状，也是仗着有周恩来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讲话”，不仅否定了“造反总部”的告状信，还声称“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强调周恩来与中央文革的意见一致。

当时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说周恩来与他们一致，谁敢质疑王力的真实性?大家都以为周恩来真的转变立场了，真的不再“保”陈毅了。这样一来，就造成“造反总部”的人人心惶惶，以为周恩来不支持他们了，不少人开始悄悄退出“造反总部”。当时外交部西欧司战斗队的队长周从吾说：“王力的讲话我接受不了，但这是中央文革的讲话，白纸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现在我辞去队长的职务。”

面对王力的谎言，周恩来也不好出面辟谣，因为周恩来无法公开说：我与中央文革不一致。这样一来，周恩来只好沉默，而周恩来的沉默，又被认为是“默认”，因此搞得周恩来十分难受。

（101）

8月14日，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数百名红卫兵，在“联络站”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大院，砸毁“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这两个保皇派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墙上贴满侮辱性的大标语“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解散。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造反总部”的处境极端困难，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30多人，基本上彻底垮台了。而“攀险峰”顶不住压力，被迫宣布解散了。

自从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周恩来的外交部能够顶住造反派的夺权浪潮，靠的是保皇派群众组织在外围的保护。现在，外交部的两个主要保皇派群众组织垮台了，那么周恩来在外交部的势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打垮保皇派后，就开始夺权行动，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第一个夺权的目标是外交部政治部。在对政治部夺权之前，他们向王力请示：可以不可以对政治部夺权?这次王力没有明确表态，而是通过秘书转告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都请示。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

王力这些话，就等于间接地肯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于是8月16日，姚登山和王中琪发起“砸政治部”行动，他们包围了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没收所有公章。然后宣布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由于外交部政治部的当权者们已经失去保皇派群众组织的保护，抵挡不住造反派来势汹汹的夺权，只好乖乖地交出大权，造反派顺利夺权。周恩来对此也束手无策。

造反派“领导小组”在接管权力后，立即发出通令，通知各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并声称中央的最新口号是“打倒刘、邓、陈”。夺权当天的下午，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院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讲话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分界线。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接下去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革命不能改良，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要彻底砸烂。”

在对政治部夺权胜利的鼓舞下，8月19日，造反派开始向外交部发起总攻，对外交部党委进行夺权。这天还是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红卫兵打头阵，几百名红卫兵闯入外交部，强行赶走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在党委办公室大门上贴上封条，封闭党委办公室。他们还发出通令：【从即日起，外交部党委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陈毅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最大党内走资派，根本不配当外交部长，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小组”，负责外交部的日常业务。】

（102）

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一些头头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以姚登山为主任，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开始掌握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的大权。此时，还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姚登山同志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8月20日，红卫兵和造反派进一步强行封闭所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乔冠华等副部长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强迫他们在街头叫卖《红卫兵战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据乔冠华的儿子回忆说：【不久，造反派罚爸爸到王府井萃华楼附近卖《造反战报》，哥哥骑着自行车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还是比较机灵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时候，他干脆就坐在附近店铺的台阶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把报纸丢弃在小胡同里，然后把自己的钱换成一张张毛票，如数上交。后来还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结束了爸爸的“卖报经历”。】

21日，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揪斗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和造反派逼张闻天承认，他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陈毅是后台，但被张闻天拒绝。

从1967年8月19日开始，整个外交的大权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陈毅虽说还没有被打倒，但已经是时间问题了。陈毅倒台的话，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半年多之后的1968年6月，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在谈到“打倒陈毅”事件时，毛泽东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周恩来挑明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的时候，林彪在干什么呢?原来林彪看到外交部大乱，猜到这是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夺权。此时，林彪还是持中立态度，为了不惹麻烦，林彪干脆离开北京，到外地“打转”去了。周恩来一个人留在北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眼看毛泽东的重点进攻夺权就要胜利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件意外事件拯救了周恩来的命运，这就是8月22日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重点进攻夺权”，整个战略战术都是不错的，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让周恩来反败为胜。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姚登山等人傻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造反派们没有人敢负责，更没有人敢处理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夺到手的外交部大权，又送回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出面处理这件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轻而易举地把外交部的大权又拿了回来。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详情，将在下面介绍。

（103）

在讲“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澳门1966年12月3日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及所谓“一二三”事件。

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干部逃入澳门，中共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澳门。于是在澳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华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亲中共的“左派”，另一派是亲国民党的“右派”。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对左右两派华人，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当时澳葡殖民政府非常腐败，澳葡公职人员不论葡萄牙人还是华人，都贪污成风，不贿赂办不成事。1966年4月，一家华人学校要扩建校舍，向澳葡当局方面申请施工批准，但久久未得到回音。校方代表前后24次找当局交涉，也没有进展，大概是贿赂没有到位吧。于是校方一怒之下，不等当局的批准就先行施工，于1966年11月开始动工。而澳葡当局出动警察，禁止校方动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

这下惹怒了当地居民，纷纷抗议，亲大陆的社团更是推波助澜，号召大家“敢于斗争”，澳门总督府门前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12月3日，总督府门前终于发生了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试图驱散示威人士，但效果相反，前来示威的群众反而愈来愈多。到了下午，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愤怒的群众捣毁警车，捣毁总督府门前的石像和铜像。下午4时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逮捕。澳门总督在晚6时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宵禁。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奉命对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诉求，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在澳门的亲大陆的社团，也向澳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澳葡当局具签“认罪书”。

澳门左派发动罢市，造成市场一片萧条，有钱人纷纷逃离澳门。中国军方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部署，并宣称准备断绝澳门的饮水供应，更加剧了澳门的紧张气氛。在此压力下，澳葡当局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澳门亲大陆社团所提出的要求，

12月16日，澳葡当局对警察厅长等人撤职，下半旗为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1967年1月2日，澳葡当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国民党在澳门的机构和团体全部被查封，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被全面驱逐出去。1月27日，澳葡当局发表“认罪书”，说：【向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各项要求，承担死难者和受害者的抚恤费及其他损失，共计200万澳门币。】

（104）

1967年1月27日澳葡政府发表“认罪书”，不仅标志着澳门中国居民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文革大革命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似乎证明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只要敢于斗争，貌似庞然大物的反动派一捅就破。同时，澳门的胜利似乎也证明文革可以扩大到国境之外，于是境外的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比如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的外交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向当地华侨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于是缅甸政府制定一条法令，禁止在缅甸的华侨学校里，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学生们当然不答应。此后缅甸华侨与缅甸政府发生多次冲突，中方一人被打死。6月30日，北京40万市民到缅甸驻华使馆示威游行，7月3日，北京一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缅甸使馆的一些设施，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人的情况。

又比如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蒙古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突然路上的红卫兵发现，蒙古汽车司机的刹车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蒙古司机居然踩着毛主席像开车。愤怒的群众马上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后来人们的愤怒压抑不住，把蒙古大使的专车烧毁了。愤怒的群众又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围墙上刷写“打倒蒙修”的标语。为了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蒙古大使，对蒙古司机侮辱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将蒙古司机驱逐出境。

1949年大量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逃入香港，中共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于是香港的华人也分为两派：亲中共的“左派”和亲国民党的“右派”。港英当局对香港的左右两派华人，也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资方开除150名工人。此后工人在厂外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抗议资方无理解雇，部分工人强行冲进厂内要求资方谈判。资方招来警察，警察逮捕二十多名工人，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多名示威工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亲大陆的港九工联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香港左派报纸也发表社论支持工人，但港英当局对此置之不理。此后工潮演变成暴动，工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工人用石块和玻璃瓶袭击警方，警方则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逮捕多人。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递交一份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接受当地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香港左派得到北京的公开支持，倍受鼓舞。从5月20日开始，左派连日出动大批群众，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街头贴满反英标语。

5月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100多人被捕。鉴于事态严重，港英当局宣布香港岛实施宵禁，这是香港二战后首次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港英当局进行严厉的谴责，并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等于是号召香港群众起来造反，解放香港。6月19日北京举行10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

在北京的支持下，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巴士、电车、煤气、渡轮等行业出现罢工，左派学校宣布罢课。7月8日，香港边境沙头角发生枪战，约300名大陆民兵越境进入香港，包围沙头角警岗，双方爆发枪战，香港警察死5人，大陆民兵死1人。此后香港出现谣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香港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自制炸弹及汽油燃烧瓶袭击警察。

8月4日，港英当局出动英军，从航空母舰出动直升机从天而降，查封左派工会的据点，拘捕左派组织头头，封闭左派学校。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发表煽动言论的3家左派报社，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文汇报》等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

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撤消对3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记者和34名工作人员。这是姚登山等人在8月19日接管外交部之后，做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最后通牒”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方不接受最后通牒，自己一方又不敢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就会大丢面子，在国际上威信扫地，所以世界各国对“最后通牒”都是极为慎重的。

姚登山等人之所以大胆发出最后通牒，是因为有澳门胜利的经验。他们认为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一样，都是“纸老虎”，港英当局之所以还不投降，是我们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只要进一步施加压力，港英当局就会像澳葡当局那样全面投降了，因此，他们就用“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

但姚登山等人并没有想到，如果港英当局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我方的对策是什么?他们自信地以为，只要“最后通牒”发出去，港英当局肯定会软下来。

然而事情出乎姚登山等人的意料之外，这次遇到的港英当局并不是纸老虎，他们完全没有理会中方的最后通牒。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港英当局没有接受“最后通牒”。这时姚登山等主持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才感到事态严重，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对应才好。

（106）

如果是周恩来主政外交部，肯定不会干出这样冒险的动作。周恩来多次批判香港左派说：“香港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的外交部被夺权之后，他也就管不了。

因为港英当局无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激起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义愤。8月22日晚，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冲进英国代办处，打砸各类器物，打伤多名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并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的楼房。

据英国代办处的霍布森回忆说：【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他们先烧着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我们一起躲进了保险库，但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打，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据参加这次行动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们身后的大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代办处的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越过去了。晚上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开始燃烧，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英国人跑进地下室，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姚登山等人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红卫兵会干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在这个紧急关头，姚登山等和造反派头头们，没有人敢出头处理这件事，只好把外交大权重新交还给周恩来，任由周恩来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得知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立即行动起来，展开“反夺权”行动。周恩来于8月23日凌晨，英国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小时，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这次周恩来叫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起接见，陈伯达站在周恩来一边。

周恩来：“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是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说：“都拿王力同志的讲话捞稻草，你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你们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外交大权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

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你们其中有人要‘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你们能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周恩来：“你们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外交部，你们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了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陈伯达：“你们都要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你们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

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造反派头头们宣布：

【(一)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二)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三)“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四)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封条完全无效;(五)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马上撤离。】

周恩来借着“英国代办处”的东风，把被夺走的外交大权，又夺了回来。不过这件事周恩来还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怎样向毛泽东汇报，对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是考验周恩来智慧的时候。

按照常理，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应该亲自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不便亲自去汇报。因为毛泽东肯定会怀疑，“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不是周恩来在背后搞起来的，毕竟周恩来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最大受益人，不可能不被别人怀疑。

如果周恩来亲自去汇报，毛泽东未必相信周恩来讲的是真话，所以周恩来必须找一个第三者去汇报这件事，才能让毛泽东相信他是清白的。这个第三者找谁合适呢?陈伯达是一个人选，但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事件之后，毛泽东疏远他了，而陈伯达又靠近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会太相信陈伯达的话。于是周恩来就想到了杨成武。

当时杨成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杨成武本人没有卷入“外交部夺权”一事，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讲这件事，毛泽东会比较相信杨成武的汇报。因此，周恩来就选定了杨成武，请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据杨成武回忆说：

【周恩来找我单独谈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的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周恩来不仅要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火烧英国代办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向毛泽东说明“外交部夺权”引发的一连串严重后果。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马上展开了“反夺权”，把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走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夺了回来。不过，周恩来的这个“反夺权”，还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能算数。如果毛泽东不认可，再发起一场针对外交部的夺权战役，周恩来这个反夺回来的权，还有可能再次被夺走。因此，怎样说服毛泽东放弃再发起一场外交部的夺权战役，是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知道没有毛泽东的首肯，王力是不敢进行如此煽动性讲话的，“外交部夺权”是毛泽东的一步重要的棋。但现在毛泽东的这步棋出了问题，不仅没有起正面的作用，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因此周恩来想劝告毛泽东：你这步棋走错了，外交部夺权错了，再这么搞下去，就要起连锁反应。

周恩来很巧妙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周恩来说的“连锁反应”是一个话外音，毛泽东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下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火烧苏联大使馆”了。

（109）

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反帝反修”的宣传下，对苏联的印象极不好，多次发生过针对苏联的抗议示威事件。就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第二天，一批红卫兵又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情况十分紧急，谁劝他们都没有用，只有周恩来亲自去解围了。据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

【红卫兵的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以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

【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周恩来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围攻苏联大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

这次包围苏联大使馆，周恩来亲自去解围，劝退了红卫兵。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亲自劝退，红卫兵说不定又要闹出“火烧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如果发生“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了。

因此，周恩来巧妙地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连锁反应，提醒毛泽东，如果任凭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闹下去，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这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周恩来能劝退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说明周恩来还能控制一定的局势。如果周恩来在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亲自出面劝退红卫兵，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可是周恩来没有管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事，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周恩来心里有气，他被夺权了，当然也就不再管事了。

周恩来不管事了，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出来管事，就劝退了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因此，周恩来也想用这件事，告诫毛泽东：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如果你夺了我周恩来的权，没人管事，那就要天下大乱，就会从“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周恩来要让毛泽东知道，夺周恩来的权，其代价将会有多大。

所以，周恩来让杨成武给毛泽东“捎话”说：“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这里，周恩来说“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周恩来说“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林彪在军队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只有这两个“不动摇”，也就是不触动周恩来和林彪的地位，才能保住不会天下大乱。

周恩来除了让杨成武给他“捎话”外，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表示他对“八七讲话”的不满，委婉地希望毛泽东对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这些挑动外交部夺权的人，给予一定的处分。

据杨成武回忆说：【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过来。”

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回北京的飞机后，又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就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很大。我的看法，王力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力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我的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周恩来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周恩来又叫我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我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问林彪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准备搞三年。他在1966年底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毛泽东在1967年初又说：“第一年开张，第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第三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标有多个，有刷新人们思想觉悟的目标，有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也有改换人事布局的目标。其中改换人事的目标，也就是“夺权”，是最硬的指标，最难啃的骨头。毛泽东对搞文革的思想目标和政治目标有很多阐述，但对搞文革的改换人事目标，也就是“夺权”的目标，从来没有明确地讲过。不过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人事目标，应该是第一年夺刘少奇的权，第二年夺周恩来的权，第三年夺林彪的权，这样文革大革命就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他本人的权力问题，而是要为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铺平道路。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这三个人在党内的威信太高，只要他们三人中的一个人掌握实权，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无法顺利接班。所以毛泽东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第一年对刘少奇的夺权比较顺利，刘少奇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实现了完全彻底的夺权，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接管了这些部门的权力。第二年对周恩来的夺权，就很不顺利了。本来毛泽东想来一个“一锅端”，来一个“全国全面夺权”，结果遇到高官们的强烈抵制，所以毛泽东只好放弃“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

周恩来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是：外交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毛泽东把第一个“重点突破夺权”的目标，放在了“外交部”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出马插手和煽动外交部的夺权，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亲自出面支持的威风，一举打垮了外交部的保皇派，终于实现了外交部的夺权，实现了毛泽东“重点突破夺权”第一个的目标。

可是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虽然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但这些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热血沸腾，造反派野心膨胀，使得毛泽东本人也对他们失去了控制，最后干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无法无天之事。1970年12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斯诺问：“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那个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失控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群众的革命热情越来越激烈，第二个方面是造反派的野心膨胀，急于立功。关于造反派的野心膨胀，周恩来后来在讲话时说：“王力在8月7日要夺外交部大权，于是‘五一六兵团’就在天安门贴出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话说：“王力想当总理。

毛泽东后来也说：“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他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发照会给陈毅本人。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

毛泽东说姚登山“闯了几个祸”，这也是对的。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立功心切，想立一个大功，一举当上外交部长，于是就搞了一个对英国的“最后通牒”，想把英国一举压垮，夺取一个外交上的大胜利。

然而“最后通牒”绝不是一般的强烈抗议，绝不是可以随便动用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国后，外交部只有两次对外国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次最后通牒是对印度，那次最后通牒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协商后发出的。当时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印度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就立即发起进攻。后来印度接受了最后通牒，此次是中国赢了一次外交胜利。

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夺权后的第二天，居然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二个“最后通牒”，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周敏，回忆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说：

【总理问：“英国代办处烧了?”周敏说：“基本上都烧了。总理问：“姚登山来了没有?”周敏说：“没有。”总理说：“马上叫他来。”

总理开始讲话，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他说：“外事行动，不能步步升级，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你们怎么这么干呢?我没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汇报，这样大的事情也不请示。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总理气得手发抖。

陈伯达也很生气，说：“外事行动以后都由外交部掌管，别的组织不要插手。”

姚登山家住东单二条，离人民大会堂不远，此时也已到了。总理问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人：“火烧英国代办处，你们参加了没有?”

大家回答：“没有。”
总理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总理说：“没参加，不知道就好。”】

虽然目前还没有透露毛泽东得知“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但毛泽东肯定也是非常生气的。对英国发“最后通牒”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也没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这就是“失控”。造反派已经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造反派失去控制了。

更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等造反派在“闯祸”之后，居然表现出“敢做不敢当”的软骨头，缩起头来，不敢出来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直接导火索，是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时限到达之前，已经有上万人的红卫兵和群众围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如果到时限之后，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中国反而受辱，因此英国代办处门前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闹事，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姚登山要是有敢于负责的态度，他应该早早赶到英国代办处门前，阻止和劝说红卫兵和群众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这才是“敢做敢当”。可是姚登山在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的时候，居然躲在家里，周恩来问：“你们参加没有?知道不知道?”姚登山等人说“没有参加。不知道。”

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这么大的事情，而且是与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直接相关的事情，姚登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姚登山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到现场去。如果姚登山去了现场，愤怒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向他提出问题：“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

姚登山就是害怕回答“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软了，群众就会指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贼，甚至有可能被愤怒的群众痛打一顿;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硬了，就会向群众火上浇油，群众就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干出更离谱的事。所以，姚登山不敢回答群众的问题，也就不敢到群众中去了。

同样，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不敢到现场去，因为他们也害怕回答群众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回答的太软，要被群众骂成卖国贼，挨打不说，还要毁掉他们“响当当”造反派的硬汉形象;回答的太硬，又怕给群众火上浇油，惹出更大的祸来。所以他们三人也采取缩头乌龟，不敢去现场，任凭现场的群众闹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

8月23日晚9时，一万多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面举行抗议大会;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了，英国不予理睬。这时该怎么办呢?据一位参加这次事件的红卫兵回忆说：【晚上10点，通牒限期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晚10时半，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晚11时，英国代办处起火。可见这次火烧事件，不是突发的，而是在这之前有两个小时的“潜伏期”。最糟糕的是，在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的时候，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于是愤怒的群众就自发地采取“显示力量”的革命行动，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一种传言，说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广播讲话稿，在英国代办处现场反复播出。这个传言是不真实的。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他们没有听到过这个广播，而且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后来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时，都没有提到过他们曾经紧急起草过一份广播讲话稿。

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如果有一位有威信的中央首长到现场，就有可能控制和制止群众的过火行动。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去，任凭群众胡闹，闯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

当然，对周恩来不去现场，毛泽东倒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被夺权了，撒手不管也情有可原。最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他们是最应该出现在现场的，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们挑起来的。如果他们有一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挺身而出，哪怕是挨打挨骂，毁掉自己“响当当”造反派的名声，也要阻止群众的胡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些人成了“缩头乌龟”，没有一个人去现场。他们为什么不去呢?答案只有一个：出于私心，为了自保。

毛泽东最不喜欢那种私心重，处处想着自保的人。因此毛泽东后来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与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起考验，私心暴露无疑。陈再道这样的军人，在“七二零”事件中闯祸之后，依然敢做敢当，没有当缩头乌龟。与陈再道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人实在是差了一截，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失望太大了。

毛泽东费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准备，发起“重点突破夺权”，好不容易夺下了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可是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东风，成功地进行“反夺权”，又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要再发起一次“重点突破进攻”，再来夺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呢?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定位，权衡利弊，认真地再三思考，是否应该再次发起一场夺周恩来外交大权的战役。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天，第二天才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杨成武，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周恩来掌握外交大权，反而更好。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是因为他对“左派”失望了。

在一个月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还对“左派”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提出“给左派发枪”。可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对“左派”的幻想，他开始对左派失望，不仅不再提“给左派发枪”，甚至连支持“左派”夺权的问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是所谓的“左派”，都会绝对听他的话，所以才积极扶持造反派，但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造反派夺权之后，自我膨胀，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作主张，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世界上没有权威了，就是毛泽东的权威他们也不尊重。

向外国发出“最后通牒”是极其慎重之事，一定要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惯例，没有听说哪国的外交部，不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自作主张发出“最后通牒”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夺权后的外交部造反派，居然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擅自对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这简直是完全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法无天了。外交部造反派无视毛泽东的权威，就使毛泽东对外交部失去控制。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反而让毛泽东感到安心了。至少周恩来掌管外交部，还是尊重毛泽东权威的，凡是重大的外交事情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对外交部还能控制。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与苏联发生外交纠纷，进而引发中苏战争，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绝不可大意。在红卫兵包围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只要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发现其危险性，这样下去弄不好就是第二个“火烧”，弄不好就会引发战争。可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王力、姚登山这些人又不见踪影了，他们不敢管，也没有能力管这件事。

中苏关系比中英关系更难处理，那时中国人把苏联认为是头号敌人之一。在制止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软，会被说成是违背毛泽东的“反修”思想;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硬，又可能煽动起严重的中苏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王力、姚登山根本不敢插手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处理苏联外交纠纷的高超艺术。在本文后面附文一篇《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它反映出周恩来处理这种问题的高超技巧。

处理天下大乱中的外交问题，特别是中苏关系，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稳住局面，这时不能没有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决定，承认周恩来的反夺权，外交部暂时还是继续让周恩来掌控比较好，等待以后有时机的时候，再考虑夺周恩来的权。这样一来，毛泽东精心准备的一场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就嘎然而止了。

这次，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暂时停战，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打倒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不过，毛泽东在对周恩来让步的同时，又悄悄给周恩来埋了一个陷阱，他要离间一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然后让杨成武转告周恩来，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一个人单独处理，把他们抓起来。”

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转交给毛泽东，就是希望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表态。毛泽东对王力讲话批示“大毒草”，让周恩来感到满意。毛泽东又说让周恩来“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让周恩来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如果周恩来是一般人，就会中毛泽东的“计”，马上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但周恩来却没有中毛泽东的“计”。

周恩来想到，如果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自己单独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就会让林彪产生一种看法。这样，林彪会认为周恩来背着他林彪做事，抓人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林彪打个招呼就抓，无视他林彪的存在。这样一来，林彪就会对周恩来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

周恩来不愧是高手，马上来一个“将计就计”，他立刻让杨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这时，杨成武却搞不清这里面的玄机，向周恩来解释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杨成武也觉得周恩来的话有理。特别是周恩来说“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这等于是向杨成武下命令，同时又说“你就说是我让去的”，这是鼓励杨成武不要害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你把承担推到我身上就行。

毛泽东特别交代杨成武说“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毛泽东并没有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可是杨成武在关键时刻，居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反而遵照周恩来的话，去向林彪报告了。杨成武没有想到，他这么做是给毛泽东“惹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离间周恩来与林彪关系的计策失败，却反过来离间了毛泽东自己与林彪的关系。

因为杨成武说是周恩来派他来向林彪汇报，林彪就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这么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按照常理，毛泽东应该先通知林彪这个党内第二把手，这才是尊重林彪的地位。可是毛泽东居然不告诉林彪，还是周恩来派人来告诉林彪，那么林彪就会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尊重他的地位，反而还是周恩来尊重林彪。这样一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反而产生裂痕了。

毛泽东的这个计策本来是不坏的，只是没想到他非常信任的杨成武，居然在关键时刻会违背自己的指示，反而听周恩来的话。杨成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杨成武怕得罪周恩来，杨成武想谁都不得罪，想八面玲珑做好人。而毛泽东非常不喜欢八面玲珑的人，杨成武在关键时刻辜负了毛泽东，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使毛泽东感到杨成武“不能信任”，这就为后来毛泽东“打倒杨成武”埋下了伏笔。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毛泽东对文革思考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此时毛泽东才吃惊地发现，造反派已经完全失控了，天下真的大乱了。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刻，连毛泽东自己都控制不住局势，只有周恩来还可以稳住局势，如果周恩来撒手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名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革命之火就可能会把一切烧成灰烬。”

毛泽东后来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明白，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不能再降低周恩来的威望，相反要提升周恩来的威望，这样才能稳住局势，尽快走出天下大乱的混乱。

因此，毛泽东不仅停止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反而开始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毛泽东树立周恩来威信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打成反革命集团。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此后，中国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反对过周恩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登山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

(作者陶铁柱，是参加这次“反修”行动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头头之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和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王保尔、陈其健等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反修”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10分钟。海拉尔车站站长面露难色，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有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地跑到列车头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这时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同学，只见她们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地说：“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说：“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动。

在我们行动前一天的9月6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9月7日的这一次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华山拐弯抹角，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9月7日，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

（120）

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附文完】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对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是怀有愤怒的，所以就给周恩来一个“复仇”的机会。第一，毛泽东在王力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为周恩来解气;第二，毛泽东授予周恩来单独全权处理王力的特权。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复仇心切，会对王力下重手，立即给他扣个反革命的大帽子，召开批斗大会，狠狠批判一通。

但周恩来没有按照毛泽东想的那样去做。周恩来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损害他的声誉。人们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宽厚仁慈，如果周恩来出重手处分王力，人们就会认为周恩来是挟私报复，影响人们对周恩来的好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对王力下重手，只是把王力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因为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前面说过，中央文革小组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京派”，指的是北京出身的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另一派是“海派”，指的是江青以及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康生的立场比较中立，但倾向于“海派”。“京派”和“海派”素有矛盾，双方各不服气，争着得到更多毛泽东的“宠”，争着得到毛泽东更大的重用。

1967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重用“京派”的王、关、戚，让“海派”的江、张、姚不免有些失落感，所以打倒“京派”的王、关、戚，“海派”的江、张、姚是高兴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海派”一家独擅了。陈伯达和康生因为毛泽东亲近王、关、戚，而冷落他们，也对王、关、戚不满，所以周恩来让文革小组的人去批判王、关、戚，他们都很积极。相反，周恩来倒是表现出对王力的友好态度。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康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江青宣布开会。陈伯达的发言主要针对关锋，康生的发言主要针对我，说我想当总理。江青说：“王力，你眼里就没有我江青。”

当时我没有发言权，没有说话。凭良心说，我眼里还是有江青的，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说话，我对她还是尊敬

的。

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说：“逼总参谋部向香港派一个营兵力这件事，要王力负责。”

总理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

总理说：“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王力不知道。”

他们发言完，总理除了上面讲了两句话，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也得听听王力的意见，叫他说说吧。”

我就哭了，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

这次会议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钓鱼台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后来我出狱后，王光美同志对我说：“你作了替罪羊。搞得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的。”1967年8月底乱到极点了，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来当替罪羊。】

（123）

王力说：因为1967年8月底中国乱到极点，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要找一个人当“天下大乱”的替罪羊。虽说王力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王力并不是在什么错误也没有的情况下，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的。事实上，王力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失职罪”。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心虚的。这就像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普通群众不去救火，并无过失;而消防队员不去救火，那就是犯了“失职罪”。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发生险情的时候，王力的身份是消防队员，而不是普通群众，他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排除险情的。王力没有去救火，这就是典型的“失职罪”。

既然王力犯了“罪”，受到处分，也是理所当然的，并非完全冤枉他。如果当时王力去了现场，也不一定能劝住群众。不过如果王力去了的话，毛泽东恐怕就不会那么严厉处分他了。

康生后来在批判会上说：“王力这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外交部夺权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外交部夺权后，他们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对抗总理的指示，反对中央，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

本来，最“恨”王力的人应该是周恩来。王力煽动外交部夺权，把周恩来整得好苦。可是批判王力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响应康生的话重惩王力，反而表现出非常的宽大，还替王力辩解，让王力都感动得哭了。周恩来的这个表现，又让人们大为称赞。

还有，王力提到批斗他的这次会议，“叶群身体不好请假”，这应该是因为林彪不高兴。毛泽东这件事没有通知林彪，还是周恩来派杨成武告诉林彪，所以林彪对这件事上就不闻不问不参与，叶群也就不来参会了。

关于打倒王力等人的事，吴法宪也有回忆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了。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泽东女儿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

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

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

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没人养怎么办?

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戚本禹的两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

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

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

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

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

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 点。

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戚本禹两个孩子送到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周恩来没有对王力等人立即进行严厉处分，反而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8月27日，按照原定计划，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因为外交部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王力等人已经倒台了，他们还是按照王力“八七讲话”的激进强硬态度，对待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要亲自参加陈毅批判大会，而造反派却提出周恩来不能参加批陈大会，声称周恩来参加批陈大会，大会就成了“假批真保”。于是从8月26日开始，造反派一群人对周恩来进行围攻，纠缠不休，一直纠缠8月27日凌晨5时。

（125）

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不住愤怒起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周恩来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的极限，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警告造反派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完话，保健医生赶紧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周恩来高喊说：“我们要拦陈毅的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听到这些话，转过身来怒吼道：【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造反派们从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放这样的狠话，他们一时间惊呆了。周恩来回去后心脏病发作，一下子病倒了，36小时不能工作。这时毛泽东传来话说：【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27日的批判陈毅万人大会，按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周恩来表现出坚定和强硬的态度，镇住了造反派们，他们果然没有敢对陈毅动手，批陈大会上也没有出现过火行为。周恩来因为病倒，让陈伯达代替他主持大会。陈毅仍然坐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不时按照群

众的要求，站起来低头认罪，态度很老实，比上次批斗会上更老实。
陈毅也不愿意自己给周恩来再添麻烦，所以表现得特别老实。

到8月31日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恩来才召见姚登山及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们开会，周恩来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现在，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的。”

周恩来又批评姚登山说：“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你最近到处讲话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这个大标语。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经倒台，还根据王力的讲话来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

周恩来生气地说：“你这是推卸责任。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看来非把中央抬出来你们才相信。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一派红卫兵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夺权撤销了!希望你们就此止步。”

周恩来在外交部“反夺权”后，造反派“联络站”很快倒台，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又死灰复燃，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次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夺权，周恩来虽说胜利了，但也是靠好运气险胜的。

#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这次的外交部夺权，周恩来靠好运气险胜毛泽东，让毛泽东不得不感叹“人算不如天算”。1967年9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工作的毛泽东表侄孙女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外交部夺权的情况。当王海容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毛泽东感叹一声，吟诗两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后，毛泽东再无心听王海容的汇报，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这两句诗本是唐朝诗人罗隐感慨诸葛亮命运的，诗意是：“运气来的时候，天地都来帮你;运气走了，就是英雄也无能为力。”这两句诗正好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感叹周恩来靠好运气赢了自己。自己虽说是英雄，却也无可奈何。

不少人误以为毛泽东吟这两句诗是说王力的，因为这两句诗是在王海容谈到王力问题时，毛泽东说的。其实不然，这两句诗是毛泽东感叹自己的。第一，在毛泽东眼里，王力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第二，王力倒台，也不是因为天地运气不帮忙。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暴露出造反派已经在“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成了“极左派”。如果“极左派”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很可能爆发内战或外战，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称自己是“左派”，而周恩来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右派”。毛泽东原来计划中的文革，本来是一场“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时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他的文革，又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极左派”。

“右派”是要把文革之火熄灭下去，而“极左派”是要文革之火把一切都烧光。毛泽东的“左派”，现在处于被“右派”和“极左派”夹攻的尴尬境地。对“右派”和“极左派”同时出击是不可能的，当前“极左派”成为毛泽东最大的威胁，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与周恩来的“右派”暂时停战，共同对付“极左派”这个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出现“极左派”呢?毛泽东认为，在群众运动的初期，总会出现因群众的革命热情过于高涨，从而产生过激或过分的行动。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泽东的斗争思想是：革命应该分三个阶段：发动阶段，攻坚阶段，收尾阶段。在革命的“发动阶段”，不能压制极左的过分行动，否则无法形成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大火也燃烧不起来。

一旦革命过了这个“发动阶段”，革命大火已经点燃起来，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那些极左的过激行动就变得有害无益了，就要开始对极左的过激行动进行限制和制止。否则，极左过激行动长期蔓延下去，反过来会破坏革命。

革命通过了“攻坚阶段”，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还有“收尾阶段”的考验。“收尾阶段”主要是革命成果的分配问题，胜利成果分配不均或分配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讧，使革命功亏一篑。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也为了分配胜利成果大伤脑筋，最后又因此引发林彪事件。这些是后话了。

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经验时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一个政策叫做“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就是烧掉他们的家财房屋，使他们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当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去井冈山，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位。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我的前委和前委书记。】

毛泽东自己的经验是：革命“发动阶段”产生出来的过激行动，只有靠群众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抛弃过激和极左的行动。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的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极左的过激行动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极左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在文革之初，也对造反派的过激行动采取“不压制”的策略，希望造反派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极左过激行动的危害性，自觉改正极左错误。然而，造反派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极左错误，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烧外国使馆的地步。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不得不对群众造反的“极左行动”进行降温了，特别是要打击和取缔那些“极左派”。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一个行动，是打倒“王、关、戚”三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极左”倾向比较严重的人，纵观他们的讲话和行动，明显比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左”得多。张春桥在上海并没有搞极左，这是上海经验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用打倒“王、关、戚”三人，作为搞极左的“下场”，用杀一儆百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极左是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的。在当时的“极左”气氛下，毛泽东要是从轻处理“王、关、戚”，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二个行动，是取消不久前他发出的“给左派发枪”指示，发出一个相反的禁枪令。这点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三个行动，是巡视各地，给各地的过激造反行动降温。毛泽东于9月16日从上海出发，分别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3日返回北京。这次外巡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领导人谈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登在《人民日报》上，细节登在《红卫兵小报》上，作为给极左派敲的警钟。

这一路上毛泽东主要说了以下几点看法：

(一)提醒红卫兵不要犯极左错误。毛泽东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搞得我们犯错误。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二)不要提过激的口号和要求。毛泽东说：【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发通牒干什么?他们不照办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

(三)不要私心太重，争当造反派组织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四)要团结大多数。毛泽东说：【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见，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一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较的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五)不要搞派性，不要武斗。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侨、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四个行动，是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周恩来派系也反对极左派，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有两大好处：

(一)毛泽东反“极左”，有悖于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反“极左派”，就会使不是极左派的造反派，也对毛泽东产生怀疑甚至失望;而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造反派就不会对毛泽东产生怀疑或失望。

(二)毛泽东派系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搞斗争，而不擅长搞稳定。毛泽东派系的康生、江青等主要干将，都是长于斗争，而短于稳定局势。如果让江青、康生这些人去反“极左派”，就会把斗争激化，不仅使局势得不到稳定，甚至有可能恶化。毛泽东现在不想把斗争激化，所以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周恩来会把局势稳定下来。

于是，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授命，打击极左派，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此后，文革进入一个降温的时期。

（5）

从1967年9月开始，周恩来接手扭转天下大乱的重任，他一方面要给造反降温，一方面要打击极左派。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收场。在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尽快善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中央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表态。这是一件颇难的事情，如果调子太软，在当时群众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代，会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调子太硬，就会激化问题进一步升温。周恩来亲自过问《人民日报》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报道，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态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人民日报》巧妙地报道了这件事。第一，没有提到“最后通牒”，只是说群众示威，这就暗示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后通牒”;第二，使用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一词，这样的态度就不至于被骂为“投降主义”;第三，使用“强烈的行动”一词描述火烧英国代办处。“强烈”是中性词，既没有表示赞扬，也没有表示批评。

据说当时周恩来私下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没有公开报道。后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主动降温，进一步缓和了中英关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了房屋，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下来。

周恩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问题的收场，因为香港问题是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索。香港问题不收场，那么就可能重新引发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周恩来知道，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不能强硬，只能妥协，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要尽快把可能引爆国内暴乱的香港问题解决掉。

周恩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是全方位撤退和让步，但周恩来要把这个明显“投降主义”的政策贯彻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们就不同意。当港英当局拒绝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香港的左派们也非常气愤，他们也要对港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提出将进行更大规模罢工，组织渔船在香港海面大规模示威，最厉害的报复措施就是搞炸弹袭击。左派在香港街头放置各种真假土制炸弹，旁边下纸条“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但是这种炸弹袭击，搞得香港一般百姓也人心惶惶，一些平民也被炸弹误炸牺牲，引起香港居民对左派的反感和厌恶。

于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香港办公室，向香港左派总部的香港工会发出指示说“香港问题要转弯，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更不要搞炸弹袭击。”但香港工会头头们头脑很热，表示难于接受香港办公室的指示，把这个指示斥责为“投降主义”。于是周恩来把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招到北京，亲自与他谈了五个小时，香港工会的总头头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表示接受“转弯”的指示。

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思想打通了，可是其他头头的思想还没有通。于是周恩来就把香港工会的头头们请到北京，然后把他们暂时扣在北京两个月，不让他们回香港。周恩来对他们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就是要你们把头脑冷静下来。我已经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香港不搞上街游行，不搞罢工，不搞真假炸弹，这些对人民有害，对港英当局无用。】

因为香港左派领导人被扣在北京，香港当地的斗争无人领导，也很快就降温熄火了。据统计，这次香港暴动造成52人死亡，802人受伤，1936人被捕。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假炸弹，1167个真炸弹，造成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此次暴动，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些人被抓捕，有些人被遣返大陆，对中共在香港的势力造成致命的打击。香港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怀有戒心。左派的声势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97年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董建华颁发勋章授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被视为是对当年左派暴动的一种肯定。

不过1967年的这次香港暴动，也促使了港英当局进行社会改革。港英当局通过这次暴乱，察觉到有必要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港英当局在暴动结束后的1968年，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大大加强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等方面的福利措施，并修改劳工法，大幅加强对工人的保障。这样看来，香港暴动也算是没有白搞。

周恩来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外交部夺权的收场。周恩来第一个要解决的人，当然就是姚登山了。尽管姚登山也应该是周恩来最“恨”的人之一，但周恩来还是要保持他“宽容宽厚”的风度，在批评姚登山的同时，并没有对姚登山严厉处理，以免别人说周恩来挟私报复，影响周恩来的声誉。

9月18日，周恩来召开外交部干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对姚登山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国时我亲自去机场接你，我又把你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那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7）

【姚登山你干扰了外交部，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不过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不能放了，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姚登山还是要保的。】

虽然周恩来说“姚登山还要保”，但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姚登山还是被打成外交部的头号“五一六”分子。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姚登山等人的十大罪状，当场逮捕姚登山，之后姚登山被关进秦城监狱。

周恩来对外交部夺权的收场，第二个要解决的人是陈毅。因为外交部的很多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如果周恩来现在一下子把陈毅说得一点儿错误也没有，就不能让人们心服。所以周恩来用半批评办支持的态度对陈毅表态，让人们觉得周恩来没有偏袒陈毅。

周恩来批评陈毅说：【陈毅是有严重错误的，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陈毅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陈毅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陈毅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然后周恩来的话语一转，说：【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保陈毅，这样就显出他处理陈毅是公正的。之后，陈毅有一个月时间冷处理，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回到外交部。不过到10月以后，陈毅就重新公开露面了。

周恩来除了对火烧英国领事馆、香港问题、外交部夺权问题进行收场之外，最大的任务是批判走极端倾向的极左路线，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为此，以周恩来为主导发起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即所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对此，毛泽东是大力支持的。毛泽东说：【所谓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所谓“五一六兵团”，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毛泽东要支持周恩来主持的这次“批极左、抓坏人”运动，而毛泽东特别点名“五一六兵团”，把它作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毛泽东把“五一六兵团”定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可以说有两个寓意。

第一个寓意是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实际上就是宣布：谁反对周恩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个寓意却是相反的，在树立周恩来威信的同时，也把周恩来推到火上“烤”。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运动是周恩来为了“保自己”搞起来的。如果运动中出现冤案，或者出现扩大化，这个责任也会被算到周恩来头上。

因此，周恩来也知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搞好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搞不好，反而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所以周恩来要特别慎重。周恩来在谈到“五一六”问题时说：【现在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这种人就是“五一六”。】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我周恩来。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但“五一六”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反江青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五一六”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这是

不会得逞的!】

【“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第一，不扩大化，按主席思想，只抓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如张建旗，以便孤立少数。青年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第二，各单位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我们不要去抓。】

后来外交部在清查“五一六”时，清查出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对此批示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最后外交部定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1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姚登山关进秦城监狱，其他人送到干校监督劳动。

总而言之，周恩来对清查“五一六”还是慎重的，对他直属的单位能控制组，对各地方周恩来就控制不住了。比如后来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江苏大打“五一六”，有人说了几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有3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江苏成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

文革进入降温期之后，周恩来主持具体的收拾摊子工作，遏制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稳定天下大乱的局面。而毛泽东则思考路线方针的大问题，也就是文革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毛泽东从三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思想上、政治上、人事上。

在思想上的思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出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着重说明。在政治上的思考，毛泽东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十分不满。建国时，中共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弊病很大，苏联因此而走上了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决定进行大胆和创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上出现“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教育体制上出现“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上出现“赤脚医生”，这些都是苏联所没有的。关于这些我们也将在后面具体论述，这里先说毛泽东在人事上的思考。

毛泽东本来试图依靠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完全抛弃现有的党员干部，重建一套革命新人的人事体系。可是造反派却让毛泽东非常失望，没有涌现出优秀和杰出的人才，根本无力取代现有的党员干部。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调整他最初的人事战略，因为造反派不堪用，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放弃“踢开党委闹革命”，转为“依靠党委闹革命”，作为他下一步文革的主要人事战略。

不过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党”不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都是暮气沉沉，不想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就想到改造党，向党内注入新人新鲜血液，把目前这个暮气沉沉的党，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党，这样才能实现毛泽东的文革计划和心愿。

于是毛泽东就着手开始他“改造党”的计划，也就是“整党”。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7年10月，毛泽东表示要准备召开“九大”。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开会，讲述他召开“九大”的思路。

毛泽东说：【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意见已经反映上来了，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和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要整。】

毛泽东以前说“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毛泽东不踢党委了，但是要整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这样的指示以前是没有的，这反映出毛泽东搞文革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这里阐明他的整党思想：(一)要吸收新血液，吸收工、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二)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思想革命的;不要那种暮气沉沉，思想保守的。

毛泽东又说：【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过去，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

这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新人入党难，党支部被老党员把持住了，新人难进来。毛泽东又说：现在入党的条件，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好。不听话的人难入党。毛泽东反对发展“听话”的驯服工具党员，提出要发展“敢想敢干”的党员。

毛泽东继续说：【关于整党，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毛泽东这里转变了他“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想法，重新承认党的重要性，重新承认需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强调不要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毛泽东又批评一些高官喜欢训人，特别提出陈毅，这是提醒陈毅，不要以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打倒陈毅”不再提起了，他就可以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八大”决议刚通过，我就反对。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开，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备用的棋子，留着备用。

毛泽东准备召开“九大”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一次胜利果实的重新分配，是一次“分蛋糕”的关键时刻，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动“心思”，希望趁着这次“九大”的机会，分到更多的权力，爬上更高的位置。

经过文革以后，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有多人被打倒，有多人靠边站，空出不少位置。一些有野心，想更上一层楼的人，就盯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有两个人比较明显，一个是江青，另一个是杨成武。他们两人马上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为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铺路。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党的最高实权机关;同样，中央军委办事组也成为军队的最高实权机关。江青名义上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她是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而杨成武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因此，江青和杨成武就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和第五号实权人物。这样一来，江青和杨成武自然地认为，他们两人是距离政治局常委距离最近的人。

中共中央成员的政治地位排行如下：(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四位)中央委员;(第五位)候补中央委员。

杨成武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实权最大的人，但当时杨成武在党内的身份，连普通的中央委员也不是，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杨成武要想从第五位的候补中央委员，一下子飞跃到第一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

可是文革把一切都打乱了，也把一切所谓的“常理”都打破了，使过去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可能了。因此杨成武就想到趁着现在天下大乱的机会，在“九大”上挤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怕难有第二次机会。

当然，杨成武也明白，他要想连跳几级，一下子跳进中央政治局常委，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必须要有人提携才行。于是杨成武就想到了江青，希望江青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多多美言，因此杨成武就在各方面讨好江青，尽力为江青办事，希望以此换来江青在毛泽东面前的美言。杨成武是极少数几个人看过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他意识到毛泽东对江青很重视，认为依靠江青不会有错。

在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其中陈伯达和康生是政治局常委，而实际领导人江青，就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比杨成武的级别还要低。这样，江青要想一下子连跳几级飞进政治局常委，同样有相当难度的。因此江青就想到，需要为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进行一些舆论宣传的铺垫。

虽说江青把持着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要让文革小组宣传自己，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所以江青就想找一个文革小组之外的机构来吹捧宣传自己，为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做舆论宣传。于是江青就想到杨成武，让杨成武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替自己搞宣传。江青和杨成武两个人相互帮助，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江青帮杨成武说“美言”，两人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关于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之事，原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吴法宪和组员邱会作，都有较为详细的回忆，这里摘录如下。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当时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组织写《党史纲要》的事。】

【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党史纲要》(两条路线斗争史)。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党史纲要》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党史纲要》由军队组织写。】

按照党内分工，军队不应该负责写《党史》这样的东西，而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写。江青却自己不写，让杨成武主持写，可见她是另有居心。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当然也看出江青的居心，但也不好劝阻，任凭江青去胡闹。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抽调30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写这个《党史纲要》。杨成武还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几个月，《党史纲要》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党史纲要》里面总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总理都没有，这能行吗?”

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

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党史纲要》，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党史纲要》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党史纲要》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江青写这个《党史纲要》，显然是背着毛泽东干的。江青这么做，本来是想抬高自己，为进入政治局制造舆论。但江青的头脑太简单了一点，她没有想到这么做太过分了，反而会引起别人对她的反感，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对毛泽东的反感，江青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等于是在自毁长城。毛泽东看到江青做了这样一件蠢事，只得让江青赶紧把《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以免传出去引起人们的反感。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1967年11月间，杨成武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对编写《党史纲要》的事，杨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现。为什么要办这样大的事?他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以我的想法，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军委办事组没有资格和权威担任。我曾将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杨成武表示过，但他避而不答。

为了编写《党史纲要》，军委办事组调集了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几十个笔杆子在京西宾馆专门从事这件事，杨成武的秘书和他的大女儿杨毅，参加了写作班子。对此工作，由杨成武亲自挂帅，别人不能过问。】

邱会作回忆说，在《党史纲要》这件事上，杨成武采取了保密的做法，可以推测这是江青让杨成武保密的。此时杨成武只想讨好江青，他也过分相信江青，误以为江青的意见，就是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就跟着江青“胡闹”，这也是造成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初稿就出来了。《党史纲要》的初稿，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也看过。我记得在《党史纲要》中，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总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没什么历史可写，也被放在“第三号”的位置上了。周恩来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现过，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创始人之—的位置，其余人就“榜上无名”了。

大约在1968年2月间，杨成武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一律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谁让他这样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谁监督烧的。】

邱会作的回忆与吴法宪差不多，不过当时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而邱会作只是组员，所以吴法宪知道的情况比邱会作多一些。

江青除了搞《党史纲要》宣传自己外，还搞了一次《红太阳》图片展，这也是杨成武帮江青搞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组，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红太阳图片展》。这两件事，杨成武放在同样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红太阳展览》这样重大的问题，同样不是军委办事组应当办的事。

《红太阳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大约有图片300余张。《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样，江青没有什么历史性的照片，只有把生活照片当作历史照片了。我记的有几张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讷在一起照的。李讷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边，这种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为政治照片展出来了。周恩来只有陪衬别人的集体照片，没有单独照片。

《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的，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是“名不正言不顺”，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党的第三位是错误的。对为什么要编《党史纲要》和办《红太阳展览》，杨成武只是个别与我说过一次。杨成武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这些事，都是为召开‘九大’作的重要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

这里杨成武对邱会作透露了一点内幕，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事”，这里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就是江青个人。杨成武又说“《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这就一语道破了江青的用意，为她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做准备工作。

本来，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与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但后来杨成武感到自己进入政治局，需要江青的帮助，于是就开始疏远林彪，而和江青靠得很近。邱会作对此回忆说：

【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

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成武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林总对杨成武有所批评，但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林总伤心地说：“人一旦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

邱会作还对杨成武的倒台，分析说：【杨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总对杨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杨成武的确是一个军政双全的人，也能团结同志。但自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成武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邱会作对杨成武倒台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杨成武过于依靠江青，为了江青得罪了林彪。毛泽东在上次给周恩来传话的问题上，就已经对杨成武有看法了，现在杨成武再得罪了林彪，那么他被打倒，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造成杨成武倒台的直接导火索，却是他的女儿杨毅的个人问题。这件事我们将在下面说明。

杨成武在红军时代就是林彪的老部下，与林彪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1967年初，杨成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赞捧的林彪长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可是到了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就开始与林彪拉开距离，其中一个原因，是杨成武发现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有所变化。

1967年8月，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有一天毛泽东与杨成武谈到“四个伟大”(林彪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泽东用不满的语气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

毛泽东又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

毛泽东这句话，指的是文革时开大会以前，首先要说两句固定格式的祝词：“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个祝词也成为当时约定成俗的流行语，提到“万寿无疆”，就是指毛泽东;而提到“永远健康”，就是指林彪。因此，杨成武一听毛泽东说“永远健康”，马上清楚毛泽东这里说林彪，明白毛泽东对林彪有所不满了。

提到林彪的“永远健康”，还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据原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夏，有一天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前头并排坐着毛泽东和林彪，我正好坐在他们后面。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当报幕员准备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第二天，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是随便与林彪开玩笑?还是有意识地提醒林彪什么事呢?这个无法猜测。不过林彪还是慎重的，他马上主动提出不要把他与毛泽东并提，不要喊“永远健康”，一来表示自己的谦虚，二来也是为了消除毛泽东可能有的“想法”。

但这封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却表示林彪不必如此谦虚，并没有很认真处理这件事，所以在群众大会的场合，人们还是照样喊这两句祝词。

如果说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还有开玩笑的意思;而毛泽东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这显然就是对“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不满。于是杨成武就留了心，在公共场合他就不再喊林彪“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了。杨成武的此举，很快被叶群发现。据杨成武回忆说：

【1967年底，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我不能再那样喊了。”

于是，我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

这时，我才意识到，叶群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杨成武说林彪对“永远健康”看得很重，这没有说到点子上。林彪并不是在意“永远健康”这句话，而是在意杨成武对他的态度。杨成武不喊“永远健康”，那就意味着他不想再与林彪靠得那么近了，想要疏远林彪了。

杨成武疏远林彪的第二件事，是发表《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196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统对权威》。当时的“军人”发表这种署名文章，并不是出于什么宣传目的，主要是作为“表忠心”的一种态度。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吴法宪”的《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意味着吴法宪向林彪的“表忠心”。那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统对权威》，就是意味着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

对于林彪来说，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本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他表忠心的方式。自从1960年以来，林彪就一直在军队中大捧特捧毛泽东，可以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是林彪的专利。现在杨成武也要来“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那岂不是抢林彪的专利，争林彪的风头。

更重要的是，杨成武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感觉：林彪主持下的军队，对毛泽东的权威树立的不够，所以杨成武才需要提出“大树特树”

（17）

如果军队中早已“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提什么“大树特树”。这样一来，杨成武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就包含有对林彪暗喻批评的意思了，所以林彪对这篇文章非常不满，更进一步对杨成武不满。

杨成武写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向毛泽东表忠心，没想到毛泽东却对这篇文章也不满。杨成武在文章发表前，先把文章送交毛泽东过目，以为毛泽东会很高兴，可是毛泽东看后的表示却很平淡。据杨成武回忆说：【三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杨成武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态度，还是照样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据邱会作回忆说：

【1967年冬，杨成武发表了《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原是总参谋部大批判组的稿件，是杨成武硬抢过来的。当时杨成武口气很大，很得意地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

【为了文章的发表，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提出要下发文件，通知全军组织学习。文章发表时，军委办事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由《解放军报》召开新闻界的会，通告杨成武的重要文章要发表;军委办事组对全军召开电话会议，讲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组织收听、阅读等事宜。对发表一篇文章事先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见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发表后，宣传得很厉害，标语刷了很多。】

【文章发表时《人民日报》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转到第三版，新华社也以重要新闻播发了。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满意，为了此事，当时在中央文革管宣传的戚本禹还专门上门来道歉。杨成武的文章发表后一、两天，我们到了杨成武家，一见到杨成武，他就气愤地说：“戚本禹刚刚走掉。这个戚本禹真是乱弹琴，太可气了，《大树特树》这么重要的文章，他在《人民日报》上登在第二版。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多重要吗?】

对于杨成武的抢风头，林彪也不能等闲视之，否则别人会误以为林彪对宣传毛泽东不热心。

（18）

11月29日，林彪给海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一下子，全国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林彪的题词，同时让人们感到，林彪还是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的，这样林彪就挽回了杨成武暗喻他宣传毛泽东不够的影响。

《大树特树》这篇文章，本来是杨成武想要吹捧讨好毛泽东的。杨成武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就误以为毛泽东喜欢别人吹捧，林彪就是靠吹捧毛泽东爬上去的。于是杨成武把林彪当作榜样，也来大捧特捧毛泽东，以为这样就能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以为这样可以使他更上一层楼，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杨成武犯了东施效颦的错误，他没有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的时代背景不同。林彪在1960年之后毛泽东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吹捧毛泽东，是给毛泽东雪中送炭，毛泽东当然要感谢林彪了。而现在杨成武吹捧毛泽东，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毛泽东不但不会感谢他，反而看出他有野心。于是，毛泽东很快就对杨成武这篇文章做出了批评。

据吴法宪回忆说：【谁知道，杨成武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毛泽东对杨成武的公开批评，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杨成武了。但毛泽东本来并没有想要“打倒”杨成武，只是准备给杨成武一个冷处理，降职处分就算完了。没想到杨成武在他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与空军司令吴法宪闹翻了，进而又与林彪严重冲突，引发林彪对杨成武的巨大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所以就决定“打倒”杨成武了。

杨成武让自己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后，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讨好一下杨成武，就派自己的秘书单世充专门去“帮助”杨毅，为杨毅的工作创造方便。余立金这么做也是出于“好心”，但没想到却惹出一场男女关系问题，牵连到他自己也被打倒了。

据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1968年3月初的一天，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护士)来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因为这是牵扯到杨成武女儿的问题，吴法宪找余立金一起商量，决定先把单士充关押隔离起来，等问题搞清楚后再作处理，并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声誉。

单士充被关押隔离后，他躲过了别人的注意，偷偷与杨毅通了电话，把他们事情的暴露及他被隔离的情况告诉了杨毅，杨毅又告诉了她父亲。

杨成武一听这件事，就感到不对。如果吴法宪真的想维护他杨成武的声誉，那就应该把纵素梅关押起来，而不是把单世充关押起来。因为关押单世充，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是承认单世充有罪。如果单世充有罪，那么杨毅也就肯定不干净，这样杨成武的威信也就受到损害。

因此，杨成武感到非常恼火，认为吴法宪这样做，是要故意损害他的威信。谁都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铁杆，而杨成武从1967年下半年以后就对林彪有所疏远，已经得罪了林彪.因此杨成武认为，这是林彪在背后指使吴法宪这么做的。

这样一来，杨成武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忍下这口气，对吴法宪对他的冒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第二个选择是对吴法宪进行反击。如果这样，就必然要触碰到吴法宪背后的林彪。也就是说，杨成武对吴法宪的反击，就会上升为一场杨成武与林彪的斗争。

杨成武个人当然是敌不过林彪的，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当时杨成武认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肯定要超过对林彪的信任，否则毛泽东怎么可能当着自己的面，说林彪的“坏话”呢?这么一想，杨成武就认为，一旦他与林彪发生冲突，毛泽东肯定会站在自己的一边，那么这场斗争的胜利肯定就属于杨成武了。

（20）

此时杨成武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处理“王、关、戚”事件的时候，没有遵守毛泽东的“只对总理一个人说”的指示，反而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去向林彪汇报。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杨成武本人却一点没有察觉。

杨成武认定毛泽东会支持他，自然也就大胆地对吴法宪进行反击了。杨成武行动的第一步，是把空军政委余立金“拉”到自己的一边。正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紧急给中央送来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杨成武和吴法宪几个人知道，对余立金是保密的。于是杨成武就把余立金找来，悄悄向他透露这份揭发他的材料，并表示自己一定“保”余立金。这样一来，余立金马上对杨成武感激涕零，表示愿为杨成武效力。

杨成武要余立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关押的单士充释放出来。于是余立金在不告诉吴法宪的情况下，把单士充放了出来。单士充本来就是余立金的秘书，余立金就让单士充回到他家中的秘书办公室。杨成武还传来话说：没有杨成武的命令，单士充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吴法宪得知单士充被放出来，当然也是大为恼怒，于是派人招单士充到空军司令部来谈话。来人对单士充说：“吴司令要你去谈话。”

单士充自恃有杨成武和余立金撑腰，拒绝去见吴法宪，说：“杨代总长有指示，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这下子吴法宪没办法了，输了一步。然后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她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又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据吴法宪回忆说：【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志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

我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

接着，我要求面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

杨成武招来吴法宪，又不见他，完全不给他面子，狠狠回击了一下吴法宪。另外，杨成武又派妻子赵志珍去林彪那里告吴法宪的状。杨成武知道吴法宪的后台就是林彪，他向林彪状告吴法宪，也就是向林彪开战了，等于是向林彪说：你不处分吴法宪的话，咱们就没完。

据杨成武回忆说：【我在病中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

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吴法宪“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这里插一点题外话，关于林彪代号“101”的由来，据说是来自电话号码。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专用电话号码，林彪是101、罗荣桓是102、刘亚楼是103、谭政是104。部下给林彪打电话，就拨打101，于是也就称呼林彪为“101”了。同样，华东野战军中，陈毅代号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陈士榘是504，这也是来自电话号码。

关于赵志珍到林彪那里告状，吴法宪的回忆说：【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

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余立金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

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纵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赵志珍和余立金走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林彪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

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志珍把我们带到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志珍向陈绥圻说：“成武要和法宪同志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

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

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这次，杨成武对吴法宪下达了两项指示：第一个是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第二个是不要“整”单世充。但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敢于同杨成武斗争，要顶住”，把杨成武的这两项指示全部顶回去了。这样杨成武又输了一步。当然杨成武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开始公然向吴法宪夺权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3月中旬，吴法宪又到军委办事组来了，吴说：“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杨代总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一点问题，同你们三个人(李作鹏也来了)说一下。我说的问题，现在绝不能外传，所说的内容也由我自己负责。将来上面怎么说，就以上面的为准。】

【吴法宪说：“杨成武以前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

接着吴法宪又说：“杨成武对我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就照顾不过来了。杨成武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立金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是杨成武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杨成武让余立金主要负责空军的工作，等于就是用自己的权力强行夺吴法宪的权。因为吴法宪是杨成武的部下，对杨成武的命令无法直接抵制，他只得去向林彪报告。据邱会作回忆说：

【吴法宪说他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总。林总听了之后，有些吃惊，但林总不知道杨成武这一考虑的来头，因为杨成武与毛主席那里是通着的。究竟是毛主席的打算，让杨成武先对吴法宪吹风，还是杨成武自己的考虑?林总一时摸不清，因此林总说话很谨慎。林总只对吴法宪说了一句：“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其余就没有多说了。】

林彪不知道杨成武的底，于是就要摸杨成武的底。据杨成武回忆说：【那是1968年3月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说有要紧的事。我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座、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林彪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请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一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我想：我建国前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

林彪当然知道杨成武解放前根本不认识叶群，让杨成武写证明，虽然有“强人所难”的味道，但却是一个很小的要求，杨成武并不难做到，写这样的证明也不会伤害到什么人。相反，杨成武拒绝写这个证明，拒绝林彪这个小小的要求，那反而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

林彪就是要用这个难题，来摸杨成武的底，看杨成武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杨成武痛快地答应林彪的要求。这样的话，就说明杨成武与毛泽东是“通气”的。林彪明白毛泽东对自己有不满，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上升到摊牌的地步，毛泽东还要团结林彪。对于写一个“叶群不是假党员”的证明，毛泽东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小事上为难林彪的。如果杨成武与毛泽东“通气”，杨成武应该知道毛泽东不会在这件小事上为难林彪，就会很痛快地答应。

杨成武的第二种反应，是说“我回去考虑一下”。这说明杨成武回去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这也说明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

杨成武的第三种反应，是一口回绝林彪的这个“小要求”，完全不给林彪面子。如果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事后杨成武就会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会让杨成武马上来向林彪道歉，因为毛泽东不希望杨成武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跟林彪把关系搞僵了。

几天之后，杨成武也没有来向林彪道歉。因此，林彪认定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这件事是杨成武的个人所为，所以林彪决定向杨成武发起进攻了。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的时候，就把这场斗争就炽热化了，林彪的反击就是拿掉杨成武。

林彪在肯定了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之后，就把他对杨成武的不满告到毛泽东那里。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成武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据吴法宪回忆说：【3月23日凌晨1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从打倒杨成武这件事的前后来看，杨成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也主动发起与林彪的斗争，要处分吴法宪。当然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也是出于气愤，毕竟吴法宪处理他女儿的事情，不但没有维护杨成武的面子，反而给了杨成武难堪。

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公然要夺吴法宪的权，这就引发了与林彪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白炽化的斗争。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还不准备用“打倒”的方式来处理他。然而，在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爆发了白炽化的斗争之后，如果毛泽东护着杨成武，势必影响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最后决定满足林彪的要求，打倒杨成武。这就像邱会作说的那样：“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25）

杨成武倒台了，而江青有一段时间跟他走得很近，所以江青要赶快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于是江青就表现出最为积极的态度，坚决要求打倒杨成武。据吴法宪说，打倒傅崇碧也是江青促成的。吴法宪回忆说：【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傅崇碧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是不是真的听了江青的话，打倒傅崇碧，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不过傅崇碧并无犯什么大错，他被打倒，应该是因为与杨成武的关系过于密切，受到杨成武的牵连。不过对傅崇碧的处理，要比杨成武和余立金轻很多。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发出《通知》，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人们不禁对中央的这个《通知》感到惊讶，不知道这三位在军内担任要职的将军所犯的“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对此，毛泽东提出召开一次大会，由林彪主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毛泽东说：“杨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了台的人，现在下台了，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出场，接见了参会人员，引起一阵轰动。因为毛泽东在1967年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就很少出席这种大规模的大会了。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是林彪在文革中少有的长篇讲话之一。林彪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比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林彪的讲话，首先提到毛泽东对“杨、余、傅”问题的定性，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定性呢?因为“杨、余、傅”三个人，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只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文革造成了障碍，毛泽东说：“杨成武这个‘障碍兵’可以搬开。”

（26）

为什么说“杨、余、傅”给毛泽东造成障碍呢?这是因为他们隔阂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尽管对林彪有所不满，但现在还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需要与林彪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杨成武的错误，就是公然向林彪的心腹吴法宪夺权，这等于是给毛泽东制造麻烦，搞坏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这样一来，毛泽东从保持与林彪的关系出发，所以要拿掉杨成武。因此毛泽东说：“杨、余、傅”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众人热烈鼓掌。林彪接着说：【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

办!】

众人更热烈的鼓掌。姚文元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

岁!”

众人跟着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林彪接着说：【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众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众人的气氛安静下来后，林彪继续说：【同志们!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个人主义。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的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展开全军的大夺权，结果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姚文元带头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这里姚文元说的“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就是不点名地喊“打倒杨成武”。

林彪对杨成武的调子，与毛泽东显然不同。毛泽东只是说杨成武的问题“不大不很小”，而林彪要给杨成武的问题升级，升级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林彪还特别点名批贺龙，把贺龙的问题也提升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这也反映出林彪对贺龙的一种态度。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他就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杨成武就是这种人。】

江青带头高喊口号：“打倒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

林彪接着说：【杨成武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并且用特务的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

（27）

叶群带头高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谢富治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众人也跟着热烈喊口号。

林彪这样一煽动，杨成武的问题就升级了，林彪的内心是希望把杨成武彻底打倒。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对杨成武这样有“野心”的人，总是很担忧的。因为杨成武想要继续往上爬，林彪就成了他的障碍，杨成武必须要设法“搬掉”林彪这个障碍，他才能更上一层楼。因此，林彪遇到杨成武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不免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危机感。

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陪毛泽东外游三个月之后，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林彪不满地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杨成武本人也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时，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问我：“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杨成武说林彪对他的态度冷淡，其实更应该说他对林彪的变冷淡了。杨成武开始对林彪“封锁消息”，不再告诉林彪毛泽东说过些什么话了。这次杨成武敢于公然挑战林彪，林彪也觉察出，杨成武应该是从毛泽东那里，听到某些对自己不利的话，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这样一来，林彪就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不利于我的话呢?”

毛泽东也看出林彪这个疑虑的心思，他要打消林彪的疑虑，于是就拿掉杨成武，让林彪放心。而且毛泽东这次“人情做到底”，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让林彪彻底放心。

毛泽东让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已经看出来，总参谋长这个军队第二把手的人物，大概是比较难与林彪合得来的。如果毛泽东换一个非林彪派系的人当总参谋长，这个总参谋长过不了多久，因为与林彪合不来，不免又要遭到被打倒的命运。所以，毛泽东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这样才能避免总参谋长再次被打倒。关于毛泽东对军队人事安排的考虑，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这次大会上。林彪继续讲话说：【杨成武表面上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组来迫害江青同志。】

周恩来带头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接着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来她的伟大作用。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她有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

叶群带头喊口号：“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在林彪讲话完之后，周恩来接着讲话。周恩来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30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学习和锻炼。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八台样板戏，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出来的。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和林彪在会上大捧特捧江青，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帮江青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搞好与江青本人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和林彪都希望江青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因为周恩来和林彪都看出，江青这个人好对付，成不了大的气候，所以希望她进入政治局常委，占一个位置。因为政治局常委就那么几个位置，江青占掉一个位置，就能阻止一个其他能干的人上来。

周恩来接着说：【同志们，根据刚才林副主席的具体指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杨成武的这种卑鄙的活动，我们最近才知道，听到后极其愤慨!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了，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的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上纲上线。因为这次打倒的“杨、余、傅”三人，并非周恩来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所以周恩来没有必要为了“保”他们，而得罪林彪，或搞坏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要团结林彪，周恩来也要团结林彪，所以周恩来表现出积极支持林彪的态度。

打倒“杨、余、傅”事件，也是一个偶然的插曲，并不在毛泽东的战略计划中。毛泽东解决了“杨、余、傅”问题之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回到他的战略计划上。

（29）

自从群众运动走上“极左”，毛泽东自己也控制不住之后，毛泽东感到现在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众组织，不能成为依靠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次改变他的文革战略，“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依靠党委闹革命”，把重建党组织，作为搞文革的“新重点”。

毛泽东之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东西。毛泽东本来并不喜欢，也不迷信苏联式的体制，但1949年建国时中共对苏联“一边倒”，在苏联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照搬苏联的体制。

自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体制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苏联这种体制长期下去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毛泽东第一次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当时毛泽东觉得党委的权力太大，如果没有人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一些人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动群众，利用《大字报》的形式来监督党委和党员。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使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搞“大鸣大放”，只是想让他们大胆地监督党委和党员。没想到在“大鸣大放”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轮流坐庄”，要向共产党“夺权”，这就使运动的性质变了，变成了“反右”运动。

文革开始以后，各级党委机构基本上被打倒了，毛泽东不喜欢的苏联式政治体制在中国瓦解了，这可以算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个胜利。但旧的党一元化领导体制打破之后，新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认为，新的体制应该不再是党一元化领导体制，而要加入群众的监督，这就是全新的政治体制“革命委员会”，也叫“革命三结合委员会”。

（30）

“革命委员会”由三部分组成：(一)革命群众代表：这些人来自造反派头头，不一定是党员，即使是党员，也是资格很浅的党员;(二)革命干部代表：这些人来自老资格的党员干部，也就是老干部;(三)革命军人代表，这些人来自军队。

本来毛泽东设想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没有军人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军人出来参政，搞成军政府。可是在文革过程中，军人出力很大，特别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体制中，不给军人分配一定的权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个“三结合”的新体制。

毛泽东认为这种“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体制，因为有三种力量相互牵制，可以相互监督，不会出现过去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到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尽管在表面上，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型政治体制，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群众”的实力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摆设的“花瓶”，根本无法形成牵制力量，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几个很少数地方的革委会大权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手里，绝大部分地方的革委会的大权，都是掌握“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手里。这种新的“革委会”，在实质上与以前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毛泽东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仅仅流于形式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回来谈目前的形势。

在1968年初，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还是用于“反极左思潮”，给过热的群众运动适当降温。但毛泽东也不想过分降温，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提问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乱了一阵子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要让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就解决了。】

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他又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这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群众。从今年9月下旬起，全国群众组织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够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认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够”，没有“闹够”，要等到他们自己打累了，闹累了，自然而然也就不想再打了，这时候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就自然熄火了。根据这个想法，毛泽东解决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方法，就是放手“让他们闹够”，只有等到他们闹够了，运动才能回头。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采取观望态度，等到他们“闹够”。可是这次毛泽东的经验没有灵验，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不但没有“闹够”的趋势，反而是越闹越大。到1968年，不仅是工厂武斗，连文质彬彬的大学里也出现严重的武斗现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文革的典范学校，又成为武斗的典范。

北京大学从1968年3月开始，多次出现几千人规模的大武斗。据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回忆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据的那座楼的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学生用匕首扎伤。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呢?】

最著名的武斗是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双方使用了步枪、手榴弹、燃烧瓶等热武器进行武斗。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原本是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领导“清华井冈山兵团”，但这个组织又在1967年中旬分裂成为“团派”和“四派”，蒯大富成为“团派”的头头，与“四派”发生长达百日的大规模武斗。

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一支三万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但遭到“团派”的武装对抗，当场打死工人5名，打伤7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七事件”。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下午五点多，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的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晚上10点，9003楼里的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晚上11点，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工人李文元。

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有5人牺牲，特重伤20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轻伤有几百人。】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居然敢打死中央派去的工宣队，毛泽东感到不能不采取强硬措施了。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尚未入睡的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当毛泽东得知清华大学发生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马上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开会。毛泽东在听取情况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他们是北京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也是全部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这天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五个半小时。据“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过去哪次都不同。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过去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可是这次我们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谢富治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江青、林彪夫人叶群、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说：“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

毛主席说：“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说：“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天就会掉下来了。”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

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35）

蒯大富对毛泽东这次接见回忆说：【我进门一看，一屋子的人，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

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主席接见我，也就是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握握手，就没有其它的了。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

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那真正是告御状。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把我们的人抓走了好多。”

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我以后知道，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武斗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上，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这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上宣告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

（36）

蒯大富回忆说毛泽东哭了，哗哗直流眼泪，这次毛泽东真的是伤心至极了。蒯大富是毛泽东期待最大的革命小将，恰好是两年前的1966年7月29日，毛泽东亲自点名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次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席群众大会并讲话，刘少奇对众人说：【至于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晓得。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说：【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毛泽东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了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两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神采轩昂;可是两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却在人民大会堂伤心地眼泪直流。这似乎是应了当时刘少奇的话“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晓得，中央其他同志也不晓得。”现在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晓得了。

毛泽东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始，历经各种艰难曲折，遭受各种失败挫折，但每次毛泽东在遇到挫折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能化险为夷。可是这次，毛泽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他无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敢于跟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敢于发动全国全面夺权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毛泽东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寄托在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身上，毛泽东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次，毛泽东寄予无限期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一点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双方就大打出手。虽说武斗的规模越搞越大，但武斗的性质却越来越低级，越来越不是为了主义和信仰去斗争，而单纯是为了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和利益去斗争。造反派的这种出于派性恩怨利益的武斗，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群众对他们越来越反感。

造反派的失去人心，就是毛泽东的失去人心;造反派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怎能不伤心呢?在1968年5月，毛泽东发起了最后一次挽救造反派的运动，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

（37）

毛泽东对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原因，总想不通。196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我就想不通。这一定是有人操纵。第一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总是好的，群众组织之所以出现的大规模武斗，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操纵和挑拨。那么坏人是谁呢?第一个嫌疑人是走资派;第二个嫌疑人是旧社会残余的地、富、反、坏、右;第三个嫌疑人是群众头脑中的小集团主义思潮。

到1967年12月，毛泽东逐渐把煽动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嫌疑人，集中在“地、富、反、坏、右”身上。在12月18日会见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毛泽东谈话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他们这些人就是武斗的幕后指挥。】

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日报》在1968年4月10日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看法。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认为文革之所以陷入武斗的泥潭，是因为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地主、富农等被剥夺财产，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在背后煽动捣鬼，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196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几个问题的通知》，此后，就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的对象，主要是清查解放前有历史问题的人，特别是清查国民党特务。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38）

这次“清队”运动的高潮，是康生指控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国民党特务，并指控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声称云南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就是赵健民一伙“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煽动起来的。为此，赵健民被逮捕，数万人被牵连。

毛泽东本想通过“清队”运动，把在背后煽动挑拨群众武斗的坏人揪出来，这样一来，群众组织的武斗就会结束。可是事实又打破了毛泽东的期待，搞“清队”运动对停止武斗毫无帮助。相反，“清队”运动却走上了扩大化的老路，据说全国一下子揪出来几十万名国民党特务。

揪出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了，他不得不对这场运动泼冷水和刹车了。毛泽东说：【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搞逼供信，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于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

毛泽东又说：【投降过国民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打AB团，福建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抓改组派，说明当时我们是不成熟的。后来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在毛泽东的刹车下，“清队”在几个月之后就停了下来，但已经制造出不少冤案，不少人受到迫害。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挽救造反派的最后努力，“清队”运动无效后，毛泽东不得不把红卫兵和造反派，彻底推下历史的舞台。1966年，毛泽东亲自接见1100万红卫兵，是毛泽东把这些红卫兵小将亲手推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国掀起一场翻天动地的大运动;可是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又要亲手把红卫兵小将们推下历史舞台，这个悲剧性已经超出了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又怎能不让毛泽东落泪呢。

要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可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呀。现在毛泽东亲手拿掉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那他的文革又靠谁来搞呢?又怎么搞下去呢?

（39）

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对文革小组成员发誓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了吗?显然没有搞到底。是什么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呢?

毛泽东在1966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之所以说这样悲壮的话，是因为他当时把党内的反对势力想象得十分强大。可是事实上，党内的反对势力并没有毛泽东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们的抵抗都是有限的。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而是毛泽东自己搞文革的主力军：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

1968年8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10天之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也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这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前面提到，聂元梓回忆说：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过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头上打出一个包，聂元梓被匕首扎伤。

什么样的人会对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见面就打?按照常识考虑，肯定是流氓团伙，黑社会组织才会这样不讲起码的文明，专靠使用暴力。现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文明程度，居然堕落到与流氓团伙一样，他们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更厉害了，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扔手榴弹，这简直就是土匪团伙干的事情。

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毛泽东想尽各种方法，试图把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堕落的道路上挽救回来。可是现在红卫兵造反派堕落到了土匪的地步，无法再挽救了，毛泽东只得挥泪斩马谡，亲手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

毛泽东曾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无限的期望，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这么大的希望，第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敢想敢干，敢于造反;第二原因更重要，就是毛泽东认为年轻的一代，比他们老的一代人思想觉悟更高。

（40）

毛泽东等老干部这一代人，学生时代根本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受的都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毛泽东谈到他年轻的时候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包括在中学读了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而解放后的年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雷锋，培养共产主义觉悟。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受到过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染，比较单纯，共产主义觉悟更高。这一代新人，正是毛泽东亲手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给予无比的希望，认为由这些共产主义新人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大大高于他们当年上井冈山的水平，一定会很好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任务。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培养出来的这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思想觉悟居然还不如井冈山的老一代。

有人说：“文革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搞坏了。”严格地讲，这句话并不正确。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发生在文革之前，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与旧思想和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引进苏联式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孝礼义”那一套思想道德，就不得不抛弃了。

“道德”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对“自私自利”私心的克制。不管古今中外，所谓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私心比较少的人，这是全世界通用和公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歌颂“自私自利”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反对“自私自利”的。比如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只有克服和遏制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恢复到周朝时代的良好社会道德风气。

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更是号召人们“大公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体制到方法都有较大的问题，使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真正培养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邯郸学步”，说古代有一个人，看到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很美，于是就学邯郸人的走路方式，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式没有学会，反而把自己过去的走路方法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用“邯郸学步”的寓言来形容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没有培养起来，而旧的传统儒家道德也忘掉了，结果就造成道德的严重缺失。因此，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自私自利”心态，甚至比旧中国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还要严重。

毛泽东曾说：【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我父亲不得人心，我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可见在旧中国，还是有一些像毛泽东母亲那样私心比较少的人，而到了新中国，私心重的人反而更多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武斗不止，就是私心太重的表现。大家出于私心，都要争当“核心”，结果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派性武斗，其实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混战，性质是一样的。北洋军阀就是因为私心太重，大家都想争当国家领导人，结果就成了混战一场的“春秋无义战”。

在中共内部，也一直存在着斗争。在红军时代，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都发生过斗争，但大家一边斗争，一边还是以大局为重，相互克制忍让，个人服从大局，不让斗争发展成“武斗”。如果中共在井冈山时代就出现内部武斗，那么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去围剿，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毛泽东这一批在剥削阶级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人，还能做到顾全大局，克己复礼。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一批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觉悟居然比他们在井冈山时期的觉悟还要低。简直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清华大学武斗之后，毛泽东也觉得红卫兵不行了，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现在这批红卫兵大闹之后，已经闹得心“野”了，再让他们安心下来读书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批心“野”了的红卫兵，继续留在大城市里，就等于留下一批闹事的火种，所以必须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才能把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也得有一个方法，于是毛泽东就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然，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也就是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也有思想上的考虑。因为毛泽东从文革中发现这批知识青年的私心太重，有必要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于是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第二十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所谓“知识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学生，按现在的标准看起来，中学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识”。不过在1969年的时候，农村的文化水平还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识”了，所以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的主体，也就是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也就是这些城市青年的户口，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农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落户之后，以后每年又陆续有一些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前后共有约1600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虑到当时城市人口一亿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知青”下乡。

毛泽东本来的文革战略部署中，本来并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出台的应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虑。在“造反有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已经变得非常不安分，把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把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从而就消除了红卫兵不听指挥，继续造反的隐患。

很显然，当时如果不把红卫兵们送到农村中去化整为零，他们在城市中闹事起来，而且谁的话也不听，那就只能动用军队开枪镇压了。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避免了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军队向群众开枪。当然“上山下乡”运动也有经济上的意义：文革后很多工厂处于停工停顿状态，很难接受这么一大批人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去农村就业，也就是务农。

由于当时城乡生活差别很大，特别是大城市的知青，到农村去以后，发现那里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城市，于是产生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他们对毛泽东搞的文革，以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毛泽东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自己被毛泽东当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后就廉价处理了。这些知青成为中国第一批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怨言极大，认为他们的青春被毛泽东耽误了。

（2）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也无可奈何。所谓“点火容易灭火难”，文革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点起来了，不把这批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造反之火就熄灭不下来。为了安抚下乡的红卫兵，后来毛泽东又放松了插队落户的条文，从1971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其实知青真正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些人多半成为学校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文书、农机修理工等，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不那么艰苦了。中小城镇的招工，也都优先安排知青当工人。

然而，这批知青的人数极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长，几乎半数以上城市居民，都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满。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因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伤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夺权的文革”已经结束，“整党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前的文革，称为第一场文革，也就是“夺权的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的文革，称为第二场文革，也就是“整党的文革”。

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它是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党政军各领域“当权派”的权力。但“夺权的文革”只是把刘少奇的权夺过来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权都没有夺过来，因此这场“夺权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最后遣散红卫兵，就意味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彻底结束。

虽说毛泽东全面夺权的“夺权的文革”失败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话，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整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毛泽东趁着这个机会，又发起了第二场“整党的文革”，这可以说是对第一场文革失败的补救。

关于“整党的文革”，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的目的是改组和改造中共。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暮气沉沉”的保守党，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进取了。因此毛泽东要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并且认为只有“朝气蓬勃”的革命党，才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

（3）

中共的“九大”，就是毛泽东搞“整党的文革”的开始。很多人说，中共“九大”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大会，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什么是“正常”呢?“正常”就是跟过去差不多，变化不大。如果中共“九大”是“正常”的大会，那就说明“九大”跟过去差不多，还是老一套，那么毛泽东的大刀阔斧整党又体现在哪里呢?因此，“九大”的“不正常”，正是体现了毛泽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以及进行大力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后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也就没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不正常”的，它的不正常，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5人，按照规则，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全体中央委员，应全部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可是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9人。在没有到会的136人中，除10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扩大”，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等74人都扩大了进来，使参会人数达到133人。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在开幕式上，周恩来率先讲话说：【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接着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九大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修改党章草案的讨论;(三)专案审查报告，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周恩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大家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些是：(一)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正确?(二)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不该搞?(三)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四)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显示了毛泽东的一种策略，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

与两年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十一中全会两年多之后开的。但以我的感受来说，两次全会的政治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紧张、恐惧;八届十二中全会是：轻松，踏实。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是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有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把文革看成是1930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一样，我当时已经准备随时被关起来，后来我考虑到的问题都成了现实。但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都消除了。】

邱会作说出参加这次大会绝大部分老干部的心里话。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牵连进去。可是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搞文革的武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被遣散了，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的噩梦，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老干部们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大家的心情就轻松愉快下来。

大家的心情轻松下来，就可能会出现“畅所欲言”的情况，而这种“畅所欲言”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的上半阶段，大家心情很好，会上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心情很好，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毛泽东要吸取以往的教训，警惕这次会议上大家“心情很好”状况，所以他要在开幕式上提醒大家：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什么是不该说的话呢?这就是毛泽东端出来的关于文革的四个致命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按照中共的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都要总结上一次全会到这次全会之间的工作情况。从上一次1966年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到这次1968年10月召开的十二中全会之间，党中央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搞文革。因此按照惯例，应该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两年搞文革的情况做出一个总结和评价。

可是要对这两年的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就很难不涉及到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这四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话题，一旦讨论起来，都很有可能引发出否定文革的论调。现在毛泽东的文革是处于受挫折的低谷阶段，不过毛泽东是不认输的，他要进行各种努力，把文革继续搞下去。而在低估和挫折阶段，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内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说什么“文革不该搞”、“文革缺点很多”、“文革搞不下去了”。如果党内这种否定文革的论调泛滥起来，毛泽东的文革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因此，毛泽东必须事先制止否定的文革议论。

（5）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先把这四个致命话题讲出来，主动提出大家来“议论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反话”，他口头上让大家来“议论一下”，其实上是在提醒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因为毛泽东又不可能用“大白话”告诉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

果然，一些悟性好的高官，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是不要议论这四个致命的话题;而那些悟性不太好的高官，不明白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就去向那些悟性好的高官请教，于是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不要议论毛泽东说的四个话题，不要与毛泽东“过不去”。果然，这次大会上，谁也没有议论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避免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

不过，大家都不对文革进行评价，这次大会上不对文革做出一个总结，也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毛泽东本人来对文革进行评价，不免让人感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文革进行评价的重任，又落到林彪身上。这就像1962年刘少奇挑战毛泽东，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后，林彪出面讲话，帮毛泽东回答刘少奇的问题。这次，林彪再次出来，帮毛泽东对文革做出总结。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专门对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林彪说：【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我就只能讲个大概。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三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彪这里代替毛泽东，回答上述四个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关于“文革该不该搞”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必要性，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然的话，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遭受一些牺牲，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6）

【这次文化大革命，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人民一定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损失。所以，现在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林彪阐述搞文革的必要性，他的论点是：如果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反复辟”，中国就会发生内战。而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付出的牺牲就会更大。搞文革就等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与大规模内战相比，文革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文革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意义，林彪说：【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文化革命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世界第二次文化革命是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

【这三次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如果同中国这一次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它们的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林彪用世界历史来举例说明，把文革说成是超过人类历史任何一次的文化革命。这也就是说，文革的是无比正确的，对人类历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七亿人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群众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不会被冒牌的社会主义所欺骗，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

【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苏联这些国家，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第二点。】

（7）

【我过去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这种损失，与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

林彪总结文革的胜利成果：(一)老干部受到了教育，学会了继续革命;(二)群众普及了毛泽东思想;(三)军队也受到了教育;(四)文化上的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也就是后来说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五)文革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的错误，就是只看到暂时局部的损失，没有看到长远整体的胜利。

关于“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的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斯大林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林彪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这个新理论指导的有力武器，文革就一定能搞到底。

林彪的这次讲话，是代表参加这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对这两年来的文革工作进行的总结。林彪从各方面全面地肯定了文革，而且把文革说得近似于完美。林彪以党内第二把手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就压住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如果林彪也像当年刘少奇一样，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对文革表示怀疑，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法再搞下去了。

虽然林彪的这次讲话是空话大话连篇，但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把文革总结到这个地步，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怎么说，这次林彪又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林彪对文革进行了总结之后，其他参会的人们，就不必再对文革的问题进行讨论了，但这次全会上不讨论文革，大家难免陷入无话题可说的尴尬地步。为此，毛泽东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问题，第二个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

（8）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人事方面。两年前的十一中全会上，中共高层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在这次十二中全会之前，很多高官已经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全会将进行非常重大的人事变动。可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却再次出人意外，这次全会没有提及人事的变动，甚至没有提出人们最为期待的“党内地位排名顺序”。

中国的体制是仿照苏联的“人民政府”体制，与传统的封建君王体制或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高低次序。外国的政府高官：总统、总理、国务卿等的行政地位，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但中国的体制却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高的四个职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级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

为了弥补政府高官的地位模糊问题，中共另外制定一套“党内地位排名顺序”，来明确政府高官的地位顺序。在每次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都要公表一个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顺序，来明确每个官员的高低地位。按照中共的纪律，政治局排名低的人，要接受政治局排名高的人的领导，这与他们担任的行政职务和级别的高低无关。

比如林彪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周恩来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朱德的行政职务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尽管周恩来和朱德的行政职务都高于林彪，但在党内的排名，林彪排第二位，周恩来排第三位，朱德排第九位，所以周恩来和朱德都要反过来接受林彪的领导。因此，看中国的政治，仅仅看官员的行政级别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非常明确的，十一位常委排名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明确打倒了的，剩下的八名常委，他们的排名顺序是什么呢?这次大会上完全没有提到和说明。

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选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可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三人都没有排名。当时的公报是这样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这样一来，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人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了。

（9）

这种取消“党内地位排名”的新体制，也是毛泽东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本意是，取消党内地位的排名，可以让大家减少为了争排名的内讧。但事与愿违，这种不分排名的体制，反而造成权力和责任分不清。因为没有排名，高官们相互不服气，更加不团结了，特别是引起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严重内讧，继而引发林彪出逃的政治灾难。因此，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党内地位排名”的体制。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回过头来说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对犯了错误官员的处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被明确打倒了的，应该给予明确的处分。在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等人做出明确的处分，该会议公报说：【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然而，这次全会对邓小平和陶铸的处分，又让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还出现了意见分歧。林彪的意见是不仅要严厉处分刘少奇，还要处分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和贺龙，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林彪在这次全会上讲话的最后说：【我的讲话到这里为止，最后有几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打倒彭德怀、贺龙!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的口号，也是代表林彪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这五个人，但毛泽东却表示另外的意见。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这里说的“大家要开除他”，这个“大家”中带头的就是林彪。不过这次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并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次大会没有对邓小平问题的作出结论，只是对邓小平继续进行“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是伸缩性非常大的，等于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当成是犯罪嫌疑人，最后审查的结果，既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无罪。同样，毛泽东对陶铸和贺龙也没有做出“有罪”的结论，也只是继续“隔离审查”。至于彭德怀，虽说早在1959年已经给予了撤职的行政处分，但并没有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0）

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邓小平等人开除党籍呢?因为毛泽东在经历了“夺权的文革”失败之后，他已经预感到下一场“整党的文革”将是一场硬仗，绝非那么容易取胜。因此毛泽东要保留一些预备力量，以备应急时用。如果开除了邓小平等人的党籍，那么今后就无法再启用邓小平了。这时，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陶铸和贺龙等人，留下来当作应急的预备队。陶铸和贺龙如果不是因病死于文革期间，后来也很可能重新复出的。看来，一个人政治生命，也取决于由“天命”这个东西规定的寿命。

文革开始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党内受到的都是“隔离审查”的处分。为了搞清这些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中央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全方位地彻底审查这些被“隔离审查”高官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中央先后成立了10多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邓小平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

这些专案组，除了刘少奇专案组得出结论之外，大部分专案组都没有得出结论，有的专案组虽然得出了结论，但没有被中央通过。比如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

但中央没有批准彭德怀专案组的这个结论，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974年病逝，也还是处于“隔离审查”状态，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结论。彭德怀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更没有被判刑。

刘少奇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后来林彪等人死后被开除党籍，性质是追溯，与刘少奇不同。1968年10月18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刘少奇专案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里对刘少奇的处分，只是开除党籍，并没有对刘少奇判刑，也没有剥夺刘少奇的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是罪犯。而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仍然算人民内部矛盾，不算敌我矛盾。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虽然是铺天盖地大批判了一通，但最后的处分，还算是手下留情的，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对刘少奇判处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力。后来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人，都受到了判刑处分。

（11）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刘少奇的叛徒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参会的人每人发一袋《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份长达74页的材料名字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主要是揭发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的“叛变”情况。

现在主流的说法是：刘少奇的这份“罪证”材料完全是诬陷。不过事实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不会是绝对清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光彩的和不愿意公开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大人物，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人们不敢讲他的坏话，可是一旦倒台，墙倒众人推，各种各样的不光彩事情就被人们揭发出来曝光了。这种揭发材料，里面固然有诬陷的东西，但也有真实的东西。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蒋介石时代的国策第一条就是“反共”，当时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极大的罪过，有关共产党的案子都是重案。据说蒋介石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此共产党员一旦被捕，要想出狱，绝对没那么容易。

一般来说，被捕的共产党员要想出狱，只有三条路：(一)叛变，(二)写悔过书宣布脱党，(三)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敌人不知道该人是共产党员，被当成错抓的人释放。

刘少奇三次被捕，而又轻而易举地出狱了，这就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刘少奇是怎么出狱的呢?刘少奇在自己的履历书中，关于他出狱的说法是：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他关了一阵就放了。但刘少奇的说法，疑点也很多，特别是关于1929年的那次被捕。

刘少奇自己写的《简历》说：【1929年，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来，刘少奇自己又改了这个《简历》，改为：【1929年，在罢工中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

刘少奇自己修改的自己简历，是一个疑点。按照刘少奇修改前的说法，他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如果是叛徒出卖，那么敌人就已经知道刘少奇的共产党员身份了，又怎么会轻易把他放出来呢?所以刘少奇后来自己也感到不妥，就把“被叛徒出卖”，改为“在罢工中”，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但刘少奇对自己《简历》的修改，反而让人感到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鉴于这些疑点，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的被捕产生过怀疑，1953年，毛泽东秘密让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查一下伪满政府的档案资料中，关于刘少奇被捕的情况。

（12）

据“高岗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张秀山回忆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对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材料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有些人因此说，毛泽东在1953年就开始“整”刘少奇的黑材料了，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因为在1953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毛泽东之所以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应该是出于一种想知道真相的好奇心。另外对于一个政党的领袖，也有必要了解清楚自己部下的真实情况。虽说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也想搞清一个长时间隐藏在心中的疑问：刘少奇到底叛变过没有?

以前毛泽东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秘密，现在缴获了伪满政府的档案，就可以查出刘少奇被捕时的真相了。然而，高岗却误解了毛泽东的动机，以为毛泽东秘密查刘少奇的档案，是想“整”刘少奇。于是高岗开始大肆进行搬倒刘少奇的活动，结果没有搬到刘少奇，高岗自己却倒台了。不过，如果高岗没有自杀，到文革时，他是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的人，应该可以作为“反刘英雄”复出了。

高岗当年查出了刘少奇什么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文革中，公布出刘少奇的很多“叛变”罪证。刘少奇专案组还找了一些当时跟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原中共党员，揭发刘少奇叛变的情况。特别是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孟用潜的揭发，特别具有杀伤力。

孟用潜的揭发供词说：【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沈阳)纱厂开支部会，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以及满洲省委委员丁基实等人。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

【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刘少奇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他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是当作煽动工潮案审讯，当作是一个工潮案，而不是共产党案。最后刘少奇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

（13）

除了孟用潜的揭发材料，还有与刘少奇一同被捕的原中共党员丁基实、成柱周，以及当时参与过审讯刘少奇的伪满警察刘多荃等人的供词。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提供的材料来看，刘少奇的叛徒案，似乎是“铁证如山”。据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

【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为“叛徒、内奸、工贼”。关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问题，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岗去调查，结果给高岗惹下致命的麻烦。现在，叛徒的帽子给刘少奇直接扣上了。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揭发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这些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

【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对当时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对当时的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者全部推翻。但不管怎样，决不能说刘少奇的材料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捏造的。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靠边站阶段”，从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在这个阶段，刘少奇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仍然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仍可以自由行动。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与刘少奇见面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二个“批判阶段”，这个阶段从1967年1月到1967年6月。

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大约1967年1月16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1月13日见面的三天后，刘少奇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前文分析过，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见面的态度很不满，最后下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1967年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掀起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据王光美回忆说：【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14）

在这个对刘少奇的“批判阶段”中，还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批斗。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

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在这个“批判阶段”中，虽然报刊上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对王光美进行批斗，但还没有发生对刘少奇本人的直接批斗，刘少奇也还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到1967年7月，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三个“批斗阶段”，就开始对刘少奇本人直接批斗了，这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9月。

王光美回忆说：【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15）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9月13日凌晨，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

1967年9月王光美被逮捕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四个“隔离审查阶段”。此后不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了，只是把刘少奇隔离软禁在家里，由刘少奇专案组来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半年后，到1968 年4月，刘少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站立不稳等症状;7月出现严重病情，经抢救后脱险。

1968年10月，刘少奇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审查结果，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此后，对刘少奇的处理进入第五个“削官为民阶段”。此时刘少奇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变成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了，但也不算是罪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对刘少奇的处分就是“削官为民，永不录用”。这在中国古代，也算是比较轻的处分，重的处分是杀头，处刑，流放。

刘少奇“削官为民”之后，按道理他应该离开中央，到民间去自力生活。但从1968年10月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自行进食了，全靠鼻饲维持生命，因此他也无法自力生活，只能继续住院。刘少奇就这样靠鼻饲生活了一年，到1969年10月17日，作为中央战备疏散计划，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疏散到河南开封。到开封后刘少奇的病情加重，11月12日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有一些传闻说：刘少奇生病后无人照看，去世时白发一尺长等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刘少奇从1968年10月就已经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了，如果无人照看，是不可能再活1年多的。应该说，刘少奇并不是被故意“害死”的。

（16）

除了揭批刘少奇之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二个重点讨论话题，是批判“二月逆流”。本来“二月逆流”是发生在1967年2月的事，已经过去1年半多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来批判呢?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参加“二月逆流”闹事的“三老四帅”的不放心。

毛泽东知道陈毅这些人都是胆子大的，敢说话的，在1967年2月红卫兵造反派兵临城下，对他们磨刀霍霍的时候，他们都敢跳出来“放炮”。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遣散，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他们讲起话来就更无所顾忌了。这次参会的老干部们，绝大多数对文革都有很大不满，如果陈毅等人带头挑起批评或者质疑文革的话题，众人跟着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情况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在“二月逆流”闹过事的“三老四帅”，是这次会议的最大危险分子。对此，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第二个方法是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但把他们的嘴堵住，不让他们放肆地讲话。

第一个方法显然是下策，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硬不让他们来开会，反而会损害毛泽东自己在党内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只能采取第二个方法，先发制人，用批判“二月逆流”的作为理由，使“三老四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他们就无法放肆地说话了。用批判“二月逆流”来堵住陈毅等人对文革的批评，可谓毛泽东的一个高招。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对陈毅等人的防范，还是有必要的。在两年后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与林彪发生正面冲突的关键时刻，陈毅果然跳出来“放炮”，声称：“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后来，又把陈毅和陈伯达一起批判，称为“二陈合流”。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话题。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准备“九大”而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江青等人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三老四帅”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17）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做出认真的检讨。”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这次批判“二月逆流”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中央文革的建议，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成为毛泽东的指示，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毛泽东就要与“三老四帅”的关系紧张起来。而批判“二月逆流”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毛泽东只是附和一下，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了，这样毛泽东就可以避开与“三老四帅”关系紧张，可以作为第三者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唯独不让“三老四帅”中的谭震林来开会，是毛泽东对谭震林公开扬言“我不跟毛主席了”的惩罚。另外，这次除了批“三老四帅”之外，还要批朱德，也是因为毛泽东怕朱德在会上挑起否定文革的话题，批一下朱德，就可以把朱德的嘴堵住，保证这次会上不会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这次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个重点，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们的人调子还高。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的很厉害，也很具体。】

周恩来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现在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老干部们都保住了，至少是他们的肉体生命不再有危险了。保住老干部是周恩来的胜利，这些现存的老干部，都在心里感谢周恩来，这使得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比在文革前飞跃了一大步。

在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反对。因为这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在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红卫兵的揪斗相比，那根本不算是什么事情。

（18）

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上的哲学是避免斗争，折衷主义，他知道“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得罪过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已经停止夺权了，大家已经都安全了。所以此时让毛泽东批判一下“三老四帅”，出一出气，大家又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因此，周恩来不仅没有反对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动员“三老四帅”认真检讨一下，让毛泽东高兴，把这件事情淡忘过去。周恩来自己也发言批判“三老四帅”，甚至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这也是为了让毛泽东高兴。大家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重新团结起来。

林彪在这次会上也对“二月逆流”狠狠批判了一下，因为这是毛泽东的部署，林彪当然要跟着执行了。不过林彪的批判，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人的差役，把打人的棍子举得很高，但打下去并不重，这是打给别人看的。林彪在讲话中说：

【主席原定在1967年3、4月份文革“见眉目”的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二月逆流”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和批判“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会要流产的。】

林彪说：“二月逆流”破坏了毛泽东原定在1967年3、4月文革“见眉目”的打算，这点林彪是看得很准的。林彪又说：这次全会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就会流产，这点林彪看得也很准。这次会议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来一个否定文革的“放炮”，引发高官们的共鸣，那么文革就要流产了。

林彪尽管给“二月逆流”帽子戴得很高，但打下去的手并不重。林彪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

林彪明确把谭震林以外“二月逆流”几个人称为“老同志”，明确把他们与彭德怀和贺龙区别开。在林彪看来，彭德怀和贺龙是一定要打倒的。林彪还明确肯定，要把“二月逆流”的几个人选为“九大”代表。

至于参加“二月逆流”几个老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林彪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反对了。因为过去的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那么的舒服，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林彪对“二月逆流”原因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要点。

周恩来以为这次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只是狠狠批评一下，出一口气，就完事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在这里还留了一个后手，让周恩来在后来的“九大”上栽了一个跟头。

据吴法宪回忆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并且登在了《简报》上。】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出来了。彻底算这些同志的历史老账，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彻底揭发陈毅等人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而且陈毅等人自己也都承认了，周恩来也承认对陈毅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而且，这些揭发批判材料，都白纸黑字地印在会议的《简报》上。陈毅等人“认罪过关”后，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但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陈毅、李富春等人的历史问题严重，而且这些历史问题陈毅等人自己也承认了，周恩来也同意了，所以陈毅等人不能当选政治局委员。

（20）

这下让周恩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周恩来本人也批评过陈毅的历史问题，陈毅本人也承认，这些都白纸黑字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上。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把当时随便批判一下的材料“当真”了。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当政治局委员，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周恩来找不出理由反驳。结果在“九大”上，陈毅等人只当选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使周恩来的势力大损，这些是后话了。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言说：【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

【“二月逆流”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公开讲的，大闹就是公开讲嘛。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对“二月逆流”表态。他对“二月逆流”参与者的批判是很轻的，甚至说 “大闹”是“党的生活允许的”，这样就与江青等人对“二月逆流”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拉开了距离，显出毛泽东的宽厚。

毛泽东又说：【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嘛。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贺龙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等人的揭发材料看来，贺龙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对于军队方面的老干部，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红四方面的干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贺龙，公开说对贺龙“不保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应该主要是对林彪的让步，打倒贺龙让林彪满意。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康生等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准备在“九大”上继续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说：【不要再批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样，“二月逆流”的问题终于结束了。

（21）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准备开始他的第二场文革：整党的文革。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力量，第一个当然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集团。可是单单靠江青集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林彪集团来配合，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可是毛泽东的整党还没有开始，后院就起火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两股力量：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出现了严重的内讧。

为什么会出现内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江青这个人，在于江青有野心，想接毛泽东的班。人一旦有了野心，就不会安分守己，就忍不住要跳出来争夺权力，天下就不太平了。至于江青的野心，我们先看几个人的回忆片段。林彪“死党”之一的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她已经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周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这个问题，在江青公开场合出现时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与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场合，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可以与周恩来平起平坐了。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与毛主席近一些。不能如愿，她有时就用毛巾去给毛主席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林彪“死党”之一的李作鹏回忆说：【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上，江青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有好日子过。”江青又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后来毛泽东也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想接毛泽东的班，做党主席，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当然，江青也明白，自己要想做党主席，没有军权是不行的，所以她就想方设法伸手向林彪控制的军队抓权，结果引发了与林彪集团的严重冲突。

（22）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江青伸手向军队抓权，应该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那时毛泽东急需林彪的帮助，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向林彪夺权，和林彪把关系搞糟。

江青向军队抓权，等于是要夺林彪的权，当然引起林彪的强烈反弹。据李作鹏回忆说：【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随着她的地位的提高，她试图控制军队的野心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了，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

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我们防止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真的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

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集团在反江青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哪些是江青代表毛泽东，哪些是江青自己的私货。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成为提供这种情报的重要人物。汪东兴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方便，向林彪提供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情报。据邱会作回忆说：【军委办事处与江青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在杨成武时期，与江青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抵制江青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群又转手传到黄永胜那里。】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汪东兴似乎有点像林彪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间谍了，把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向林彪汇报。汪东兴为什么这么做呢?据吴法宪回忆说：

【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讷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

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汪东兴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23）

关于江青对汪东兴的态度，邱会作也回忆了一些细节，他说：【江青出席中央碰头会，从她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江青凡是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是进场后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毛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中央碰头会在钓鱼台16楼开会，我到会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护士给江青端来一杯开水和一包药，江青端起开水喝了一口，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哎呀，不得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你心里有没有毛主席呀?”

我坐的比较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走到外面，叫护士给江青重端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才息怒。】

邱会作还特别提到汪东兴对他们说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里长谈过两次，每次谈话都在5个小时以上，所谈的内容是天南地北，但中心是谈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据汪东兴说：“江青与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从汪东兴的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所顾忌了。现在看来，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东兴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

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大胆地抵制江青，除了听信汪东兴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林彪态度的转变。据邱会作回忆说：【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

林彪之所以对江青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以前江青是通过红卫兵和造反派，间接地向林彪夺权，所以林彪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直接跟江青斗。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没有了，江青直接伸手向林彪夺权，林彪就不能对江青再客气了。林彪怕自己手下的人，鉴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不敢跟江青斗，就给他们壮胆说：毛泽东对江青也是公事公办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迁就江青了。

在林彪的支持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果然与江青勇敢斗争起来。这里摘录其中一件事。据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

（24）

【待续】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江青就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她心中极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

江青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

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江青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江青这样赤裸裸地向军队插手，引发与林彪的关系紧张，毛泽东当然也不满意。毛泽东为此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出于个人野心，并不听毛泽东的话，还是背着毛泽东继续向林彪和军队伸手插手，造成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紧张。后来毛泽东与林彪彻底闹翻，江青不能说没有责任，这也是后来引发“九一三”事件的远因吧。

毛泽东对江青也是没有办法，他晚年提到江青，曾十分痛心地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我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来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25）

应该说毛泽东对江青并不满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如果毛泽东不用江青的话，那么谁能替代江青这个先锋呢?

陈伯达是个迂腐的书生，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根本不堪用。张春桥倒是比较足智多谋，可是张春桥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老干部们。江青的资历虽说也浅，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压住相当一部分人。

康生的资格虽然老，也相当足智多谋，但康生熟知党内斗争的深浅，在关键时刻不肯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打冲锋。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来派的奋起，赶紧缩到一边不出头了。康生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不能指望他出来当先锋的。

本来毛泽东曾想培养陶铸当先锋，没想到陶铸连几个月的考验都没有通过。陶铸想八面玲珑保住自己的地位，到处当好人，谁也不得罪，根本没有江青那种不怕得罪人的战斗精神。于是，毛泽东就陷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困境。尽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泽东也还不得不用江青。

随着“九大”的临近，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二次面临分配胜利成果的难题。第一次是1949年建国时的分配胜利成果，那次分配得很成功，没有引发大的不满和内讧。在这次召开“九大”时，一大批当权派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和职位的空缺，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权力重新分配，第二次分配胜利果实。这次毛泽东的分配胜利果实不太成功，留下很大的隐患，这是导致后来林彪事件的起始点。

按照常规，党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是一种党内地位的象征，历来都是由第一把手或者第二把手来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是江泽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

（26）

“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做《政治报告》，有些内容不一定反应第一把手的意思，这在“八大”时就出过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后来听说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这个批注。】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给毛泽东看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原先并没有这句话，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阶级斗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按照常理，既然让林彪做“九大”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应该由林彪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所以，林彪得到毛泽东指定他来做《政治报告》的指示后，就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来起草文件，万一有什么提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很麻烦的，上次刘少奇就是教训;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泽东那边准备好一份《报告》，林彪只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一遍，那么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做给别人念稿子的傀儡事情，林彪的面子和自尊心都是不允许的。

因此，林彪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准备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毛泽东那边指定人写好，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发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头讲稿。林彪并不宣读毛泽东那边起草的正式《政治报告》，而是讲自己的口头讲稿，这样就不会有傀儡人物的形象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搞两份《报告》的建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报告》，另一份林彪的口头讲稿，则由林彪自己起草。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又说：“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

林彪授意后，我和李春生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我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来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过程是顺利的，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头三个题目的初稿。但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开会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云生这里说的轩然大波，就是陈伯达起草的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后来被毛泽东否决。这引发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陈伯达这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授意写的。这是目前的主流说法;第二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来自陈伯达本人。

第一种说法，最初来自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它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

（28）

关于“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吴法宪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的愤怒，是生气陈伯达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边去了。关于陈伯达的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关于陈伯达《政治报告》的第二种说法。陈伯达出狱后，多次否认他曾经得到林彪的授意，声称那份《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不过陈伯达的说法，疑点很多。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回忆说：

【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毛家湾那里谈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

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伯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据陈伯达的秘书说，陈伯达是在见了林彪之后，定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而且，陈伯达写好提纲后，又去与林彪商量，最后定下总题目和小题目。因此，陈伯达这份《报告》的总纲精神，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陈伯达与林彪商量决定的。因此，陈伯达说《政治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是不真实的，这主要是陈伯达想撇清他与林彪的关系。因为那时林彪是第一号“坏人”，陈伯达说他不是听从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写的，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

（29）

另外，毛泽东的本意是不同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但陈伯达把提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圈阅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毛泽东是想拖一拖，让林彪自己主动改正。如果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同意或批评，就会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响他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指望林彪自己主动改正过来，这样就不会伤及两人的感情。

陈伯达本来是毛泽东的人，历史上与林彪并无什么交情，怎么会加入到林彪集团里去呢?这主要问题是江青。江青对陈伯达丝毫不给面子，动辄训斥，让陈伯达的自尊心难于忍受，终于选择离开毛泽东，投奔林彪了。

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实江青也不是单单对陈伯达，对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是动辄训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他们两人对江青“服气”，认定自己应该接受江青的领导，所以对江青的训斥没有反感。而陈伯达仗着自己是毛泽东多年政治秘书的老资格，对江青根本不服气，对江青的训斥耿耿于怀，这样他与江青就无法和平相处下去了。

关于陈伯达向林彪靠拢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陈伯达加入林彪集团之后，也就开始为林彪效力，开始站在林彪一边，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

（30）

本来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写《政治报告》。可是陈伯达却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单独写。这样一来，就出现两份《政治报告》，一份是陈伯达单独起草的，另一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现两份《政治报告》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前，原来中央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我不愿同张、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了另外一个稿子。】

陈伯达说的他自己的行为，显然是反常的。因为既然是中央决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陈伯达就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显然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为什么陈伯达这么大胆，敢违背中央指示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得到了另外一个“中央”的支持，这个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忆说：【写《政治报告》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陈、张、姚三人起草报告，而陈伯达却甩开张、姚，自己干。我们向陈伯达提出：“张、姚他们来问怎么办?”

陈伯达固执地说：“不管他们，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果然，这时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自己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姚文元，说：“告诉张、姚他们，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后来张春桥又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我们答复：“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不会闲着的，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31）

陈伯达以前对江青是唯唯诺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身边的红人，陈伯达本来应该不敢得罪这两个人的。可是陈伯达这次有了林彪在背后撑腰，居然大起胆子来，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团斗争了。陈伯达不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写作，主要是要贯彻林彪的想法和主张，防止张、姚“塞进他们那些东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搅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是什么呢?据邱会作回忆说：【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就开始自己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他已有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了下来，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的“克己复礼”思想就很重了，他认为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应该满意了。文革这几年确实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搞派性，搞武斗，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的认为，毛泽东既然已经把刘少奇等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革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在“九大”以后，文革就应该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应该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中共应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应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是熟知毛泽东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题目，只谈建设，不谈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这点，林彪在动手写之前，就应该很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题目不会高兴。那么为什么林彪还要偏偏惹毛泽东的不高兴，偏要提出这种题目的《政治报告》呢?这是因为林彪试图通过这份《政治报告》，给毛泽东提意见，或者说是向毛泽东“进谏”。

林彪希望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轨道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林彪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早就想向毛泽东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自从彭德怀之后，党内敢向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人就没有了。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一个好办法，彭德怀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的信，出了大问题。

（32）

那么林彪怎么才能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呢?于是林彪就想出一个妙招：借着这次起草《政治报告》的机会，写一份反应自己看法的《政治报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见通过《政治报告》草稿间接地表达出来。毛泽东看到这份《政治报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见。林彪希望通过这份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政治报告》草稿，让毛泽东看了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这种对毛泽东的劝说，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泽东能够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纳林彪的意见，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毛泽东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纳林彪的意见，顶多是否决林彪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这样，林彪和毛泽东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相反，如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试图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的话，那必定会引发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林彪写这个《政治报告》草稿，其实只是旨在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它作为正式的大会文件。当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陈伯达交代自己的用意，因为这种极为敏感的话，是不好直接说出口的。林彪应该是通过叶群，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陈伯达。叶群和陈伯达都是福建老乡，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陈伯达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陈伯达本人也十分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也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根据林彪的意图，陈伯达很快就写好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是核心关键，它的本意，并不是用于在大会上发表，而是用于表达林彪、也是表达陈伯达给毛泽东的进谏和意见。陈伯达的秘书回忆说：【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简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能对陈伯达说，怕干扰陈伯达的写作思路。】

陈伯达期盼毛泽东能够好好看一下他写的第一部分，这其实是他和林彪劝说毛泽东停止文革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能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33）

可是陈伯达的稿子送出去后，毛泽东那边一直没有回音。原来毛泽东一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心中就冒起火来，根本没有看陈伯达的稿子。

在“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终于收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稿子。陈伯达惊讶地发现，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不愿意打开，当然不会看到陈伯达呕尽苦心写的他和林彪的“意见书”了。陈伯达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写这个稿子，意图并不是要“反”毛泽东，只是想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泽东误解陈伯达的这番苦心，当然让陈伯达难过伤心了。毛泽东退陈伯达的稿子，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说陈伯达写稿子的事。

陈伯达把第一部分草稿写好送呈毛泽东后，一直不见回音。这时，他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单独写的事情，当然得罪了江青，于是江青就要开会批判陈伯达。

批陈伯达的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首都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江青声称陈伯达一个人单独写稿子，是试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责令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这时有林彪在后面撑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许别人来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针锋相对地对江青“反威胁”说：“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结果，陈伯达顶住了江青的批斗，没有检讨，江青也拿陈伯达没办法。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话。”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江青的批判会没有吓住陈伯达，之后陈伯达还是继续单独写《政治报告》，不跟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作。

（34）

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开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说：“《政治报告》让伯达、春桥、文元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这是毛泽东正式让林彪挂帅，陈伯达牵头写《政治报告》。尽管此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快笔头来说，有一个月时间，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了。

前面提到，陈伯达把关键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写好后，送呈毛泽东批阅，但迟迟得不到毛泽东的回音。因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意见，看不到毛泽东的回音，陈伯达猜测毛泽东可能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于是就慢慢地写后文，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和意见。这样一来，陈伯达的稿子就迟迟没有写出来。

前面也提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看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到1969年3月7日，陈伯达仍然没有写完，毛泽东不满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问陈伯达：“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陈伯达虽说是书生，但起码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陈伯达知道这时不能说出林彪，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扛下来这个责任，反而不会出大事，所以陈伯达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写”。

毛泽东早就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汇报，知道陈伯达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抛开，自己一个人写。毛泽东本来给陈伯达的指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写。陈伯达之所以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写，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更超过对陈伯达的不满。不过毛泽东这时也不好把林彪端出来，只是把不满发泄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说：“现在又想重复‘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毛泽东本想干脆另起炉灶，让康生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但这样又太不给林彪面子。于是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的。”

毛泽东又说对康、张、姚说：“《政治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这样就因为《政治报告》的原因，把“九大”开幕的日期从3月15日推迟到4月1日。当时各地代表已经按照原来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来到了北京。现在开会的日期后推，只好组织代表们先在北京参观。

（35）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陈伯达的稿子，因为完全否定陈伯达，也就是完全否定林彪了。所以毛泽东给陈伯达一个面子，让他继续“一个人”写下去，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同时写另外一个稿子。这样一来，张、姚写了一份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稿子，陈伯达写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这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稿子，就变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之争了。

周恩来也明白，陈伯达和张、姚的两份稿子，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这时又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摆平衡了。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说：【九大《政治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

周恩来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说大家来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并且周恩来亲自主持对陈伯达稿子的讨论。于是陈伯达就把他写好的前三部分《报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周恩来对此没有发表意见，而江青等人对陈伯达和他的稿子进行了攻击。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骂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向来都是集体领导，为什么你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毛泽东虽说指示双方“各搞各的”，但毛泽东亲自指点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子。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把张春桥他们几个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泽东本来指示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但康生深知这场《政治报告》之争，实际上牵扯到毛泽东与林彪之争，康生如果替毛泽东写稿，那就会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一个一个地倒台，这让康生不得不考虑得罪林彪的后果。于是康生就“及时”地生病了，没有参加起草《政治报告》。

据汪东兴回忆说：【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36）

康生给林彪的电话是很有政治艺术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这份《政治报告》他没有参加，这就是说，他没有做不利于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评价这份稿子是“份量不够”，这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对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说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并建议林彪在这份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康生这样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得罪林彪。

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稿子，当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次轮到陈伯达“进攻”和提意见了。陈伯达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与毛泽东闹翻，他要调和毛、林之间的矛盾。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必须否决陈伯达的稿子，但周恩来并没有说陈伯达稿子的内容不行，而是以陈伯达没有按时交稿为理由，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周恩来这样做，既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也不会得罪林彪。

关于这点，邱会作回忆说：【对陈伯达初稿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总理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次，陈伯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明知道毛泽东不会高兴强调“发展生产”的意见，但还是在毛泽东面前提了出来，后来陈伯达又大胆地抵制在《政治报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据吴法宪回忆说：【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37）

林彪并不意外毛泽东否定他指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但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泽东对林彪有不同意见时，总要通过各种方法，向林彪“交心”，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林彪的意见。比如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

可是这次毛泽东什么理由也没有说，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这样林彪大为不快。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林彪说：“现在不用讲。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

林彪问：“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我说：“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说：“不要紧，你说说看。”在他那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林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想听听秘书的意见，但秘书也看出这里水很深，不敢发表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不做任何解释，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极的态度，对毛泽东的稿子不发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里审改的稿子，他连看也不看，更不要说提出修改意见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了林彪的消极态度，说：

【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林彪原来布置“拉条子”，说他在大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8）

3月底，总理把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某月某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打来电话：“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说：“收到了。”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央办公厅，他们在等着付印。”

张益民说：“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总理很着急地说：“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他不再看了。现在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张益民请示总理：“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

周恩来问：“送出多长时间了?”

张益民说：“半个多小时了。

总理失望地说：“不用再追了，已来不及了。”】

这次，林彪居然把毛泽东送给他最后审定的稿子，又送回给毛泽东。尽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很大不快。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林总原来打算提出建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就不宣读《报告》了。林总与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总说：“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据另一个林彪“死党”李作鹏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肯定是重大转折之一。可惜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鹏说的话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在新《党章》中明确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39）

前面提到，在中共“九大”开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同时，在《修改党章报告》方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

《新党章》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起草，全是毛泽东的嫡系在做这件事。本来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没想到陈伯达居然在关键时刻投奔林彪，改换门庭，这让毛泽东大为震怒。《新党章》中的一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过去的《党章》中，还从来没有写过具体的“接班人”。

在《新党章》中规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来自江青的提议。据原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说：【1968年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应该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江青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同志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毛泽东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但林彪并不高兴这样做。据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9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林总在会上提出：《新党章》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讨论之后，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

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林彪写入《党章》呢?这是出自“论功行赏”的必要。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人，不管是企业领导人，还是政党领导人，都必须对有功的功臣进行奖赏，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保持集团的战斗力。对毛泽东的文革来说，林彪立的“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打倒刘少奇的阶段，没有林彪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在“九大”上，毛泽东不对林彪“论功行赏”，不对林彪有点“表示”，那是说不过去的。

（40）

“论功行赏”无非是三种方式：金钱、地位、名誉。企业一般采用“金钱”的方式，在年底以“奖金”的形式，奖励干得好的，为企业立功的功臣。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不发奖金，所以不能用“金钱”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给林彪发奖金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对林彪“行赏”的手段，只有“地位”和“名誉”。林彪现在的地位，在党内是副主席，在政府内是副总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能再上升了，只有提升在政府内的地位。总理的地位已经有周恩来占据了，所以林彪的地位要想再上升，只有“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的地位再上升了，如果林彪上升到国家主席，那就要像以前的刘少奇那样，《人民日报》上并排登载毛主席和林主席一样大的头像，在很多场合林彪就要跟毛泽东平起平坐了。刘少奇那样不掌握兵权的人，当国家主席还问题不大;如果林彪这样掌握重兵的人，再当上国家主席，那就是尾大不掉了。

当然，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无妨;但毛泽东并不想让林彪接班，因为林彪并不信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林彪主导写的《政治报告》，提倡的都是“唯生产力论”那一套，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现在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

因此，毛泽东不想真的让林彪接班，所以就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一旦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就养虎貽患，到时候就非让林彪接班不可了。

这样一来，毛泽东对林彪“行赏”，提升“地位”的手段也不行，剩下的就是“名誉”了。因此，毛泽东把林彪写入《党章》，就是给林彪一个名誉，作为对林彪的奖赏。

毛泽东本人直接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毛泽东就让江青出面，让江青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然后毛泽东再来“同意”一下，这样一切就非常自然了。

可是林彪也是高手，他看破了毛泽东的意思，看破毛泽东并不想真的让他接班。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他接班，就应该对林彪许愿，在“九大”之后让他当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许愿只字不提，只是给林彪一个空头的“写入党章接班人”的名誉。

这样一来，林彪感到毛泽东并无诚意让他当“接班人”，所以不满意毛泽东对他空头名誉的“行赏”。因此，林彪多次提出删掉《党章》中接班人的一段。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才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这个“接班人”名誉。

（41）

因为写《新党章》的权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所以江青就想掺入一些私货，在《党章》中把江青也写进去，提升江青的名誉。江青这样做，显然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把江青写入《党章》。据邱会作回忆说：

【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张春桥对江青是马首是瞻，江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反对江青的话。而康生还是有眼光的，及时把江青删掉，避免了到毛泽东那里挨批评。不过江青这个人的野心还是按捺不住，越膨胀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来当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间，江青进行过一次露骨的“争当接班人”的表演。据邱会作回忆说：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我承担军委办事组的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

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了。江青说：“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说：‘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

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

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

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江青这里讲的关于她和毛泽东谈论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但江青这么说，目的在于强调她的重要性。人们听上去，林彪似乎还是依靠江青，才当上接班人的。这样的话，江青在毛泽东眼里，应该比林彪更有地位了。

（42）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接着说：“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

前面说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做了长篇讲话，把毛泽东的文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后来江青提出：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是不正确的，并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林彪。这里江青再次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并声称毛泽东同意她的观点。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继续说：“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

江青又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讲话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开会议，并声称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个人，江青也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露骨地向林彪争权，争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这样毫不掩饰的讲话，当然让康生看得冒汗，赶紧把江青的讲话压下来，没有扩大传出去。江青本想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实是适得其反。江青这样赤裸裸的争权，赤裸裸地争出风头，反而买来人们对她的反感。

这里也看出，姚文元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的，江青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江青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话盲目执行，对江青的非理智行为，不但不设法阻止，反而帮着火上浇油。表面上看，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百依百顺，讨得江青的欢心，实际上这样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关键时刻帮了江青，使江青没有犯大错误。

江青集团中，没有一个本着对江青负责的“军师”来辅助她，这也是江青失败的因素之一吧。康生并不是江青集团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只是在“九大”以后，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

（43）

在“九大”召开之前半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约0.7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心部分。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划界，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就成为两国的国界。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所以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珍宝岛这个归属不明的小岛，就成为一个引发冲突的导火索。中苏双方的巡逻队，都登上珍宝岛巡逻，表示该岛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一来，中苏双方的巡逻队就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刚开始是“文斗”，双方进行对骂;后来发展到“武斗”，双方用棍棒打斗;最后发展为“战斗”，双方动用轻重火器交战，苏联方面还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参战的只是步兵。

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69年3月2日，双方死伤数十人;第二场战斗发生于3月15日，第三场战斗发生于3月17日，苏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中方只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还击。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在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用轻武器对苏军展开反坦克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战斗之后，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但直到1991年，俄罗斯才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珍宝岛问题。当汇报人说珍宝岛地区敌人炮火打到我方纵深七公里，毛泽东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苏修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

【我们抗议他们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把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此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与苏联发生核大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认为，一旦苏联打进来，那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国死一半的人，最终还是会取胜的。

（44）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是小规模的，双方死伤数百人。可是这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却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珍宝岛事件的第一个后果，是证明了毛泽东“反苏联”路线是正确的，此后中国反苏的调子愈发升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与美国的接近，导致中美建交。

珍宝岛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在中国掀起一场“备战热”。此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向备战军事一边倒，一切为“打仗”做准备。这样一来，民用产业就大大压缩，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人民对文革的很大不满;

珍宝岛事件的第三个后果，是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下，林彪等军人的角色愈发重要。林彪以战备的理由发出“第一号令”，造成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局面，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

当然珍宝岛事件也使苏联受到很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格列奇科，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日本侵华那样的泥潭战，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糕。因此，苏联最终没有发起对中国的战争。

虽说毛泽东做好了与苏联核大战的准备，但他也没有想挑起战争，还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周恩来则一直设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进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等临时的协议，暂时缓和了中苏双方的紧张对峙。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九大”的话题。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当毛泽东出场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体人员起立，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第一个出场，毛泽东之后，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泽东坐在中央，坐在毛泽东右边的是老干部，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个座位排列是周恩来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

（45）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个人，在“八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认为，江、张、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来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委婉地说“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不过，毛泽东还是批准江、张、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刘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面，也是毛泽东提出的。

历史有时候像是开玩笑，坐在毛泽东右边的五个人，下场都不错，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六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林彪客死他乡，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入狱，康生死后也遭到开除党籍，骨灰被迁出八宝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众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很多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斗一辈子，还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只不过摇摇笔杆子，居然就扶摇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让老将军们从心底里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的此举，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后，待掌声平息下来，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会场上马上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掌声停不下来，毛泽东只好打断掌声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人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听到此话吓了一跳，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林彪也反应过来，马上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但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向台下的众人“求救”，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台下的众人全体一齐举手。林彪松了一口气，说：“好!全体通过。”

毛泽东不好再推辞，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台下的众人又全体一齐举手。毛泽东接着说：“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全场众人鼓掌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当众提议林彪当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

（46）

毛泽东对“九大”的期待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第二场“整党的文革”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整党的起点，所以毛泽东试图在“九大”中，引入他的整党概念，把“九大”开成一个与以往的党代会完全不同的崭新大会。

首先毛泽东想在“九大”上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以往的党代会，参会代表分为“大代表”和“小代表”两种。“大代表”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等高官，而“小代表”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普通党员。在过去，这些“小代表”只是按照上级指示，投某个人的票，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性。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因此毛泽东希望在“九大”上也引入这样的民主，至少要有一种民主的气氛。

毛泽东说：【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中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把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

在毛泽东的这个主导思想下，“九大”的气氛与过去的党代会有很大不同。“大代表”们受到了压制，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地盛气凌人讲话了，而“小代表”的意见得到空前的尊重。虽说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服从上级的角色，但他们受到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要搞的整党，主力军就寄托在这些“小代表”身上，所以他要在这次大会上，鼓舞“小代表”积极参与党内的大事。

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中央委员会”，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文革之前，“中央委员会”都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因为没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是进不了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级别又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年一年地熬，非要熬到老年，才能熬到这个级别上。

（47）

年轻人要想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毛泽东的文革，就让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有机会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过去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王洪文的表现欠佳，但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反映出毛泽东要彻底整党和改造党的决心。

出于整党和改造党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打破过去的老规矩。大会主席团主席，过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这次毛泽东决定事先不规定，而是当场选举。

早在1969年3月25日，负责筹备大会的周恩来，就“九大”主席团常委的问题，致信毛泽东和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

人参加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批示说：“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指出，正、副主席和秘书长由谁来担任。到大会前一天的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到大会主席团的问题，但毛泽东仍没有回答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问题。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再问了，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因此，在大会开始后，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都还没有明确下来。周恩来和林彪，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大会的一开始，直接征询代表们的意见，请代表们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

首先，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们提出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当然，这时毛泽东肯定是不便提名自己当主席的，他必须提名别人，而这个别人也只能是林彪。如果毛泽东提名周恩来当主席，那林彪的面子就没处摆了。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一开始，就说：“现在，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要临时搞这么一个“民主选举”，所以吓了一跳。林彪当然不敢接受主席的位子，马上请台下的众人选毛泽东，众人立刻一致举手同意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然后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众人马上一致举手同意林彪当副主席后，毛泽东又说：“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众人鼓掌通过。

（48）

毛泽东搞这个民主选举，虽说有做秀的成分，但毕竟是党代会上第一次向代表们进行“民主选举”，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小代表”，有受宠若惊的主人翁感觉。

有人说毛泽东这次提议林彪当主席，是对林彪的野心进行“试探”，这种说法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搞这种所谓的“试探”，那就未免也太幼稚了。因为林彪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当主席的建议，这并不能证明林彪没有野心。

因为这次毛泽东营造会议的民主气氛，代表们在选举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那些有希望当选的人，对自己能不能当权，能以多少票当选，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各方面都在悄悄地拉选票。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文革成员之后出入会场。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生说：“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的名额，是只图虚名。”

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

江青把中央文革成员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看成是反映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问题。林彪集团则有意安排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江青等人不仅没有得全票，比林彪集团的人的票数还要低，这就等于是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不够。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提到。

（49）

另外，江青还利用《人民来信摘报》来宣传自己。毛泽东在《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民”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九届中央常委，并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建议李讷、毛远新二人成为“九大”代表。毛泽东对此批示说：“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周恩来这边的人，当然也担心选票的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

但总理还是不放心。24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老同志，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总理轻轻拍着自己的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吗(指老同志当选)?”

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

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

由于“民主选举”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在候选人的提名上争论激烈，使预选时间拖长，原定3月21日进行选举和闭幕，已经不可能了，不得不推迟到3月24日。此外，因为对中央委员名额的争夺激烈，毛泽东在选举前一天的3月23日，不得不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再增加5人至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毛泽东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

林彪则说：“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50）

在说到“九大”选举结果之前，先说一下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的“九大”开幕式之后，会议转入小组讨论，一直讨论到4月14日，才又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很用心，讲话次数很多。据邱会作回忆说：【这期间，毛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召集人、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毛泽东的讲话，大概分为四个大题目。第一个大题目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与四清运动不同，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两次革命，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搞工人阶级。

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了。】

这里毛泽东提到文革，主要指出三点：(一)文革是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样的革命，若干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二)文革不搞不行的理由，是领导权不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在资产阶级手里;(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对老百姓管得太死，毛泽东希望权力下放。

文革事实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运动。文革前每个单位的领导权，都完全掌握在当权派手里;文革后，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按道理说，这种“三结合”的革委会，群众有一定的监督权，但事实上，群众的监督并没有实现，这是一个遗憾。

在毛泽东谈文革的时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一个粗人说直话。许世友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老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许世友这样直白的话，当然没有人敢应和。毛泽东对许世友这样的粗人，似乎也不太计较，没有批评他。

（51）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二个大题目，是整党问题。毛泽东

说：

【革命根据地那个时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是好事，因为不进城，蒋介石就霸住这些地方了;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延安那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不是军人的，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

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党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个别实在不行的党员，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当然还要经过上级批准，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里毛泽东说的“整党建党”，就是他下一步要搞的文革。毛泽东认为，中共在农村根据地时代，在没有进城以前是好的，可是进城之后，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党员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所以要整党，更准确地说，是要“重建”，毛泽东特别引用外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党在重建”。

毛泽东的整党思想是：党支部的整党，不能只在党员之间评议，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对党员的评议。评议出来的不合格党员，要劝退出，严重的还要纪律处分。

毛泽东本想在“九大”之后就整党，但由于“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激烈，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九大”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内”上了，结果整党的计划就推迟了下去。

（52）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三个大题目，是准备打仗。毛泽东

说：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准备打仗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总的战略还是积极防御，这条不能变。人家打进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但是你打进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进来了，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我看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有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总之我们不怕打仗，要有准备就是了。人家就问了：准备好了，仗打不起来怎么办?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准备好了没有仗打，这是经常的。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苏美搞那么多的原子弹，花的钱不计其数。他们的原子弹并非为了展览的，将来打不起核战争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

几年来，林彪同志抓战备抓出成绩来了。准备打仗，思想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存起来。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不久前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公然冲动坦克等重型武器，使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担心，就是苏联会出兵干涉中国，现在这个担心似乎越来越有变成现实的趋势，因此毛泽东开始号召人们“准备打仗”。

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是中国绝对不侵犯苏联的领土，而是等待苏联打进中国来。一旦苏联打进了，中国就有理、有利，可以利用人民战争来击败侵略者。

为了准备战争，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准备。物质准备就是大搞“三线建设”，在各地大建分散型的小工厂，少建大工厂。大量的小工厂固然有利于战争，使生产能力不会一下子全部破坏，但小工厂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大量的军事项目建设，军工厂，深挖洞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四个大题目，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多，这里只摘要一些。毛泽东说：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路线斗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二次是王明的左倾主义，三次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

‘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错误了。王明的左倾主义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几支相当大的军队，这些都让王明断送掉了，红军被迫长征。王明他们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纠越‘左’。

（53）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些路线斗争的时候，谈到了很多细节，这里就略去了。毛泽东除了说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些公认的“坏人”之外，还“口无遮拦”地提到朱德和陈毅。毛泽东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朱、陈他们有时也不反我。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陈毅向上海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毛泽东在会上讲到这些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老干部们清楚，但大部分年轻人不清楚，他们听了很新鲜，也很激愤，特别是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朱德和陈毅，更是抵制情绪很重，这就造成朱德和陈毅两个人非常被动。后来朱德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毅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在“九大”会议期间，甚至还开了一次批陈毅的小会。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3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上九时开到凌晨五时，批判陈毅。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说：“陈老总是个病号。”

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4时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就去。”

这样我立即进去对王洪文说：“我受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了，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

我向王洪文说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面，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的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我们就不要干扰总理了。”王洪文说完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老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与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总理当着王洪文、陈老总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

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开这个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54）

1969年4月14日，“九大”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前一天，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周恩来就明天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说：“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

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

这时王洪文大胆插话说：“我们不大愿意选他们。”

王洪文的大胆插话，让毛泽东感到他是一个敢捅阎王殿的名副其实造反派。毛泽东本人就是大胆妄为之人，所以他也欣赏大胆敢干的人，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下午5时，当毛泽东出现的人民大会堂会场时，台下掌声雷动，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见众人的口号声不息，只好对着话筒说：“不要喊口号了。”这才把众人的口号声平息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二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是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这里说明一下“九大”的议程。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林彪作了《政治报告》，康生作了《修改党章报告》，之后的4月2日到4月13日，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在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对《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进行表决通过。所以毛泽东说：今天有三项议程，除了表决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外，还有几个人要在大会上发言讲话。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插话说：“先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说：“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开始发言。周恩来这次的发言，主要是赞扬和吹捧林彪，因为周恩来发言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是关于林彪的。周恩来说：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只有懂得了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才能懂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55）

周恩来吹捧毛泽东之后，开始吹捧林彪。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公开讲话之中，对林彪最大力度的高度吹捧。周恩来借着《党章》中写入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机会，对林彪大力吹捧，也显得很自然。这里稍微多引用一些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话。周恩来说：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这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了，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反革命阴谋，并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同志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

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的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提倡把我军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56）

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同志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如此高强度、大力度地吹捧林彪，主要目的还是保持和加强与林彪的合作关系，这对于周恩来本人的命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借着这个机会，大大吹捧林彪一番，让林彪高兴。

周恩来的吹捧是很有艺术的，不是空洞地说大话，而是用很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周恩来说林彪是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这个用词真可谓恰到好处;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为有了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这句话吹得很高，却又不太肉麻。

周恩来表扬别人技术是超一流的，这种表扬技术，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句表扬吹捧的话，把别人说得很高兴，那么接下去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周恩来在各方面的朋友极多，这与他高超的表扬别人的技巧有直接的关系。

在今天的会上，林彪本来没有准备发言，可是他听到周恩来在讲话中如此大力度地吹捧他，感到有必要说几句谦虚的话，否则就是默认周恩来对他的吹捧了。林彪在周恩来讲话完之后，插话说：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

总理对毛主席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57）

林彪继续说【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就是了。在那时候的一切领导人中间，我前前后后比来比去，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很高明。

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二方面军的贺龙底下，在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早就没有了。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了。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他能够允许我存在吗?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的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

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是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林彪讲的插话，既是中肯的，也是必须的。林彪说他事先不知道周恩来讲话的内容，这应该是真的。林彪听到周恩来这么捧他，心中应该是感谢和感激的。林彪临场发挥，说了一番表示谦虚的讲话，也讲得恰到好处，这表明林彪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都是很强的。周恩来把林彪捧一下，林彪自己再谦虚一下，这个一唱一和，更加完美了林彪的形象。

林彪讲话完之后，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同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见众人给林彪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就对着话筒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听到毛泽东的话，众人的鼓掌声平息下来。接下来是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等人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其中来自珍宝岛前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孙玉国一上台，就立正朝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则站起来向孙玉国招手致意。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在大会上简要讲了一遍。孙玉国发言中，毛泽东数次带头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都鼓掌，台下的众人更是掌声雷动，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58）

孙玉国发言完之后，毛泽东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你是哪里人?”

孙玉国回答说：“二十九岁。东北人。

毛泽东然后向众人说：【他叫孙玉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我们什么也没有。苏修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苏修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它们。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

孙玉国在退场前，走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孙玉国又准备和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用手向左边一指，孙玉国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赶紧到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面前，与他握手。孙玉国和林彪握手之后，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孙玉国又赶紧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

孙玉国和周恩来握手后，周恩来又用手向左一指，孙玉国又返回毛泽东左边，和坐在毛泽东左边的陈伯达等人握手。孙玉国握手完后，正准备退下去，周恩来又对他向右一指，孙玉国赶紧又转身回来，和坐在毛泽东右边同董必武等人握手。孙玉国是来自基层的小干部，根本不知道中央在人事上等级森严的规矩，但他还算机灵，被周恩来一点就通。

毛泽东的本意，并不喜欢这种等级森严的人事规矩。毛泽东搞的文革，也是想打破这套规矩，但并没有能够实现。

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于是“九大”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4月15日起，先由四十五个小组提名，提出进入预选的候选人名单。列入预选名单的候选人，再在大组进行预选。通过大组预选的候选人，就成为正式的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最后的决选。

这场选举，成为前所未有的“激战”，原因就像林彪说的那样：“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这次大会打破了过去论资排辈的条条框框，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当选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了。这样一来，竞争当然也就激烈了。

这次选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前面说过，江青野心勃勃，要跟林彪争当“接班人”，这当然引起林彪的高度关注。因此，林彪就设法在这次大会上，打压一下江青的威风和锐气。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跟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上，他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59）

1969年4月24日，“九大”举行全体正式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在选举时，参会代表对通过预选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凡是过半数的候选人就当选。“九大”代表共1512人，正式选举时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1510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1510票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来得了1509票。

据说林彪少两票的原因，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林彪自己与叶群一起投了林彪的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的原因，也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江青少了8票，只得了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少了十余票，他们的得票比林彪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要少。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4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全场设有五个票箱，主席台上一个，主席台下四个。投票开始后，毛主席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应当是林总，第三个应当是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时，又借机出一个小小的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出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自己的前面投了票。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 $^{\star\star}\times^{,\star}$ ，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公布完之后，林彪站起来宣布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样“九大”就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散会时，不少“小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要仔细再看看毛泽东的“龙颜”。毛泽东也站起来，多次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才离开。

在参加“九大”的高官中，江青集团是抱着最大的喜悦来的;可是在散会时，江青集团却高兴不起来了。据邱会作回忆说：

【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是低着头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60）

在“九大”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进行。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同志的人，决不是‘小代表’，而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说：“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

陈伯达说：“康老说得好。

周总理说：“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不要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党代会上的选票少几张，并不影响选举结果，但却被认为是一个人“威信”的反映。林彪故意比毛泽东少两票，就是意味着他不想冒犯到毛泽东的威信。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如果只少一、两票，面子上还无伤大雅，可是他们少了许多票，票数比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还要少，这就让他们感到当众出丑，大伤面子。

江青对军委办事组的人愤怒地说：“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

江青集团没想到林彪集团会在选票上做文章，事先完全没有防备，吃了一个亏。这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之间，又结了一次仇。据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了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说：“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帮帮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

（61）

4月25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的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本来以为江青他们看不出来，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可是没想到江青他们看破了，并扬言要查票，使黄永胜等人略有不安。不过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帮了他们的忙。周恩来没有牵扯到此事，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跟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也猜到江青他们少了选票，应该是林彪集团干的。毛泽东对江青有野心，想跟林彪争接班人的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林彪对江青有很大的不满，毛泽东心中知道。但林彪用这种当众让江青出丑的方式，来报复江青，也让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快，这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结了一个疙瘩。

对于江青等人提出查选票的要求，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回答也很艺术，他说：“要查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毛泽东这句话，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毛泽东只是说自己不参加查选票的事。这样一来，是不是查选票，就由周恩来最后决定了。此时周恩来当然做出对林彪集团有利的决定，不查选票。

周恩来还特别告诉邱会作说：“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这是周恩来向邱会作暗示：你们内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这次选举的事，已经有人写信给我揭发你们了。不过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不会传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还向他们建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辨子，要吃大亏的。

“九大”闭幕之后，下一个节目就是由“九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要进一步由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时，选举争夺战进入白热化了。因为成为中央委员，还算不上中央决策人，只有进入中央政治局，那才是进入了决策人集团。

（62）

按照惯例，“九届一中全会”应该在“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召开，可是这次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在“九大”闭幕四天之后的4月28日才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这主要是因为决定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很费心思。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来策划中央政治局“组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因为陈伯达本来是八届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在康生之前，可是毛泽东却没有让他参加“组阁”小组。而黄永胜不是八届政治局常委，反而参加了“组阁”小组。很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陈伯达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也不满，她认为自己虽比不上周恩来和康生，比起黄永胜还是很绰绰有余的。毛泽东让黄永胜而不让江青参加组阁，江青当然不高兴了。

毛泽东破格提拔黄永胜参加组阁，而且还准备提拔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这其实是针对林彪的考虑和布局。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第二位的实权人物。如果毛泽东把黄永胜从林彪集团中“拉”出来，“拉”到自己这一边，就可以大大改变军队中的实力对比，局势就会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可是黄永胜却“死不开窍”，毛泽东多次“拉”他，都没有拉过来，这些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5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京西宾馆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

黄永胜不知道去开什么会，这时叶群来了。叶群一进门就笑笑地告诉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

叶群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江青根本不知道，主席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彪办公室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

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永胜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永胜和叶群都不在，就谈了几句。她说：“一中全会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63）

毛泽东要“拉”黄永胜，林彪当然也要“拉”黄永胜。林彪让叶群提前把让黄永胜参加组阁的消息透露给他，表示对黄永胜的信任。另外，江青此时还不知道她被排除在组阁小组之外，因此江青对别人吹牛说：“关于组织政治局的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

邱会作接着回忆说：【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花时间;二是先搞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人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主席说：“那只好独裁了，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毛泽东的最初想法是，让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商量名单，毛泽东和林彪不参加提名。毛泽东虽说不参加提名，但最后的批准权在他那里，实际上他还是可以提名的。但林彪如果不参与提名，那林彪真的就被架空了。因此，毛泽东刚刚说他和林彪在幕后，不参加提名工作，林彪马上提出相反意见：“请主席指示人选方针原则”，这其实就是林彪要求毛泽东参与提名工作。

毛泽东看出林彪的不满，就退一步说“那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这样一来，提名工作还是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五个人参加，这样林彪就有了提名权，不是在“幕后”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永胜有过一次闲谈。我问黄永胜：“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组阁，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参加呢?”

黄永胜说：“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我说：“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永胜说：“这是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曾经定了七个人的中央常委名单：毛、林、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的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永胜爽快地说：“那么多的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常委，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

当。”】（64）

关于黄永胜推掉常委之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出面提名她当常委。江青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去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当政治局委员，要拉拢周恩来，想让周恩来出面提她当常委。江青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碰了个软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想让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江青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四处活动，都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江青不能当常委。”

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会议后，黄永胜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从吴法宪和邱会作透露的情况来看，政治局常委的最初方案是七个人。毛泽东向黄永胜伸出橄榄枝，想用“常委”这个高位把黄永胜拉过来，但黄永胜坚决不干。如果黄永胜接受了毛泽东的橄榄枝，那么文革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或者张春桥也就不好上了。据说江青曾放出话来：如果黄永胜上常委，她就也要上，因为黄永胜的资历和江青差不多。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就没话说了。

另外，毛泽东对陈伯达有看法，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可是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替陈伯达说好话，毛泽东最后只好同意陈伯达当常委。

从这次组阁结果来看，毛泽东本想让黄永胜当常委，但黄永胜没有当;毛泽东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但陈伯达却当了。可见毛泽东在人事安排方面，并不能完全让他满意。这也反映出，毛泽东达不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完全独裁地步。

（65）

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次选出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都是上一届的常委;21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这10人是毛泽东(76岁)、林彪(62岁)、周恩来(71岁)、康生(71岁)、刘伯承(77岁)、叶剑英(72岁)、朱德(83岁)、陈伯达(65岁)、李先念(60岁)、董必武(83岁)。而新当选的11位新人中，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出身：

(一)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三人：江青(55岁)、张春桥(52岁)、姚文元(38岁);(二)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五人：叶群(52岁)、黄永胜(上将，59岁)、吴法宪(中将，54岁)、李作鹏(中将，55岁)、邱会作(中将，55岁);(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三人：谢富治(上将，60岁)、许世友(上将，64岁)、陈锡联(上将54岁)。

留任的10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大，都在60岁以上，新当选的11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小，普遍在50岁左右，平均年龄年轻

10岁以上。这个新旧政治局委员的年龄差别，体现了毛泽东启用新人，搞体制改革的思路。下面概要介绍一下这些新政治局委员。

新政治局委员中最重要人物是江青。本来江青按照她在文革中的表现和贡献，应该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江青没有进入。当然这些原因中，毛泽东的原因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常委，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江青的性格，第二个考虑是形势的需要。从江青的性格来看，她是善于搞破坏，而不善于搞建设的人。让江青去打倒某个人，她可以干得很好;而让江青去团结一批人，干一件建设性的工作，江青就无法胜任了。

从形势的需要来看，在第一场“夺权的文革”中，主要任务是打倒、造反、夺权，这些事江青干起来都得心应手。而在今后的第二场“整党的文革”中，主要是党内斗争，这与造反和夺权不一样，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这时江青就不能胜任了。硬让江青出来干的话，她只能是帮倒忙。所以，综合各种考虑，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政治局常委。

（66）

至于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没有道理不当政治局委员。不过在江青入选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还出现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6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要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呢?这应该是毛泽东给林彪出了一个“考题”。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感到痛心，他希望林彪和江青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先向林彪示好：这个表示就是让叶群进入政治局，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加上叶群的名字。

同时，毛泽东又划掉江青的名字，这里毛泽东希望林彪重新加上江青的名字。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那就是林彪推荐江青，

准备与江青重归于好的表示。

当然，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心中也不一定真的想与江青重归于好，也可能只是迫于面子。因为毛泽东加上了叶群，林彪也加上江青，这算是礼尚往来。林彪不加江青的话，面子上似乎说不过去。不管林彪是不是心甘情愿，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就有相当的好处。

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就等于是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就等于是林彪向江青示好。“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对军队中反江青的势力，起很大的遏制作用。因为军队中的反江青势力的总后台就是林彪，如果这些反江青的人看到林彪都向江青示好了，那么他们也要考虑转变态度，赶紧跟上新形势，向江青示好。

特别是黄永胜等坚定的反江青分子，他们本以为林彪是坚决反江青的，所以才这么大胆地反江青。如果林彪做出向江青示好的举动，黄永胜等人就会怀疑林彪反江青的坚定程度，更进一步怀疑林彪这个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更有甚者，周恩来等人也会怀疑林彪的反江青，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不管林彪的用意何在，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来说，就是一场小胜利。然而，林彪却看破了毛泽东的用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划掉，却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第一，林彪以此表示他不想与江青重归于好;第二，林彪不想为了面子，让自己吃一个哑巴亏。当然，这样一来，林彪就要再次得罪毛泽东了。不过林彪心里也有气，他不喜欢毛泽东给他出这样的考题。

（67）

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划掉江青，加上叶群，是因为毛泽东“不好意思”让江青一个人进政治局，所以要拉叶群进去“陪衬”江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的做事风格，从来没有“不好意思”，从来是不怕别人议论的。如果毛泽东让江青进政治局都“不好意思”，那他还怎么“好意思”打倒自己多年的老战友刘少奇呢?况且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不需要“不好意思”。

林彪审阅后的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到名单上毛泽东划掉了江青，林彪划掉了叶群，如果按照这个名单公布下去，江青和叶群都进不了政治局。周恩来马上明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又闹矛盾了，现在只有他周恩来出面，才能调解得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这场矛盾。于是周恩来马上开始行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了江青、叶群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第一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原本只有江青，没有叶群，而毛泽东加上了叶群;第二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周恩来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都加上去了。这次毛泽东再次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再次划掉叶群的名字，林彪还是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4月26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江青同志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68）

毛主席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对林总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毛泽东既然划掉了江青的名字，就不能再出尔反尔，轻易把江青留下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难处，于是专门带人去毛泽东那里登门拜访，坚决要求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这样众人的恳请，就让毛泽东可以下台阶了，于是毛泽东顺势同意江青进入政治局了。林彪也一样，顺势同意叶群进入政治局了。

这里林彪说“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亲自决定加上“叶群”的名字，林彪却划掉“叶群”，这分明就是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决定。当然周恩来等人也装糊涂，没有人会为难林彪的。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最后，27日下午，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黄永胜，你也能统管三军。”】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次矛盾，在周恩来手中圆满解决了。如果换一个人，未必能像周恩来处理得这么恰如其分。最后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也能统管三军”，这是毛泽东对黄永胜还抱有希望，还要试图“拉”黄永胜。此时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了，所以他对黄永胜说这句话的画外音是：“你黄永胜要跟我毛泽东走的话，我就让你统管三军”。

尽管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但在周恩来心中，对这次“九大”政治局的人选，是非常不满意的。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

（69）

前面说了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和叶群的当选情况，下面再说其他新代表的当选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当选政治局委员，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定局，没有人吃惊。因为从1967年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被认为是理应如此。如果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没有被打倒的话，他们也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谢富治(上将)、许世友(上将)、陈锡联(上将)这三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当选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上与林彪没有关系，不买林彪的帐，林彪也指挥不动他们。所以，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三个人进入政治局，明显是毛泽东作为平衡林彪势力的棋子。对于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大家还不吃惊，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早就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进政治局，似乎没什么悬念。不过许世友和陈锡联这两个纯粹的军人，也进入了政治局，这就让人有些吃惊了。当时的一些外电据此报道，中国新成立的政府是“军人政府”。

更让人吃惊的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四个将领黄永胜(上将)、吴法宪(中将)、李作鹏(中将)、邱会作(中将)，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个人，军衔不过是中将，居然也能进入政治局。据邱会作本人说，他对自己能够进入政治局，都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可以一下子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呢?这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说明一下当时军队的领导体制。在文革之前，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由一名军委主席，一名常务副主席，和几名普通副主席组成。除了军委主席毛泽东之外，具体领导军队的是常务副主席林彪，他可以召集其他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开会，研究和决定军队的主要工作，林彪是军队中实权最大的人。

军队中实权第二大的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接任;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具有很大的实权。在林彪和总参谋长之间，还有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他们的地位比总参谋长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军队的一些事务。

文革之后，中央军委的几个副主席都被“炮轰火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于是就成立一个“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机构，代替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办事组是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其他的军委副主席无法干预军委办事组，这样一来，林彪在军队中的实权，就比文革前大了许多，因为他不必再受到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的肘掣了，可以一个人“独裁”军队的事情。

（70）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林彪是文革的受益者，文革之后林彪的权力更大了。但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权力大了，同时也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后来林彪仗着他在军队中的“独裁”地位，擅自决定发出“一号命令”，这又给林彪带来致命的灾难。这是后话了。

中共过去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在中央的地位都不高。虽说总参谋长是军队中实权非常大的人，但建国后的历届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是第一个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总参谋长。这样一来，军队在中央的发言权显然大了很多。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军队和林彪，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泽东让林彪的主要亲信进入中央政治局，表面上是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立功奖赏，但在表面之下，这个安排还有另外一层作用，这就是堵死了林彪激励部下的手段。

对于领导人来说，用某种手段激励部下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激励手段，第一个是钱，第二是地位。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要激励一个重要的员工好好工作，那么就可以用每年涨工资的手段：第一年1万，第二年2万，第三年3万……，第10年10万;这样使员工感到只要努力工作，就不停会得到涨工资的回报，员工也就一直努力工作。

相反，如果公司老总第一年就把这个重要员工的工资提到10万，以后每年的工资不变，一直是10万。这样的话，第1年员工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在此之后，员工不管怎么干，工资也不变，那么员工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到头了”，再怎么努力结果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尽管员工一直拿着高工资，而他的工作积极性反而越来越低。

在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不能用钱来激励，那就只能用提高地位来激励了。一个人工作干得好，几年后提升科长，再干几年提升处长，再几年提升局长，再几年提升部长，再几年提升副总理……，这种逐渐升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激励部下为你卖命。相反，如果一下子把这个人提升为副总理，以后他再怎么干，也都是副总理，不会再升了。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对部下用“封官”进行激励的手段。因为部下感到从你那里已经不会再得到好处了，为你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

对于林彪来说，如果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第一步先提升为中央委员，第二步再提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第三步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林彪就可以用“封官”来激励部下替他卖命，干得好就可以继续升官。相反，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一步到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在那时的权力格局下，黄永胜他们可以达到的最高职位了，他们已经“到头了”。

（71）

既然黄永胜等人感到自己已经“到头了”，那么林彪想用“升官”来激励他们替自己卖命，也就不再可能了，他们替林彪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这点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愿意把林彪的四个主要亲信，“一步到位”地都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据说黄永胜当时已经被内定为第一副总理，他已经是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如果黄永胜有野心，他还想继续升官，还想往上爬，那他只有离开林彪，改投到毛泽东门下。黄永胜帮毛泽东一起扳倒周恩来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升为总理;帮毛泽东一起扳倒林彪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取代林彪，升为军队的第一把手，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黄永胜也可以统帅三军”。

毛泽东曾想用“统帅三军”这个诱饵，把黄永胜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让黄永胜反戈一击向林彪进攻。然而黄永胜这个人野心却不强，没有想继续往上爬，没有想取代林彪或周恩来。如果黄永胜是江青那样野心勃勃的人，那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是很看重和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黄永胜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

上面谈了这次新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里还要谈谈几个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次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上一届委员，最突出的就是陈毅。在“九大”上，朱德和陈毅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重点要摆平的对象。陈毅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因此他是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来参加“九大”的。然而上海是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地盘，因为陈毅作为上海的代表，受了不少批，挨了不少整。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在上海讨论陈毅的代表资格问题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二月逆流”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为中心的黑据点，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陈毅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72）

徐景贤回忆说：【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前面说过，陈毅等人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很多自我批判，当时他们以为自我批判之后，“二月逆流”的问题就可以过关，以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半年后的“九大”上，陈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批判材料，却成为揪他“小辫子”的重要材料。据徐景贤回忆说：

【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说：“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你却反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原则，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我接着说：“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騒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陈毅原来有着 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说：“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陈毅这时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为了“过关”，随便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错误。陈毅原以为承认了错误，检讨一下，就没事了。而在现在，他想要推翻自己过去承认过的错误，也是很难的。

（73）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026人，选举出中央委员97人;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512人，选举出中央委员170人。可见参加“九大”的代表人数，以及选出中央委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参加“九大”的1512位代表中，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他们对中共早年的党史并不清楚。“九大”上江青等人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朱德、陈毅等人的检讨材料抛出来，大部分代表头一次听说朱德、陈毅在红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泽东，都感到义愤填膺。因此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大部分人主张不选朱德、陈毅等人。这时毛泽东又表态说，还是要把朱德、陈云等人选进去。

毛泽东说：“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把他们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

许世友说：“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

毛泽东说：“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要选进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最后的选举结果是：朱德(809票)，陈云(815票)，陈毅(867票)，叶剑英(821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李富春(886票)，李先念(922票)。

大会总票数是1510票，要过得到半数以上(755票)才能当选。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他人都是800多票，勉强过半数当选。这样低的得票率，使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这次选举还有一件趣事，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党员居然也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广州军区代表迟泽厚回忆说：【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74）

对于上一届“八大”的21位政治局委员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开除党籍，这只有刘少奇1人;

第二种情况是犯了严重错误，被排除于中央委员之外，降为普通党员。第二种情况的有5人：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谭震林。

第三种情况是犯了错误，受到降级处分。第三种情况的有6人：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朱德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也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委员;陈云和李富春降两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委员。

第四种情况是犯了错误，但经过检讨后，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第四种情况的有3人：陈伯达、李先念、叶剑英。

剩下没有犯错误的“干净”的人，只有6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刘伯承。

周恩来派系最重要的人物陈毅，没有获得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没有进入政治局，这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在1955年评元帅的时候，原方案中就没有陈毅，是周恩来力争之后，陈毅才进入十大元帅的第六名。十大元帅的前六名是：朱德(总司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司令)、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贺龙(红二方面军创始人)、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

这次陈毅等人没有进政治局，许多老干部深感意外。江青都进了政治局，陈毅反而进不了，许多人纷纷为陈毅打抱不平，也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看法。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伤害了广大老干部。但大多数受伤害的老干部仍顾全大局，对毛主席还是诚心拥护的，这是我们党团结的象征。但把一些应当进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陈毅、李富春、陈云、聂帅、徐帅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进政治局，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纳新了”。】

当然毛泽东也意识到对陈毅等人过分苛刻了一些，所以又给他们一些安慰，让陈毅等人保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为陈毅的事，周恩来本想跟毛泽东再次“争一争”。这时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一张纸条，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

（75）

邓颖超一方面是关心周恩来的身体，另一方也是劝周恩来不要争，“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周恩来后来终于没有争，这或许是听了邓颖超的意见。

到了周恩来这样地位的人，已经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了。“对事对人要放眼量”这样告诫的话，别人是不敢对周恩来说的。邓颖超以夫人的身份，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周恩来劝告和提醒，这对于帮助周恩来少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江青有邓颖超这样的情操，以夫人的身份在关键时刻给予毛泽东劝告和提醒，中国的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周恩来这次“没有争”，周恩来派系大为受损，却反而是“塞翁失马”。因为周恩来派系力量的下降，凸显林彪派系力量的骤强，不仅使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矛盾激化了，也使毛泽东把防范的重点，从周恩来派系转移到林彪集团上，最终引发了双方的激烈斗争，使周恩来派系反而得了“渔翁之利”。这些是后话了。

“九大”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汪东兴。本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汪东兴一定会进入政治局，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联系人，也是最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之一。因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除了汪东兴和温玉成之外，都进入了政治局，而汪东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对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原因，邱会作回忆说：

【九大开幕之前，汪东兴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东兴，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东兴。记得我们去看汪东兴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

（76）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似乎是来自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不信任。而且汪东兴敢当着邱会作他们的面，说“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之类对毛泽东不敬的话，的确让人吃惊。汪东兴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后面我们再专门分析。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会议的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毛泽东坐下后，不见周恩来，问道：“总理呢?”

原来周恩来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坐在台下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到台上来坐，这时大家对周恩来报以热烈鼓掌，周恩来这才走上台去。

这次选举政治局委员，仍然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过半数的候选人当选。277人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选出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会议投票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之后，马上举行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据邱会作回忆说：【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和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毛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这里需要指出，朱德从一开始就只是中央军委委员，从来没有当过军委副主席。最早的军委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后来又增加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不同，政治局委员具有决策权的实职，而军委副主席是没有决策权的虚职，在党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安排陈毅等五人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林彪的一个制约。不过林彪对这个方案立即表示“赞成”，因为这个方案实际上对林彪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无实权，实权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手里，周恩来也明确说：“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77）

在“九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对这次大会应该说是并不满意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毛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主席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外电也是这样评价和攻击的。毛主席嘴上在调侃，其实心有疑虑，以后的事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九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革刘少奇的命成功了，权力却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无形中形成了“军政府”。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写进党章，形成这种局面，毛主席应该是高兴的。所以毛主席的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

邱会作在这里说毛泽东对林彪有“疑虑”，这个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路线矛盾。从两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林彪上台后肯定要把文革停下来，肯定不会继续革命。毛泽东集聚他毕生最后的精力搞的这场文革，如果交到林彪手里，那就是前功尽弃，毛泽东的一切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所以，毛泽东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林彪接班。那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其实林彪早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事实上的接班人。在1969年的“九大”上，只不过是把林彪事实上的接班人地位，正式化和公开化而已。林彪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提升，职权还是跟以前一样，仅仅是得到一些名声上的荣誉而已。

高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一样，可以提前看到好几步棋，而蹩脚的棋手，只能看到眼前的一步棋。毛泽东在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将来怎么把林彪的接班人拿下来。因为将来要拿下林彪，现在就不能让林彪的羽毛太丰满了，所以毛泽东就在“九大”上，暗暗布置下将来拿掉林彪的政治布局。

毛泽东的第一个布局，是把林彪的势力局限在军队之内，不让林彪插手党和政府的事情。“九大”后，林彪还是只管军队，党政的职务没有给林彪一个。不仅如此，就是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也没有让他们在党和政府部门兼职。

（78）

毛泽东真正中意的接班人，比如张春桥，毛泽东就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兼职。张春桥在党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职位;张春桥在政府内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都是有实权的职位;张春桥在军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这也都是有实权的职位。

毛泽东知道，一个接班人要想真正接班，必须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势力。毛泽东给张春桥在党、政、军各方面安排这么多有实权的职位，就是想让张春桥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日后接班。

对比之下，毛泽东没有给林彪安排一个党或政府的有实权职位，也就是不想让林彪在党和政府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试想，如果林彪真的要接班，他只在军队中有势力，在党和政府内一点势力没有，这样能接好班吗?这样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最初就没有打算让林彪接班。后来林彪为了“争”国家主席这个政界的职务，终于跟毛泽东闹翻了。

毛泽东的第二个布局，是让刘伯承等5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只安排林彪一个军委副主席就可以，没必要再安排其他人当军委副主席。刘伯承等5个军委副主席，虽说没有实权，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林彪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可以形成对林彪的牵制。

毛泽东的第三个布局，是让黄永胜等林彪的四个亲信“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堵死林彪搞“封官许愿”的空间，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林彪也是政治高手，他从毛泽东的各种布局，应该很清楚地看出来，毛泽东并没有真心让他接班。林彪也知道毛泽东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过是安慰他一下，不能当真的。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地位还是《宪法》规定的，不是也照样打倒。试图靠一纸空文来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实力和智慧。

林彪既然看出来，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不是自己，那么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是谁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毛泽东真正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团，将来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既然是这样，江青集团就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了。一旦江青集团壮大起来，可以独当一面了，那么林彪就没用了，也就是林彪倒台的时候到了。

（79）

毛泽东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把江青集团扶持起来。而林彪却发现，真正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江青集团。林彪的生存之道在于，不但不能扶持江青集团，而是要尽可能地打压江青集团，否则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只要江青集团壮大不起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没有人可以取代，林彪就是安全的。基于林彪的这种想法，在“九大”之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和白炽化了。

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搞得江青集团大丢面子。“九大”后，江青集团当然要对林彪进行报复。据吴法宪回忆说：

【“九大”以前，江青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

（80）

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跟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

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提到了政治局里。江青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

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81）

《吴法宪回忆录》出版较早，作者说话顾忌较多。吴法宪对江青拉拢他们批判林彪的事，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吴法宪不敢点破江青后面的人。《邱会作回忆录》出版较晚，作者说话顾忌就少了不少，比较大胆了。邱会作也回忆了江青拉拢他们的事情，因为邱会作说的比较具体，这里用比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说：

【“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但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发难”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关于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在后面介绍)。

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

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

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82）

邱会作这些话，说的是比较诚恳的。邱会作他们认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927年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了，而江青1937年才到延安，交情是不能和林彪相比的。如果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是要林彪?还是要江青?邱会作他们相信毛泽东肯定是要林彪，所以就大胆地反江青了。邱会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周恩来教育他们，他们也不懂。等他们最后“懂”的时候，为时已晚了。

邱会作又回忆说：【从1969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江青她这个人，叫你去你就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

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

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

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和黄永胜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亊!”

有关《解放军报》的亊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

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

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吧。”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东兴说了一下。汪东兴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

（83）

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

黄永胜和吴法宪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国防部所在地)去等。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

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

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认为黄永胜说得对，黄永胜有点懂“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

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康生等人在中央时间久了，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就看得比较“透”了。而邱会作等四人刚刚进中央，当然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十分幼稚。不过他们的幼稚，却让周恩来感到“感动”。世故狡猾的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动，忠厚老实的人才会让人感动。

林彪也看出邱会作等人幼稚，不懂“中央政治”，所以“五七一”计划等，都不能让这些人知道。直到林彪走后，黄永胜还大声疾呼：“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黄永胜到那时还没有真正明白“中央政治”，没有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跑。

（84）

上面邱会作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再次外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了。”

还有，据参加修宪工作的杨福云回忆说：【1970年7月17日，修宪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主席一进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

（85）

周总理又说：“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

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这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

周总理最后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参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根据杨福云的回忆，周恩来亲口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亲口说“四个伟大”讨厌，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毛主席语录摘下来，这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这件事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发生的，可见此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到了当众不给林彪面子的地步。

林彪是旧思想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这样当众不给林彪面子，虽不能说是当众羞辱他，

但至少是当众让他难堪，这或许是导致林彪走上不归路的原因之一。
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九大”之后的事。

关于“九大”之后，还有一个人应该提到，他就是陈伯达。尽管毛泽东不喜欢他，陈伯达最后还是进入了九届政治局常委，但已经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这个观点。”

“九大”后，陈伯达就基本上没有见过毛泽东了。陈伯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跟毛泽东疏远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陈伯达渐渐成为林彪住所毛家湾的常客，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逐渐成为林彪的笔杆子。据说陈伯达的轿车总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看来陈伯达还是不想让毛泽东知道他去林彪家。

（86）

“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 $18%$ 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 $0.6%$ 的党员被开除，约 $0.4%$ 的党员被劝退，约 $0.5%$ 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 $1.5%$ 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 $20%$ 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 $1.5%$ 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 $18%$ 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

（87）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毛泽东进行了几项非常大胆的改革。第一项中央委员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毛泽东认为：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工资仍是每月68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工资仍是每月67元2角;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在大寨大队挣工分。

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1.5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陈永贵一个月也就是45元。

据说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知道这个规矩后，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了。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时从他办公室里搜出不少瓶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据揭发材料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洪文这样做算是“走后门”，以权谋私;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用自己的钱买宴会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么以权谋私。

“九大”上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是不脱产的，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样的中央委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毛泽东说：【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泽东本来想把中央的专职领导干部，换成工农兵的兼职领导干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会出现干部的腐败。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担任中央领导，由于水平有限，工作搞得并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够推广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二项改革，是拉平干部与群众的物质待遇。给群众提高工资的代价太大，国家负担不起，所以就给干部降低工资，这是成本最低的。毛泽东说：【干部要减薪，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过给干部减薪的阻力太大，终究没有实施起来。

（88）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三项改革，是精简国家机构。毛泽东认为现在国家机关的干部太多，人浮于事，要把一大批干部下放下去，精简政府机构。

1970年6月，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各部门设立报告》，把国务院的各部委，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 ，只保留原来 $18%$ 的干部。除了中央机关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机关以及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干部人员的机构精简。

为了安置精简出来的大批干部，就开始了一场“干部下放”运动。第一种是把干部直接下放到农村落户，第二种是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让城市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干部，无论官阶高低，年龄大小，一律称“五七学员”。“五七学员”按照军队编制，过军事化的生活，集体整队出工、收工;“五七学员”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打井、修渠等。前后大约有数十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干部下放工作就停顿下来。197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回城市，基本上还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精简国家机构，又算是白搞了。

此后“五七干校”并没有立即撤销，大多数地方把“五七干校”变成干部去轮流劳动锻炼一下的地方，已经失去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毛泽东搞“整党建党”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个是阻力很大，第二个是遇到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上面提到的，中苏关系全面紧张。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结束后的三个月，位于新疆的中苏边界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对中方一支38人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这既是苏联对珍宝岛事件的报复，也是新的挑衅。如果说珍宝岛冲突是中方取胜的话，铁列克提冲突则是中方失利，此后中方停止了在铁列克提争议地区的巡逻。

铁列克提冲突之后，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毛泽东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备战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以军事为中心，国家预算的 $50%$ 以上用于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产战斗机4千多架，坦克1万多辆。现在中国军队保有的战斗机数量为1500架，坦克7400辆，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数量。

（89）

战斗机和坦克都是极为昂贵的兵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几年之中，倾国家之力，建造了那么多的战机和坦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提到文革对人民生活影响的时候，不应当忽视因为“备战”的军事生产，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质短缺。如果没有倾国家之力搞备战，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国由周恩来赴越吊唁，苏联由总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苏双方的总理，本来可以在越南进行一次总理级会谈，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可是周恩来害怕在越南与苏联人谈，弄不好会被栽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说也说不清。所以周恩来有意避开柯西金，匆匆回国，由李先念副总理留下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说。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开场合与他讲话，所以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转告中国，柯西金希望在返国的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见面时，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握手，以同志相称。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3小时40分。在机场会谈，中方就避免了欢迎仪式和招待活动的外交礼仪麻烦。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周恩来又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周恩来最后说：【吵架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提议：双方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柯西金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使中苏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从周恩来的发言来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他的讲话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诚意，也没有降低中国的身份。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成为后代外交官的学习教材。

（90）

有人说毛泽东反苏联仅仅是“意气用事”，不过只要从毛泽东在“九大”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动真格的。建国时，中共照搬了苏联一套政治体制，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是不满的，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九大”后，毛泽东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之后，毛泽东就自创了一套毛氏体制。毛氏体制，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政治体制，还有教育体制(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赤脚医生)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一个被称为“毛主义(英文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义在1970年前期，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世界各国出现过一些信奉“毛主义”的左派政党和组织，比如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美国的“革命共产党”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提起，只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

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于1994年开始进行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尼共的力量迅速扩大后，在2008年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通过大选的上台执政，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并于2011年再次当选。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点与毛泽东当年的夺权政权十分类似。

毛泽东生前曾大力支持过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援助，并在中国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相继放下武器向当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至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毛主义”这个词。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国认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认为中国只是在模仿苏联那一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新东西。毛泽东的文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体制上，搞出自己一套新东西，让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苏联那一套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焕然一新的东西，使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毛主义”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分支。

（91）

尽管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有一个地方却复古了，这就是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恢复“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的这个“复古”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造反夺权的机构，现在造反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了;第二个考虑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整党建党”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就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当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还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毛泽东并没有宣布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不再提起它了，让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组了，文革小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署名用常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组”只是管文化革命的，现在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

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原来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说“设立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机构”，这就在《党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最不高兴的当然是江青，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康生也不太满意，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毛泽东都没有给他实职，也成了一个闲人。关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毛泽东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明确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今天的碰头会，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

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毛主席那里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里去了。

（92）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前面提到，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政治局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而毛泽东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只有13人，其他10人被排除出决策圈子。这10人是：张春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汪东兴。

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个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叶剑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许世友、陈锡联是纯粹的军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让人意外。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为毛泽东立了很大功劳，为什么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入决策圈子?这些我们后面再分析。

“九大”之后，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闲人”，林彪和林彪亲信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虽说依然掌握军队的实权，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到党和政府。不过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使用“掺沙子”的计策，这次毛泽东掺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的亲信，而毛泽东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李德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少将军衔，历史上与林彪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是毛泽东可以信任的人。据李德生回忆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毛泽东不仅让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给李德生实权，让他当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忆说：【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

（93）

谢富治不明白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掺沙子”的意图，因为当时的高官们，大部分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无间的，没想到毛泽东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谢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适合当总政治部主任，本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主要三个部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号称“三总部”。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这两个人都是林彪的亲信，这两个人毛泽东暂时还不能动，所以毛泽东可以“掺沙子”的职位，只剩下总政治部主任了。因此，尽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泽东还是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重用李德生，后面还要说到。

“九大”后具体主管党和政府事务的是周恩来，这样周恩来的实权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来只管政府，党是刘少奇管的，现在周恩来把党也兼管起来。然而，周恩来的实权虽然扩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虽然政治局常委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有些事还当面请示。

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太过“纵容”，促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九大”后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员，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是毛泽东的人，另外5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人，陈伯达的派别不明朗，真正属于周恩来的只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来自己也才2个人。周恩来在这种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只能把毛泽东放在政治局之上，因为周恩来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政治局。【本节完】

# 第二十一节 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上）

（1）

虽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了，但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似乎是走入了歧途，结果越研究越糊涂。国内、海外的研究者们，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细节上，比如林立果怎么策划暗杀计划，林彪怎样仓惶出逃，却忽视了最关键的动机问题：林彪出逃的动机何在?

历史案件和现实案件一样，动机是理解案情最重要的东西。搞不清作案动机的案件，自然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感到扑朔迷离。人们认为林彪事件扑朔迷离，其原因也就是人们想不通林彪出逃的动机。

关于林彪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但说服力都不强。第一种说法是来自1972年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是因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迫不得已乘飞机外逃。在第一种说法中，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林彪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这种说法可以自圆其说，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们信服。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其证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证据是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第二个证据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计划。第一个证据的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其实完全是光明正大搞的，谈不上什么阴谋。如果林彪真的策划暗杀毛泽东，那一切都应该在暗中进行，就没有必要争当国家主席，主动把自己的篡党夺权“阴谋”暴露出来。

第二个证据倒是非常符合阴谋论，可是不符合林彪的性格。林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应该非常清楚，靠林立果那几个人的“小舰队”，要想暗杀毛泽东，成功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不到。林彪绝不是一个莽汉，所以他不可能拿自己的全家性命押宝，去干一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的“五七一”计划。

由于林彪动机的第一种说法难于让人信服，从1980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比如著名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小节《把林彪逼上绝路》，也声称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

在第二种说法中，林彪对毛泽东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毛泽东“逼”林彪的结果。关于这种说法，很多人举出不少的“ 证据” ，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逼”走林彪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林彪出逃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毛泽东“逼”林彪出逃，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还不至于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因此“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毛泽东单方面主动“逼”林彪出逃，是不符合逻辑的;林彪单方面主动“篡党夺权”，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毛泽东或林彪单方面造成的，它是双方各种矛盾和斗争激化的结果，这也就是谚语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和林彪两败俱伤，谁也没有好处，因此“九一三”事件应该是毛泽东和林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既然“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为什么又发生了呢?这就应验了一句哲学名言：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我们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细节之前，要先考虑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与毛泽东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发事件?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基本问题：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调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就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续他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仅仅接替他的国家领导人职位。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只能接替他的职位，而不能接续他的路线。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已经反映出林彪的思想与毛泽东相距甚远，他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如果毛泽东让林彪接班，那么林彪肯定不会继续革命的，而肯定会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毛泽东让林彪接班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泽东为“继续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因此，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出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彪接班的，这是毛泽东与林彪不可调和的部分。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不得已让林彪暂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位子，那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既然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现在又已经是名义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泽东必须考虑怎样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第一种选择是让林彪体面地下来，保留林彪的荣誉和地位;第二种是让林彪不体面地下来，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可以调和”的部分，是选择让林彪体面地下来，还是选择打倒林彪。

毛泽东让林彪体面地下台，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林彪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并且积极辅佐毛泽东的新接班人，那么毛泽东可以考虑让林彪体面地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关于这点，毛泽东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要试探一下林彪的态度。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主动提出把接班人让给张春桥，并表示要尽力扶持张春桥接班，那么毛泽东就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让林彪体面地下来;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不做任何表态，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毛泽东就只能让林彪不体面地下台了。

因此，这次林彪对毛泽东的表态，其实也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林彪选择不表态，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选择打倒林彪了。那么为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话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林彪是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接班，林彪应该马上明白，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应该也清楚，毛泽东已经给他安排了两种下场：第一种下场是林彪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可以让他体面地下来;第二种下场是林彪不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就要打倒他了。但林彪最后选择了不表态，也就是“不让位”。

林彪此举，是因为他看到还有第三种下场，这就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强行”接班。当然第三种下场不是毛泽东安排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过自己去争取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进行一场斗争了。

前面分析了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林彪的关系;这里再分析一下从林彪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有“可以调和”的部分和“不可调和”的部分。

林彪本来并没有想要上党的第二把手，是196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林彪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林彪“推”上了党的第二把手。如果说刘少奇上党的第二把手，是自己主动想上来的，而林彪上党的第二把手，则是被动上来的，不是林彪争取的结果。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英雄主义者，非常注重名誉，从不检讨。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从未检讨过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因此，如果毛泽东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会难于接受。从林彪看来，这样他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拨弄的傀儡一样，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这样自尊心强的人，怎么会甘心给别人当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让他退下去，他就不干了。况且这个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抢来的，是别人请的。

还有，林彪如果从接班人的位子上退下去，受影响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着鸡犬升天，他们当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还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着林彪的提拔有了今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会再用林彪的旧党，林彪的旧党们就要靠边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亲信高官，也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他们都用各种手段，劝说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周恩来，林彪或许还有可能答应。因为林彪认为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气”周恩来当接班人。可是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就不服气了。新中国是林彪这些人拼着流血牺牲，花了伤残的代价，才换来的。林彪自己也在战争中受重伤，成了半残废。张春桥不过摇笔杆子写了几篇文章，就要来“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让林彪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张春桥的领导，林彪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林彪一个人，就是军内一大批老将军，也很难服气张春桥的领导。在林彪看来，与其让张春桥接班，还不如我来接班，这应该是林彪争当接班人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说成是“野心”，当然也可以，但毕竟还有一些不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林彪的底线就是接班人的位子不能让，特别是不能让给张春桥等文人，这是他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部分。

（4）

当然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也有和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如果毛泽东尽管不情愿，最后还是让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让林彪和平地接班，那么林彪将依旧把毛泽东看成是大恩公，依旧忠于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坚持不让步，非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林彪也就不再忠于毛泽东了，就要“强行”接班。既然是“强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手段。因此，林彪与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选择和平接班，还是选择强行接班。

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线，是一定要接班。两个人的底线相差太大，最后导致出现“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泽东的底线，而毛泽东却没有看清林彪的底线，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坚守底线的决心。毛泽东以为只要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林彪就会让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后来毛泽东一再提高对林彪的压力，没想到最后压出一个“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内心中，并不想与林彪摊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毛泽东一直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在对林彪“施压”的同时，又一直给林彪留有退路。毛泽东对林彪施压的目的，只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而不是要打倒林彪，这点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只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就不会为难林彪，会让他体面地下来。

林彪的内心中，更不想与毛泽东摊牌，毕竟他是弱者，毛泽东是强者，他与毛泽东摊牌的风险太大了。因此，林彪为了避免最后与毛泽东摊牌，他也要向毛泽东“施压”。林彪试图让毛泽东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团不是任人宰割的，在军队里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泽东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子，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主动知难而退，最终让他接班，从而和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林彪向毛泽东施压，小的事情不说，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号令”和“设立国家主席”等。当然林彪的施压也不是恶意的，他希望这样可以让毛泽东知难而退，避免最后的摊牌。这些事将在后面详述。

林彪的另一种防卫之策，就是打击和削弱江青集团，特别是不能让江青集团把威信树起来。只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威信树立不起来，毛泽东即使想让他们接班也很难，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稳固了。所以，“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

林彪集团要打压江青集团，江青集团也要打压林彪集团。因为江青集团也想接班，特别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碍，首当其冲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已经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如果毛泽东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团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江青集团为了今后自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团斗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王子们，为了争夺接班人而发生内讧，可是这样的内讧又必然地爆发，让皇帝头痛不已。毛泽东虽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可是这两个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发起内讧，也让毛泽东头痛不已。

（5）

林彪和毛泽东斗争的性质，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压过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跟毛泽东当面争吵，当众说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而林彪当众对毛泽东毕恭毕敬，手中挥动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敢挑战过毛泽东的权威。可是“九大”之后，林彪开始变了，他悄悄地开始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了，这就让毛泽东感到：第二个刘少奇又来了。

确切的说，林彪不是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是要对毛泽东“施压”。林彪想迫使毛泽东让步，想让毛泽东放弃换接班人的想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让毛泽东知道，他也是可以单独指挥军队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一号令》。

这里先简介一下《一号令》出笼的背景。前面说过，中苏关系由于1969年发生的几次边境流血冲突，极度紧张起来，大战有一触即发的局势。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达成临时协议，暂时缓和了一下关系，但双方仍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可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无心搞重大的庆祝活动，只搞了简单的庆祝节目。国庆口号的最后一条就是：“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虽然有人建议毛泽东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例行的国庆节登天安门，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讲话，重点也是战争，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据说在196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得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因此，中国马上开始了紧急战争准备，首先是领导人的紧急疏散。吴法宪回忆说：

【过了1969年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10月15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6）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根据这个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对一些老同志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决定之后发出的。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这次是真的认为苏联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战争准备进行了认真的部署。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为“二线”，周恩来带领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一线”，周恩来成为临时军队总指挥。按照常理，林彪是军队的负责人，又是国防部长，应该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线”，担任临时军队总指挥。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夺了林彪的军权，交给了周恩来，这肯定让林彪十分不悦。作为军人，在打仗的关键时刻，却离开了军事指挥部，被夺了指挥权，林彪怎能高兴呢?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从历史来看，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出现“吴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不仅要防范苏联的入侵，更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借着苏联入侵的机会，投靠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放心的，因为不论从周恩来的历史，还是从他的表现，都说明周恩来是坚决反苏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会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可是毛泽东对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担心林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后来“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苏联，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心中郁闷;10月17日，林彪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防备苏联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也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10月18日，《一号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出。《一号令》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号令：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突然袭击，尤其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7）

《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它还是新中国第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一号令》发出后，全军近百万人马上行动起来，把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随时准备发射。因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纵武器士兵也必须跟随武器一起疏散，近百万士兵从军营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两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军营。

从原则上讲，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是极其重大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应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至少应该由中央军委集体发出。以“林副主席”个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显然是不正常的。林彪为什么要发出《一号令》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是：林彪误判了战争形势，是无意中造成的误会，这不是林彪的阴谋;第二种观点是：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要以此来试探他调动军队的能力。

探究林彪发出《一号令》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林彪事件的性质。有人因此推论说林彪是无辜的，是冤案的，所以这里我们多花一些笔墨，探究一下《一号令》的细节。先看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汪东兴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回忆说：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0月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发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8）

另外在《聂荣臻回忆》中，聂荣臻也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

毛泽东同志听了报告，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聂荣臻提到的林彪和黄永胜“造谣”，指的是叶群解释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是为了“保密”。叶群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

汪东兴和聂荣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阴谋”，有四项罪名：

罪名之一：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

罪名之二：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罪名之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向毛泽东汇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罪名之四：谎称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当场烧掉，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里说林彪搞“阴谋”也不确切，因为林彪都是明着干的，不应算阴谋。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聂荣臻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指控的“四项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这种极其重要的命令，显然是错误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布过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军委八条》、《军委十条》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不是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的。黄永胜主持的总参谋部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一号令》，显然也是错误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说《一号令》在发送之前，上报远在武汉的毛泽东，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先斩后奏”的理由。而周恩来就在黄永胜身边，两人同时住在北京西山，黄永胜去请示周恩来，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周恩来呢?所以“先斩后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显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一号令》都已经发出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

（9）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烧掉《一号令》的传阅件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考虑到他与林彪的关系。《一号令》传阅件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必须在传阅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泽东当然不会批示“同意”。虽说毛泽东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着默认，就是默认林彪在军队中的权威，毛泽东当然不愿这么做。因此毛泽东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么毛泽东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很客气的，从来没有对林彪送来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这次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不同意”，不仅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同时也就是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那就要与林彪发生公开冲突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想与林彪公开冲突。因此，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这里毛泽东就来一个高招：烧掉传阅件。毛泽东烧掉了传阅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烦。这样一来，毛泽东既表示了对林彪的强烈不满，又给林彪留下退路，不至于造成两人的公开冲突。毛泽东烧《一号令》，看似鲁莽，其实是高招。

前面提到的为林彪辩护的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要想成立，必须要推翻上述第二种观点指控林彪的四项罪名。那么，第一种观点提供的材料，能推翻这四项罪名吗?这里先看佐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材料，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张云生说：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

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记录，而林彪像平时常见的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一、

;三

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林彪问我：“都记下了吗?再念一遍。”

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我问林彪：“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宁慢勿错，可以压几个小时。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10）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说：“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叶群蛮有兴趣地问：“哪两条建议?”

我说：“第一，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对，对，这条建议好。”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首长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由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由你负责传给黄永胜。”

我问：“再压多久呢?”

叶群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7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个战斗号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估计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发生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令”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

但是，只要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场虚惊是完全不必要的。当然这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这里要提一下，张云生说林彪与10月17日抵达苏州，这个时间不正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中说，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其他材料也说林彪10月16日抵达苏州，只有张云生说林彪10月17日抵达苏州，所以张云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张云生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张云生的回忆不能推翻这项罪名，反而做出一个反证：他曾经建议叶群向毛泽东请示，叶群并没有立即向毛泽东请示，还说林彪可以“先斩后奏”。但叶群也无法拒绝张云生的建议，只是答应由她向毛泽东请示。那么叶群到底请示了没有?张云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就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张云生只是说他用电话把林彪的《一号令》直接传达给黄永胜，至于黄永胜是不是向上汇报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张云生的回忆也不能推翻第二项罪名。

（11）

至于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张云生没有参与这些事，不清楚情况，当然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

张云生解释说：林彪发出《一号令》，是林彪本人误判形势，以为10月20日那天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所以让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前面提到过，苏联有可能在10月20日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10月15日就知道了，大家还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如果毛泽东和大家认为有必要让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那么在10月15日会议上，就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10月15日会议上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就说明毛泽东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只是领导人的疏散。

因此，即使是林彪个人以为10月20日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他也应该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不是擅自发出命令。所以用林彪误判形势，作为发出《一号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份常常用来佐证林彪“无罪”的材料是《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说：【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17日下午他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

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

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阎仲川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起的。】

吴法宪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

吴法宪说林彪10月17日向秘书口授《一号令》，抄了两份，一份由叶群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另一份由秘书传达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还说，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12）

而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完全没有叶群加上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是张云生说假话?还是吴法宪说假话?从逻辑上来看，吴法宪的说法有很大问题。也许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只是他被叶群“忽悠”了。

叶群说“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报毛主席”，那么毛泽东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还都没有结果。在毛泽东的意见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急着下发《一号令》，显然就是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擅自发出《一号令》。这些材料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又说：“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吴法宪这里的“后来”，意思非常含糊。如果这个“后来”是在林彪已经下发《一号令》之后，那么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同意之前，擅自发出《一号令》了，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

当然，这里的“后来”也可以理解为林彪在得到毛泽东同意之后，发出了《一号令》，这样可以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但各种事实无法证明毛泽东事先同意过《一号令》，汪东兴没有说他接到过叶群的电话，更没有说毛泽东“没有意见”。而且，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烧了，没有留下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更不能说明毛泽东同意过。因此，吴法宪的话，还是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的话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吗?这个第二项罪名是：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当时吴法宪等人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就让阎仲川用电话向各大军区传达。黄永胜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报告就在身边的周恩来。所以，吴法宪的话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

关于林彪的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吴法宪都没有提出辩解材料，当然也就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不过吴法宪还是为林彪做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

第二、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的共同决策。不能因为林彪一个人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13）

吴法宪的辩解是无力的。第一，吴法宪说“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句话并不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早就受到威胁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让林彪接班。这些在前面多次提到，不在赘述。

第二，吴法宪来了一个“偷梁换柱”，说林彪《一号令》的内容没有错。事实上，林彪《一号令》的内容也确实没有错，而是他不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以个人名义擅自发出《一号令》的方式错了。

第三，吴法宪还是用“偷梁换柱”来辩解，说林彪误判了形势，不能当成罪过。其实对林彪的指责，并不是他对形势的误判问题，而是他把擅自发出军事命令的问题。

当然，把林彪的“六项指示”传达为《林副主席一号令》，可能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传达人员阴差阳错地搞错了。但名称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使是《林副主席一号令》的名称改为《林副主席六项指示》，性质还是一样的。

以上吴法宪的辩解，并无法推翻林彪的四项罪名，所以说上述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林彪擅自发出《一号令》是“别有用心”的。林彪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发这个《一号令》呢?这应该是林彪不满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夺了他的军权，所以林彪要向毛泽东示威，他要让毛泽东明白，林彪在军队里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这次林彪有意不通过毛泽东，不告诉周恩来，自己一个人单独发出命令，看看部队会不会接受林彪的个人命令。林彪在《一号令》中，既不提党中央，也不提毛泽东，只是说“林副主席指示”。果然，各个部队看到“林副主席指示”，马上就行动起来，没有疑问，毫不犹豫地执行林彪的命令。

如果是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肯定会有疑问;即使是周恩来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也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因此，林彪用《一号令》证明了他在部队中是有威信的，林彪说话是算话的。

10月19日，毛泽东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后，马上做出相应措施，指示总参谋部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本来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是中央政治局和总参谋部，都要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可是林彪亲信控制的总参谋部，只接受林彪一个人的领导，无视周恩来的权威。

10月20日，周恩来亲自前往总参谋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早晨8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这样就迫使总参谋部不得不同时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也是毛泽东所谓的“掺沙子”。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该文件指出：“军队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这个文件显然是针对林彪的，声明调动军队必须经过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批准，这其实就是禁止林彪再次单独发号施令。

（14）

毛泽东对林彪的《一号令》，虽说非常不满，亲手烧了《一号令》的传阅件，可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置还是非常轻微的。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甚至不再提起此事，只是做了一些防范动作。而这些防范动作，不是最高层的官员，根本看不出是针对林彪的。毛泽东这么做，可以说是对林彪的一种让步。

如果这次毛泽东对林彪采取比较严厉的处置，那么后来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的事情，可能就不至于发生了。林彪看到毛泽东让步，促使他感到，现在是“逼”毛泽东让步的最好时机，因此林彪要再“逼”一步，“逼”毛泽东放弃另立接班人的想法，真正让他接班。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知道政治斗争和打仗一样，取胜的机会将是瞬间即逝，决不能错过取胜的机会。林彪说他打仗取胜的经验是：“我有长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决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林彪看来，目前是打赢他与毛泽东的这场政治战争的最佳时刻，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为什么是最佳时机呢：

第一， 毛泽东已经把红卫兵和造反派遣散了，又把老干部得罪了，毛泽东暂时只有江青集团等一些文人，力量不够强;

第二， 第二，毛泽东想通过“整党建党”，在党内建立起一支新的力量，可是“整党建党”才刚刚开始，新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是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

第三， 第三，目前林彪派系在政治局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是林彪势力在党内的最高时期。综合这些因素，现在是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最佳时机。

林彪已经看出来，毛泽东并不想让他接班，早晚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只是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如果等到毛泽东拿掉林彪接班人的准备完成之后，林彪那时再动手，就为时过晚。因此，林彪要在毛泽东准备好之前先动手，让毛泽东措手不及，才能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

林彪正式“挑战”毛泽东，开始于1970年3月。在此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从来没有与毛泽东唱过反调，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提出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15）

1970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示：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会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常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即使是发生了《林副主席一号令》等令毛泽东非常不快的事，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可是一旦他公开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那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就无法挽回了。

建国后，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至今为止只有两个人：彭德怀和刘少奇。这两个人的下场怎样，林彪是最清楚不过的。然而，林彪还是鼓起勇气，成为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第三个人。至于林彪的想法，我们后面再详细分析。

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林彪在1969年9月也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1970年8月，他也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的“庐山之战”。林彪重上井冈山时，也学毛泽东，做词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
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
埋葬。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
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
稍减。再回顾一下毛泽东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林彪的这首词，无论从笔法还是从意境上，都无法与毛泽东的词媲美。本来，林彪并不是擅长做诗的诗人。林彪到井冈山上寻找的，大概也跟毛泽东一样，是在故地激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重新开展一场人生的奋战。这两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两人在“决战”前的雄心壮志。

不过毛泽东是一个人孤独地上井冈山的，而林彪却是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一起上井冈山。

（16）

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玉石，林彪把此石带回北京后，让人刻成一方砚台。1970年5月1日，林彪在

该砚台背后题写诗句后，赠送给叶群。诗句是：“发不同青、心同热;
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的话剧《关汉卿》)。

林彪还在题诗之后，写了题名：“书赠战友叶群。林彪。1970年5月1日”叶群看后，回赠林彪一幅字，写道：“教诲恩情感不尽，天长地久永相随。”

林彪给叶群赠物，是他到了“决战”的时候;向叶群赠言，要叶群做好最坏的准备。林彪把叶群称为“战友”，也是恰当的，因为叶群的角色，早已超出妻子，称“战友”名符其实。一年后，林彪和叶群还真的实现林彪题诗的“死同穴”，也实现了叶群题诗的“永相随”，这是后话了。

1970年3月，中央开始讨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以及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过去恭顺的常态，居然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毛泽东明确反对设立国家主席一事，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拒绝当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此后林彪仍然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但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情况下，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最后放“狠话”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说到这个地步，林彪才不再提国家主席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呢?要理解这个理由，我们必须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来分析。

（17）

最初提出国家主席问题的人是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总理的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次政治局会议，住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同志向林彪同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汪东兴的回忆，周恩来在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首先指出“设国家主席”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并且，周恩来用“国家主席是不是还写上?”这样的语气，表示出他和政治局常委是倾向于“设国家主席”的。

当时的九届政治局常委只有五个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所说的“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四人的意见。既然政治局常委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必须表明态度。这次毛泽东十分慎重，专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呢?汪东兴本人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不提，而《吴法宪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提到汪东兴传达的内容。

吴法宪回忆说：【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赶回来的。汪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18）

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散会时，汪东兴还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

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毛泽东原话，大同小异。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这里要注意到，毛泽东专门提出“ 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这句话说得很重。毛泽东说的“大家”是谁呢?显然是指周恩来信中说的四位政治局常委。现在周恩来这封信的内容还没有透露，单从毛泽东讲话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的语气来看，周恩来这封信中提出的政治局常委建议“设国家主席”，是比较认真和郑重的。

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指示后，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当场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布置“讨论”也是正常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最重要的林彪缺席。在林彪缺席的情况下，是不好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周恩来特地吩咐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从这次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都是让叶群亲自去他的住处，他亲自向叶群说明自己的想法，然后由叶群直接向林彪汇报。可是这次，毛泽东不仅没有叫叶群去，甚至没有提到向林彪转达他的意见，还是周恩来提出让叶群去向林彪汇报。

从周恩来“设国家主席”的信，毛泽东就察觉出，这封信的主使人应该是林彪。因为其他三个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与国家主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是设了国家主席，也不会轮到他们三人当，只有林彪一个人与此有利害关系。因此，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周恩来的信，向毛泽东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林彪想要当这个国家主席。

（19）

林彪的建议是非常巧妙的，他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反而认为林彪是为了毛泽东好，是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因此，毛泽东在这里要把林彪的目的“点破”，说：“我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人可以当。因此，设国家主席的得益者，只能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汪东兴回忆后来的事情，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3月17日至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才正式讨论毛泽东3月8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这时林彪表示出不同的意见。林彪让自己的秘书跟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这个电话，公开表示他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此时，毛泽东还给林彪留面子，他没有直接对林彪的意见表态，而是说“问候林彪同志好”，间接地表示反对林彪的意见。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

关于此事，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说：【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到北京后不久，于运深给我看了一份叶群在苏州和主席秘书来往的电话记录。叶群给主席秘书的电话说，请他转报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因为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

主席秘书回给叶群的电话，说：他已经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国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20）

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部分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事情发展到此，本来可以就过去了。可这次林彪一反常态，他不让事情过去，还要继续坚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回忆说：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林彪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

这次是林彪亲自向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与用电话记录的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他的三条意见。由于林彪的地位，周恩来又召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邱会作回忆说：【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

现在林彪的意见又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彪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主席很快就对林彪的建议(政治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传出叶群与毛主席秘书来往的那次电话内容以后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毛主席批件。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主席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在这以后，我又在毛家湾看到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没有。这反映出，尽管毛主席对“设国家主席”一事并不赞成，但政治局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林彪的那个“提议”还在起作用。】

这是林彪第一次公开用书面意见的形式，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而且林彪的意见，得到包括康生在内的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由于林彪的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这让毛泽东犯难了。

（21）

设不设国家主席，对于除了林彪之外的三位政治局常委来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此引起的间接关系，还是与三位常委紧紧相关的，因为国家主席是关系到将来谁“接班”的问题。

如果林彪当了国家主席，那么林彪接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相反，如果林彪不能当国家主席，那么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了。从周恩来等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林彪接班，比江青他们接班，要好得多。

谁来当接班人，对于康生来说，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毛泽东安排林彪上台，完全没有必要把康生拿掉;而毛泽东安排江青或者张春桥上台的话，那么康生的威信就显得“太高了”一点，毛泽东为了江青或者张春桥的顺利接班，就有必要把康生拿掉。

尽管康生在历史上与林彪并无特殊关系，相反与江青倒是有特殊关系，可是“九大”之后康生成了“闲人”，此时他逐渐看出来，拥戴林彪，比拥戴江青集团更有利于自己。此后，康生就慢慢“淡出”江青集团了。

因此，一贯支持毛泽东的康生，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却站在了林彪一边。直到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还是公开表示支持林彪。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记述：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至于陈伯达，早就跟着林彪走了，成为反江青集团的先锋。这样一来，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个站在林彪一边，而周恩来的态度，虽说主要是中立，但还是偏袒林彪的。

周恩来也希望毛泽东不要再换新的接班人，这样搞下去又是一场大的运动。而且从周恩来看来，也是宁可林彪接班，不愿江青或张春桥接班。所以，毛泽东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就孤立起来了。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苏州，他与林彪直接见了面。这是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见面。据邱会作回忆说：

【叶群告诉我们，林彪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彪和叶群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在苏州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彪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

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彪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

那天正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

前面多次说过，毛泽东这个人的脾气，如果他“骂”你，就是对你还抱有希望，如果客客气气的，那就是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年龄比林彪大很多，又是林彪的老领导，本来毛泽东“骂”林彪几句也是可以的。据说1966年林彪拒绝当党的第二把手时，毛泽东曾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

这次毛泽东在苏州与林彪见面，对林彪客客气气，“国家主席”的事一概不提，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是不抱希望了。

1970年4月底，毛泽东和林彪都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据邱会作回忆说：【时隔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看法真是幼稚可笑。】

毛泽东用曹操和孙权打比方，明确说希望你们不要当“孙权”，基本上已经把话“挑明”了。即使是到了这个程度，林彪仍继续坚

持唱反调。据邱会作回忆说：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提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毛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

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23）

当时我们几个人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我们感到谁当国家主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因此，不管主席怎么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谦虚”。

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在1970年7月，又发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关于“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纪念解放军诞生43周年发表社论，这篇《社论》是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第一句话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上陈伯达对张春桥起草的《社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沿用“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的新提法中，增加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张春桥的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而张春桥坚持不改，态度十分坚决，在会上形成意见对峙和激烈争论。周恩来不好表态，因为此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最后决定：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在林彪刚刚当上第二把手的1966年8月，当时“两报一刊”的说法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提到林彪。“两报一刊”在提到林彪时说：“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但1966年11月之后，“两报一刊”就把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删去，只提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显然，“学生”比“战友”要低一个档次，而只提“亲密战友”，就使人感到林彪有“平起平坐”的感觉。

1966年11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时，提出新的说法：“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人民解放军……”这样，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首次与毛泽东并列在了一起。

1966年11月底，陈毅在接见军队造反派时，又进一步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

1967年2月，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再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

（24）

1967年4月之后，“两报一刊”就形成一个习惯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据汪东兴回忆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

这次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突然改动过去三年多来的一贯提法，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过这次“缔造”和“指挥”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让步，删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了过去的说法。但“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南巡”中，又重新提起“缔造”和“指挥”的问题，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这是后话了。

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时，特地删去了很多林彪特有的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等。毛泽东还为此写下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删掉的这些话，都是林彪的原话，可以算是间接地批评林彪吧。

（25）

毛泽东与林彪的最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的宣传，古今中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造神”，第二种方式是“歌功颂德”。

第一种方式的“造神”，是封建帝王时代使用的古典方法，把封建帝王塑造成“现人神”。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帝王的领导，是因为帝王已经超越了“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人民要服从帝王这个“神”的领导。封建帝王不仅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说出来的话“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第二种方式的“歌功颂德”，是近代发展出来的近代方式。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民的醒觉，用“神”来蒙蔽人民的手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近代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普遍采用“歌功颂德”的方式。比如美国也搞个人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人，都修建有规模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对这些伟人的历史功绩和功劳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宣传，让人们崇拜这些伟人，敬仰这些伟人。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的话，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早在建国之前，中共就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但那时的宣传采用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方式。一方面是毛泽东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绩和功劳;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恰当的“歌功颂德”宣传，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有好处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面旗帜，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伟人旗帜，它就没有凝聚力，就很难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一个超越民族的伟人旗帜，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可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著名“五一八讲话”，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把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式宣传，上升为“造神”宣传。这里再回顾一下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片段，林彪说：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毛主席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

（26）

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毛主席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强调：毛泽东之所以和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林彪这里所谓的“天才”，其实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是“神”。因此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整篇讲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人，毛泽东是神。所以我们不服不行，必须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的话，完全是臣子对封建帝王“表忠心”用的话，更是把毛泽东当作帝王对待了;对毛泽东喊“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完全是封建帝王的待遇。

那么林彪心里真的认为毛泽东是“超天才”，是“现人神”，“句句是真理”吗?显然不是。林彪早年就多次怀疑过毛泽东，甚至写信让毛泽东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革命胜利建国后，林彪也没有迷信毛泽东。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中央派人去林彪住的毛家湾，搜查林彪家里的罪证。从几万册图书中，发现林彪亲笔写的眉批，其中一些是针对毛泽东的。例如：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来看，他绝对不是真心地认为毛泽东“句句是真理”。既然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不是出于真心，那必然就是别有用心了。接着问题就来了：林彪的别有用心，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恶意呢。

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需要把林彪的言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时林彪还不是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他在党内的排名仅是第六位。

（27）

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时林彪一跃变成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人的地位变了，他的想法和做法跟着改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林彪做出著名“五一八”讲话的1966年5月18日，中央已经发出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时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点林彪已经看到，但单单为了打倒刘少奇，似乎不需要搞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毛泽东的文革，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应该还有别的目的。那么毛泽东的这个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林彪当时想来想去，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毛泽东想当皇帝。

在林彪还不是接班人的时候，林彪对毛泽东尽管不迷信，但对毛泽东还是充满感激的，毕竟林彪能有今天的一切，少了毛泽东的栽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那时林彪的想法是：不管毛泽东想干什么事，他就要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后来从林彪家中抄出来的图书眉批，有叶群亲笔写的一条：【抓一号(毛泽东)的活思想，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叶群的这句话，应该也是林彪的意思，就是好好琢磨毛泽东想办什么事，提前主动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这时林彪琢磨出毛泽东“想当皇帝”之后，他就要帮忙让毛泽东实现“皇帝梦”。

林彪想：毛泽东要当皇帝，必须有人替他先行一步搞宣传。因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完全是把毛泽东当作皇帝来进行宣传了，是一篇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造神”讲话。

林彪本以为他这次琢磨出毛泽东的心思，主动帮毛泽东去实现“皇帝梦”，毛泽东一定会大为高兴。但林彪没有想到这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写了一封间接批评他的《滴水洞家信》，让周恩来转给他看。

林彪看了《滴水洞家信》，马上明白毛泽东没有想当皇帝的意思。因为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那就应该继续鼓励林彪这么做，而不是反对林彪这么做。之后，林彪沉寂下来，没有再发表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讲话。

毛泽东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时代发展到今天，再试图当皇帝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50多年前袁世凯试图当皇帝，搞得众叛亲离，最后不得不自己狼狈地宣布退位。毛泽东不会再犯袁世凯的错误，毛泽东不想当皇帝。

（28）

毛泽东其实并不反对进行适当的“个人崇拜”宣传，但毛泽东所希望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宣传，而不是林彪搞的古典“造神”宣传。毛泽东知道，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进行“造神”宣传，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造成负面的结果。

毛泽东希望林彪搞“歌功颂德”式的宣传，就像歌曲《东方红》里说的那样：“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希望林彪宣传的时候，强调毛泽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强调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中国人民翻身当家作主而奋斗;强调人民拥戴毛泽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的宣传，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使人民真心地拥戴毛泽东。

而林彪搞的“造神”式的宣传，是反时代而行的。秦始皇时代，人们或许还会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可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怀疑这种“句句是真理”的造神宣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人们尽管嘴上不敢提出异议，心中肯定是不相信的。因此，这样的“造神”宣传，不仅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疏远了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

毛泽东本来以为林彪看了他的《滴水洞家信》，会停止这种“造神”宣传，而林彪不但没有停，反而变本加厉，调子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林彪的地位变了。林彪本来一度停止了“造神”宣传，可是他在1966年8月当上接班人之后，又重新开始了“造神”宣传。

林彪本来没想当接班人，可是一旦当上了，林彪就要当下去，这个原因前文中已经分析过。历史上的太子，往往是“大好”和“大坏”两种下场，因此林彪需要巩固他的太子地位。这时林彪发现，把毛泽东造成“神”，对自己是有利的。

刘少奇曾是接班人，可是毛泽东找个借口就把刘少奇拿下来，因为那时毛泽东还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毛泽东成为“句句是真理”的神，那么毛泽东说过的“林彪是接班人”，也自然就上升为真理，谁也不能推翻，谁也不能怀疑。这样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等于有了“皇帝钦定”的保险。

如果说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前，他对毛泽东进行造神宣传，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那么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对毛泽东进行的造神宣传，那主要就是为了林彪自己，而不是为了毛泽东了。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进行造神宣传的代表作，就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29）

在林彪的主导下，军队中早在1964年就开始出版《毛主席语录》。不过早期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都是署名“总政治部”，并无林彪个人的名字出现。1966年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时林彪的名字就与《毛主席语录》挂靠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们学《毛主席语录》之前，先要学林彪的《再版前言》，在宣传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宣传林彪。

因为林彪的《再版前言》是造神运动的重要文献，这里全文引用。林彪在《再版前言》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

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典型的“造神”宣传，而不是“歌功颂德”宣传。《再版前言》只字不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功绩，只字不提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的努力和奋斗，而是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才”。

（30）

林彪号召人们要像读《圣经》那样，背诵毛泽东的话，并声称毛泽东的话，像《圣经》一样，具有“立竿见影”的“精神原子弹”威力。

林彪的《再版前言》发表于1966年12月，而林彪在1966年7月就看到了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因此，林彪应该已经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造神”宣传。然而这时林彪却将错就错，继续进行“造神”宣传，应该主要是为了他自己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林彪的《再版前言》最后一句话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个提法，与后来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差不多完全一致。1966年12月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林彪的《再版前言》在最后没有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思想，几乎就是后来被批判的“唯生产力论”，也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由此可见，林彪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是由来已久的。

毛泽东曾在一篇新华社电讯稿上，对当时的中宣部长陶铸批示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的这些话，明显是针对林彪的语言。而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话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但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陶铸反而赞成了林彪的造神宣传，认为毛泽东反对造神是“谦虚”。陶铸提出的“不宜突然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等于是抵制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造神”宣传问题上，毛泽东被绑上了林彪的战车，想下也下不来。这就像毛泽东在《滴水洞家信》中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样的讲法过去没有过，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31）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上一次的三届人大是1965年召开的，按照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原则，四届人大应该在1970年召开。前面提到，在召开党代表大会前，事先要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召开全国人大前，也要事先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是由周恩来主持，因为政府一直是周恩来主管的;而修改宪法是大事，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但具体起草《修改宪法报告》，毛泽东则指定由康生主持，由张春桥主笔，这就让陈伯达很不高兴。因为新中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就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所以陈伯达认为他应该主持修改《宪法》。陈伯达不高兴，他就跟林彪跟得更紧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庭院内，常常停放着一排客人坐乘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别邀请来的，因为每一场电影只能容纳一、二十人，所映的影片，大部分是进口的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命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含量”是不轻的。

1970年夏天，毛家湾的待客热有一个很窄的范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从陈伯达到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

1970年8月，修改宪法进入收尾阶段，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这次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激烈争吵。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

（32）

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

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当讨论宪法中的国家机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

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

我想这只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地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说：“对、对，写上、写上。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几个文人，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被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

（33）

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据吴法宪回忆，这次争论是张春桥引发的。本来吴法宪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可是张春桥把话题引到了林彪身上，公然讽刺林彪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当然会引起林彪派系的吴法宪跳起来反对。

以张春桥的身份，如果背后没有人给他撑腰，肯定是不敢公然讽刺林彪的。如果是比较有政治头脑的高官，听到张春桥敢说这样的话，就会猜到张春桥背后有人，不但不会跟张春桥争吵，反而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张春桥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但头脑比较简单的吴法宪，没细想为什么张春桥会这么大胆，以为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阴阳怪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起来跟张春桥争吵。林彪派系的军人，多半是吴法宪这样的有勇无谋之人。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

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

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

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吴法宪头脑的确简单，会后他还对陈伯达大骂张春桥，认为这件事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问题。虽说陈伯达是书生，但政治头脑还是比吴法宪强许多，立即察觉到“今天的事情不简单”，让吴法宪把情况向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汇报一下。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

（34）

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

周恩来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据吴法宪说，周恩来对他的意见完全表示支持，而且特别说到赞成设国家主席。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全力支持我，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

当时我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设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指针)，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斗争。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

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都说，林彪明确支持吴法宪，鼓励吴法宪跟张春桥斗。对于这场斗争，林彪一点没有退却的意思，他让他的四大金刚以及陈伯达，在会上与张春桥等人好好斗一斗。

（35）

不过吴法宪等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要斗的对手，表面上是张春桥，实际上是毛泽东。这样，吴法宪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林彪的棋子，而张春桥是毛泽东的棋子。吴法宪和张春桥的斗争，其实就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代理斗争。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

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地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

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

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

这样带有“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林彪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召开)上，会有更大的斗争。】

林彪是很有眼力的，他看出张春桥、江青等人的突然让步，让《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其实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点，是毛泽东让他们故意让步的。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让步，是不是要麻痹和迷惑一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要在几天后的庐山会议上，发起什么重大的动作呢?

林彪一点也琢磨不透毛泽东的下一步棋是什么，这是最让林彪担心害怕的。因为毛泽东的战术，总是出人意料，防不胜防的。因此，林彪下了决心，他在庐山会议上，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才能避免被动挨打，才能避免他被毛泽东的战术打得措手不及。

（36）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三次上庐山。早在19世纪末，外国人看中了庐山这块避暑胜地，九江租界和汉口租界的外国人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后来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再此修建别墅。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共建成三百多幢别墅，最有名的当属蒋介石的“美庐别墅”，另外还有汪精卫别墅等。

中共建国后，中央在庐山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是1959年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毛泽东下榻于庐山上蒋介石的美庐别墅，据说毛泽东进门时曾高喊：“蒋委员长，我来了!”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1960年，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所别墅“芦林一号”。据说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陪同他的当地官员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却唯独没有提到“房子好”。于是聪明的官员就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幢别墅。

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是1961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毛泽东入住为他专门修建的“芦林一号”。1970年8月毛泽东第三次上庐山，也依旧入住“芦林一号”。而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聪明的官员也在庐山上，专门为林彪修建了一幢别墅。林彪别墅于1969年建成，所以1970年8月林彪上庐山时，就入住进了专门为他修建的别墅。而周恩来大概是为了拉开自己与毛泽东和林彪的距离，没有住进以前他曾经住过的马歇尔公馆，居然住进普通的楼房。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去，负责整理房间，做淸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面的树林里，警卫战上们日夜站岗放哨。

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楼房里，便于和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触。全会开始前的气氛是轻松的，这从周恩来的神态中也可以感觉到。会前，我们几个年轻的中央委员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

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周恩来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啊，只有三、五天?”我们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37）

这次庐山会议之前，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没有闻出火药味。他们以为这次会议将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这有点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人们也以为那次会议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没想到会上彭德怀突然抛出《万言书》，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在毛泽东上庐山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据汪东兴回忆说：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在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

黄永胜说：“我报告了林副主席。

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对在他的住房周围大搞土木工事，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刘少奇已经搞过一个“列车窃听案”，把窃听器装到他的专列上。在毛泽东看来，这次林彪下令在“芦林一号”附近修飞机场，会不会趁着修飞机场的机会，派人在毛泽东的住处悄悄安装窃听器，甚至安装炸弹呢?还有，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了飞机场，林彪就可以突然派出大量空降兵，突然从天而降，包围毛泽东的住所。

（38）

因为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连周恩来也不知道，这让毛泽东更加怀疑里面“有鬼”，所以毛泽东对此不能不防。后来在庐山会议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曾一度搬出“芦林一号”，住到了另外的别墅中。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专门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就是暗指在他的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这件事。

九届二中全会定于8月23日开幕，在前一天的8月22日，毛泽东事先召集五位政治局常委开会。据列席这次会议的汪东兴回忆说：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经济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从汪东兴的这段回忆，可见这次康生也跟毛泽东有点小小的“顶牛”。毛泽东说要讲“形势问题”，康生却提出要讲“修改宪法”，经毛泽东再次坚持，康生才作罢。不过在毛泽东让康生讲“修改宪法”时，康生又推辞让周恩来讲，于是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表示不悦。

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康生都有大会讲话，而林彪偏偏没有大会讲话，不免让林彪觉得他被冷场了。按理说，周恩来已经准备好讲“经济计划问题”，那么“形势问题”就应该让林彪来讲。毛泽东不让林彪讲话，在林彪看来，那就是毛泽东要有意对他“冷场”，要慢慢降低林彪的威信。

本来毛泽东是不想让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的，可是这次林彪却“非要”讲话。在第二天开大会之前，林彪突然表示他要讲几句话，毛泽东也不好不让林彪讲，于是林彪违反毛泽东的意愿，成了大会的第一个发言人，而且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这就是林彪著名的“称天才”讲话。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先看汪东兴回忆8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

（39）

汪东兴回忆说：【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汪东兴的回忆中，对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些不太重要的话，讲了很多，而把关键的“设国家主席”的一段话，却隐去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写道：

【1970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

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还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周恩来年谱》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可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除毛泽东外的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甚至有点“逼宫”的味道。对这件事，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邱会作说：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常委会中，还讨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主席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

（40）

毛主席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毛主席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

毛主席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

毛的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

后来毛主席又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邱会作的回忆，与《周恩来年谱》的记录大体一致。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当天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态度。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明天下午三点是开幕式，会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汪东兴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

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东兴还是有能力的。】

（41）

自从毛泽东1943年成为中共第一把手以来，他的意见被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反对，这是第一次。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是以政治局常委中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了罢免刘少奇。这次毛泽东要对付的林彪，显然比刘少奇难对付多了。

政治家的最主要能力之一，就是团结人的能力。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撼不动，就是得益于他超强的团结人的能力。看来林彪团结人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不仅把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拉了过去，这次连康生都被林彪团结过去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暗吸一口冷气。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小看了林彪的政治能力，本以为林彪是彭德怀那样一介武夫，没想林彪打政治仗的水平也是一流的。在平时百事不管的林彪，到了关键时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高手。

在政治局常委中遭遇“四比一”的绝对劣势，一般人就会屈服，但毛泽东却不会，如果屈服了也就不是毛泽东了。有人说：毛泽东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个人独裁”的表现。

这种说法，是学者们喜欢翻弄的书本教条;而对于大腕级政治家来说，他们从来不把“少数服从多数”看作是一种需要遵循的原则，而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因为真理在开始阶段，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如果在真理的开始阶段，就必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真理就不会诞生了。

就拿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例，1927年中共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反对毛泽东上井冈山搞农村根据地，那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苏联模式的大城市暴动，才是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上井冈山，是违反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是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多数意见是错误的，而毛泽东的少数意见倒是正确的。

如果当年毛泽东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跟着搞大城市暴动，那么中共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不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江山了。

再比如说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违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据参与此事的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42）

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的成员情况，我们认识到：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回忆的情况，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政治家们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态度。华国锋等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罢免“四人帮”;如果不能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抓捕“四人帮”。

很显然，他们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不过是当作一个“工具”来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没有一个人主张要把“少数服从多数”当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现在大部分人都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立了功，如果当时华国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四人帮”就很可能粉碎不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了。

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并不能教条地遵守，而是要看两个问题：第一，那个“多数派”是不是代表正确的道路，代表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那个“多数”人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华国锋的立功，就是在于他没有教条地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被称为“英明果断”。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这次林彪为首的四个人的意见是多数意见，但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毛泽东认为他们的意见不对，更认为他们四人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因此，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是不应该遵从他们的多数意见的。不能简单地把这个行为，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独裁”，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然，毛泽东要想反对掉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肯定不能像华国锋那样派军队来解决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了。毛泽东首先要搞定的人，当然还是周恩来。对付周恩来，毛泽东依旧是“一手硬，一手软”的老办法。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软”的办法，就是向周恩来示好，拉拢一下周恩来。

（43）

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毛泽东曾在那次常委会上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毛泽东说的事，是指1970年5月江青找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谈话，说周恩来和陈伯达的坏话，试图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这次谈话，引起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怀疑。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周恩来，所以赶快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向周恩来示好。

毛泽东本来准备安排江青做一个检讨，向周恩来说明，这件事只是江青的个人行为，与毛泽东无关，以免周恩来怀疑毛泽东是江青的背后指使。所以毛泽东说：“这些事讲清楚，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只是因为后来林彪先发制人，先发表了“称天才”的讲话，改变了大会的议事日程，江青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硬”的办法，还是过去“重上井冈山”的老办法。毛泽东再次放“狠话”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的这些“狠话”，对林彪无效，对周恩来还是很有效的。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就怕党内大乱，天下大乱，一旦遇到毛泽东要“豁出去”，周恩来就让步了。

1969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在开幕之前，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先在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最后确认一下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

【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44）

据汪东兴的回忆，本来没有林彪的讲话，而是林彪在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点意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林彪讲话。另外由于林彪的地位高，所以周总理和康生都让给林彪先讲。可是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又与汪东兴的有所不同。陈伯达回忆说：

【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着，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后出来，大会开了。原定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草案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林彪讲后，康生便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经常被人断章取义，用来证明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专门介绍。

陈伯达提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他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这点与汪东兴的说法不一样，汪东兴说政治局常委五个人在一起谈话，而不是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讲话。

关于这个问题，邱会作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40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

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

（45）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宪法修改小组杨福云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3时前，我们早早到了会场，我们几个还未近距离见过毛主席，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我们早到会场，坐在前面。时间过了下午 3时，中央常委还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直到3时45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才走上主席台，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他左边坐着林彪、陈伯达，右边坐着周恩来、康生。他们一就座，记者一拥而上，拍电影、拍照。强光罩着毛泽东，很快他就不耐烦了，打手势，叫他们赶快离开。

周恩来马上示意记者，叫他们停止拍照，关灯。五位常委，都显得很严肃，谁都没有笑容。我当时想，中央全会理该这么严肃。

毛泽东宣布全会开幕，然后说：“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

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周恩来传达完后，毛泽东问：“还有谁讲?”

林彪说：“我讲几句。

毛泽东看林彪一眼，没有说什么。】

另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说：【(《陈伯达传》提到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过，吴法宪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

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事前报告了毛主席。”

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伯达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关于上述几个人回忆的不同，以及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的话，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6）

按照官方的见解，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称天才”讲话，是暴露林彪“篡党夺权”野心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是瞒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搞的一次“突然袭击”。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中共高官在公开场合上讲话，一般来说，如果是短暂的讲话，讲话内容当然不必经过上级批准。但如果是长篇讲话，比如林彪“称天才”那样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长篇讲话，讲话内容就应该经过上级批准，或经过集体讨论。党员在公共场合擅自发表与中央精神不同的个人意见，要作为违纪论处。林彪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长篇讲话，事先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所以从党纪上来说，林彪的讲话是有违纪问题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试图为林彪“翻案”的人，试图“颠覆”过去官方的见解。他们著书撰文，声称林彪的“称天才”讲话，事先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并反过来说毛泽东的话“林彪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反而是不实之词。进一步，他们又因此而推论出林彪被“冤枉”了，林彪事件要翻案。

这种“新见解”真的有道理吗?在这里特别进行一些分析。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林彪事先向毛泽东提交过“称天才”讲话的书面文稿，更没有毛泽东在林彪讲话稿上“画圈”同意的书面证据。所以持“新见解”的人，声称毛泽东在与林彪谈话的时候，“口头上”同意了林彪的讲话。那么林彪和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进行过交谈呢?

毛泽东于1970年8月19日乘专列到九江，然后换汽车上庐山;林彪于8月20日乘飞机到九江机场，然后换汽车上庐山;周恩来也于8月20日晚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开幕，在开会前的8月20日到23日的三天时间内，毛泽东和林彪都在庐山上，可以说住得近在咫尺。在开会前的这三天时间内，毛泽东与林彪见过面，谈过话吗?没有。毛泽东与林彪在这三天内，没有任何单独接触。

这似乎不符合“亲密战友”应有的气氛，但事实却是这样。毛泽东肯定是没有召见林彪，那么林彪主动提出求见过毛泽东吗?也没有林彪主动求见求毛泽东的记载。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主动求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没有召见过周恩来单独谈话。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0年8月21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在8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把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只是用书面形式呈报毛泽东和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相反，周恩来到林彪的住处，与林彪进行过单独谈话。可见此时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温度，要高于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温度。

（47）

在周恩来与林彪单独谈话后的第二天8月22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这次会上四位常委向毛泽东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

8月22日的常委碰头会，是林彪上庐山之后，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但在这次会上，林彪并没有提出他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要讲话。8月22日的常委会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话。

在8月23日上午，林彪和毛泽东没有见面，只是到了8月23日下午3时前，林彪才与毛泽东见面，这时距离林彪发表他的“称天才”讲话，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这次林彪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单独谈话呢?还是有其他人在场?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林彪与毛泽东不是单独谈话，而是五位常委在会前碰头时，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第一种说法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说：【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第一种说法的另一个根据，来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独家提供的吴法宪的回忆。在吴法宪自己的《吴法宪回忆》中，并无这样的内容。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

【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据汪东兴说：林彪在开会前，当着其他常委的面，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同意林彪讲话，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讲什么，所以这不能算是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讲话内容。

再据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在开大会前，常委们在休息室里闲谈的时候，林彪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这也就是说，林彪是在休息室里，当着其他常委的面，向毛泽东提出讲话的要求。

毛泽东问林彪要讲什么?林彪简单说讲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江青搞鬼，并要林彪讲话时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

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有不少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一)张春桥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中央讨论决议，才能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林彪无论如何不可能擅自点名批评张春桥，这根本不需要毛泽东提醒林彪，这种常识林彪应该是有的。因此，毛泽东特别提醒林彪“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反而显着很不自然。

（48）

(二)毛泽东说“江青在背后搞鬼”这样的口气，显然表现出毛泽东支持林彪，而不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后来毛泽东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又转而公开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呢?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表示支持林彪，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后来的态度。

关于这次林彪与毛泽东见面的第二种说法，是来自陈伯达的回忆。陈伯达说：【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

陈伯达的第二种说法，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就是大会原定下午3时开幕。在3时前，所有中央委员，包括邱会作等政治局委员，都已经在座位上就座，就等着五位政治局常委出来。可是五位政治局常委迟迟不出来，一直让众人等了45分钟，五位常委才出来。

如果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时间不到一分钟就完了，没必要让众人等45分钟;同样按照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就完了，也没必要让众人等45分钟。

怎样解释五位常委迟了45分钟才出来这个事实呢?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的说法是合乎逻辑。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与林彪在会前曾经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

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的内容，第三者无法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后来也都没有提起过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因此，这次谈话内容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谈话肯定是不愉快的，两个人的矛盾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激化了。在这次谈话之后，林彪马上发表了他的“称天才”讲话，使两人关系进入难于逆转的对立时期。

陈伯达还回忆说：【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说：陈伯达会后问林彪，林彪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泽东谈过，林彪“骗”陈伯达说“我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伯达责备自己，居然愚蠢地相信了林彪骗他的话。从陈伯达回忆的前后文来看，陈伯达的意思很明显，他强调“毛泽东事先不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

不少为林彪翻案的人，在引用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时，删去了“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后半句话，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前半句话：“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这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就根据这个断章取义的前半句话，撰文下结论说：“据陈伯达回忆，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这样的断章取义，完全违反了陈伯达原话的本意。所以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为林彪翻案的这种“新见解”，其实并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不过是一种炒作而已。在这一点上，还是官方的见解站得住脚，毛泽东说的“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49）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称天才”发言。林彪的这个发言，是会议日程中原来没有的，不过绝大部分参会人员，对此并没有在意，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会“别有用心”，更不可能怀疑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此，林彪讲话时，众人依旧给予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

林彪这个长篇讲话，大部分内容是他一贯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都是冠冕堂皇的，不了解高层内情的一般中央委员，根本听不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异样。当时作为一般中央委员参会的吴德回忆说：“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政治局委员们，听了林彪这个所谓的“即兴讲话”，就马上感觉到非同小可。林彪讲话的关键内容，夹杂在空话、套话之中，不知内情的人，一听而过毫无印象，而知道内情的人，就体会出林彪的讲话大有深意。

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

林彪在讲话的开始，和往常一样，先说“我完全拥护主席……”之类的套话，然后又特别提到周恩来，说“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议程安排”，林彪这里是对周恩来拉拢一下感情。

林彪继续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它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宪法》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

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事实上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胜列举。】

（50）

林彪这些吹捧毛泽东的套话，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这么说了，这时已没有新意。林彪接下去的话，才是他通篇讲话的关键。林彪说：

【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不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对林彪的这些话感觉不到什么;可是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就明白林彪这样说，简直是对毛泽东“挑战”了。就在四个月前的1970年4月，毛泽东审阅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时，亲笔删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几句话，并做批示说：“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等于是用批示向林彪质问说：“我已经讲过一百次了，你为什么不听?你是什么动机?”

7月18日，周恩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据周恩来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话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尽管林彪早已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但林彪在这里还是又搬出被毛泽东删掉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并说“我有一点看法”。林彪不仅不同意毛泽东的话，而且明确说“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等于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妥”，并公开坚持自己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

（51）

林彪说的“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林彪的这句话，几乎就是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了。据参会的邱会作回忆说：“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张春桥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同志们必须记住……’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

林彪继续讲话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起大的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

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毛主席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这里，林彪再次强调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前面一个问题上，林彪强调毛泽东是“天才”，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是强调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这句话正是林彪最具代表性的话。林彪最后说：

【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52）

林彪这里所谓的“深思”，其实是暗示毛泽东要“深思”。林彪说“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不“深思”，就“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一声号令发下去，那么整个事情就会“改变面貌”，林彪一连重复说了三次“改变面貌”。改变什么面貌呢?这就是林彪强烈建议毛泽东“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认真思考一下。

毛泽东并未认真思考林彪“改变面貌”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果然一年之后，使中国“改变面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林彪讲完话之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般中央委员，只是对林彪这位“副统帅”进行礼仪性的热烈鼓掌，而知道内情的人，鼓掌的意义又另有不同。

据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地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彪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几句话。】

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讲完话，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开幕式的原定日程是：周恩来做有关经济计划的讲话，康生做有关修改宪法的讲话。插入了林彪的讲话之后，接下来应该轮到周恩来讲话。但周恩来却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周恩来不讲话，就轮到康生讲话。关于康生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写道：【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康生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康生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参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主席去开会，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53）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先对他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也保密。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作鹏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

我说：“不知道为什么?”

李作鹏说：“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八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永胜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在林彪的“四大金刚”中，黄永胜和吴法宪的地位比李作鹏和邱会作高，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而李作鹏和邱会作只是组员。这次黄永胜在北京留守，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李作鹏和邱会作就怀疑，林彪的讲话事先通知了吴法宪，而没有通知他们两人，所以感到有被疏远的不满。

其实林彪也没有事先通知吴法宪。吴法宪三人上庐山之后，去林彪住处拜访一次，但林彪并没有亲自见他们。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1日，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叶群说：“我们20日从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们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我可以当个导游。”

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四点一起游仙人洞。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后来也成为罪证)】

（54）

另据吴法宪回忆说：【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

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

叶群还告诉我：“明天下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

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据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林彪在大会开幕之前，并未单独与他们见面。叶群与吴法宪等三人多次谈话，但从未谈到林彪要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之事。甚至在前一天，叶群还对吴法宪说：林彪不准备讲话了。

林彪之所以要对他的亲信“保密”，是因为林彪要把这次讲话，作为一个“突然袭击”，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林彪事先对吴法宪等人说他要讲话，而吴法宪等人的“嘴”也不是那么严，万一消息透露出去，毛泽东事先知道了林彪要讲话，那么毛泽东就会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这样一来，林彪的“突然袭击”就很可能失效或落空。因此，林彪为了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就连他最为信任的“四大金刚”也保密了。

另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在讲话前一天的8月22日晚上，曾经与陈伯达谈过话。这种说法主要来自邱会作的回忆，但陈伯达本人否认。邱会作回忆说：【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伯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

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彪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

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彪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彪要讲话的原因。】

此外，叶永烈写的《陈伯达传》中，也提到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频繁接触。《陈伯达传》写道：【8月22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55）

政治局常委会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 日下午3 时举行开幕式，23 日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我们认为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进行频繁接触，并不符合常理。以前陈伯达去林彪处“看电影”，还怕别人看见，悄悄地去。这次上庐山，陈伯达如果公开频繁去林彪那里，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别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些是陈伯达要避开的。

再说，林彪也知道陈伯达是一个迂腐的“书生”，在政治斗争方面，肯定不能指望陈伯达会有什么“高见”。因此，林彪与陈伯达在庐山上密谈和密谋，完全就是毫无必要的。既然是毫无必要的事情，林彪自然也就不会与陈伯达频繁来往，引人注目，授人口实。

那为什么邱会作声称“据陈伯达讲……”呢?大概他只是听到别人的传闻，而非陈伯达亲口讲的。陈伯达本人回忆说：【叶群到我那里只一次，她说的话，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果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有一回，周总理来电话说：“我还未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你是否准备一个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得那样厉害，我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是一个人吞下了。】

林彪这个“突然袭击”的讲话，果然让毛泽东始料未及，毛泽东一时间心情很不好。林彪这时还要乘胜追击，再给毛泽东一个重手“追击”，迫使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这也是林彪的胜利。这次林彪发动“追击”，就要动用他的亲信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

第一、我们几个人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

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

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

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

第五、我们几个人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56）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

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

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

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对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晚上九时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

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

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伯达到了吴法宪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话，一直谈到24日凌晨三时才散伙。】

（57）

8月24日上午，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改变会议的原定日程，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毛泽东同意改变会议的日程，专门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吗?对此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周恩来直接做出的指示，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事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

支持第二种说法的，多半是泛泛地说“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但没有给出特别的证据。而支持第一种说法的证据较多，比如吴法宪回忆说：【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汪东兴也回忆说：【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全体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前面提到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也回忆说：【23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我们都没有睡，等着作记录的李鑫回来。李鑫回得比较晚，他告诉我们：吴法宪提出明天上午要全体中央委员再听一次林彪讲话录音，进一步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再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好反对，就这样定了：明天上午听录音，下午开始讨论林彪讲话。】

《周恩来年谱》也记载：【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吴法宪提出：明天全会各小组要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

上述材料，特别是严谨的《周恩来年谱》指出“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而没有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8月24日上午全体委员听林彪讲话录音，是周恩来在23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当场拍板决定的。这件事周恩来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做出的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庐山会议的进程。

如果周恩来不附和吴法宪的建议，不改变会议日程去讨论林彪讲话，那么庐山会议将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或者，周恩来当时不做决定，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和商议怎样处理林彪的讲话，那么庐山会议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显然，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表现出举足轻重的角色。

周恩来对林彪8月23日讲话的意图，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明白林彪这是向毛泽东挑战，不仅要当国家主席，而且还要拿掉张春桥，除去危及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危险人物。

（58）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林彪当国家主席，拿掉张春桥，对于周恩来这些老干部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周恩来在内心中应该是高兴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

不过周恩来办事还是很沉稳，他在林彪讲话后，并没有发表大会讲话，更没有像康生那样在大会上公开支持林彪。最重要的是，周恩来要考虑到党的团结，他希望林彪与毛泽东“适当”地斗争一下，但又不能让这场斗争走得太远，特别是不能让斗争上升到危及党分裂的情况。因此，周恩来在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问题上，态度是“有喜有忧”，徘徊不定。

尽管周恩来没有公开支持林彪，但他还是表现出对林彪的偏向性，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决定在大会上学习和讨论林彪的讲话。关于放林彪录音的过程，汪东兴回忆说：【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

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因为这是“先斩后奏”，毛泽东没办法再反对了。在此之前，林彪的讲话录音已经播放了多次，大家都说很好，毛泽东也没有理由反对印发。如果毛泽东硬要反对印发林彪的讲话，那就是公开反对林彪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要公开反对林彪，所以也就只能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了。

林彪的讲话还没有印出来，在听完林彪讲话录音的当天下午，各大组就开始讨论林彪的讲话了。这次庐山会议，按地区分为六大组，即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进行分组讨论。这里先介绍华东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8月24日上午，全体中央委员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反复听了两遍。中央委员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惑丛生，说不清楚究竟指的什么人。

（59）

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転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说：“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林彪的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张春桥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当“宣讲员”，二是陈励耘和王维国虽然知道了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它中央委员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

8月24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靑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

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

江靑答：“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

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听了江靑的讲话，大多数人不说话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

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是因为许世友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整个华东组第一次讨论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60）

接着介绍中南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回忆说：【我分在中南组旁听。会议进行了一段时间，李作鹏、叶群进来了。他们坐下后，召集人请他们讲话。李作鹏一开口，就带着浓重的火药味。

李作鹏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斗争产生的，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李作鹏一说这些，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紧张。我一时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正紧张思考的时候，李作鹏越说越言辞激烈，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

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就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确实有点紧张。李作鹏继续说：“有人连‘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李作鹏发言完，叶群接着讲，她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吴法宪、李作鹏同志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结果。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叶群引了许多条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称天才”的语录，称毛主席为天才是有根据的。叶群也用了林彪好几段讲天才的话，然后煽动说：“这些话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有人反对，我们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说着，叶群掉下了眼泪。

叶群又举了不少“事实”，说明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她说：“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下命令收回《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举《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挂《毛主席语录》，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毛主席语录》都摘下来了。”

这时有人插话：“真是反革命!”

叶群讲这些“事实”时，是一条一条说明的，所以发言时间很长，讲了一个多小时。叶群讲完，就散会，已过了吃晚饭时间。】

（61）

关于西北组的情况，邱会作回忆说：【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的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法宪说：“人家也是好心嘛!”

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24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第四个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是全面继承，捍卫……’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要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

我发言之后，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

康生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得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

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

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邓颖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邓颖超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

（62）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

我问：“你怎么知道?”

总理说：“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

关于西南组的情况，吴法宪回忆说：【8月24日下午，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这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

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李先念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以后大家继续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一般，比较平静。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这次会议上讨论最激烈的，是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关于华北组的情况，下面重点介绍。

（63）

陈伯达在8月24日的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拥护林彪的立场鲜明发言。关于这件事，陈伯达本人回忆说：【我是属于华北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

陈伯达不愿意具体讲那次会议的情况，汪东兴则回忆说：【8月24日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陈伯达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下面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简报》登载陈伯达的讲话，摘要陈伯达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陈伯达先吹捧一下林彪的讲话，陈伯达不仅吹捧林彪，还学着林彪讲话的口气说：“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陈伯达不愧是搞政治宣传的高手，懂得怎样抓住人的心，他在吹捧林彪之后，马上把话题一转说：这次在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就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人们开始纷纷猜想：这是和谁在斗争呢?陈伯达留下这个让众人猜的谜语，继续说：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用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观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64）

陈伯达引用的林彪三段“称天才”讲话，都是文革以来中央党报经常发表，大标语经常张贴的内容，大家对这些话都熟得不能再熟，已经被当作是经典语言了。可是陈伯达又把话题一转，说：“现在居然有人反对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这样一来，人们就更吃惊了，纷纷猜想：是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

比起吴法宪等人的讲话，陈伯达讲话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要清楚得多，宣传煽动力也大得多。陈伯达接着说：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宣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

陈伯达把问题更提升一步，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不仅是林彪个人的讲话，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也就是说，林彪的经典语言代表了党中央的精神。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不仅是反林彪，还是反党中央，而且进一步又提升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

从陈伯达“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陈伯达写政治文章，攻击对手的能力是很强的。陈伯达继续说：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证明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天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陈伯达继续从“理论”上证明，林彪提出的“天才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甚至提出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天才的。

（65）

这样一来，林彪的“天才论”就成了有理论依据的东西了。陈伯达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这句话甚至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

陈伯达最后说：【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陈伯达不愧为毛泽东看中的政治秘书，写政治檄文，搞政治宣传的能力超强。尽管陈伯达是为林彪的“天才论”辩护，但他辩护的思路和脉络，则是陈伯达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是一篇很有宣传力和煽动性的演讲。以前陈伯达总是淹没在毛泽东的强大光环之下，人们看不到陈伯达的真面目。陈伯达的庐山讲话，是陈伯达唯一一次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不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独立”讲话，也算是陈伯达展露了一下他的“天才”吧。

陈伯达讲完之后，汪东兴接着讲话。这里摘要《九届二中全会简报》登载的汪东兴讲话。汪东兴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是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汪东兴的讲话，不像陈伯达的讲话那么具有理论性，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鲜明的。汪东兴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这样的话，就挑明了林彪昨天的讲话，其实是代表着一场政治斗争。

汪东兴继续说：【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66）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伯达同志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了回来。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汪东兴这些话，更加挑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又是一次“夺权斗争”。汪东兴挑明说：“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汪东兴这里已经不点名地把张春桥说成是“坏蛋”，并声称“我们不甘心权被张春桥夺走。”由此可见，汪东兴反对张春桥和支持林彪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华北组的会场，被陈伯达和汪东兴两个人的讲话一煽动，人们情绪一下子就爆发起来。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陈伯达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当时的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样

写道：

【华北组24日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马福全、钱学森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67）

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我们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在宪法上写上。】

由《笫六号简报》可见，当时人们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话的反响是非常大的，《简报》甚至提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等极端主张，这不仅给张春桥等人造成极大的压力，更给毛泽东造成巨大的压力。

汪东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汪东兴本人回忆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汪东兴的解释，显然很难让人信服。关于汪东兴的为什么说这些话，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68）

在华北组的讨论中，还有一个人的发言值得注意，他就是陈毅。本来陈毅在“九大”之后，基本上就坐冷板凳了。陈毅名义上还是外交部长，但实际上已经不管事，由副部长乔冠华代理外交部长。陈毅虽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但还是中央委员，所以也来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陈毅的政治嗅觉本来就是很敏感的，他听了林彪的大会讲话，再听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讲话，马上明白这次是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干将张春桥开炮。在“九大”时，陈毅作为上海代表，被张春桥等上海帮整得够呛，现在看到林彪集团要对张春桥开刀，自然是大为高兴。陈毅这个人的性格，在这种时刻是憋不住的，马上跳出来发言，支持陈伯达和汪东兴。

陈毅听完陈伯达的发言后，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我陈毅是有反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陈毅还说：“我虽然身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同他们斗争。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九大以后，我是被打进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当陈毅听完汪东兴的讲话后，又发言说：“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

陈毅的发言，在华北组并不是最激烈的，但因为陈毅的身份特殊，所以后来被扣上“二陈合流”的帽子，又被批判了一次。

在庐山会议的六个组中，前面五个组的情况大致介绍了，还有一个组，就是周恩来所在的东北组。一般周恩来坐镇的组，气氛都比较平静。不过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表示同意林彪的“天才论”。不过周恩来的话说得很巧妙，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不过周恩来又说：“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这样一来，周恩来就表现出一种比较中立的姿态，而不是向林彪一边倒。

这次林彪“炮打”张春桥，不但得到周恩来派系的支持，就是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军，也支持“炮打”张春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这三位大军区的司令员，也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69）

许世友还直接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把张春桥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许世友这些军队高官，在文革夺权运动时，被造反派整的够呛，所以他们对张春桥等造反派出身的人满腔怨恨。这次看到林彪带头整张春桥，当然是非常高兴，立即响应。

邱会作回忆说：【8月29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这三封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信的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

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邱会作说周恩来的好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周恩来看过后，转送林彪;而林彪看过后，就应该转送毛泽东。可是在8月29日的时候，毛泽东保张春桥，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毛泽东看到林彪转来的三封信，而这三封信是支持林彪和反对张春桥的信，必然要使毛泽东生气，给毛泽东火上浇油，甚至有可能误认为林彪转来这些信的用意，是继续挑战。相反，如果林彪压下这三封信不转给毛泽东，又是违反纪律的，传出去的话，就更说不清了。

就在林彪左右为难的时候，周恩来帮林彪下台，主动提出这三封信不必再转给毛泽东了，存放在林彪那里就行。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两人知道，只要周恩来不说，毛泽东就不会知道。所以周恩来巧妙地用这些信，向林彪示好，继续团结林彪。

8月25日上午，全会印发了华北组的发言简报，即《六号简报》，造成极大的反响。在此之前，其他分组的人隐约听说华北组有激烈的发言，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8月25日上午他们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又进一步烧起来。据徐景贤回忆说：

【《六号简报》一出，天下果真大乱。8月25日淸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六号简报》，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

（70）

看过《六号简报》，我们两个人议论开了。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

我们想找张春桥，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要他马上来拿《简报》。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简报》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上海的中央委员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如何表态。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他们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车朝着江靑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的中央委员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小组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它省、市的中央委员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央委员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这回根本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8月25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王维国(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被认为是林彪死党)抢先第一个发言。王维国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在王维发言时，张春桥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71）

王维国打了头阵，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情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没有公开点名。

郭沬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带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淸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其实郭沫若还是没有搞淸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被认为是林彪死党)座位的位置，正好在张春桥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那个人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

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张春桥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是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央委员，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这些批张春桥的中央委员们还不知道，就在这天上午，张春桥已经到毛泽东那里去“告御状”了。

在8月24日这天，毛泽东没有出门，也没有参加会议，然而各种消息照样源源不断传到毛泽东那里。第一，毛泽东受到林彪的突然袭击，一时间还没有想好反击的办法;第二，毛泽东摸不清林彪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索性就采用“静观其变”的态度。

8月25日这天，毛泽东本来还想继续“静观其变”，可是张春桥等人坐不住了，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关于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汪东兴说：【8月25日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72）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我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似乎是故意避开提及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不过吴法宪的回忆中提及了此时，吴法宪说：【8月25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汪东兴不知道，但汪东兴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我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邱会作关于此事的回忆更详细一些。邱会作说：【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军委办事组打电话，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法宪再转告我们。

汪东兴告诉我们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毛主席的住处，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和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

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

（73）

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

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

汪东兴还说：“许世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

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

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对张春桥他们告状这件事，陈伯达回忆说：【江青、张春桥见了《六号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中，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人(汪东兴)，也没有事。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关于这个情节，江青却有不同说法，她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据《毛泽东传》记述：【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随后，毛泽东向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毛泽东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他这里告状之后，马上公开表明支持张春桥，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下面将重点分析这个问题。

（74）

这次带头反张春桥的林彪、陈伯达、汪东兴，本来都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汪东兴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他们都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人。为了表述方便，这里且称他们为“旧党”;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身边又异军突起一批新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里称他们为“新党”。

毛泽东对“新党”的热情，明显高于对“旧党”的热情，这就让“旧党”们感到被冷落，不再被重视，用过去的老话，这种情况叫做“失宠”。因此，“旧党”就自然而然地对“新党”非常不满，想要把“新党”排挤出去。比如陈伯达，以前毛泽东的重要文件都由他来起草，可是张春桥来了之后，毛泽东就把重要文件交给张春桥起草了，这使陈伯达不免感到“失宠”，有机会就攻击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3日晚，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我们听陈伯达和吴法宪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的。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和口气来看，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24日早上3时，吃了夜餐。】

林彪对张春桥的戒心，倒不是陈伯达那种“同行是冤家”的心态，而是出于对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担心。很多严肃的研究者，都提到毛泽东跟林彪谈起让张春桥接班的事情，一些人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吴法宪回忆》中就说：【8月29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根据吴法宪的说法，毛泽东对林彪说“对张春桥再观察两年，不行的话把他拿掉”，可是如果毛泽东观察了张春桥两年之后，觉得张春桥“行”的话，那会怎么样?那就是毛泽东要交班给张春桥，而不是交班给林彪了。林彪能甘愿屈居于张春桥之下，甘愿接受张春桥的领导吗?

（75）

其实林彪为什么要“造反”的心态，在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倒是讲得很明白。《五七一纪要》中这样写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夺权正在进行，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这里的“对方”，当然就是毛泽东了。这也就是明确指出毛泽东要改变接班人，这是林彪“造反”的关键。

《五七一纪要》还写道：【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毛泽东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所谓“安排后事”，就是更换接班人。《五七一纪要》又说“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这里的“革命领导权”，就是指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只要保住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保住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又写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这里所谓的“他们”，是指江青集团。也就是说，只要张春桥等江青集团上台，林彪集团就要下台，就要进监狱。因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是势不两立的，不是林彪集团把江青集团吃掉，就是江青集团把林彪集团吃掉。

至于林彪集团的战术，《五七一纪要》中也明确写道：【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先斩B-52的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正式《五七一纪要》中说的这种战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的力量”，先斩张春桥这个“爪牙”，逼迫毛泽东就范。

《五七一纪要》又指出他们为什么急于“抢班夺权”，《五七一纪要》写道：【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了多久，政局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76）

后来林彪的行动，大致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这里所谓的“笔杆子”是指江青集团，而“枪杆子”则是指林彪集团。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看庐山会议。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是因为他看出政局朝着有利于江青集团，而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关于这点，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发表了一篇明显支持林彪的讲话之后，有人问汪东兴：反对毛主席的人是谁?汪东兴说：“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

林彪看来，毛泽东已经是铁了心要换接班人，让张春桥或者其他人接班，政局朝着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因此林彪越早出手，主动权就越大。林彪认为，如果等到毛泽东一切布置就绪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只有束手就擒了。在林彪看来，刘少奇的教训就是因为等到毛泽东部署好了之后，不得不束手就擒。所以，林彪要抢在毛泽东还没有布置好之前，抢先下手，打乱毛泽东的部署，争取主动权。这可以说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的原因。

至于汪东兴，他的动机说与林彪和陈伯达又有不同。1970年汪东兴只有54岁，比陈伯达和林彪的年龄小很多，只比张春桥大一岁。由于汪东兴比毛泽东年轻23岁，尽管他现在是全身心地为毛泽东服务，但汪东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将遇到什么样的局面和结局。所以，毛泽东的接班人是谁，对于汪东兴来说，绝不是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而是关系到自己将来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过去封建王朝的人都知道，储君是不能得罪的。如果得罪了储君，虽说现在有老皇帝“保”着，还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一旦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得罪了储君的人就必然遭到报复。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数不胜数，比如在秦国搞变法的商鞅，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很快就遭到车裂之刑的报复。

汪东兴从近侧看毛泽东，当然能看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将用江青集团取代林彪集团，这使汪东兴自然产生一种危机感。因为汪东兴与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而与林彪的关系较好。因此，如果是江青集团的张春桥等人接班，那么对于得罪了江青的汪东兴来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相反，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汪东兴的下场就好得多。

这样一来，汪东兴出于对自己的未来命运考虑，也要尽可能阻止江青集团接班，这个动机与林彪是一致的。因此，汪东兴不顾毛泽东的指示，力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力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后路。

（77）

汪东兴本来与张春桥并无个人恩怨，但出于自己将来后路的考虑，汪东兴也要帮林彪打倒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对我们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主席。张春桥既滑头又胆小，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和伯达他们指挥的。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小组了，不过张春桥、江青还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小组。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汪东兴并不是林彪集团的人，他支持林彪的动机，只不过是出于为自己将来的考虑。毛泽东早就不信任汪东兴了，在“九大”上汪东兴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明显的表现。但毛泽东要撤汪东兴的职，却又是“投鼠忌器”。虽说撤汪东兴的职很简单，但汪东兴兼任着两个至关重要的职务：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如果撤了汪东兴，那么让谁来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呢?

汪东兴在庐山上犯错误之后，毛泽东一度让汪东兴停职反省，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暂时接管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暂时接管中央警卫局。杨德中是周恩来的亲信，王良恩则被认为与林彪有说不清的关系。如果汪东兴被正式撤职，那么中央办公厅将由王良恩接管，而中央警卫局则将由杨德中接管。

对于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可以让张春桥等人当主任，还能应付过去。而张春桥等文人，因为在军队中没有资历，没有威信，让张春桥接管中央警卫局，肯定是接管不了的。这样的话，打倒汪东兴的代价，就是中央警卫局被杨德中接管，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将被周恩来完全控制了。

谁都知道，中央警卫局是“重中之重”，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周恩来的人。留着汪东兴，毛泽东还能控制中央警卫局;而打倒汪东兴，毛泽东就将失去对中央警卫局的控制。对于毛泽东来说，从全局的利弊来考虑，显然是保留汪东兴，要比打倒汪东兴好得多。所以，尽管汪东兴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毛泽东还是保留了他。

毛泽东保留汪东兴，并不等于信任汪东兴，更不等于欣赏汪东兴这个人。后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被打成林彪集团的人，王良恩自杀了，据说王良恩的死与汪东兴有关。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放出来以后，1989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说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78）

毛泽东上庐山之后，并没有召见任何人。据汪东兴回忆说：“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独自一人思考问题。每次毛泽东在大战之前，似乎都要一个人独自思考一番。比如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独自一人在滴水洞思考了11天之后，才最后做出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所以这次毛泽东在庐山上独自思考了3天，毛泽东冥思苦想的应该是林彪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和林彪因为“设国家主席”的争执，已经使两人的关系相当紧张了，毛泽东必须把解决林彪问题提到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上来。从毛泽东一贯的作风来看，毛泽东这次在庐山会议上，一定会对林彪有所行动的。即使是林彪不发表讲话，不揪张春桥，毛泽东也照样会做出一些打击和削弱林彪势力的动作。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对林彪有动作了。庐山会议9天前的8月14日，张春桥在修宪小组会上，对着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公然说：“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

“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原话，是最为人熟知的林彪语录之一。因此，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非常明显地在讽刺林彪本人。所以吴法宪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跳起来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

张春桥把这句话说给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听，就是要吴法宪把这句话转告到林彪那里。林彪知道，张春桥本人肯定是不敢讽刺自己的，一定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张春桥讽刺林彪呢?林彪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很可能会利用某种时机，亲自说出“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这样的话。

如果毛泽东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干将们再跟着宣嚷，那么林彪一点儿反击的余地都没有了，只有认栽。因此，林彪要先发制人，打乱毛泽东的部署，先攻击张春桥。

林彪明白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代表毛泽东说的，这是毛泽东借张春桥的嘴指桑骂槐地讽刺自己。因此，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也同样是指桑骂槐地批评毛泽东。

对于张春桥来说，一旦他说了“天才地……是一种讽刺”这种讽刺林彪的话，那肯定把林彪彻底得罪了。但张春桥仗着有毛泽东撑腰，以为林彪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然而，当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时，张春桥有点害怕了。据坐在张春桥身边的邱会作说，张春桥居然神情失措地请他抽烟。

（79）

张春桥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如果林彪要逼毛泽东做出选择：是选择林彪?还是选择张春桥?这时毛泽东有可能选林彪，而抛弃张春桥。这样的事，已经有过王力、关锋等的前车之鉴。在一般人看来，林彪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战友，而张春桥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如果毛泽东“二选一”的话，肯定要选择林彪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吴法宪等林彪的亲信，以为张春桥肯定要完蛋。吴法宪回忆说：“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对于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邱会作也想不通，他说：“毛主席为了一个造反派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此，邱会作甚至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内幕，林彪没有告诉他。邱会作回忆说：

【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要讲话，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

晚上，我和李作鹏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

吴法宪说得很诚恳，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张春桥当然就更担心了。而且，毛泽东上庐山后一直独自一人思考，没有召见过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就更让张春桥担心了。8月25日张春桥看到《六号简报》之后，感到大事不好，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召见他们的意思。因此，张春桥就请江青带着他们，作为不速之客，硬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与其说是告状，其实是向毛泽东求救。

张春桥也知道，按照规矩，见毛泽东一定要事先向他的秘书申请，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才能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讨厌别人不请自来，所以硬闯毛泽东那里去告状，弄不好要惹得毛泽东大怒一场，情况可能搞得更糟。

（80）

这样一想，张春桥他们就计划先到周恩来那里去说，再由周恩来把这件事转告毛泽东，这样就可以避免硬闯告状，惹毛泽东生气的危险性。据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已经到了他那里，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出来见他们，他们又走了，直接去找毛泽东了。

这可能是江青、张春桥到了周恩来住处之后，再仔细一想，这件事如果先跟周恩来说，很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他们又急忙从周恩来那里出来。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江青、张春桥紧急离开周恩来去见毛泽东，的确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他们自己。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据汪东兴说：【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

为什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闯”毛泽东的住处呢?肯定是他们先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求见毛泽东，而毛泽东的秘书推说毛泽东要休息了，不见江青他们。所以江青迫不得已，才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硬闯”进来。徐景贤回忆了江青向他们得意地说起“硬闯”这件事，徐景贤说：

【8月25日晚上，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台阶，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靑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

我们走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江青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江青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口说：“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81）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今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江青用手势比划着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吃吃地笑起来说：“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华北组出了《六号简报》。”

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老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组去宣讲。所以，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王洪文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说：“那么，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江青说：“老汪吗?他也收到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

江青又说：“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你们要相信，不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

江青说完这一番话，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哈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说：“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

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靑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洪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林彪早在8月23日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就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毛泽东当场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所以林彪发动一批人攻击张春桥，对于毛泽东来说，完全不是意外的事情。

毛泽东知道林彪下一步要攻击张春桥了，但毛泽东在8月24日，却没有做出任何措施来阻止林彪攻击张春桥;到了8月25日，毛泽东仍然照常睡觉，并没有准备“救”张春桥的意思。只是在江靑带着张春桥不请自来，张春桥抱着毛泽东的大腿大哭了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出手“救”张春桥。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82）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林彪没有看清毛泽东的意图，在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行动。结果张春桥去毛泽东那里求救，抱着毛泽东的腿大哭，于是毛泽东就出手“救”张春桥，从而林彪大败亏输，但林彪又不肯检讨，因此一年后导致了“九一三”事件。

这种看法的典型说法，就如某“林彪问题专家”说的那样：【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林彪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韬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

上述这种看法，可以说完全误解了林彪问题。这样的看法会把林彪问题引入迷途，让人越看越糊涂。我们认为，研究林彪问题，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去“抠”各种微观的细节。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有几个实质性的大问题需要阐明。

第一个大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让林彪当接班人?

从历史来看，中共的高层领导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所谓“四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是中共公认的掌舵人;第二梯队也是四个人：彭德怀、高岗、邓小平、林彪，这四个人虽说无法与“四巨头”相比，但与其他中共高官相比，他们又显得非常突出。

特别是后面三人的年龄都比毛泽东小十几岁，高岗1905年生，邓小平1904年生，林彪1907年生，因此这三人被视为中共的“第二梯队”接班人，他们也具有接班人所需要的才能和威望。

第二梯队中的高岗首先在1954年倒台，彭德怀在1959年倒台，邓小平在1966年倒台，剩下的就是林彪一个人了。从才能和威望来看，林彪接毛泽东的班，应该是可以接下来的。

政府和政党的第二把手就是接班人，这是废除皇子继位的帝制之后，人们所公认的基本原则。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把一切全权交给了刘少奇，万一毛泽东出事，就由刘少奇接班。所以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当接班人，曾经是真心想让刘少奇接班的。

（83）

但后来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了，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革，亲手拿掉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的同时，也拿掉了中共的接班人，所以必须有一个人来填补党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接班人的空缺。

按照惯例，第二把手的空缺应该由第三把手的周恩来填补，但这又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任第二把手，就是要挡住周恩来。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表现得非常明显，对此人们没有任何异议。

既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又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必须就有一个人来“占”住接班人的位置。1966年8月初拿掉刘少奇的时候，造反夺权还没有开始，还没有涌现出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所以接替刘少奇的人，只能从党内高官中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合适的候选人显然只有林彪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因此，毛泽东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让林彪当接班人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一些人误以为林彪是在1969年的“九大”上成为接班人的，这是一种误解。林彪早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明文规定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九大”上只是把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林彪接班人地位，再次写入《党章》而已。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又产生了第二个大问题：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吗?

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的动机来看，无非是两种：第一种动机是真的让林彪接班，真的要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林彪;第二种动机是并不想让林彪接班。毛泽东在1966年让林彪当接班人，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只好让林彪暂时当接班人，因为林彪不占住接班人的位子，周恩来就要上来。

如果说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让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打倒刘少奇和刘少奇派系的老干部，然后林彪派系取代刘少奇派系接班掌权。从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来看，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想让林彪接班掌权的举措。毛泽东在文革中大力扶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等新兴造反派，而不是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所以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点也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84）

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又产生了第三个大问题：毛泽东怎么处置林彪呢?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接班，可是林彪因为历史的原因，又占据了接班人的位子。因此，毛泽东要想让年轻的造反派接班，就必须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否则别人也没办法接班。

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也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毛泽东“强行”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第二种办法是林彪“自愿”把接班人的位子让出来;第三种办法是“半强行半自愿”，林彪虽不自愿交出接班人的位子，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后面两种办法是和平地解决林彪问题，前一种方法则是用“打倒”来解决林彪问题。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肯定是倾向于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林彪问题，而不是“打倒”。毛泽东发起一场“打倒林彪”的运动，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目标，显然是弊远大于利。因此，毛泽东在尽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林彪问题的前提下，又必须拿掉林彪的接班人位子。

毛泽东必须要拿掉林彪的接班人位子，这又产生了第四个大问题：毛泽东什么时候拿掉林彪呢?

在1967年到1968年的夺权高潮中，因为局势非常混乱，毛泽东暂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1969年的“九大”时，因为要处理的文革遗留问题太多，而且当时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到了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仍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到了1970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平稳下来，国际形势也缓和下来，这时候毛泽东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林彪问题了。因此在1970年，毛泽东就开始对林彪有所动作，削弱林彪派系的力量。

从毛泽东的计划来看，他应该是考虑在1971年左右拿掉林彪，最晚不应晚于1972年。毛泽东拿掉林彪之后，就马上把自己的新接班人推上来，作为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时间，绝不能太晚，因为毛泽东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把时间拖得太久。

综合上述，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事件，可以得出四大结论：(一)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动机是让林彪暂时占住刘少奇空缺下来的接班位子;(二)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拿掉林彪只是早晚的事;(三)毛泽东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拿掉林彪，实在不行，只好“打倒”;(四)拿掉林彪的时间应该在1971年左右，不应晚于1972年。

（85）

上述分析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林彪来说，他看问题当然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要让他接班?

林彪刚开始就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的动机十分疑惑，林彪越来越看出，毛泽东并不是真的想让他接班，他只是一个暂时替别人占位子的角色。然而，林彪既然上了接班人的位子，他也不会甘心再下来。而且，林彪要想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不失面子地体面地全身而退，也是很难的。

当时的中共并无退休制度，像朱德等八十多岁的人，照样担任现役公职。所以那时中共高官退下来，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犯错误降职，情况严重的被打倒。这样退下来的高官，在文革时非常多。

第二种形式是坐冷板凳，表面上没有降职，但失去实权，失去参加高层会议的资格。朱德、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陈云曾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因为从1964年开始，刘少奇就不再通知陈云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

第三种形式是“退居二线”，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是因病或者其他原因，暂时退出高层领导，但随时又可以回到高层领导来。

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以前，曾一度是“退居二线”的状态，最著名的当然是毛泽东曾经退居二线。

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恐怕不容易接受。如果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把接班人交给张春桥，林彪的威信毫无损失，但因为林彪比张春桥的威望高出很多，只要毛泽东不在了，林彪随时可以从“二线”回到“一线”，张春桥根本挡不住林彪。这就像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一线”，刘少奇根本挡不住一样。

从毛泽东看来，林彪应该以“不可逆”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就要找出林彪犯了错误，让林彪的威信失落，把林彪赶到冷板凳上，逐步淡出政局。如果林彪不肯坐冷板凳，那就只能打倒了。

林彪是一个荣辱感非常强的人，让林彪做冷板凳，他肯定是难于接受的。林彪不甘心毛泽东给他安排的命运，他要奋起抗争，这就必然要与毛泽东发生一场冲突了。1970年3月，毛泽东传来指示“不设国家主席”，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此举正是冲着林彪来的，这是把林彪赶上冷板凳的第一步。

（86）

一些人以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头衔，林彪没有必要去争，甚至有人说林彪的身体不行，他根本就不想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最基本的事实。

毛泽东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六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真的不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正好可以满足林彪不当国家主席的愿望，那林彪为什么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

又有人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误解了毛泽东意思，这更说不过去。林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怎么会误解毛泽东呢?再说，第一次、第二次还可以用“误解”解释过去，毛泽东都说了六次了，再用“误解”来解释，就说不过去了。

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据叶群(或者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只是象征性的虚职，不是具体的实职。林彪担任的唯一具体的实职，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上，所以林彪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林彪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只担任国防部长行吗?也不行。因为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国防部长自然就是国务院总理的下级。林彪再担任国防部长，就成了周恩来的下级，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林彪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同时要辞去国防部长，这才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辞去他这个唯一的实职国防部长，那不是正好符合毛泽东让林彪淡出政局的意思吗?

林彪不甘心这么淡出政局，他要“争一争”。林彪继续“名正言顺”地担任国防部长的唯一办法，就是林彪任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地位是高于国务院总理的。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通过，再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任命。】因此，国家主席或副主席，名义上的地位都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周恩来也说过：“我这个总理还是少奇同志任命的。”

林彪当国家主席，或者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林彪就可以以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既“名正言顺”在周恩来之上，又保住了国防部长这个实职。

（87）

本来在刘少奇时代，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机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比国防部长地位高，与国务院总理地位一样。在刘少奇时代，国防委员会主席是由国家主席兼任的，因此刘少奇从1959年开始一直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如果毛泽东让林彪当“国防委员会主席”，林彪是可以不争国家主席的。但毛泽东既然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当然就更不会设“国防委员会主席”了。

这样分析下来，就可以看出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内在动机了。尽管“国家主席”是一个虚职，但林彪不当上这个虚职，就无法保住国防部长的实职。

因此，只要设“国家主席”，不管林彪当国家主席还是副主席，都能“名正言顺”地继续兼任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实质的问题其实是逼林彪辞去国防部长，否则林彪就陷入“名不正、言不顺”尴尬境地。

因此，林彪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发起突然袭击，试图依靠众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把毛泽东硬推上国家主席，这样林彪也可以顺势当上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让给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当然是更加理想。于是这一场“强烈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风潮，就被林彪集团掀起来了，甚至连康生、许世友等毛泽东派系的人，也都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认为毛泽东有可能拗不过众人，最后不得已当上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也有可能硬是不当国家主席，这种结局林彪也想到了，不过林彪认为还是值得争取一下。即使这次争取不成功，自己也不会有重大损失，这样的冒险值得试一试。最后让林彪阴沟翻船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称天才”问题。关于这点将在后面分析。

8月25日上午言辞激烈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出来之后，对人们的震动很大。据杨福云回忆说：【25日上午，中南组继续开会讨论林彪讲话。从会上的反映看，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六号简报》。中南组上午的发言，主要对“那几个人”(一些发言者对被攻者的代称)展开了批判，有的发言目标明确，有的随大流，一般性地谴责。比昨天更深入一层的是，有的人提出要把“那几个人”揪出来，至少要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88）

25日下午，大概是中午人们看了华北组《六号简报》，下午，一些人的情绪又上来了，一些发言很激烈，对“那几个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会议开到后半段，在一些人的提议下，中南组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是要求在新宪法中写上“国家主席”一节，大家鼓掌通过;第二项是要揪人，大意是：要求中央把“犯错误的人”调离中央，交全会批判，下放劳动。大家鼓掌通过。】

在会议形势向林彪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出手是不行了。8月25日下午，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福云回忆说：【就在中南组的中央委员们鼓掌通过两项“决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五位常委外，还有各大组组长，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楼下召开。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斥责汪东兴：“汪东兴，你不是要设国家主席吗?你去当好了。”

毛泽东在会议室对大家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情况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毛泽东的处理比较高明。首先，毛泽东在开常委扩大会议之前，先分别找其他四位常委单独谈话。关于这点，《汪东兴回忆录》中也说：【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前面提到，因为四位常委一致同意“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召开常委会，否则毛泽东将面临人数劣势。因此毛泽东转而采用个别谈话的形式，因为个别谈话场合下的人数比是“一对一”，毛泽东就不会处于人数劣势了，他要一个一个地把常委争取过来。

（89）

第一个争取过来的是康生。本来康生以为林彪和张春桥发生冲突时，毛泽东肯定是舍林彪而抛弃张春桥，没想到这次毛泽东却横下心来舍弃林彪。当康生明白毛泽东决定舍弃林彪时，马上转变过来，支持毛泽东而反对林彪了。

毛泽东第二个争取过来的是周恩来，在周恩来面前挑明，不惜一切代价舍弃林彪。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也就不再偏袒林彪，以避免刺激毛泽东干出“出格”的事情。

争取到康生和周恩来，毛泽东在常委中的人数比已经是“五比二”了，剩下的两个人是林彪和陈伯达。这样毛泽东在人数上已经有优势，就不怕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了。

即使是对陈伯达，毛泽东暂时也要争取和团结一下，据陈伯达回忆说：【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我最后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毛主席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违反了以前多年的习惯。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叫随到。

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几次打电话，我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

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件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毛主席的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暗示是，只要他离开林彪，还是给他出路的，还是要团结他的。因此陈伯达在关键时刻，又放弃了对林彪的支持。陈伯达的背离，使林彪面临极为被动的境地，这是庐山会议上林彪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90）

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上的冲突，主要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两件事。如果说“设国家主席”这件事是林彪挑起来的，那么“天才论”这件事则是毛泽东挑起来的。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早在1966年毛泽东就在《滴水洞家信》中对林彪的“天才论”表示过不满，但毛泽东公开表示反对“天才论”，则是在1969年“九大”的时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形容毛泽东的副词，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话，后来变成了林彪的象征。否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就等于是否认林彪。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对外宾说“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是个讽刺”，这句话明显是讽刺林彪的。因此林彪也要在大会上，借着批张春桥来捍卫自己，这是回应毛泽东挑起的批评“天才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却重点讲了“天才论”，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但林彪这次疏忽大意了，没有注意到早在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毛泽东就已经删掉了林彪的这三个副词。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初稿中，都写着“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这是对林彪的肯定。可是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把它们划掉了，所以《政治报告》和《党章》正式出版印刷的时候，这三个副词都没有了。

这本来是一件大事，可不知为什么，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没有注意到，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注意到。这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特别提起这件事，而周恩来等人都很忙，他们只看了初稿，以为最后的印刷稿不会有大的变化，也就没有专门再花时间去看印刷稿。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叫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周恩来不清楚“九大”《党章》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林彪不知道“九大”《党章》中毛泽东已经删掉了这三个副词，所以他看到吴法宪和张春桥因为这三个副词发生争吵，以为这次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打倒张春桥的突破口，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在这三个副词上大做文章，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如果林彪事先知道毛泽东已经删了这三个副词，他应该不会揪住这三个副词来批张春桥。后来毛泽东批评他们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这让林彪等人无话可说。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张春桥他们告状之后，并没有立即做出结论，只是临时决定暂停小组讨论，休会两天。此时众人已经感觉到风云有变，但具体的形势还不明朗，大家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下午5时，西北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

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兴奋极了。

25日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议，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毛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

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法宪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对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

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92）

吴法宪也回忆这件事说：【8月25日下午4点多钟，召集人张国华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

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

林彪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能沉得住气。但林彪担心的是，吴法宪等人沉不住气，所以特别安慰他们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但后来的事情，应验了林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吴法宪沉不住气崩溃了，给林彪造成极大的被动。

毛泽东休会两天，第一个目的是感到当时人们揪张春桥的情绪很热烈，所以要休会两天，让人们头脑冷静下来;第二个目的是毛泽东要进行水面下的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重新整顿自己的队伍。《毛泽东传》写道：【从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吴法宪也回忆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

（93）

毛泽东不停地找人谈话，主要是团结和整顿自己的队伍，把大家模糊不清的思想扭转过来。毛泽东特别注意江青、张春桥等人，要与其他人搞好团结。毛泽东对张春桥成为众矢之的是有些意外的，他必须做一些挽回和补救工作。关于这点，徐景贤回忆了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之事，徐景贤说：

【毛泽东先后找有关人员作个别谈话，做做工作。他找了许世友，又找了张春桥，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张春桥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支持造南京军区的反，许世友当然不高兴。这一回在庐山，由于陈伯达和几条枪杆子的发难，毛泽东觉得许世友和张春桥更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所以他亲自出马做调节关系的工作。

张春桥在庐山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石鱼是在山涧淸溪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地上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也知道这次请客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分组分别搞一次会餐。华东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举杯对饮，我们作陪。

饭吃到一半，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走到张春桥身边。就是他在8月25日华东组会议上冲着张春桥大吼：“站出来嘛!”

现在，陈励耘那股有恃无恐的气势半点也没有了，他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干了。】

（94）

毛泽东在休会的这两天里，通过谈话等各种方式，把重要人物都团结到了自己一边。这时，毛泽东才正式亮出他的牌：打倒陈伯达。据邱会作回忆说：

【8月27日下午4点左右，陈伯达叫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对此我们有点犹豫。吴法宪说：陈伯达告诉他。主席叫他找我们的。

我们到陈伯达的住处时，我们看到陈伯达精神十分紧张，很沮丧。大家坐下之后，喝了一点热茶，陈伯达精神的紧张程度稍微纾缓一点，他说：“我叫你们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谈了一下，对我有批评，对你们也有批评，主席要我找你们几位谈一下。”

陈伯达颠三倒四地说了不少话，在谈话的时候，吴法宪拼命记录，我也帮他记了一些要点。

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

录都烧掉吧。

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俱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搞好团结。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

陈伯达说：“毛主席一出此言，我脑子就懵了。‘军事俱乐部’是1959年毛主席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拿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法宪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的住处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伯达的住处。

吴法宪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他不肯见就回来。”

李作鹏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

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95）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谈话。总理说：“主席的话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最高层搞的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由邱会作的回忆可知，毛泽东做出“打倒陈伯达”的决定，事先既没有与周恩来商量，更没有与林彪商量。1969年的“九大”号称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人们普遍认为，“九大”象征着这场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将进入安定团结的时代，再不会发生“打倒某某人”的事情了。事实上，从1969年4月的“九大”到这次庐山会议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高层的确没有出现过某人被打倒的事情。

陈伯达是中共最高层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之一，“打倒陈伯达”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必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准备打倒陈伯达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认为毛泽东把问题搞严重了，中央好不容易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又要结束了。

林彪虽说表现出镇定的样子，内心中应该也是震惊的，他也没想到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陈伯达，更没想到毛泽东还提出“军事俱乐部”，这就是准备要把林彪打成第二个彭德怀。不过林彪也认为，毛泽东现在还不到和自己摊牌的时候，因为此时摊牌，对毛泽东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林彪暂时还不会有危险，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毛泽东之所以让陈伯达与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私下谈话，目的还是想“拉”这三个人。如果吴、李、邱三人听懂了“军事俱乐部”含义，马上求见毛泽东，表示与林彪划清界限，洗心革面重新跟随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不仅可以放过这三个人，还分化了林彪的队伍。

邱会作说他们对“最高层搞的名堂一窍不通”，这也是实话。陈伯达明明告诉他们三人：是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与他们谈话的。按照道理，既然是毛泽东派陈伯达跟他们三人谈话，那么在谈话之后，他们三人就应该给毛泽东的一个回话。而吴、李、邱三人，似乎根本没有理解毛泽东指派陈伯达与他们谈话，是给他们一个改换门庭的机会。他们三人没有去找毛泽东，没有给毛泽东回话，反而去找林彪，又告诉了周恩来，这就枉费了毛泽东的一场安排，于是毛泽东只得拿掉这三个人了。

（96）

陈伯达被打倒的性质，与林彪完全不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是妨碍他把文革搞到底的绊脚石，不拿掉林彪，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而陈伯达不过是一介书生，没有多大能量，毛泽东本来是没有必要打倒他的。

虽说毛泽东早就对陈伯达有看法了，自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后，毛泽东就不用陈伯达了，也不见陈伯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想要打倒陈伯达。

如果陈伯达发现毛泽东疏远他之后，自甘寂寞，称病休养，就不会有后来被打倒的悲剧。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胡乔木，与毛泽东发生矛盾之后，很快就称病了。胡乔木于1961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声称自己因病需要请长期病假。

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说：【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

毛泽东当然知道胡乔木有病只是借口，真意是退出政坛。毛泽东已经不想再用胡乔木了，可是怎么处置胡乔木，却有一点麻烦。现在胡乔木主动提出因病休养，省去了毛泽东处置胡乔木的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很高兴，建议胡乔木“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安心长期休养。

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陈云、林彪、康生三人“长期休养”之事，这三个人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林彪和康生的病到文革就好了，陈云的病到毛泽东去世后就好了，胡乔木本人的病在毛泽东去世后也好了。

如果陈伯达学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长期休养”，毛泽东肯定会欣然同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就很可能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家休养，一直休养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复出，重登政坛。那样的话，陈伯达的一生就可以说是十分圆满了。

（97）

可惜的是，陈伯达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毛泽东冷落他之后，又去靠近林彪，大概陈伯达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非要尝到监狱的滋味才罢休。所以说陈伯达被打倒，很大程度是他自己造成的，只要陈伯达不介入林彪集团，毛泽东是不会打倒陈伯达的。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陈伯达投靠林彪本身就是“老鼠搬家”的行为，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又跳出来向张春桥进攻，从侧面向毛泽东发难，更是典型的“背叛”行为。所以毛泽东打倒陈伯达，一方面是严惩“叛徒”，另一方面是对林彪“敲山震虎”，从侧面打击林彪。

陈伯达没想到毛泽东会用这么严厉的方式处置他，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陈伯达慌了手脚，对应失措，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不仅造成他个人的悲剧，也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从陈伯达的角度来看，虽说他不可能全部挽回败局，但仍有可能挽回一定的败局，使自己的下场不至于那么遭。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天才论”没有错。

当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任何“右”的言论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所以林彪集团只有打出比江青集团“更左”的言行和旗号，才能反对江青集团，这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这次借着对毛泽东“称天才”来打击张春桥，就是要表现得比张春桥“更左”。这样一来，因为陈伯达的言论比张春桥“更左”，所以要想从陈伯达的言论中揪出错误来，反而很不容易。

只要陈伯达坚持自己认为毛泽东是“天才”的看法没有错，要想给陈伯达扣一个帽子，倒也很难。即使“毛主席是天才”的这种看法有错，但这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是陈伯达做了什么错事。既然陈伯达没有做错事，只是对“天才”的看法错了，那么这种错误就不可能上升到被“打倒”的地步。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自己一旦认了错，别人就救不了他了，只能被打倒了。更有甚者，因为陈伯达说的“天才论”，其实是林彪的观点，陈伯达承认自己错了，也就等于承认林彪的“天才论”错了，就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地步。

如果陈伯达坚持“天才论”没有错，林彪也配合说“天才论”是合理的，毛泽东处理起来就会很棘手，总不能把林彪和陈伯达认为“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作为一种反动的观点。

（98）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二件事，是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坚持自己对张春桥的批评是合理的。

林彪集团早就在收集江青集团的“黑材料”了，张春桥的黑材料当然也收集了不少。邱会作回忆说：【上海解放军二医大革命组织“红旗”，搞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张春桥的老婆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仅是江青的红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

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

总理的话提醒了我，二医大革命组织，把张春桥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给了总理，但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有一次黄永胜在办事组说：“搞不清张春桥、姚文元是怎么回事，说多了主席肯定不高兴，但抓住‘眼镜’(指张春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九大”期间，好像是进入选举程序的时候，黄永胜悄悄告诉我：“告诉你，眼镜(指张春桥)是个叛徒，材料转到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好像并不重视这些材料，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张春桥仍然榜上有名。】

张春桥本来在中央里就不得人心，再加上林彪集团的人，早就把张春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私下悄悄传开了。他们散布消息说，已经找到张春桥是叛徒的证据，可是张春桥的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没有处理。所以众人对张春桥很有看法，只要陈伯达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毛泽东也很难说服众人说张春桥没有错。这样一来，陈伯达还能在大部分高官中间赢得一个好名声。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一旦自己认了错，就等于承认张春桥没有错，也就把张春桥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关于张春桥有错的问题，黄永胜就敢于坚持。黄永胜没有参加前期的庐山会议，直到陈伯达的事情出来之后，黄永胜才赶来庐山。

黄永胜上山后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

（99）

毛泽东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说：“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说：“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说：“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如果陈伯达能像黄永胜这样，坚持张春桥有错，那么情况反而对陈伯达有利。可是陈伯达这样的书生胆子小，一看毛泽东要打倒他，就彻底崩溃了，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三件事，是把林彪集团牵扯进去。

陈伯达出事后，陈伯达怕连累林彪和林彪集团，就把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承担下来，声称所有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与林彪和林彪集团无关。陈伯达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好心，不牵连别人。如果在一般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或许是对的，但在庐山会议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反而弄巧成拙。

本来，陈伯达与林彪和林彪集团的确是有“勾结”的，如果陈伯达坦诚地承认，这件事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有关，甚至承认这件事与林彪和叶群有关，那么毛泽东反而不好处理陈伯达。

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是“各个击破”，如果陈伯达声明这件事是他和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一起策划的，那么毛泽东要处理陈伯达，就不得不连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人一起处理，这样就不是“各个击破”，而是“一网打尽”了。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目前显然不是“一网打尽”的时机。如果毛泽东硬搞“一网打尽”，在庐山上把林彪和林彪集团揪出来，那么局势对毛泽东反而不利。

对于毛泽东来说，打倒林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打倒林彪之后，林彪的党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子，就必须有人来填补。毛泽东本来想培养张春桥几年，等张春桥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在拿掉林彪让张春桥接班。这次毛泽东因为保张春桥而打倒陈伯达，已经引起众人的不满，如果再为了张春桥而打倒林彪，那么人们的不满就更大了。因为张春桥已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想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就不行了，江青更不行。

（100）

因此，如果毛泽东此时打倒林彪，张春桥又不能接班，那么林彪倒台后空出来的党第二把手的位子，只能让周恩来接替。毛泽东费了半天力气，打倒了林彪，结果却让周恩来接班，那么毛泽东岂不是白费力气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毛泽东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还不能打倒林彪，还不能把林彪端出来，这点林彪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在现在跟他摊牌。如果陈伯达把林彪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和林彪是一伙的，毛泽东为了避免与林彪摊牌，反而要从轻处理陈伯达。

林彪并不怕陈伯达把他牵连进来，倒是怕陈伯达一个人把事情承担下来，声称此事与林彪无关，反而使毛泽东可以对他们“各个击破”，使林彪更加被动。后来吴法宪要检讨，试图替林彪责任承担，保护林彪，林彪却反对吴法宪这么做。据吴法宪回忆说：

【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

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

林彪知道吴法宪一旦检讨了，吴法宪自己都认错了，林彪就无法再保吴法宪了，就中了毛泽东“各个击破”的战术。如果吴法宪坚持不检讨，林彪集团以及陈伯达死死抱成一团，要不然就全部揪出来，要不然一个也揪不出来，这样毛泽东反而不好办，反而会从轻处置他们。只是吴法宪不懂林彪的意思，又抱着检讨之后就能“过关”的侥幸心理，违背林彪的指示作了检讨，结果使林彪更加被动了。

综上所述，陈伯达被打倒，应该说他自己的责任很大。陈伯达要不然就不要卷入林彪集团，要卷进去，就干脆和林彪死死卷到一起。如果陈伯达一方面不认错，另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与林彪是一伙的，这样毛泽东反而会从轻处置陈伯达。陈伯达选择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是最“糟”的一种，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林彪。陈伯达这样的书生，本来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

（101）

毛泽东的拿手战术是“各个击破”，这次只拿掉陈伯达一个人，对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则采用“恩威并重”的战术，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再继续跟着林彪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感觉到希望，感觉到毛泽东给他们出路，促使他们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成员第一步施加的压力是“调查情况”。这种“调查情况”是表示上级已经对你有怀疑了，但还没有认定你有罪。这时候头脑“灵活”的人，就会赶紧“弃暗投明”。关于这次的“调查情况”，邱会作回忆说：

【8月26日下午，吴法宪通知我到总理的住处开会，这个会除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之外，还有康生、汪东兴参加。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召集你们来谈一谈，把有些情况搞搞清楚。”】

周恩来明确说，他和康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来“把情况搞清楚”。叫吴、李、邱三人来，显然就是挑明了毛泽东怀疑吴、李、邱这三个林彪的亲信。

陈伯达没有被叫来，因为陈伯达已不是嫌疑犯，已经被“定罪”了。这样毛泽东就把吴、李、邱三人与陈伯达分离开，让三人感到他们只是被怀疑，还有挽回的希望。

这次毛泽东让汪东兴也去，应该说是让汪东兴作为“弃暗投明”的榜样，让吴、李、邱三人看到汪东兴认真检讨，“弃暗投明”之后，就可以重新做人，不但不被处理，还可以保住高官的位子。

关于此事，吴法宪也回忆说：【8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

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

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周恩来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总理趁势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上午接着谈。”总理又强调：“主要是把情况搞搞清楚。”】

（102）

吴、李、邱三人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理解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康生“调查情况”的用意，还跟康生争辩，这样就失去“弃暗投明”的出路。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向他汇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我们也告诉了林彪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吴法宪说：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应该说林彪对“设国家主席”问题，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并没有想一定会成功，所以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没有失算，不成功也是意料中的结果。林彪是在“天才论”的问题上失算栽了跟头。

吴、李、邱三人向林彪汇报了周恩来和康生“追查”他们，林彪懂得毛泽东的用意，所以林彪要表现出镇静自若的满不在乎态度，说“让他们去讲吧”，这样才能稳住吴、李、邱三人。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8月27日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是中央定的吗?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

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

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

（103）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李作鹏对付康生是有办法的，以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有机会李作鹏就挖苦康生。李作鹏说：“康老呀，我记得在‘九大’时，主席说陈毅是‘右’的代表，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创造性的，还是讽刺呀?”

我们三个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顿，康生那个嚣张劲头才下来。不过我们也只是嘴上痛快，因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这些人不谙世故。总理说话一直没有倾向性，总是说：“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主要是把情况搞清楚。”】

邱会作在事后才感叹他们“不谙世故”，因为康生是代表毛泽东来找他们“了解情况”的。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应该找其他人去了解，那样才能了解到真正的情况。毛泽东是借口“了解情况”，向他们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改变立场。然而吴、李、邱三人却不懂，还反过来把康生“收拾”一顿，可见这三人是“无药可救”了。因此，第二天毛泽东就发出让吴法宪写检查的指示。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恩来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104）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

林彪明白，吴法宪这时是不能检讨的，因为检讨就是承认自己“有错误”。吴法宪说的话都是根据林彪讲话的精神，一旦吴法宪有“错误”，那就意味着林彪的讲话有错误。吴法宪解释他的检讨可以保护林彪，实际上相反，吴法宪不检讨，那样才能保护林彪。不过在这个时候，林彪也不能强行命令吴法宪不做检讨，这样“逼”吴法宪，反而会把吴法宪“逼”到毛泽东那边去。所以林彪对吴法宪的检讨，只好听之任之了。

另外，让吴法宪检讨，虽然是出自周恩来之口，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吴法宪的检讨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而不是写给周恩来看的。吴法宪接着回忆说：【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我拿着这个提纲，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吴法宪之所以违背林彪的意愿写检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吴法宪想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此时毛泽东在“九大”上让吴法宪等人“一步到头”进入政治局的布局，发生了作用。因为吴法宪当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他马上想到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吴法宪看到汪东兴检讨后就过关了，所以他也试图通过检讨来过关。吴法宪一写检讨，林彪就很被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找来写了一个材料，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法宪则极为不满。

（105）

林总在吴法宪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总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吴法宪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法宪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他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

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吴法宪的“溃不成军”，其实还是私心作怪，想保自己的地位。吴法宪以为顺着上面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说了一些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不利的假话。后来吴法宪和邱会作关在一个监狱里，据邱会作回忆他们的监狱生活说：【一天，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起了“8月8日”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吴立宪立即紧张起来，并一下拥到我的肩上，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8月8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和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这么说后，吴法宪哭得更伤心，他说：“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搞到，还是关监狱关到现在。”】

林彪没想到，他最为信任的吴法宪，居然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这场“天才论”的争论，表面上是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背后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争论。林彪之所以敢支持吴法宪继续争论下去，是林彪相信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如果林彪事先知道吴法宪是个私心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他绝不会让吴法宪去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吴法宪像黄永胜那样，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林彪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106）

文人与武将的性格差异，往往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才能表现出来。面临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态度，陈伯达和林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陈伯达马上就屈服求饶，请毛泽东宽大处理。陈伯达回忆说：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

毛主席说：“这样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又说不了很多话。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查。康生提的意见多，我都记下来了，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样，我当时都接受了，便算是我的。但检讨提到陈毅同志，这的确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勉强记下来，我认为那些话是应该删去的。】

由陈伯达的回忆可见，他不仅主动检讨，而且把康生说的所有事情都认了。即使是陈毅与他“二陈合流”的事情，陈伯达的回忆中说“我勉强记下来”，可见陈伯达连“二陈合流”这种根本没有的事情也认了下来，这就给陈毅带来了麻烦，使陈毅又遭到一次批判。好在陈毅也挨批挨惯了，并不在意。

陈伯达继续回忆说：【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宽大一些。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毛主席那里，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回电话说：“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

以后我又打过几次电话，徐业夫不是说毛主席有事，就是说毛主席已经休息，总之是不能见。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我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疏通一下。康生不接电话，我要曹轶欧(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以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

恩来同志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使我终生难忘。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陈伯达说：他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他请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疏通”，康生不理他;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总而言之，是陈伯达单方面求见，而毛泽东不理他，这点与刘少奇有些相似。刘少奇下台后也多次求见毛泽东，多次给毛泽东写信，但毛泽东都不理他。

（107）

林彪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除了毛泽东召他去开会外，从来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信。不仅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是庐山会议之后，直到1971年9月林彪外逃，林彪也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林彪的态度是不屈服，不求饶，不检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官对毛泽东态度如此强硬的，大概只有林彪一个人。

一般人看来，林彪态度这么强硬，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事实上林彪还是给自己留后路的，这就是“外逃”。当然林彪的这个后路，不是向毛泽东屈服的后路。一些人也认为林彪的悲剧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太倔，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检讨一下，认个错，毛泽东念及他们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应该就会原谅林彪的。

这种看法是按照一般市井百姓的心态去理解毛泽东，而林彪却很清楚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是一个不讲私情的人，试图用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来打动毛泽东，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另一种“铁面无私”之人，他不是在“法律”面前不讲私情，而是在“主义”面前不讲私情。

中国人一般是很重视私情的，某个人曾经帮过我，我就要回报他，不管他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我只是回报他这个人，而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而毛泽东这样的人，却不讲这种私情。毛泽东的看法是：只要你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就要打倒你，不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多少交情。

毛泽东与张春桥，可以说没有多少私交，而与林彪则是几十年一起出生入死过的老战友。从私情来说，毛泽东与林彪的私情，远远大于张春桥，但毛泽东却不是以私情为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张春桥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人;而林彪走社会主义道路则不坚定，更不想继续革命。因此，毛泽东在张春桥和林彪两人之间，取张春桥而舍林彪，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张春桥，只是他认为张春桥是坚定要继续革命的人。

另外，毛泽东支持张春桥，也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较好的代表性地区，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那就是对上海这个文革典型的否定，也是对文革中产生出来的一批靠造反起家的人的否定，也就是对整个文革的否定。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发动文革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文革的。

（108）

所谓“敌人”有两种：“公敌”与“私敌”。“私敌”是起因于个人恩怨，而“公敌”则起因于主义、路线、宗教等非个人恩怨的东西。比如士兵在战场上与敌方的士兵作战，敌方士兵与自己从未见过面，毫无个人恩怨，这样的敌人就是“公敌”，而不是“私敌”。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一个常用词“人民公敌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公敌”，而不是“私敌”。

对于毛泽东这样不讲私情的人来说，他的敌人基本上都是“公敌”。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公敌”，现在毛泽东又把林彪看成是自己的“公敌”。毛泽东要打倒林彪，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他的主义、他的理想。既然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公敌”，而毛泽东又是不讲私情的人，那么林彪就不能指望毛泽东念及他们老战友的旧情和私谊，而与他重归于好。

这样一来，林彪就没有必要去向毛泽东求饶了。因为既然是“公敌”关系，求饶不求饶，下场都一样，刘少奇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林彪就干脆强硬到底。

从另一方面来看，林彪也确是有胆量的人。像陈伯达这样的人，不要说不敢对毛泽东造反，根本就连想也不敢想。而林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在林彪看来，毛泽东既然要张春桥而不要他，既然毛泽东对他不讲私情，那么林彪也没有必要对毛泽东讲私情，没有必要再念及毛泽东对他的恩情了。此时，林彪开始策划对毛泽东“造反”了。

以前林彪还只是想怎么逼毛泽东让步，还没有想过暗杀等手段，现在林彪与毛泽东恩断情绝，就开始对毛泽东动起了“杀机”。当然暗杀毛泽东的事，是绝对不能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讲的，所以林彪就出奇兵，让不引人注目的林立果担当这个重任，这些是后话了。

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常委会是否照常开会我不知道，但周总理、康生则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以我所知，林总一次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时候林总就已经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领导之外了。】

毛泽东从庐山会议开始，就把林彪排出最高决策层了。但林彪毕竟占据着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子，如果林彪对打倒陈伯达的事情不表态，就会在众人面前暴露出党内最高层的分歧，这点是毛泽东不希望的。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办法，让林彪主持批陈伯达的会，逼林彪表态。据邱会作回忆说：

【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109）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但主席发了话，林彪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从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

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

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说：“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

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对于让林彪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毛泽东希望林彪跳出来批陈伯达来保自己，就像当年刘少奇批彭真保自己一样，可是林彪并没有轻易上钩，他基本上没有批陈伯达，这就让毛泽东的计划落空了。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庐山参加会议。，因为黄永胜在此之前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因此毛泽东趁着黄永胜尚“清白”的时候，试图把黄永胜拉过来。邱会作回忆说：

【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永胜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永胜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黄永胜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没有多讲，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

黄永胜说，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110）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主席：“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因此他没有顺着毛主席的思路往下说，黄永胜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主席：“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主席：“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现在把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主席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主席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我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

如果黄永胜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分化瓦解林彪集团，一直是毛泽东处理林彪问题的重点。如果毛泽东把掌握重权的黄永胜等几个林彪的亲信拉过来，再处理林彪就好办多了。因此，毛泽东一再向林彪的四大金刚招手，可他们就是不上毛泽东的这条船，最后毛泽东只好向他们挑明说话。

据原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可见，毛泽东几乎用明话对他们说：“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但这四个人仍然是“执迷不悟”。

（111）

8月29日，毛泽东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做了检讨。毛泽东希望这次会上林彪出来表态，批评陈伯达和吴法宪，这样就表现出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象征。可是林彪却没有发表讲话，由周恩来和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解释这几天停开小组会的原因，是因为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错误发言”，把会议“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可是陈伯达和吴法宪错在哪里呢?周恩来却没有解释。因为周恩来无法说清“称毛泽东天才”为什么是错的，也无法说清“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是错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思，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所谓“允许改正错误”的内涵是很深的，首先要理解“改正错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具体行动。对于吴法宪来说，他要想“改正错误”，就要有实际的行动，例如表示要脱离林彪集团，积极检举揭发林彪集团等等。当然毛泽东也理解吴法宪等人这样做，是需要下决心的，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毛泽东也说“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不能着急。”

周恩来讲话之后，陈伯达和吴法宪作了检讨。关于吴法宪作检讨的事，邱会作回忆说：【8月28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法宪一旦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

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112）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法宪表示感谢，说他自己先搞。吴法宪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法宪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彪，拿不定主意。

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法宪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法宪认可了。

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

吴法宪的检讨稿很简单，第一点是说对林彪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第二点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吴法宪的检讨内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的态度。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如果吴法宪替林彪承担错误，保护林彪，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是“不深刻”，因为吴法宪还不肯脱离林彪集团;相反，如果吴法宪在检讨中不替林彪承担错误，表现出要脱离林彪集团的意思，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深刻”了，就可以过关了。

吴法宪在讲话中，替林彪承担错误，说自己错误地理解了林彪的讲话，错误地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林彪不满意，毛泽也不满意，只是周恩来比较满意。吴法宪要让林彪满意，就坚持不检讨;吴法宪要让毛泽东满意，就不替林彪承担错误。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是两头不讨好。

这次会上陈伯达也做了检讨，陈伯达在检讨中对自己的错误总结说：(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二)歪曲了林彪的讲话，乱讲“天才”问题，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三)作了煽动性发言，提出要“揪人”。

陈伯达检讨的内容倒是中肯的，不过他是这次事件的主犯，和吴法宪这样的从犯不同。因此陈伯达再怎么深刻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

林彪在这次会上没有表态。据说周恩来在会上曾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却始终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林彪不表态，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

（113）

8月3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毛泽东即兴写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页边空白处，这与1966年他写《我的一张大字报》非常相似，同时，两者的内容也十分相似。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样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篇约七百字的短文，可以算是毛泽东晚年亲笔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先打电话让周恩来和康生过来看，这点与毛泽东当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先让周恩来过来看的情况也类似。周恩来后来在会上对《我的一点意见》做了一些说明，他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考虑三天时间写《我的一点意见》呢?这将在后面分析。

（114）

毛泽东1966年写《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象是刘少奇这个超重量级人物，而这次毛泽东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是针对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因为陈伯达这种轻量级人物，根本不值得毛泽东专花三天来给他写“意见”。只有林彪这样超重量级的人物，才值得毛泽东这么做。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着眼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着眼点是向众人解释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为什么是错的。在这之前，毛泽东主要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要揪张春桥，并没有涉及陈伯达说的“天才论”。显然，要批评“天才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什么辫子可揪，所以毛泽东需要想三天，才想出突破口。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陈伯达搞的恩格斯等论天才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首先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字，在党内被点名批评是十分严重的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是没有点名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称“陈伯达同志”，这算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思。

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语录有三点问题，并声称他用这三点欺骗不少同志。然后毛泽东借着列宁的称天才语录，把话锋一转，用列宁的话来批评陈伯达。

毛泽东写道：【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说：列宁指出领袖要相互配合，可是陈伯达与他在三十多年中，在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这里毛泽东是言过了，陈伯达与毛泽东过去还是配合的，不配合只是最近的事情。

毛泽东这样说，是意在把陈伯达的问题扩大到历史上，因为如果陈伯达单单只是一个天才论问题，那么打倒陈伯达的理由还是不够充分的。

（115）

对此陈伯达回忆说：【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周恩来在会上为陈伯达稍做辩解，是因为他看到这是毛泽东的软肋。毛泽东说陈伯达三十多年不配合，显然大家心中不服气。周恩来正面是为陈伯达说话，侧面则是树立了自己对事对人的公正形象。有人说毛泽东这么批陈伯达不明智，有损于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其实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毛泽东要想树立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他最好是打倒张春桥，拿掉江青，这样党内高官会一致拥护毛泽东英明伟大。毛泽东搞文革，并不是为了提高他在党内高官中的威信，因为发动文革本身就不是为了党内高官们的利益来考虑的。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继续批陈伯达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二个着眼点，这是要告诫林彪，你的野心得逞不了。毛泽东明着指责陈伯达“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些话实际上是说林彪的。毛泽东还推测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动机说：“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

这里毛泽东明显说的是反话，如果陈伯达搞突然袭击是出于“良心”而不是“野心”，那么陈伯达这件事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因此，毛泽东其实是说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目的，是出于“野心”而不是“良心”。可是陈伯达又有什么野心可言呢?其实陈伯达这样的人，还够不上有野心，所以毛泽东这里说的“野心”，指的是林彪，毛泽东其实是暗指林彪发起这次突然袭击，是出于“野心”。

毛泽东继续写道：【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毛泽东这是用暗语告诫林彪：庐山是炸不平的，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不会乱的，你林彪的野心是得逞不了的。

毛泽东这里又把话题一转，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三个着眼点，这是制造一个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形象。因为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不表态，众高官就会认为林彪有不同的看法，就会怀疑党内高层出现了分裂。此时毛泽东还不想把他与林彪的分歧向众人暴露出来，因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大家的思想转不过弯来。

因此，毛泽东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里，毛泽东代替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表态了，这个“一致”是毛泽东强加给林彪的。这样一来，众人就认为林彪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就解决了林彪不肯表态的难题。

毛泽东还说：天才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奴隶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样就批驳了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时我们两人(林彪)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最后说：希望众人与他和林彪的态度一样，不要上当，不要相信“天才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林彪本人是坚持“天才论”的，毛泽东巧妙地用《我的一点意见》，把林彪的观点改为了反对“天才论”，这样林彪就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了。毛泽东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使林彪无法反驳，让林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17）

9月1日，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会转为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吴法宪、李李作鹏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分组讨论会恢复后，张春桥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

张春桥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江青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众高官都知道，陈伯达在他的“称天才”发言中，点名赞扬过吴法宪，所以批判陈伯达，吴法宪也有问题。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闻出了政治气味，开始转向批吴法宪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全会开始批判陈伯达，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

小组会开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

（117）

9月1日，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会转为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吴法宪、李李作鹏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分组讨论会恢复后，张春桥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

张春桥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江青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众高官都知道，陈伯达在他的“称天才”发言中，点名赞扬过吴法宪，所以批判陈伯达，吴法宪也有问题。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闻出了政治气味，开始转向批吴法宪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全会开始批判陈伯达，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

小组会开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

（118）

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

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林彪集团困难的时候，还是帮林彪的，周恩来并不希望林彪倒台。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也没有跟着批陈伯达，他们的“斗争经验丰富”，看出批陈伯达的水很深。

吴法宪接着回忆说：【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9月2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碰头。

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9月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

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

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9月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毛泽东批陈伯达，本来只是造一个声势，因为除了江青等造反派之外，大部分高官对批陈伯达是有抵触的，是想不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越批陈伯达，大家的抵触情绪越大，所以很快就停止批陈伯达。而康生却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痛恨陈伯达背叛了他，一定要把陈伯达这个“叛徒”彻底批臭才罢休，所以提议继续批陈伯达，结果反而惹毛泽东生气了。

（119）

毛泽东停止批陈伯达之后，从9月3日起，庐山的“战火”暂时平息，九届二中全会转回到原来的议题，就是审议《宪法草案》和《经济计划报告》。众人被这次会上的风云突变搞得很紧张，对这两个报告也没有心思讨论，很快就通过了，全会于9月6日闭幕。在闭幕式上，陈伯达在主席台上的座位没有了。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9月4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

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

陈伯达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由林副主席主持。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不要出席闭幕式，陈伯达非常窘迫。因为陈伯达如果听了毛泽东的话，立即起身退出会场，会被认为是对毛泽东不满，愤然退场，所以陈伯达不敢走。可是陈伯达不走，大家继续要讨论闭幕式的事情，陈伯达加在中间非常尴尬。所以此时周恩来就及时地出面，让陈伯达退场。这样一来，陈伯达就是被命令退场，而不是自己主动愤然退场，这样就为陈伯达解了围，也为毛泽东解了围。

陈伯达走后，毛泽东才谈陈伯达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揭发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前面提到过，要打倒陈伯达，仅仅是“称天才”这点小错误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历史问题才行。一般来说，嫌疑人的历史问题都是别人来揭发的，可是众高官经过庐山会议上的风云突变，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了话，所以最好是不说话。

同时，由于陈伯达是毛泽东几十年来的秘书，所以没有人敢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因为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就避免不了要牵扯到毛泽东。假如有人揭发毛泽东的秘书是叛徒，那么毛泽东重用一个叛徒当了几十年的秘书，这岂不是让毛泽东很尴尬，并且暗示毛泽东用人很糊涂。

（120）

因为陈伯达的历史与毛泽东牵连得太深，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去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更没有人敢说毛泽东的秘书是托派和叛徒。因此，毛泽东就不得不亲自来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亲自给陈伯达扣上有变节行为的帽子。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有了历史问题，就需要成立专案组来调查。9月9日，陈伯达专案组成立，周恩来负责，成员有康生和李德生。

另外，毛泽东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毛泽东这里的意思，是看陈伯达今后的表现，如果表现好，可以给陈伯达当一个中央委员。

对于陈伯达来说，怎样才算是表现好呢?因为毛泽东今后要展开一场对林彪的斗争，如果陈伯达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那么还是有可能当一个坐冷板凳的中央委员。不过后来陈伯达并没有检举揭发林彪的问题，这样陈伯达也就面临彻底打倒的命运了。

9月6日的闭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发言。周恩来没有谈具体的事，只是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这次庐山发生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说对庐山会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要搞好读书学习，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最后周恩来向众人宣布：他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周恩来发言之后，康生做了长篇讲话，从理论上批判了“天才论”。不过这次林彪没有发言，这与他在开幕式上作长篇讲话形成鲜明对比。相反，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没有讲话，但在闭幕式上却做了较长时间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指陈伯达编辑的《称天才语录》中所收恩格斯的德文第三版序言)，就照着吹。那末，你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

毛泽东首先指责陈伯达仗着读书多，欺骗了大家，所以号召大家多读几本书，才会不上当。毛泽东这里说的“黑秀才”当然是指陈伯达，而“红秀才”则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121）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我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这里是不点名地批评林彪等人劝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声称“当国家主席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所以毛泽东说，他在1959年就不当国家主席了，如果根据这个道理，那么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

毛泽东还特别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这句话显然是指林彪的，因为林彪六次提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说：我就是不干，你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继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毛泽东这段话，指的是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陈伯达又进一步把林彪对张春桥的批评扩大化，发展到“揪人”。毛泽东这里说“不讲团结”，主要是指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毛泽东批评林彪发起对张春桥的进攻，是破坏了党的团结。

关于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毛泽东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

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第一个“陈”指的是陈伯达;第二个“陈”指的陈毅。因为陈毅也跟着发言，说自己是有反党经验的人，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等等。毛泽东听说了陈毅的这一番发言，就在闭幕会上提出“二陈合流”的说法。

其实，毛泽东此话是错怪陈毅了。陈毅在会上最多也属于上当受骗之列，根本谈不上和陈伯达“合流”。后来，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陈毅立即投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陈伯达之流毫无瓜葛。】

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误认为陈毅与陈伯达是一伙的，只是因为陈毅在历史上多次反对过毛泽东，这次又趁着机会向毛泽东发难，所以毛泽东要再次批陈毅一下，不能让他“旧病复发”。毛泽东说：【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此种人不可少，我说还可以允许。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批评陈毅“历史上历来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但毛泽东又说可以允许陈毅这样“反对派”存在，所以他说：“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这里所谓的“一分为二”，指的是有陈毅这样的反对派存在，也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所以称“一分为二”。

闭幕式结束时，林彪因为是主持人，不得不说几句，于是林彪简单地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林彪不仅没有批评陈伯达，甚至闭口不谈毛泽东写的重要文献《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只是泛泛地说经过毛泽东的指导，这次会议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众人们都能从林彪的简单讲话中，看出林彪对陈伯达问题的温度差。

对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众高官来说，大部分人应该对陈伯达是同情的，对毛泽东袒护张春桥等人是不满的。据邱会作说：【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一张条子，写上面着：“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就下庐山回北戴河休养了。林彪并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辞行，而是带着叶群去江青那里，算是间接向毛泽东辞行。据吴法宪回忆说：【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

（123）

林彪回来以后，叶群又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

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

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

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

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林彪下山的时候，周恩来去送行。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山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林总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林彪在离开庐山之后，基本上不再与他的“四大金刚”联系了。林彪知道，这时候如果他继续与“四大金刚”联系，继续向他们发出指示，反而给“四大金刚”惹麻烦，反而让他们为难，所以林彪干脆就不再与“四大金刚”联系了。

林彪把“四大金刚”托付给了周恩来，说“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话外之音就是：我不再管你们了，也管不了你们了，你们就投奔周恩来吧。

然而，林彪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束手认输。从此以后，林彪悄悄开始了他的另一场与毛泽东的斗争。

（124）

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出现林彪事件，好像是战略部署之外的一个意外。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是很清楚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都是一步一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的。

可是在林彪问题上，就看不出毛泽东拿掉林彪清晰的战略部署，因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是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并没有想过主动拿掉林彪;第二种看法是毛泽东是不准备让林彪接班的，早计划好了要拿掉林彪。

毛泽东真的准备让林彪接班的第一种看法，由于对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现在的主流看法是认为毛泽东早计划好要拿掉林彪。其中代表性的说法有《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涩，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的讲话，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录音，讨论林彪的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了讨伐。而且，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的，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也否定了他。毛主席认为林彪不是对着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的。

林彪经过庐山会议的折磨，并没有什么损失，地位和威望并无损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来就对江青、张春桥十分怨恨，庐山会议上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也明白，主席心里也明白，以陈伯达换张春桥本来就有些不值，保护张春桥伤害林彪就更不值。主席不停地张罗，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主席会想：这样的林彪能够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

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把林彪和黄、吴、李、邱画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削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九大以后，主席开始挖苦林彪(四个伟大讨嫌啦，缔造不能指挥啦，三个副词啦，等等)，然后是国家主席问题，然后是九届二中全会，然后是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是华北会议，然后是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李、邱戴上紧箍咒，然后是南巡讲话，点了林彪的名，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拿下林彪，然后是“九一三”事件。】

（125）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毛泽东其实也是有一步步的战略部署拿掉林彪的，只是因为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不像拿掉刘少奇时那样是透明的，在新闻报纸上广为宣传，搞得众人皆知。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是不透明的，只有在中央最高层的圈子里才能感觉到，一般中央委员都感觉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蒙在鼓里了。

毛泽东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准备在那时把林彪的问题向全党公开，进而向全国公开。可是林彪却提前动手了，在毛泽东没有来得及公开林彪问题之前，他先“叛逃”了。这样一来，因为新闻报纸上长时间对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大作宣传，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林彪这样的亲密战友也会“叛逃”，感到非常震惊，进而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产生怀疑，因为毛泽东居然看不出来，他的亲密战友原来是一个想要暗杀他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当时新闻报纸在吹捧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在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同时，也祝林彪身体健康;在歌颂毛泽东缔造解放军的同时，也说林彪指挥解放军。当时还有一种“三大助手”的说法，声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因为马、恩、列、斯是并列的，如果把林彪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那么林彪也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了，形成新的“马、恩、列、斯、毛、林”六大伟人。黄永胜等人就多次说：“林副主席是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的最光辉的助手。没有林副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当然察觉出新闻报纸在吹捧他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林彪，就首先要停止新闻报纸对林彪的宣传和吹捧。毛泽东直接下令新闻报纸停止宣传吹捧林彪，显然是很难的。因为林彪是接班人，毛泽东找不出理由停止对接班人的宣传。

因此，毛泽东就下令停止对他本人的吹捧，新闻报纸停止了对毛泽东的吹捧，同时也就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由于毛泽东的威信已经很高，停止对毛泽东的宣传，对毛泽东不会造成什么损失;相反林彪的威信还不够高，停止对林彪的宣传，对林彪的损失就比较大了。所以，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天才论”，停止新闻报纸对毛泽东的吹捧，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

后来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不得了嘛。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126）

毛泽东这里明确指出，所谓“大树特树”的宣传，其实并不是在树毛泽东，而是在树林彪。因为毛泽东本人已经“树得不得了”，还需要林彪再来树吗?然而，林彪的威信还没有到“树得不得了”的程度，还有必要继续宣传。因此毛泽东停止“大树特树”的宣传，实际上是停止了宣传林彪。

有人对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理解，认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头衔，给林彪当了也不要紧。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前提下。如果毛泽东真要让林彪接班，给林彪当一个国家主席，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毛泽东并没有准备让林彪接班，而是准备拿掉林彪。在拿掉林彪的前提下，毛泽东当然就不能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了，因为这样会增加毛泽东拿掉林彪的困难。

另外，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本来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那么这次毛泽东为什么又要重新出来当国家主席呢?人们就会想：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甚至联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回国家主席的大权，因为当时的外电就是这么评论的。毛泽东再次当国家主席，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名誉不利，连文革运动也会被披上“权力斗争”的色彩，所以毛泽东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对庐山会议的性质分析说：【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否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既然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那么林彪就不仅仅是拿下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的问题。

不过这次毛泽东打击林彪时，基本上没有让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插手，都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毛泽东这么做，也是看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中央的“民愤”太大，如果再让江青、张春桥充当打手去打倒林彪，那么江青、张春桥等人会引来更大的“民愤”，他们在中央就呆不下去了。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保护一下江青、张春桥等人，自己亲自出面打击林彪，使得江青和张春桥可以少得罪人。

（127）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这点林彪本人是最清楚的。为此，林彪建立了两只亲信队伍，一明一暗。“明”的地上队伍是“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掌握着总参谋部等军队主要指挥系统的权力;“暗”的地下队伍也称“小舰队”，是通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拉起来的一只队伍。关于林立果的个人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毫无疑问，林立果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干的人。

作为林立果政治才干的证明，就是林立果建立起来的“小舰队”。这个小舰队从事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每个成员都知道干这样的事情是有杀身之祸的，可是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了保自己的性命而去告密。在林彪外逃后，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周宇驰等，劫持一架直升飞机，向外蒙古方向逃跑，结果没有跑成，周宇驰等人开枪自尽。

虽说林立果可以仗着林彪的地位，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人，但那些冲着高官厚禄而来的投机分子，在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自保的，绝不会为了林立果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林立果有能力组织起一只愿意为自己效死力的队伍，周宇驰等人愿意为了林立果去死，可见林立果的组织能力非同小可。

林立果的“小舰队”中，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告密的投机分子，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林立果有眼力识别出哪些人是投机分子，哪些人是忠诚可靠的，这样才只把忠诚可靠的人吸收进来。考虑到林立果组建小舰队时，才25岁，似乎真有林彪“少年将军”的遗传。

有人说林彪要搞政变的话，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林立果这样的毛头年轻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的错误之处，就是教条地认为：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年老的人去办，这样才稳妥。

林彪21岁当师长，23岁当军长，到25岁的年龄，林彪已经当军团长了。毛泽东说过：“在井冈山时代，我们的敌人都比我们年纪大，比我们有经验，比我们成熟，但胜利的还是我们。”因此，认为年轻人不能担当重任，是教条主义的看法。

林彪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看，25岁的林立果已经不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毛孩子，而已是可以充当天下重任的大将了。林彪的眼力也非同小可，看出了林立果的才干，敢放手让林立果去干。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林彪这样的百胜将军，如果要搞政变的话，他应该依靠“黄、吴、李、邱”等老将，而不是依靠林立果的“小舰队”。以此推论，因为林彪没有通过“黄、吴、李、邱”搞政变，所以林彪就没有搞政变的阴谋。

（128）

持这种论调的典型是《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事实已经证明，黄、吴、李、邱是没有搞政变的，没有参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这就是不合情理。】

邱会作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的教条主义上。从各种事实来看，林立果的水平是高于“黄、吴、李、邱”等人的。在“九一三”事件后，从林立果住房中搜查出一张林立果亲笔写的谈话要点。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谈话说：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说“黄、吴、李、邱的政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这个看法是中肯的。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都承认，自己“不懂中央政治”。周恩来为此教育他们，他们也还是不懂。

林立果特别说“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立果这里提到的“我们”，就是林彪的地下部队。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发现黄、吴、李、邱等人搞政治斗争根本不行，所以林彪放弃依靠“四大金刚”，转而依靠林立果这只暗中的地下部队。

有人说林彪搞暗杀，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推论林彪不会干这样的“傻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理解所谓的“英雄”，就是敢想敢干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如果按照上述的看法，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秦王朝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秦王朝的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毛泽东上井冈山也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蒋介石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林彪也知道，林立果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一。不过作为一个敢想敢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百分之一的取胜机会，就很值得去争取了。我们返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恐怕千分之一也没有吧。林彪搞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林彪是值得一试的。况且，即使是失败，林彪还有外逃的退路。因此，林彪下决心试试自己的运气。

（129）

在分析林彪后续的所作所为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很多对林彪事件的翻案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大推翻了官方说法，提出各种崭新的论点，但也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是三条：(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

关于林彪为什么要外逃的官方解释，最早是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该文件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另一架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开枪打死驾驶员，然后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像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是多么孤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30）

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这份中央文件是在林彪9月13日外逃5天后发出的最早第一手资料。发出这份文件的时候，中央还没有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以该文件中只是说林彪外逃是为了投降苏联，而没有提到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九一三”事件的大致情况是：林彪私自调他的专机(三叉戟型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在关键时刻向中央揭发了林彪私调飞机之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开枪打伤警卫人员后，紧急登上三叉戟型飞机，飞机于9月13日零时30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飞入外蒙古后，因燃油不足迫降失败，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13日3时15分，林彪死党周宇驰等人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一架直五型直升机，周宇驰等人用手枪逼飞行员向境外飞。飞行员骗过周宇驰等人，将飞机飞回北京并迫降在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开枪打死飞行员，然后周宇驰等两人开枪自杀，另一人被活捉。

“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林彪的一架飞机外逃，而是两架飞机试图外逃，只是后一架飞机没有外逃成功。搞清楚“九一三”事件是两架飞机外逃，对理解林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林彪为什么外逃问题，有很多翻案性的研究，比如“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软禁老死说”等，这些观点过于荒谬，这里只讨论一下最具有代表性的“避祸说”。

“避祸说”认为林彪并无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也不存在《五七一工程计划》，林彪外逃的原因，只是为了躲避毛泽东准备打倒他。林彪担心自己遭到刘少奇的下场，就带着老婆、儿子逃亡苏联，试图“避祸”。这种说法还宣称林彪外逃是毛泽东“逼”的，“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

“避祸说”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无法解释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如果说林彪外逃还有“避祸”的理由，劫持直升飞机的“主犯”周宇驰，不过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小小芝麻官一个，他有什么理由要“避祸”呢?

周宇驰如果不是干了《五七一工程计划》那样的事，他为什么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为什么要枪杀飞行员?为什么要自杀?所以说，“避祸”只能解释第一架三叉戟的外逃，却完全无法解释第二件直升机的外逃。因此，“避祸说”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131）

几乎所有的关于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用了一个“小花招”，就是略去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存在，把整个“九一三”事件，描述为仅仅是林彪一架三叉戟在外逃，这样他们的论点才能成立。而一旦引入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他们的论点就不成立了。

因为“九一三”事件中，存在两架飞机外逃的事实，所以不管任何观点，必须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同时外逃的原因。目前只有官方的说法，只有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东西，才可以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而各种对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无法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尽管官方的说法有很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仔细推敲下来，还是官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因此，我们认为官方的说法大体上是真实的，当然在一些细节上有商榷的余地。

(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说这是官方伪造的。可是这些人的论证，也都避开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周宇驰等人没有干《五七一工程纪要》那种泄露出来要杀头的事情，他们何必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呢?又何必要枪杀飞行员和自杀呢?

那些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清楚，如果没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因此，否定《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论点也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承认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却又说这只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单独搞的，林彪并不知情。然而这种说法也是有违常理的。

第一，因为暗杀毛泽东是风险极大、孤注一掷的行为，林立果怎么可能不经过林彪的同意，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去冒这样的巨大风险呢?

第二，林立果策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必须想好一个退路，就是暗杀失败怎么办?显然，林立果暗杀失败的退路，就是乘林彪的专机外逃。而乘林彪专机外逃还要有一个准备工作，就是事先必须做好飞行员的工作。如果飞行员不配合，林彪的飞机根本起飞不了，更谈不上外逃了。

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可能调动林彪的专机?如果没有林彪事先做工作，飞行员怎么可能配合林彪外逃?

因此，林彪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而且他就是幕后总指挥，这样才能解释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132）

写林彪的“地上部队”相对比较容易，因为相关的史料较多，而写林彪的“地下部队”就比较困难，因为相关的史料很少。人们对林彪的“地下部队”知道得很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一支搞暗杀等秘密活动的队伍，他们对外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详细知道他们的内幕。

有人说：因为没有发现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的确凿证据，所以就做出结论说林彪没有参与这件事。这样的结论是过于轻率了，因为找不到林彪的确凿证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林彪试图要搞暗杀，他的一切行动必然是极其秘密的，自然不会留下明确的证据。虽说林彪与此事有关的确凿证据找不到，但蛛丝马迹还是有的，我们还是可以推证出林彪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对于史料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级史料;二级史料和三级史料。一级史料是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二级史料是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史著书等;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二级史料是经过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东西。然而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三级史料的文学野史，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辨。

真正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基于一级史料，因此我们在文章中基本上都采用一级史料。可是写林彪的“地下部队”时，因为一级史料太少，只好也选用一些二级史料。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一级史料，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当事人李伟信、江腾蛟等人的交代材料，当事人周宇驰的女儿、妻子的回忆等。比如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的一篇回忆文章《现代荆轲：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承认她父亲确是要去暗杀毛泽东，所以称她父亲为“现代荆轲”。周向红的文章虽说没有直接涉及《五七一工程》，但还是从侧面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活动细节，最主要的文章是《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当时在《解放军报》连载(1985年)，曾经轰动一时。但邵一海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的，对文中的资料并没有给出出处。后来文革史专学王年一等人写的《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在讲到林彪的“地下部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因为王年一等人在引用资料时，毕竟做过一些考证，所以我们这一部分转引一些《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中提供的史料。

（133）

1966年文革开始时，林立果21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读书。在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林立果没有像很多高干子弟那样，积极投身文革参加红卫兵和造反派，而是采取观潮派的态度，因此林立果没有参加过造反派。林立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

在那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都是造反派的头头。1967年3月，就在全国大夺权的高潮中，林立果离开北大，当兵入伍，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关于林立果到空军的事，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叶群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导弹部队当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毛远新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很快成了该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毛远新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1967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

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林彪女儿)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

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

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

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134）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党办”一个名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林立果。以后，帮助林立果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原空军司令)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周宇驰的写作水平不错，1966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的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

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

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

我表示说：“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

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叶群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1965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工作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135）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

结果林立衡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

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据《文革十年史》记述：【林彪时刻不忘记按自己的意图关心林立果的成长。其实几年前，林立果刚20 岁时，林彪就让他看发给自己的所有机密文件和各种资料，还有意让林立果参与许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许多重大问题，林彪都求过林立果的意见，甚至还让林立果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林彪在某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林立果参与起草的。由于林立果已经开始帮助起草文件，在叶群“老虎(林立果的小名)不是孩子了”这句话的关照下，林立果从此可以“合法”地从秘书那里看阅一些发给党副主席的文件了。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携他的“龙子”。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2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和刘沛丰，说：“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过了半年，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亊。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硏究空军的问題。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汇报情况，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136）

然而后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推翻了当时的供词。吴法宪回忆说：【1969年10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101(林彪)’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

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任职命令公布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一点冒失，但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林立果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被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周宇驰在党委办公会议上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把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但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

（137）

彪平时最注意自己生活的空间就是温度，日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是1950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30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如果超过30度，林彪穿衬人们对林彪的误解，很多来自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的误解。一般人的印象中，林彪身体非常虚弱，怕光、怕风，对室温、食物等要求很严，并认为林彪的性格冷漠，喜怒不形于色。有人说林彪是一个每天坐在不见阳光黑屋子里的怪人，失去行动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并由此推论说，林彪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知道叶群和林立果的活动，进一步推论说林彪是被“劫持”上飞机的。

搞清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对理解林彪事件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发表了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他们披露了比较真实的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等。因此这里根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澄清一些人们对林彪在这方面的误解。

过去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标准”描述，具有代表性的是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该书写道：【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林彪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

林彪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 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在生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

林彪沉默寡言，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除“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林彪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推翻了过去人们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典型看法。这里从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林彪要求住房的室温恒定21度吗?

李文普回忆说：【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没有盖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138）

刘文儒回忆说：【林衣就够了，如温度在28度，就给他加一件布料的。夏天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最初给林彪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林彪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林彪的换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林彪对居住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可是林彪身边工作的李文普和刘文儒都说，林彪并没有规定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对室温并无特别要求，林彪只是根据室温不同，穿衣服的数量和厚薄不同而已。林彪在室内的各个部位放温度计，只是为了根据室温增减衣服，而不是查看室温是不是保持在21度。

另外，林彪的衣服也不是特制的，只是一般的衣服拆掉领子，拆掉口袋。从这些情况来看，林彪对居住环境和衣物并无特殊的要求。只是林彪因为身体较弱，怕出汗而引起感冒，比较注意及时增减衣服而已。

(二)林彪自己不能看文件，坐着不动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身体好的时候就6点起床，看一阵文件，早上7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林彪吃完晚饭，也要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不能读文件”，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在身体好的时候，早上起来是自己看文件的，然后再听秘书念文件。可见林彪的身体并没有到不能看文件的地步。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还有一些书把林彪描写为每天枯坐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这样一来，林彪就变成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怪人了。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不但不是“常常坐着不动”，而是每天在走廊里走动，还要到院子里走动，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睡觉。根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的行为是通常的老人行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三)林彪吃饭讲究，不洗澡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长期素食，营养很差，林彪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林彪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林彪外出不让带自己的炊事他确实是人们说的轻车简从。林彪外出的时候就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员。司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

（139）

刘文儒还回忆说：【早先林彪不愿洗澡了，后来林彪到庐山，有人告诉林彪说：蒋介石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彪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彪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林彪洗澡很快，在水里糊弄几下就上来了。】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吃饭并不讲究，外出时不带自己的厨师，比较随便。林彪后来也洗澡，这与一般人差异也不大。

(四)林彪不与别人闲聊，性格冷漠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神经一直是衰弱的，经常失眠，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林彪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他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并不是不与别人闲聊。林彪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经常与他聊。

李文普回忆说：【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预。】

据李文普的描述，林彪并不是性格冷漠，也不是喜怒不形于色。林彪不时与叶群吵嘴，不时因生气而不理叶群，这是一般夫妇之间常见的。由此可见，林彪的脾气并非特别冷漠孤僻，与一般人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五)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吗?

李文普回忆说：【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从1964年我回到他身边，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刘文儒回忆说：【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彪吸毒，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彪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我一天24小时都在林彪身边，林彪干了这种事，我能不报告?什么渠道提供的烟土?谁参与?说得出来吗?

有人说林彪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还经常给他注射改变思维、改变意志和记忆的针剂。这全是胡说八道，给林彪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素，根本不是什么剧毒药品。】

由此可见，关于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林彪的身体固然不好，但绝没有到靠毒品或药剂维持的地步。

从近年来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披露出来的林彪生活细节来看，林彪并不是特别异常的怪人，他和一般人也差不多，只是身体比较虚弱而已。而且，从林彪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来看，林彪的性格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林彪也是有正常喜怒哀乐的人，并非传闻的“喜怒不形于色，孤独、高傲”。

对林彪的身体和性格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有助于理解林彪的所作所为，有助于理解林彪事件。

（140）

前面对林彪的身体状况做了较多分析，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林彪的身体已经到了“风一吹就倒”，不能公开露面的严重地步。如果林彪的身体真的到了那样的状况，那么他争当国家主席之类的事情，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林彪的身体还是可以凑合的，当然在健壮方面不能与毛泽东相比。像毛泽东70多岁还能畅游长江的老人，的确是超出常人了。

从1966年开始，每年10月1日国庆节，林彪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国庆讲话。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林彪依旧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国庆讲话。只是1971年10月1日，取消了在天安门前举行国庆游行，因为在十几天前的9月13日，林彪“不辞而别”了。

林彪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讲话，讲话稿是张春桥等人准备的，林彪只是念念稿子。这次的国庆讲话基本上还是套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在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居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反而讲了不少发展生产的话。

林彪在1970年国庆讲话中说：【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召开!】

林彪的国庆讲话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后来揭批林彪的时候，没有揭发林彪国庆讲话中不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在1970年不提“文化大革命”了?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进行了一些交谈，从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来看，当时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然而到了1971年5月1日五一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都不可以了。一贯提前几分钟迎接毛泽东的林彪，这次却比毛泽东晚到，并且勉强在天安门上坐了几分钟，就不辞而别了，与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

（141）

1971年5月1日的劳动节，既是林彪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因此，林彪在“九一三”完蛋了，但毛泽东也不是胜利者，林彪外逃使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出了一个“洋相”，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

在1970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在表面上还过得去;到1971年的五一节，两人在表面上都过不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必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先看毛泽东方面。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一直在庐山上住到9月9日，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庐山的。离开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再到武汉。汪东兴回忆说：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一)在华北组陈伯达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检讨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142）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检查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汪东兴的检查，不仅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更积极揭发陈伯达，这就表现出他与陈伯达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相反后来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查，都是只说自己的错误，不揭发别人。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不揭发别人，就没有戴罪立功的表示，那就是不准备上毛泽东的这条船。

汪东兴继续回忆说：【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检讨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改过，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陈伯达的语录，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他们在北京是否和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检讨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表现出毛泽东要对庐山会议的事追查到底。同时，毛泽东的意思也很明确，他把汪东兴的检讨信作为“样板”，希望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也给毛泽东写检讨信，或者亲自找毛泽东谈话。这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与林彪划清界限，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所以毛泽东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林彪的“四大金刚”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反应如何呢?据邱会作回忆说：

【庐山会议之后，大概在9月中旬，汪东兴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他的检讨报告很短，内容也很简单，只说了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骗。主席对汪东兴的检讨报告除批了“政治局传阅”外，还授意总理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到毛家湾给林彪看，并提议黄、吴、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讨”。

（143）

总理已经把话说开了：“虽然主席说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实际上主席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这也是我们亲自登门的目的。”林总也只能同意周、康的意见，并顺手推给总理和康生跟我们几个谈。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与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

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永胜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

我和李作鹏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

李作鹏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

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

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9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送去的汪东兴检讨信，还是产生了示范作用。尽管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坚持不检讨，但吴法宪却“动了心”，不与“大家”商量，就自己写了检讨送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显然，如果吴法宪也坚持不检讨，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可是一旦吴法宪检讨了，他又是引发庐山“战火”的关键人物，这样林彪就陷入被动了。

吴法宪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吴法宪在检讨中，并没有像汪东兴那就检举揭发别人，只是讲自己错误。这样的检讨，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没有诚意的，吴法宪只是想两头讨好，蒙混过关，并不想与林彪划清界限。

（144）

现在知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就抓住这件事不放，对林彪步步紧逼。按照毛泽东的话，他对林彪施展的政治战术叫“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这是毛泽东自己承认的政治权谋。不少人对“权谋”持否定态度，认为政治家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使用权谋。这种观点表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至上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因为使用权谋，长期成为坏人的形象。

然而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是一样的。大家都承认军队打仗需要计谋，不用计谋就无法取胜，像“宋襄公之仁”是愚蠢而不可取的。政治斗争同样也需要权谋，不用权谋就无法取胜，这个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毛泽东不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等政治权谋，他就战胜不了林彪，。所以不应用儒家说教和“书生之见”来评论政治权谋。

有人以为毛泽东靠着一个“党中央主席”的头衔，就能掌握大权，就能指挥一切;也有人以为林彪靠着一个“接班人”的头衔，就能保证接班，这样的看法是把严酷的政治战场“书本化”了。如果用“头衔”来衡量一个人权力的大小，新中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是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一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毛泽东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在实际上，华国锋根本不要说指挥一切，就连说话也不算数，给华国锋再多的“头衔”，他也掌不了权。因此，在中国能不能掌权，不是看一个人的头衔，而是看一个人的威信。毛泽东从高手如云的政治家中间拿到第一把手的大权，除了靠正确的战略远见和政策之外，高明的政治权谋也是毛泽东建立起他在党内威信的重要支撑。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一步是“挖墙角”，首先是把林彪的黄永胜等“四大金刚”挖过来。即使不能挖过来，也要让“四大金刚”对林彪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尽管“四大金刚”不接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毛泽东仍然没有轻易放弃拉拢“四大金刚”，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毛泽东之所以不断拉“四大金刚”，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们“不薄”。虽说“四大金刚”是靠林彪进入中央的，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他们是不可能进政治局的。本来林彪的意思是让黄永胜当“代总参谋长”，而毛泽东去掉“代”字，直接让他当总参谋长。毛泽东对这四个人也是“有恩”的，这是毛泽东拉他们四人的基本前提。

（145）

林彪当然看出来毛泽东对他实施“挖墙角”，拉拢他的“四大金刚”。林彪也清楚，“四大金刚”对毛泽东并无怨恨，因为过去毛泽东对他们也很不错，他们内心对毛泽东是有感谢之意的。因此，让“四大金刚”帮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帮助扳倒张春桥，这还问题不大;让他们去干暗杀毛泽东的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从未亏待过他们。毛泽东过去对“四大金刚”的重用和优待，其实也是对林彪的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挖墙角”。

因此，林彪建立另一支地下队伍的成员，物色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对毛泽东有怨恨的人;第二，从来没有受过毛泽东恩惠，只受过林彪恩惠的人。

第一种人的代表人物是江腾蛟。江腾蚊1919年生，1930年11岁时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典型的红小鬼出身老干部。1964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很快江腾蛟与叶群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1965年，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请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11月林彪和叶群又把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委托江腾蛟照顾，以免林立果留在北京参与造反派的活动。

1967年2月，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春节，叶群邀请江腾蛟到家里过春节，林彪亲自接见了江腾蛟，此后江腾蛟就成为林彪“四大金刚”之外的新亲信。1967年11月，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有个重要情况给你透露一下，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有个考虑，想要你当。”

后来吴法宪没有当上总政治部主任，江腾蛟也就没有当上空军司令。不过此后江腾蛟开始交厄运了，他带领南京军区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公开支持对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造反，把许世友逼到大别山老家躲起来了。许世友重回南京军区主持工作后，向毛泽东告江腾蛟的状，毛泽东支持许世友，于是在1968年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被免职后，林彪想把江腾蛟调到北京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却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此人不能重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断绝了江腾蛟的政治生命。因此，江腾蛟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怨恨。据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江腾蛟表示关怀，江腾蛟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

（146）

第二种人的代表人物是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林立果身边的人，这些人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小人物，他们当然只知道林彪对他们的恩惠。据《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做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这些受到接见的人：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老奸巨猾的林彪，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周宇驰说：“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林立果还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彪知道，因为他本人的目标太大，如果他亲自出面的话，这支地下部队就要暴露了。所以地下部队必须让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来指挥，这当然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为此，林彪要扶林立果树立起他的威信。

《文革十年史》写道：【林彪早就有将他从事的政洽斗争的领导权，移交给林立果的打算。1970年11月，林彪对通过《讲用报告》在军内已大出风头的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为此，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髙了。】

关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

（147）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

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林立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代会”。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

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

（148）

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陈绥圻(吴法宪妻子)，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统统洗掉。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2000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后来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

他们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立果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

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据吴法宪的回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最初是在林彪办公室内部讲的，所以林彪应该是听过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之后，叶群又向吴法宪推荐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然后吴法宪再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这样看来，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

有人说林立果做《讲用报告》完全是个人行为，林彪不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这就像吴法宪说的：“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林立果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他是不敢大张旗鼓地搞这种个人宣传的。

林彪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林立果呢?这是因为林彪准备要让林立果出头从政了。一个人搞政治，首先要有名气，让别人知道你。一个人的知名度越高，说话就越有份量。所以林彪首先要提高林立果知名度，而做《讲用报告》，就是提高知名度的好办法。

尽管吴法宪的说法有想推脱责任的部分，其实他还是帮助宣传林立果的最主要干将之一。林立果经过《讲用报告》之后，他的名字在军队内广为传播，人们知道了林彪有个儿子叫林立果。这样，宣传林立果的第一步就达到目的了。

（149）

尽管林彪曾经是中国无人不知的第二号人物，可是说到林彪的“思想”，人们又很不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的公开讲话很少，而且这些公开讲话中，绝大部分是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反映出林彪个人的政治思想。最初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可能反映了林彪的一些政治思想，可是这份《“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了，现在我们看不到陈伯达起草的那份被否决的《“九大”政治报告》，只知道一个题目《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长达7个小时，3万多字，而且口气非常大，很多地方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按理说，林立果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所以林立果《讲用报告》中，很多应该是来自林彪的看法，也可以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一份反映“林彪思想”的材料。现在的林彪问题研究者们，大多数忽视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应该把这份《讲用报告》与林彪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

文革中为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单位都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这种“讲用会”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被称之为“讲用报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应该全盘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可是林立果的主要讲话内容并不是这样。

林立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二)中国一定要强盛;(三)学习毛泽东思想。前两个问题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并无直接关系，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前两个问题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而且是先讲前两个问题，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了最后。

在林立果《讲用报告》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占的篇幅最大。一般认为林彪只重视政治，不重视生产，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却再三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林立果说：

【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倾向。一种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另一种是空谈政治不要经济，这是极左的，形左实右的，实际上他不要经济，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政治。

用主席思想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做法呢?我们是既要政治又要经济，以政治为主，以政治统帅经济，用抓革命来促生产。

衡量社会主义企业(也包括农业)，我们体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但经济标准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主席这个话有普遍意义，不仅对文艺领域适用，对其它业务部门也都适用。】

（150）

林立果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说了很多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突破。这说明林彪的政治思想，还是重视发展生产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唯生产力论”倾向。由此看来，如果林彪真的接班上台，他是不会继续革命的，而是会走上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富国强兵道路。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林彪是“不合格接班人”，也是有道理的。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中国一定要强盛”所占的篇幅第二多。林立果说：

【当前，世界斗争很激烈，各种政治势力很复杂，要承认这个差别，讲究策略。我们既不搞刘少奇“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也不搞王、关、戚那一套形左实右，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

列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其中讲到为完成任务，要利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他们和我们有多少共同语言?他们就是同苏修有点矛盾，他们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是“不自觉的助手”。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一个时期，他们和我们暂时的同盟，是不自觉的。有自觉的当然更好，不自觉的也能帮助我们。

马克思也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你走。”关键在于我们搞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头，而不是像王明那样，把领导权交出去，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林立果的“中国一定要强盛”话题中，外交问题占了相当的篇幅。林立果主张的外交路线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包括“不自觉的助手”，甚至包括“魔鬼”。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因为被“宁左勿右”的思想统治，变得非常僵硬，因而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重大外交纠纷。林立果提出的这种“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的灵活外交，也是后来中美建交的思想，这也反映出林彪的外交思想。如果林彪当政的话，他也会搞灵活外交，不会持续文革中形成的“宁左勿右”僵硬外交。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占的篇幅不多，内容空洞，而且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空军某医院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

本来毛泽东思想“创造奇迹”的好例子有很多，林立果偏偏举出“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这种极端的例子，这就像“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一样，不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正面意义，反而有嘲弄毛泽东的感觉，这大约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种手段。

（151）

因为这时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相当不好了，毛泽东当众讽刺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而林立果也借着“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来反讽刺毛泽东。

虽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文很冗长，中间夹了很多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在文革那个时代，林立果能讲出这样的话，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至少有开眼界的感觉。由此看来，林立果这个人是有头脑的，特别是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应该说是出类拔萃的。

林立果的另一份“杰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时间，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1年3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李后主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周恩来年谱》没有直接提到这个记载的资料来源，但应该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乘第二架直升机外逃的三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活捉。后来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幕，主要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因为李伟信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唯一知情人。

当然，交代材料与回忆录不同。回忆录是在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作者没有压力，可以写得比较真实。而交代材料是在非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作者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往往不敢实话实说，所以对交代材料的真实性要打折扣。

不过现在主流的历史学者，都认为李伟信交代的这些材料虽然是“孤证”，但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所以《晚年周恩来》等书都采用《周恩来年谱》的这个记载，认为林彪是在1971年3月初授意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据文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文革十年史》写道：【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到苏州别墅，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3月18日，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李伟信等人汇聚在上海，3月21日，他们遵照叶群说的“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

（152）

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

周宇驰说：“(林彪)再过五、六年就差不多可以接班了，也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林彪)再过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

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

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

林立果说：“办法是搞掉B-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

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手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据林彪的意思，制定武装政变的计划。林立果说：“我看就叫‘五七一’，这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一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文革十年史》提供的细节，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他们分析了林彪接班问题的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毛泽东的威信高，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们认为林彪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和脆弱的;(二)他们的计划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争取“和平过渡”，另一方面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三)林立果说：是林彪让他们搞一个计划;林立果还说，他已经把他们研究的情况跟叶群说过。这也就是说，林彪和叶群都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林彪在1971年3月初下决心，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前面我们提到，在1970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过得去，那时林彪还没有想到搞“武装起义”。显然，在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促使林彪下决心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因此，这四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促成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关于这四个月的事情，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3）

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内，有几件事让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第一件事是毛泽东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叶群为什么写检讨信呢?这要回溯一下毛泽东对林彪亲信“四大金刚”的处理。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处理“四大金刚”的第一件事，是让周恩来和康生出面，代表中央找黄、吴、李、邱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给四人施加压力。据吴法宪回忆说：【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9月9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8月13日修宪小组会上与张春桥争吵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的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也说：“你在8月13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修宪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8月13日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9月12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154）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

我就对周恩来说：“8月13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

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周恩来的这两次谈话，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找他们“谈话”的，所以当吴法宪等人把怨气发在周恩来身上时，周恩来不高兴地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

当时被中央领导叫去“谈话”，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而且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四人相互揭发，“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这样一来，四人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毛泽东希望这四个人在压力之下，出于“自保”的心理而相互揭发，来保住自己。可是这四个人顶住了压力，在9月9日和12日的两次“谈话”中，都没有相互揭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能转用新的方式，“逼”这四个人写书面检讨。

在当时，口头检讨是比较轻的，意味着只是犯了比较轻的错误;而书面检讨则要重得多，就是意味着犯了严重的错误。吴法宪在庐山会议后期做过三次口头检讨，但没有做过书面检讨。9月16日，毛泽东把汪东兴的检讨信批“政治局传阅”，还让周恩来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去给林彪看。周恩来明确告诉林彪，毛泽东希望看到“黄、吴、李、邱”和汪东兴一样，写检讨信，做书面检讨。

（155）

毛泽东让周恩来直接找林彪谈，也是给林彪施加压力，他希望林彪为了“自保”，顺着毛泽东的话，亲自发话让“黄、吴、李、邱”做检讨。因为“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的。如果林彪亲自让他们做检讨的话，“黄、吴、李、邱”就会有被抛弃的感觉，毛泽东就可以把林彪与“黄、吴、李、邱”的联盟关系瓦解掉。

然而林彪没有“中计”，他没有出面与“黄、吴、李、邱”谈话，而是请周恩来去找“黄、吴、李、邱”谈话。周恩来找“黄、吴、李、邱”谈话，希望他们写个检讨。黄永胜坚决不肯检讨，李作鹏和邱会作也表示不检讨，只是吴法宪松动了。吴法宪在未与黄、李、邱等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检讨书，于9月29日送交毛泽东。

据汪东兴回忆说：【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叶群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但叶群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说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也作了批示，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吴法宪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给毛主席的检讨报告，确实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10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的报告批下来了，毛主席对他们两个人的检讨报告批得很严厉，劈头盖脑地打下来。】

（156）

据邱会作的回忆，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这大概是毛泽东向叶群表示，只要写个检讨，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于是叶群回来后写了一份书面检讨，10月12日交了上去。叶群写书面检讨，林彪应该是首肯的，因为这么大的事，叶群不与林彪商量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叶群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了她的检讨信，不但没有表示宽恕，反而在她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的批语。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两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毛泽东批示的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毛泽东批示的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批示的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他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说我们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关于毛泽东给叶群检讨信的批示，汪东兴回忆说：【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157）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邱会作有回忆说：【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信，毛主席都批给政治局阅。江青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对吴法宪和叶群的批示，如同在庐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一样的高兴，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张春桥在会上就叫服务员给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嚣张;姚文元也举杯向江青说;“我们向江青同志祝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示，尤其对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不给面子，实际上就是不给林彪面子，这对黄永胜震动很大，对黄、吴、李、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个批示，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敌我问题。”想起来当时我们也太天真了，毛主席连林彪都不想要了，我们还有什么举足轻重之处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批示，不给林彪面子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8）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一条批语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对毛泽东的这句批语，吴法宪感到不服气。其实毛泽东表面上是对着吴法宪说，实际上是对着林彪说的。

差不多一年后的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把这件事挑明了。毛泽东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问林彪“来了个突然袭击”，肯定是有目的，肯定心里有鬼。林彪的目的是什么?“鬼”是什么?毛泽东大致是清楚的，而吴法宪等人则不一定清楚。吴法宪等人只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并没有想过林彪的动机问题。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二条批语是：“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备吴法宪等人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搞倒张春桥的“借口”。9月19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让纪登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去等他，他要和这几个人谈话。这几个人毛泽东是比较信任的人，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其实是向他们“交底”。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病重住院，所以毛泽东没有叫谢富治。

据吴德回忆说：【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三个副词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吴德等人“交底”，是因为有些人本来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比如庐山会议上许世友等人跟着林彪集团揪张春桥和推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牌，反而站错了队，帮了林彪。

（159）

所以毛泽东这次要先向吴德等人交底，也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三点：(一)张春桥说的话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二)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是毛泽东亲自删掉的;(三)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这样一来，这些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去拥护毛泽东了，这就是：(一)支持张春桥;(二)反对三个副词;(三)反对设国家主席。

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亲自揭开了为什么找吴德等人谈话的“谜底”。毛泽东说：【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就不服，六十六军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泽东一到北京就找吴德等人谈话，是因为谢富治、吴德、吴忠等人不听“他们那一套”，这里的“他们”，显然是指林彪集团。毛泽东先向吴德等人“交底”，就是要事先把“不听他们那一套”的吴德、吴忠等人，完全彻底地团结到自己这一边。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三条批语，是：“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这话其实是针对林彪说的。林彪以为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因为不好意思薄众人的面子，只好违心地当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却是敢“反潮流”的人，敢于“一意孤行”违背多数人的意见。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他也不干。

至于叶群写检讨信，我们前面提到过，是因为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林彪本来是不肯检讨的，因为这有前车之鉴。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比较喜欢让别人检讨的。有人说毛泽东让别人检讨，是为了“捉弄人”，这种看法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儿戏化”了。毛泽东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没必要搞“捉弄人”的报复。

因为政治家搞“捉弄人”的报复，只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对毛泽东本人毫无益处可言。毛泽东让别人检讨的目的，其实是出于维护自己威信的目的。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法院起诉一个嫌疑人，而嫌疑人坚决不认罪。当然法院可以硬判嫌疑人有罪，但由于嫌疑人不认罪，不少人就会认为嫌疑人是被冤枉的，转而同情嫌疑人，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正。这样一来，法院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降低。

相反，如果嫌疑人自己认罪了，这时法院再判嫌疑人有罪，就不会有人同情嫌疑人，因为他自己都认罪了。在嫌疑人自己认罪的情况下，人们就认为法院对该人判罪是没有错的，法院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毛泽东要处分一个人，如果该人坚决不认错，虽说毛泽东可以依仗自己的权力，硬对该人进行处分。但这样的话，不少人就会认为该人被冤枉了，不仅同情该人，甚至还可能认为毛泽东的处分不公正。这样一来，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所降低。

相反，如果该人检讨了，自己认错了，这时毛泽东再处分该人，就不会有人同情该人，因为他自己都认错了。在该人自己认错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认为毛泽东对该人的处分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彭德怀和刘少奇。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因此有很多人同情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处理错了，党内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一直不断。而刘少奇则检讨了，认错了，把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部承认下来。刘少奇检讨书，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后来又向群众公布了。人们看到刘少奇的认错检讨书，自然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没有错，因为刘少奇本人也都认错了。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处理错了，毛泽东的威信得到了维护。

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威信是受了损失的;而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威信没有受损失，这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的态度有关。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反而使他在党内和群众中，间接地树立起他的威信。如果刘少奇也向彭德怀那样，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刘少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毛泽东在刘少奇坚持不认错的情况下，硬打倒刘少奇，自己的威信也会受到不小的损失。

（161）

当然嫌疑人都是不肯轻易认错的，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引导”，让嫌疑人感到只要认错了，就能得到宽大处理，这时候嫌疑人就会为了得到宽大处理，而主动认错，这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因此，在林彪问题上，毛泽东也希望林彪像刘少奇那样，自己认错，写检讨书，那么毛泽东处理林彪就会好办得多。可是林彪看到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坚持不认错，不肯检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叶群做了检讨，也是对毛泽东的一大帮助，所以毛泽东要引导叶群写检讨信。但是叶群的检讨信毛泽东不满意，因为她没有实质性地承认错误，所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写了不少严厉的批语。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一条批语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也就是说，叶群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正确，这就决定了她的检讨不能过关。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二条批语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这是批评叶群的人品性格，是很重的话。因为毛泽东把叶群的检讨信和他的批语发给政治局的众人传阅，人们看到毛泽东批评叶群的人品，就会使叶群在人们中间的威信大损，这也引发了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三条批语是：“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这是间接地讽刺林彪。因为林彪集团在“九大”上大获全胜，叶群和“四大金刚”都进入了政治局。所以毛泽东讽刺林彪在“九大”以后认为自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四条批语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因为林彪在文革中曾多次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读，只要读好毛主席著作就行。”因此毛泽东这里讽刺林彪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五条批语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这里也是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要读。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信的末尾写道：“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泽东说这句话，意思是林彪、叶群、还有黄、吴、李、邱等人，只要认错检讨，还是有出路的。希望他们赶紧检讨，争取宽大处理。

（162）

毛泽东自己说，他对付林彪的三项办法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毛泽东在吴法宪、叶群这些人的书面检查上加上严厉批评的批语，这就叫做“甩石头”。“甩石头”是为了打压对方的政治空间。以当时毛泽东的威信，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人，其他人就会自动疏远该人，甚至会主动检举揭发该人的问题，这样一来，该人在政治上就会被逐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二次“甩石头”，是1970年12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间接地批评了林彪，所以这也是一次对林彪的“甩石头”。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中共中央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石头”，甩到了全体党员中间。

毛泽东与斯诺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内容也很广泛，比如谈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他是说赞成搞计划生育的。下面摘录这段谈话如下：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毛泽东的第二个话题，是尼克松访华的问题，这个话题当时没有传达下去，我们放在后面分析。毛泽东的第三个话题，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下面摘录这段谈话如下：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163）

毛：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的时候。《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刘少奇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是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刘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

毛泽东这里说明文革初期要搞个人崇拜的原因，他指出：“那时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夺权，也就是夺“党权”、“宣传权”以及“地方行政高官的权”。而现在这些大权，毛泽东基本上夺过来了，因此也就不在需要再搞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继续说：【比如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 ， 伟 大 舵 手 ” ， “GreatTeacher ， GreatLeader ，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毛：不怎么样。斯：是不是好一点了?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

（164）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说“四个伟大”讨嫌，甚至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四个伟大”。斯诺不一定清楚“四个伟大”的含义，但只要是对政治敏感的中国人都清楚，“四个伟大”是林彪的象征。说“四个伟大”讨嫌，就是影射林彪讨嫌;说总有一天要去掉“四个伟大”，也就意味着总有一天要去掉林彪。毛泽东还说“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泽东这里说的“那一套”，显然是指林彪的那一套。林彪听到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这么绕着弯子奚落他，还把这些话大张旗鼓地传达到全体党员，不可能不产生忿怨。

毛泽东把这次与斯诺的谈话传达到基层，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让大家的思想转弯，给大家说明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人们有个朴素的疑问：在文革初期大张旗鼓地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不反对，为什么这时候又开始反对了?

因此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说，他当初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并且说，过去为了反对蒋介石，中共树立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他们不但不行，反而成了革命的阻力，所以毛泽东说“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这样一来，毛泽东借着这次谈话，把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传达给全体党员。这就是文革初期为了打倒刘少奇，搞个人崇拜是有必要的;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了，所以个人崇拜也就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毛泽东这次借着与外国人谈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全体党员，也是高明的一招。如果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做一次讲话，来解释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反而很不自然。

最后斯诺问毛泽东“党现在怎么样?”，毛泽东坦诚地说：“不怎么样。”毛泽东对当前党的状况，是相当不满意的，这也是毛泽东要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原因。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二项办法是“掺沙子”，首先是在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中，掺入非林彪派系的人。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是由叶群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五人组成的，这时林彪可以完全控制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毛泽东向军委办事组掺入谢富治和李德生两个人，不过此时林彪也还可以掌控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继续向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纪登奎和张才千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还准备让李先念也参加军委办事组，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而作罢。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此后叶剑英代替了林彪，成为除毛泽东之外，军队中权力最大的人。

再者，毛泽东对林彪的“挖墙角”，也并不是一次性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又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进行二轮“挖墙角”。

（165）

毛泽东要对林彪动手，就事先不得不做出各种防范，包括防范林彪集团搞政变。毛泽东要防范第一个重点是政治中心北京。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前，先拿掉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罗瑞卿，再拿掉独霸一方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再改组北京军区。

文革前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杨勇，政委为廖汉生。杨勇与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因此，毛泽东以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为由，1966年5月成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组成的首都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北京卫戍区。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林彪，对北京周边的军队进行了调配，防止刘少奇的死党铤而走险。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著名《五一八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件事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毛泽东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6年5月做好军事部署之后，1966年8月亲自写《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举拿掉刘少奇。毛泽东在拿掉毫无兵权的刘少奇之前，还要对北京地区进行防范性的军事部署，那么毛泽东这次拿掉对军队有很大影响力的林彪，在此之前肯定要进行一些预防措施。

1970年12月，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将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撤职，换上毛泽东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掌管北京军区。

林彪从上次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之事得到了经验，认为毛泽东这次改组北京军区，就是针对他林彪来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要对他动手的前兆。因此，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加剧了林彪的危机感，促使他做出制定暗杀毛泽东《五七一工程》的决定。

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也是用“甩石头”的办法，第一步是制造石头。1970年l1月16日，中央做出《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该指示说：“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毛泽东通过中央文件，号召高官们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这样对陈伯达的揭发材料，就成为毛泽东进行“甩石头”的石头。果然，该中央文件发下去不久，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就送上来一份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66）

该报告说：【据我们知道，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北京军区负责人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三十八军的这份揭发报告，正是毛泽东想要的。于是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块石头甩出去，在这份揭发报告上批示说：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北京军区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这里提到林彪对陈伯达“有意见”，这应该是强加给林彪的。毛泽东这么说，是要把林彪和陈伯达分开来处理，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各个击破”手法。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借着三十八军的揭发报告，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实施第二步的“挖墙脚”。

据邱会作回忆说：【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

邱会作这里也说，毛泽东召开华北会议，是针对林彪的，改组北京军区，是为了北京的安全。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

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

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167）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他们，经过华北会议之后都下台了。】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江青提出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幕后人”显然就是林彪，而“轿夫”显然就是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周恩来没有支持江青，而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压江青。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因为毛泽东的指示中，只有批陈伯达，并没有批“幕后人和轿夫”。周恩来这里偏袒了林彪。

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回忆说：【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其实李雪峰和郑维山，并非林彪死党，但由于李雪峰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而且在庐山会议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李雪峰没有反对陈伯达的发言。据吴德回忆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为什么你们华北组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李雪峰的这种态度，当然被毛泽东怀疑是陈伯达的重要支持者。

另外，被说成是“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又是李雪峰的秘书起草的，这些事都让毛泽东对李雪峰产生怀疑。至于李雪峰派秘书去烧文件，这就更让人怀疑了。因此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李雪峰被打成林彪死党，开除了党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认定李雪峰与林彪无关，给他平反，恢复党籍，并安排了工作。

（168）

关于华北会议，李作鹏也回忆说：【1970年12月，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这个会议的起由，是三十八军的《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引起的。华北会议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和我负责会议的日常具体工作。

黄永胜看到毛主席亲笔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后次序(依次为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李作鹏)，征求我的意见：“工作怎么搞法?”

我说：“最好由李、纪牵头，我们协助。如果他俩不愿牵头，那你就应多尊重他俩的意见，挺身而出，大胆工作，绝对不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

黄永胜说:“难哪!”

我又说：“遇事多向总理请示。”黄永胜表示同意。

华北会议采取小组会议、中型会议、全体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是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的错误。毛主席决定李雪峰、郑维山隔离审查，北京军区由李德生、纪登奎领导。】

据李作鹏回忆，在华北会议上，黄永胜排名已经在李德生和纪登奎之后了。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而李德生只是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的组员，毛泽东把黄永胜排在李德生之后，意味着黄永胜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对此，吴法宪也回忆说：【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毛泽东看看黄永胜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11月13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关于华北会议的情况，邱会作还回忆说：【华北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总结，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毛主席称赞华北会议开得好，解决了主要问题。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江青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不像话，动辄训人，甚至骂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无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问题也要撤销职务，是不妥的。当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郑维山就不重要了。】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在文革后期是一个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是怎么看上李德生的呢?

（169）

《李德生回忆录》说：【毛泽东选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单从李德生在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不是单看文字报告就确定的。毛泽东从许多方面调查情况，多次当面考察，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过：“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

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两次当面考察李德生的情况。第一次是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的编组名单，当他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

毛泽东虽然在多次文字报告中，熟悉了李德生领导的十二军在安徽“三支两军”的情况，却未见其人。周恩来当即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

周恩来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也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对一位列席人员、一位军长感兴趣，不由得回过头来看李德生是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当着众多参会人员，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毛泽东确实不认识李德生，而李德生当然认识毛泽东。他对于毛泽东的点名，也感到有点意外。

毛泽东再次发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

李德生大声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李德生回答：“52岁。

两个月前，毛泽东亲自决定转发十二军制止武斗的经验，现在他还要直接听听李德生的看法，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人们掉转目光，准备听李德生介绍经验，不料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

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已经讲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引导到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在宣布编组名单的时候，出现毛泽东同列席人员这样大段对话，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泽东提拔李德生，并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部下，甚至毛泽东一直不认识他。李德生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历史上与毛泽东没有特殊关系。作为一个领导人，提拔重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担当至关重要的职务，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可见毛泽东是胆大的人。

（170）

《李德生回忆录》说：【毛泽东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谈话，是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宣布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结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宽宽的额头，微微谢顶。他端庄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泽东看到这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负过6次伤的老红军战士，正值壮年，体魄魁梧，红光满面，风华正茂，当时年已76岁的毛泽东不禁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

比李德生年长23岁的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

毛泽东在两次与李德生见面之后，就决定重用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这次改组北京军区时，毛泽东又大胆地启用李德生担当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对此《李德生回忆录》说：【1970年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第二天，12月20日，就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了一下安徽的情况。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了。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李德生想：如果不管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少兼一个职务了。

不料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据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这也就是说，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没有和林彪商量过，毛泽东只和周恩来商量过，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心已经很重。

林彪得知毛泽东不跟自己商量，就任命李德生为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当然让林彪非常不满。因为林彪名义上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居然不通过林彪，可见林彪的实权已经被剥夺了。这也是促使林彪下决定制定《五七一工程》的原因。

自从毛泽东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北京军区等军队下层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可是中央军委还没有动静，这是因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没有做出搞“批陈整风”的指示，林彪这是明显地抵制毛泽东的“批陈整风”运动。林彪抵制“批陈整风”，这就让他的亲信“四大金刚”为难了。

这时候，林彪采取了“超然”的做法，就是不对“四大金刚”做指示，让他们凭自己的想法去自行其事。林彪这种“超然”的做法也是高明的，如果此时林彪继续给“四大金刚”做指示，一来正好给别人抓住把柄，说他们搞小集团，二来也让“四大金刚”为难。

如果林彪指示“四大金刚”不搞“批陈整风”，显然与毛泽东的指示相抵触。如果“四大金刚”不执行林彪的指示，那是不给林彪面子;执行林彪的指示，又要得罪毛泽东，所以他们将非常为难。所以林彪这时不做指示，任凭“四大金刚”自己行事，反而给“四大金刚”减少了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在“批陈整风”的问题上，“四大金刚”也很知趣，也不去向林彪请示，这样双方都可以避免尴尬和为难。不过“四大金刚”与林彪不同，他们并不想彻底得罪毛泽东，还想给自己留后路，所以就不得不搞一些象征性的“批陈整风”，以便向毛泽东那边交差。

为此，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考虑召集军队高官开一次“批陈整风”的军委座谈会，做出一个“批陈整风”的样子，企图以此向毛泽东交差，“蒙混过关”。因为此时林彪已不对他们做指示，黄永胜就与其他几个“金刚”商量。

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

我认为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的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日期就定下来了。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军委座谈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首长和负责人，近一百五十人参加。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黄永胜在开幕式上讲什么话，又是一场争论。

（172）

我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首先要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现在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限，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

我对黄永胜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彪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永胜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彪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我说：“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

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据邱会作回忆，此时四大金刚内部已经出现意见分歧，邱会作认为他们几个人应该赶紧做自我批评，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自己“解放”自己，可是黄永胜等人不同意。黄永胜是坚定支持林彪的，坚持要顾全“大局”，也就是不能只顾自己“解放”自己，而背叛林彪。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不能涉及别人”，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林彪和叶群。因为黄永胜的意见占上风，邱会作只得“少数服从多数”。

邱会作还回忆说：【就庐山问题来说，我始终是心情沉重的。因为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如果问题升级涉及到林总，就是党内大局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

邱会作这里说“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纵观林彪的历史，他是很少主动整人的，极少不点名地批评别人，因此大家都对他口碑不错。林彪批判彭德怀和刘少奇，那是为了拥戴毛泽东，并不算林彪主动要整彭德怀和刘少奇。

（173）

如果林彪是康生那样喜欢整人的性格，那么林彪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毛泽东还不会太在意。而有“不整人”口碑的林彪，这次却一反常态地主动批评张春桥，就让毛泽东感到不寻常，以至于认为“有鬼”。

邱会作说“林彪的政治生命就取决于毛泽东的一句话”，这话也不对。林彪的斗争技术大大高于邱会作这些人，毛泽东不可能一句话决定林彪的政治命运，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双方都有胜负的可能。毛泽东如果把林彪搞成“彭德怀第二”，毛泽东也不算胜利，因为打倒彭德怀使毛泽东的威信受到相当的损失。毛泽东并不希望用自己损失很大威信的代价，来换取打倒林彪。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军委座谈会2月15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黄永胜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

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在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

接着黄永胜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讨论是不是检讨的问题时，完全没有向林彪请示汇报，也没有跟叶群商量。“四大金刚”不向林彪请示汇报，他们少为难，林彪也少为难，双方心照不宣。“四大金刚”只是跟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服了黄永胜做检讨，于是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就可以一起跟着做检讨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1971年4月19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永胜的房子里，黄永胜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

我说：“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

（174）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2月20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前面邱会作提到，他和黄永胜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黄永胜他们吃不准毛泽东对林彪的最后态度，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的处分，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彻底打倒;第二种是像1958年处理周恩来那样，在一段时间内把周恩来整得够呛，但最后又让周恩来过关了，周恩来又官复原职，重新掌权了。

如果是彻底打倒林彪的第一种情况，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与林彪彻底决裂，反戈一击，就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但如果是林彪最后过关的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那就要彻底得罪林彪。等以后林彪官复原职，重新掌权，林彪能放过他们几个吗?那时候林彪肯定会像整倒杨成武那样，把他们几个全整倒，而毛泽东也不会救他们。

因此，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既可能是一步好棋，也可能是一步臭棋，这全取决于毛泽东最后将怎么处置林彪。黄永胜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尽管对林彪不满，要整一整林彪，但最后还是要让林彪过关的，毕竟他们是“亲密战友”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林彪的结局将是第二种的“最后过关”。当年高岗试图扳倒刘少奇，也是没有看出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不满，在那时只是想把刘少奇整一下，最后还是要让刘少奇过关的。

黄永胜等人基于林彪将“最后过关”的假设，那么他们现在的明智做法，就是尽可能不要得罪林彪。所以黄永胜等人，就想在军委座谈会象征性地批一下陈伯达，向毛泽东“交个差”，试图蒙混过关。因为他们做检查将要牵扯到林彪，既然他们认为毛泽东最后是要让林彪过关的，那么毛泽东就会让他们也过关。可以没想到毛泽东根本不让他们过关，这似乎也就是不想让林彪过关了。

这下黄永胜等人着急了，赶紧准备做检讨，写检查。因为毛泽东表示要给他们出路，他们还很感激毛泽东。

邱会作回忆说：【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会后，黄永胜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1971年2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理在会上说：“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跟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毛远新又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少奇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永胜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倒是要问：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176）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的检讨，是林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批评吴、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错误，因为黄永胜前期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没有发言，所以黄永胜对“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是没有错误的。也因为如此，黄永胜不肯检讨。因为黄永胜一检讨，错误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单纯是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了。

这时周恩来把问题的实质“点穿了”，周恩来说：“在会上有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批评的已经不单单是“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扩大为是“宗派主义”的问题。黄永胜听到周恩来这么说，只得检讨了。所谓“宗派主义”，用古代的话就是“结党营私”，搞小集团帮派活动。因此，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检讨时，江青集团的人就不再批他们“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把问题转为批判他们的小集团帮派活动。

康生还算是就事论事地说：“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张春桥就开始上纲说：“军委办事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毛远新更是扣大帽子说：“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这次会上毛远新的发言是耐人寻味的。邱会作说：“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因为“未遂政变”这么重的话，毛远新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暗示，是不敢随便说的。特别是毛远新说：“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要用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这句话，几乎是说林彪是另外一个司令部，要像打倒刘少奇那样把林彪打倒。

毛远新的话，意在威吓“四大金刚”，让他们知道如果再继续留在林彪的司令部，就要重蹈刘少奇的下场。张春桥也说：“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然而黄、吴、李、邱四人并没有被吓住，黄永胜反驳说：“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黄永胜这么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公开讲话，还是“批陈整风”，并提到过“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出面替林彪集团打圆场，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为准。”周恩来的话，婉言否定了毛远新说的“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提法，因为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公开讲话。

（177）

虽说黄永胜在这次会上还表现出“扛得住”的样子，但他们四人的心中越来越慌张和动摇起来。据邱会作回忆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4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一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

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这次会后曾想向林彪汇报，但邱会作反对说“向林总汇报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其他人也同意了邱会作的看法，于是他们就没有去向林彪汇报，而是请周恩来跟他们谈话，向周恩来求援。有人说林彪搞政变，应该动用他的“四大金刚”，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四大金刚”都已经“躲着”林彪了，他们在会上挨批，毛远新说出“另一个司令部”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不去向林彪汇报，甚至连叶群都不通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怎么能动用“四大金刚”呢?因此，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用“四大金刚”了。

邱会作四人统一认识之后，黄永胜在会上作了一次检讨，他主要说：(一)承认他们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二)承认在庐山会议上，陈、吴、李、邱在一起，长时间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三)承认开幕式上林彪讲话之后，叶群和他们谈过“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

这是“四大金刚”在检讨中，第一次提到叶群。这次提到叶群，下一次就有可能提到林彪了，这也是“四大金刚”动摇的表现。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了一次话。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接着说：“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178）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的三个统一。

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黄永胜怕吵起来，就说：“今天不谈了。”

过了几天，大家又在一块谈，这次主要是谈吴法宪新写的检讨稿。吴法宪向大家读了一遍，然后黄永胜让我们发言。我说：“稿子写得很‘文气’。”

李作鹏很生气地说：“什么‘文气’，应当是‘憋气’，这是什么检讨稿?”

黄永胜赶紧说好话，他说：“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帮助。老吴的稿子是一定会写好的。”

吴法宪听了李作鹏的话，手拿着他的稿子，抱着一个皮包，起来就走了。吴法宪边走边说：“我的稿子好坏，我自己负责。你们不要为我操心了。”

吴法宪走了，我们也就没有谈下去了。黄永胜最后说：“看来在一起要谈得好，是不可能的了。在一起不仅谈不好，还容易伤和气。”

从此以后我们四人，就没有再在一起谈检讨报告的事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之间的团结从此也开始瓦解了，他们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检讨，不再相互商量了。而且，指导他们写检讨的是周恩来，他们写的检讨事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说可以之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他们四人写的检讨，事先都没有给林彪看过，他们也不敢给林彪看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黄永胜、李作鹏和我，在3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我的检查报告写好后，于1971年3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转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黄永胜、李作鹏和我的检讨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主席的批示是：“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检讨写得一般，但满足了毛主席的心愿。1971年3月24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179）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我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我们进去的人微笑招手。我们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我们坐好之后，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

原来坚持不肯写书面检讨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这次也写了书面检讨，也就是向毛泽东这边靠拢了，毛泽东比较满意，因为这是孤立林彪的第一步。于是毛泽东趁热打铁，亲自召见“四大金刚”，进一步拉他们一下。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立即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

毛主席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央准备开会一次会，要让黄永胜等人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答应了这个条件。林彪是黄永胜等人的直接领导人，按照一般的惯例，自己的部下犯了错误，领导人也应该做相应的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一旦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那么他们的上司林彪不做自我批评，就说不过去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做检讨，就是“逼”林彪做检讨的第一步。

另外，毛泽东还安慰这几个人说，犯了错误也不要怕。毛泽东说到犯错误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自己”犯错误，第二个是“为革命”犯错误。所谓“为革命”犯错误，就是好心办坏事。毛泽东说一个人不应该怕犯错误，否则就会畏缩不敢工作。毛泽东还用自己的例子证明，如果当年他们害怕犯错误，也就不可能上井冈山了。

（180）

关于毛泽东在召见他们时所说的话，邱会作接着回忆说：【接着，毛主席手持报告，对着我说：“这个报告(指我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写的。

对我的回答， 毛主席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好像还要说别的什么似的。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主席的突而其来之语，全场都震惊了，我反应还算快，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周总理对我非常满意，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

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关于毛泽东召见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说：“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

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

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

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

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

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表示出对“四大金刚”相当友好的态度，甚至开玩笑说“邱会作的字写得好，我死后你可以当主席”。这个玩笑就使紧张的气氛活跃起来，让他们感到一种在自己人圈子里谈话的轻松气氛。毛泽东要让“四大金刚”感到，毛泽东对他们是很好的，只要他们离开林彪，毛泽东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181）

毛泽东召见“四大金刚”的中心目的，是让周恩来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这一方面是向林彪“示威”，意思是：你看，你的四大金刚已经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检讨了，他们已经站到我这边来了。这自然会让林彪感到空前的孤立;另一方面是向林彪“施压”，毛泽东希望林彪在这样的压力下投降，也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只要林彪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好走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1971年3月29日，周总理领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由北京乘专列火车到北戴河去了。我们到北戴河，得到最为热情的接待。叶群亲自到北戴河车站去迎接周总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总理、黄永胜各单独住一栋楼，吴、李、邱、李、纪等五人，住在空军疗养院。晚上，黄、吴同叶群谈话去了，其余的人都同总理一起，在他的住处看电影。

4月1日下午3时，林总主持了在他的住处举行的汇报会议。那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总理到了之后，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林要周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

在叶群引导之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林总主持了汇报会，他简单干脆地说：“欢迎总理讲话。”

会议开始时，叶群还在走来走去，林副主席用严肃的口吻说：“叶群，你坐下来听总理讲话。”

周总理说：“毛主席要我领他们几位，到这里来向林副主席汇报和请示中央要召集一次会议的问题。主席说，庐山会议的问题到现在都有半年多了，本来问题已经处理了，但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还需要做一次处理。”

另外，总理还谈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周总理说完之后，他要黄永胜简要说一下战备工作方面的问题。黄永胜说完之后，李德生和纪登奎也作了汇报，周总理又要我简要说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

最后，林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庐山会议后半年多来，批陈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完全赞同。国内的工作很有成绩，国际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战备工作有成绩，国防工业生产情况良好，都是好事。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前进。”

林总还说：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林总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

在林总住处开完会之后，我们即上原来的专列火车回北京，叶群到车站欢送周总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182）

关于这次北戴河之行，吴法宪也回忆说：【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10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列，我坐这样的专列还是头一次。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

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过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

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

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林彪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林彪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2时，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10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周恩来这次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是林彪事件中的一场重头戏，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83）

周恩来带着黄、吴、李、邱等人的北戴河之行，前面摘录了当事人邱会作和吴法宪的回忆，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在毛泽东接见吴法宪等人时，临别之际毛泽东对吴法宪说：“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吴法宪回答：“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毛泽东让吴法宪当面向林彪认错，这是让林彪难堪的事。因为林彪反张春桥的讲话，就是根据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来的。如果吴法宪本人认错了，那么林彪的那个讲话，自然也就是错了，这就是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林彪的讲话是“毛”，吴法宪的争论是“皮”。

可是吴法宪到了林彪面前，却又没有向林彪认错，这样就避免了林彪的一次难堪，算是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没有对林彪反戈一击。可是吴法宪答应过毛泽东“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样一来，他就对毛泽东失言了。对于吴法宪这种半路出家搞政治的人来说，夹在两位政治巨人之间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二)吴法宪没有兑现他对毛泽东的许诺，周恩来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吴法宪回忆说，他在列车上和周恩来谈话时，对他的检查上写要不要写林立果《讲用报告》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吴法宪说：“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吴法宪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写了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满意，林彪不满意;不写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林彪满意，毛泽东不满意。吴法宪请教周恩来：我是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写呢?还是应该站在林彪一边，不写?

这时周恩来立即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周恩来劝吴法宪做出“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吴法宪信任周恩来，就按照周恩来的话去做了，检讨报告上没有写林立果的问题。同时，吴法宪在向林彪当面认错的问题上，也根据周恩来的启发，做出了“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也就是没有认错。

周恩来显然是偏袒林彪的，如果他怂恿吴法宪在检讨报告上揭发林立果的问题，把林彪的问题扩大到庐山会议之外，就会进一步把林彪推入窘境，林彪事件的发展也会大不一样。周恩来对他的偏袒，林彪也是心知肚明的，他暗暗感谢周恩来。

(三)林彪对周恩来的感谢之情，外人也能看得出来。邱会作说：“那天相当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儿。林要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在叶群引导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184）

林彪知道，周恩来虽说是中立态度，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是站在林彪的一边。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一定要与周恩来搞好关系，于是有上述的一幕。跻身政治局的高官们都已经看出，这次毛泽东要“整”林彪，很多人都不敢和林彪来往了，连“四大金刚”都躲着林彪。此时，周恩来表现出与林彪“关系亲切”，那就是对一种林彪无声的支援。

(四)林彪只是泛泛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既没有自我批评说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错，也没有批评吴法宪等人。林彪只是说吴法宪等人“无心插柳柳成行，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其实是为吴法宪等人辩解，根本算不上批评。

(五)林彪没表示参加将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对“批陈整风”运动更没有任何表示，这等于是对毛泽东的无声抵制。

(六)林彪没有召见“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也没有提出要见林彪，双方都在“避嫌”。吴法宪说：“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

邱会作说：“毛主席派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林彪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据另一位当事人李德生回忆说：【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一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林彪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据李德生说，周恩来带他们去见林彪，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是让林彪表态认错，第二是让林彪出席会议。可是林彪既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因此毛泽东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周恩来一行人从林彪那里回来之后，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4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里，又一次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周总理领黄永胜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谈后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

（185）

我们走进毛主席住处时，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李、邱写的检讨报告。我们坐好之后，静候毛主席说话。毛主席首先说：“在北戴河挨骂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总批评之意)

黄永胜很聪明，脑子反应很快，按照主席的思路，为取悦主席，黄永胜立即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主席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前者用来打错误的东西，是思想武器;后者用来打敌人，是战斗武器。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批评也是一样的，可以用来打错误的东西，也可以伤自己人。”

接着毛主席的谈话进入了正题，一口气说了三个问题：第一点说的是路线问题，第二点说的是批陈整风问题，第三点说的是陈伯达问题。然后主席说：“你们几个人的报告(黄、李、邱)我都看了，报告写得都好。我批的是(手拿黄的报告，照念的)：报告写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后就是实践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后，又说：“你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

周总理说：“完全拥护主席对黄永胜等五位同志的报告的批示，这是毛主席的重大决策。”

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黄、吴、李、邱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可以说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从庐山会议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在此期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坐卧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之后，问题解决了，哪有不高兴之理?】

这次毛泽东召见，主要是想了解黄、吴、李、邱到北戴河的情况。毛泽东首先问：“在北戴河挨(林彪的)骂了吧?”如果林彪骂他的“四大金刚”，那就是林彪投降了，可是林彪并没有骂他的“四大金刚”。如果把此事如实说了，毛泽东肯定不高兴。此时黄永胜巧妙地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就让毛泽东误以为林彪批评他们了，因此“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这就让黄、吴、李、邱大为高兴，以为他们已经过关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其实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当时被黄永胜忽悠了，误以为林彪骂了他的“四大金刚”，这就说明林彪已经投降了，所以毛泽东也就放过黄、吴、李、邱了。可是很快毛泽东就知道了实情，林彪并没有骂“四大金刚”，这就是说林彪还没有投降，“四大金刚”当然也就不能放过了。

前面提到，毛泽东说“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很好’，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不够，要再补写一个。”因此吴法宪在毛泽东接见他们之后，马上赶写检讨报告。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道歉的话。

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

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

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

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

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李、邱的批示)是一样的，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

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据吴法宪回忆，他在最后一次写检讨的时候，曾经写了向张春桥道歉的话，这样就是完全认错，完全认输了。然而其他几个“金刚”，不同意吴法宪向张春桥道歉，最后吴法宪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删去了对张春桥道歉的话。吴法宪听从了其他三人的话，这就意味着他陷入林彪集团拔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吴法宪在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亲收”，可是却通过机要部门先送到周恩来那里，这就体现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吴法宪请周恩来看过之后再转呈毛泽东，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得到周恩来指点。

（187）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批示之后，也立即让邱会作打电话通知吴法宪，并安慰他“不要有想法”。这样一来，吴法宪就更加信任周恩来了。“四大金刚”从林彪门下，转到了周恩来的门下。

1971年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大军区负责人，共99人参加了会议。据邱会作回忆说：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批陈整风”，实际上是和江青一伙的较量，因此整个会议过程都斗争得很激烈。

4月14日晚上，政治局检查“批陈整风”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已经印发的文件，只有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印发。这样，会议很自然就会从批“黄、吴、叶、李、邱”开始，而不会从批陈伯达开始了，会议批判的目标变了。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着急了。总理问张春桥说：“为什么不先印发批陈的文件，而只印发他们的检讨报告?现在立即赶印批陈文件，并通知各小组照原定计划办。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主要形式是小组会，因此控制小组会的导向成了主要斗争场所。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江青一伙的姚文元、毛远新、徐景贤等人，窜到各小组发言，他们说：“这次会议不是‘批准’检讨，而是‘听取’检讨。要是前者就不用开会了，印发他们的检讨就行了。”

他们一个劲煽动，要大家逼着黄、吴、叶、李、邱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认为陈伯达已经打倒了，继续批判毫无意思。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组来游说了半天，姚文元讲话之后，胡炜等热烈响应他的讲话。然后，粟裕、邓颖超先后发言：“主席的批示(对黄永胜检讨报告‘很好’的批示)，就是我们会议的指导思想，另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胡炜说：“在小组会发言，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粟裕说：“我们的小组会，可以与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

邓颖超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与毛主席批示相违背的任何东西!”

气氛紧张了，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小组召集人冼恒汉只好宣布：停会看文件。

我把小组会情况，特别把姚、粟、邓、胡等人的发言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4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明确了如下两点：(一)会议只能提批陈。(二)从庐山会议以来，毛主席没有说过的话，不要说。

（188）

我所在的西北小组，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总理的指示，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总理的指示。在小组会上，姚文元向我挑战说：“邱副总长，你是不是也像在庐山会议开始时那样，同我们说点内情嘛。”

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喝茶，我在小组会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着我发言，我就是不开口，会议已形成了僵局。

这时邓颖超走出会场去叫总理，总理来后，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要批陈，这是首要的!会上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是批判。”

总理说完就走了。姚文元看总理动真格的了，他也不说话了。】

据邱会作回忆，会议开始时，只印发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如果这样开会，这次会议就变成对黄、吴、叶、李、邱的批判会了。这时是周恩来挽回了局面，赶印出“批陈整风”文件，并作出明确指示：“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另外在邱会作遭到姚文元等人攻击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支持邱会作，扭转了局面，控制了会议的大方向。

吴法宪也回忆说：【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当时，让我感动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新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新人，积极性蛮高。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

（189）

周恩来本希望调节毛泽东和林彪双方讲和，可是毛、林谁都不肯让步，这样周恩来的斡旋也就失败了。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

我说：“是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

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

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周恩来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林彪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总得知吴法宪被迫害的消息，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了。叶群由西郊机场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并且游走了两、三个小组。叶群在各小组都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我们都回来了。”林总回京后，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总理知道林总回到北京，很高兴。周总理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会议期间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使会议开成一个真正团结的会，说穿了就是调节好主席和林彪的关系。

为此，24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主席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190）

据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林彪本来是不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可是当林彪听说会上有人要揪吴法宪时，他立即赶回北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亲自出面支持吴法宪。因为吴法宪一旦倒台崩溃，那么林彪也就差不多了。由于揪吴法宪的事情被周恩来压下去了，所以林彪也就没有出面。

关于这次会议以后的事，吴法宪回忆说：【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们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4月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

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

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对此邱会作也回忆说：【林总对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对主席的思想、意志了解，对主席的个性也了解。我们则一无所知，总把主席当成神圣的领袖。庐山的事，林总对主席远了，其实对我们也远了。林总深知只要把问题摊开了，在毛、林之间，不论谁是谁非，我们肯定会选择毛。所以林总对我们也不说话了，不向我们提任何建议。

“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总理来到京西宾馆，深情地对我们说：“还是要振作精神，我还指望你们一起工作呢。没有你们我是寸步难行呀!”

因为我们同总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点，我说：“他们在会上的做法，比庐山厉害得多，我们反他们的宗派没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我说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时，黄永胜坐在沙发里伤心得落了泪，他这天还正好发烧，带病去挨“板子”。总理看见黄永胜那么难过，就过去拉黄永胜说：“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其实，总理是眼见肚明的。】

（191）

本来毛泽东安排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是由林彪主持的，这就像当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他手下的大将彭真一样。可是这次林彪不肯出席会议，所以只得由周恩来主持了。不过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会议的特权，在这次会上保护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把斗争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四大金刚”要不是周恩来的出手庇护，当场就被众人哄倒了。

周恩来在会议最后代表中央作总结讲话时，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黄、吴、李、邱点名批评，也对叶群点名批评了。但周恩来批评的调子是缓和的，只是说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周恩来特别提到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检讨的批示：“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同时周恩来也婉言为林彪说话，他谈到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时，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周恩来还为林彪的“天才论”做开脱，说：“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最高最活’的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

林彪的“四大金刚”也把周恩来当成自己人了，据邱会作回忆，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公然在周恩来面前抱怨江青等人，黄永胜还在周恩来面前委屈地落泪。他们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信任的关系，是不敢这么说话的。

黄永胜等人感到委屈，是因为他们夹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很难受。整个庐山会议的问题，都是由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引起的。因为林彪不检讨不认错，毛泽东只好把黄永胜等人当成“李代桃僵”。黄永胜等人再检讨，而林彪不认错不检讨，这件事情也结束不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就想劝说林彪做个检讨，把这件事情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针对当时的情况，我同黄永胜交换过一次意见。我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比庐山上还高了。”

黄永胜说：“对我们抓住不放，同在庐山上是差不多的。”
我说：“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么?”
黄永胜说：“要我们做自我批评。”

我说：“我们的自我批评是需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帅的态度。我看，林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黄永胜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谁能开这个口呢?”

我说：“我看你就能开口。为慎重起见，可以先向叶群说，如果说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说。”

黄永胜当时情绪还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过了大约三天，黄永胜主动对我说：“北戴河回话了。”

叶群传达了林总对黄永胜建议的回答。

林总说：“(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上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

（192）

(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

(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最后，林总还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

黄永胜要我去把林总的话，向周总理汇报。我把黄永胜的建议和林总回答，都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其余什么也没有说。】

邱会作等人希望林彪做一个自我检讨，认个错，这样就可以减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可是林彪却不肯检讨认错。林彪说了他的理由：(一)林彪认为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没有什么可自责的”，还说毛泽东同意并且知道他的讲话要点;(二)林彪认为，“他们”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三)林彪认为，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第一点林彪似乎是说，他的讲话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这里林彪有点强词夺理了。如果林彪要征求毛泽东的批准，就要事先给毛泽东看他的讲话稿。因为这种长篇讲话，只看“要点”，是看不出来问题的。只有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讲话稿，才存在批准或不批准的问题。

林彪事前并没有给毛泽东看讲话稿，毛泽东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怎么能谈得上批准或不批准呢?

第二点林彪说的“他们”，显然就是指毛泽东了。林彪看出毛泽东想要从“我们”的检讨中，得到什么东西。林彪不便把这个“什么东西”点破，他让黄永胜等人自己去猜，可是黄永胜等人不但没有去猜，甚至没有细想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让他们检讨，就是在为他们下台铺垫道路。因此林彪想说的是，做检讨就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挖坟墓。

第三点林彪说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这点林彪是看破毛泽东的这盘棋，林彪看出来庐山问题，其实是联系到毛泽东要解决的接班人问题。不把他林彪搬掉，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就解决不了。可是黄永胜等人还以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根本没有想到林彪并不是毛泽东理想的接班人。比如邱会作说：“我们认为，如果说林彪在庐山的讲话不适合，甚至讲错了，希望毛、林之间谈一谈，消除误会就成了，他们当然还是‘亲密战友’。”

邱会作等人没有怀疑过毛、林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因此，他们还把林彪对他们的谈话，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也可见林彪的“四大金刚”对周恩来是完全信任的，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周总理听了邱会作的汇报，当然不好说什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说，只有自己去体会。

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之后，一直到1971年8月的近五个月时间里，一直太平无事，黄、吴、李、邱等人以为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而他们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开始启动他的地下部队，准备实施“五七一工程”了。

（193）

林彪知道毛泽东不是心胸狭隘的人，他看出来毛泽东要拿掉他，并不是源自个人恩怨，也不是因为林彪做了什么错事得罪了毛泽东。如果真是因为毛泽东怪罪林彪做了什么错事，那么林彪向毛泽东好好检讨一番，或者来个负荆请罪，凭着他们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原谅他的。

林彪对毛泽东是了解的，他意识到毛泽东与他的矛盾，是因为不能完成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想，甚者可以说林彪是毛泽东实现他理想和抱负的障碍。毛泽东要完成文化大革命，要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林彪就必须拿掉，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的时候，就下决心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当然也包括亲密战友林彪。

现在有不少令人思想混乱的观点，有人说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解决个人恩怨问题，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毛泽东“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那么怎么来解释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呢?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显然不符合“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

因此，从毛泽东发起文革，到林彪事件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不应用“个人恩怨”的观点来理解。从历史上来看，林彪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帮助都很大，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如果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理解林彪事件，就会越想越糊涂。只有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才能把毛、林斗争的实质看清楚。

关于林彪事件，还有一些令人思想混乱的观点，比如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道这件事。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凭想象。他们按照常理来推证，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林彪应该亲自指挥才对，而不是交给林立果这样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林彪没有亲自指挥这件事，所以就推论林彪不知情。

按照一般的常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如果林彪“不能”亲自指挥，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不得不把这个重任交给林立果。这里分析一下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的问题。

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是林彪自己招募的亲兵，而是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中央警卫团，也就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部分官兵。中共高官没有自己的亲兵或保镖，安全工作一律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这是中共的特点。这样一来，中央警卫团派去的警卫官兵，就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保卫高官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以监视高官的行动。

（194）

在正常的时候，警卫官兵当然是保卫高官的安全，可是当该高官出了“问题”后，那么中央警卫团就会对该高官身边的警卫官兵进行“换人”。换人之后的警卫官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监视该高官，一旦发现该高官有异常情况或异常活动，就立即向上级报告。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显然是进行过“换人”的。在林彪出逃的时候，他身边的警卫官兵不仅阻止林彪的坐车，甚至向林彪的坐车开枪。可想而知，此时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已经成为监视他的人了。

现在尚不清楚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是什么时候“换人”的，推测大概是在1971年初改组北京军区的前后。林彪当然知道他身边的警卫官兵被“换人”了，所以林彪也就清楚，自己已经被二十四小时监视了。

再看一下“指挥”的问题。一个将军要进行指挥，他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得到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做出指示;第二个条件是把指示下达到执行部队，部队按照将军的指示行动。所以林彪要亲自指挥，他也必须要有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的途径。

那么林彪怎么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呢?第一种方式是用秘密电台，林彪当然不可能自己架设电台;第二种方式是用电话。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都被“换人”了，那么林彪的电话肯定也被监听了，所以林彪要是用电话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那就等于是找死，因此电话是不能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直接通过人来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如果有人频繁地来找林彪密谈，这个情况马上会被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报告上去，这个人一出门就会被盯上，林彪的计划很快就会暴露。

由上所述，林彪既不能用电台和电话联系，也不能使用一般的人来进行联系。唯一可以与林彪频繁接触，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人，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因此，林彪把“五七一工程”交给林立果，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也体现了林彪的智慧，他居然在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的情况下，实施自己的计划。

另外，如果林立果没有特别的公事，而到全国各地频繁走动，也会被人怀疑，所以必须给林立果四处活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就是为林立果“选妃子”。

（195）

“选妃子”这个借口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来显得林立果这个人胸无大志，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也就不会有人特别注意他了;二来“选妃子”是要保密的，所以林立果神神秘秘的活动，被人们认为是为了“选妃子”，也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当然，林立果这场“选妃子”的幌子，也必须有个结果，所以林立果最后还真的选了一个“妃子”。但林立果对这个“妃子”并不感兴趣，没跟她说过几句话，更没有把她带走。还有，林立果外出的时候，经常身边带一、两个年轻女兵，这样就让别人感到林立果不过是个胸无大志好色之徒，不会把他与搞暗杀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

还有人说，林彪如果搞政变，应该动用掌握兵权的“四大金刚”，这样才符合常理。但这里的常理，又忽略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四大金刚”并不想跟林彪造反，他们早就躲着林彪了，这点前面提到过;第二件事是“四大金刚”已经被盯死了，毛泽东早就开始防备林彪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了。毛泽东在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毛泽东在那次南巡时，还亲自召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谈话。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巢，也是林彪唯一有可能染指的大军区。毛泽东对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丁盛立即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红心”，表示坚决跟着毛泽东走。“九一三”事件后，丁盛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更没有被认为是林彪死党，他依旧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综上所述，林彪既不可能亲自指挥搞暗杀，也不可能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唯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动用不被人们注意的林立果来实施这件事。林立果这支出其不意的奇兵，谁也没想到，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林彪敢于重用林立果出奇兵，可见林彪打仗确是有一套的。

1971年3月22日～24日，林立果等人在上海秘密起草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文件也可以看成是林彪武装起义的行动纲领。因为《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较长，我们放在附录里。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分析，将在后面进行。

（196）

附录：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1971年3月22日～24

日)

全文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
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
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

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197）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
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
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 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林彪事件（下）（198）(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三十四师◇借用力量：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黄永胜)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国外：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对内：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计划(2)力量

△指挥班子：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待

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2)》 *****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2)/林彪事件(199)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2)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3)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串联(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附录完】

（200）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伪造的，并对它的来历、笔迹等提出疑问。这里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并说：【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据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当事人王兰义(原空军学院军事教员)回忆说：【1971年4月初，原空军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宝文，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对林立果在我们院内的黑窝(俗称“小楼”)的卫生打扫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待小组”，由我带头。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们对林立果一伙进行过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接待期间，他们每晚经常10点以后来，住到次日上午10点以前走。

乘他们不在的时机，我们就进入小楼打扫卫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风放热。白天他们在时，偶尔也要我们准备饭菜给他们吃，饭菜都是由我和王治松、高文勇三个人在食堂监厨，做好后，由我们三人亲自送进小楼。

8月底至9月12日，这一次接待，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陈伦和(“联合舰队”成员)当面给我讲：“里面的卫生你们不要来打扫了，有事会找你们。送东西来，你们放在门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报纸，都是放在门口台阶上，用石头压住就离开。每次送饭都是先打电话送到门口，有几个女的在门口接住拿进去。这次接待期间，小楼里的人特别多，9月12日这一天，我亲眼看到的就达11个人，常住的有3个女的。车辆进进出出，比较频繁，好像很紧张。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院内停水停电。陈伦和出来，要我准备11个人的午餐，说是3个给首长吃，送进小楼来，8个放在食堂里吃。下午3点10分，我见小楼东边开出一辆伏尔加小车，车里面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表情都紧张。周宇驰还探头叫了我一声“老王”。

9月13日白天没人找，下班时我把报纸送到小楼门口，用一块石头压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报纸，看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楼送报纸，到了那里一看，一切都与昨天一样。我产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屋内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在另一个屋子的锅台上，还烧了一堆纸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总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乱，走得很急。

我赶快回到办公室，向王治松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凌晨4点，王治松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小楼恢复原状，把那两个本子拿出来。10月4日，我怕本子丢失，就拿回家里锁进皮箱。10月6日晚，我听了总政李主任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开了林彪的本来面目，我豁然醒悟，那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的，就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黑纲领，我要向党交出这个本子。午夜两点，我把本子亲手交给了殷政委。】

王兰义上交的红色拉链笔记本，就是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件。从王兰义回忆的情况来看，中央当初以为林立果只是作为家属跟随林彪外逃，并没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里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没有对林立果的“据点”进行搜查。王兰义在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之后，主动把笔记本交上去，这才发现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是自然的，并无造假的迹象。

还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迹不是于新野的，等等。其实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关键不在于笔迹等枝节问题，而是在它的内容这个根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大篇幅的攻击和谩骂毛泽东的内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假人肯定不敢这么放肆地骂毛泽东，除非是毛泽东下令自己骂自己。毛泽东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伪造说是不合理的。

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整理成文，只是一些条文的罗列，显得零乱，但在整体上，《五七一工程纪要》条理非常清楚，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来就说：“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

要搞一场政变，首先要对一些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和清醒的认识。这几个最基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都提到了，这就是：(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比较清楚和清醒的分析。下面就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

(一)关于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可能?

《纪要》提出武装起义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于群众的不满。《纪要》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纪要》还提出各类人的具体不满：

(1)高级干部的不满：文革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不满， 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满。

(2)农民的不满：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的不满：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4)原红卫兵的不满：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5)一般干部的不满：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6)工人的不满：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 受剥削。

《纪要》分析说，几乎所有的人对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满。把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作为武装起义和否定毛泽东的群众基础，这点是看得准的。

(二)关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必要?

《纪要》说：“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纪要》提出他们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这里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因此《纪要》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203）

《纪要》这里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林彪的口气，所以说“对我们不放心”。毛泽东对林立果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对林彪才会“不放心”。

对林彪的前途，《纪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选择束手被擒，要不然选择破釜沉舟。《纪要》说“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们选择了破釜沉舟的道路，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即搞“武装起义”有没有条件?

《纪要》说：“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纪要》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搞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可以与列宁当年搞城市暴动相比。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纪要》中说“经过几年准备”。可见这个“五七一工程”不是临时想起来的，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设想和准备了，所以才有“经过几年准备”之说。

(四)关于武装起义的“时机”，即在什么时候发起“武装起义”?

《纪要》说：“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纪要》分析认为：发起武装起义的“时机”，第一种是我方准备好了，这是主动发起;第二种是我方还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却要动手了。这时不管是否准备好，都要“破釜沉舟”地发起武装起义，这是被动发起。

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显然是属于“破釜沉舟”的第二种被动发起情况，因此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据《纪要》，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等着挨打，而是他们也在准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之前，毛泽东那边先动手了，所以才被动应战。

(五)关于武装起义的“力量”，即“武装起义”依靠什么力量?

《纪要》中分析了武装起义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第一种是“基本力量”，如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等;第二种是“借用力量”，如黄永胜的军委办事处，二十军、三十八军等。

这里应该注意，《纪要》中把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军委办事处，只是作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准备依靠黄永胜等“四大金刚”。

（204）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们提到国外的借用力量是苏联，《纪要》说：“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纪要》中的这句话，与后来林彪外逃苏联，是相吻合的。

(六)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七)关于武装起义的“实施要点”，即“武装起义”怎样实施?

《纪要》把“武装起义”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巩固扩大阶段。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纪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宫形式”、“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在后来的《纪要》实施过程中，他们最后用的是“特种手段”中的暗杀手段。

《纪要》还提出把张春桥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说：“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见，林彪集团把张春桥视为他们的重大威胁。

(八)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九)关于武装起义的“保密和纪律”，即“武装起义”怎样保密和严守纪律?

《纪要》说：“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见，《纪要》中也提出，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不成功便成仁”。后来周宇驰等人还真的发扬了“江田岛”精神，成仁了。

综上所述，《纪要》对武装起义搞政变，进行了条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制定《纪要》的人，头脑是相当清醒的。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困难，《纪要》举出三点主要困难：(一)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二)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

《纪要》分析的三个主要困难，是比较准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实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毛泽东“抹黑”。

所以，《纪要》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抹黑。《纪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各种“抹黑”，大致上都是来自《纪要》的思路。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这个《纪要》?现在的普遍说法认为《纪要》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仅仅是为了暗杀毛泽东，那么他们不应该写下和留下这种文字的证据。

因为暗杀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杀，暗杀的“首谋”为了“避嫌”，都极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证据，在暗杀过程中，策划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杀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杀，廖仲恺暗杀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证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杀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种文字证据，不管他的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暗杀失败了，林彪将背上一个搞暗杀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杀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成为威胁林彪的一个黑材料，因为林彪无法保证《纪要》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从搞暗杀的角度来看，留下《纪要》这样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单纯是搞暗杀的话，最好不搞《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

有人说《纪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么林立果就更没有必要搞《纪要》了。因为对于策划暗杀毛泽东来说，《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是一个累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纪要》不是为了暗杀毛泽东而搞的，它是为了政变而搞的，《纪要》是为了搞政变而做的舆论准备。《纪要》提出搞政变的概念是很明确的，暗杀只是政变的一个手段。

《纪要》中提出的政变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三)“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由《纪要》可见，他们提出的政变方式，第一种是利用高层开会时，隐蔽在周围的“联合舰队”成员突然冲入会场，将毛泽东等人控制住，一网打尽;第二种是先抓住江青、张春桥等人当人质，然后与毛泽东讲条件谈判，逼毛泽东就范;第三种才是搞暗杀等“特种手段”。

（206）

搞政变就必须要做舆论，而做舆论就要有文字性的东西，因此《纪要》就是为了政变而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是搞单纯的暗杀，还可以勉强说林立果背着林彪，私下搞暗杀活动;如果是搞政变，那么林立果是不可能背着林彪搞政变的。因此，说《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像不少书讲文革的事情，说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完全不知情。这样的书看起来，总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同样说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六)口号和纲领”以及“(八)政策和策略”两个部分中，《纪要》在这里提出他们搞政变的“合理性”。《纪要》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搞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搞社会主义才是正义的。因此《纪要》也煞有介事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这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反对刘少奇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理由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这里林彪也说反对毛泽东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林彪也说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声称毛泽东是“托派”，并把毛泽东麾下的江青集团，称为“笔杆子托派集团”。《纪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纪要》提出他们要推翻毛泽东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甚至说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207）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纪要》说毛泽东“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责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后来毛泽东批判林彪的时候，也把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批林批孔”，又反过来指责林彪搞孔孟之道。

《纪要》还提出他们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纪要》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大帽子“社会封建主义”，这也是模仿毛泽东给刘少奇扣一个“修正主义”，给苏联扣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过去曾经大肆吹捧过毛泽东，为此《纪要》解释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这里《纪要》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从而把过去林彪吹捧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支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纪要》提出的这些口号，可以说有一些号召力，但要凭这些推翻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封建暴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发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这个思路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有人把《纪要》说成是反毛的思想纲领。毛泽东真的是“封建暴君”吗?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文章的最后再谈。

仅仅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于是《纪要》也列举了一些“证据”，说：【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

（208）

【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单纯从表面现象来看，《纪要》列出的有些“证据”是存在的，但问题是《纪要》在这里有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为什么要“今天拉这个，明天打那个”?毛泽东做这些事的动机何在?

评价一件事，只看表面现象，不提背后的动机，肯定是不客观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何在?难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显然，《纪要》只提现象不提动机的做法，是抹黑毛泽东的高级手段，直到现在，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纪要》还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这里进一步上升到贬损毛泽东的人品，说他是“怀疑狂、虐待狂”，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成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乐”的狂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袭用这种贬损毛泽东的人品“黑毛”手段。

综上所述，《纪要》并不是一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书，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是一个搞政变的政治宣传品。不少人说当时看到《纪要》，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感到震惊的地方，并不是暗杀，而是《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后才发现的，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被林彪制造的反毛舆论所蒙蔽，所以坚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开出来。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活动，当然这些秘密活动巧妙地打着“选妃子”的旗号，起到很好的烟幕弹作用。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活动，他说：【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绝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号称是为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林立果还给上海小组的成员发枪，而且小组成员都会打枪，会驾驶汽车等，参加上海小组的人还要宣誓效忠林立果。显然，如果真的是为了“选妃子”，小组成员根本没必要会打枪，会驾驶汽车，更没有必要进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组建的上海小组，完全是一支进行特务活动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的用途，当然应该是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变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林立果地下部队活动的资料很少，据《文革十年史》说：【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210）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林立果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支班用机枪。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关于这个问题，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说：“我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

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关于林立果等人的活动，《文革十年史》还说：【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什么可怕的。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6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是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中央在9月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摘根据地。”

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用。】

（212）

从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相差一年时间。本来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就着手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推后了。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之事，决定在1971年国庆节之后召开四届人大，在国庆节前后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五人做了结论，庐山会议这件事似乎已经解决了。从1971年4月到8月这五个月期间，一切风平浪静，毛泽东没有再提起庐山会议之事。当1971年10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传来之后，林彪集团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会上对林彪动手了，因此也就放松了警惕。

邱会作回忆说：【从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内认真工作。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据邱会作的回忆，在毛泽东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当时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麻痹，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就在这个时候，8月15日，毛泽东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称“南巡”。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突然对林彪提出点名批评，同时也严厉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等人，可以说是给了林彪集团一个突然袭击。

对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吴法宪也回忆说：【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了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

（213）

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毛泽东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9月上旬，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朝鲜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朝鲜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他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谈话内容。看过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邱会作也回忆说：【毛主席外出巡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

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

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

九届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

林彪是与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主席出去游说是必要的。】

（214）

毛泽东为什么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个月风平浪静之后，突然发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本来就要搞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对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的“以牙还牙”。因此，毛泽东一直等到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一个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问题，让林彪集团来不及防范，慌了手脚，一败涂地。林彪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时，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因为林彪集团的行动非常匆忙慌乱。如果林彪提前几个月知道毛泽东要在1971年9月底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发展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关于毛泽东南巡理由的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发现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因此才发起南巡，拿掉林彪。关于第二种看法，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熊向晖回忆说：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周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一轮会谈，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以后，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主席。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过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准备汇报基辛格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主席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主席问：“在总参谋部‘批陈整风’小结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说：“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我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我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 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他与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也记载道：【7月10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毛泽东南巡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据熊向晖的回忆，认为毛泽东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还没有准备拿掉林彪，只是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偶然”发现了黄永胜没有在总参谋部传达他们犯了错误。毛泽东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决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团的。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后的1971年8月15日离开北京南巡，开始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工作。

上述的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哪一种看法合理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比较合理。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谈”，实际上是毛泽东引导的。毛泽东这场谈话就是要这么一个结论，即“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首先据熊向晖回忆说，是毛泽东主动点名让他和周恩来一起去汇报工作的。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问熊向晖说：“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可见毛泽东召熊向晖过来之前，就知道他是总参谋部二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又追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毛泽东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熊向晖的回答了。因为黄永胜肯定是不会讲自己和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鬼”。如果黄永胜自己承认他们在庐山上“搞鬼”了，那么黄永胜就必须下台。哪有自己承认自己“搞鬼”的人，还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晖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这是毛泽东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泽东又问熊向晖，看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熊向晖的回答毛泽东也早就料到了。因为检讨报告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不是写给下级看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的，也可以给平级的政治局委员看，但不能给熊向晖这样的下级看。如果黄永胜给下级看自己的检讨报告，向下级宣读自己的检讨报告，那就意味着黄永胜准备辞职了。

（217）

因为黄永胜想要在总参谋部继续当总长，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检讨报告下发给熊向晖等下级看。对下级隐瞒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人之常情，应该算不上什么“搞鬼”。然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这里说的“后台”，明显就是指林彪了。

前面提过，林彪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再对黄永胜等人做指示了。黄永胜在总参谋部没有传达他们的检讨报告，这件事与林彪应该是无关的。而毛泽东这里提出要查“后台”，当然就是要查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查林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毛泽东事先已经物色好把熊向晖作为查处林彪问题的突破口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黄、李、邱三人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很好”，在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可以了”，并且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说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人们内部矛盾”，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已经完了，对庐山会议的处理也应告一段落了。

现在毛泽东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处理庐山会议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由作为突破口。于是熊向晖的回答就给了毛泽东这个理由，毛泽东因此得出结论说：“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时，马上替黄永胜等人说好话。周恩来说：“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说的好话，要把这件事继续揪下去。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很可能是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毛泽东7月10日这次对熊向晖的谈话，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准备要拿掉林彪，周恩来当然也就要暗暗留意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周恩来这里所谓的“急事”，当然就是与林彪相关的事情。在周恩来8月12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来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亲自带着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一般相关的书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8月12日，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四届人大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不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是周恩来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的人也都同意了。试想，早在7月10日，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黄永胜他们有后台”，其实很明确地暗示了要“揪”林彪这个后台。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之后，不但没有与林彪疏远，还找理由去北戴河面见林彪，可见周恩来试图“保”林彪的态度是明显的。

《周恩来年谱》没有披露周恩来与林彪的这次谈话内容。是不是周恩来借着这次机会向林彪暗示，毛泽东已经准备拿掉他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219）

毛泽东的南巡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这期间毛泽东找来一些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负责人谈话，跟他们“交底”，为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关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和讲话，《汪东兴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分析一些提纲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想告诉高官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毛泽东知道，众高官都认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毛泽东给林彪问题定性的调子比较低，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只是批评林彪一下而已，不会触动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结果，就是高官们在会上不敢揭发批判林彪，这样毛泽东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够的响应。

毛泽东为了鼓励高官们敢于站出来揭批林彪，就必须给林彪问题做一个很严重的定性，让众人知道这次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彻底决裂了，这样人们才敢出来拥护毛泽东，才敢与林彪划清界线。因此，毛泽东把林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列举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二次)。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第三次)。他搞了个“立三路线”，主张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长征的路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第六次)。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第八次)。他们搞军事俱乐部，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第十次)。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不少人以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是在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才给他扣上的帽子。其实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泽东就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虽说毛泽东这里没有点林彪的名，毛泽东说的“他们”,谁都猜得出来是指林彪。

毛泽东又说“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纲领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试图“篡党夺权”。林彪的“篡党夺权”罪名，其实在他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上升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就意味要按照处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方式，来处理林彪了。

（221）

毛泽东又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总理作的总结。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你们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风”的这些。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的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风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

毛泽东这里说明，他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这次南巡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张国焘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大树特树”、“缔造和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222）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泽东还向高官们解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参会人员对张春桥群起攻击，说明众人对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意见很大，毛泽东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工作。对此李作鹏回忆说：

【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了多次，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了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林彪)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江青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

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泽东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把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谁再胆敢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223）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最著名的话，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这个“三要三不要”被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的原话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叫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为林彪是搞暗的，毛泽东是搞明的，在道德上来讲，当然是毛泽东占上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过“三要三不要”旨在争取人心的宣传，对实际上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定律只有一条，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争取胜利”。这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就是胜利，为了胜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毛泽东是强者，林彪是弱者，强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面战斗，而弱者就害怕正面战斗。比如毛泽东等人在红军时期是弱者，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游击战”和“地下党”，不能跟国民党正面较量;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时候毛泽东也就不用游击战了，而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光明正大地较量。林彪作为弱者，他要想打败毛泽东，正面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诡计”了。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特别告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本人要出来主持军队事务了。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队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以后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224）

毛泽东说他要出来主管军队，也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时林彪主管军队，林彪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顶头上司，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各大军区负责人揭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是很为难的。所以毛泽东告诉他们，以后不用担心林彪了，因为他要亲自管军队了，毛泽东将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新顶头上司了。

毛泽东又特别提出军队“造反”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空军才能炸平。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由毛泽东的话可见，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动用军队“造反”，所以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军队造反”，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范，所以才说出这样自信的话。

毛泽东最后更加明确了林彪的问题，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这里挑明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他也说“对林还是要保”，但又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会改。这样一来，打倒林彪就变成必须的了。

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召到长沙谈话。因为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由于广州军区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在广州军区的威信又与其他军区不同，广州军区可以说是林彪的“老巢”。关于毛泽东召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邱会作回忆说：

（225）

【毛主席是8月27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还有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彪，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

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后来出狱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点名说了黄永胜，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毛主席还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丁盛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

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丁盛他们对毛泽东的心理猜测是对的，他们认定毛泽东希望传达，所以就召开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林彪外逃后，丁盛没有受到牵连。因为丁盛传达了不利于林彪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就意味着他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了。

丁盛在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的传达，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外传，不准向北京报告。这时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9月5日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大致内容，后来顾同舟又整理出一份文字材料，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

（226）

因此，林彪的“小舰队”是在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而林彪的“四大金刚”则是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了南巡讲话。据李作鹏回忆：【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我陪同朝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9月5日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的重要讲话。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刘丰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9月6日上午，陪同朝鲜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

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会作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

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告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8月下旬南巡期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去武汉、湖南参观，9月5日下午回到北京，9月6日下午军委办事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朝鲜代表团。我走进北京厅就看到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在西南角上谈话，外宾将要来之前，黄、李各自归位了，李作鹏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问李作鹏：“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

我说：“你知道了都没有吓死，为什么我知道了就要吓死?”

李作鹏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给北戴河(指叶群)打电话;二是，不准跟胖子(吴法宪)说。要不遵守这两条，我一句也不讲。”

我说：“可以。

在去朝鲜使馆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鹏的车，在车上他跟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内容。我完全遵守李作鹏提出的“条件”，他跟我说的话，我不仅没有给北戴河打电话，也没有跟吴法宪说，更没有跟别的任何人说。】

（227）

据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回忆，“四大金刚”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首先想到的是不告诉叶群，也就是不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是关系到林彪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如此重要情报“四大金刚”居然不向林彪汇报，可见此时“四大金刚”已经不是林彪的亲信了，他们想的是如何自保，已经不想去救林彪了。从“四大金刚”对林彪瞒着毛泽东南巡讲话这件事来看，林彪不指望“四大金刚”帮他搞“政变”，也是很有远见的。

关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前面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是提到，他本是武汉空军政委，因为在“七二零”事件中立了功，升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林彪线上的人。据邱会作回忆说：【1990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8月16日、17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

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作为另一个重要人物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次日，周恩来收到此件。】

可见周恩来是在9月4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当然周恩来也不便把这件事透露给林彪。不过有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交底”，然后才跟下面“吹风”;而这次对于林彪问题，毛泽东事先并没有跟周恩来“交底”，而是把这件事直接先向下面“吹风”之后，再反过来告诉他。可见，在处理林彪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

（228）

林彪、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之后，马上启动实施“五七一工程”。关于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细节，现在依然不清楚。这倒不是因为情报太少，而是因为情报太“多”，而且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

自从1981年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社会上出现大量描写林彪、江青集团的所谓“纪实文学”，特别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一节，各种说法都有，真假难辨。为此在1985年10月，文化部发出《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区的报刊，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些小报，刊载了不少所谓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荒诞离奇，格调低下，多系望风捕影，甚至任意虚构，然而其人物都以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真实姓名出现。这些东西迷惑了不少好奇的读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出书质量，请出版社不要把报刊上刊载的这类作品编辑成书。出版社如组织此类稿件亦望慎重对待，十分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

由于“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相关资料过多，我们处理这一部分，采用对官方正式资料和来源可靠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分析的办法。

官方正式资料最详细的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供词。在《江腾蛟供词》之前，先简单说一下背景。根据法庭调查，1971年9月5日到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决定发动武装政变，准备将毛泽东杀害于南方巡视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1972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揭发材料中，有林彪这份手令的影印件。

《江腾蛟供词》摘录如下：【1980年11月25日，法庭第一次审问江腾蛟。

江腾蛟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五七一工程纪要》。”

（229）

1980年11月26日，法庭第二次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问：“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过你家吗?”

江腾蛟答：“到过。

审判员问：“他到你家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我家是送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记录给我看，看了以后，他就讲了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

审判员问：“周宇驰怎么说的?”

江腾蛟答：“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周宇驰说，现在他(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可以在上海动手。”

审判员问：“他叫谁干?”

江腾蛟答：“他当时没有讲叫谁干，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说：‘那好，那只有我去吧。’”

审判员问：“要你去干什么?”

江腾蛟答：“就是去指挥那个谋杀活动，谋杀毛泽东主席那个活动。”

审判员问：“1971年9月8日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林立果?”

江腾蛟答：“在西郊机场，当时还有周宇驰、李伟信。”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看林彪手令没有?”

江腾蛟答：“看了，用红色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审判员问：“你看了手令后怎么表态的?”

江腾蛟答：“我讲了三句话：‘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法庭宣读了李伟信1980年8月31日供词(节录)：

“1971年9月8日夜11时多，周宇驰来电话要我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林立果和江腾蛟密谈，我听到林立果说：‘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林彪)，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江腾蛟看。事后，到了空军学院，林立果又将此纸条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和我看，我才知道就是林彪写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还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作东南总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宣读完李伟信的供词后，审判员问江腾蛟：“你9月9日在什么地方?又进行过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9日上午在西郊机场，有王飞、林立果、周宇驰和我4个人参加，因为8日晚上策划到上海去谋杀毛主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所以9号上午叫王飞参加，继续策划。”

（230）

审判员问：“你们继续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9月8日晚上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主席的专用列车;第二条办法是用一只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火车;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审判员问：“9日你们还继续策划了什么办法?”

江腾蛟答：“因为8日晚上没有达成协议，9日就继续研究。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来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审判员问：“9月11日下午，你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进行哪些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1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西郊机场平房里，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和我，增加了关光烈，主要想从关光烈部队里调火焰喷射器运到上海去，和调动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审判员问:“什么时间研究过炸硕放铁路桥?”

江腾蛟答:“是9日上午研究的。”

审判员问：“以后研究过没有?”

江腾蛟答：“以后那是11日晚上，派鲁珉去执行那个任务。”

法庭宣读王飞1972年1月4日的供词(节录)：“1971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攻打钓鱼台。林立果说明林彪的决心已定，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毛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三次审问江腾蛟，1980年11月27日下午。

审判员问：“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的?”

江腾蛟答：“是9月11日晚上，上海打来个电话，才知道的。”

审判员问：“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的?”

江腾蛟答：“那我不清楚。

法庭宣读了王维国1972年3月11日的供词：“毛主席去年9月10日下午在上海找我谈了话，我是9月11日下午5时回家的，因为太疲劳就睡了，到晚上10点多钟，我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毛主席已从上海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绝望。”

（231）

审判员问：“你们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以后，又开会策划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2日策划南逃广州。可能是周宇驰召集，参加人有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我。”

审判员问：“周宇驰在会上讲林彪在什么时间，怎么去广州?”

江腾蛟答：“周宇驰宣布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8点钟，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周宇驰还讲了些什么?”

江腾蛟答：“周宇驰讲明天早上7点钟，他本人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6点钟由王飞、于新野和我3个人，先到西郊机场那个平房里，要王飞打电话给黄永胜，说林彪请他来有点事情。黄永胜到了以后，叫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来，说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要他们到机场来;等他们到机场后，用两个人招呼一个，要他们上飞机，你们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林彪到广州以后，准备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那里以后，首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实行南北夹击。”

审判员问：“你们安排了南逃的飞机吗?”

江腾蛟答：“我没有安排，是周宇驰已经安排了3架，我在场的时候只安排了4架飞机。”

审判员问：“9月12日晚，周宇驰给你们宣布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态度?”

江腾蛟答：“我别的话没有讲，他安排飞机的时候，让我担任第三架飞机黄、吴、李、邱的警卫。我说好。”

沈家良又问：“对南逃另立中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江腾蛟答：“我没有表态。

副庭长问：“你愿意不愿意去啊?”

江腾蛟答：“我答应了，当然就是愿意去了嘛。”

审判员问：“回到你家又进行了什么准备?”

江腾蛟答：“于新野又给我来电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停止，消灭一切痕迹。所以南逃这个事情，我始终也没有正面给我老婆讲。”

（232）

审判员问：“你接到于新野电话以后，给什么人打过电话?”

江腾蛟答：“我想问问于新野到哪里去了，问周宇驰他们的下落，电话都打不通。找王飞，王飞说他在指挥所，就不准我讲话了。我就问鲁珉，是不是王飞值班?他说不是。这时我产生怀疑，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江腾蛟供词》，可以概括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大致情况如下：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江腾蛟家谈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周宇驰提出暗杀毛泽东，并具体指出在上海“干”，江腾蛟表示他愿意“干”。

9月8日，林立果召江腾蛟到北京西郊机场谈话，给江腾蛟看了林彪的手令，江腾蛟表示“坚决干”。

9月8日晚，林立果召江腾蛟、王飞、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开会，林立果提出暗杀毛泽东的三个条办法，但参会的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9日，林立果继续召江腾蛟等人在西郊机场开会，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采取开会的办法，众人仍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11日，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江腾蛟、关光烈在西郊机场再次开会，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9月11日晚上，他们得到上海王维国打来电话，才知道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9月12日，周宇驰召集、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江腾蛟，策划南逃计划。周宇驰说的南逃计划是：

第一步：9月13日早6时，王飞、于新野和江腾蛟先到西郊机场，打电话先把黄永胜“骗到”机场;黄永胜骗到机场后，再由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机场;等“四大金刚”到机场后，江腾蛟等人“强行”要他们上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二步：9月13日早7时，周宇驰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三步：9月13日早8时，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四步：林彪到广州后，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江腾蛟说：“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9月12日晚，江腾蛟回到家中后，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

后面我们将以《江腾蛟供词》为主轴，对一些来源清楚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

（233）

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对当时法庭供词的真实性有很大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江腾蛟供词》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人物，以及这些人后来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如果江腾蛟在供词中所说的情况，与他提到的当事人后来自己回忆所讲的情况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明《江腾蛟供词》这个部分是有可信度的，反之就是有疑问或不可信。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后三个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都说，他们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不知道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以及“北上苏联”出国反毛的计划。

《江腾蛟供词》中说，他们准备借林彪的名义打电话给黄永胜等人，把这四人骗到机场，然后逼他们一起乘飞机南下广州，把他们绑上林彪的战车。这就明显地证明，黄、吴、李、邱四人是不知情的，所以才需要把他们骗来。

在这方面，《江腾蛟供词》与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是一致的。这也反过来说，《供词》提到的“南下广州”另立中央计划，是有可信度的。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王维国，《供词》中两次提到王维国。第一次提到王维国，是说他们计划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对毛泽东动手;第二次提到王维国，是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

王维国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66年任7341部队(空四军、驻上海)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会。王维国还有一个不显露的职务，这就是他是毛泽东到上海时，上海方面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在毛泽东到上海时，王维国多次上毛泽东的专列和毛泽东见面，所以他才有机会在专列上对毛泽东直接开枪。而且，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所以他可以打电话及时告知林立果等人。

另外，王维国还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提到名字的人。“九一三事件”后，王维国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王维国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1993年病逝。

（234）

王维国不服判刑，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写《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屈冤。据说监狱方面曾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

在特别法庭审判江腾蛟时，王维国曾被要求为江腾蛟的事情作证。法官见王维国不肯，就劝说他：“没关系，你是另案处理，即使作了证这件事情，也跟你没关系。只要你肯作证，对你处理上也会有好处的。”王维国依然不肯，所以特别法庭上用了王维国1972年3月的供词作证。

王维国没有写回忆录，不过留下一份《申诉书》，这也可以当作他的回忆材料。王维国在《申诉书》中说：【在文革中，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我把林彪一伙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我根本不知其为反革命集团，连想都没敢想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又怎能谈得上“自愿参加”呢?

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至于说《纪要》上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充其量是他们为了实施《纪要》而想利用我，但这不等同于客观上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反革命勾当，不等同于我知道《纪要》。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陈、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所谓我向周宇驰“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一事，1971年9月10日下午6时，毛主席专列到了上海，停在了我们给他修好的专线车站。6时05分至8时，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于是，我把毛主席提出的“他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告诉了周宇驰，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向毛主席好好作个检讨，我在上海的问题也好解决了，别无他意。】

关于王维国派他儿子王大章(当时23岁)到北京“密报”之事，王大章回忆说：【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

（235）

于新野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我父亲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我父亲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9月12日早上，我父亲把我叫起来，他说：“你到北京去一趟。”

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

父亲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

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

开始他说：“不行，这个记，恐怕有问题呢。”

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

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

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

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

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

（236）

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于是9月12日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

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

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不远处，他认出我来，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3点了，李伟信开一辆“嘎斯—69”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李伟信在路上问我：“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

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是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

李伟信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

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

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

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辛苦啦!”

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

（237）

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林立果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

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

后来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景贤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的空军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为了比较，这里再摘录一段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王维国的事情。徐景贤说：【早在文革之前，王维国就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钩。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叶群化名到江苏省太仓县农村蹲点，由王维国所在的空军部队派人保卫和照料生活，每天给叶群打饭去的时候，在白饭底下放两个荷包蛋或一条鸡腿，使叶群既得到艰苦奋斗的美誉，又吃得实惠，叶群当然是心中有数的。

1967年3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参军，就是在王维国属下的硕放机场正式穿上空军服装的。林彪一家对王维国另眼相看，而王维国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林彪等人大权在握以后，王维国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并兼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委主任;1969年九大期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林立果向王维国交底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来个“一边倒”和“集中投资”。王维国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

（238）

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王维国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1970年6月30日，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1971年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倒计时的最后阶段。9月11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9月12日早晨，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

9月12日晚上，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突然又改变原决定，叛国北逃。王维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马上又派儿子赶乘火车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况。王维国得悉后慌了手脚，马上把蒋国璋和龚着显两人叫到身边，订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同时商量销毁罪证。9月20日下午两点多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王维国在上海被拘押审查。】

因为王维国是林彪事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39）

我们从江腾蛟、王维国等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地下部队，是由内到外，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这种分层构造，是地下组织、地下党的典型结构。

最内层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也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但林豆豆是比较特殊的，她没有与林家其他三人步调一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揭发”，把林彪送上了绝路。如果没有林豆豆的揭发，林彪很可能不会死。因此，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明文写道：“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并带头与众人唱这首歌。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林彪的失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核心层的“步调不一致”，这就注定他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的地下部队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四个人。1967年3月，林立果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指定“党办”的两个秘书周宇驰和刘沛丰，专门负责“帮助”林立果，这样林立果与周宇驰和刘沛丰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亲密朋友”的关系。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周宇驰和刘沛丰也升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们两人就成为林立果最为信任的左膀右臂。林立果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师级官职，可以有自己的秘书了，这时林立果就有了政治秘书于新野和生活秘书李伟信。

这样一来，围绕在林立果身边的两个“亲密朋友”周宇驰和刘沛丰，两个秘书于新野和李伟信，就形成了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人员。这一层人员知道一切秘密，作为最高机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只限于第一层人员知道，具体写下《纪要》就是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

“九一三”事件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都死了，只有李伟信活了下来。其中刘沛丰与林彪等人一起上了三叉戟，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直升机企图飞往蒙古，失败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

（240）

不过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的李伟信。在第一层人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因为“生活秘书”的角色只是负责生活方面的事，对政治应该是不过问的。比如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尽管李伟信也参加了，但他的角色是给林立果等人“端茶倒水”而已，所以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不很清楚。

李伟信基本上属于林立果的传令兵，政变计划等重大事情，林立果当然不会和他商量，当然也不会告诉李伟信整个政变的具体细节。因此，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很有限。

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肯定比李伟信多得多，中央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详细盘问她“五七一工程”的细节。

可是林豆豆在揭发林彪之后，却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因为林豆豆没想到因为她的揭发，林彪等她家的其他人葬身于外国荒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林彪是被林豆豆“害死”的。因此林豆豆追悔莫及，背上极大的思想包袱。

之后，林豆豆拒绝向中央讲“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为林彪辩护起来，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的。林豆豆不配合中央，拒不说“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替林彪辩护，这样一来，林豆豆就一下子从“反林英雄”坠落为“林彪死党”，开始接受各种严厉的政治审查。

在审查期间，林豆豆曾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林豆豆写信给毛泽东求助，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审查。之后林豆豆结婚，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凄惨。

“五七一工程”和政变的核心细节，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这六个人完全知情，林豆豆知道一定的细节，而李伟信就知道的就更少了。因为完全知情的六个人全部死亡，所以整个政变的详情我们已无法知道，只是从李伟信的交代得到了一些信息。

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有一定的了解。可惜林豆豆却不肯说半个字，反过来却不停地到处为林彪“伸冤”。林豆豆所说的林彪事件，其实是她自己编造的各种“善意的谎言”，她试图以此来为林彪翻案。

林豆豆这么做大概是出于良心的自责，希望自己编织的“谎言”可以洗清林彪的“罪名”。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林彪事件真相的唯一希望，就是林豆豆哪天突然“想通了”，不再沉溺于良心的自责了，讲出真实的林彪事件。

（241）

前面提到林彪地下部队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四人，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知道一切机密;核心层之外的第二层，是林彪实施计划所必需用到的人物，这是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第二层的几个人，并不需要知道政变的具体计划，但需要在关键时刻对林彪的效忠，在关键时刻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要在关键时刻用到这几个人，事先必须要做好“工作”，才能保证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用得上”。除了贴身卫士李文普临阵脱逃之外，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都在关键时刻“经住了考验”，他们是协助林彪外逃的最关键人物。

林彪周围的警卫战士很多，但这些人已经变成监视他的人，林彪要想“逃出”他周围的警卫战士包围圈，必须依靠专车司机、专机驾驶员这些人的帮助。至于三名机械师，那是因为三叉戟飞机需要三个人驾驶：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副驾驶员可以不要，机械师是不能没有的，像启动飞机等很多事情，没有机械师的协助是不行的。因此1971年9月13日林彪专机强行起飞时，机组人员只有一名驾驶员加三名机械师的最低限人数。至于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等不是一定必要的人，就一个也不要了，以免不可靠的人带上天以后出意外。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二层人员，隐蔽得非常“深”，平时不活动，直到“九一三”那一天才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江腾蛟供词》中根本没有提到第二层人员的这几个人。我们将在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再详细讲这几个人。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是：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这四个人。其中江腾蛟和王国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说一下王飞和陈励耘。

王飞，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加解放军空军的筹建工作。1967年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王飞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就是林立果的“顶头上司”。后来王飞因为与林立果的关系密切，1969年林立果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王飞也升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242）

“九一三”事件后，王飞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74年患精神分裂症。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原准备把王飞当作主犯，但因为王飞患精神病，不能起诉，所以把江滕蛟“升格”为主犯。

陈励耘，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64年任空军第五军政委，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王国维类似，陈励耘是毛泽东在浙江省巡游的警卫工作负责人。因为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曾下榻于杭州汪庄，所以陈励耘多次见过毛泽东，也听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陈励耘被免于起诉。

陈励耘的判决书说：【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刑法第18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在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32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历史上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与黄、吴、李、邱四人在战争年代就与林彪建立起历史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的政治地位都不高，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后被毛泽东免职，空四军政委由王国维接任，陈励耘是空五军政委，王飞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江腾蛟、王飞不是中央委员，而王国维和陈励耘在“九大”上，通过林彪集团的途径跻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般人都知道，林彪是极少见人的，而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四人林彪都亲自接见过。以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亲自接见江腾蛟等小官，当然是不寻常的。如果说林彪接见王飞，还可以说是因为林立果的关系，而接见江腾蛟、王国维、陈励耘等人，就不能用一般关系来解释了。有人说林彪对林立果的“小舰队”毫不知情，那么林彪为什么要亲自接见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呢?因此林彪亲自接见的这件事，也反映出林彪是知情的。

江腾蛟、王国维等人都给林彪写过“效忠信”，声称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所以林彪和林立果对这几个人是很重视的。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列为“骨干力量”。

（243）

尽管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被列入《五七一工程纪要》，但《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却一直瞒着江腾蛟等人的。这是因为林彪和林立果对这些写“效忠信”的人，依然不敢完全信任。很多人是“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的人，在林彪得势的时候，这些人争先恐后地攀林彪，指望跟着林彪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当林彪失势的时候，能够真的为林彪赴汤蹈火的人，那就凤毛麟角了。因此，林彪和林立果无法确定江腾蛟等人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能为林彪赴汤蹈火，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核心秘密要瞒着他们。

到1971年9月要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关键时刻，林彪和林立果考虑动用这第三层人员了。但真正要向这些人透露“五七一工程”的时候，林彪和林立果却犹豫起来。万一说出来，这些人不愿干，或者不敢干，甚至去告密，那么“五七一工程”就要流产失败了。最后他们把这四人分为两组：告诉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拉他们进来干;王维国和陈励耘就不告诉了，这也就是说“五七一工程”就不指望他们了。

为什么分两组呢?因为江腾蛟是毛泽东点名不要的人，所以他只有跟林彪一条路;王飞是不被毛泽东重用的人，毛泽东从来没接见过王飞，所以他也只有跟林彪一条路。而王国维和陈励耘除了是林彪线上的人，他们也被毛泽东重用，毛泽东外巡时多次召见这两个人，他们对毛泽东不但没有仇恨，反而是有感情的。而且，王维国和陈励耘在官场上也很顺利，一路成为候补中央委员，让他们去干刺杀毛泽东的事情，缺乏内在的心理动机。

因此，林立果在9月8日，告诉了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说他在得知“五七一工程”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据《江腾蛟供词》，林立果在9月8日曾设想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但终究没敢用这个计策，因为他们怕王维国不愿干或不敢干，这样计划就败露了。

据王国维回忆，林立果秘书于新野只是对他说：“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个要求是相当低的，所以王维国听到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后，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

（244）

林立果对王大章说：“你爸爸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这就是说王维国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林彪线上的人，所以毛泽东没有怀疑他，亲自找他谈话。

林立果还说：“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因为王洪文是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表”，林立果让王维国与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彪，也就是劝王维国转而投靠毛泽东那边去吧。林立果问到徐景贤，是想知道徐景贤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如果徐景贤本人在上海，而毛泽东又没有召见他，只见了王洪文，这就说明毛泽东不重视徐景贤。

而对于陈励耘，林立果也没有通知他，所以他也就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这样一来，陈励耘就因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王维国的情况其实与陈励耘一样，他也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而王维国却被判刑14年。这样一来，王维国就感到冤枉了，不停地上诉。其实王维国与陈励耘的差别，关键在于王维国派他的儿子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情况。如果没有这件事，估计王维国也会免于起诉的。

据《江腾蛟供词》，他和王飞都是在9月8日以后参与“五七一工程”的人。“五七一工程”有两个计划：上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

下策是北上苏联，出国反毛。林立果对江腾蛟和王飞的信任仍然是有限的，只告诉他们南下的计划，没有告诉他们北上的计划，所以江腾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北上的计划。

江腾蛟说：9月12日晚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但于新野没有告诉江腾蛟，他们将要“北上”了。因此江腾蛟后来又给周宇驰、等人打电话，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王飞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只知道南下的计划，不知道北上的计划，所以在林彪一伙人“北上”之后，就不知所措了。不过王飞与江腾蛟不同的是，他患“精神病”了，这样一来，他就被免于起诉，而江腾蛟则被判刑18年。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需要一提，这就是林彪的原秘书关光烈。1958年关光烈任林彪的秘书，1965年关光烈离开林彪，到武汉军区127师任政委，此后关光烈与林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是在1971年9月8日，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林彪)”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

关光烈一到北京，林立果就找他谈话，提出问他主管的127师“借用”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关光烈都托辞拒绝了。应该说关光烈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只是林立果想通过他搞到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然而《江腾蛟供词》中，却声称关光烈和他们一起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样一来，关光烈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关光烈被判10年有期徒刑。

（245）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是林立果等人笼络的一些不知详情的普通军人。他们被告知有“阶级敌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他们去保卫林副主席。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暗害”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并不感到奇怪，真的认为有“阶级敌人”，那么保卫林副主席也就是义不容辞之事。

这第四层人中的典型代表，是林立果领导下“调研小组”的翻译陈伦和。“九一三”事件后，陈伦和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有期徒刑5年。陈伦和的判决书说：

【陈伦和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成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7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前夕，陈伦和按照林立果的指使，向程洪珍传达了“舰队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9月8日，陈伦和随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按照林立果的布置，一直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值班。9月11日，林立果又把他们在政变期间使用的代号告诉了陈伦和，当天，刘沛丰给陈伦和发了手枪。

陈伦和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向陈伦和等人布置南逃计划，指使陈伦和等人13日随林彪坐飞机到广州沙堤，在飞机上保卫林彪，并告诉他们说：林彪将来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9月12日深夜，陈伦和得知“南逃”计划暴露，即同王永奎等人转移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秘密据点，于9月13日晚，伙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等六人从北京乘火车逃往广州。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

然而陈伦和出狱后，对上述指控矢口否认。陈伦和说：【1970年4月，我从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任翻译。科研部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这是我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长。

9月，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属的外事处，16日上午，周宇驰给我和许秀绪等人说：“这里是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简称‘调研小组’，我们都是围绕林立果工作。林立果是帮助林副主席处理全党全军的大事，到各处做调查研究，也要调研外国的情况，所以叫你来做翻译工作。”

（246）

后来周宇驰给我看了林立果与毛主席合影的大照片，林立果上报毛主席的技术材料，封面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和签字。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所以就形成了林立果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他到哪里工作的状况。我见到的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

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正统、生性坦诚和常常直言不讳，虽然我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有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并对我说：“现在起不要再搞资料翻译了，去值班守好电话，以及做好其他勤杂事务，如烧水做饭，整理房间等。”

9月8日及12日，周宇驰两次对我和其他人谎称：“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

谁都知道那时候“路线斗争很复杂”，虽然他们没有明说“有人”指的就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但是江、张在群众中的印象一直不佳，非议不少，暗地里对中央的文武两派的不和一直都有传闻。直到9月12日，周宇驰还对我等人说：“林彪被他们(江、张)欺负够了。”所以周宇驰的解释是合乎情理和令人信服的。

类似值班、代号、发枪等战勤事务，我在1967年赴越参战、1969年战备时都曾经历过，专案组和法庭非要把这些说成我参加政变、有颠覆政府的目的，何以服人?

当时我不知道林彪已背叛毛主席，在“调研小组”里林立果等人一直在散布他们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与江青等搞斗争。1971年7月林立果还在汕头对空十二军部分领导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现在有人要把他们分割开来，要提高警惕。”这个谈话纪要曾给我看过。

我随王永奎等三个副处长去广州，是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我等四人明确下令的，他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要我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尽管我从未见过林彪，叶群，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去广州保卫党章已经确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文革理论和实践搅乱了人的思想，只觉得阶级斗争越搞越大，阶级敌人越搞越多，遍地都是，连党的副主席也有危险。

（247）

在王永奎安排下坐火车去广州，并不是得知林彪“南逃”阴谋暴露之后的逃跑。包括王永奎在内，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得知阴谋败露”和“南逃”。所以9月13日我们依然执行原来林立果定的分头去广州的计划，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就找林立果。

判决书对我们当时“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的描述与事实不仅有出入，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没有找到林立果(那时又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方式)，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在上海?于是就从广州去上海。因为军人出差是要《军人通行证》的，我们的单位都在北京，不可能回北京去开证，所以就借用了广空某单位的通行证。我们既没有“逃”，也没有“潜”，人家要抓我们是人家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只是为了找到我们的领导。】

由陈伦和的回忆可知：(一)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林立果“搞科研”，还写了专门的批示，并与林立果有合影。陈伦和看过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还看过林立果上报毛泽东材料上，毛泽东给他的批示和签字。从陈伦和回忆的时间来看，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和批示，应该是1969年的“九大”前后的事情。

(二)陈伦和看到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这与林彪是相像的。

(三)陈伦和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庐山会议上毛与林之事。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们下达“一等战备”的命令，理由是：“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听上去很合理，陈伦和等人也很相信，毫不怀疑。

(四)值班、代号、发枪等是随着“一等战备”而来的，这在“路线斗争”的年代，也不算异常之事。

(五)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陈伦和等四人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命令他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

(六)9月13日，陈伦和等人没有见到林立果，他们就坐火车去广州找林立果;在广州找不到林立果，他们又去上海找。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命令，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外逃之事。

由此看来，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只是林立果等人借用林彪的声望利用一下他们而已，这些人都算不上是林彪或林立果的死党，他们只是简单地“被利用”了。因为那时新闻报刊一直宣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如果有人说“毛主席派人来抓林彪”，一般人反而不相信。

（248）

那时一般民众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密不可分的，无法想象毛泽东会下令抓自己的亲密战友。如果有人对林彪动手，人们自然地认为那一定是毛泽东病重，有人趁机篡夺林彪的接班人大权。因此这些第四层的人，被告知毛泽东病重，有人(江青等)要趁机夺林彪的权，要他们武力保卫林彪，这些人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

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五七一工程”，其实知道整个“五七一工程”的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六个人，知道部分“五七一工程”的有林豆豆、李伟信、江腾蛟、王飞四人，总共不过十人，其他人都是属于各种各样“被利用”的。一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五七一工程”之所以没有事前泄露出去，也是因为知道的人非常少。

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五七一工程”，其实分为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第二个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第三个计划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这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1971年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到广东深圳、尖沙嘴，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1971年7月底，林立果、周宇驰曾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8月8日，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9月7日，周宇驰向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要苏联民航班机图;9月
11周宇驰拿到可供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

据揭发材料显示，早在1971年7月，林立果就开始策划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并看好了退路，万一情况紧急的时候，林彪可以逃到香港。因为深圳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开水陆两用汽车，可以从深圳直接开到香港，这也是林立果、周宇驰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从深圳逃到香港去。

周宇驰要苏联民航班机图等，则是为了外逃苏联之用，可见上述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三个计划的同时进行，也说明“五七一工程”不是林立果单独搞的，因为在广州另立中央，绝不是林立果可以背着林彪单独干的事情。

现在一些人为了说明“五七一工程”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单独搞的，于是就略去“五七一工程”三个计划中的另外两个，让人们误以为“五七一工程”只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其实《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明文写道：【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可见《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策划的“军区搞地方割据”，就是后来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与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同时进行的。

（249）

把文革和林彪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过从头到尾认真研究的学者，比如高华、高文谦等人，都得出结论：林彪对“五七一工程”是知情的，不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干的。例如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写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泽东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在“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中，第三个外逃苏联的计划，应该是其中的核心，因为这个计划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是主攻计划;第二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可能性就小得多，只能作为辅助计划;第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是的“撞大运”理想计划，要有买彩票中头彩的运气才行。

林彪为什么想到在广州另立中央呢?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分为6个大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海南岛，中南军区成立后，辖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6省，林彪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黄永胜任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1955年，全国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以中南军区司令部为班底成立了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因此，广州军区是林彪第四野战军的班底，所以林彪要选在广州“另立中央”。当然林彪也想好“另立中央”失败的可能性，所以安排林立果等人学会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便万一时退到香港。

不过“五七一工程”的真正重点，还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要想实施“外逃”苏联的计划，也是非常困难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林彪事件，还没有发生过一个高官的外逃事件。其实刘少奇等人，也未必没有想过外逃，只是外逃的难度极大。因为高官们的警卫都是掌握在八三四一部队手中，要想逃出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控，要想弄到供自己外逃的飞机，要想搞到效忠于自己的飞行员，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会“外逃”，因为这是不太可能办到的。

而林彪居然办到了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居然成功地坐飞机“外逃”了。如果不是后来飞机迫降失败，林彪的外逃计划就成功了，这也可以算是林彪“长胜将军”的最后一次“胜仗”吧。

林彪策划出走苏联的计划，其核心并不是为了逃跑，而是要给毛泽东一个重大打击。这点在后面重点分析。

（250）

前面提到“五七一工程”是三个计划同时策划的，第一个计划“暗杀毛泽东”是进攻性的，第二个计划“广州另立中央”也是进攻性的，而第三个计划“出走苏联”则是防御性的。在实施时的顺序是：先实施第一个计划，如果第一个计划不成功，就启动第二个计划;如果第二个计划不成功，再启动第三个计划。事实上，这三个计划也是这样实施的。

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否认“五七一工程”有三个计划。这些人认为，“五七一工程”只有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瞒着林彪，是林立果擅自搞的。这些人的说法是：林立果在1971年9月5日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于9月8日从北戴河飞往北京，开始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林立果以为暗杀计划暴露了，于当日下午6时紧急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了北戴河后，林立果才告诉林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本来没有任何反抗毛泽东的想法，只是在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后，认为自己已经洗不清了，才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

这种说法有两个致命的硬伤：第一个硬伤是必须否认存在第二个“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以林彪为中心在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公开对着干，这个计划是具有强烈反抗性质的，完全否定林彪不准备反抗毛泽东的说法。而且，这个计划离开了林彪是不成立的，林立果不可能背着林彪擅自“另立中央”。

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存在的，我们前面举出不少证据，后面也还将举出一些证据。只要“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存在，“林彪不知情”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种说法的第二个硬伤，是说外逃苏联的计划是在9月12日当天临时决定的。该说法声称林立果年轻莽撞，只知道暗杀，9月12日暗杀失败后，才临时决定外逃。可是事实证明，外逃的计划不是9月12日临时作出的，而是最迟在9月7日就已经有了。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以及林彪的警卫人员都证实，林立果早在9月7日就有南下广州的计划了。

这里先看一下林彪一家的动向时间表：

1971年7月，林彪和叶群赴北戴河休养。

1971年7月9日，林立果到广州，在空十二军等处讲话，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不可分的，现在有人试图把他们分开。”

（251）

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7月30日，林立果从广州回到北京。

8月8日，林立果从北京到北戴河，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8月27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

9月4日，林立果再从北京到北戴河。

9月7日上午，林豆豆坐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之后林豆豆对警卫员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

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指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下午6时，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北戴河。

9月12日晚，林豆豆打电话给北京，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并准备好了飞机。之后周恩来下“禁空令”，禁止一切飞机起飞。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登上林彪专机，飞机在机场未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后来坠毁在蒙古荒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北戴河96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型，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1971年9月，当他们得到毛主席南巡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更加反常了。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的特别勤;林彪脾气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群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

二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安有防弹玻璃，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振刚的举动说明，首长可能随时会急用车。

三是林彪、叶群突然把林立衡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等一齐招到了北戴河。

最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

（252）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感到，近几天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了。

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据负责林彪警卫的原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林立衡的随从人员)有事找你。”

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来。”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李文普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

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同别人讲。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林立衡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到外地去。”

我说：“怎么办?是否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

林立衡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

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回忆说：【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说，主任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

（253）

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吉纯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吉纯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林彪贴身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

我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林立衡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

由此可见，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经从林立果那里知道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她反对这个计划，并试图阻止这个计划。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说，是因为她也知道，林彪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并没有瞒着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围的警卫员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瞒着林彪，那么林豆豆应该主动向林彪揭发林立果干的“坏事”，林豆豆为什么不告诉林彪呢?

据《风云九一三》的作者张聂尔说，他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

张聂尔说的林豆豆反应，也证实林豆豆应该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说“林彪都糊涂了”，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林彪那时是很清醒的。林彪与毛泽东“斗争”的计划，的确是高明的，因为他的这一招，彻底毁坏了毛泽东的威信。

不少人认为林彪搞暗杀、另立中央、出走外国等是不明智的。那么不妨设想一下，林彪“不走”会是什么结局呢?

(一)理想结局：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继续当接班人。如果身体好，活过毛泽东，最后还能接班继位。

(二)较好结局：林彪丢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级高官待遇。朱德和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1966年以前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

(三)最坏结局：刘少奇和1966年以后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当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到此为止，刘少奇在生活上也继续享受一级高官的待遇。但刘少奇失权后，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被捕，子女被下放，刘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怀也在1966年以后被关进监狱，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话，将会是那种结局呢?第一，理想结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已经点了林彪的名，并且说庐山会议上与林彪的冲突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话的，他既然这么说出口了，就是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较好结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已经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既然把林彪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那么林彪的下场，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不太可能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话，他最可能面临的就是最坏结局，像刘少奇那样，妻子入狱，儿子和女儿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软禁。软禁的生活条件是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体较好，或许还能挺过来，而林彪的身体较差，未必能在软禁中挺过来。林彪被软禁的话，好则一年，差则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这样比较一下，林彪自然会选择“走”，因为他预料自己留下来不会有好的结局。当然，林彪选择“走”，不仅仅是为了逃命，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战胜毛泽东。

（255）

林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对于他这样的军人来说，死并不重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以自己的死去换取胜利，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军人的境界。比如大部队要撤退，留下一小批战士阻击敌人，这些阻击敌人的战士，注定都是要死的，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去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不是“白死”，自己的“死”将换来大部队的胜利。所以军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切为了胜利，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如果军人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谁愿意留下来阻击敌人呢?

对于林彪来说，他已经把他与毛泽东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林彪既然有“常胜将军”的美誉，他当然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定要赢，哪怕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赢，这才是军人的本色。然而，林彪与毛泽东的实力对比相差太大，正面公开的斗争，林彪绝无赢的可能。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大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林彪要赢，必须出奇兵，用诡计，为了胜利，不惜一切手段和一切代价。

林彪取胜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拿掉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也就是暗杀。这个办法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般搞暗杀，都是买通黑社会，雇用职业杀手，这样即使是暗杀失败，自己也不会暴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暗杀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暗杀不管成功失败，一般都查不出谁是主使人。

可是新中国既没有黑社会，也没有职业杀手，所以雇人去暗杀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林彪只有动用自己的儿子去干。这样一来，一旦暗杀失败，林彪这个主使人就必然会暴露，林彪就要背上一个搞暗杀的污名。但林彪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个理由后面再说。

林彪也清楚，就是有黑社会的地下组织，有职业杀手的丰富经验，要想暗杀毛泽东这样警卫森严的人，也是极难的。林立果这支10人左右的小部队，又毫无搞特务工作和暗杀的经验，要想暗杀成功毛泽东，简直比买彩票中头彩的可能性还小。既然这样，林彪为什么还要干呢?这是因为暗杀即使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林彪取胜的第二个办法，是组建自己的军队打败毛泽东，这就是林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然而鉴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尽管广州的部队是林彪过去的嫡系部队，但此时广州的部队会不会跟着林彪“造反”，是疑问很大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广州的部队跟随林彪造反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即使这样，林彪也要干，这也是因为另立中央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256）

林彪取胜的第三个办法，是向外国“借兵”打败毛泽东。向外国借兵的事，古今中外都很多，林彪想到的是向苏联借兵。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方认为核心问题是毛泽东的反苏，所以苏联极欲搞掉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在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装着醉酒，向周恩来提出共同搞掉毛泽东的设想。如果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苏联合作，共同搞掉毛泽东，苏联是很愿意的。

因此林彪外逃苏联，向苏联借兵打回中国来，毛泽东是很难招架的。因为林彪对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军事部署太熟悉了，由林彪指挥苏军来打中国，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占领全中国，只要占领东三省等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个反毛泽东的苏联卫星国，也是苏联很愿意看到的。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苏联是愿意出兵帮助林彪“打回来”的。可是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一场核战争，苏联愿意冒着核战争的危险借兵给林彪吗?这是阻碍林彪这个设想的关键。一般看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应该是没有魄力面对核战争的，所以林彪借兵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林彪外逃苏联，就会落下一个“叛国”的污名，但林彪却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头看看“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第一个暗杀计划，第二个另立中央计划，第三个外逃借兵计划，都是为了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林彪也知道，这三个计划要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林彪还有一个没有写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第四个计划，那就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作为军人来说，不能战胜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算是没有失败。

如果说林彪前三个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当然林彪的“同归于尽”，不是在肉体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而是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

林彪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可以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官，最主要靠的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武器。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建立，林彪是做出很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林彪的助推，毛泽东不可能建立起那么高的个人崇拜。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林彪可以帮毛泽东建立起个人崇拜，也可以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打掉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给自己泼脏水，弄黑自己，也就染黑了毛泽东。林彪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这样才能打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57）

当时人们已经把林彪看成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下了台，受到了批判，这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一旦人们发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坏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就很尴尬了，他怎么向人民群众解释呢?毛泽东如果看出不自己的亲密战友是“坏人”，被自己的亲密战友欺骗了，那么毛泽东的英明到哪里去了?这几年的文革到底为了什么?

因此，林彪下台，被批判，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政治声望，而林彪是“坏人”，才能打击毛泽东的政治声望。林彪怎么把自己变成“坏人”呢?

一般人心目中“坏人”，是那种搞阴谋诡计，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林彪就要搞暗杀，把自己变成“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一般人认为分裂国家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一般人认为叛国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外逃苏联“叛国”。

这样一来，如果林彪搞的暗杀计划失败，另立中央计划失败，外逃苏联计划失败，那么林彪的第四个“同归于尽”计划，就不声不响地成功了。因为此时林彪已经变成分裂国家、投敌叛国、阴谋暗杀的标准坏人，想要给林彪说好话都很难。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林彪原来是这么一个坏事尽干的“坏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把这么坏的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呢?因此，林彪表现得越“坏”，毛泽东就越惨越尴尬，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丧失越大。

这样分析之后，就清楚林彪为什么不怕搞暗杀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分裂国家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叛国的污名。林彪就是要用这些“污名”，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让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丧失和政治威信扫地。事实上，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确丧失殆尽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是永远正确和英明伟大的，人们看到“红宝书”，就想起摇着“红宝书”的林彪这个阴谋家，“红宝书”自然而然失去它的魔力。

林彪的叛逃，造成林彪和毛泽东两个人都是输家，这就是林彪“同归于尽”计划的结果。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可以说从没遇到过这样大的失败，这次林彪让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洋相，让毛泽东失去了他最大的政治武器：个人崇拜。

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还直接影响到他的接班人。人们不再迷信毛泽东了，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下台，都与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于林彪来说，他的“出走”绝不是单纯的外逃，而是战胜毛泽东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外逃失败，林彪丧命，他也不算是完全的败者，毕竟他这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了。

（258）

之所以称“九一三事件”，是因为林彪的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0分起飞，而真正惊心动魄的事，其实是发生在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这里先看毛泽东的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毛主席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日程是：1971年8月15日离京，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8月27日至8月31日在长沙，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8月31日至9月2日在南昌，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汪东兴回忆说：【9月8日晚上，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毛主席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我还建议，可以转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专列9月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晚10点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

（259）

毛主席一直等到 9月l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在专车前方‘压线路’的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到济南是早上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张春桥等)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

他们要实施早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

（260）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但他出于某种警觉，临时改变了日程，提前回到了北京。这次毛泽东提前回北京，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等到汪东兴告诉他时，周恩来才吃惊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毛泽东在9月12日下午4时到达北京后，下午7时林立果乘林彪的256号专机匆匆飞往北戴河。关于此行，256号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探望家人。但是一天前，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回家了。9月12日晚18点开饭，这时值班室人员说：“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当我到达值班室时，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个小资料包，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还有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女兵，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 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

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这时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待会儿把飞机加油到17吨。”

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上哪儿去啊?”

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但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

（261）

据康庭梓回忆，在9月11日潘景寅就告诉他，周末有任务要值班。因为9月12日是星期天，所以所谓“周末”，只能是9月12日。在9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那时候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毛泽东将于9月12日返回北京。由此可见，潘景寅早就做好飞广州的准备，这个计划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回北京才临时做出的。

北京到北戴河的距离很近，潘景寅指示飞机加大量的油，这是为了飞广州做准备的。后来飞机上剩12吨半油，这个油量还是可以勉强飞到广州的。

飞机到北戴河后，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彪要用这架飞机”，可见此时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计划也不是在9月12日晚上才临时定的。

这次飞机上的五个人，后来林立果和刘沛丰上了外逃的飞机，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在山海关机场，没有带上飞机，可见他们三人是不知情的。

关于专机机长潘景寅，有不少人认为他不是林彪死党，理由是后来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据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写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真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潘景寅在飞机上进行过搏斗吗?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空军专家组的意见，该意见说：【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不可能进行搏斗，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以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

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自愿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了。】

空军专家组的意见，显然否定了邓小平的说法。其实邓小平只是随便说“据我个人判断……”，并不是代表组织做出的正式决定。或许邓小平自己并不清楚，他说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马上给潘景寅做出“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而且还给潘景寅家属发了抚恤金。潘景寅的上述结论，是典型的“唯上媚上”结果，不能作为分析林彪事件的证据。】

9月12日这一天，北戴河却很热闹，因为这天举办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林的“订婚仪式”。关于9月12日之前北戴河的事，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南巡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还有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据李文普的回忆，周宇驰在9月6日这天把毛泽东南巡讲话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汇报了。此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叫林豆豆带着未婚夫来北戴河。为什么要急着叫林豆豆来北戴河呢?显然他们准备就在北戴河“行动”，把林豆豆叫来，就是准备带她走。

由此可见，在9月6日这一天，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周宇驰就做好了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暗杀毛泽东的事，完全不需要叫林豆豆来，而要南下广州，才需要叫林豆豆来。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加上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他在57号楼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号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据李文普回忆，林豆豆一到北戴河，林立果就找她密谈。这次密谈中，林立果应该对林豆豆讲了暗杀毛泽东，南下广州等计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当然与林豆豆无关，而南下广州的计划就要带林豆豆一起走，因此林立果要事先给她打招呼，让林豆豆先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林豆豆听了以后，马上跟周围的警卫人员说了，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李文普还回忆说：【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林彪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因为张宁和张清林是在9月6日突然被叶群叫来的，林彪见到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表示很高兴，一点没有意外，可见林彪对这些计划都是知情的。

李文普接着回忆说：【9月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向首长报告。我马上去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263）

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李文普，应该不是为了防范李文普，而是放烟幕弹。这次林立果去北京，是搞暗杀的极为重大之事，所以叶群怕别人怀疑林立果去北京的真实目的，就放风说“去北京治牙”，又说“不要告诉林彪”，这样就造成林立果去北京，似乎与林彪完全无关的感觉。叶群希望李文普把“林立果背着林彪去北京治牙”这件事散布出去，这就等于释放一颗烟幕弹，不会引起有人怀疑林立果的行动。

关于叶群释放烟幕弹，吴法宪也回忆说：【9月9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做报告，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

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叶群要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帮助找两部影片。叶群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

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叶群让吴法宪找电影，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吴法宪也纳闷“这种事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其实叶群的目的，是希望吴法宪把“林立衡要结婚”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人们认为北戴河正在忙着为林豆豆准备婚事。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怀疑北戴河在策划其他的事，这也是一颗烟幕弹。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10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20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我叫食堂给刘沛丰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

（264）

李文普回忆，刘沛丰9月10日坐飞机到北戴河与叶群密谈20分钟，内容应该是关于林立果他们策划暗杀的事情。9月11日，叶群向李文普透露去广州的事。此时毛泽东还在上海，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会在第二天突然回北京。由此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事先制定好的，而且林彪和叶群都是知情的，否则叶群不会对李文普提出去广州之事。另外这天林彪要看“副军级以上的干部名册”，也应该与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关。9月12日上午林彪说要去大连，在也是释放烟幕弹，其实上是准备去广州。

另外，9月12日下午林豆豆与李文普谈到“林立果干坏事，要害毛主席，要去广州，不行去香港”。9月12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林立果他们的暗杀计划还没有“失败”，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失败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

关于9月12日这天的事，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去大连，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叶群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21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

据李文普回忆，林彪、叶群和林豆豆、张清林拍了合照，表示祝贺他们订婚。这时林立果乘飞机来北戴河，叶群告诉他们，林立果是“赶来”为林豆豆祝贺的，显然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看电影时，叶群又违规把林彪身边的内勤“支走”，她与林彪两人单独密谈。林立果来了之后，他们三人又一起密谈。

（265）

对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

我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

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驾我们的“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

我见到李文普，问他：“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

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李文普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

叶群说：“不去就算了。”

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据刘吉纯回忆，李文普对他提起“上飞机”的事，是因为林豆豆也向刘吉纯说过，要求他千万阻止林彪上飞机。

当时林彪这样高官的警卫体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林彪办公室的人员。不过林彪办公室里，大部分都是秘书、保健医生、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等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负责保卫林彪的安全。在林彪办公室中，只有李文普(林彪办公室警卫处长)和刘吉纯(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两人是负责林彪安全的，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枪，其他人都没有枪。李文普和刘吉纯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第二个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这些人不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在北京，有警卫战士在他的住处附近站岗放哨;林彪到北戴河，并不是把在他北京的警卫战士带到北戴河，而是由八三四一部队另外派人到北戴河警卫。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都是带枪的。

林彪办公室中的两个警卫中，林彪和叶群信任李文普，不太信任刘吉纯，所以叶群试图派刘吉纯去大连，想把他“支走”。李文普基本上是帮林彪的，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临阵脱逃。如果李文普听从刘吉纯的意见，派几个带枪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事先上飞机里面警戒，那么林彪的飞机就很可能无法飞走了。

（266）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上，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了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

对此刘吉纯也回忆说：【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去八三四一部队的值班室报告。

李文普说，他怕林彪、叶群会找他，他不去。

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八三四一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

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

我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

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对这天的事，林豆豆本人回忆(林豆豆的材料据说被人修改过)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叶群当着林彪的面，为我和张清林举办婚礼。晚8点，我去秘书办公室，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宋秘书不清楚，便去问李文普，李文普也不知道。

晚9点，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来了。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八三四一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的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

（267）

这时已是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我问张宏：“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

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你放心，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来了，我们为林副主席里里外外当守卫和内勤这么多年，也了解和听说了不少情况。”

我对张、姜二人说：“虽然到明早6点还有一段时间，但要防止林立果他们提前行动”。

我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57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96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张宏说要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汪东兴报告。

我问：“向汪东兴报告行吗?”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我说：“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请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我见张宏副团长态度这样明确，考虑问题这样周到，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进屋后，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将去八三四一部队的情况告诉了还在看电影的张清林。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

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268）

在林豆豆再三催促下，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向北京打电话通报。对此汪东兴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她心里很紧张，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大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说：【9月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林彪说：“慌什么，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暗杀不成逃往广州。林立果要了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如果暗杀不成功就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这时候，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普，要他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普说：“我离不开。”

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八三四一部队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269）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11时才睡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

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总理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进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议是晚8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10时40分左右，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

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来八三四一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8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五六号。”

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

周总理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

张耀祠回答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

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晚11时20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林彪)想动一动。”

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说：“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总理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叶群答：“是天上动。

总理问：“你那里有飞机吗?”

叶群说：“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叶群却说没有飞机，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总理指示海军政委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据高振普回忆，周恩来这天的安排本来与林彪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到林豆豆的揭发电话后，周恩来停止了正常的会议，专门处理这件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此事是非常重视，所以他才会停止会议。

周恩来对林豆豆的话当然是半信半疑，因为她没有说任何证据。林豆豆话中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就是有一架飞机已经调到山海关机场，所以周恩来就从飞机查起。周恩来之所以打电话给李作鹏，是因为山海关机场是由海军管理和警备的。

（270）

关于周恩来给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回忆说：【大约是当晚的11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我回答说：“没有。

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

我说：“绝对没有。

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空三十四师(负责领导的专机)师长时念堂，问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

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

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

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

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吴法宪之所以不知道调飞机的事，是因为林彪已经不信任他了，怕吴法宪知道了会说出去，所以调飞机的事完全是瞒着吴法宪的。那么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要瞒着吴法宪给林立果调飞机呢?其实胡萍并不是林彪死党，不过在后来的审判中，胡萍因为向林彪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胡萍对此不服，后来他回忆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们要叛逃。

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吴法宪，不要跟吴法宪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

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

（271）

胡萍说的是可信的。那时胡萍这一级别的人，搞不清上边的斗争，他只知道吴法宪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并没有听说林彪也犯了错误。既然吴法宪犯了错误，按当时的做法，要想不牵连到自己，就要跟吴法宪“划清界限”。林立果是代表林彪的，那么胡萍自然认为林立果是空军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吴法宪是空军里“错误路线”的代表。胡萍因此要紧跟林立果，与吴法宪“划清界限”。

这次林立果与吴法宪给了胡萍不同的指示：林立果让胡萍把专机调到北戴河，供林彪第二天用;而吴法宪却让胡萍立即把专机飞回北京。胡萍心想：如果自己按照吴法宪的指示，把专机立即调回北京，那么肯定就要彻底得罪林立果和林彪了，那么以后自己怎么在空军里混呢?

胡萍无法想象林彪会叛逃，他宁可得罪吴法宪，甚至宁可得罪周恩来，也不敢得罪林彪。毕竟在胡萍眼中，林彪还是堂堂正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胡萍当然不敢做得罪林彪的事。因此胡萍就骗吴法宪，说飞机出了故障，不能立即飞回来，这样就可以把飞机留在北戴河供林彪使用，这样也就不会得罪林彪了。因此，胡萍的做法只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五七一工程”是完全不知情的。

关于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应该是“九一三”事件中很关键的一件事。可是对这件事的细节，当事人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各种回忆录也差异较大，有必要在此进行一些分析。首先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说法，汪东兴说：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272）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与汪东兴不同，他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张耀祠的说法，与高振普回忆相似。另外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在9月13日上午向政治局委员介绍林彪出走的经过，当时还不知道林彪的飞机已经坠毁。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

【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到卧室来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

文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常事，我也没多想什么，马上就起来了。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到了人大会堂四川厅，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我到了不久，张春桥也到了。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掺扶下进入会场，他也服了安眠药，站不稳。纪登奎，李德生也是后到的。在这个时候，政治局究竟开会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13日早6时，周总理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江青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当时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真的肃静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地步。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总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思想上震动极大。我的脑子都麻木了。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没有人敢想。”

周总理接着说：“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明天白天走。”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总理接着说：“晚11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林豆豆的第三次电话，是11点多钟了。”

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总理最后说：“13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李文普，在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说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总理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总理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说的。】

关于9月12日晚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汪东兴为主的版本，李德生在他的《回忆录》持与汪东兴同样的说法;另一个是张耀祠为主的版本，邱会作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持与张耀祠同样说法。这两个版本主要有以下五点不同：

(一)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还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 话?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汪东兴说：【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张耀祠版本：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张耀祠说：【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

汪东兴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如果明天天气好，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上天转一转。”】

张耀祠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还没有调飞机。张耀祠提到：【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调飞机，报告总理后再调。”】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

汪东兴版本：叶群说晚上不飞了，第二天再飞。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天气好了，再飞。”】

张耀祠版本：叶群坚持晚上飞。张耀祠提到：【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274）

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进一步提到：【9月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汪东兴提到：【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说过准备亲自去北戴河。邱会作和高振普的回忆也没有提到此事。

(五)得知周恩来与叶群电话谈话内容的来源。

汪东兴版本：周恩来事后告诉他的。汪东兴提到：【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

张耀祠版本：张耀祠没有提别他的来源，而邱会作则说，他们的消息是来自周恩来9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亲口讲话。

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说法不一样，因此有人据此说：“汪东兴和张耀祠两人中必有一人说谎。”但如果认真分析下去就会发现，其实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没有说谎，他们的说法不同，是因为周恩来本人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恩来对汪东兴的说法，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古今中外的官场惯例：古今中外的官员，对于同样一件事，他向上级汇报的说法，与他向下级讲话的说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一定要说实情，这样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对下级讲话的时候，就不一定说实情了，因为很多实情是不能让下级知道的。典型的例子有《大参考》和《参考消息》，《大参考》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才能看的，而《参考消息》是一般群众都能看的。同样一件事，在《大参考》和《参考消息》上的报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汪东兴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版本，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转述的。而张耀祠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下级讲话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出现不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林彪事件的特殊性：周恩来与叶群两人打电话，别人不知道他们两人具体谈了什么，所以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只能出自周恩来之口或者叶群之口。因为叶群已死，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内容，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了。

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是陷得比较深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周恩来“帮助”了林彪出走。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卡”林彪的话，林彪是肯定走不了的。周恩来对林彪的最大“帮助”，就是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同时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

（275）

不管是上面提到的汪东兴版本，还是张耀祠版本，他们都没有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当叶群跟周恩来提出“林彪想动一动”的时候，如果周恩来接口说：“好，我去请示一下毛主席。”周恩来马上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林彪肯定是走不了的。事实上，毛泽东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30分钟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周恩来得知林豆豆的揭发，大约是当晚10时半;与叶群通电话，大约是当晚11时半;林彪飞机起飞，大约是次日凌晨0时半;毛泽东得知林彪的消息，大约是次日凌晨1时。如此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这就给林彪出走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有人说周恩来为阻止林彪出走，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下令林彪专机返回北京，下令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下命令才能起飞等等，但周恩来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就不能报告毛泽东呢?此时毛泽东就在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中南海，周恩来要见毛泽东，十几分钟就可以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可是周恩来偏偏要独自处理林彪的事情。

再者，林彪在党内的级别高于周恩来，按道理，周恩来没有资格处理林彪的事。比如周恩来下令，只有周、黄、吴、李四个人下命令，林彪的专机才能起飞。因为林彪是周、黄、吴、李四人的上级，林彪的飞机是否起飞，难道还要遵从这四个下级的命令吗?因此，周恩来应该向比林彪级别更高的毛泽东汇报，由毛泽东亲自来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而不是不告诉毛泽东，由周、黄、吴、李四人自己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周恩来这种处理林彪事件的方式，从党纪上来说，也是不合适和不应该的。可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有点像现代版的关羽华容道。

正因为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上陷得比较深，所以他需要向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件事，因此就有了汪东兴的版本。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周恩来和叶群的电话问题。

(一)究竟是谁给谁主动打电话呢?据林彪办公室的记录：“11时 22 分，叶群给周总理来电话。”也就是说，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正确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呢?

这是因为，如果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就应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相反如果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当然就不需要向毛泽东汇报了。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的，这样这件事他就没有必要向毛泽东汇报了。

（276）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得到其他的旁证。比如吴法宪回忆说：【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叶群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

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

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里告诉他：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要吴法宪调飞机。”后来叶群果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谈到调飞机的事。据此可知，叶群没有告诉周恩来他们已有飞机，是正确的。当然，叶群不算是说谎，因为林彪的确没有“调”飞机过来。林立果飞来的那架专机，并不是通过林彪办公室“调”过来的，而是林立果以搭乘试飞飞机的名义，飞到北戴河的。至于叶群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吴法宪调飞机，我们在后面分析。

这里的问题是：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说他们已有飞机了，并说林彪明天准备乘坐这架飞机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发现林立果飞到北戴河的飞机后，没有采用措施把这架飞机控制起来。如果叶群说林彪不知道北戴河的飞机，周恩来就完全有理由派士兵强行把这架林彪不知道的飞机控制起来;相反，如果林彪知道这架飞机，并声称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周恩来就不便控制林彪准备使用的飞机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所以周恩来不便违背林彪的意愿来控制这架飞机。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得到其他的旁证。比如李作鹏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晚上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277）

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23时05分，我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我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的指示均可放飞。”

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由李作鹏的回忆可知，周恩来在电话里对他说：“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可见叶群是坚持要晚上起飞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呢?

这是因为，如果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没有想到林彪的座机突然在晚上起飞，这样周恩来就是“被欺骗”的角色，对这件事没有责任。相反，如果叶群已经明言告诉周恩来，今晚林彪要飞，而周恩来却没有采用相应的措施阻止，那么周恩来就有责任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今晚不飞了，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准备亲自去北戴河之事，只要汪东兴版本提到。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告诉汪东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毛泽东与林彪问题上，一直持中立态度，没有主动帮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而周恩来亲自去北戴河，就意味着他准备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周恩来曾经试图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

（278）

前面讲了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搞清，那就是为什么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或者说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动机何在?我们先看看在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之前，北戴河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林豆豆本人回忆，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乘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林豆豆就问他情况。林豆豆说：“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

林豆豆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找警卫处长李文普和警卫科长刘吉纯，要求他们带她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林豆豆大约在晚9时50分左右，从林彪住的96楼悄悄溜出去，和刘吉纯一起去找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谈话，然后又悄悄溜回96楼。

林豆豆回来后，叶群叫她过去。林豆豆说：“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此时大约是12日晚10时半左右。林豆豆从叶群那里出来之后，又去找李文普和刘吉纯，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密谈。林豆豆的不正常行动，引起了叶群的警觉。据林豆豆未婚夫张清林回忆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林立衡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她是一块“心病”。叶群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她看到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12日晚11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

由此可见，直到12日晚10时半，林彪的计划还是第二天一早去广州，叶群亲口告诉林豆豆明早去广州，并要她准备好行装。

这里再分析一下林彪怎样飞广州。按照正常的规矩，林彪的专机起飞之后，就要通知广州方面，在哪个机场降落，然后广州方面派出警卫部队，去机场迎接林彪。等林彪一下飞机，警卫部队就把林彪保护起来。因为广州方面派出的警卫部队，并不是林彪的亲兵，林彪被这些警卫部队“保卫”，他仍然没有自由，不可能指挥和领导政变。

因此林彪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分析，林彪的行动大致是：周宇驰等人率领“联合舰队”的先头部队，先从北京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降落。然后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通知广州方面准备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这样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就会事先到白云机场等待。等到林彪的飞机飞到广州上空后，谎称飞机故障，忽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这样就可以“甩掉”广州的警卫部队，由周宇驰率领的“联合舰队”把林彪保护起来，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开始实施政变。

林彪也可能采用另一种方式，就是飞机先飞向大连，到了大连之后，以飞机故障为由，从大连上空直接飞出国境到公海，然后沿着公海飞到广州，突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形成突然袭击的效果。

（279）

林彪飞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各种人证物证。人证有当事人林立衡、江腾蛟、李伟信提供直接的证词，非当事人李文普、刘吉纯、吕学文、以及周宇驰的妻子王圣兰提供的间接证词。更有物证，也就是林立果手下的陈伦和等人按照命令真的到了广州。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广州另立中央”是没有疑问的定案。

可是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执意要否认“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因为一旦承认有“广州另立中央”一事，就无法再声称林彪不知情了，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瞒着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

“广州另立中央”能不能成功另当别论，但至少这个计划的前期是相当成功的，没有任何人怀疑和察觉到林彪的计划，要不是林豆豆的告密，林彪突然飞抵广州至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林彪再千谋百虑，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儿会在关键时刻背叛自己。林彪是爱林豆豆的，所以他在9月7日特别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招来，准备带他们一起走。如果林彪不喜欢林豆豆，把林豆豆留在北京，不带她走，不把她叫到北戴河来，那么林彪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至少不至于摔死在异国他乡。

直到9月12日晚10 时半，林彪的计划似乎一切顺利，可是这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叶群发现林豆豆不见了，估计林豆豆很可能是去告密了。本来林彪去广州的计划，是建立在突然袭击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对方已经知道林彪第二天早上去广州搞政变，就会在广州做好准备，那时林彪再去广州，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林豆豆告密之后，去广州肯定是不行了，于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商定，改用第三计划，先飞外蒙古，然后去苏联。

据吕学文回忆：“大约晚11时左右，林立果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据此可以推测，林立果找不到林立衡返回96号楼，是晚11时左右的事情。因此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决定改用第三计划，应该是在9月12日晚11时左右定下来的。

12日晚11时22分，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按照过去的常规，林彪出行是不必通过周恩来批准的。林彪外出的时候，只是让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通知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告诉周恩来办公室林彪去哪里，住在哪里，以便中央有什么事可以及时通知林彪。这些事完全是秘书做的事，根本不需要叶群亲自打电话通告周恩来。而且叶群也知道，周恩来是大忙人，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叶群是不会亲自打电话给周恩来的。显然，这次叶群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有重要的事情。

（280）

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林豆豆的告密，目前已经上报到哪个层次。如果已经上报到毛泽东的层次，那么一切都晚了，要想走也很困难了;如果只是上报到周恩来的层次，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因为此时林彪一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周恩来手中。如果周恩来手松一下，他们就可以走;如果周恩来手紧一下，他们就走不了。因此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向周恩来求援，请周恩来高抬贵手，放他们走。

虽说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那天叶群对周恩来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叶群和周恩来之间的对话，并不是现在透露出来的那一点内容，叶群还应该对周恩来说了一些“交底”的事，请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当然，叶群肯定不会用明语说，而是用周恩来能够理解的暗语，双方心领神会。

叶群也不会告诉周恩来，他们要去广州另立中央，因为周恩来绝对反对分裂党的这种事情。所以叶群应该是向周恩来暗示，他们要去苏联当“寓公”避祸。叶群之所以要向周恩来“交底”，是因为他们不“交底”的话，周恩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9月3日，汪东兴已经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专门送周恩来处。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也知道毛泽东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接到叶群的电话，周恩来的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早在林彪就学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周恩来结识林彪，甚至比毛泽东结识林彪还早。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挨过不少人的“整”，但林彪是从没有“整”过周恩来的少数人之一，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也可以说是“亲密战友”。

此时此刻，周恩来打定主意，他要救林彪。怎么救林彪呢?周恩来要做的事情，首先是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知道，关于林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目前只有林豆豆一个人的说法，大家对林豆豆的话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只要林彪的飞机不起飞，那就可以证明，林豆豆说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周恩来就可以用林豆豆乱说为借口，把这件事压下去。这样一来，南下广州之事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林彪可以继续留下来，用和平的方式与毛泽东抗争。

这是周恩来最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向李作鹏指示，命令山海关机场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这不仅是挽救林彪，同时也可以和平地解决这件事。不过此时周恩来很清楚，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让毛泽东知道的，所以周恩来一直瞒着毛泽东，自己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希望阻止林彪硬干的念头，希望林彪留下来，希望挽救林彪。周恩来知道，一旦林彪的飞机起飞，他就无法在中国境内体面地降落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林彪是性格非常强硬的人，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很难改变。所以周恩来试图用语言和行动劝阻林彪的同时，也还是给林彪留了后路。如果林彪一意孤行，周恩来还是准备放他走。因此周恩来没有下令山海关机场采取强硬措施，如果林彪的飞机硬要飞，也还是可以飞的。

（281）

据李作鹏回忆说：【大约是0时20分左右，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报告我说：“李政委，机场站长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对方说：“我是机场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的电话指示。通话中，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起飞夜航，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这样答复机场。因为总理在亲自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强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所以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0时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

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

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对方回答：“西北。”

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其实周恩来并不意外林彪飞机的强行起飞，而且在林彪飞机强行起飞之际，周恩来就知道，这架飞机将飞向苏联，因为叶群在电话中已经向周恩来暗示过了。

1981年，李作鹏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李作鹏的《判决书》说：【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李作鹏对此不服，后来他在《李作鹏回忆录》中，为自己申辩说：【我的《判决书》中所谓“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修改电话报告记录”的用意，无非是让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其一，周恩来曾“下命令”阻止林彪专机起飞;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鹏有意放跑的。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在预审时，以及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282）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这完全不是总理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种推诿和搪塞的托词。

第四、林彪在驶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并不像叶群所说的，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那么简单。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得到报告：“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周总理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彪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林彪)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处理这件事。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的全面情况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二五六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周恩来在处理“九一三”事件时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这个结论也是合理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一种阴谋论，认为是周恩来故意放走了林彪，这样既除掉了林彪，又打击了毛泽东的威信，可谓一箭双雕。周恩来成为“九一三”事件的最大得益者。

周恩来真是这样吗?如果从单单从“九一三”事件孤立地来看，周恩来的确有较大的嫌疑。可是如果从“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整个历史来看，就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是这样的人。下面是这个原因的分析。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他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地位才能稳固。第一方面是军队和高官的支持，第二方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能够同时得到这两方面的条件，领导人的地位很稳固;如果同时得不到两方面，只得到一个方面，领导人地位也能维持;如果两个方面都得不到，那么领导人的地位就不稳定了，随时有倒台的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前，既有军队和高官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在文革中，毛泽东得罪了大批高官，其中也有大量军队高官，因此毛泽东失去了军队和高官的支持。但毛泽东却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威信，威信就成为毛泽东掌权的主要武器。

正如李作鹏说的那样：“不管林彪跑到哪里，对毛主席的权威都是极大的损害。”钦定接班人林彪的“不辞而别”，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和信仰毛泽东了，甚至一些人对毛泽东开始产生怀疑。在林彪事件之前，谁要是敢说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马上就会有人汇报上去;而在林彪事件之后，就不再有人向上汇报这种事了，对毛泽东不敬的话也悄悄开始在民间蔓延。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人公开贴出反毛的诗词：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在文革之后，毛泽东失去了高官们的支持;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又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领导人地位就不稳了。相反，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既有高官们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威信，所以周恩来是有相当大的机会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的。据说当时已有一些高官给周恩来煽风，希望他带头向毛泽东发难，把毛泽东的大权夺过来，让毛泽东真正退居二线。

但周恩来却拒绝这么做，他一直在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未想过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具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都没有对毛泽东发难，又何必在林彪事件上，搞什么伤害毛泽东的阴谋呢?

（284）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一方面劝说林彪放弃硬来的念头，不希望林彪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林彪一意孤行，执意要出走，周恩来又给林彪放一条生路，这就造成李作鹏抱怨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的原因。周恩来之所以放走林彪，主要应该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亲密战友”的关系吧。

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战友”，毛泽东自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泽东说这句话，就是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放一条生路。毛泽东可以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周恩来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呢?因为周恩来与林彪也是“亲密战友”。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看9月12日发生的事。这里先说一点题外话，关于“九一三”之前林彪一家在北戴河的情况，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写过回忆录《我写我自己》。但张宁的回忆录属于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基本上没有作为历史资料的参考价值。

9月12日晚上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之后，林彪一家很快就动身了。关于林彪一家是怎么走的，有多位当事人提到这件事，这里先看周恩来的说法。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了9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周总理说：“晚上11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的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这个人(林彪)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周恩来叙述的林彪出走过程是这样的：

(一)9月12日晚11点半多，叶群宣布“今晚首长去大连”，并声称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二)叶群宣布完，很快就与林彪一行人上汽车走了。(三)此时林豆豆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叶群、林立果把林彪搞走了。(四)周恩来说林彪这个人脾气很怪，很难说服他不走。这也是委婉地说：林彪非要走不可。(五)周恩来出于为林彪“安全”的考虑，派人警卫部队把林彪等人追回来，不让林彪的飞机在晚上起飞。(六)山海关机场并没有放行飞机，而林彪一行是强行起飞走的。

（285）

周恩来的说法，得到了其他人的印证。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大约晚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前面提到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的事。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调飞机，叶群是借着调飞机的事，向吴法宪打个“招呼”，希望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够对他们“网开一面”。因为吴法宪毕竟是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是手松一点，林彪他们就会少掉很多麻烦。

但吴法宪事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对叶群态度冷淡，并抬出周恩来说事。这时叶群看出吴法宪靠不住了，也就不提“打招呼”的事了。事后证明叶群没有向吴法宪“打招呼”还是对的，后来吴法宪主动提出派战斗机打林彪的座机，这真可谓辜负了林彪对吴法宪一生的栽培。

叶群对李文普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其实也不是想骗他，只是想让李文普把这个消息散布到林彪办公室，让大家以为林彪要等吴法宪的飞机来了之后才走。这样大家就会放松警惕，坐等吴法宪的飞机来到。这时林彪他们突然出走，就会让其他人措手不及。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胡萍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

这里叶群对李文普“交底”了：“有人要抓林彪，再不走就走不了”，因为林彪准备带李文普一起走，不“交底”是不行的。不过叶群没有把具体去哪里告诉李文普，现在告诉李文普还为时过早。此时李文普也感到情况异常，就向在北京的主管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询问。这时周恩来已经派吴法宪找胡萍查飞机了，胡萍怕与林彪方面的人再接触会进一步给他“惹祸”，就拒绝与林彪办公室的人联系，说“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

（286）

同时，林立果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通知他们取消“南下”计划，改为“北上”。据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回忆说：【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是关着门的，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那天天热，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声音很大，因此从窗户那里飘来一些声音。所以我听见周宇驰大声问：“上哪儿?上哪儿?哦，北上?北上啊!”】

结合李文普和王圣兰的回忆，可知林立果当晚给周宇驰打电话是用暗语讲的，第一句是“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第二句是“北上”。周宇驰得到消息后，马上找于新野等人劫持飞机飞往蒙古，这与林彪飞机的飞往地点是一致的。林立果在电话中，只对周宇驰说了一句“北上”，周宇驰就马上明白飞往蒙古，这也说明“北上”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不是9月12日才临时决定的。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

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

这时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

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按照常规，林彪出行时，不能林彪的专车单独出去，要有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车辆开道和押尾。因此，林彪正常的出行是要事先通知八三四一部队的。这时李文普按规矩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林彪准备走，而林立果却压断了电话，不让李文普与八三四一部队联系。关于此事，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

【晚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

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宋秘书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

我说：“大连。”林立果立即按断电话机。

这时，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

接着，林立果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由于没有看见叶群的车，我到秘书办公室，让李秘书看叶群的车走了没有。他看过后，说还没有走。

就在这时，林彪的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

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轿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考虑到四个人中就我一个人有枪，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287）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9月12日晚上，电影厅里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吉纯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58号楼向张副团长、姜大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

不大一会儿，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吉纯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林立果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平时林彪办公室的行动，由李文普统一调动，林彪的车在前，叶群的车紧跟，秘书及其他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听说要行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的内勤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老虎他们都坐首长的车跑了。”

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叫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伏尔加轿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仅有刘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只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58楼前，拉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根据上述人员的回忆，上林彪专车的人共有六个：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以及司机杨振刚。这六个人都是林彪认为最为信任的，准备带走的。很显然，李文普和杨振刚应该是事先做了“思想工作”的，但李文普跳车“临阵脱逃”，而司机杨振刚则忠于林彪，不仅把林彪送到机场，还和林彪一起上了飞机。关于李文普和杨振刚的事，我们后面专门分析，这里先看事情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林彪或者叶群叫林豆豆一起走，可见此时他们已经不要林豆豆了。对这件事，林豆豆本人的回忆是：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我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288）

这时已是11点30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默不做声，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

接着，只见张宏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

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张清林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拦住吧!副团长!……”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肖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下命令吧，副团长!”

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

张宏说：“中央。

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张宏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张宏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林豆豆的回忆，是造成“九一三”事件扑簌迷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仔细分析林豆豆就会发现，她的话硬伤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而且得不到其他人的印证，因此林豆豆的回忆可信性不高。关于林豆豆的回忆，已有人专门做过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央”命令她跟着一起上林彪的飞机之事。

先看一下林豆豆回忆中提到的几个当事人的说法。林豆豆回忆提到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急得嗷嗷叫，跳着喊”，那么肖奇明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289）

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60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

在这紧张时刻，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再说，96楼有林彪的一套完备的指挥系统，如果他们借口说我们暗害他们，问题将更加严重。因此，我请林立衡跟我一起去值班室找领导。

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同志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

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在电话里讲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

肖奇明本人的回忆与林豆豆的说法大相径庭，林豆豆要求张宏等人阻拦林彪的汽车，肖奇明不仅没有支持林豆豆的要求“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而是拒绝了林豆豆的要求。肖奇明说：“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显然肖奇明的说法是合理的，肖奇明作为中央警卫团的中队长，他当然知道应该遵从上级的命令。林豆豆的话又不是上级指示，他怎么可能“急得嗷嗷叫”地附和林豆豆的要求呢?

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后，张耀祠指示说：“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肖奇明转述的张耀祠的指示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上级指示，张耀祠这个级别的官员，怎么可能下令阻挡林彪的坐车呢?更不可能扣押叶群和林立果。

张耀祠本人则回忆说：

【晚23点40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张耀祠的回忆与肖奇明相差不多，而与林豆豆的回忆大相径庭。张耀祠明确说“此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而林豆豆却说张耀祠向她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让她很林彪一起走。后面将分析对比一下林豆豆和张耀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290）

在说林豆豆提出“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前，先看看林豆豆这个人。林彪经历过两次婚姻，共有三个子女。林彪与前妻张梅生育一个女儿林晓霖(1941年生)，与叶群生育林立衡(乳名豆豆，1944年生)和林立果(乳名老虎，1945年生)。林豆豆出生于延安，据说“豆豆”这个乳名是来自林彪喜欢吃黄豆的嗜好。

林豆豆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64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林立衡转学到北大后，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她的功课。林立衡到北大后，因病经常缺课，北大中文系建议，有病长时间不能上课，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病好后可以复学。林豆豆因此办了休学手续。

但林豆豆休学后，却没有再回北大就学，而是于1965年去了《空军报》工作。据说毛泽东知道林豆豆的情况后，同意她到《空军报》工作锻炼，《空军报》专门指派了两名业务骨干帮助林豆豆。1969年，林豆豆升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解放军报》任总编辑，林豆豆比李讷低半级，与林彪比毛泽东低半级的情况一样。

林豆豆脾气，那是元帅府大小姐的典型脾气：任性。叶群与林豆豆关系不太好，正好当时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给林豆豆，说叶群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搞得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林彪宠爱林豆豆，她的任性脾气没人敢管，叶群也怕林豆豆三分，因为林豆豆动不动就要自杀。1964年和1968年，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搞得林家更不敢管她了。

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林豆豆的大小姐脾气。林彪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1971年9月7日把林豆豆从北京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康庭梓说：【9月7日，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

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

据康庭梓回忆，林豆豆坐的并不是专机，而是“搭便机”。林豆豆为了回去取一双皮鞋，让机组人员和其他“搭便机”的乘客等她40分钟，林立衡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表示什么歉意。

（291）

我们再看林豆豆对八三四一部队领导的说话口气，都是命令式。比如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

林豆豆是什么官职，她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抓人呢?这就是帅府大小姐的脾气。因为林豆豆自从懂事以来，周围的人都对她唯唯诺诺，养成她出口就命令别人的脾气。林豆豆本人也回忆说：

【我责问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

的!”】

以林豆豆的官职，她只能向张宏汇报情况，绝无向张宏下命令的资格。张宏不买林豆豆的帐了，林豆豆反而还很生气。林豆豆凭什么生气呢?林豆豆似乎认为，张宏应该违背“中央”，听她的指示才对。

再看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口气也完全是一副“自己完全正确，错误都是别人”的大小姐脾气。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回忆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些情况，高厚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

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参加学习。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她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李平说林豆豆“起义”的事实根据是：1971年9月7日，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

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林彪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月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林豆豆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八三四一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292）

高厚良说总政认为林豆豆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这句话是对的。林豆豆9月7日就知道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却不向中央汇报，这就任听毛泽处于危险的境地。从这点来看，林豆豆的态度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果林立果暗杀成功，林豆豆就不向中央汇报了，坐享胜利果实;如果林立果暗杀失败，准备外逃，她此时才告发他们。林豆豆在毛泽东最危险的几天，不向中央报告，这显然是林豆豆的“错误”。周恩来也批评林豆豆“自以为是”，让她回《空军报》学习。

高厚良继续回忆说：【林立衡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传她一贯反对林彪。林豆豆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有所认识、有所警惕、有所察觉、有所斗争”，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林豆豆还说：“我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我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九一三以前我没有向中央报告，主要是为了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

林豆豆随意讲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就说：“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时，林豆豆就经常借口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由高厚良的回忆可知，林豆豆经常毫无根据地随意讲一些情况，造成大家对她的疏远，然而林豆豆却还是“自以为是”，自认为“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高厚良继续回忆说：【1974年2月，林豆豆再次自杀未遂。因为林豆豆闹自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后来周总理生病，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

空军党委研究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安置林立衡和张清林。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林立衡在开封农场，只干一些轻微的劳动，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1975年10月，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林立衡在报刊上说：“她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拿不到购粮本、肉证，也领不了工作证，仍然用假名，从此化名路漫，十四年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黑人。”

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转业是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工厂按厂级领导干部对待，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293）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晓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林豆豆，规劝她为人要正直，要诚实。1977年冬天，林晓霖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探望妹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那时，林豆豆就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

林豆豆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晓霖看，林晓霖看后觉得林豆豆所写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林豆豆还说：“叶群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

林晓霖当时就觉得林立衡说这些话太假，便说：“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我们不能只从林彪是我们父亲，要为他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这样姐妹俩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林豆豆一心为林彪辩护，把林彪干的事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林彪什么错都没有。林晓霖说：“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以上说了那么多林豆豆的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林豆豆是那种毫无根据随意说话的人，因为，对林豆豆提出的“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也没有必要特别深究，因为这本来就是林豆豆随便说的事情。

有人在林豆豆说“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上，大做文章。其实林豆豆说的这件事，本身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林豆豆说的“中央”，肯定只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其他人都担不起“中央”这两个字。

如果说周恩来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是说周恩来要主动放飞林彪的飞机，所以才会命令林豆豆上飞机。然而在事实上，不只是汪东兴、张耀祠等人，就是吴法宪、李作鹏等被判刑的人，也都承认周恩来曾向他们下令，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一方面要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另一方面又命令林豆豆“上飞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如果说是毛泽东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等于是毛泽东要放飞林彪，主动让林彪跑到苏联去。林彪跑到苏联去，对毛泽东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似乎还不至于愚蠢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地步。因此，根据林豆豆随意说的话去探究历史，只能是走入歧途。

（294）

这里转回来说林彪上飞机的情况。据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林彪的专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

车开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追车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林彪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对于李文普为什么跳车的问题，有很多争议，这个话题放在后面说。这里先把李文普说的林彪专车出走的过程整理一下：

(一)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上车之后，司机杨振刚马上就开车了。(二)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三)叶群说“冲!”，杨振刚没有理会姜作寿示意停车，冲了过去(四)李文普大喊“停车”，然后打开车门跳车出去。(五)林立果向李文普开了一枪，李文普倒地，杨振刚继续开车驶向机场。(六)林彪办公室的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七)追车的队伍途中被一列火车阻拦，等他们到达机场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强行升空了。(八)林豆豆作为“起义有功”，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材料;李文普等林彪办公室的人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理。

（295）

姜作寿也回忆说：【大约晚11时半左右，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

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

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

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据姜作寿回忆，他让示意林彪的坐车停车，并不是真的想阻拦，只是想问问林彪去哪里，他们这些警卫队伍怎么跟着走。而林彪的坐车却以为他要阻拦，加速冲了过去。

林彪坐车冲过姜作寿的阻拦后，李文普跳车，林立果向李文普开枪并打伤李文普。一旦开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林立果对李文普开枪，这就意味着林彪的武装反抗，这个性质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为了避免林立果开枪造成“敌我矛盾”的难题，于是就说林立果没有开枪，李文普的枪伤是他自己开枪打自己的。为此李文普辩解说：“我已经跳车了，又何必再打自己一枪?”

李文普为了表明他不再跟林彪了，有跳车的行为就足够了，再打自己一枪完全没有必要。再说，自己开枪打自己的枪伤是很容易鉴别的，李文普试图以此来欺骗组织也不太可能。因此，李文普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李文普的枪伤应该来自林立果。

另一位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彪的轿车从96楼方向迎面驶来，见前面有人时，车不但没有停，反而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呼啸而过。然而这辆红旗车却在距离我们5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下，从车上下来的是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当我追到离红旗牌轿车约20米左右时，林立果向我连开了两枪，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枪响，李文普倒下了。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急闪而过：林立衡的报告已变成了现实。我凭借着路旁的树作掩护，迅速掏出手枪，“啪啪”还击了两枪。林彪一伙见警卫部队有人竟敢拦阻他们的专车，并追赶不舍，而且公然开枪还击，更加惶恐万分，连车门都顾不上关，驶车仓皇逃窜。】

（296）

张耀祠虽说非当事人，但他做作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团长，当然有自己的渠道了解消息。张耀祠对此事回忆说：【林彪的汽车离开96号楼后，路上被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十多米，李文普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普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综合肖奇明和张耀祠的回忆，林彪坐车遭到枪击的情况如下：

(一)大队长姜作寿阻拦林彪坐车，被闯过。(二)李文普叫停车，林彪坐车停下。(三)与此同时李文普跳车出来，肖奇明追向林彪坐车。(四)林立果打开车门，向远处的肖奇明开两枪，向近处的李文普开一枪，李文普负伤倒地。(五)肖奇明没想到林立果会向自己开枪，以为林豆豆说的话变成了现实，一时激动，于是就向林彪的坐车还击两枪。这两枪据说打在林彪专车的后风挡玻璃上，因为林彪专车是防弹玻璃，所以子弹没有穿透。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了批评，说：“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因此肖奇明对林彪专车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示，而只是自己一时激动的个人行为。

林彪的坐车开走后，警卫科长刘吉纯等人驱车在后面追赶。刘吉纯回忆说：【虽然我们的车已开得很快，我们还是不断催促司机开得再快一些。由于车速太快，天黑又没路灯，司机突然刹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才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正有一辆长长的火车通过，我们的伏尔加车已接近铁轨，若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上火车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如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当我们赶到机场时，那里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红旗车停在那里，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稍后，张宏副团长也赶到机场，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集中起来。我和一起去的几个人乘车返回北戴河。下车后，才知道李文普已受伤住院。“林办”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起来，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

张耀祠继续回忆说：【9月13日0点22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二五六号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他们看到八三四一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就命令驾驶人员起动飞机。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林彪三叉戟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机组人员，从北京到达北戴河山海关机场之后的情况。康庭梓说：【9月12日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平房里：最东边第一间住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第二间住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住陈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

（297）

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潘景寅最后交代：“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晚11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户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

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

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我看到陈联炳和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我们4个人还没上，飞机怎么就走了呢?我满脑子都是不解，也顾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

我看到三叉戟飞机正在快速移动，准备进入跑道，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这时，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我们站在一起，不约而同望着飞机，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中，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知道我是机组人员，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也很着急，就一个劲儿问他：“谁在飞机上?”

他答非所问，只是不停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你拉我干吗?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他赶紧上了吉普车，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此时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里气氛异常紧张。我看见调度员正在用话筒喊：“听到请回答!”、“快回来!”这些话，可是对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机上肯定把与地面的通话系统关闭了。八三四一部队的那些人拿着电话呼叫，喊接“北京九局”。电话接通后，我听他们说：“向中央报告，老虎和叶群把首长搞走了!”声音很大，满屋子人都听得特清楚。

我们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给绑架了?】

（298）

这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林彪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三叉戟从北京起飞时，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5名乘客。乘客中林立果和刘沛丰下飞机后，立即去北戴河的林彪住处。而另外三名乘客，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以及两名年轻女兵，被留在机场。为什么林立果不把这三个人一起带到林彪住处呢?原因应该是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

两名年轻女兵，林立果肯定不会告知她们“五七一工程”;即使是程洪珍，林立果也没有向他透露暗杀毛泽东计划等最秘密的情报。这些人当中，只有刘沛丰是完全知情者，所以他与林立果一起去了林彪住处，又一起上了飞机。

林彪等人登上飞机后，飞机立即起飞，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了下来。他们三人没有上林彪的飞机，并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让他们上去。

三叉戟的9名机组人员是：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庭梓、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普通机械师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女服务员魏秀玲。其中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其余5名机组人员没有上飞机。一些文章说这5名机组人员是没有时间上飞机，其实不然，他们是完全有时间上飞机的，而是被故意“甩”在机场。

对此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三叉戟起飞后，一片混乱的山海关机场渐渐恢复了宁静，很多信息从各方面汇集过来，我们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细节。

那天晚上，潘景寅并没有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待在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程洪珍也没有睡，他们3个在一起聊天。9月13日凌晨0点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随后就通知李海彬叫油车来加油。在李海彬打电话要加油车的时候，潘景寅走出调度室，先经过程洪珍的门口，再经过我们的房间，直接走到3名机械师的房间，把他们叫起来去机场。

我的房间与3名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名机械师起床时，我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3名机械师到机场时，油车还没有来，他们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一会儿，油车来了，一名机械师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时，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0点22分。

这是林彪的专车，潘景寅随即直奔停机坪。从调度室到停机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潘景寅在0点5分接到电话后把机械师叫醒，让机械师做起飞准备;最后潘景寅在0点22分登上飞机。在这中间有十几分钟的空余时间，但潘景寅一直没有把我们其余5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

（299）

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个观点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误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甩下来，而把没用的机械师带走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机械师是飞机的关键人物，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加油也靠机械师。飞机在起飞前的种种动作，没有机械师是完不成的。

我后来听海军的地面人员说，林彪的红旗车停了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叶群，她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他们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软梯，“上拉下推”地上了飞机。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三叉戟起飞后，我们5名留下来的机组人员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才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航行局局长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

我们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第二天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关于林彪一行人在山海关机场的行动，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也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首长下飞机，这是惯例。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300）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林立果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晚上11点30分左右，场站政委史岳龙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几次电话，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认为这是大事，直奔机场调度室。

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

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油车完全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邰起良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

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301）

机场的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调度员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专机升空看不见了。

之后，我们几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等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结合康庭梓和佟玉春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

(一)潘景寅这天晚上没有睡觉。三叉戟专机原定计划是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按道理机组人员是应该睡觉的，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天的飞行安全。可是潘景寅却不睡觉，而是一直在调度室里聊天，这说明事先林立果向潘景寅交待过，让他今晚随时待命，以防突发情况，所以潘景寅就没有去睡觉。

(二)9月13日凌晨0点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应该是来自北戴河林立果打来的，他通知潘景寅立即准备起飞。

(三)潘景寅悄悄叫醒三名机械师，不惊动其他人。康庭梓说他与3名机械师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潘景寅不叫醒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因为在紧急起飞的计划中，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事先计划好不带上飞机的，怕这些局外人上了飞机不好控制。

(四)三名机械师中，主管机械师李平，应该是与潘景寅一样的知情者。三叉戟飞机的驾驶舱有三个座位：前方是机长和副驾驶，后方是机械师，三叉戟飞机有3名机组人员就可以正常飞行。林彪的二五六专机之所以有9名机组人员，是为了保证副统帅的安全，特别配备了9人。但实际上，飞机只有机长和机械师两个人就能驾驶，这是最低限的机组人员。

因此，林彪和林立果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这架飞机，当然没有必要对多余的人“做工作”，只要对机长潘景寅和主管机械师李平“做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在原计划中，二五六专机将由潘景寅和李平两个人来驾驶，其余的人都是多余的。但由于当天晚上3名机械师被安排在一间房间睡觉，潘景寅只叫李平，而不叫另外两名机械师，会使那两人起疑心，反而更麻烦，所以只得把3名机械师一起叫去了。

（302）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和普通机械师张延奎显然是不知情的。对于普通机械师张延奎，康庭梓回忆说：【张延奎本不是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对于特设机械师邰起良，佟玉春回忆说：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名人员还没到，就从飞机上下来打电话通知其他5名机组人员。当佟玉春告诉邰起良“不准二五六飞机起飞”的命令后，邰起良更感到无法理解，最后是被林立果推上飞机的。

(五)潘景寅在临起飞前，紧急通知给飞机加油，可见潘景寅事先知道这次要飞较远的航程，所以才紧急加油。只是由于林彪一行人来得太快，加油车没有来得及加油，反而把机翼上的航行灯撞坏了。

(六)林彪一行人下车后，叶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然后林彪一行人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梯子爬上飞机。

(七)林彪一行人上飞机后，飞机马上起飞，机场调度室熄灭了机场的所有灯火，三叉戟是靠自己的照明灯强行起飞的。

(八)飞机起飞后，剩下的5名机组人员才吃惊地发现自己被“甩掉”了。

这里有一个时间表值得注意：林彪的专车从北戴河出发是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北戴河距山海关机场40多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40公里的路汽车要行驶1个小时左右，林彪的专车于13日凌晨0时20分左右到达机场。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到达西郊机场，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汽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34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林彪专车于晚11时30分左右强行离开北戴河，在出发前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周恩来立即就知道了，他还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法宪。可是这么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却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从在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到13日凌晨0时22分三叉戟起飞，有50分钟左右的时间，周恩来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的，可是周恩来却没有这么做。

（303）

据汪东兴回忆说：【13日0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正在向北飞行，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已是13日凌晨 l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表需要注意。13日0点32分，汪东兴得到林彪专机已经起飞的报告。汪东兴立即通知周恩来，他们一起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周恩来0点32分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到达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大约需要15分钟，那么毛泽东大约在0点47分左右得知这个消息。此时据林彪专机起飞，已经过了25分钟了。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晚才知道消息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304）

在谈到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林彪的消息之前，先要澄清一件事。汪东兴在回忆录中，明确说周恩来和他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去向毛泽东汇报的。而现在有一种新说法，声称周恩来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并说汪东兴的回忆录是假的。另外，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派人轰炸中南海，所以毛泽东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紧急从中南海游泳池的住所，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这种新说法例举了种种“证据”，比如声称张耀祠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叉戟二五六还没有起飞，主席就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但张耀祠本人的回忆录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法。细究这种新说法的各种“证据”，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汪东兴的说法。这种新说法的最大硬伤是：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知道林彪准备外逃之事，那么毛泽东必须做出一个指示：是否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

这种新说法中提到的毛泽东指示，还是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就做出这样的指示，那就意味着毛泽东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允许林彪出走，这样一来，林彪就是在伟大领袖亲自批准之下出走的，又何罪之有呢?

而且，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曾下令林彪的飞机必须由周恩来、吴法宪等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做出“由他去吧!”的指示，那么就与周恩来的指示发生冲突了。这样的话，周恩来必须马上打一个电话到机场，说：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准许林彪的飞机自由起飞，撤销先前我的命令。

由上述推理可知，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做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指示，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种新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逻辑推证，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9月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前，与警卫部队发生了“枪战”，打伤了警卫员。既然林彪已经开枪动武出走，那么林彪必然是要想逃走的。下面的问题是：林彪怎么逃呢?

显然，林彪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走地面的“地路”或水面的“水路”，那是绝对逃不掉的。既然林彪逃走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那么林彪的飞机就一定要强行起飞，这是很容易推理的结果。

因此，以周恩来的智慧和经验，他在得知林彪打伤警卫人员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判断出林彪的飞机是一定要强行起飞的，不然的话林彪是没有第二条可走的。那么下面的问题是：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飞往哪里呢?

（305）

林彪飞往广州的方案，必须是在他们的意图没有暴露之前，才有可能实施。现在林豆豆已经把他们准备飞广州的事情告密了，林彪此时再飞广州，等于是自投罗网。因此，现在林彪的飞机只能飞往外国。

再下面的问题是：林彪飞往哪个外国呢?从北戴河的地理位置和三叉戟飞机的航程来看，可以飞到的外国有三个(北朝鲜除外)：南朝鲜最近，日本次之，蒙古再次之，直接飞到苏联是不可能的。南朝鲜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蒙古是苏联的盟国。

单从逃命的角度来看，林彪从北戴河飞往最近的南朝鲜是最安全的路。南朝鲜不仅距离近，而且很快就飞出中国国境进入公海，到了公海上就不会有被中国战机击落的担忧了。林彪到了南朝鲜之后，可以转去台湾。1971年蒋介石还健在，他肯定是非常欢迎林彪去“反正”的。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台湾，将给蒋介石一个非常大的面子，在台湾林彪一家一定会得到非常优厚的生活待遇。

当然，苏联也非常欢迎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过去，这个理由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不过从北戴河飞往蒙古，比飞往南朝鲜危险得多，一来因为大部分时间将在中国上空飞机，有被击落的危险;二来是航程较长，燃油有不够的危险。事实上，林彪的座机正是因为燃油不够而迫降失败的。

林彪选择去比较危险的蒙古，而不是去比较安全的南朝鲜，这就说明林彪不单单是为了逃命，他还想要与毛泽东继续进行“战斗”。一旦去了台湾，林彪就不可能再回到大陆了;而去了苏联，林彪还有可能回到大陆的。再者，林彪去台湾，就意味着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去苏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周恩来熟知林彪的为人，所以周恩来可以预料到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将飞往蒙古，而不会飞往南朝鲜。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9月12日晚11时半得到林彪开枪伤人，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预料到林彪一定要赶往北戴河机场，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强行起飞，而且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飞往蒙古。这个时候，周恩来的行动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因为林彪从北戴河赶到山海关机场，需要近一个小时，在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完全有时间做出不让林彪走的措施。

周恩来真的要想不让飞机起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命令警卫山海关机场的部队，立即把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的潘景寅等9名机组人员扣押起来，或者干脆把这9人押上汽车，紧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林彪一行人到了机场，找不到飞行员，飞机自然也就无法起飞了。

在林彪从北戴河出发到机场的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显得头脑糊涂，不知所措，乱打电话。一会儿给吴法宪打电话，一会儿给李作鹏打电话，一会儿给汪东兴打电话，一会儿给张耀祠打电话，显得非常忙，其实都没有忙在点子上，偏偏就忘了给毛泽东打电话。其实周恩来此时是故意“装糊涂”，故意装得对林彪的行为不知所措，这样才能为林彪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306）

周恩来这么做的动机，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毛泽东迟迟到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知情，这并不只是周恩来的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也有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长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和亲信，和毛泽东非常惯熟，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根本不需要通过周恩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在9月12日晚11时半左右得知林彪开枪伤人和强行离开北戴河之事，那么他们这两个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偏偏不向毛泽东汇报呢?

这就显出这两个人的私心了。汪东兴和张耀祠这次跟随毛泽东去南方，完全知道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完全清楚毛泽东将要拿掉林彪了。这样一来，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想另外一个问题：林彪被拿掉之后，谁来接替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子呢?从当时的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林彪倒台后，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子将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

当时周恩来还没有发现癌症，那时周恩来的身体非常好，人们普遍认为比毛泽东小5岁的周恩来，将比毛泽东活得长。汪东兴和张耀祠既然预料到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那么谁都知道，王储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王储，将来到了周恩来时代，那一定要吃苦头的。

汪东兴和张耀祠看出周恩来犹豫来，犹豫去，就是不想报告毛泽东。如果他们两人违背周恩来的意思去报告毛泽东，那就要大大地得罪周恩来，以后在周恩来手下的日子将会不好过。所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不愿得罪周恩来，周恩来犹豫，他们也跟着犹豫，大家都不去向毛泽东汇报。

直到林彪的飞机起飞，汪东兴觉得再拖下去实在无法向毛泽东交待了，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汪东兴向周恩来明确提议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当时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汪东兴距毛泽东住处的距离，比周恩来近得多。尽管如此，汪东兴和周恩来还是“同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汪东兴是故意这么做的，如果汪东兴先到毛泽东那里单独汇报，周恩来难免会怀疑汪东兴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现在汪东兴和周恩来一起进毛泽东的门，汪东兴就是要在这件事上，让周恩来对自己完全放心。

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两名毛泽东的亲信，在关键时刻却怕得罪他们想象中的未来王储周恩来，这也是造成毛泽东很晚才知道林彪出走的关键因素之一。

（307）

从林彪方面来看“九一三”事件，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9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站，毛泽东返回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第二时间点：9月12日晚7时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人乘林彪的三叉戟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别墅。

第三时间点：9月12日晚8时左右，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第四时间点：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到达北戴河林彪别墅，立即与林彪等人密谈。

第五时间点：9月12日晚10点30分左右，林豆豆在向中央告密，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的计划败露。

第六时间点：9月12日晚11点30分左右，林彪一行人打伤警卫员，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七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林彪的三叉戟专机强行起飞。

第八时间点：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三叉戟飞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三叉戟在中国国境内飞行大约1个半小时。

第九时间点：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迫降失败，机上9人全部死亡。

从周恩来方面来看“九一三”事件，也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9月12日晚8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参加的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

第二时间点：9月12日晚10时40分左右，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得知林豆豆告密的林彪南下广州计划，但半信半疑。

第三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是不是停有林彪的专机。李作鹏查后向周恩来汇报，林彪专机的确在山海关机场。这时周恩来感到林豆豆所说的不是空穴来风，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

第四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多一点，周恩来打电话给司令吴法宪，问是不是他把林彪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吴法宪说不是他调的飞机，他也不知道这件事。这样周恩来就判定吴法宪与此事无关。

第五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20分左右，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声称林彪要乘飞机“动一动”，叶群很可能在电话中向周恩来“交底”。

第六时间点：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李作鹏打电话，下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准起飞，除非有周恩来等四人的批准。

第七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林彪一行人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八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

第九时间点：9月13日凌晨0时50左右，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汇报林彪情况，毛泽东的指示是：“天要下雨，娘要家人，由他去吧。”

第十时间点：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离开毛泽东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指挥处理林彪事件的各种问题。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大约为20分钟左右，毛泽东除了“由他去吧”的指示之外，没有再发出其他指示，而是把处理林彪事件的全权，全部交给了周恩来。

（308）

关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9月13日1时许，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周恩来：“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

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

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

“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一连几个月，他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我真的担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

据陈长江回忆，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0分钟左右。大约在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前后左右，毛泽东就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了周恩来，然后周恩来匆匆离开毛泽东的中南海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担任处理林彪事件的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9月13日1时10分的时候，林彪的三叉戟还在中国境内飞行，三叉戟是在9月13日2时才飞出国境的。这也就是说，在林彪尚未“出国”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了。

毛泽东紧急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这是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准备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所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就把毛泽东紧急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另据陈长江回忆，毛泽东的身体在“九一三”事件后“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打击是极大的。

（309）

第十一时间点：9月13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事件。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一件事，是向正在中国境内飞行的二五六号飞机上的林彪喊话。对此李德生回忆说：【1971年9月12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 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总理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总理对我说：林彪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二五六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恩来喊话请林彪“回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这是他独自做出的决定，但林彪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喊话。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二件事，是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然而在13日凌晨3时左右，一架直升机违反禁空令，从沙河机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架飞机就是周宇驰等人劫持的飞机。

周恩来得到汇报后，立即指示迫降或打掉这架飞机的。据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我立即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战斗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导航歼六飞机，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310）

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祝后，他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由李德生的回忆可见，周恩来处理周宇驰飞机时，也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果断直接命令迫降和打掉。毛泽东为什么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呢?因为林彪出走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按理说，毛泽东应该亲自处理这件事。从历史上来看，凡是遇到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亲自处理的，比如刘少奇的事，从开始的《评海瑞罢官》，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和策划的。再看林彪发起“突然袭击”的1970年庐山会议，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件突发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是怎么处理的呢?

第一，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70年8月25月下午，江青、张春桥等人到毛泽东处告状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在8月26月和8月27日，连续三天亲自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庐山会议问题。

第二，除了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大局上把握方向之外，毛泽东还在会下，不停地找人个别谈话，打通思想。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记载：【从1970年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毛泽东处理重大事件是一贯做法是：(一)召开政治局会议;(二)找人个别谈话或开小会。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的南巡中，毛泽东也是不停地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

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却没有亲自主持过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林彪事件的会议，全部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毛泽东只是听取周恩来的汇报，也不做出指示，除了“天要下雨……由他去吧”这句话。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毛泽东过去一贯的做事风格。

而且，毛泽东在林彪出走后，也没有找人个别谈话，这也是十分异常的。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以后一连几个月，毛主席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

（311）

为什么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找人个别谈话，而是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呢?因为林彪暗杀毛泽东、出逃外国，是党内斗争历史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事，只能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毛泽东却把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因此，在林彪事件上毛泽东肯定是有错误的，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苦心替毛泽东开脱责任，在林彪成为党的接班人问题上，周恩来多次说：“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

周恩来可以这么说替毛泽东开脱责任，而毛泽东本人却不能这么说替自己开脱责任说，因为毛泽东本人这么说，是无法让人心服的。因此，毛泽东如果召开会议处理林彪问题，或者找人谈话谈林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必须在林彪问题上做自我检讨，否则就说不过去。

一个领导人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本来就是很丢面子的事，而毛泽东的部下们，大部分是比他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是可以当毛泽东儿子的小字辈。让毛泽东在这些小字辈面前自我检讨，更是让毛泽东感到颜面尽失，如果说感到“尴尬”，那是不够份量的，可以说感到“狼狈”。

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特别是他在文革中已经被林彪捧上神坛，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现在毛泽东一下子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堕落到要向自己的部下自我检讨的地步，这个心理落差也太大了。因此，毛泽东很难拉下面子，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

当然，毛泽东一句自责的话不说，也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就用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接见外国朋友的时候，在外国朋友面前说几句自我检讨的话，然后再把这些自我检讨传到高官们中间，就算毛泽东的自我检讨了。比如1971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承认自己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指着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等人，说：“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

此时周恩来当然要给毛泽东面子，赶紧说：“我们也犯了错误。”

在毛泽东得知林彪出走的消息，首先当然是“震惊”，但马上他又想到对应的方法。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次他被林彪“坑”苦了，他已经无法亲自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毛泽东亲自处理林彪事件，肯定会是“越描越黑”，越处理越没面子，越处理越丧失威信。还不如把此事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在威信上的损失，要比他自己亲自出面处理少得多。

（312）

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20分钟谈话之后，他就马上决定，林彪的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做出此决定的时候，林彪的飞机还在中国境内，还没有飞出国境。早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林彪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了，可见毛泽东的反应还是极快的。

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唯一指示，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样的指示呢?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毛泽东虽然搞过很多政治斗争，整过很多人，但毛泽东的整人还是有底线的，就是“一个不杀”。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犯错误的动机有两种：第一种是“为自己”犯错误，比如贪污腐败等。毛泽东对“为自己”犯错误的人，毫不手软地“杀”，最著名的是建国初毛泽东亲自签署枪毙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

因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曾立过不少的功劳，不少人向毛泽东说情，希望从轻处罚这两个人。毛泽东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人，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认为人犯错误的第二种动机，是“为革命”犯错误。不管是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主义之争，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出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因此，毛泽东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包括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都是“为革命”犯错误。对“为革命”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的处理原则是撤职、批判，但不杀。彭德怀、刘少奇等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林彪是犯了路线错误(那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林彪有暗杀他的“五七一工程”)，因此林彪也是“为革命”犯错误，那么林彪当然也就不该杀了。如果毛泽东下令打林彪的飞机，那就等于是下令杀林彪，这就超过了毛泽东路线斗争的底线，因此毛泽东要放过林彪不杀。

毛泽东不打林彪飞机的第二个方面，是考虑到这件事造成的社会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明林彪事件，有人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

周恩来看了条子后，非常认真地解释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周恩来这样解释之后，台下热烈鼓掌表示信服。周恩来又说：“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非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非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313）

周恩来的解释，其实也反应了毛泽东担心的社会影响。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不仅周恩来没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毛泽东也同样无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如果毛泽东下令把在中国境内飞行的林彪座机打下来，总得有个理由吧?毕竟林彪当时还是党章上写的接班人，没有合适的理由不行。

如果说林彪叛国罪，证据在哪里呢?只要林彪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行，或者林彪的飞机在国内坠毁，就不能给林彪叛国罪的罪名，因为林彪毕竟没有出境嘛。当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叛国罪是成立了，但到了国外的飞机，中国方面是不可能派战机或导弹追到外国去打的。

因此，毛泽东指示不打林彪的飞机，第一方面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第二方面是出于没有合适的理由。

我们再转回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之后，马上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问题。13日凌晨2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13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

据李作鹏回忆：【从12日23时到13日凌晨0时55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我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13日凌晨3时，秘书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邱会作也回忆说：【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

我们大概等了近3小时，于13日早6时，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周总理随即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他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本来是准备在凌晨3时左右开会的，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通告林彪飞机出境之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办事的行动是极为高效迅速的。林彪的飞机凌晨2时出境，凌晨3时周恩来就通知政治局委员们来开会。就在周恩来准备开会的时候，在3时15分，忽然来了报告，一架直升飞机违反禁空令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推迟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集中精力处理这架直升飞机。

（314）

关于此事，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北京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果断地指示：“迫它降落，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

于是空军先后派出八架飞机拦截。因天黑没有找到这架直升机，空军调度室一片紧张，总理在大会堂内等待着。这架被周宇驰等人劫持的直-五飞机，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智勇双全、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他识破了他们的企图，机智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京，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

接近地面时，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稼地里，团团围住。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料已无法脱逃，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保住性命，被战士、民兵捕获，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关于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之事，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回忆说：【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9月12日那一夜，但是从家人的描述里，我了解到9月12日发生的事。

9月10日，我二叔接到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二叔带著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刚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二叔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二叔问父亲：“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父亲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形势比较紧张。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

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

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你不用惦著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父亲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枪。

二叔看父亲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后父亲走了，看来父亲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的。

9月12日晚上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

说着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父亲和母亲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父亲说：“你不要问。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315）

二叔听了父亲的话，知道他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母亲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父亲接着母亲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母亲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母亲很信任父亲，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父亲要是不跟母亲“交底”，母亲怎么跟他走呢?

后来父亲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父亲才显得有些着急了。父亲匆匆忙忙带着母亲和我的哥哥和弟弟走了，家里就剩下二叔陪奶奶。

谁知没过多久，父亲他们又回来了，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父亲要马上开车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周向红的哥哥)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父亲在车上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父亲开车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母亲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母亲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母亲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父亲留给母亲的临终遗言。

据我哥哥回忆，父亲在9月12日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因为没走成，父亲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于新野叔叔在“九一三”之前发自一封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他也准备去死了。】

据周向红回忆，早在9月10日，周宇驰就准备好南下广州之事，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弟弟，可见“南下广州”这件事是早就策划好的。本来在“南下广州”计划中，周宇驰等人也是带着家眷一起去的，所以周宇驰事先对他妻子“交底”了。

（316）

没想到因为林豆豆的告密，林立果紧急通知周宇驰改为“北上”，于是周宇驰立即带着一家人直奔北京西郊机场，在那里他们似乎也事先准备好“北上”用的飞机。但这时吴法宪已经亲自到西郊机场去查飞机，这样他们准备好的“北上”用的飞机，就不能使用了，周宇驰只好又把一家人带回家来。

此时周宇驰做出破釜沉舟，劫持飞机外逃的决定，他把弟弟送到火车站，并且把自己的大儿子托付给弟弟;而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以及他母亲，就只好留在家里了。周宇驰在路上说：“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了。

关于周宇驰劫持飞机之事，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256号三叉戟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直升机团，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作为直升机团副大队长的陈士印，被指定担任训练周宇驰飞行的指挥员。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五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场站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五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

（317）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3685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8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180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

凌晨4点50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印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据康庭梓转述陈士印的回忆，周宇驰等人的直升机，并不是强行起飞的，而是通过正常手续由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的。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对全国机场下达了禁空令，可是为什么沙河机场给周宇驰的直升机放行呢?那就是因为有“林彪的手令”。据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318）

所谓的“林彪手令”，据陈士印回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用红铅笔歪歪斜斜写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林彪写几个字，没有红头，没有红章，就可以让机场违反周恩来发出的禁空令，破例让飞机起飞。可见当时林彪在一般人中间，还是有相当威信的。林彪顺便写个纸条，就是副统帅的命令，机场的人不敢不服从。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坐的三叉戟飞机升空后，刚开始航向不明，后来才把航向调到飞往蒙古。有人推测说：林彪在三叉戟升空之后，还没有确定航向，飞了一段时间后，才下决心飞往蒙古。

根据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的行动来看，他们一上来就要飞往蒙古。周宇驰劫持的飞机与林彪的飞机不约而同地飞向同一个地点，这说明他们事先已经商约好飞往蒙古的“北上”计划。所以林彪的飞机，并非在起飞之后才临时决定去蒙古，而是早就准备好去蒙古了。

周宇驰的飞机凌晨3时左右起飞，在天上飞了3个小时，早上6时左右降落。周宇驰的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才一块石头落地，开始主持紧急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飞机出境之事。关于周恩来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说明林彪出走的过程，邱会作回忆录中有介绍，我们前文中引用过。邱会作说：【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它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对大小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布置。周总理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但总理并未宣布毛主席什么时候进住中南海的。

江青无头无脑地说：“昨天下午，我巳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江青也根本不会知道毛主席的行踪，她是有意吹牛皮，抬高自己的身价。

周总理用带有调侃的语调说：“啊?我是在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之后，不仅不脸红，而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从13日凌晨3时，到下午5时半，历时15个小时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此结束。】

（319）

据邱会作回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李德生等人除外)，包括江青在内，都不知道毛泽东已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可见毛泽东这次南巡行动的保密工作，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发现林立果的暗杀行动，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直觉性的防范，或者叫做革命斗争经验吧。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于9月13日晚给在毛泽东写信汇报。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等人，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今日(13日)凌晨6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缴获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4日上午11时，已忙碌了40多个小时的周总理，显得格外疲倦，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总理躺下后，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14日下午2时，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说是王海容问总理在什么地方，她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我们叫醒总理，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总理叫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边走边着急地问我：“总理在哪里?”

我说：“先进去吧。 ）

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秘书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信，总理催他快念。信中说，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9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妇女，机号256。

总理听后拿过电报，穿着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118厅。他们谈得很久，约下午4时，总理才离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已转到福建厅，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总理叫人准备饭，他们要好好吃一顿饭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林彪一行人“摔死”的消息，中国方面是9月14日下午才知道的。周恩来拿着这个消息，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此后，毛泽东还是没有露面，由周恩来全权处理林彪事件。

（320）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得知林彪一行人在蒙古机毁人亡之后，先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与毛泽东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晚上，周恩来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林彪“摔死”的消息，据邱会作回忆说：【晚上开会时，总理宣布：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9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了一瓶茅台酒和几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

张春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张春桥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什么话，但我没有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

李作鹏也回忆说：【“上海帮”那几个人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看到他们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姚文元红着脸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周恩来宣布了林彪的死讯后，连日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据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当时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

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

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

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毛泽东流泪的事情听过很多，不仅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多有回忆毛泽东流泪之事，就是蒯大富等人也回忆说，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流泪。然而周恩来却是一个极少流泪的人，很少听说周恩来流泪的故事。像纪登奎回忆说的，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失声痛哭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321）

周恩来为什么流泪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周恩来的流泪，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悼念林彪这位“亲密战友”。在文革中，林彪没有整过周恩来，没有为难过周恩来，相反在不少地方对周恩来还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林彪死了，周恩来不能不为此伤心。

周恩来流泪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感谢林彪用自己的生命，帮了周恩来一个“大忙”。本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是相差较大的，林彪的死，使毛泽东的威信大损，周恩来的威信上升。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已经与毛泽东势均力敌了，毛泽东再想打倒周恩来，已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周恩来流泪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下面接着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

9月15日，从周宇驰劫持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不少与林彪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有关。对此邱会作回忆说：【9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会场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红字的一张条子。这就是号称林彪写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林彪。”

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这里的，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不完全。信是用红铅笔写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看完我一抬头，看见周总理就在我旁边，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没有说话。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对“四大金刚”产生了怀疑。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对此，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传达到省、军级高官;9月18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9月21日，中央成立林彪、陈伯达专案组，由纪登奎和汪东兴领导。毛泽东阅批：“同意。”

9月2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黄永胜“四大金刚”的情况。周恩来本来是“想”保这四个人的，但毛泽东下决定要拿掉这几个人。

（322）

关于周恩来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林彪等已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是六神无主，他们没有主动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四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9月24日上午8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四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反应，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

24日早晨7时50分，周总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就座。李先念到后，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9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9时，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9时10分左右，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就座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待你们的错误。”

周总理指出他们四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待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一大内患。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17日下午4时，周总理给我打电话。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周总理说：“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我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总理又说：“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

（323）

“啊!”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总理说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谢他)。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总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衅，黄是个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我说：“好，照总理的指示办。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

约6点半钟的样子，我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这次谈话是“九一三”之后，我们第一次谈话，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黄永胜开了口。

黄永胜说：“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永胜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不行嘛!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是怕军队乱了，这也不对吗?”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黄永胜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不说这些了。”

黄永胜又换了一个话题，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永胜则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324）

9月18日下午3时，总理又给我打电话，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情况，转问黄永胜的精神状态。总理问：“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我说：“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总理问：“主要是什么问题?”

我说：“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

总理说：“你同黄总长再谈—下：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你还要告诉他，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指江青攻击总理之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在9月23日毛泽东发话抓“四大金刚”之前的9月17日，周恩来还是想保他们，特别是想保黄永胜，让邱会作去做黄永胜的工作，希望黄永胜主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负荆请罪，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可是黄永胜却很“硬”，拒不认错，还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这样一来，周恩来也没法保他们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9月24日，早6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送走李先念后，总理主动对我说：“8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

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随即笑着对总理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总理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一踏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福建厅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今天变成了法场。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像西安临潼兵马俑的泥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不久，吴、黄、李先后到了，他们进来时，同我的神情几乎一样。

大约9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团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总理坐下之后，首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我们一眼，即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325）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总理说：“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

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五时送出去的。”

总理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总理接着说：“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我们都默默无语。写什么呢?难啊。关于庐山会议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实际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问的还是前几天的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总理不好再往下说，从座位上起来，一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上来和黄永胜握手，并叫吴忠跟黄永胜走。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总理刚问完，吴法宪就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法宪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反江青的事，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作鹏心里认为，反江青算什么错?李作鹏激动得不能自已。

总理没有顾及李作鹏，马上对吴法宪说：“你也走吧。”并与吴法宪握手，由杨俊生跟吴法宪走了。

总理又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李作鹏走时，总理也上去与李作鹏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地问我：“你怎么也搞进去了?”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总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邱会作妻子)给林豆豆、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讲了一下，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泪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说：“好。”

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从肺腑里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

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326）

据邱会作的回忆，周恩来明确说，抓他们四人是“毛主席”的决定，并说毛泽东等了“四大金刚”十天。毛泽东等“四大金刚”十天，这里面应该包含有周恩来说好话的因素。可是这十天来，“四大金刚”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没有任何表态。

其实周恩来在这十天中间，特别提醒他们四人，甚至明确让邱会作转告黄永胜，说：“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可是黄永胜四人没有理会或者没有理解周恩来让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态度”的意思。不过对于黄永胜这些军人来说，他们的确也不会政治家的那种“表态”，想不通就是想不通，这样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周恩来处理完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在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等人被批斗，被监禁，但没有被开除党籍;与刘少奇走资派司令部的斗争，只有刘少奇一人被开除党籍，王光美等人都没有开除党籍;而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有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7人被开除党籍，这是建国后高官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一次。

林彪的问题与刘少奇大不一样，涉及的人极多。刘少奇的秘书、警卫员等，都没有因刘少奇的倒台而受到处分;可是林彪的秘书、警卫员等人，都受到了隔离审查，贬官下放等处分。正因为林彪涉及到如此多的人，黄永胜曾不满地大喊：“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在林彪事件结束之前，再回顾一下林彪事件的整个过程。这里主要着眼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拿掉林彪呢?要理解这个问题，要追溯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如果毛泽东不搞文革，是不可能与林彪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来自三个“不满”;第一个是对刘少奇以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的不满;第二个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第三个是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不满。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毛泽东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主要是毛泽东不满苏联式政治体制。新中国建国时，由于种种原因，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毛泽东却对苏联式体制很不满意。苏联式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苏联式体制的弊病很大，会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甚至会导致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变修，根本原因就在政治体制上。

（327）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打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苏联体制的新政治体制，比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领导班子、非党员群众参加整党、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等，都是苏联体制完全没有的东西。再比如王洪文这样的普通工人当副主席，陈永贵这样的普通农民当副总理，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在1967年说：【建国18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1949年到1952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饭，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搞薪金制，搞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952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不满，主要是不满干部队伍贪图安逸享乐，脱离群众。因此毛泽东试图通过文革，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毛泽东在1969年说：【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对于毛泽东的“三大不满”，那么林彪的看法如何呢?在对刘少奇不满方面，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点两人之间没有矛盾。

在对政治体制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左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并无大的缺陷，甚至觉得很不错。因此，林彪对毛泽东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携手旁观，就是消极抵制，这样一来，就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了，也就引发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在对干部队伍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也是与毛泽东相左的。林彪认为干部队伍，特别是军队的干部队伍，是很好的，根本不需要整顿。

所谓“整党”，实质就是“整人”，整党越彻底，整人就越多。不“整人”的“整党”，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走过场。不少人一提起“整人”，就有不好的印象，其实对“整人”应该辩证地看。

一个党要保持纯洁性，就必须经常地把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坏分子清除出去，这就是“整党”。不用“整人”的手段，怎么把那些不纯分子和坏分子清除出去呢?因此，“整人”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扩大化就不好了。

（328）

林彪在历史上，一直是不愿整人的“老好人”，如果让林彪这样老好人来领导“整党”，那么整党肯定会变成一种蜻蜓点水的走过场形式。因此，林彪这样的“老好人”，是担当不起“整党建党”重任的。

另外，要想完成“整党建党”，领导人必须做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对亲朋好友一视同仁。如果领导人的私心重，把人情带到“整党建党”中，对自己的亲戚照顾一下，对自己的好友放松一下，那么下面的干部就会上行下效，大家都讲人情，都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一来，“整党建党”也就只能整几个毫无背景的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讲人情，六亲不认，然而要完成“整党建党”这样的工作，还非要靠毛泽东这种不讲人情的六亲不认之人。

从各方面来看，林彪是讲人情的，对自己的老部下格外关照，整党绝不会整到自己的老部下头上。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成为接班人，肯定不可能完成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毛泽东之所以欣赏张春桥，就是因为张春桥不讲人情，敢整人，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整党建党”的重任。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看来，林彪的政治理念、人品性格，都不足以托付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林彪不是称职的接班人，林彪必须拿掉。尽管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历史上对毛泽东的贡献很大，但要想成就宏伟事业，必须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就是“亲密战友”也要拿掉，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而林彪却不甘愿被扫出历史舞台，于是一场围绕着接班人的攻防战就展开了。在毛、林下的这盘攻防大棋中，林彪走的棋是先声夺人，毛泽东不得不被动应付，毛泽东遇到他政治生涯中最棘手的敌人。直到南巡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次可以先声夺人了，但没想到林彪出手更快，来一个叛逃，搞得毛泽东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使毛泽东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受到重大的打击。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1月初，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1月13日突然休克，时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这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毛泽东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就是林彪“同归于尽”战术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他已无法全面主导中国的政事，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周恩来时代。

# 第二十二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1）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群众对林彪问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震动，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林彪事件。“九一三”不久恰逢国庆节，往年在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这一年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这是建国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而且毛泽东从此再没有在国庆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第二把手。前任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和林彪，党的宣传机构都对他们有很大力度的宣传，比如刘少奇标准像与毛泽东并列在一起，对林彪更是铺天盖地宣传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以后，报章刊物上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从来没有“以毛主席为首、周总理为副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尽管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是货真价实的第二把手。

虽然宣传机构没有对周恩来进行正面宣传，周恩来的威信和实力，不管在高官中间还是在群众中间，都远在刘少奇和林彪之上。刘少奇当权时，只是主管党务;林彪当权时，只是主管军队;而周恩来当权时，是党、政、军都管，实权远大于刘少奇和林彪。特别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情况相当差，国家事务基本上全由周恩来主持，因此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周恩来时代”。

周恩来掌权后，他就试图推动中国走上他设想的道路。周恩来大幅度地修改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按照当时的话叫做“扭转局面”。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着林彪事件，让一批在文革中被批判和靠边站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重新出来掌权。周恩来让这些“靠边站”的高官们赶快“揭发批判”林彪，利用批林彪来铺垫自己复出的垫脚石。

揭批林彪罪行的“靠边站”高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

朱德给毛泽东写信说：【毛主席，党中央：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的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余容后呈!朱德。1971年10月22日】

（2）

刘伯承在揭发谈话中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结果贻误了战机。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李富春在揭发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林彪就反对毛主席，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陈毅。1971年10月10日】

陈毅在揭发讲话中说：【红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1944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等人。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苏联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28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在揭发谈话中说：【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林贼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 】

（3）

这些老干部虽说口诛笔伐地揭批林彪，但揭发的理由多半是牵强附会，没有多少说服力。其实这些高官过去与林彪的关系都不错，甚至是支持林彪的。比如陈毅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现在这些高官上纲上线地大批林彪，他们心中并非真的那么痛恨林彪，这些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只可惜当时刘少奇已死，否则刘少奇也很可能会写信揭批林彪。

最著名的还是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邓小平写道：【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在信中揭批了林彪的五个问题之后，笔锋一转说：【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周恩来对林彪的揭批，调子却是比较缓和的。周恩来说：【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

周恩来让文革中批臭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本身就是变相地否定文革，这些人的平反，本身就是证明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周恩来这种变相否定文革的做法，毛泽东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积极支持给一部分老干部平反，重新“请”他们回来工作。

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前一段文革运动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前一段文革的成果“前功尽弃”。因为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有影响力的高官“靠边站”了，现在再把他们“请”回来工作，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被打倒的老干部再“请”回来呢?下面我们将进行一些分析

（4）

林彪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倒下之后，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来填补林彪的空缺。不论从资历还是能力，周恩来都是最为恰当的第二把手，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填补这个空缺。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本来应该由第三位的周恩来接任第二把手，可是毛泽东却破格提拔排名第六位的林彪顶替刘少奇的空缺。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当自己的接班人。

由于林彪的倒台过于突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准备，不得不让周恩来暂居第二把手的位子。周恩来也清楚，自己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自己的第二把手只是暂时的，毛泽东早晚会找别人来取代自己。后来毛泽东试图让王洪文当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就是明显取代周恩来的举措。

然而周恩来一旦上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他就不能轻易下来，他要争这个位子。按照现在的主流说法，周恩来争第二把手的位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和国家”。因为周恩来如果不“占住”第二把手的位子，这个接班人的位子就要被江青集团“四人帮”拿去。周恩来表明上是与“四人帮”争权，实际上是与毛泽东争权。

前面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最初以为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胜，可是遇到种种困难之后，毛泽东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文革，他要把“继续革命”的任务交给他的接班人来完成。因此在文革后期，毛泽东的主要布局不再是夺权，而是安排自己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

因为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所以毛泽东必须拿掉林彪，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林彪的自我爆炸，某种情况解决了毛泽东拿掉林彪的麻烦，可是毛泽东还要面临一场更为艰巨的战役，这就是拿掉周恩来。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他搞文革最大的阻力，如果让周恩来接班，他的文革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要半途而废，百忙一场。因此，毛泽东为了完成他的文革“继续革命”大业，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拿掉周恩来，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

林彪事件之后，一场新的接班人之争，就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悄悄展开了。这场毛、周的接班人之争，与毛、林的接班人之争有相似之处。毛泽东试图用“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取代林彪，又试图用“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取代周恩来。

林彪和张春桥争夺接班人，用的是“硬办法”。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亲自吹响批张春桥的号角，然后陈伯达和“四大金刚”一齐煽风点火，刮起一股揪“张春桥”之风。林彪试图用“硬办法”，逼毛泽东被迫放弃张春桥。

而周恩来和王洪文争夺接班人，则是用“软办法”。周恩来表面上支持王洪文当接班人，实际上则用种种办法，让王洪文干不下去，这样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王洪文。“以柔克刚”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而林彪只擅长打硬仗，不擅长“以柔克刚”的战术。

（5）

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役，用的是“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战术，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战役，同样也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毛泽东先对周恩来实施“挖墙角”。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大量老干部，赢得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人心，这是周恩来最大的武器。而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首先要把支持和拥戴周恩来的一批老干部“挖”过来，跟周恩来争取老干部的“人心”。

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就是把文革中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声称自己是听了林彪的谗言，误伤了老干部们。现在林彪倒台了，毛泽东就给老干部平反，让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老干部的人心争取过来。

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八组：第一组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第二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组是薄一波为首的61人集团;第四组是贺龙;第五组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第六组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第七组是陈伯达;第八组是林彪集团。另外还有一组人比较特殊，他们没有被打倒，但是被“靠边站”了，这就是“二月逆流”事件中的“三老四帅”。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给老干部平反的力度是比较大的。第一组人物中的罗瑞卿平反，第二组人物中的邓小平平反。陶铸如果不死，也很可能平反;第四组的贺龙平反;第六组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还有武汉“七二零”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也获得平反。

这些人虽然得到平反，但都没官复原职，只是任一个闲职(邓小平除外)。比如罗瑞卿任中央军委顾问，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陈再道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想重新启用他们，给他们平反，只是为了争取人心之举。

毛泽东“挖墙角”的第一批对象，直指周恩来派系的铁杆人物，也就是参与“二月逆流”而被罢官或“靠边站”的高官们。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平反的态度。

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谈话时，得知陈毅病重时，再次明确表示说：【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陈毅是因“二月逆流”受打击最大的人之一，临终前得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6）

毛泽东破例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被传为文革中的一段佳话。有不少人说：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思念陈毅这位老战友的旧情，这种看法是不太合理的。一来，毛泽东是一个讲路线而不讲人情的人，当初批陈毅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念旧情，怎么会在陈毅死后忽然念旧情呢?二来，陈毅是最顽固地抵制文革的“右派”之一，就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毅还跳出来公开支持林彪，被毛泽东批为“二陈合流”。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虽然说里面肯定有悼念老战友的意思，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并非如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血来潮”做事的人，他做事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比如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做事的计划性。

毛泽东的原计划是不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因为当时陈毅的身份只是普通中央委员。按规定，普通中央委员不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格比较低。不过考虑到陈毅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追悼会的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李天佑”。谢富治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上将军衔;李天佑的身份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陈毅的追悼会，原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

关于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也是颇费心思。陈毅的悼词总共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在审改陈毅的悼词稿时，周恩来亲笔加入了一大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并对他加入的一段话进行了解释：“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阅后删去“功大于过”等话，批示说：“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毛泽东虽然删去“功大于过”等话，但也没有说“陈毅是好同志”等赞扬陈毅的话，更没有表示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可是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出席，此举众人都没有想到。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

过了一阵，主席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告诉他：“现在是1点半。

主席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7）

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

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和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他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悼念大厅的休息室后，提出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握住毛泽东的手，流泪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旁的人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据陈毅之子陈昊苏回忆说：【听说毛主席到了那一天，他就老惦记着这个事情，然后临时就说，让身边的人派车，他要去，当时很急促。我们进休息室，看到毛主席是穿着一件睡衣，后来进入这个大厅就在追悼会的现场披了一件大衣。

我们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有胡子，胡子很长。因为经常在报纸上或者是电视上看到毛主席的照片都是没有胡子的，毛主席如果是事先就预定要来的话，他当然会把胡子刮掉，看来是临时来的。

毛主席在见我们的时候，就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且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大事儿，并不容易，你总要准备去奋斗20年，摔很多的跟头，才能够懂事儿。”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想，因为他们老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奋斗过来的，也都是摔过很多跟头的，都是走过坎坷的道路。】

（8）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发出通知：“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参加。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立即把陈毅追悼会提高到最高的规格。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京的高官们迅速赶到追悼会会场，宋庆龄、朱德、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来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在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他跑了!他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

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陈毅追悼会原定是叶剑英致悼词，而叶剑英在快开会的时候，把悼词递给周恩来，意思是改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也心领神会，就改为他亲自致悼词。周恩来对陈毅的感情是很深的，短短几百字的悼词，周恩来三次哽咽念不下去。在向陈毅遗体告别时，周恩来还掀起覆盖的白布单，抚摸陈毅的手背。

周恩来念完悼词后，毛泽东率领众人向陈毅遗体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脚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只好由工作人员帮他登上汽车。毛泽东这次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受凉，结果感染了肺炎，不久又发生休克，使毛泽东的健康急剧恶化。这些是后话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的悼词和西哈努克的悼文。陈毅追悼会大大超出了原定的范围，成为新中国建国后最隆重的追悼会之一。

现在的各种资料显示，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之前，曾经做过长时间的反复再三思考，最后才终于下决心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什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需要如此慎重地前思后想呢?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第二件就是文革。因此，毛泽东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文革”这件大事展开的，毛泽东试图把“继续革命”的重任托付给他的接班人。可是现在周恩来已经占了接班人的位子，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拿掉周恩来。

（9）

毛泽东急于拿掉周恩来，是基于自己死在周恩来之前的考虑。从1971年到1972年这段时间来看，周恩来的身体远好于毛泽东。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睡眠就很不好，不停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而周恩来虽说有心脏病，但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一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

所以那时大家普遍认为，周恩来将活到毛泽东之后，谁也没想周恩来的身体急剧恶化，居然走在了毛泽东之前。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走在自己之前，那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宋江投降派”等针对周恩来的“甩石头”之事，根本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是周恩来在老干部们中间的口碑极好，特别是文革中周恩来尽可能地“保”老干部，不管什么派系的，只要能保他都保。从这点来看，周恩来真的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不管谁有为难之事，他都伸出援助之手。

老干部们普遍认为毛泽东要打倒他们，而周恩来在保护他们，所以老干部对周恩来心存感激之情，而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甚至怨恨。这样一来，老干部们的感情天平是倾向于周恩来的，这是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因此，毛泽东一定要把老干部们的感情争取过来，这是拿掉周恩来不可缺少的一步棋，否则老干部们紧紧团结在周恩来周围，毛泽东根本搬不动周恩来。

林彪事件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毛泽东借此给众多高官“平反”，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当初打倒他们，只是因为误听了林彪的谗言。现在毛泽东要和老干部们重新修好，要把老干部们重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因此，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与老干部们“修好”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陈毅在文革中是作为“右派”的典型代表，他对文革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而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意味着像陈毅那样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的老干部，毛泽东都改变了看法，称他为“好同志”。那么对于其他没有那么严重错误的老干部们，毛泽东更应该认为他们都是“好同志”了。因此，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团结老干部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也的确被传为佳话。

然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却又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它会影响人们对“文革”这件事的看法。对于“文革”这样的革命运动，必须要让人们感到一种“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激发人们来为它奋斗献身。因此，树立和保持文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10）

单纯看林彪“叛逃”这事件本身，它对毛泽东的冲击并不大，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把林彪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这里摘录一段1968年10月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当时人们的想法，文革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起的，而是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和发起的。当时的报章刊物，都把文革描述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林彪成了反革命，人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彪在推动文革运动方面，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革早期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大搞学习毛主席语录。“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林彪发起和促成的，还有随时随地手拿《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学习，也是林彪开创的“一代新风”。

文革从发起到开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许多是林彪出面主持的;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思想和提法，都是由林彪首先讲出来的。林彪这位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忽然成了反革命，这就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正当人们对文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人们又会怎么想呢?

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陈毅被冤枉了，陈毅被“靠边站”是冤案，所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表示一种歉意和安慰。尽管可以说陈毅是被林彪的谗言陷害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文革这场运动所造成的。还有罗瑞卿的冤案，贺龙的冤案，杨成武的冤案，这些都是文革中搞出来的冤案。虽然可以说这些冤案的责任者是林彪，但文革这场运动，居然被坏人利用，造成这么多的冤案，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文革的“合理性”。

人们的第二个想法，是对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怀疑。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陈毅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陈毅才被“靠边站”了;而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林彪才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根据当时的宣传，人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怀疑的，更不能怀疑副统帅。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又说陈毅反对林彪是正确的。当时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陈毅敢于反对林彪，事实上也就是敢于质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能盲从。

（11）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江青等人。根据上述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人们也可以质疑江青等人，甚至可以质疑毛泽东。既然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也是可以质疑的，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修复和改善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是“有利”的;而对于保持和改善人们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看法，又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对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不得不前思后想，权衡利弊，直到最后一刻，毛泽东才终于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本想借此修补与老干部们的关系，以便在后来“倒周”的时候，老干部们可以站到自己的一边。可是没想到匆匆参加陈毅追悼会，使毛泽东受凉得了重病，差点见了马克思。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毛泽东基本上处于养病状态，无力掌控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周恩来掌权的“短暂周恩来时代”。

在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已是79岁高龄之人，一般人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要想恢复是很难的。所以当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以为毛泽东的日子不多了，没想到毛泽东在1973年下半年之后，身体又恢复过来，重新掌权，这是后话了。

对于高官们来说，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如果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大家看他“来日无多”，很多人就会赶紧“另寻出路”。1966年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前畅游长江，并大肆宣传，就是要让高官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可是在1972年，高官们对毛泽东的身体都失去信心，除了江青集团之外，包括汪东兴、张耀祠等毛泽东的亲信，都在水面下活动，寻找在毛泽东身后的出路。

领导人得势的时候，身边会有大批高官前呼后拥，高呼万岁，宣誓尽忠;可是当领导人失势或者死去的时候，真正能够尽忠的高官，就寥寥无几了。刘少奇失势的时候，对刘少奇“尽忠”的，除了妻子王光美之外，还有一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开除刘少奇党籍时，拒绝举手，可以不严格地算为“尽忠”。

林彪失势的时候，除了妻子叶群之外，没有一个高官为林彪尽忠。最后拼死为林彪尽忠，帮林彪出逃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或小官：飞行员、机械师、司机、还有林立果拉起的队伍里的小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毛泽东去世后，也只有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为毛泽东“尽忠”，连王洪文和姚文元都积极检举揭发，表示要戴罪立功。

毛泽东病重，高官们自然而然地团结到了周恩来的周围，这也是开创周恩来时代的重要因素。周恩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旦他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行使的权力，周恩来马上亮出自己的颜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做了和准备做三件事：(一)外交上走出新的“联美抗苏”的道路;(二)政治上展开“批林整风”，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虽说批判“极左思潮”表面上是针对林彪的，实际上涉及到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三)经济上抓生产，一扫文革中重视革命，不重视生产的倾向，使经济有较大的回升。

先说周恩来时代的外交成绩：实现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与日本建交。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两个外交关系。与美国的关系，牵扯到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牵扯到历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如果中国方面毫不让步，就无法打成协议;而如果中国方面让步太多，又有被贴上“卖国”标签的可能性。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两大外交难题。

从历史来看，中共高层中可以不严格地分“亲美派”和“亲苏派”。中共高层为什么会有亲美派呢?这要追溯到抗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美元和武器物质，希望蒋介石积极对日军发起作战，消灭一部分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样可以减少美国对日作战的伤亡。

可是蒋介石拿到美元和武器物质后，却保存实力，对日军避而不战，这样就大大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反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避战，开始转而接触在延安的中共，试图向延安提供武器物质，让中共向日军发起作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美国的这个设想大为欢迎，声称只要美国的援助到位，他们就立即开始对日军作战。

1944年11月4日，毛泽东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祝贺他再次当选总统，并表示中共军队如果得到先进武器装备，一定会更好地配合美军的太平洋作战，更大规模地歼灭日军。毛泽东还托人向罗斯福总统转达：如果在白宫把中共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援助中共对日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中共却因此与美国建立了“交情”。抗战结束后，美国又积极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10月，毛泽东在美国特使的陪同下，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内战再开之后，美国的调停失败，美国转而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共与美国的接触就此中断。尽管如此，中共还是感谢美国帮助和平调停，因为当时成立联合政府，对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亲美派，亲美派为首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1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继而中国志愿军又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中共进入直接与美国对抗的阶段。这样中共高层亲美的声音暂时消失了，但在内心感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比较亲美的。因为苏联斯大林一直不喜欢毛泽东，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对苏联也是不喜欢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于是两国就在第三国开展大使级的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点，1955年到195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1958年到1970年在波兰华沙，所以又称“中美华沙会谈”。1970年以后，中美建立了直接会谈的渠道，华沙会谈也随之结束。“中美华沙会谈”一共进行了136次，但由于会谈双方的官员级别低，谁也作不了主，所以会谈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边境冲突，一时间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有大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1969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从中苏关系紧张看到美国对付苏联的新的可能性，就是联合中国共同反苏。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打中国牌”，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并多次声明他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尼克松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传话，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进行会谈。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受到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也开始考虑“打美国牌”来对付苏联。1969年7月，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名元帅，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对于苏联来说，苏联与美国的矛盾，大于苏联与中国的矛盾，所以苏联不会轻易发起侵华大战;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大于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所以可以考虑利用美国对付苏联。

据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回忆说：【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总(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14）

陈毅的“不合常规”想法核心是：(一)中方应该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条，主动与美国接触，更不要拒绝美方提出的建议;(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可以在这方面适当让步。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应验了陈毅的“不合常规”设想。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华沙举办的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外交官搭话，但中国外交官却离开会场走了。这时美国大使急忙叫住中方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进行“重大的、认真的会谈”。

中方翻译不敢做主，只是把这件事汇报上去。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最初的反应是：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970年1月，在华沙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中方的发言稿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1970年2月，在华沙又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基本上接纳了中方的建议，准备派特使到北京会谈。不久从巴基斯坦传来美方的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派基辛格来中国秘密接触。

就在中美关系即将出现突破的时候，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驻柬埔寨。中国为了支持柬埔寨，推迟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计划，直到1970年底，中方才重新把中美高级会谈提到日程上。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美国代表队提出访华的希望，外交部经过研究，提出“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结论。其实周恩来是倾向于邀请美国队来中国的，可是他还摸不清毛泽东的底，怕贸然同意美国队访华，会惹来“投降派”的帽子，所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报告书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然后把报告呈送毛泽东。

周恩来写“拟同意”这三个字非常巧妙，既不说自己已经同意了，也不说自己不同意，“拟同意”让别人抓不到把柄。这样不管毛泽东是赞同还是反对美国队访华，周恩来都不会让人抓到把柄。

（15）

4月4日，这份报告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最初在报告上圈阅同意，也就是同意外交部不邀请美国队来中国。对此事，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外交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主席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

主席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白天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呀?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

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

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主席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据吴旭君回忆说，毛泽东刚开始并没有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因为这是中方主动向美方示好。新中国自从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宣传也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现在中国要向这个头号敌人“示好”，很多人必然在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慎重考虑。

不过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也就是吴旭君说的“有心事”，最后还是决定邀请美国队。得到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马上通知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就是所谓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是中国主动向美方示好，加快了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16）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后，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传递了《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9日，美方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写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美方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

7月9日，基辛格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在北京停留48个小时，与周恩来行了6次总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前访华。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他对周恩来的印象：【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

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注意到1971年7月这个时间，此时林彪“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据吴法宪回忆说：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第一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会谈，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第二是“乒乓外交”事件，美国队来北京访问，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1970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作中间桥梁，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17）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1949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开一个会议，讨论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

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相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美立场，刘少奇是比较明显的亲苏立场，而林彪因为一直不负责外交问题，所以他对中美和中苏关系的立场不明确。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林彪是亲苏派，反对中美接近;另一种认为林彪也是亲美的，至少是反对中国与美国对抗。

前一种说法，主要是从林彪最后出走苏联，以此来证明他的亲苏倾向。后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也提到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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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种说法，据吴法宪回忆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0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林彪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1971年57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决议和进程。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此时林彪事件才结束不久，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十次会谈。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台湾不再被承认是中国的代表。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中国如此迅速地得到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对中国访问。】这样，中美接近的事情就向全世界公开化了。

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政绩，正确地说，战略构想还是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具体事务上。周恩来后来会见美国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

不过虽说毛泽东下决心“打美国牌”，但真的要把“美国牌”打好，真正开辟出“联美抗苏”的外交新格局，没有一个好的外交家来操办这件事，肯定也是不行的。特别是中美关系牵扯到台湾当局和主权问题，是非常不好谈的棘手问题。如果让江青或者张春桥去负责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恐怕非谈砸了不可。周恩来能把“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么棘手的问题谈下来，谈得不卑不亢，美方对中方也很敬佩，这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周恩来搞外交的能力比自己强，所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具体的问题不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19）

尼克松预订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然而就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2月12日的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昏迷了。当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毛泽东身旁，及时发现毛泽东发生了休克，立刻叫人抢救。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那样，一个人单独呆在房子里，发生休克后无人知道，那就非常危险了。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立刻赶到毛泽东住处。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周恩来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他们有的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在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血压，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慢慢地清醒过来。】

毛泽东这次虽然死里逃生，从休克中清醒过来，但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毛泽东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毛泽东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毛泽东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毛泽东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毛泽东的个性依然那么强。

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主席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地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1972年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健康状况。

1973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1972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毛泽东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20）

毛泽东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这就在客观上造成这一年半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尽管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但像尼克松这样重要的客人，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见。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毛泽东突然休克病危的日子只有9天，毛泽东健康状况仍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毛泽东却下决心“冒险”会见尼克松。对这件事吴旭君回忆说：

【毛主席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

在会见时，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门后头，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是处于临战状态。

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主席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15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65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当然，尼克松等人是不知道毛泽东真实健康状况的。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2时，便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尼克松事后回忆说：【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周恩来后来告诉我，毛泽东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对毛泽东表示其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十分钟后，周恩来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毛泽东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基辛格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毛泽东过分疲劳。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我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只争朝夕”，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具体内容，除了《尼克松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中不完整地提到之外，现在网上流传一份《解密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号称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材料。不过这份材料的疑点甚多，只能作为参考。总而言之，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全文并不重要，只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让周恩来谈具体问题。

尼克松说：“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

毛泽东不等尼克松讲完，就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总理跟你谈的事。”

基辛格也回忆说：“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二)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尼克松说：“周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也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毛泽东说：“就是啰。

（22）

尼克松说：“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说：“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话，基辛格分析说：毛泽东在这里暗示“我们的兵也不出国”，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

基辛格还分析认为：尼克松提出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毛泽东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提苏联，而是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通过排除法，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

基辛格又认为：毛泽东说“中国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这是毛泽东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三)毛泽东对过去中国僵硬的对美政策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也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之后，周恩来就着手与美方谈具体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都体现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联合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一方面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另一方面又强调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中美联合公报》最后能够签署，周恩来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恩来与美国谈判最难的是台湾问题。首先，美国过去对台湾的一贯立场，是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这里稍花笔墨说明一下“台湾地位未定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正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正式划入日本版图，这是符合国际法的。1943年11月美国、英国、中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声明：“日本过去从中国所得到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不过《开罗宣言》只是单方面的“宣言”，并不是双方签署的“条约”，所以没有法律效力。

按照国际法，中国应该在战后与日本重新签署一份两国条约，在《条约》中规定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双方始终未签署这样的条约。这也就是说，从国际法来看，日本并没有在法律上把台湾归还中国，这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基础。

（23）

中日双方为什么没有签署归还台湾的条约呢?这是因为这段历史非常复杂。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杜鲁门总统发出命令，派隶属于盟军的中国军队进驻台湾。美国认为，中国军队进驻台湾，只是军事占领，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台湾的领土主权。这与当年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并不意味着美国拥有了日本的领土主权一样。

不过蒋介石可不管什么“国际法”，他认为既然在《开罗宣言》说了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将日本国籍的台湾人，改为中华民国国籍。美英两国曾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中国只有对台湾的“管辖权”，还没有对台湾的主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应该由中国与原主权国日本签订了正式条约之后，才能生效。

然而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出现了两个中国政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并宣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这是美国开始公开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1年，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战争状态。本来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是应该参加签署《旧金山条约》的，可是因为此时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呢?苏联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美国则主张由中华民国出席，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两个中国”都不邀请。

这样一来，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所以《旧金山条约》中只是规定：“ 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主权。”《条约》没有说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后，把主权移交给谁。这样一来，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成为“未定”了。

当然，不论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认为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未定”的问题。但由于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力量弱小，不敢与美国正面争执，所以蒋介石政府没有正面否认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4年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又加注说：“本条约不得视为台湾法律地位的变更。技术上，台湾和澎湖的地位并未决定，这是因为在《旧金山和约》上只载有日本放弃主权。”而蒋介石政府尽管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没有敢公开进行反驳或论战。

美国也知道，中国大陆不比台湾，他们在这方面必须做出让步。不过让步多少，就要看双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了。这次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第一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二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第三个底线是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

（24）

在谈判中，美方接受了中方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底线，而第三个底线，美国却没有让步。当时美方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交换条件，前提是中方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承诺。由于中方拒绝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因而美方也没有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至今在美国国会中，还不时有政客援引“台湾地位未定论”来讨论台湾问题。2007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而美国政府则致函潘基文，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不过在谈判中，周恩来口头表示，中国将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基辛格也口头表示，他可以保证美方官员不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周恩来又追问基辛格：“如果日本或其它国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你们将持什么态度?”基辛格表示：“如果其他政府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将不会支持。”

1972年2月28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故又称《上海公报》。该公报采取十分特殊的形式，就是中美双方“各说自己的一套”。《中美联合公报》说：

【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国。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和平统一八点方案》;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

美国方面声明：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预计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中美联合公报》的这一部分讲的是国际问题，主要是中国的近邻：越南、朝鲜、日本三国。这三国的问题虽说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可是因为双方的立场相差太大，所以只能是“各说各的”。

（25）

《中美联合公报》继续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美国在这里含糊地使用了“acknowledge”(认识到)，而不是“recognize(承认)”。美方没有说“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说“美国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中文中，“ 认识到” 和“ 承认” 的意思差不多，而在英文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虽说中方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公报》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说《中美联合公报》可以说是中方的一个胜利。从此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各方面迅速接近，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周恩来又积极推动解决另一个外交难题，就是实现中日建交。中国与日本建交的关键问题，主要是历史问题，特别是战争赔款问题。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赔款额为(当时价格)：印尼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约22亿美元。

前面提到，中国由于没有参加《旧金山和约》，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权力。中国的受害远大于印尼、菲律宾等国，1951年中国政府新公布了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

因为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可以高达500亿美元，所以日本与中国建交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对此周恩来表示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

由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所以中日建交比较顺利。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比较“痛快”地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

（26）

《中日联合声明》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于1972年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1972年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时，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所做的大手笔，除了外交之外，就是政治上展开批判“极左思潮”。林彪事件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肯定是要对林彪进行一场批判，展开一场“批林整风”运动，这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问题是另外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谁来领导或者主管“批林整风”;第二个是谁来给这场运动“定调子”，也就是从哪个角度来批判林彪。

自从文革以来，宣传工作一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主管。“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不再提起，转而在1970年11月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主要单位有：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宣传部门，原中央宣传部取消。

因为“批林整风”属于宣传工作，按照党内的分工，应该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管。而周恩来在党内的分工长期以来一直是主管经济的，所以周恩来似乎不应该主管“批林整风”。

像“批林整风”这样的大运动，原则上应该是由党主席毛泽东来定调子。当时周恩来连党的副主席都不是，由周恩来为“批林整风”定调子，似乎也是不合适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调子、方针和口号，都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而这次“批林整风”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这个调子显然不是毛泽东定的，而是由周恩来定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不是由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由于身体原因，无力顾及这场运动。等到毛泽东身体有一定的恢复之后，他马上改变了“批林整风”的调子，由批“极左”改为批“极右”。

（27）

当时周恩来之所以大胆地掀起和主导一场批判“极左思潮”政治运动，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认为毛泽东的身体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如果周恩来事先预知毛泽东的身体还能恢复过来，他也未必会这么“大胆”地主导和展开这场运动。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运动，也是导致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康生，在“批陈整风”之后就称病不出，在林彪事件之后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康生更是“躺倒不干”了。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透露：【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

涂烈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

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四个想不到’指示的大意是：(一)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二)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三)想不到康生告老还乡、躺倒不干;(四)想不到姚文元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

虽说毛泽东的“四个想不到”指示是谣传，但其中说到康生“躺倒不干”，也是事实。而姚文元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一度沉默不再发表文章，这也是事实。

在“批陈整风”运动前期，毛泽东身体不支，没有精力研究和发出具体的指示，而主管宣传部门的康生又“躺倒不干”，这样一来，下面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部门就自然地转而听从周恩来指示了。在1972年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等重要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开展宣传工作的。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干部政策方面。周恩来说：“开展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周恩来提出“犯过错误的人，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样的新观点，显然是为了“解放”老干部而制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在文革中被夺权的老干部，大部分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些复权的老干部，在后来成为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28）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生产经济部门“放宽政策”。周恩来说：【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

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思潮。

1972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革以来，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整顿企业“抓生产”。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成本、利润等指标。周恩来说：“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

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如果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仅仅停留在他主管的经济部门，毛泽东还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进入到第三个方面：文化教育界，这就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界限。在1972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一定恢复，这时毛泽东开始直接出面干涉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了。

政治批判都是为了现实的目的，批判林彪这个死人，是着眼于借“死人”的话题来说“活人”。林彪事件之后，全国展开“批林整风”运动。那么要批判林彪的什么错误呢?这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完全不同，周恩来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左”，而毛泽东则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右”。

据原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说他听到过“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纪东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但王若水的信激起轩然大波。毛主席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王若水的那封信，我把它和毛主席批过的其它文件一起，装在专门文件夹里，放在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天下午我在中直俱乐部看电影，在那里忽然听到广播：“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

（29）

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接着，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手。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总理直截了当地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

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嘴里答应着：“好的。”

我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那封信递到总理的手里。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总理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接着，总理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总理说的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

总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看到总理如此生气，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唯一的一次。可见，总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才发泄出来一点。

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壮了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据纪东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那封信，气愤不已。周恩来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左”，而毛泽东认为是“极右”，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看法非常不满，甚至不觉脱口而出了“国骂”。这里且不论毛泽东的看法正确，还是周恩来的看法正确，不管怎么说，周恩来的看法与毛泽东完全相反。党的第一把手与第二把手在重大问题上看法完全相反，这就必然引发出一场政治冲突。

每个政治运动都是有目的的，周恩来为什么要发起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呢?按照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这是周恩来“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试图纠正文革的错误，其实也就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里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一个部下试图去纠正自己顶头上司的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的，因为它引起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

这里可以再试想一下，周恩来发起这场批判“极左思潮”运动，难道是不搞不行吗?显然，周恩来不搞批判“极左思潮”，也完全是可以的。有人说批判“极左思潮”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1972年的国民经济，较1966年到1969年的文革高潮时期，已经恢复了很多。国民经济在最乱的几年都熬过来没有崩溃，现在怎么会有崩溃的危险呢?再说，如果批判“极左思潮”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那是没有必要把批判“极左思潮”引到文化教育领域的。

（30）

现在一些人撰文，声称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毛泽东批评完全是无辜的，周恩来是被冤枉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政治斗争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刘少奇并不是毫无动作;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林彪更不是俎上之肉;同样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不应该简单地说周恩来“被冤枉”了。周恩来的确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点毛泽东并没有冤枉他。

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周恩来本人对极左思潮的定义是：“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夸夸其谈，走极端。”周恩来还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这里回顾一下周恩来掌权时期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要动作。

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以《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提出：【钻研业务、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洽病救人》。5月1日《红旗》杂志又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计》为题，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仅要解放干部，还要正确使用。】

5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索马里革命代表团时说：“社会的改建是长期的。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10年、20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23日，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312人参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与后来毛泽东对林彪“极右”的说法完全相反。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重头戏，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31）

周恩来在5月21日的讲话中说：【这次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相当多。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的讲话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

但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

主席写这封信是1977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还可以加以解释。】

江青也介绍这封信的背景说：【1966年5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1966年7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关于这件事，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也回忆说：【1972年5月，在林彪机坠人亡8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最重要的议程，是向与会者公布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大家对信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因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说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使大家感到更加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是抄件。周恩来告诉我们说：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收到以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觉得应该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一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

当时林彪正住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亲自看了后当面烧毁，这封信的手稿从此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四人看过(据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看过此信手稿)。等到1971年林彪命丧蒙古大草原以后，毛泽东却从它的档案处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原来，1966年毛泽东写完了给江青的信，当场要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

（32）

尽管原件已经当着林彪的面烧掉，毛泽东却暗暗藏着此信的抄件，并决定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出来。为了使与会者相信这封信件的真实信，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在这次会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表态。我也在小组讨论时做了发言，大意是说：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样一个基调。

说实话、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以后，我心头也有一些疑问：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周总理既然早就看过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知道毛泽东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仍旧盛赞“林彪同志的《五一八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当然，这些疑问，在当时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在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自我检讨。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林整风”，与周恩来本来没有关系，周恩来为什么要做自我检讨呢?这件事显然有些蹊跷。关于这次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于6月10日到12日，连续用三个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次讲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战时期王明的第二次错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谈到王明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时，周恩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关于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逼”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自己主动做自我检讨。

第一种说法的典型代表是《晚年周恩来》，该书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自我批判”。该书作者提出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不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33）

《晚年周恩来》作者试图用这封信，说明周恩来迫于毛泽东的压力，不得不自我检讨。其实仔细看一下这封信就会发现，信中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要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意思。毛泽东只是让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向众人讲讲党的前六次路线斗争。因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前六次路线斗争，当然也不了解这些斗争。所以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讲讲这些路线斗争，让众人意识到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经常出现的，这就使大家认识到出现林彪的这次斗争，从党的历史来看，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的本意，不过是让周恩来讲讲过去的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可是对于周恩来来说，很多事情就不那么好讲。因为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几乎都是卷进去的，特别是在王明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在前期是支持王明的，陷得很深。因此周恩来本人讲到这些路线斗争，他就不得不做一些自我检讨，要不然就会有“隐瞒历史”或“掩盖历史”的嫌疑，就会被别人抓住“辫子”。

在政治斗争方面，周恩来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隐瞒历史”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很多高官都栽在“隐瞒历史”上。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隐瞒自己的“旧账”，把自己在王明当权时期，反对毛泽东的事情主动如实地讲出来，就可以把那些试图“揭发”他的人的嘴堵住，让别人无法给他扣“隐瞒历史”的大帽子。

周恩来说：【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从我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周恩来不愧是做自我检讨的高手，他说出来的话不但不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甚至相反有“自我宣传”的作用。一些年龄比较轻的中央委员，首次听说历史上周恩来在党内的职位曾一度高于毛泽东，都感到震惊不已，反而对周恩来更加敬佩了。

当然，周恩来在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又对自己给予不露声色的“肯定”。周恩来说：【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我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4）

在6月23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不仅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作了详细的说明，还讲述周恩来自己在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并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与刘少奇不同，周恩来的历史是比较“清白”的，没有被国民党被捕后又出狱的“说不清楚”历史问题，唯一的一件事麻烦事就是“伍豪启事”。这件事与周恩来无关，其实很容易证明。但周恩来仍然不敢大意，他要把这件事做成万无一失。

在这次会上，已经“靠边站”多年的陈云，重新出来参加中央会议。陈云知道他能够重新出来，周恩来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陈云也在这次会上，为周恩来的“伍豪启事”作证。陈云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陈云还特别写了书面材料：【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关于“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与“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主题也是完全无关的。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次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做这么一个与大会主题无关的报告，是因为有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周恩来在中央大会上，公开说明此事，并亮出毛泽东的亲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再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辫子，那就很难了。果然，后来“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各种“攻击”，但他们再也没有提到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的发言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周恩来公开声称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周恩来说：【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我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周恩来心里真的认为自己只能当助手?还是心里并不这么想，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如果周恩来真是甘当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掌舵把中国这条大船，驶向“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时，周恩来应该帮助毛泽东把中国这条大船沿着“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继续行驶下去。而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抵制文革，干扰毛泽东的掌舵。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否定文革，这就是要改变中国这条大船的行驶方向。周恩来做的这些事，都是“舵手”干的事，而不是“助手”干的事。

（35）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进一步推进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深入到非周恩来主管的文化教育领域。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是一直是进攻的一方，周恩来是防守的一方，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周恩来主动发起进攻了。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的动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周恩来要纠正文革的错误。比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一书中，把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斗争”，称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王年一的看法是比较合理的。

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搞文革势如破竹，毛泽东的反对派能够自保就不错了，完全无法形成“否定”文革的势力。而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就是文革运动本身也大受打击，于是出现了周恩来为代表的“否定”文革的势力。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把精力放在怎样把文革“进行到底”的问题上，而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这样防止文革被“否定”的问题上，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动机，另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晚年周恩来》一书提出的“还账”说。该书写道：【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周恩来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周恩来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

“还账”说并不合理，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是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后来发现文革的问题很大，周恩来因此后悔了，忏悔了，所以想到要“还账”。

但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一开始，就对文革持抵制态度，像文革初期的“二月逆流”，就是周恩来主导的。因此周恩来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既谈不上后悔，也谈不上忏悔，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心想帮毛泽东搞文革。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管从当时看，还是从事后看，都对应得比较恰当，没有什么需要后悔或忏悔的。

一些人认为周恩来应该像彭德怀那样，在文革问题上跟毛泽东“硬顶”。但“硬顶”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硬顶”很可能造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爆发全面内战。如果周恩来“硬顶”出内战来，他才是需要后悔和忏悔的。

退一步说，即使周恩来“硬顶”的结果没有出现内战，那么周恩来倒台肯定是必然的了。周恩来倒台，文革的结局会更好吗?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都没有必要后悔和忏悔。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这场批判“极左思潮”是周恩来主动发起的，是周恩来主动去捅“马蜂窝”。

（36）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仅停留在批判上，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纠左”，也就是用行动来纠正“左倾错误”。虽然说在文革中，各个领域都出现“极左”的问题，但问题最严重的显然是教育界。工厂、企业、机关虽说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但整个体制基本上没有大的破坏。教育界完全不同，特别是高等学校，文革以后就一直“瘫痪”，不再招收学生，不再具有学校的功能。

197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废除过去的高考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工农兵学员先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搞试点;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国务院发出指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各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进行了笔试的高校入学考试。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批评高校入学考试的公开信，一时间成为“反潮流”英雄。这是后话了。

对教育革命的看法，周恩来显然与毛泽东有所不同。周恩来认为应该恢复传统的“正规教育”，而毛泽东的看法则是要打破传统的“正规教育”。1972年7月，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来中国参观探亲，杨振宁提出中国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杨振宁正好说了周恩来想要说的话，于是周恩来一方面称赞杨振宁的意见说：“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趁着这个时机，对陪同会见杨振宁的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恩来对周培源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周恩来还强调要“扫除障碍、拔掉钉子”。谁是障碍?谁是钉子?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周培源是心领神会的。

10月6日，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引发起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激烈反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讲，这里先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口负责人作长篇报告，报告的主题是“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其实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

（37）

周恩来强调说：“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转抄和流传，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2年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还提出：“也可以考虑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明显有违于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上大学”。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先说给外国人听，试探各方面的反应，这个做法似乎是跟毛泽东学的。

在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在会见外宾的时候，都是就事论事。对国内的事情，特别是政策方针的大事，周恩来总是尽可能避开不谈。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外国人面前，开始比较放开地谈中国的事情了。1971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做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发表在美国的《NewChina》杂志上。

周恩来与韩丁的这次谈话，是周恩来少有的坦诚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因为原文较长，所以这里对周恩来的谈话进行概括介绍。

(一)对中国阶级现状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本家这些人还在，人数不少，可能比农村地主的比例高。估计全国资本家和家属共有一千万人左右。

另一个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地虽没被分，但合作化了。虽然城市里的小商贩合作了，但有人从国营企业那里买到批发货后，挑着担子去零售，城市里还有夫妻老婆店，摆小摊子的还很多。这说明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数量，还有个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公社里的贫下中农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

相反的，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不超过三千万，总数连职员、教员、医生等共是五千万拿工资的。真正的产业工人，按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商品生产者，不过三千万。美国比我们多得多，日本工业发展很快，可能超过我们了。

以上数字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说，是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如果说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多数人专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但工农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很多。

一方面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制是全民和集体所有两种，都是社会主义所有，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意义上说，是多数专了少数的政。另一方面，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一切，那是少数专多数的政。

我说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有些人不同意，但具体分析，又反驳不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三千万人，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从人数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没有继续讲下去。

（38）

(二)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陈永贵的说法(陈永贵说中国的阶级斗争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政治斗争上陈永贵是对的，但在思想分析上他是错了的。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从陈永贵的觉悟出发，他那里可能没有地、富，但劳动人民自己也有落后的思想，也有反映剥削阶级的思想。

韩丁问：【那么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所造成的走资派呢?光看着地主，会不会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失去警觉?】

周恩来说：【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如果工人掌权的人，像会计，工程师，管理干部等等，也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成为你所说的走资派。这样的人数量很大，如不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经常侵蚀无产阶级思想。承认不承认存在阶级斗争是个关键问题，是个政治原则问题。

刘少奇在工商业改造以后，说阶级斗争没有了。这不止他一人，陈伯达也有这种思想。不承认阶级斗争，剩下的就只有唯生产力论了，这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剩下的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根据刘少奇的思想，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非常先进了，也就不能靠进一步改变生产关系，来发起一个大跃进。刘少奇认为不可能有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因此他提出形左实右的口号，提出办不到的口号，来破坏大跃进。】

周恩来这里似乎是肯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批判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三)对集体和个人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以养鱼，可以浇地。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就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我问他们公害怎样办?他说日本制度下，他毫无办法。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

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大寨人是“大公无私”;另一些人说大寨人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

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

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于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和“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得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这里，周恩来认为人们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大公无私”的程度，所以只能强调“先公后私”，不应强调说“大公无私”。

（39）

(四)对自力更生的看法韩丁问：【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周恩来说：【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次灾年他们向国家只借了一次钱，第二年就还了。我们不能说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援助，国家还是给了，比如化肥就是优先卖给他们的。所以说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把问题不能说绝对了，这样别的地方就不能学了。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土窑洞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五)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韩丁问：【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是“和尚打伞”，这是什么意

思?】

周恩来说：【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

第二，“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这是不对的，把好事做到反面了。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斯大林思想上的领导作风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

不崇拜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树”起来的。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事实求是。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是事实求是。】

周恩来这里说：“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这样直接评论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看不到的。

（40）

(五)关于文革中一些问题的说明

周恩来说：【从1962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四清”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

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彭真：“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版公布了。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打击一大片。当刘少奇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我们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由此看来，刘少奇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把“四清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

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韩丁问：【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恩来说：【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集团是最大的阴谋集团，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大讲天才。他们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韩丁问：【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恩来说：【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1967年8月11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

（41）

开会时，我的左边是宋远利，我的右边是刘令凯，他也是“五一六”分子，他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我同意参加这个会的先决条件，是批判陈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为刘令凯要打到陈毅，他是不应该到会的，更是不应该发言的。当我发现刘令凯到会了，我问宋远利为什么刘令凯也在主席台上?宋远利说：“刘令凯在主席台上好，这样他就不会捣乱。”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宋远利答应不让刘令凯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

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陈毅。】

韩丁问：【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恩来说：【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个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

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1924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1945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26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去教育人民。

1967年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姚登山要外交部长，王力要当副总理，因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主席发现了这事。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暗中是反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

（42）

(六)关于林彪的问题

韩丁问：【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谈林彪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线讲清楚。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年的历史说明了路线对了就会胜利，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纳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犯错误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不管你多大的官，只要不按主席路线办事，只有自己失败，群众军队都不跟你。林彪这件事，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要注意到周恩来与韩丁的谈话时间“1971年11月”，这是周恩来短暂掌权的“黄金时代”，所以他才“敢”有这么大胆的发言。到1973年下半年之后，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短暂的周恩来时代过去了，周恩来又小心谨慎起来，这样大胆直率的谈话再也看不到了。

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人民日报》照例要发表《国庆社论》，人们都要《国庆社论》视为理解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周恩来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试图把批判“极左思潮”作为中央的精神写入《国庆社论》。

起草《国庆社论》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一段话，但均被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

这次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过去的观望姿态，对《国庆社论》草稿提出反对的意见。周恩来清楚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国庆社论》的反对态度，肯定不是他们的个人看法，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周恩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再坚持直接写“批判极左思潮”，而是把这个意思改头换面地写出来，比如“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等。

前面提到，周恩来曾布置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抓“基础理论教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周培源不久就写出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果然遇到了阻力，姚文元不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于是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现在看来，周培源的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在当时的教育界，却有一颗炸弹爆炸的感觉，因为它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质疑的意见。

（43）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文革期间反映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它的核心是两个估计：【解放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称“文革前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第二个估计称“大多数知识份子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在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制定的。《纪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主持起草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批发。因为《纪要》的纲领性地位，所以当时的报刊宣称：谁反对《纪要》，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而文革后，《纪要》遭到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撤销《纪要》的通知，指出：【《纪要》是四人帮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

《纪要》一方面对文革前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今后教育革命的实施办法，主要有：(一)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三)减少学习书本知识，重视培养实际经验，等等。

《纪要》规定：中学生毕业之后，要经过两年以上从事“工农兵”劳动锻炼的实际经验，才有资格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时，讲话说：【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恩来说中学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不需要经过两年劳动锻炼，这就是对《纪要》精神的否定了。当然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而周培源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就十分巨大了。《纪要》提出：大学教育要减少以书本知识为主的“理科”，以工科代替理科。而周培源的文章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这实际上是取消理科，是十分有害的。”

（44）

周培源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显然是与《纪要》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教育界的“震动”。1972年11月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组织人在上海《文汇报》上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批判。据说张春桥、姚文元还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进行追查和反击。”

因为《纪要》是毛泽东主导制定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所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没有人敢怀疑或者议论这种纲领性文件的。而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居然组织人写文章对《纪要》公开提出不同的看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这是周恩来在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

继10月6日发表周培源质疑《教育工作纪要》的文章之后，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特别是突出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中写道：【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鼓吹‘群众说了算’，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革命的言论，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工具。】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白，这里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表面上针对的是林彪，实际上“群众说了算”等都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委婉间接地和对文革进行否定。关于这些事，当事人王若水回忆说：

【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

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鲁瑛。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

（45）

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打电话催询，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周恩来不喜欢鲁瑛这样的人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瑛当作一个钉子而拔掉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瑛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

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瑛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瑛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

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了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根据王若水的回忆，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出面改组了《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增加了吴冷西和王若水等老干部。当然，王若水这些新增的人都是支持周恩来，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于是他们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的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反映周恩来思想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

（46）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主管经济的“务实”部门，没有主管过文化宣传的“务虚”部门，所以人们很少听到周恩来的主张和观点。在1972年前后的短暂周恩来时代，周恩来一度控制了《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并在《人民日报》内部安插了自己的人。就像王若水说的那样：“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情了。”

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中有了自己的人之后，这些人就按照周恩来意思，在《人民日报》上宣传周恩来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极左”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周恩来的做法，必然引起一直掌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的反弹。江青集团一方面组织人在《文汇报》上写文章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提出要追查“批极左”的背景。

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人民日报》的动向，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也大为不满。但毛泽东在这段时间身体情况很差，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直到1972年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好转，他也就开始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起因是来自《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据他本人说，是因为对批判“极左思潮”一事感到混乱。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过了头”。《人民日报》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提倡批左，而《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主导下反对批左，当时的混乱情况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王若水回忆说：【当时批判林彪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讲话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讲话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强调反左，政委纪登奎强调反右。”

这种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47）

当时《人民日报》已经有些同志上书中央，我却想，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信的主要内容复述如下：

我报告了《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但主要是“左”。因此，批林彪就要批“极左思潮”。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

以上是我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毛泽东看到王若水的信后，马上做出批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是叛党叛国。”

前面提到，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气得“骂娘”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情绪异常，乱发脾气。张佐良回忆说：【1972年晚秋，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例行政治局会议。大约在七、八点钟，一位女服务员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大声地说：“张大夫，快!总理在发脾气，他让你快进去!”

我一听她的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走边琢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从没有听说过。总理在这样高层的会议上发脾气，为什么?怎么把我叫进去?

我不安地走到会议室门口，蹑手蹑脚地走到总理坐的沙发背后，蹲下身子轻声地问道：“总理，您有什么事……”

总理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立即站了起来，手指着我，气愤地问：“我吃的蛋炒饭里为什么不放盐?你尝过没有?”

沉默了几秒钟，我说：“没有尝过。

总理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先尝尝再叫他们端来?你们整天跟着我，说是照顾我，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只好低头不语，大概有几十只眼睛盯着我。蛋炒饭里没有放盐，是厨师工作的疏忽大意，不应该怪到我头上。即使是错了，叫厨房里重新搞一份就是了，又何必在这种场合叫我难堪?我心里感到委屈，可不敢向周总理作任何解释。我知道，我今天是代人受过。

政治局会议午夜方散，我随周总理回到西花厅。我对“蛋妙饭”的事情仍想不通，因为从来没有规定保健医师必须先尝首长的饭菜，今天厨师忘了放盐，责怪医生是毫无道理的。凌晨睡前，我陪周总理在院子里散步，他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着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我心里很不平静，原先对周总理的怨气已经消失，相反，又增添了对他的崇敬。总理啊，您也有苦衷无处说，不然，为什么要“迁怒”呢?至此，我心里也明白了一点，对周总理的理解又多了一点。】

周恩来对毛泽东驳回他的“批极左”，感到异常气愤，又是“骂娘”，又是“迁怒”，这对于平时十分注意自己形象的周恩来，的确是“失态”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方面是毛泽东不给他面子，全盘否定了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事件出来之后，毛泽东应该吸取教训，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切问题，就是落在一个“左”字上。再从长远来看，毛泽东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提倡“左”的冒进路线。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被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又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1962年刘少奇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在1966年被毛泽东拿下;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出走外国;到了这次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再一次“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但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击。为此，周恩来的气愤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不过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搞的是“左倾路线”。相反，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是“右倾路线”。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建国后开始贪图平稳安逸了，不愿意继续革命，甚至不愿意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与他的战友们“决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周恩来虽然气愤，但他也知道，对毛泽东的反击进行“硬顶”，后果都是不好的。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人的经验教训，都是犯了对毛泽东“硬顶”的战略错误。所以周恩来不能用“硬顶”的办法，他要以柔克刚，用软办法战胜毛泽东。

（49）

毛泽东明确反对批判“极左”，并声称林彪的性质是“极右”，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周恩来的主张。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要反击了，马上后退。从此周恩来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主动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到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手中，避免了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

虽说周恩来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去，也不再公开提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周恩来的行动其实并没有变，他用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事后的结果也证明，周恩来的策略是明智的。

关于王若水的信，因为毛泽东已明确批评了王若水，周恩来也不好与毛泽东唱反调，他也批评了王若水，但批得很巧妙。据王若水回忆，事后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找他谈话。王若水回忆说：

【张春桥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时刻，你王若水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

周恩来说：“你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毛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王若水同志这封信，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毛泽东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毛泽东大概是受他们包围蒙蔽。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后来我才省悟：如果说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林彪“极左”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

这样一来，事情不就麻烦了么?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想：我这样的区区干部，值得那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本节完】

# 第二十三节 毛泽东的再起

（1）

1972年底周恩来退出宣传领域，公开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基本上也就偃旗息鼓了。虽说在周恩来主管的经济领域中，周恩来继续用实际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毕竟影响力差了很多。到1973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毛泽东又复出过问政事。这样一来，大约一年半时间的短暂周恩来时代，也就悄悄地结束了。

毛泽东能够东山再起，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智慧之外，运气或者“天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973年毛泽东已经八十岁了，这个年龄的人在大病一场之后，身体能够恢复，那是不多的，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奇迹。促成毛泽东再起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周恩来得了癌症。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关于周恩来的癌症，不得不提到一个所谓毛泽东的“四条批示”(另一说是“三条批示”)。关于这个批示，我们一方面感到有很大的疑问，因为毕竟没有文字材料的证据;但在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在回忆录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件事。因为我们无法查证原始资料，只能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材料列举出来，请读者自己判断。

比较典型的是《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说法，该书说：【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

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东兴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面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2）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另据《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称，毛泽东的“四条批示”是来自周恩来医疗组的《补充病历记录》，但这个资料我们无缘看到。高文谦还说：【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病的“四条指示”，是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揭发出来的。这次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0年11月在毛家湾召开，与会的有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和医护人员，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先生。】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材料是来自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该书中写道：【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按照惯例，伯伯病情的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言下之意，得了这种病只能吃点好的，等着。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抗旨不遵”，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当然，在中央工作几年的张大夫也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

1973年3月2日，伯伯约来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讲了总理严重的病情，并拿出了装着总理血尿的瓶子让毛主席看。毛主席也因问题的严重感到吃惊，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

3月6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伯伯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终于，伯伯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3月10日检查治疗的机会。

1973年3月10日，是伯伯自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被批准进行对症检查治疗。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

（3）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周秉德的说法与高文谦有些不同，她说是“三条批示”，而不是“四条批示”，没有“不要检查”一条。不过周秉德的话有一些硬伤：比如用“电子显微镜”看病灶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膀胱镜”，另外那时候“激光枪”也还没有出现。不过周秉德不懂医学，乱用一些专业术语，可以理解。

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比较权威的说法当然还是来自参加治疗的医生。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有如下对话：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

主持人：你们也是想帮他做手术，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后来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从你打报告到他同意，是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后来叶帅又来给我们说：“毛主席说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

主持人：让您检查和医疗两步走。

吴阶平：检查了，你先不要动;你汇报，汇报同意了再做。可是叶剑英同志也告诉说：“我告诉你，其实没有那个第二步。”

主持人：这时候我就想您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复杂。因为一方面医生的责任，上级的命令，还有您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

邓大姐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儿了，有邓大姐这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就真是烧下来了。

（4）

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两步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主持人：就您刚才谈这段事情时候，您整个人是颤抖的。那告诉我，这种颤抖是对于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还是别的什么?

吴阶平：是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的回忆也有一个明显的硬伤：尼克松访华是在1972年2月，而周恩来发现癌症，是1972年5月。因此，说周恩来是为了“招待尼克松”而不动手术，是完全搞错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共同来会诊，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尿血是1973年1月13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

（5）

1973年10月下旬，周恩来又发现血尿，这提示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了。按理应考虑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及休养，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坛上常常是风云突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所以，总理的治病问题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对于毛泽东“四条批示”的真伪等细节问题，因为材料有限，在这里我们不做评论，我们只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就是：毛泽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周恩来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毛泽东有从肉体上消灭政敌的先例吗?

毛泽东想打倒周恩来不假，但政治上的打倒，与肉体上的消灭，还是完全不同的。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对他的政敌，都是在政治上打倒，并没有在肉体上消灭的前例。就是逃往外国的林彪，毛泽东也是说“由他去吧”，没有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林彪。因此从过去的先例来看，毛泽东不应该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周恩来。

(二)毛泽东不在乎自己的名誉吗?

从各方面看，毛泽东都是很在乎自己名誉的人，他不愿意别人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如果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自然会让别人认为毛泽东是阴险狠毒之人，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因此从名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也不应该干这种损害自己名誉之事。

(三)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有利于他与周恩来的 政治斗争吗?

毛泽东很清楚，他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两人的威信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砝码，特别是在老干部中间的政治威信。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是为了改善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政治威信。如果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这件事肯定对老干部们是瞒不住的。老干部们一旦知道毛泽东干这样的事，必定会对毛泽东产生非常不好的“看法”，将大大影响毛泽东在他们中间的政治威信。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利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反而完全是负面的。因此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应该干这种损害自己政治威信之事。

(四)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有多大的必要性?

毛泽东冒着败坏自己声誉的风险，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比周恩来活得长久，这样毛泽东的此举才有意义。只要毛泽东死于周恩来之前，那么毛泽东搞所谓的“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伤及毛泽东的威望和名誉，简直就是愚行了。

（6）

现在说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评论，似乎毛泽东已经预知他的“四条批示”可以让周恩来死在自己之前。但事实上，毛泽东做出“四条批示”(假如有的话)的时间是1973年5月，他怎么可能预知周恩来病情的发展?怎么可能预知周恩来死于自己前几个月?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虽说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死于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反而是更大的。那时毛泽东本人的健康情况也很不好，在1972年曾几次休克。在毛泽东看来，自己已经是随时可能死的人了，即便是用什么计谋“耽误”一下周恩来的治疗，“缩短”一些周恩来的寿命，毛泽东照样没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来活得长久。

既然毛泽东没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来活得长久，那他冒着损毁自己名誉，伤害自己政治威信的危险，去干“耽误”周恩来治疗之事，岂不是很愚蠢吗?

再说，毛泽东也不是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种“耽误”的效果有多大。万一“耽误”的效果并不大，反而赔上自己的名誉威望，实在是不值得干的事情。

另外，毛泽东本人对医生是不相信的。毛泽东得了病，经常拒绝医生的治疗，拒绝吃药，更不要说手术了。毛泽东晚年得了白内障，就是不肯手术，后来众人劝了半天，毛泽东最后才同意手术。如果毛泽东本人得了癌症，他也很可能拒绝开刀，拒绝手术。

当时中共高官得了癌症，基本上没有治好的，陈毅、谢富治这些人都是动手术之后就死了。给陈毅、谢富治动手术，就是医生认为手术可以治愈他们的病。这样看来，周恩来即使是及时动手术，也未必就能治好。所谓及时动手术就能治好，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事实上，根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所说，周恩来在1973年3月的手术中，肿瘤已经成功切除了，手术是成功的。后来周恩来的癌症是再次复发。因此即使是周恩来及时进行手术，也无法保证以后不会复发。因此，假设周恩来及时手术，就一定能治愈，是不合理的。周恩来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对于及时手术可以大大延长生命的说法，客观地说：“这也不敢说一定。”

综合上述，我们对此事的看法是：毛泽东并没有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因为这对毛泽东来说，“有害”的一面要大于“有利”的一面。周恩来死于毛泽东之前，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天意”。

（7）

曹操的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诗用来形容八十高龄的毛泽东，也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的志向是完成他的文革大业，完成继续革命的理想，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并不是出自个人恩怨，而是周恩来阻碍毛泽东完成他心目中的宏伟大业。因此，毛泽东最后对后事的一切安排和布局，都是围绕着“文革大业”这个中心题目，而不是针对着与周恩来的个人恩怨。毛泽东安排王洪文当接班人，这个安排明显不是针对周恩来的。

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战胜周恩来，这是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所必须的。而搞试图缩短周恩来寿命的“小动作”，这对于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是负面的效果，更有损与毛泽东自己的形象与威望。因此，毛泽东不应该去干阻止周恩来治疗这种不明智的举动。

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毛泽东却急着提前一年，在1973年就要召开“十大”。这主要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忧虑，急于在自己的身体尚能支持的时候，通过全党大会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泽东看中的接班人，是来自上海的王洪文。关于王洪文，我们前面断续介绍过，他出生于1935年，时年38岁，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在“十大”之前，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本来是看中张春桥当接班人的，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向张春桥“发难”时，众人一呼百应，张春桥几乎处于“人人喊打”的被围攻局面。毛泽东看出，张春桥因为文革中在中央工作，得罪人很多，“人怨”太大，所以不适合当接班人。因此毛泽东就想到，找一个文革中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地方干部当接班人。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在中央整过人，没有什么“人怨”，各方面都能接受他。

毛泽东为什么要破格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呢?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是重要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提供了一些毛泽东与王洪文的细节，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为什么要选王洪文做接班人?外界曾经有过很多议论分析和猜测。我作为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文革中长期与他共事的人，我愿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实细节。

（8）

1966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王洪文在上海十七棉纺厂造了厂党委的反。一个是党中央主席，一个是保卫科干事，可以说根本没有谋面的机会。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起了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是张春桥。张春桥从1967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后，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一份书面汇报。这样，毛泽东就从张春桥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陆续了解到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是1967年8月的事。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三十多万工人，提了长矛，拿了短棍，出动卡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派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

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收看电视，电视中出现王洪文时，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这个指挥几十万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代表到北京去观礼，王洪文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毛泽东竟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他，这使王洪文喜出望外。

毛泽东自从在1967年8月在上海的电视荧幕上见到了王洪文以后，现在他也有意要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首领人物。于是经过张春桥的引见，毛泽东找王洪文单独谈话。王洪文接到通知，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这时张春桥避开了，这是张春桥的聪明之处，他知道这种时刻是毋需他在场的。

穿着当时流行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洪文是一无所知.林彪瞅瞅这个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工人，日后会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第三个接班人。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先问王洪文的个人情况。王洪文说他是贫农家庭出身，从小就给人放牛放猪，16岁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

王洪文说;“是二十七军。

毛泽东很熟悉军队，记忆力相当好，说：“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

（9）

王洪文说：“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十七棉纺厂当保全工，1964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泽东不要听后面的这些话，打断了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

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星期都去劳动。”

毛泽东点头叮嘱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与王洪文的个别谈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毛泽东一再向别人推荐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以后，身价倍增，他被指定列席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这次全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参会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了起来)。王洪文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前年的‘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

在接下来的“九大”上，王洪文不仅担任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而且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三次提到王洪文，并和他展开了对话，说明毛泽东对王洪文越来越器重了。

王洪文最“出风头”的是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大会上，代表全国工人阶级作了发言。这天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以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一本正经地从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边特设的讲坛，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发言。第二天大会公报发表的时候，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以及其它中央常委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登上了报纸的显著地位。

在“九大”的选举中，王洪文和我都当上了中央委员，张春桥和姚文元则都进了政治局。张、姚此后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央工作，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回到上海来，他们就指定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

1971年毛泽东巡视南方，一路讲话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反党活动。9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突然来到上海，第一天在专列上接见了王洪文，第二天又把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叫到上海，当面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向他们交了“底”。林彪自爆以后，在揭露林彪集团反党活动的过程中，王洪文的忠诚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决心撇开现有的中央政治局，从省市一级选拔一个接班人上来，他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王洪文。王洪文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只见过几次面，毕竟还不够了解，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来，全面地加以考察，看他是否能当此重任。

（10）

1972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张春桥的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学习。王洪文接完电话，赶紧找我、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我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王洪文去中央，很可能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王洪文的职务会超越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跃成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一点，连王洪文自己也是万万预料不到的。

王洪文调到北京以后，中央要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中央的工作。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恩来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办公厅还给王洪文送来了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供他学习使用。

毛泽东有时也把王洪文派到全国矛盾比较尖鋭的地区去，观察和锻炼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先后把他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区。王洪文很喜欢外出，因为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抵达那里，能受到当地负责人的隆重欢迎和盛宴招待，至于处理两派冲突和地区武斗等，又是他所熟悉的。王洪文在上海的时候，经常要到现场去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解决文革中“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现在王洪文到了那些“老、大、难”的省、市、自治区，把两派的头头都召集来开会，向他们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要求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颇有成效，经他去处理过的省、市、自治区，形势都有所好转。这些成果，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感到欣慰，对王洪文增添了不少好感。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评也逐步升级了，毛泽东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考虑把王洪文的位置放在张春桥之上了，所以他要先做通张春桥的思想工作。

1973年8月20日，中央通知我们出席“十大”选举准备会议。毛泽东没有到会，周恩来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毕，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地位上退下，请王洪文接下去主持会议。

参加会议的全党104名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立刻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王洪文跃升到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而周恩来的任务就是辅佐他，带一程，送上马。】

毛泽东最早选择刘少奇当接班人，以及后来选择林彪当接班人，都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是毛泽东真的非常“欣赏”刘少奇或林彪。而毛泽东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欣赏”他，而不是其他的原因。那么毛泽东究竟看中和欣赏王洪文的什么呢?

（11）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选王洪文当接班人过于草率，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毛泽东选王洪文当接班人，就等于是把整个江山社稷都托付给他，这怎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怎么可能草率行事呢?毛泽东肯定经过认真慎重的再三考虑之后，才选中王洪文的。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消息出来之后，在中国马上引起一阵惊讶。当时广为流传着一个谣传，说林彪死党在上海试图对毛泽东开枪，是王洪文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挡了子弹，所以毛泽东让王洪文当接班人。这个谣传，说明一般老百姓想不通王洪文当接班人的理由，而这个谣传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个理由。在一般老百姓眼中，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选王洪文，也是出于王洪文对毛泽东有救命之恩这个“自私”的考虑。

不管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选王洪文接班，都看不出“私心”的因素。所谓“私心”，就是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的家人谋利益，为对自己做过贡献的人谋利益。王洪文没有对毛泽东做过什么贡献，更没有做过让毛泽东感到需要回报他的事，同时王洪文与毛泽东也没有任何血缘亲戚关系。

有人说如果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还活着，毛泽东一定会让毛岸英接班。这种说法，是基于毛泽东要把接班人传位于自家血统后代的自私心理。虽说毛岸英死了，可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是健在的。按照中国的古法，皇帝没有儿子，可以由皇帝亲弟弟的儿子继承皇位。近代的清朝，同治皇帝没有儿子，由同治弟弟的儿子光绪继位;光绪皇帝没有儿子，由光绪弟弟的儿子宣统继位。

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把主席传位给自己家的血统，那么传位给毛远新是完全可以的。再说，毛泽东并不是重男轻女的人，也可以把主席之位传给自己的女儿李讷。作为同时代的人，蒋介石就把总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如果毛泽东把主席传位给自己的侄儿，也可以说是有先例的。

被毛泽东打败的蒋介石，是一切以“私”字为中心思想的典型领导人。张学良回忆蒋介石说：【人家批评蒋先生，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12）

从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接班这点来看，也符合张学良的这个评价。毛泽东不是没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后代家族接班，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这么做。所以说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并没有私心的表现，这点对照蒋介石可以看得很清楚。

毛泽东选王洪文的理由，要追溯到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标准。在文革前夜的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由此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标准，大致是四条：(一)年轻;(二)学问少;(三)立场稳;(四)有政治经验。1966年3月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是当真的。在七年后的1973年，毛泽东真的按照这四条标准，选出了自己的接班人。对照毛泽东的四条标准，王洪文是完全符合的。

(一)王洪文年轻，当时只有38岁;(二)王洪文学问少，他只上过的小学，加上后来的自学，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三)王洪文贫农出生，16岁参加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应该是“稳”的;(四)王洪文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工人，后来又当过干部，所以应该说政治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根据毛泽东的接班人条件，他看中王洪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毛泽东的四条接班人条件，其他三条都比较好理解，但“学问少”这一条不太好理解。一般人认为，接班人的学问越多越好，毛泽东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偏偏要选学问少的呢?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评价。

按照通常的标准，有大专以上文凭的，算知识分子;有硕士以上文凭的，算高级知识分子;大专以下文凭的，只能算“有文化”，不算知识分子。毛泽东本人是大专文凭，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但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当时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毛泽东这种大专文凭的人，在北大肯定是吃不开的。

（13）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毛泽东自述》中，毛泽东提到他在北大的情况说：【我做北大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湖南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有些人根据毛泽东在北大的遭遇，推断毛泽东因此而“仇视”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一来，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二来，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毛泽东“嫉妒”知识分子，不如说毛泽东“看不起”他们;三来，“仇视”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这样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凡是自己开创事业的人，都知道人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开办公司，你要招揽到精明的经纪人;打江山，你要招揽到能征善战的将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不仅在战将方面，在其他各方面也都是人才济济，这是毛泽东推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

难道蒋介石不重视人才吗?非也，蒋介石重视人才的程度，绝不亚于毛泽东，只是两人重视人才的方式不同。蒋介石特别重视人才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比如蒋介石的秘书秦孝仪，是具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留美洋博士。而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只读过上海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非正规的大学，而且也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找洋博士当秘书有困难，那么新中国建国后，接受了大批洋博士。毛泽东要想换一个或几个洋博士来给自己当秘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始终没有一个有硕士以上文凭的高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不用高级知识分子给自己当秘书?为什么不请一批“学可斗量”洋博士来给自己当参谋，或者在做重大决策时为自己出谋划策呢?相比之下，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参谋是很多的。蒋介石打仗，身边还要带一个外国军事专家顾问团，蒋介石经常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这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证明了一件与人们的常识相反的事。这就是具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的蒋介石，反而败给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的毛泽东。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高级知识分子真的起作用吗?是起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

（14）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认识，来自两个方面：历史的经验和个人的经验。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从宋朝之后，基本上成为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保守集团，文人读书只是为了做官，缺乏革命性，对历史的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起着阻碍作用。

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革命性的，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等近代化进程，都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实现的。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同时，中国经历着元朝、明朝、清朝的朝代交替。推翻元朝的农民革命，推翻明朝的农民革命，都是由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发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维护现有统治集团的保守势力，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势力。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依然是保守派，不管“中体西用”也好，“变法维新”也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提倡保皇，而不是提倡革命。发起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最初都是一些毫无名气的留学生，当时的大文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远离革命党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又蜂拥而来，投机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是保皇派，或者是观望派，对革命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期待，是完成他“继续革命”的理想，因此要求接班人有高度的革命性。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工、农、兵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而知识分子是缺乏革命性的。从这个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就需要选择知识较少的工、农、兵出身的人当接班人，这样才能保证接班人具有高度的“革命性”。

另外从毛泽东的个人经验来看，他对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好的印象。总的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两条：第一是怀疑知识分子的立场，第二是蔑视知识分子的能力。

先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怀疑。中共在井冈山革命创建时期，主体都是农民，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也只是勉强算知识分子的小人物，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参与进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要不然站在一边观望，并没有投身于中共发起的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中共的革命成功了，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这些知识分子无路可去，不得已才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对这批从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显然是难以信任他们的。把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事实证明，在1949年以前，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支持蒋介石的，或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支持中共的人极少。既然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这一大批不支持中共的知识分子，自然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15）

现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下来接受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立场开始喜欢或支持中共，而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无处可去而已。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本性并没有变。中共不信任他们，把他们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中共在建国之后，对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的。1966年，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起，何况进大学?

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

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把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

毛泽东这里谈到他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对知识分子只是使用和利用，而不重用和信任。因为这些人原本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只是由于国民党的失败，不得已成为共产党的“臣民”，对他们当然是不能重用和信任的。同理，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和信任，他们也当然就会对中共心怀不满，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

再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蔑视。毛泽东为什么会蔑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呢?这里有他亲身实践的结果证明。

蒋介石集团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和组成，总体的知识水平比中共高得多。蒋介石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有那么多外国专家顾问，却打不过不认识几个字的“土八路”。这个结果自然让毛泽东产生对专家教授的蔑视心态。

毛泽东在1966年说：【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

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其他一样也不会。】

（16）

毛泽东在1969年接见大学生造反派领袖时，又说：【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就睡不着觉。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少天?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人，不是大学老师。】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蔑视，说他们不如工农，虽然有过激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最近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劳动力精神”国别报告，结果中国员工被公认为最勤劳，是“勤劳”的世界冠军。但该报告又称，中国的创新力不足，有待提高。

现代社会中，生产活动是由体力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农民来从事的;而研究开发等创新活动，则是由脑力劳动者，也就是知识分子来从事的。中国的GPD成为世界第二，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非常优秀，是世界上“最勤劳”的。而在中国的创新不足，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行。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在生产方面突飞猛进，而在科研创新方面则毫无成绩可言。比较可以称道的载人航天技术，其中最关键的运载火箭，也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中国的工人被誉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如工农，也是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毛泽东也认为知识比较少的皇帝，反而比较好。毛泽东说：【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比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

基于以上这些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他的接班人，不应该是知识分子，而应该是知识比较少的工农，所以他选择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17）

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1972年底，周恩来明确放出王洪文将成为接班人的消息。据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回忆说：【1972年12月28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

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1964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30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

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我(毛泽东)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

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接班人的年龄要在30岁到40岁之间，要工人农民。”

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1973年5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预告”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这个安排值得注意，他选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也想到了王洪文有可能“扶不起来”。因此毛泽东又暗暗选了两个代替王洪文的人，这就是华国锋和吴德。后来华国锋真的成了毛泽东最后认定的接班人。

在此同时，毛泽东又做了另外一个大胆决定，就是重新启用邓小平。邓小平也是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也就是说，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有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吴德四个人。1972年3月29日，毛泽东亲自召见了邓小平，之后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并且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重要政策问题。关于邓小平和华国锋的问题，后面将专门提到。

由毛泽东的这些布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不是把“宝”全部压在一张牌上。毛泽东明里安排王洪文接班，暗里又布置了另外三个人作为王洪文的替补。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的优点是年轻，时年38岁，工人成分，立场坚定，能把他的文革继续搞下去，是最理想的接班人。王洪文的缺点是资历太浅，难于压住老干部，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大。

（18）

邓小平的优点是资历老，时年69岁，年龄比王洪文大31岁，能力也很优秀，让邓小平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小。但毛泽东最大的担心，就是邓小平接班后不仅不会继续革命，反而会“翻案”，这是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缺点。

华国锋时年52岁，比王洪文大14岁，比邓小平小17岁，年龄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资历也是介于王洪文与邓小平之间。华国锋比王洪文接班容易，比邓小平接班难。吴德时年60岁，也是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的人物。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在1973年上半年安排的四个接班人候选人，后来用到三个。先用王洪文不行，换邓小平;邓小平又不行，再换华国锋。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毛泽东最中意的还是王洪文，其他人都是王洪文的预备顶替。

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接班人，在党内自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据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央最高层就遭遇到阻力。

在“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种过田，以后又在工厂里当了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青干部……”

不料，周恩来说话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洪文当副主席。

最后，还是叶剑英出来表态，叶剑英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当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通过叶剑英一再做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这已经使王洪文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向我提到这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也说：【“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许世友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许世友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

（19）

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说：“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

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红墙大事》写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的命令。这时，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们面前树立一点威信，于是便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王洪文说：“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

王洪文壮着胆子又点了一次名：“许世友!”

忽听得“咚”的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地往茶几上一磕，发出了巨响。王洪文抬眼望去，杨得志、皮定钧这些威名赫赫的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

王洪文心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响，王洪文尝到了将军们的厉害。

周恩来开始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名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

毛泽东也知道王洪文在党内树立威信不易，他要想方设法帮王洪文树威，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让王洪文坐陪，这样就让全世界都知道王洪文了。

（20）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王洪文坐陪。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的照片，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7日，12月9日，1974年1月5日，2月22日，2月25日，3月25日，4月2日，5月7日，5月11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当时一位英国记者评论说：“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其他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做为王洪文树威之事。比如在“十大”上，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这些都强烈地表示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

但毛泽东用心良苦，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王洪文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期待，不仅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不懂得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

王洪文不懂得“树威”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怕江青，不敢反对江青的意见，更不敢顶撞江青。相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敢于当面顶撞江青，这样就把自己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毛泽东曾告诫王洪文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可是王洪文却说：“江青同志有许多的好主意，我不听行吗?”

毛泽东说：“这要讲究方法，不要让人看出你总是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人家就会说你沒有主心骨，你这个副主席的威望就建立不起来，对江青的影响也不好。这里有很多的辩证法需要体会，要好好学习点东西，慢慢地就有所长进了。”

不过王洪文始终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这些话，后来毛泽东也对王洪文失望了，说：“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毛泽东并不希望王洪文和江青搞在一起，更不希望王洪文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结为“四人帮”。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功极大，毛泽东在“十大”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江青。

（21）

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这是毫无疑问的。一方面毛泽东很看重江青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是不堪担负接班人重任的。江青固然有敢打敢冲，不怕得罪人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不会、也不懂得团结人的艺术，只能搞一个小团伙，聚不成一个大派别。江青集团如果不是“四人帮”，而是“四十人帮”、“四百人帮”，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以江青的性格和才能，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前锋大将，是很合适的;可是做运筹帷幄、指挥全局的元帅，那就很不合适了;至于当国家领导人，江青当然是更不合适的。

战将们的职业是战争。战争结束后，冲锋陷阵的战将们也就“失业”了，这时他们解甲归田，养老还乡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些战将没有自知之明，仗着自己过去的战功，还想继续跻身于高层政治领导，甚至想当领导人，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注定是悲惨的。

江青在性格上和作风上，其实与彭德怀有些相像。彭德怀在军事战场上是一员猛将，而江青在政治战场上也是一员猛将，这点两人差不多。他们两人也都遇到的一个同样问题，就是战争结束了，他们失业了，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希望彭德怀“解甲归田”，所以不让彭德怀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彭德怀不愿意，他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也导致了后来彭德怀的悲剧。文革的夺权运动结束后，江青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毛泽东也希望江青“解甲归田”，所以也不让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江青也不愿意，她也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点与彭德怀颇为相像，这也是导致江青悲剧的因素。

如果江青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从“九大”之后就淡出政坛，回家休养，那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可是江青却不甘心退出政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野心”。特别是江青在“十大”之后，经常还要干涉毛泽东的决策，这让毛泽东非常不满，多次在会上公开批评江青，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1974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又特别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在1974年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还给江青写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22）

江青的问题，就如毛泽东说的“没有自知之明”，执意要做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的事情。江青想组阁，想当主席，这样必然重重地摔下来。当然，江青也有她的不满，她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功劳很大，居功自傲，认为邓小平、华国锋等人对文革有什么贡献?凭什么让他们接班?江青对此不服气，于是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这点与彭德怀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在“十大”以后，毛泽东与江青之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矛盾，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并且公开在政治局高层传达，降低江青的威信。毛泽东批评江青，目的是让她有自知之明，淡出政治舞台，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江青。为此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我重病在身，81岁了。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请你考虑。】。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态度上，明显对江青冷淡起来。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写道：【张玉凤(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说：“1970年、1971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1972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毛泽东对江青的冷淡，也是希望江青不再过问政治，淡出政局。但江青始终没有明白毛泽东的用意。

“十大”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康生、董必武。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而江青却没有进常委，这也体现了毛泽东让江青淡出政局的意向。江青的话题后面再说，这里先转回来说“十大”。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当时全国2800万党员。在十大召开前的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出现在“十大”开幕式会场时，众人只是对他报以热烈鼓掌，这与“九大”上那种震撼人心的会场气氛有天壤之别。“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的众人就站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和掌声经久不息，而且毛泽东的讲话，多次被众人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十大”开幕式上，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更没有人挥动《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这次大会的气氛，与文革前开大会的情况差不多，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起点。

（23）

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也明显不行了，他不像在“九大”开幕式上做长篇讲话，只是简单地宣布大会开始，说：“今天，大会开始。”

周恩来首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总理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于是周恩来就开始做《政治报告》。在党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是只有党的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才有的殊荣。“七大”《政治报告》是毛泽东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而“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曾想让王洪文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7月10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做。1973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这个报告。】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开幕，而直到开会前4天的8月20日，毛泽东才决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可见毛泽东最初是没有想让周恩来做《政治报告》的。只是因为不敌党内的反对呼声，最后只好让周恩来做了。

因为周恩来直到开会前4天才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所以他已经不可能起草或者修改《政治报告》了。在“十大”开幕前一天的8月23日，周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政治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尽管周恩来的实力长期以来是党内第二位，但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这也是第一次向党内外公开他在党内第二把手的政治地位。

虽说王洪文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却排在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这不同于以前的接班人一定是排名“第二”的惯例。这一方面说明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脆弱，另一方面也是周恩来“当仁不让”。

“十大”上选出五位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周恩来俨然排名在王洪文之前，这次周恩来没有谦让。毛泽东曾有名言：“什么伟大谦虚，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在这次，周恩来也没有客气，当仁不让地坐在第二把交椅上。

在“十大”开幕式上，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接着做《修改党章报告》。等周恩来和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然而在毛泽东宣布散会之后，却出现了一次意外。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开会前，代表们在大会堂里等候毛主席出场，等了许久不见毛主席上台。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有病，两条腿走路不方便，所以他在后台练习走步。走了好一阵，适应了以后，才可以不用人扶，缓步登上主席台。”

（24）

当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大家没有呼“万岁”的口号，只是热烈鼓掌，所以大会的气氛和“九大”相比，要冷静得多。

开幕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宣布散会，所有的代表们都鼓掌欢送党中央领导人，可是，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腿又不行了。只见毛泽东用双手撑了两下座椅旁边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旧站不起来，他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里。

正在一旁的周恩来着急了，他向全场代表宣布大会已经结束。可是代表们看到毛泽东还坐着，就谁也不肯走，周恩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走，大家还是不走。周恩来急了，快步走到后台找护士长，卫士长等人商量，当时既不能公开宣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泽东扶下来。

周恩来只得重新上台，对一千多位代表说：“现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代表们分几路同时退场!”

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在这种情况下，总算有人带头退场。毛泽东目送大家，又和身边的蔡畅等人谈话。代表们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可是看到毛泽东神态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边退场边回望，足足走了十多分钟。当我们几个最后一批从主席台上离开时，毛泽东还坐在台上。

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是赫然登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只有细心的观众，才会发现，当年关于召开“十大”这样重要的电影纪录片，由于上述原因没有公开放映。

正因为有了开幕式上这颇为尴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闭幕会时，毛泽东索性不来了。可是，闭幕会上要进行中央委员的投票选举，毛泽东是不能放弃选票的，于是，毛泽东灵机一动，又想出了意味深长的一招，让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

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

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25）

毛泽东召开“十大”的最大目标，就是把王洪文这个接班人“树”起来，让王洪文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新星。毛泽东为了“树”王洪文，可谓是用心良苦。1972年王洪文上调北京“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指示王洪文去读一下《刘盆子传》。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为了出师有名，就想到找一个刘氏皇族的后代当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这样他们找到一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据说刘盆子是刘邦的后人，于是赤眉军就推刘盆子当了“皇帝”。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意思很明显，因为刘盆子是一个“坏榜样”，要王洪文引以为戒。对此徐景贤回忆说：【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他急着要找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王洪文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原来的社会地位低微，从小放过牛，也是个放牛娃，革命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的机遇造反起家。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诱，耳提面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毛泽东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是上海市委写作小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把《刘盆子传》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对王洪文讲《刘盆子传》。我们都懂得：天机不可泄漏。毛泽东要通过《刘盆子传》传达给王洪文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它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朱永嘉坐在王洪文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两个人翻开《后汉书》，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刘盆子传》的用心所在了。但王洪文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毛泽东担心众多老资格的老干部不肯接受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所以在“十大”预备会议上，特别委托周恩来传达他的意思。周恩来说：【我们最近一次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时候，主席作指示说：“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

毛泽东这里强调“团结”和“少数服从多数”，主要是为了提醒和告诫那些反对王洪文的人。

（26）

据吴德回忆说：【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也强调他们这些新干部，要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搞好团结。王洪文说：【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毛泽东在“十大”上“树”王洪文的一件大事，就是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因为在“十大”会议最后一天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自己无法站起来走到投票箱前去投票，他又不愿意坐轮椅，或者在别人搀扶下去投票，所以毛泽东就干脆请假缺席，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徐景贤回忆说：【8月28日，“十大”举行大会选举。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见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

这简直是一着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就使1249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这庄严的一票，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来，当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穿着簇新军装的王洪文，毕恭毕敬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王洪文双手捧着这张选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郑重的信任和嘱托，他缓步走向票箱，投下这庄严的一票。

从周恩来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不仅是为毛泽东鼓掌，而且是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十大”之后，所有重要文件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签署，在周恩来请假治病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都体现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与“九大”明显不同。首先是由于林彪事件，来自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大大减少了。相反，许多在“九大”上落选的老干部，这次又复出当选了中央委员。这些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谭震林，第二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事放在后面专门说，这里只提一下谭震林。

谭震林作为“二月逆流”的第一号干将，受到最严重的处分，虽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却在“九大”上落选中央委员。这次“十大”上，谭震林不仅重新当选中央委员，而且还在之后的四届人大上，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实权上，远远赶不上以前谭震林担任的副总理，但在级别上是与副总理平级的，这就算是“二月逆流”的事情完全平反了。

（27）

“九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布局。而“十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复古”了，回到“八大”以前的体制。

“八大”选出四名副主席，而“九大”只有选出一名副主席林彪。“十大”选出五名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虽说被选入政治局常委，但未能恢复副主席的职位。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上称病不出了，他选为副主席，似乎只是起“凑数”的作用。

“十大”政治局委员21人：(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除毛泽东之外的“十大”政治局委员20人中，在文革这个历史机遇中起家上台的有14人：王洪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文革中起家的人，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起家的，他们对文革肯定是有好感的，可以称之为“文革肯定派”。

在文革前已经起家的有6人：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董必武。在文革前已起家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因文革而得益，反而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可以称之为而“文革否定派”。

从人数上来看，“文革肯定派”占绝对优势，而“文革否定派”却掌握着军政大权。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叶剑英在林彪之后，一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再在加上朱德、刘伯承这些老将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文革否定派”的势力远在“文革肯定派”之上。

毛泽东本以为王洪文是造反派出身，天不怕地不怕，到了中央以后，就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中央掀起一股大波浪，联合多数的“文革肯定派”，把少数的“文革否定派”搞下去。可是没想到王洪文这个号称“造反起家”的人，到了中央之后，却变得胆小如鼠，谁也不敢惹，谁也不敢碰，还不如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很快就对王洪文失望了。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张春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而党内排名在张春桥之前的王洪文，却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已经“失宠”了。

在王洪文之后，毛泽东又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邓小平。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当时周恩来病重，国务院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主持;而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又取代了叶剑英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毛泽东让邓小平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这就表明了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

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接班呢?这个问题说来复杂，特别是还牵扯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28）

毛泽东虽说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让王洪文成为接班人，但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周恩来手里。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死在他之前，那么当时批周的很多动作都是不必要的了。然而当时毛泽东的预想，是他死在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更大。一旦毛泽东撒手人世，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周恩来马上可以把王洪文赶下台，自己接班。

因此，毛泽东要想让王洪文顺利接班，不仅要趁毛泽东自己活着的时候为王洪文树威信，而且还要为自己死后的事情为王洪文提前做安排，给王洪文铺后路。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在他死后对王洪文接班威胁最大的是周恩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死前，对周恩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将来周恩来夺了王洪文的班。

最有效的办法是拿掉周恩来的职位，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职位，是使用党组织的手续，可是打倒刘少奇，还是依靠党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力量。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再存在了，毛泽东只有依靠党内的力量与周恩来较量了。

毛泽东在1972年大病一场，1973年再起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深得党内老干部的支持，毛泽东要想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的职位，必将遭遇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对。毛泽东痛定思痛，当年自己“硬”拿林彪，结果搞得两败俱伤;如果这次他再“硬”拿周恩来，对毛泽东自己的损失，恐怕要超过两败俱伤，这已经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了。因此，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是不现实的了。

既然毛泽东无法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那就只有设法降低周恩来的威信，让人们感到周恩来是不适合当接班人的，形成一股反对周恩来接班的势力，迫使周恩来放弃接班，而不得不让王洪文接班。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确定了对周恩来的战略：在组织上不触动周恩来的职位，而是在个人威信方面集中打击周恩来。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入手打击周恩来的威信：第一个方面针对党内高官的动作，这就是在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周恩来最得意的领域是外交，而毛泽东偏偏就要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让人们感到周恩来的外交水平也不过如此，从而降低周恩来的威信;第二个方面是针对一般群众的动作，这就是“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向群众宣传周恩来是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合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里先看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外交的动作。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时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

（29）

周恩来为首的外交部，提出“美国的战略中心在亚洲太平洋”的观点，而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公开说他不同意这个观点，这等于是当着外国人的面，婉言批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因为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在中央高层传达或传阅，高官们都能看到。

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了首脑会谈，并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中国外交部一名干部写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153期上。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美苏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编性，美苏会谈的欺编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周恩来是赞赏该文观点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记载：【1973年6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

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把这件事轻描淡写了，实际上这件事要严重得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30）

毛泽东这次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文章。毛泽东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都说此文(153期《新情况》)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新情况》第153期提出的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党中央历来的，至少九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体现了三点：第一点是周恩来与他的观点不同，毛泽东的观点是“大动荡、大分化”，而周恩来的观点是“大欺骗、大主宰”。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外交观点，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的水平有限，“看表面，不看实质”。

第二点是要王洪文等人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毛泽东的这句话份量就很重了，言外之意，似乎是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欺毛泽东不懂外文，经常骗他。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作法，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在架空他。毛泽东还明确点了周恩来的名，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

第三点是结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只抓小事，不抓大事。这样就等于否认了周恩来具有当接班人的素质，这也是试图降低周恩来的威信。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周恩来表示接受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检讨。

7月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写一篇纠正153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

7月14日，周恩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将该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发至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毛泽东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处分，只是要把这件事通报到“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让高官们了解到周恩来搞外交并不怎么样，这就达到降低周恩来威信的目的了。

7月14日之后，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周恩来照样主持“十大”的准备工作。8月20日，毛泽东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这意味着周恩来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1）

1973年7月，毛泽东针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在外交方面对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理挨批评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开完“十大”之后的1973年11月，毛泽东再一次在外交方面严厉批评周恩来，调子比1973年7月那一次又升高了许多。这次周恩来挨批是起因于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按照以往的惯例，像基辛格这样影响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人物，应先由周恩来陪同会见毛泽东之后，再由周恩来代表中方与美方举行正式会谈。但这次有所不同，11月11日，周恩来先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并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关键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基辛格赞誉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周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周恩来立即表示谦虚：“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周恩来虽说表示谦虚，但他在谈话中自称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以前很少称自己是毛泽东的“战友”，毕竟“战友”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11月12日，周恩来陪同基辛格去毛泽东那里会见，这次毛泽东说话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以前毛泽东都是谈一些“哲学问题”，具体的问题留给周恩来去谈。而这次，毛泽东开始主动谈“具体问题”了，而且是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下面是这次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的摘要：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他们(蒋介石集团)都是一伙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呢?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之间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周总理说过。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中美互设的“联络处”用处非常大。

（32）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与基辛格谈了台湾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一)只要美国与台湾断交，中美就可以建交;(二)台湾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三)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

基辛格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解释说：美方不能马上切断与台湾的关系。基辛格提出的建议是：中美双方暂不建交，继续保持互设“联络处”的关系。

毛泽东同意了基辛格的建议，说“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并且说建交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重要。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确定了中美关系只保持“联络处”的水平。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才重新打开中美关系。

基辛格作为洞察力非凡的政治家，他马上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1973年11月12日，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规定外交政策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这次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以前使用的苏格拉底式语言。这一次，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回国。在11月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突然临时提议，希望与周恩来再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基辛格当时已经看出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为什么他还要特别与周恩来再次单独会谈呢?这大概是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灵活性比较大，比直接与毛泽东谈更容易一些。

按照惯例，会见基辛格这样非常重要的外国客人，外交活动的安排都是事先规定好的，送毛泽东审批的。基辛格提出临时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这就超过了这次外交活动的事先安排，理应请示毛泽东批准。然而周恩来以“来不及请示”为由，他和叶剑英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33）

1973年11月13日晚夜间10时至12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在会谈中提出：美国与中国之间应设立热线，美国有很好的间谍卫星，可以事先侦知苏联的军事行动，美国愿把这些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国。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基辛格：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早期预警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将消息传给你们。

周恩来：?

基辛格：我们可从两方面避开注意。一方面，我们可以只宣布建立一条热线，就像我们和莫斯科、日本等一样。但跟你们的这一条热线，另外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用途，这就是为你们在受到攻击时提供事先预警。你们那时也会需要从北京与各个基地畅通的通讯系统，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方面暗中协助你们。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周恩来：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我想，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至于您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您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

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间互设“热线”，是非常重要事情，周恩来没有当时回答，而是说第二天早上给基辛格送行时，再给他答复。周恩来本应该将此事通报毛泽东之后，再做决定。可令人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而是自己做了决定。

1973年11月14日上午7时30分至8时30分，周恩来在基辛格临行之前，又与基辛格举行了短暂会谈。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周恩来：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我同意。但要“秘密”的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的。我了解。

基辛格：不过一旦“热线”建立起来，其特定的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的人是我本人与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在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上，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据说周恩来在11月13日晚，曾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知“主席已经休息了”。周恩来以时间紧急，基辛格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为由，自行做了决定。但是从规定和惯例来看，重大的外交问题，不应该以时间紧急为理由而擅自决定。即使是当时毛泽东已经睡觉，也应该叫醒毛泽东;或者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这次不答复，以后再谈，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自己做了答复。虽说周恩来没有完全答应这件事，但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并准备进一步交换意见。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擅作主张，都有越权的嫌疑。之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他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34）

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两人外交思想的不同。1973年11月基辛格来华访问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讨论美中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

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无非是两种形式：主从型和对等型。美国与北约诸国以及日本的军事合作，都是主从型的合作关系。因此美国仗着自己的实力，也希望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成为以美方为主，中方为从的主从型合作关系。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极其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及华约成员国的关系，也都是主从型的。中国在1950年初期与苏联的关系，也是主从型的。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开始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在1950年代也与中国讨论过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但都被毛泽东认为有损中国的独立自主，从而拒绝了。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中苏两国建立“联合舰队”。苏联大使尤金向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层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我对您说，苏联的地理条件，使得我们海军舰队在东半球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成了苏联的军事软肋，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苏联希望与中国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听后非常不快，说：【这个建议是对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我们主权的侮辱，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你们就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你们斯拉夫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是白种人，中国人是下等人，黄种人，毛手毛脚，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必须靠与俄国人合营才行。一切都要合营，我们的海陆空军队，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我们的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全交给你们，我们搞游击队。看来，我们与你们还是不要混在一起为好，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当二把手不好办啊!】

根据毛泽东当年对苏联军事合作的态度，不难判断出毛泽东现在对美国军事合作的态度，当然也是强调独立自主，要建立与美国的对等关系，绝不能当“二把手”。基辛格在来华之前，对毛泽东进行过深入研究，估计到毛泽东很可能不会答应与美国建立主从型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基辛格作为外交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要试图说服中国接受美国领头的军事合作关系。

基辛格认为说服中国的要点，就是强调苏联的威胁，强调苏联有可能进攻中国，这样就使中国感到有必要接受美国的保护，进而接受美国的领导。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试探性地谈到这个问题。

（35）

【基辛格说：“赫鲁晓夫1959年到这里访问时，好像不太成功。”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我们在1959年决裂。1958年他们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了。我和苏联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赫鲁晓夫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

基辛格说：“现在中东的问题是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泽东说：“苏联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们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关于苏联，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辛格说：“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周总理和你们的大使说过，我想苏联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武器。”

毛泽东说：“ 但是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辛格说：“不过苏联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说：“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三十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基辛格说“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时，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苍蝇那么大”。毛泽东用这个来比喻：苏联拥有的几千枚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十枚核武器，所以中国不是苏联的主要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苏联没有必要对中国动手，因此来否定基辛格说的“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

基辛格又解释说：虽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但苏联担心中国十年后会对苏联构成威胁。

毛泽东又把基辛格的话否定了，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兴起。

基辛格本想用“苏联要摧毁中国核武器”来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担心，但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此不担心，否认了基辛格的看法。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当年与苏联之所以“失和”，就是因为苏联“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海港”，强调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这样一来，基辛格只好把话题收回去，声称“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也就是放弃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

（36）

基辛格见他的话打不动毛泽东，但又不死心，于是想到再与周恩来谈谈。因为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周恩来这个人比较“务实”，所以认为或许能从周恩来那里找到什么突破口。于是基辛格就在11月13日晚，突然提议与周恩来再进行一次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的谈判。

这次基辛格与周恩来谈话时，没有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而是退了一步，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的情报。在周恩来看来，接受美国早期预警的情报，与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似乎不会损害到中国的自主性，所以周恩来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因此周恩来对基辛格说：第二天早上给他答复。

周恩来的外交路线，要比毛泽东“灵活”许多，也比毛泽东“务实”。周恩来认为中国适当接受一些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减少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有助于中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接受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情报，进而进一步取得美国的一些军事援助。周恩来的这种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苏联争，只要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最实惠的。

但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第一，在独立自主方面丝毫不能让步。如果把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问题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因此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向毛泽东汇报，自己把这件事定下来。当然，周恩来与基辛格讲的时候，说话还是很灵活的，只是表示出赞同这个建议的意向，但具体的问题以后还要再谈。

周恩来也意识到，他擅自做主与基辛格会谈，又擅自表现出接受基辛格建议的意向，这肯定会惹毛泽东不高兴，进而惹来毛泽东的批评。但周恩来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中国“有利”的，所以就拼着被毛泽东批评一顿，把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接受下来。不过周恩来大概没想到毛泽东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否则他或许不会这么干。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招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11月17日晚，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

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37）

之后，江青把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勾描了这次事件的轮廓，实际上的细节要复杂得多。在讨论这些细节之前，先说一下发生在这事件之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这就是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李震是中共军队高官中少有的大学生出身，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李震原是谢富治的部下，在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时，李震任三兵团下属的第十二军副政委，这个经历大概与李震到公安部受重用有关。

谢富治比李震的资格和地位都高得多，1955年授上将军衔，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后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当时李震只是作为谢富治的副手，没有突出的地方或醒目的表现。1969年“九大”上，公安部有谢富治和李震2人当选中央委员，谢富治还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此后，谢富治较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基本由李震主持。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继任公安部部长。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10月21日，李震突然自杀，引起中央高层的震动。关于李震的自杀，曾参与此案的张宏轩后来回忆说：【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电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电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震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也回忆说：【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种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

（38）

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看见很多人聚在公安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李震服了大量安眠药，口袋里还有安眠药，还不能确定死因。

据李震爱人反映：10月21日晚。李震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郑爱萍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李震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

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指示公安部要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周总理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

李震被确认是自杀之后，但李震案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还必须要查清楚一个问题：李震为什么要自杀?如果查不出合理的自杀动机，难以让人信服。对此施义之也说：【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我在李震领导下多年，得到过他很多帮助，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关于李震自杀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3月，才算最后结案。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该结论说：【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39）

古今中外高官的自杀不算罕见，其原因无非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受到直接的人身迫害，不堪受辱而自杀;第二种是被贬官放逐，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而自杀;第三种是上级交待的任务完成不了，无法“交差”而自杀。第三种情况和平时代比较少见，但战争时代是多见的。比如上级经常向下级发出“死命令”，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这时下级如果完不成任务，只好自杀了;第四种情况是干了不可见人之事，被暴露出来后，感到无脸见人而自杀。

李震没有受过批斗等人身侮辱，在自杀前也没有被贬职或受到处分，所以导致李震自杀的原因，不应该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而应该是第三种或第四种情况。1977年官方得出李震是“畏罪自杀”的结论，也就是属于上述的第四种情况。

官方材料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李震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

1973年9月，李震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李震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1977年的这个官方说法，问题是比较大的。首先，李震在历史上属于第二野战军系统，与林彪没有直接联系，更不是林彪嫡系。建国后李震在沈阳军区工作，也与林彪或陈伯达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毛泽东当年重用不属于林彪系统的谢富治掌握公安部这个重镇，就是为了平衡林彪的势力。如果李震是林彪派系的人，肯定不能在公安部受到重用，更不可能在谢富治死后出任公安部长。

再者，林彪事件发生于1971年，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已对林彪案做了结案处理。李震在林彪事件结案之后，再次当选“十大”中央委员，这本身就说明他与“林彪、陈伯达集团”并无关系，否则不可能继续得到重用。因此，把李震说成是林彪集团的人，是不合理的。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无来往，毫无交情可言，他为什么冒险袒护陈伯达，扣押陈伯达的材料呢?因此，人们对1977年的官方说法疑问较大。

（40）

而李震的同事，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在李震自杀前的一段时间，公安部正在搞“批林整风”。围绕着怎样搞“批林整风”问题，公安部的领导层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不算旧账”，也就是只追查与林彪“五七一”事件有关的事，与林彪前期的关系就不追查了;第二种意见是“算旧账”，就是与林彪前期的关系也要追查。

文革夺权运动后，公安部也成立了“干部、军队、群众”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也称“核心小组”。过去在公安部工作的于桑副部长和刘复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老干部的代表;从军队新到公安部工作的李震部长和施义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军队的代表。林彪事件后，军队势力大受打击，所以公安部中的老干部势力，想借着“批林整风”，把公安部中的军队干部排挤出去，所以提出要“算旧账”。李震是公安部中军队干部的代表，所以李震是反对“算旧账”的。

施义之回忆：【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后写报告给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

1973年10月20日晚“核心小组”开会，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曾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李震自杀的当天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

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

李震坐了一会就走了。因为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从施义之的回忆来看，李震之死，似乎是因为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无法交差而自杀。施义之还回忆了周恩来的看法，施义之说：【10月26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

（41）

周总理说：“李部长是被害的。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

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

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

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

根据施义之的回忆，周恩来一方面怀疑李震是他杀，另一方面也认为李震“政治上软”、“知难而退”，所以怀疑李震也有自杀的可能。

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公安部是左右政治局势的极其重要部门，向来都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物担任公安部长。李震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也可以看出公安部长位置的重要性。

谢富治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物之一，李震是谢富治重用和信赖的得力助手，可见他也应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物。1977年的结论，把李震分类为“林彪、江青集团”的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如果李震不自杀，那么之后粉碎的就不应该是“四人帮”，而是包括李震在内的“五人帮”了。而粉碎“四人帮”时，如果当时的公安部长仍是李震，那么粉碎“四人帮”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书，对李震事件有这样的注释：【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1972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总而言之，李震自杀事件，疑点和谜团仍然很多，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这里再转回来说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问题。

（42）

1973年11月14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单独会谈后，毛泽东是怎么得知他们的谈话内容的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去毛泽东那里告了周恩来的状，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周恩来与基辛格谈话时的现场翻译。该说法据称是来自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说：【王海容、唐闻生两位翻译，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恩来这两天既没有见毛泽东，也没有来电话。唐闻生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我们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得到的情况只是通过某些人的汇报或者告状，有偏听偏信之嫌。我们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之后，感到“有问题”，于是招两个现场翻译来了解情况。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这两位翻译，如果毛泽东不召见她们，她们也不是随便可以去见毛泽东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应该很快送交毛泽东那里审阅，这点周恩来是不可能隐瞒的，原本用不着两位翻译去“告状”。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有些疑问，想要核实一下周恩来是不是真的那么说的，于是他派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去找周恩来当面核实。据周秉德侄女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

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上飞机。下午五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

伯伯考虑不见基辛格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与基辛格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蓉、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

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

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王海蓉、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

（43）

周秉德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周恩来把“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然后主席派王海蓉、唐闻生来核实。而且特别在一些段落下面画了红杠杠，向周恩来核实说：“你是这样讲的吗?”

毛泽东之所以要核实，是因为批评周恩来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如果周恩来本人说的话，与会谈记录上的话有出入，那么就要核实准确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说的。周恩来也不想隐瞒，如实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据其他一些材料介绍，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据《毛泽东传》记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周恩来说“做得不够”这样的话，只能勉强算检讨，并非“诚恳”认错。前面说过，毛泽东要在外交方面打掉周恩来的威信，而周恩来只是检讨说“做得不够”，那么他的威信不仅没有打掉，而且还有“不服气”的味道，于是毛泽东决定加大批评周恩来的力度。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在11月21日的会上，江青提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美方会谈时“右倾软弱”，指责周恩来不贯彻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江青还上纲上线地批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并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44）

周恩来刚开始还态度还好，表示接受批评。后来周恩来也有点忍不住，当场拍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本来就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周恩来这样的态度，自然让毛泽东进一步加大了“批周”的力度。从11月25日起，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

在扩大会议上，唐闻生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外交工作的批评。江青更上纲上线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声称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对这次会议的情况，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

这几天，总理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别人谈话，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次事出在总理身上。这次开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会议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我们几人单独在一个小房内休息，这不是谁规定的，而是我们无心与别人在一块交谈，我时刻观察着会场外的变化。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

她还给我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

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说：“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45）

1973年12月5日，持续十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

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次的会大概快结束了。王海蓉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

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过去凡是有关外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里的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总理。

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

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

虽只听了只言半句的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46）

毛泽东这次开会批周恩来，只是想打掉周恩来的威信，并不想拿掉周恩来的职务。毛泽东这样做的理由，前面也分析过。如果硬拿掉周恩来的话，谁来接替周恩来的位子呢?毛泽东培养的王洪文，现在还不能独当一面，根本取代不了周恩来。毛泽东深知，现在的情况下，拿掉周恩来绝对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不会动周恩来的地位，也不会削周恩来的权力，只是打一打周恩来的威信。

在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说：“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

会议最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对周恩来进行处分，而只是要周恩来做“认真的检讨”。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答说：“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作了自我检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了。”这样，这次“批周”就算是过去了，周恩来重新出来工作，职务和职权都没有任何变化。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周恩来陪同会见。这次会见记录说：【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两位女翻译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江青并不理解毛泽东“批周”的寓意，自作主张对周恩来上纲上线，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对此，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之后，特别与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两位女翻译谈话，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这里毛泽东特别当面向周恩来澄清，他并没有打倒周的意思，并解释说，江青给周恩来扣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的帽子，那只是江青个人的说法，毛泽东并不赞成。

这时周恩来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只是要打一下他的威信，并不动他的职务和职位。于是周恩来在12月11日，主动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外交部、中央军委、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学习讨论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毛泽东圈阅批准了周恩来的信，于是对周恩来的批评被传达到了相当大的范围。

这次“批周”会议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后期也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批周”会上当然不能不发言，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47）

邓小平在“批周”会上的发言是非常巧妙的，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都可以接受。从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警告了周恩来不要有“越权”的野心;从周恩来看来，邓小平对他的批评，并没有批评他的人格，甚至还有对他“肯定”的味道。江青等人批评周恩来是“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右倾投降”等，都是批评周恩来的人格。而邓小平说周恩来对主席之位是“可望而可及”，这也是从反面肯定了周恩来具有当主席的才能和威望，所以只有周恩来才“可望而可及”，而别人则“可望而不可及”。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属于毛泽东派系的人，与刘少奇并无历史渊源，邓小平纯粹是在思想上赞同刘少奇，才成为刘派的人。邓小平与周恩来，倒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就与周恩来结识。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白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周恩来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这段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建立了一定的个人交情，邓小平后来说：“在上海时期与我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然而邓小平到江西苏区之后，却支持与他全无交情的毛泽东，成为第一批的“毛派”。1933年，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被打倒，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邓小平也随后跟着复出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早年支持他的事，1972年，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3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师长为刘伯承。在随后的11年中，邓小平始终和刘伯承在一起。129师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后，邓小平始终任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合称“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邓小平在军队中任高级要职的经历很长，本来是有资格评元帅的，只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退出军队到中央工作，所以没有参加评元帅。

（48）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邓小平上调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任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高饶事件”后，邓小平接任了饶漱石的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为了补任弼时和高岗之缺，邓小平与林彪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邓小平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这是邓小平首次得到在全党大会上作报告的殊荣，在当然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在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内排名第七位，与刘少奇一起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此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工作后，开始支持刘少奇的政治主张，成为刘少奇的干将，同时也与毛泽东疏远了，两人的良好关系开始破裂。文革中，邓小平作为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但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与对待刘少奇还是不一样的，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始终给邓小平留下复出的机会。

毛泽东之所以欣赏邓小平，也因为邓小平在某些方面像毛泽东，比如在“不讲人情讲路线”方面。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邓小平与毛泽东并无个人交情，可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正确，所以支持毛泽东，导致他的第一次被打倒。建国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也无个人交情，可是邓小平却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正确，转而支持刘少奇，导致他的第二次被打倒。1974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并给予他事实上接班人的地位。

可是邓小平却没有念毛泽东对他个人的“恩情”，邓小平认为周恩来的路线正确，转而支持周恩来，结果导致他的第三次被打倒。

邓小平的性格是立场作风鲜明，不是善于见风使舵的那种人，所以才有三次被打倒的“三落三起”经历。这点也与毛泽东相像，毛泽东也有一次被打倒的“一落一起”经历。

而刘少奇是“一落不起”，一次被打倒就再没有起来;周恩来则是“不落”，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周恩来的“不落”，当然也与他的性格有关。邓小平的话题，放在后面介绍，这里先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

前面提到，毛泽东敲打周恩来的威信，分党内和党外两个部分。在党内主要是两次批评周恩来的外交问题，并把批评周恩来的材料，下发到党内相当广泛的范围。在党外则是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声称“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而“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毛泽东自喻自己是“法家”，那么谁是“儒家”呢?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搞“批林批孔”的目的，笼统地说是为了防止“复辟倒退”，明确地说就是为了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49）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巧妙地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批林批孔”就成为“批孔”为主，“批林”反而淡化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周恩来强调“批林”，毛泽东则强调“批孔”。

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呢?据说林彪卧室里有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作为林彪“尊儒反法”的证据。

毛泽东最初明确提出“批孔”，是在1973年7月4日，他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主要是批评外交部的153期《新情况》，这些前面讲过;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确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的。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然后毛泽东又批评郭沫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曾大肆撰文批判秦始皇，而毛泽东劝郭沫若少骂秦始皇。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声称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说毛泽东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时，也批评郭沫若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8月5日，毛泽东做《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也提到郭沫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基辛格是德裔美国人)，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从未见过郭沫若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

（50）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在报刊上发起“批孔”和“批儒”文章的开端，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却是“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

文革后期，出现一些著名的写作组，比如笔名“罗思鼎”的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谐音“螺丝钉”;笔名“池恒”的是《红旗》杂志写作组，池恒寓意“持之以恒”;笔名“初澜”的是文化部写作组，谐音“出蓝”，寓意“青出于蓝”;笔名“唐晓文”的是中央党校写作组，谐音“党校文”。

文革后一些写作组仍沿用笔名方式，比如笔名“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组，谐音“中组部文章”;笔名“钟轩理”是中宣部写作组，谐音“中宣部理论局”;笔名“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组，谐音“中央政法委宣传局”;笔名“任仲平”是谐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笔名“国纪平”是谐音“国际问题重要评论”;笔名“皇甫平”是谐音“黄浦江评论”，等等。

在诸多写作组当中，“梁效”的地位是最高的，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因为署名“梁效”的文章一旦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要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梁效”写作组具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又用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这就是创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说到“梁效”写作组，不得不提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迟群，另一个是谢静宜。迟群，1932年生，时年41岁，1949年参军，文革前是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谢静宜，1935年生，时年38岁，1952年参军，1954年在中央军委机要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译电员，主要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1968年，清华大学因武斗失控，毛泽东决定派北京的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和中央警卫团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介入清华大学。毛泽东派迟群和谢静宜作为“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不久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个人掌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不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由这二个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天”，直接面见毛泽东，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后，迟群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谢静宜任国务院科教组主要成员，后来迟群和谢静宜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领导人。

（51）

“梁效”写作组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据“梁效”写作组的成员范达人(原为北大历史系教师)回忆说：【1973年10月，我突然得到一个奇怪的通知，我们党总书记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清华工字楼去开会，这个会很重要。你回来后，内容不要跟其他人讲，你也不用向我汇报。”

我当时很奇怪，作为普通党员，向党组织汇报是我应尽的义务。从来是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党总书记汇报的，这次他却不要我向他汇报，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清华大学的工字楼，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主持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待了一会儿，迟群和谢静宜就进来了，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清华、北大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谢静宜当时所说的“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谁的意思呢?文革后，我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谢静宜说：“我们的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原来要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搞材料。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谢静宜就把我们文科的老师找去了。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采取什么方式，领导都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办。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毛主席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把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我们对照起来以后，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材料搞成了。

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最初并不知道这个材料小组的存在，她是在我们的材料编好之后，才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197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该文件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搞批林批孔的材料时，最初是瞒着江青的。“梁效”这个写作小组，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也是独立于江青集团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绕开江青集团，不用他过去一直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主持写“批孔”的文章，而要另外开发一批新人来主导“批林批孔”运动的舆论导向呢?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52）

中共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特别设立“中央宣传部”负责舆论宣传。文革之前，全国的宣传系统和宣传工具，都在中宣部的领导之下。到文革前夕，中宣部在刘少奇的控制下，毛泽东不得不出奇兵，另立自己的写作组，这就是江青在上海秘密组建起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直接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打响文革第一炮的《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写作组写的。当时为了不暴露“写作组”，署了“姚文元”个人的名字。

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写作组，在文革中写了大量反映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文章，并且负责起草“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在“九大”上，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大”上，张春桥又进一步升为政治局常委，这些足见毛泽东对这个写作组的重视。

而在这次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比较沉默，姚文元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一年多之后的1975年2月，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只算是“马后炮”，没有大的作为。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突然不用自己已经用了多年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而是新开发一个“梁效”写作组。毛泽东这么做的用意，应该在两个方面：(一)减少江青的干预;(二)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先说毛泽东减少江青的干预问题。

“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取消，江青成了“闲人”，心里很失落，也感到不满。江青的不满，不是反对毛泽东，而是“居功自傲”的不满，这点与建国初期的高岗有相似之处。

中共在创业之初，各路“诸侯”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最有名的是毛泽东、朱德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任弼时、贺龙任创立的湘鄂川根据地，张国焘、徐向前创立的鄂豫皖根据地，还有周恩来创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但这些根据地后来都丧失了，唯一存留下来的是刘志丹、高岗创立的陕甘根据地，它成为后来中共发展的原点，所以高岗对中共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大的。

中共“七大”上选出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其他四人高岗都能服气，可是对刘少奇却无法服气，因为刘少奇算不上创业者，他的功劳和历史贡献都无法与高岗相比。于是高岗“居功自傲”，不满意刘少奇地位在他之上。高岗心里的不满，逐渐变成各种各样的行动，这最终导致了高岗的倒台。

（53）

江青在文革中的贡献，也是远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之上，可以说是仅次于林彪的第三位功劳者。林彪成为“接班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论功行赏”的结果，不服气的人不多。在林彪活着的时候，江青也不太敢觊觎林彪的接班人位子，可是林彪死后，江青认为按照“论功行赏”的道理，这次该轮到她了。可是毛泽东偏偏选了王洪文当接班人，就是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地位升到江青之上。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代，张春桥是江青的下级，王洪文更是没有级的小人物;到了1969年的“九大”，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政治局，王洪文成为中央委员，但江青的地位仍在张春桥等人之上;可是到了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升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升成政治局常委，偏偏江青的地位一点儿没有升。

难道是王洪文和张春桥立了什么“大功”，显然他们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立功;难道是江青犯了什么“错误”，显然江青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既然如此，凭什么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地位超过她江青呢?因此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必然是想不通，不服气，不满意，这就是江青所谓的“野心”。

江青心中的不满，毛泽东是明白的。但毛泽东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保”江青，因为他知道她的智慧和才能胜任不了接班人，如果硬让江青接班，那么江青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可是江青却自我感觉非常好，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班，所以毛泽东也无法让江青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

江青因为心中有不满，她对毛泽东的指示就不那么忠实地执行了，不是加入自己的私货，就是干扰毛泽东的决策。这样一来，江青就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在中央公开批评江青，阻止江青打着自己的旗号，插手和干扰自己的事情。

1973年11月25日，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批评周恩来的那段时间，江青没有请示毛泽东，就擅自把批评周恩来的性质上升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正好，这时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其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不执行“双百”方针等。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把批评江青的信印发到政治局，这就打击了江青的威信，降低了江青讲话的份量。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仍不死心，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54）

毛泽东给江青回信说：【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本想在“批评批孔”运动中大显身手一番，要求给她“工作”，可是毛泽东却多次回绝她的要求，他给江青的工作不是领导“批评批孔”运动，而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就把江青排除出“批评批孔”运动。然而江青还是“闲不住”，她仍然仗着主席夫人的身份，插手了不少“批评批孔”的事情。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

针对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么重大的事情，江青事先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召开了，这足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74年2月6日，江青又给毛泽东送去一些反映“批林批孔”的材料，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江青的材料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毛泽东一来不想与江青见面，二来拒绝为江青送来的材料做批示，而是让江青“你有事应找政治局”，这就是不让江青插手“批林批孔”的事。

但江青不甘心，她还是要插手“批林批孔”运动，又擅自提出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也就是批“走后门”。江青这么一说，迟群和谢静宜不敢反对，于是也发表讲话说：【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江青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评了叶剑英涉及“走后门”的问题。为此叶剑英致信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55）

2月15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这是毛泽东明确否认了江青的联系实际“批走后门”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江青得知后责问周恩来说：“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回答说：“是主席叫我印发的。”然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给江青看，江青哑口无言。

毛泽东在信中并没有点江青的名，不过第二天周恩来约迟群和谢静宜谈话时，明确指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此后周恩来又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这样一来，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江青受到批评后，希望与毛泽东面谈，多次提出面见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没有见江青，而是给她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不用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不让江青插手，另一个目的应该是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毛泽东知道，搞大批判是最得罪人的。如果能批倒周恩来，这还没事;如果批不倒周恩来，这个大批判的“帐”，将来肯定是要还的。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批林批孔”的枪手，那么将来的“还账”，肯定要落到他们身上。毛泽东对这些人还寄托着希望，希望他们在自己死后，还能在中央生存下去，所以不能让他们进一步得罪人。因此，毛泽东就另外开辟新的“枪手”来干这件事。

据原北京市长吴德回忆说：【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提出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想让谢静宜等人进入中央高层，他们的任务只是枪手。

粉碎“四人帮”后，“批评批孔”运动中最活跃的两个写作组“梁效”和“罗思鼎”，“梁效”的主要负责人迟群判有期徒刑18年，谢静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免于起诉;“罗思鼎”的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判有期徒刑18年，朱永嘉判有期徒刑14年。

（56）

江青的性格，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吃喝玩乐等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如果江青是那种人，她当年也不会从物质生活条件很好的大上海，主动跑到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的延安去。江青的性格喜欢从政，是喜欢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政治家型的人。在文革之前，江青一直处身于政治之外，基本上“不问政治”，她本人虽然可以享受第一流的物质生活，但她还是闷闷不乐，老是觉得自己有病。

文革给了江青一个从政的机会，使江青大为兴奋，过去的各种“病”也不治自愈了。不过凡事有得必有失，江青在“不问政治”的时代，大家都对她的印象不错，尊她是主席夫人，基本上听不到有人说江青的坏话。相反，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政治上频频亮相，陪刘少奇出访大出风头，倒有不少人说王光美的坏话。

文革之后一切都变了，江青积极投身文革，批这个、批那个，的确批倒了不少人，但她本人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似乎一直没有察觉。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她，但江青总不以为然，她以为只要有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别人就不敢拿她怎么样。

“九大”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变了，想让江青退出政治圈子，让江青回到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状态。江青本人很清楚毛泽东的意思，但江青却非常不愿意退出政治圈子，她正在搞政治的兴头上，正干得非常开心，怎么肯退出来“不问政治”呢?毛泽东希望江青退出，江青不肯退出，这样一来，毛泽东与江青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了。

江青知道毛泽东不希望她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可以江青却坚持要干下去，还想继续掌权。江青的目标与毛泽东的目标不一致，这时候江青就开始干扰或阻扰毛泽东的部署了。在这段时间，江青往往故意“误解”毛泽东的指示，从而达到她的目的。

比如在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擅自说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又给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可见江青想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把周恩来搞掉，然后她自己趁机取而代之。对此，毛泽东一方面驳回江青希望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要求，一方面批评说：“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的看法是对的，江青的梦想，是自己当党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

（57）

不过对于江青“有野心”这个评论，值得商榷。首先作为政治家来说，必须有夺权和掌权的“野心”。国外的政治家竞选总统，也都是为了夺权和掌权。如果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又何必去竞选总统呢?所以有“野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一个人的“野心”超过了这个人的“能力”，那么栽跟头就是不奇怪的。江青的问题，就是她的野心超过了她的能力。这点毛泽东早就看出了，可是江青自己却不明白。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出于自己的利益，多方干扰毛泽东的部署，其中批“走后门”就是明显的例子。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本意，与当年批《海瑞罢官》完全不同。毛泽东并不是想要借“批林批孔”拿掉周恩来，只是要以此来铺设阻止将来周恩来等人接班上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把“批林批孔”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把“儒法斗争”解释为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的“两条路线斗争”。当时的宣传，把法家解释为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进步势力，把儒家解释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毛泽东试图通过“批林批孔”，在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一种概念，就是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是维护旧体制、旧道德的腐朽势力，是阻力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因此中国今后绝不能让儒家的人物上台执政。

毛泽东自称自己是法家，对谁是儒家的问题虽然没有点名，但各种宣传让人们感觉到，周恩来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一旦树立起来“儒法斗争”的概念，即使是在他死后，周恩来这些“儒家”也难于上台执政。

毛泽东提出“儒法斗争”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新的转变或者发展。以前毛泽东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并没有提过“儒法斗争”。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才是历史正面人物。按照正统的马克思观点，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地主阶级，因此“儒法斗争”应该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内斗，算不上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之所以要用新的“儒法斗争”概念，取代以前的“阶级斗争”概念，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的宣传效果不太好。因为“阶级斗争”的概念是舶来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概念，中国老百姓对阶级斗争的“意义”难于理解，是很正常的事。而“儒法斗争”的概念，是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应该很容易理解。所以毛泽东试图用“儒法斗争”做示范或例举，让老百姓通过“儒法斗争”来理解文革这场斗争的“意义”。

（58）

毛泽东试图让老百姓理解，他发起的文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运动一样，是旨在推动历史进步和前进的变革。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报刊上大肆称赞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法运动，并声称“主张变法的就是法家，反对变法的就是儒家”。毛泽东试图这种借古喻今的方法，告诉人们“赞成文革的就是法家，反对文革的就是儒家”，并进一步声明：反对文革就是阻止社会的发展，阻止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本意只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并不是要打到谁。“批林批孔”中批判的对象林彪和孔子，都是死人，单纯的批判死人是不可能打倒活人的。江青很快看出这一点，单单搞“批林批孔”，谁也打不倒，所以她要把“批林批孔”与现实联系起来，与活人联系起来，这样才能趁“批林批孔”打倒一批当权人物，为自己上台铺路。

因此，江青就想到把“批林批孔”与批“走后门”联系起来。关于“走后门”，当时主要指的是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通过各种不正当关系进大学的问题。因为招收工农兵学员不需要入学考试，唯一的硬指标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事工、农、兵的实际经验”，也就是当过三年工人，或者当过三年农民，或者当过三年士兵的年轻人，都够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条件。

这样一来，满足入学条件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只要有门路的人都可以上大学，而没有门路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了。以前没有门路的平头老百姓，还有可能通过自己刻苦学习，考上大学;现在没有门路的平头老百姓，上大学就是绝望了。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该《通知》说：

【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1970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

对于“走后门”现象，老百姓是十分厌恶和痛恨的，江青提出“批走后门”，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江青“批走后门”的动机。

（59）

江青试图把批死人的“批林批孔”运动，结合到现实，变成批活人的“批走后门”，这样就可以通过“批走后门”，打倒或处分一部分当权的老干部。江青认为打倒这些老干部，就可以轮到她掌权了。

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1974年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

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1月25日的“一二五”万人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江青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着重指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的党委会议，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

这时，江青忽然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到!我在这里。”

（60）

江青问：“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做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

江青怒斥田维新说：“田维新!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

田维新说：“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江青怒斥说：“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

门外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看来，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到!”

江青问：“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

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一件“张狂”的事情。江青气势汹汹地冲着叶剑英责问道：“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

江青本想借题发挥，利用“批林批孔”的机会，再制造事端，企图扩大打击面来整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但叶帅当时沉住了气，未予理睬。事后，叶帅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毛泽东对此表示：“参军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毛泽东不让江青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关“走后门”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江青搞“批走后门”，显然是干扰了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试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整掉一批老干部。因此，毛泽东对江青进行了批评，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被毛泽东批评后，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61）

江青曾在大会上发言说“批林批孔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并不是1966年发动文革那样的“全国全面夺权”，也不是想打倒什么人，而是旨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唤醒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也有一位高官“落马”，他就是李德生。

关于李德生，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他是毛泽东为了对林彪集团“掺沙子”而破格提拔起来的。对李德生，毛泽东曾经是非常信任的。1968年李德生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李德生上调北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毛泽东与李德生谈话时，李德生说：“我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这样一来，李德生就成为身兼“党政军”三职的高官，被看作是大有前途的政治新星。过去的解放军总政主任分别是罗荣桓、谭政和萧华，军衔分别是元帅、大将和上将。而李德生的军衔不过是一个少将，他能得到如此殊荣，当然是靠毛泽东推上去的。文革中毛泽东看上了四个人：安徽的李德生、河南的纪登奎、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的华国锋。而其中第一个得到毛泽东重用的，就是李德生。

1970年12月，李德生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北京，毛泽东面见了他，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李德生已经兼职很多了，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十二军军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李德生向毛泽东提出：“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这样一来，李德生又兼任最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兼职最多的高官。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北京卫戍区政委吴德，与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特别点名批评了林彪。

李德生回忆这次召见说：【最后，毛主席单独向我交待一项任务，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南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都估计到了。】

毛泽东单独向李德生交待调动一个师，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对李德生是高度信任的。在中共“十大”上，李德生又进一步升格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王洪文之后。但这次提名李德生当副主席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

（62）

据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回忆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十大”人事安排，毛泽东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主席谁当啊?”

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

毛泽东又说：“谁当副主席?”

周恩来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

毛泽东听说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说服的口吻，解释说：“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毛泽东接着说：“康老算一个，剑英算一个。”

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40岁至59岁为中年，60岁以上为老年。在主席、副主席候选名单里，毛泽东已近80岁，周恩来75岁，康生75岁，叶剑英76岁，都属于老年了，只有王洪文38岁，属于青年范围。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

大家对这个原则没有异议。而当时符合中年条件的政治局委员，却有好几个，究竟是谁呢?不料毛泽东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范围，实际上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中”的候选人之外了。

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周恩来发言说：“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当时，李德生57岁，是属于军队里的中年范围的。

毛泽东说：“可以。”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表示赞成。

李德生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连忙说：“我不合适，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适。”他又说：“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的。”

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的旁边，他拉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地对他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李先念当时是64岁，虽然比周恩来、叶剑英小10多岁，按照有关规定，也是属于老年范围了。】

李德生本人也回忆说：【在筹备召开十大，讨论提名党的主席、副主席候选人过程中，在议定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提名之后，毛主席提出是否还要增加一个啊。他认为，现在的候选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还没有中年。当时规定，39岁以下为青年，60岁以上为老年。

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嘛!应当有一个中年的同志，并建议在军队里面选。当时政治局委员中，符合中年年龄条件的人不少，但具备后一个条件的人却不多。

周总理提出：建议李德生同志作一个候选人。毛主席表示同意，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没有提出异议。我当即表示自己不适宜做党的副主席，并提议李先念同志作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先念同志拉拉我的衣服，轻声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1973年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上，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

（63）

从上述回忆来看，毛泽东直接提名了四个副主席，但最后一个李德生，毛泽东则没有直接提名，这说明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信任程度已经有所下降。这个理由，主要是在毛泽东1972年病倒的一年多里，李德生积极协助周恩来搞“批林整风”。这在毛泽东看来，李德生已经不太可靠了，所以对提名李德生并不积极，而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不过当时毛泽东对李德生的态度是继续“看看”，对他还有“挽救”的希望。

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由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李德生协助，这样李德生就在军队中成为仅次于叶剑英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李德生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希望李德生在军队中贯彻执行他的指示和意图。但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据李德生的秘书祝庭勋回忆说：【“批林整风”中提出“批孔”，李德生最早是在1973年5月25日听到的。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讲了批林整风，然后提出要注意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这是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到批孔，是把它作为抓意识形态的一项内容提及的。

1973年7月5日，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了前一天毛泽东的谈话，谈到外交部近来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并讲到“批孔”问题，毛泽东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不赞成骂秦始皇。李德生开始感到毛泽东对“批孔”的强调。

1973年7月17日，李德生看到毛泽东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李德生开始找有关书籍来看。

1973年8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显得很神气地传达毛泽东讲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情况。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李德生专门查找《史记》和《封建论》阅读，看来毛泽东对于“批孔”很是重视。

江青在会上要求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时表示，对此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没有异议。

就在江青传达毛泽东意见的第二天起，8月7日和1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批孔”文章。

（64）

“十大”闭幕后，9月4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发表的长篇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接着，一些报刊陆续发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公开影射周恩来。

到了这个时候，李德生看出来了，这是在1972年反对“批极左”之后，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报上的“批孔”文章日益增多，调子越来越高，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就全国范围开展“批孔”问题讨论过。但是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迅速波及部队，在部队引起日渐强烈的反应。

李德生亲自遇到一件事：1973年10月中旬，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组织军事演习，李德生乘飞机到演习部队去，在西郊机场一位干部汇报说：“听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搞?”

李德生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议论呢?李德生坦然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战略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

与此同时，总政治部机关也接到部队的多次请示，李德生同其它领导同志说：“我在西郊机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报纸上的署名文章，不能代表中央。这件事经政治局讨论后，有了决定，将通过中央文件来传达。现在，部队还是应当抓好“十大”精神的贯彻，在“批林”中联系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可以放在政治教育中进行，不要形成运动。”

李德生要求总政治部，针对部队的各种思想反映，起草一个《通知》发给部队，以便统一思想。1973年10月24日，总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中批判孔子的意见》。李德生审定后，10月27日作了传达。

这个《通知》，是在当时“批林批孔”文章连篇累牍的情况下，做出了军队内部教育方面的规定。《通知》不可能不提“批孔”，但是要求把“批孔”放在适当范围内，防止乱联系、乱点名，防止形成一场政治运动。这就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格格不入。江青他们得知总政治部的《通知》后，极为不满，只隔两个月，就公开展开对总政治部《通知》的批判。】

从李德生秘书的回忆来看，李德生应该很清楚“批孔”是来自毛泽东的意图，而这个意图指向周恩来。然而李德生却没有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相反却向部队发出一个《通知》，限制在部队中展开“批孔”，这分明就是抵制毛泽东搞“批孔”。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能再重用李德生了，首先要拿掉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于是在1973年12月，毛泽东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次对调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针对李德生。

（65）

1973年12月，毛泽东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高层军官改组，这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进行这次大改组的原因，最主要的目的为了扶持王洪文接班。

前面说过，在讨论王洪文当党中央副主席的时候，许世友为代表的大军区司令员，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抵制情绪，对王洪文不服气。因此毛泽东认为，高层军官是王洪文接班的最大障碍，所以有必要对高层军官，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一次改组和整顿。

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对这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撤职处理，换上对王洪文服气和听话的新人。可是这样做的触动面太大，触犯的人太多，现在的形势已经与文革初期不同了，不能再用“打倒”的方式了。于是毛泽东就采用“对调”的方式，让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做，每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职位和职务都没有变，只是工作地点变了，这样可以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阻力比较小。

以前的大军区司令员，不少是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比如许世友，从1955年开始，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此后一直没有动过。这样许世友在南京军区经营了近二十年，建立起自己的一批人马和势力。这次把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任司令员，而且只能带10名以内的随从。许世友等于是只身去广州军区任职，长年来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亲信都没有了。这样一来，许世友的职位虽然没有动，但势力却小了许多，说话不像在南京军区那么顶用了。

因此，毛泽东把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就是要缩小他们的势力。这些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至少也得几年。有这几年的缓冲，王洪文自己的势力也培植起来了，不用怕这些大军区司令了，这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打算。

这次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毛泽东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第二个目的，是对李德生的处分。李德生治军的才能并不是特别优秀，打仗的战绩也不是特别突出，毛泽东看上李德生，主要是看上他的政治才能，让他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可是在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这场政治运动时，李德生主持的总政治部，不但不积极响应，反而“泼冷水”，设限制，这就不免让毛泽东感到李德生辜负他的期待，所以要把李德生拿下，搬开这块阻碍“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

（66）

如果用过去的打倒手法，像打倒罗瑞卿、杨成武那样拿掉李德生，虽说比较简单，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复权的老干部们对“打倒”已经很反感，如果毛泽东再打倒李德生，不但人心尽失，而且会火上浇油，在军队中引发更大的抵触情绪，对王洪文的接班也不利，所以这次毛泽东要用新的办法拿掉李德生。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新的处理李德生的办法，就是不对他进行降职处分，而是把他平级调走，即所谓“平调”。

此时李德生不仅是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这些职务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总政治部主任是不能调动的，而北京军区司令员则是可以调动的，所以毛泽东就用“对调”的办法，把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到了沈阳之后，人不在北京，当然就无法再兼顾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不能经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样就在无形之中，把李德生的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拿掉了。不过在名誉上，并没有对李德生进行任何降职处分，这样可以“伤人”较小，减少老干部们的不满和抵触。

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之后，他并没有“知错就改”或者“戴罪立功”，甚至还走得更远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进一步拿掉李德生的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然这也不能用过去的“打倒”方式，所以毛泽东就让李德生“辞职”，让他体面地下台。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兼任北京军区政委，与李德生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搭档”。据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撰文说：【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去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大概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以为是“四人帮”整他，很生气。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80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67）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毛泽东说：【我主张把大军区司今员、政治委员都找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毛泽东先说了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理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所以要互相调动。毛泽东又强调说：“又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这就告诉这些司令员们，这次是平调，不是降职。而且毛泽东也说明，他事先与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商量过，他们两人都同意了。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这个会差不多了吧。】

毛泽东对韩先楚说“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再次强调八大军区司令员不会被撤职，更不会挨批。毛泽东又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你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插话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不怕啊?你许世友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为什么让许世友读《红楼梦》呢?他点破了关键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毛泽东更直接地说：“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毛泽东这里是想借《红楼梦》提醒许世友等人，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也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因为政治斗争是不能直接用大白话明讲出来的，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讲，只能用“假语村言”来提示，让他们自己去琢磨和体会。

（68）

毛泽东又提到李德生说：【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司令常来常往嘛!李德生刚来北京军区不久，司令员对调，他是陪绑的。】

接着毛泽东对李德生说：【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慢慢来，就会顺手。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插话说：“一定顺手。

毛泽东说：【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你李德生是唱李铁梅的，你一家出了一个李铁梅。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然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这些话，是安抚一下他。不过李德生后来真的活到96岁，差一点就99岁了。

毛泽东又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也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这里毛泽东又替王洪文说话，让大家不能小看王洪文，因为他们这些司令员，当年也是二十几岁就当军长、当师长了。然后毛泽东又提到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毛泽东又对到会的邓小平说：【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在这之前，邓小平已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不过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说要让邓小平当总参谋长，也就是准备给邓小平军权。

最后毛泽东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一仗呢。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泽东后面这些话，显然又是影射周恩来对美国“软”，怕打仗。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5日，曾多次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然而在12月6日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又“和解”了。毛泽东安排在12月12日，也就是在与周恩来和解之后，才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事，这也是考虑周恩来的原因。

（69）

不少人认为1973年11月底到12月初召开的一系列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准备从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作罢。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一些基本的事实。因为毛泽东要拿掉某个高官，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意气用事，毛泽东总是非常慎重地进行事前的部署。

毛泽东的事前部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事先向自己信任的高官“打招呼”，第二个部分是事先做好军事方面的防范性部署，以防被拿掉的人铤而走险。林彪在被拿掉之前铤而走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毛泽东在拿掉某个高官之前，事先总要“打招呼”，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向信任的高官们“交底”，这样才能使那些高官在关键时刻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更不至于“站错队”。这种“交底”，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讲，绝不会通过第三者来传话。因为第三者的传话，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事先亲自向周恩来等人“交底”;在拿掉林彪之前，毛泽东也在南巡中，亲自向高官们事先“交底”。

如果毛泽东要在1973年11月，借着召开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一举拿掉周恩来，那么毛泽东肯定事先要向自己最为信任的江青集团“交底”。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向江青集团成员或者其他高官“交底”之事。江青在这次会上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并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后来江青的这些话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事反过来可以证明毛泽东没有向江青“交底”。如果毛泽东真想拿掉周恩来，而事先不向江青“交底”，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再者，如果毛泽东真要拿掉周恩来，他就必须事先防范周恩来铤而走险，干出无法预测之事。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周恩来会那么“老实”地束手就擒，林彪最后的铤而走险就是很好的教训。所以毛泽东真要拿掉周恩来的话，军事上的防范性动作，是事先必须要做的。

前面提到过，在拿掉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之前，毛泽东都事先做了防范性的军事部署。而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做针对于周恩来的军事部署的情报。毛泽东事先不做任何军事部署，就着手直接拿周恩来，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其实毛泽东在批评周恩来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放出强烈的信息，就是这次会议只是批评一下周恩来，不会触动周恩来的职位和权力。

（70）

毛泽东这么做，就是要防止周恩来误解他的意图。万一周恩来误以为这次毛泽东要拿掉他，来个最后一搏，干出什么铤而走险之事，那就要出大乱子了，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周恩来误解他的意图。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第一件事是不动周恩来的外围，直接批周恩来，而且还把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批。从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的“剥笋”策略，先拿掉刘少奇的外围彭真等人，最后才向刘少奇动手。打倒林彪的过程不完全，但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先拿掉林彪的外围“四大金刚”，最后才准备向林彪动手。

如果毛泽东真的要拿掉周恩来，那么他还是要“剥笋”，先拿掉周恩来的外围，不会直接上来就把火力对准周恩来，更不会把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批，因为这有违毛泽东“各个击破”的一贯战术。周恩来看毛泽东没有先对他的外围动手，就应该估计出这次毛泽东只是“动嘴”，不会“动手”。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的第二件事，是不亲自参加批周的会议。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最后的关键会议上，他都是直接参加的，这样才能镇住场面，才能让高官们敢于批刘。而这次批周的会议，毛泽东只是让唐闻生等人传他的话，自己不出席，这样会议的力度就大打折扣，并且没有毛泽东的亲自撑腰，许多高官也不敢向周恩来发难。所以周恩来看毛泽东不亲自参加这些会议，也应该估计出这次毛泽东只是“动嘴”，不会“动手”。

毛泽东让周恩来理解他的意图的第三件事，是不对军队做任何布置或动作。如果毛泽东在批周的同时，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那么就有可能让周恩来误以为这次军区司令员对调是针对他的，就有可能“刺激”周恩来干出什么铤而走险之事。所以毛泽东要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件事，放在他与周恩来和解之后，这样才能让周恩来放心这些事不是针对他的。

据原中联部部长耿飚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他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谈到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恩来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不仅是说给耿飚的，也是周恩来自己的心态。

（71）

周恩来挨批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心里肯定不痛快，这些毫无疑问。但周恩来当时也应该很清楚，毛泽东此举只是要打一打他的威信，不是触动他的职权，所以周恩来并不会担心自己被打倒。现在不少人夸大了这次批周会议，把周恩来描述成地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这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说毛泽东不打倒周恩来，是因为毛泽东担心或害怕失去周恩来，就没有人替毛泽东“干活”了。似乎少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了。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毛泽东从来没有依靠或依赖过周恩来，所以他也从不担心少了周恩来，政权就会维持不下去。事实上，周恩来早于毛泽东半年多去世，周恩来死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担心或害怕，毛泽东的政权照样正常运转，绝没有出现少了周恩来就“不行”的情况。其实这个世界，少了毛泽东本人也不会“不行”。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担心少了周恩来，他就维持不下去了。

不过在1973年12月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还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这里说的“议政”，就是“批林批孔”，因为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对“批评批孔”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毛泽东要督促他们“议政”。在毛泽东的督促下，1974年1月中央发出“批评批孔”的一号文件，号召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

“批评批孔”开展之后，江青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中。尽管毛泽东不希望江青在这次运动中出面，可是江青仍然仗着她的身份和地位，不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出风头，而且还做了不少干扰毛泽东运动方向的举动，其中之一就是吹捧武则天。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回忆说：【1967年3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

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72）

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说：“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毛泽东批评江青“有武则天之心，无武则天之才”，还真说的不错。江青借着“批林批孔”运动，真的公开吹捧起武则天来。1974年第四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公然吹捧武则天，文中说：【武则天敢于大胆地参与国事，亲自执政，推行法家路线，这本身就是对儒家所谓正统思想的蔑视和造反，就是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批判。

武则天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施行坚决铲除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政治路线，改革政治制度。武则天在她所统治的时期内，基本上是贯彻了一条法家政治路线。她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

“梁效”原是毛泽东建立的独立于江青集团的写作组，可是江青发现这个写作组后，就积极插手，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迟群、谢静宜等人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尽可能满足江青的要求，于是就按照江青的意图，写了吹捧武则天的文章。

“梁效”写作组吹捧武则天的文章发表后，其他刊物当然积极跟上，继而发表了《谈武则天的反儒精神》、《武则天——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等一系列吹捧武则天的文章。“梁效”写作组还按照江青的意思，写了吹捧刘邦夫人吕后的《法家人物简介——吕后》等文章，为江青将来掌握最高领导权制造社会舆论。

江青在此期间明显干涉毛泽东的决策，是反对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对此，毛泽东不得不给江青写信，明确地告诉说：【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这是邓小平自1966年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公开在国际舞台露面，这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引起一次政治震动。王洪文作为接班人，人们已经感到意外了;而邓小平成为接班人，人们更是感到“意外中的意外”。

（73）

在战争年代高官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降职或撤职处分之后，又重新复出的现象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邓小平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新中国建国后，就不再有这样的例子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犯了错误之后，都是“一错到底”。只有邓小平是唯一的例外，他犯了严重错误，被打倒之后，又再次复出。当然，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官们复出，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泽东当初打倒邓小平的时候，并没有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而是把他保留下来作为备用的棋子。如果文革的发展形势很顺利，当然用不着动用备用部队。可是文革却出乎意料的不顺利，以至于毛泽东不得的动用邓小平这个备用棋子了。

毛泽东最初动用邓小平的用意，并不是让邓小平接班，而是让他辅佐王洪文，当王洪文的军师。毛泽东知道，要想让王洪文这样的年轻人顺利接班，最好是有一个执政水平高、谋略老练的军师来辅佐。然而这样的军师却很难找，因为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执政水平高的人，往往威信也高，很容易将王洪文取而代之;执政水平低的人，威信当然也低，不会对王洪文的地位构成威胁，但对王洪文的帮助作用也很有限。

让周恩来、朱德这些人辅佐王洪文，在毛泽东死后，肯定要取而代之。周恩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都敢抵制毛泽东的方针政策，一旦毛泽东去世，那就是一切周恩来说了算了，王洪文肯定要靠边站。因此，理想的军师人选，最好是执政水平高，而威信却不高的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看上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执政水平高，毛泽东是相信的，而邓小平在文革中被大批判了一次，威信受到很大打击，正好满足毛泽东期待的“执政水平高，威信却不高”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邓小平给王洪文当“军师”。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对众人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毛泽东这里很明确给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而不是“王储”。

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他死后，王洪文当党中央主席，是国家方向路线的制定者;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方向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毛泽东相信王洪文有坚定的立场，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对王洪文的执政能力却表示怀疑;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高超的执政能力，但对邓小平的立场坚定性又表示怀疑。所以最好就是把这两个人“搭配”起来，取长补短。毛泽东希望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就像他与周恩来的搭配一样，毛泽东制定路线，周恩来执行路线。

（74）

因此，毛泽东的思路是，在他死后，把党权交给王洪文，把政权交给邓小平。而在至关重要的军权问题上，毛泽东却比较犹豫。毛泽东知道军队是非常讲论资排辈，讲战功的。像江青、张春桥这些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战功的中年人，在军队中是很难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的，更何况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儿童团”。所以要想让王洪文掌握军权，肯定是不现实的。而邓小平早年就在军中任职，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既有资历，又有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甚至要超过叶剑英元帅，可以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

不过毛泽东把军权全部交给邓小平，又怕他的权力太大，王洪文控制不住，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叶剑英和邓小平分享军权。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地位高于邓小平;让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实权大于叶剑英，形成两个人的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在军中独大。这样一来，王洪文就能控制这两个人了。关于毛泽东为什么重用叶剑英的问题，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上述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设想，这些设想能不能实现，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不是人力可为的，所以毛泽东就在“人和”方面努力。毛泽东一方面为王洪文树威，另一方面也帮邓小平恢复一定的威信。毕竟邓小平在文革前几年中，一度被批得很“臭”，因此需要帮邓小平恢复威信。

1972年底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出头露面并不多，特别是没有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因此在1973年3月，毛泽东给邓小平一个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让他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言。

这次本应由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此时周恩来病情较重，不宜出国远行。周恩来让王海蓉去打探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王海蓉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于是王海蓉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3月2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可是在这次会上，江青却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邓小平犯过严重错误，刚刚恢复工作，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75）

因为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的讨论没有结果。3月24日，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建议和江青的意见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的建议。然而就在同时，江青把王海蓉、唐闻生叫到她的住处，要求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企图阻止邓小平率团出国。

王海蓉把江青的意见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不知道江青说的话，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她本人的意见，于是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去向毛泽东请示。当天毛泽东身体不好，让秘书传话说：“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我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将在明天向政治局传达主席的指示。”

同时在这天，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蓉、唐闻生，继续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王海蓉、唐闻生也搞不清江青的“来头”，于是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问：“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

秘书回话说：“毛主席说，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这次会议周恩来特别请王海蓉和唐闻生来列席。会上江青对王海蓉和唐闻生进行了训斥，再次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但王海蓉也寸步不让，两人就在会上争吵起来。最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江青外都同意了邓小平率团出国，而江青仍然坚持反对，说：“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

江青收到毛泽东的信，只得改变意见，同意了邓小平出国。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联大上的发言稿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没有出席会议。

周恩来很快看出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用意，也看出毛泽东这一招棋是高手。不过周恩来也有他的破解办法，就是把邓小平团结和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周恩来是非常善于团结和争取人的，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全体政治局成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四千余名群众，到机场为邓小平隆重送行。4月19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回国，周恩来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以同样的规模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周恩来亲率数千人的庞大队伍为邓小平送行和迎接，给足了邓小平面子，也让人民群众感到邓小平在中央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毛泽东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八十多岁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说他发动的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主要是指党内高官对文革的反对。毛泽东的文革之所以搞了十年还无法取得胜利，关键就是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反对集团，而周恩来就是这个反对集团的首领。毛泽东从发动文革之初，就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在反对文革势力中的首领地位，毛泽东也多次试图拿掉周恩来，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大增，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不现实了，只能在思想上跟周恩来进行“斗争”。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三年中，他发起了两次针对周恩来的思想运动，第一次是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第二次是1975年下半年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这两次运动都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组织处理，而是旨在与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为代表的反文革派争夺“思想阵地”。

“批林批孔”运动的针对性还不是特别明显，可以看成是对周恩来1972年发起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的反击;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针对性就十分明显了，以至于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要公然抗辩说：“我不是投降派!”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次运动的轨迹。

197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略论秦始皇的暴力》197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1974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197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1974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再批“克己复礼”》1974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1975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水浒>》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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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说“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可以说是“批林批孔”的纲领性文章，该文章开头就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该文首先声明：(一)批林批孔是一场政治斗争;(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就是声明“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也说明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高度重视。

该文继续说：【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为什么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

该文在这里说明批孔的理由，声称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要复辟旧制度，要把历史拉向倒退。这里所谓的“旧制度”，暗指文革以前的旧体制，暗指“恢复文革以前的旧体制，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倒退”。

该文继续说：【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该文章把“批林批孔”提得很高，“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革命”、“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特别还对“各级领导”声明：“对批林批孔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该文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各级领导”对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都是敷衍了事。在1974年的时候，大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复权的老干部们掌握。老干部们已经被文革以来的运动搞“怕”了，不管是针对谁的“运动”，他们都要抵制，因为怕运动搞大了，最后会搞到自己头上。

这样一来，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报刊上喊得很高，到了基层就无人理睬，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再发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这是后话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发起一场号召群众起来“反潮流”的运动。“反潮流”运动中的重要风云人物有三个：李庆霖、张铁生、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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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是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而出名的人物。李庆霖是福建人，原为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某小学任教。1972年底，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下乡插队，口粮不够吃，没钱看病等问题。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后，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79）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些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大安!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人民来信”，不禁泪下。毛泽东对李庆霖大胆敢“告御状”的勇气十分赞赏，毛泽东就喜欢这种敢说话，敢造反的人，因为在文革的大环境中，直言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

毛泽东让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泽东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80）

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李庆霖胆颤心惊地打开信封，里面是毛泽东回信的打印件(原件留存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不敢相信毛泽东会给他回信，激动得泪流满面。毛泽东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26日】。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

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国务院很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省、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国务院同时做出指示，放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体措施，并且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

中央开始调查之后，全国各地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继揭露出来，其中最恶性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数十名女知青。对此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发出1973年104号文件《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该通报写道：【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两人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庆霖身价百倍，很快入了党，成为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时李庆霖是作为“反潮流英雄”出现的，李庆霖在介绍他的“反潮流经验”时说：【有人说：“反潮流危险，随大流保险”，这是十足的利己主义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不可能为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而“鞠躬尽瘁”，到革命队伍里来寻找个人的功名利祿，来混饭吃，其面目实在可憎!

更有一种人，他们自己不敢反潮流，看到别人反潮流，就忙着把自己装扮成饱经风霜和深明世故的“识时务”者，似乎很关切地说：“你敢反潮流吗?历史上敢于反潮流的人，到头来都落一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不过后来的历史似乎是在跟李庆霖开玩笑，反过来应验了李庆霖批评的“识时务者”的话。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后来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于1994年提前出狱。

（81）

毛泽东提倡“反潮流”，本质上与提倡“造反”是一样的。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被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造反精神”大为鼓舞。可是到1973年的时候，随着文革大潮的过去，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也衰退了。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次鼓舞起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

不过人们已经把“造反”这个词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一起了，如果毛泽东再次号召“造反”，人们就会误以为又要搞第二次文革大革命。鉴于这个原因，毛泽东要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造反”，这就是“反潮流”。号召人们敢于“反潮流”，和号召人们敢于“造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毛泽东特别期望反对文革的潮流到来的时候，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潮流”

反抗上级，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样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造反”，也就是“反潮流”。“反潮流”运动中的三个“英雄人物”李庆霖、张铁生和黄帅，其“英雄事迹”都是敢于反抗上级。

李庆霖在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之前，曾有过漫长的上访经历。李庆霖先到儿子插队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无结果;然后他又去上一级的莆田县革委会反映情况，仍无结果;之后李庆霖又到上一级的莆田地委反映情况，但还是毫无结果。上访无法解决问题，李庆霖最后才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诉说自己的不满。李庆霖“不满”的对象，是莆田地区的领导，告他们的状。后来莆田县委特别对李庆霖之事做了检讨。

张铁生的“反潮流”，也是向上面写信“告状”，诉说自己的不满。张铁生“不满”的对象，是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文革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把大学分成文科、理科、工科，进行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按照分数的高低择优录取。前面多次提到过，文革前的高考体制，有利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子弟，而不利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所以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高考制度。

文革经过几年“大乱”之后，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是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1972年全国高校开始按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标准，大面积招收工农兵学员，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走后门”问题，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第二个问题是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差距太大，为了照顾文化水平低的学员，大学教师不得不补讲中学的课程，这样就把大学教育水平降低到中学水平，降低了大学生的质量。

（82）

针对第二个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197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夏，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一考试。这次的入学考试，虽说不是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唯一条件，但必然会把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学员排除在外，当然将引起他们的不满。有一位辽宁省的考生张铁生，考试时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铁生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担任生产小队长。1973年，23岁的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在文化统考中的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于是他在考卷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该信如下：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6月27日接到通知后，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考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我总觉得实在委曲(屈)。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复习，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是那样，我将受到自己革命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没有意思，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1973年6月30日】

（83）

张铁生这次考试的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配发编者按：

【这里刊载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张铁生的信发表之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试又取消了，直到1977年重新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3年秋，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录取，并破格发展为党员，并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徒刑，1991年获释。出狱后张铁生经商，据说现已为亿万富翁。

关于张铁生的“罪行”，当年的材料揭发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曾做过一些“反动言论”，这里摘要如下：

(一)1976年9月9日晚张铁生在辽宁省团省委机关的谈话。张铁生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

（84）

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

毛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让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华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王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和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毛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我们的担心和信心是同时存在的，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1976年9月10日张铁生的谈话。张铁生说：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的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是否同邓纳吉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去年传达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他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

（85）

最近，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像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他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三)1976年9月14日张铁生的谈话。张铁生说：

【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要冷静。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纳吉还留在党内，邓纳吉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还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

主席不在，但主席思想是永存的。走资派要重新上台，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意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86）

反潮流的另一位著名英雄，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黄帅。按照现在的看法，当时12岁的黄帅是未成年人，是没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的。事后不少人怀疑黄帅的日记以及写给报社的信，并不是她本人写的，而是她父母代替她写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黄帅作为未成年人并没有刑事责任，而黄帅的父亲受到了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黄帅成为“反潮流”风云人物，是源自她给《北京日报》写的一封信。黄帅的信如下：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

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黄帅。1973年10月

21日】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一个12岁的小学生，写出这样政治概念很强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像“压制民主”、“师道尊严”这样的政治概念，12岁的孩子能理解多少?特别是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的“欺负”之后，按常理应该是向父母求援，向父母哭诉，怎么会想到给报社写信呢?

再看看黄帅写的日记摘抄：【1973年9月7日。今天， $\times\times$ 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87）

【1973年9月28日。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

【1973年10月13日。今天， $\times\times$ 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1973年10月18日。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1973年10月19日。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据黄帅的语文老师齐鸿儒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但不怎么爱说话，也不是学生干部。在她给报社的信公开发表之前，她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

黄帅之所以要写的日记，是因为语文老师齐鸿儒要求学生们每天写日记，并且把每天写的日记给他看。齐鸿儒说：“其实我的目的主要是训练学生作文，并不特别看重内容。每天看完后只是批个‘阅’字。但我也注意到黄帅在日记里向我提了意见。她后来给报社写信，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我并不是在‘报复’她。自己当时年轻气盛，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

黄帅在日记中写了批评齐鸿儒的话，又把这个日记给齐鸿儒看，引起齐鸿儒对她的批评，以至于打击报复，完全可以理解。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下级批评上级是不可以的，学生批评老师当然也是不可以的。所以黄帅作为学生却敢批评老师，被认为是反潮流的英雄。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写编者按：【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88）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黄帅在1979年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当时学校对是不是录取黄帅有顾虑，事情反映到时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发话说：“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于是北京工业大学录取了黄帅。1984年黄帅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计算机研究所工作。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8年黄帅回国，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在“反潮流”运动中还有两个人不像上述三个人那么有名，但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张玉勤，时年15岁。1973年7月10日，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背面，写了一个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第二天校长罗天奇批评张玉勤说：“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校长又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批判。7月14日，在附近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系自杀身亡。

事后，校长罗天奇和班主任杨天成被开除公职，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并给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1977年张玉勤自杀事件被平反，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

另一个反潮流的风云人物是主动申请退学的钟志民。钟志民的父亲钟学林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参加过长征的行政九级老干部，母亲也是正处级干部，是典型的高干家庭，住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

1968年钟志民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到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不过钟志民插队不到三个月，他就通过“走后门”参军入伍了。1972年，在部队当步兵班长的钟志民，请求父亲帮他上大学。于是通过“走后门”，20岁的钟志民很顺利地进入南京大学。

开学前，钟志民的父亲问他想读什么专业，钟志民说想学哲学，于是钟志民成为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然而在一年后的1973年9月，钟志民却向学校提交了一份退学申请报告。钟志民在退学申请报告中说：

【敬爱的校党委：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学员。去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有关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89）

来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问题。

“走后门”这种做法，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

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不正之风像瘟疫一样地侵蚀着我们的党，它破坏党和人民的联系，损害党的优良传统，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一切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呢?无非是以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是成名成家的阶梯，上大学可以“有出息，有知识”罢了。

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不，这种想法错了!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照顾?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像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

人民给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谋自己或少数人的私利。只有遵循了这些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变成修正主义，才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说这些话当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的。在我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父亲、母亲，革命的前辈用鲜血打来的江山，难道就在我们面前断送掉吗?不，决不能!我们在生活上不应该依靠父亲、母亲，在政治上却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90）

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走后门”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是不利的，它帮助我们逃避火热的斗争，它引导我们去走个人主义的道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人不浅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鬼门关”。

敬爱的校党委，以上就是我对于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认识。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妈妈都谈过了，他们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对问题的认识。我没有经过推荐，也没有经过选拔，没有按照招生手续入学。所以，我向校党委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我决心回到部队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顺致革命敬礼!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钟志民。1973年9月28日】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已《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登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马上引起一阵轰动，钟志民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很多人出于感动，纷纷给钟志民写信，写信人中间有一位南京的女医生，非常赞赏钟志民的行为，后来她成为钟志民的妻子。

钟志民本想在退学之后回部队，可是在部队当兵也是通过“走后门”的，最后钟志民决定一退到底，退回到插队的农村去当农民。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父母认为他的想法是好的，但不一定退到农村去。钟志民则说：“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钟志民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一个农民也好。”

1974年春节后，钟志民回到当年插队的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据钟志民说：一开始，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读书真好。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去看望钟志民，钟志民的同学谷嘉旺回忆说：“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要把钟志民打成“四人帮”的人，但村里的人都为他说好话，最后安全过了关。1977年，钟志民成为生产队长，1978年成为支部书记，之后又成为南康县委副书记。1987年钟志民被任命为江西省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1997年，钟志民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如今是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钟志民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

（91）

前面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反潮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个“英雄”人物，这是因为这几个“反潮流”人物反映出毛泽东对“学习榜样”的态度变化。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的榜样，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纪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那样奉献型的人物。他们的特征是“不为名，不为利，甘当人民的勤务员”。在文革前，毛泽东树立的“榜样”是雷锋，1963年3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精神”。

所谓“雷锋精神”主要有两点：奉献和服从。体现雷锋“奉献”的是“做好事”，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体现雷锋“服从”的是“螺丝钉”精神，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雷锋说他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然而“反潮流”的三大英雄李庆霖、张铁生、黄帅，都是“不服从”的典型，不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是敢于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上级抗争。毛泽东提倡的这种“反潮流精神”，显然与“雷锋精神”有相悖之处，某些地方甚至是相反的。从提倡“雷锋精神”到提倡“反潮流精神”，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变化。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化，早在文革前就表现出来。刘少奇曾提出党员要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驯服工具论”，毛泽东当时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也没有支持这种做法。在文革中，毛泽东专门组织人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不少批判“驯服工具论”的文章。

这里摘录一篇《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全国劳动模范山秀珍批判“驯服工具论”的文章。该文说：【大叛徒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贩卖“驯服工具论”，用奴隶主义的“组织观念”和“绝对服从”来禁锢党员的思想，用什么“委曲求全”来麻痹党员的革命斗志，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963年我县调来一个县委书记，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搬出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来压我，说什么：“你是全国劳动模范，就应该是驯服工具的模范。就是上级错了，你也要执行!”

我对他的话很反感。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的教导给我撑了腰，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能盲从错误的决定!”

从此他对我怀恨在心，经常寻机打击我。1966年4月，这个县委书记派人到我村，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靠边站，还污蔑我是“阶级敌人”。我气愤地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把我当成敌人?”

他们说：“ 这是上级的决定，就是错了，你也得忍受。”……】

（92）

毛泽东提出的“反潮流精神”，颠覆了过去宣传的那种“奉献”、“服从”等党员的美德，否定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观念，提倡党员要“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绝对不应盲从”。

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雷锋也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毛泽东认为这种听话服从的人，最容易成为别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所以毛泽东晚年不再提倡雷锋精神，而是提倡反潮流精神。

在毛泽东提倡“雷锋精神”的时候，党内是一致赞同，除了毛泽东给雷锋题词之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给雷锋提了词。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而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党内赞同的意见就不多了。周恩来除了应景的话之外，并没有发表赞扬上述三位“反潮流战士”的讲话。

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来看，“雷锋精神”与儒家文化是相通的。儒家特别强调“服从”，提倡所谓“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点与“党员”绝对服从于“党组织”，基本上是一致的。近代以后，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质疑，比如鲁迅批评说：“孔子提出三纲五常，硬要民众当奴才。”

但文人学者对儒家的批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则是落到了行动上。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提倡下级敢于怀疑上级，敢于反对上级，甚至提倡学生敢于反对老师，这无疑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家的学说。

由于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国人形成一种比较温和顺从的民族性，而毛泽东却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试图把中国人培养成敢于反抗，敢于抗争，桀骜不驯的民族。

（93）

“师道尊严”在儒家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形成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前中国的学校，是老师坐着讲课，学生站着听课;现在的老师站着讲课，学生坐着听课，是学习西洋的结果。毛泽东对“师道尊严”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对黄帅敢于反抗老师的行动颇为赞赏。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啊!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给李庆霖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考考他们。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对北京地区17所高校的600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考题的水平是初中水平。考试前工宣队告诉教授们：“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考试成绩不入档案，不公开，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学生考试的苦处。”

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参加这次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及格者只有53名，$90%$ 以上的人都不及格，平均分数为20分。其中理科教授，特别是物理教授考的最好，做初中数理化题目基本没有问题。而文科教授考的最差，基本交了白卷。一些教授抱怨说：如果有时间复习看看书，他们肯定能得满分。这正好与张铁生的抱怨一样，因为张铁生声称自己忙于生产劳动，没有时间看书复习，所以考不好。当然这次“考教授”，只是意在给他们一次“体验”，考试成绩对教授们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到1974年7月，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但对毛泽东来说，对“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满意。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江青的干扰。江青干扰毛泽东的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名批评了江青，并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94）

江青看出毛泽东的后事安排中，她是不包括在内的。但江青并没有放弃，她还要争取。既然毛泽东不支持她，江青就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干出一番令人瞩目的成绩，造成既成事实，使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她有接班的能力，最后让她接班。

江青把着眼点放在党内第二号大树周恩来身上，向周恩来发起攻势。江青认为，即使她不能打倒周恩来，只要把周恩来打个遍体鳞伤，退避三舍，那么不仅毛泽东要承认江青的政治才能，就是党内的老干部们，也不得不对江青“服气”，这样江青就可以拿到接班人的位子了。江青的政治战略还是不错的，因为她要想接班的话，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但江青的政治战术就不行了。如果是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他会用“剥笋”战术，各个击破，先不动周恩来，而是发起向周恩来外围的攻势。等到把周恩来的外围拿掉，把周恩来孤立起来，最后才向周恩来开刀。然而江青却是单刀直入，直接放火烧向周恩来，结果周恩来没烧起来，却烧了自己。江青的性格是过于胆大而缺少谨慎，过于自负而缺少谦虚，当冲锋陷阵的大将很合适，当运筹帷幄的元帅就不行了。

本来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只是意在批判周恩来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非意在批判周恩来个人。而江青却借着“批林批孔”运动，塞入自己的“私货”，这就是批“周公”，试图把“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转移到批“周公”上，也就是转移到对周恩来个人的批判上。为此江青动用她的小集团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掌握的宣传工具，大搞“影射史学”。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是“批周公”。他们从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把孔子联系到周朝的“周礼”，而周礼的制定者，相传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周公，从而进一步从“孔子”联系到“周公”，最后把“批孔”联系到“批周公”，影射周恩来。其实历史上的周公并不姓周，而是姓姬名旦，周公是对姬旦的尊称。不过周公当时的地位类似于宰相，与周恩来的地位相近，所以正好用“周公”影射周恩来。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二，是把孔子描写成“宰相”。因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相当于过去的宰相，所以就用“宰相”来影射周恩来。1974年 4月，在江青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说成是“代理宰相”。

（95）

其实孔子当时的职位是“司寇”，也就是后来的“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孔丘其人》把孔子描述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让人联想到周恩来。

《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更加形象地描写道：“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在国君面前，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三，是批判所谓的“宰相儒”，也就是担任宰相职位的儒家。在批判秦国宰相吕不韦的时候，特别提出批判吕不韦的“中跆之道”。《评吕氏春秋>》一文说：“所谓‘中跆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表现出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

在批判汉朝宰相霍光的文章中，把霍光描写为：“他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四，是批判改变秦朝历史进程的人物赵高。《红旗》杂志1974年8月发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该文讲述了所谓赵高“复辟”的故事。该文说：【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得不够彻底，以致让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还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在秦始皇病重死后，赵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乘机发动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在赵高发动政变之时，身居丞相要职的法家李斯，本来有可能粉碎赵高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是他妥协动摇，铸成了大错。

赵高篡权后，以复辟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并对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除此之外，江青还进一步提出要批“现代的儒”。1974年6月12日，江青在召集“梁效”等写作组开会时，用露骨的话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96）

1974年6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批“现代大儒”，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发表关于儒法斗争的长篇讲话，从先秦谈到明清。江青特别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1974年6月23日，江青去天津市小靳庄参观时，听说小靳庄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江青说：“‘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你就叫周克周吧。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这种露骨地批“现代大儒”的企图，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只能停留在个人讲话的阶段，无法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江青除了搞“影射史学”暗批周恩来之外，也抓机会向周恩来发难。比较典型的是“蜗牛事件。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美国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1973年11月，四机部派人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生产玻璃显像管的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方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工艺品。江青得知后，认为这是美方讽刺挖苦中国“爬行主义”，于是江青亲自到四机部发表讲话，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周恩来顶住了江青的进攻，他派外交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称：【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周恩来把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然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蜗牛事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传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这样，江青的这次发难失败了。

（97）

江青对周恩来的另一次发难，是批判“黑画”。从1972年开始，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的布置画要有民族风格，并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了一批中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二千余幅中国画，作为宾馆的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这个工作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和亲自抓的。

于是江青等人就试图在这批中国画里，找出什么把柄来向周恩来发难。1974年2月15日，根据江青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黑画”展，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其中一幅画上，画了一幅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猫头鹰，于是被认为是表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一幅画上画了一只伏在石头上的鸡，于是被认为是用“危机四伏”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一幅风景画上，画了一座五孔桥，桥上有七个行人，于是被认为是攻击“五七干校”;一幅画上画有3只虎，3只虎构成一个“彪”字，于是被认为是为林彪翻案;一幅画了8朵残花，于是被认为是影射8个“样板戏”没人看，等等。

《黑画展前言》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不断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甚至公开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这一切是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文章，批判周恩来主持搞出来的这批中国画。文章说：【最近，我们看到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国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禁要问这本画册的编印者，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些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江青搞这种捕风捉影的小动作，让人感到荒谬至极，不但起不到攻击周恩来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对江青集团的反感。江青还把一系列“黑画”的照片，送给毛泽东过目，准备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之后，立即在“两报一刊”发表重磅批判文章。毛泽东翻看了这些照片，却称赞这些“黑画”画得不错。江青自讨没趣，只得草草收场了。

（98）

1974年7月，毛泽东感到自己身体还可以，再次准备外巡，另一方面也算是休养。这是毛泽东自从1972年大病之后，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外地。毛泽东在临行前，要对政治局作一些重要的交代，于是他在7月17日，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处开会。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罕见地点名批评了江青。与其说毛泽东“批评”江青，更应该说毛泽东是在“提醒”江青。因为江青在这一段“批林批孔”运动中，拉着她自己的“班子”，擅自另搞一套。江青的做法毛泽东很不满意，因此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毛泽东还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点出“四人小宗派”的问题。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也说：“对她(江青)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这次毛泽东对江青点名批评，主要目的还是要“挽救”她，因为话说轻了，江青是听不进去的。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我行我素，以至于到1975年5月，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并让江青做出书面检讨。这是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书面检讨，对她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些都是后话了。

就在毛泽东这次离开北京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医生们发现毛泽东得了绝症，最多还能活两年。关于毛泽东的病情，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尽管李志绥《回忆录》的内容，在政治和生活方面，被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批驳，但李志绥关于毛泽东病情的叙述，至今未有人提出异议，这说明李志绥对毛泽东病情的描述，还是可信的。因此。这里摘录一段李志绥对毛泽东病情的描述。

在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之前，先摘录一段李志绥讲述的毛泽东得知康生患癌症后的反应。这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性格，特别是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得病后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李志绥说：【1972年5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我，康生照了爱克斯光片，怀疑有肺癌。接着康生作了膀胱镜检查，确诊为膀胱癌，医生的意见是手术切除。

（99）

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都得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才能开刀。康生的医疗，也得由毛泽东批准手术。毛泽东说：“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康生)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但康生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医生也劝他马上动手术。在康生一再催促下，只做了膀胱镜局部烧灼治疗。】

由李志绥的回忆可见，毛泽东对康生得癌症的态度，也是“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开刀”。这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开刀”，也就容易理解了。

关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的态度，李志绥也回忆说：【周恩来因此也做了身体检查，周恩来照了一次爱克斯光肺片，并劝毛泽东也照一张，毛泽东不肯。我们只替毛泽东做了尿细胞检查，经过反复多次的尿细胞检查，毛泽东的尿液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但周恩来的尿液中确定有癌细胞存在。

周恩来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开始时毛泽东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毛泽东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恩来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

后来经过多次解释，毛泽东似乎同意了周恩来患癌症的这个诊断，但对于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仍然抱着不赞成的态度。毛泽东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休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些。”毛泽东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坚持不再做检查，说：“以后不要多查了。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谁晓得查得准不准?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不闹得鸡犬不安。我是不要你们的检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后毛泽东一直拒绝检查身体，心电图、爱克斯光胸片这些最简单的检查，都没有做成。

周恩来生病后，毛泽东对医生的敌意更加深了。周恩来的膀胱癌8月又有反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引以为证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呼哀哉不止。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

（100）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自己拒绝做身体检查，甚至连最简单的心电图、爱克斯光片也不肯作。毛泽东对医生，对治病的态度，许多人无法理解。不过这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毛泽东不让周恩来开刀，他自己也是不肯检查，更不肯开刀。

对毛泽东的病，李志绥回忆说：【1974年7月，我们得知毛泽东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同意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在这期间，毛泽东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泽东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零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泽东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但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

他们为了确诊，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张沅昌来了以后，同意运动神经元病的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沅昌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我问张沅昌：“这种病的预后如何?”

张沅昌说：“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泽东的右侧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医治方法，只能稍微延长病人的生命。”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泽东写文字报告了。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也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泽东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先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东兴不相信，说：“他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101）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叶剑英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但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

叶剑英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周恩来也很快知道了毛泽东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种病症的治疗办法。我们说明，这种病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恩来说：“这就是说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做声。最后周恩来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早在1974年7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在世的日子最多两年，这对于后来的政治走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最多还有两年，如果他知道的话，也许会干出什么事情，中国的政治走向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李志绥继续回忆说：【1974年7月17日，我到三零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得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泽东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

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眼科医生一同随行，其他医生回原来的医院待命。

我愣住了，毛泽东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毛泽东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我跟张耀词费尽唇舌解释。

张耀词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武汉。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泽东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

（102）

但毛泽东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泽东，转告我毛泽东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泽东传话，请毛泽东见见医生，接受治疗。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毛泽东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泽东，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泽东说他患了绝症。

毛泽东看到我的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起不了好作用。”

毛泽东认为自己没有大的毛病，他只同意眼科检查。眼科医生诊断毛泽东得了白内障，毛泽东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

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拿掉，才能看出眼底和视网膜有没有病。毛泽东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毛泽东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

从此以后，毛泽东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1974年9月，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毛泽东要游泳，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毛泽东说：“这样可能会好，用不着检查，也用不着治。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因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呛水。手、腿本来无力，一旦呛水，控制不住肢体，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一贯的性格，决定要办一件事，非办不可，谁要阻拦的话，他不但大发脾气，而且办得更加坚决。最后汪东兴说：“劝不得，一劝，准僵。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泽东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医生们立在水池旁准备随时急救。但毛泽东下水时间不长，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立刻咳呛不止，脸胀得通红，由陪游水的警卫挽扶上来。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又试游了两次，结果一样，以后毛泽东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这次游泳锻炼后，毛泽东活动量更少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因为躺的时间长，而且只能左侧向下卧，否则就会呼吸困难，左边骨盆凸出的光皮压破了，成了褥疮。每每一处愈合了，另一处又破损。这些褥疮到毛泽东去世时，都没消失。】

（103）

毛泽东生病的消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没有公布出来，报刊上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依旧用“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来形容毛泽东。人们只是从一些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中，看到毛泽东的身体大不如前，不过这也是老年人的自然现象，人们并没有特别在意。

在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3年3月，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电灼术治疗。这次发现周恩来的膀胱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很表浅，电灼术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然而到1973年10月，周恩来的膀胱癌再次复发，又出现血尿;1974年3月，周恩来做第二次膀胱电灼术治疗。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手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就复发，血尿更加厉害，每天出血达到100多毫升，不得不依靠输血维持身体。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进行住院治疗，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在住院的当天，周恩来就作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结果不是太满意，两个月后，周恩来再次出现血尿，医疗组决定进行第二次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周恩来做手术，1974年8月10日，周恩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这次手术比较成熟，手术后血尿基本消失，身体有所恢复，于是周恩来从8月16日开始会客、参加会议和批阅文件。

从1974年8月到1975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中，周恩来的病情基本稳定，这是周恩来发病以来，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周恩来因为膀胱肿瘤大量出血，导致身体十分虚弱，不得不依靠输血维持。而1974年8月这次手术中，切除了膀胱肿瘤，基本上控制住了出血，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有所恢复。

前面提到，在1974年7月，周恩来已经知道毛泽东得了绝症，最多还能活两年。那么从周恩来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病状似乎比毛泽东好一些，特别是不像毛泽东那样，说不清楚话，眼睛看不清东西。谈话和看文件，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身体虽然虚弱，但还可以谈话，可以看文件，这点比毛泽东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考虑一件大事，这就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本来四届人大早在1970年就准备召开的，但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不仅使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也导致四届人大延期到1971年召开。

（104）

可是1971年9月又发生了林彪事件，再次使四届人大延期。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召开四届人大的事也就一拖再拖。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行，就想趁着身体尚可的时候，把四届人大召开了。此时正好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也可以，所以召开四届人大召的事，就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要召开四届人大，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气氛，因此毛泽东在1974年8月做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称之为“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了。1974年7月以后，“批林批孔”运动明显降温，而且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并没有打倒什么人。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团结”，即“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主要是要团结老干部。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地方，大部分地区文革中成立起来的“三结合”领导班子，都已被老干部掌握了实权。文革中新上来的造反派干部，基本上被边缘化，成为有名无实的摆设。可以说，此时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已经基本上重新掌权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要团结和争取老干部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新的实权派了。

显然，团结军队的老干部更为重要。1974年“八一”建军节前，已经到外地的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样，杨成武等军队老干部，以受林彪的迫害为由，纷纷被“解放”出来工作。1974年7月31日，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被“解放”的军队干部，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杨成武等一批文革中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的军队老干部，又重新出来露面，标志着他们已经被“解放”，恢复名誉了。对于已经死去的贺龙，毛泽东早在1973年12月接见中央军委人员时，就说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105）

1974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杨、余、傅和罗瑞卿也恢复了名誉，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除了林彪“死党”之外，基本上都平反了。

1974年10月的国庆节，是新中国诞生25周年。根据当时的规定，逢十周年要大庆，逢五周年要小庆。1969年的20周年国庆，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战争气氛浓厚，所以没有搞大型庆祝活动。因此1974年的25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了放焰火。只是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不行，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是不行了，所以9月30日晚的国庆节招待会，就成为最为隆重的仪式了。

这次国庆招待会，是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庆招待会，有四千五百多人参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将有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们重新露面。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两千多老干部的名单送报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同意了这一大批老干部出来露面，而且又提出增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原总政治部部长萧华，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甚至毛泽东还提出让高岗夫人李力群也出席这次国庆招待会。由此看来，如果高岗还活着的话，大概也会出来了。

至此，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除了刘少奇集团的嫡系人物彭真、陆定一等，以及林彪集团的嫡系人物，其他与刘少奇、林彪集团联系不深的著名老干部：邓小平、贺龙、萧华、刘志坚、杨成武等人，基本上都恢复了名誉。邓小平并不是刘少奇集团的人，他只是在思想上支持刘少奇，并不属于刘少奇集团。这样一来，文革的对象就只剩下刘少奇集团和林彪集团的少数人了。

自从1949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不参加，这已经成为惯例。1974年7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消息：“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在医院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和夫人。”在这篇报道旁边，还刊登了周恩来和美国客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容憔悴。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周恩来得病住院的消息，向全中国公布了。因此，这次的国庆招待会，人们担心周恩来有可能因为身体情况而不能出席。当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会场上，到场的数千人立即站起身来，以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周恩来。

(106)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回忆说：【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出席招待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朱德、张春桥、董必武、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华国锋、陈云……，本人有幸以英雄模范人物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晚7 点30分招待会开始时，周总理穿着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刚到宴会厅入口处，几千人同时站了起来，大家使劲鼓掌，有人激动地流下热泪，不少人“周总理!周总理!”喊了起来。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都想离总理近点;不少外国客人忘了礼仪，而激动地站在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总理。

周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乐队奏过《国歌》之后，周总理致祝酒词，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用人们耳熟的清脆声音，宣读着祝酒词：“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现在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

周总理每讲一句话，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的祝酒词不到四百字，人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提议“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人们举起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未等到宴会结束就提前离开了。不过周恩来在宴会开始前，专门召见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傅崇碧、萧华、刘志坚等人，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受苦了，我没有保护好你们……”。这几人听后都激动不已，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不出话来。

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一般来说只有毛泽东出场时，才会出现的。这次周恩来受到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这表示周恩来在党内和群众中的个人威信上，已经逼近毛泽东了。

（107）

四届人大的最关键之处，就是人事安排。毛泽东作为党主席，他有绝对的提名权，这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可是毛泽东也有他的短处，这就是没有合适的人才可用。从毛泽东看来，他希望的人才要满足两个条件：“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

衡量“工作能力”的高低，标准都是一样的，而衡量“政治立场”的标准，就因人而异了。毛泽东要求的政治立场，第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要坚持继续革命，也就是对文革要持肯定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可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力”，或者说“执政能力”都比较薄弱，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搭配”方案，让“政治立场强”的王洪文和“工作能力强”的邓小平，两个人搭配起来，王洪文负责把握大方向，邓小平负责执行具体的工作。

1974年10月3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他的意见。这本来表现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而王洪文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据王洪文被捕后的交待材料说，他没有向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感到震惊，因为她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日子已经不多了。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就挑明了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周恩来死后邓小平自然升任实权最大的国务院总理。这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几乎就是意味着被排挤出实权圈子之外了。

这种事情江青是难于接受的，另一方面江青也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让邓小平当总理呢?江青认为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毛泽东被周恩来欺骗了，于是后来江青让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当面告周恩来的状。王洪文的这次告状，不仅没有帮了江青的忙，反而毁了王洪文自己的前程。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布局，对王洪文是有利的。当时王洪文在党内排名第三，周恩来去世后，王洪文就升到排名第二，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就可以接毛泽东的班，而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这个布局，当然对江青、张春桥他们都是不利的，王洪文没看出这一点，反而被江青利用了。

江青准备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但总要有点告状的材料。10月14日，江青看到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有关国产“风庆”号远洋货轮的报道，感到这是一个机会。

（108）

于是江青在该报道上做了大段批示，并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写道：【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江青还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为什么要揪住“风庆轮”大做文章呢?因为它与周恩来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需要一批远洋货轮。周恩来认为中国自己的造船能力还不行，有必要购买外国轮船。1970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运输业萧条，远洋货轮大降价，于是周恩来指示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轮。

当时中国本身的造船业也在进步，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成一艘万吨货轮“风庆轮”。当时该货轮的设计是近海航行用，所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规定“风庆轮”只能在近海航行。然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船厂工人和海员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认为不让国产万吨轮远航是保守思想，要求打破框框，让“风庆轮”远航。当时这种意见是很难反对的，谁反对不免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所以最后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同意“风庆轮”远航。

1974年5月9日，风庆轮从上海启航远航罗马尼亚，中途虽然出现了一些故障，但还是远航到了罗马尼亚，并于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这时，江青集团控制的报刊上，马上掀起《自力更生的凯歌》为主题的宣传报道。

10月14日江青给政治局成员写信，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巨轮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巨轮没有及早远航。江青的信发出后，王洪文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10月12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

姚文元也做出批示：【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周恩来则对江青的信批“已阅”二字，不做任何表态。邓小平对此信只是圈阅，也无任何表态。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以“风庆轮”事件为借口，向周恩来发难。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江青先讲了她的意见后，急着让其他政治局委员表态支持她。

（109）

江青先让邓小平表态，没想到邓小平把江青的话顶了回去，两人吵了一架。《邓小平文选》记录有邓小平曾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10月17日晚，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挑起事端，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卖国”的问题，逼着参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

面对这一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忍无可忍，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一向骄横跋扈惯了，而今天，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了起来。

看见江青如此泼皮嚣张，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

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气息。”

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词，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邓小平的性格与周恩来不同，不会那么让着和宽容江青。如果当时周恩来在场，还可以“和稀泥”，把问题化解掉。而周恩来不在场，江青和邓小平就必然要吵架了。不过江青本来就想闹出点什么事来，作为告状的借口。这次与邓小平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口实，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江青不久前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所以江青去告状不合适;张春桥是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人，所以也不合适去告状，而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不过江青他们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次告状反而让他们栽了一个大跟头。

（110）

1980年11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供认说：【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说明事实的真相。】

王洪文说的“邓小平陪外宾”，是基于以下的情况。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治病，不能继续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是对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做了分工：邓小平负责主管外交外事，张春桥负责主管文化教育，李先念负责主管财政贸易，纪登奎负责主管干部人事，华国锋负责主管政法。因为邓小平负责外事，所以高级别的外宾来访时，都由邓小平出面陪同。

当时恰好丹麦首相哈特林访华，由邓小平负责接待。而哈特林提出要见毛泽东，所以将由邓小平陪同哈特林从北京前往长沙见毛泽东。因为这次邓小平要见面毛泽东，所以江青担心邓小平把政治局吵架这件事先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江青自己就被动了。于是江青让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先到长沙去见毛泽东。

1974年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求见毛泽东。王洪文在信中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汇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

毛泽东答应见王洪文，于是王洪文与1974年10月18日上午9时飞离北京，下午2时到长沙见了毛泽东，并于当天傍晚回到北京。王洪文这次去见毛泽东，是一次秘密行动，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员都不知道。所以后来王洪文在法庭上供认说：【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去的。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后，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先简要汇报邓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会上争吵的情况，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111）

据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在法庭上作证说：【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长沙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王洪文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长沙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到长沙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江青带着张春桥等人去毛泽东那里告状，结果告状成功，并且导了致林彪的倒台。这次江青以为还能像庐山会议上那样告状成功，从而导致周恩来的倒台。但这次江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王洪文的“告状”不但没成功，反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并不意外，但王洪文陷入江青集团那么深，帮江青来告状，却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尽管对王洪文的表现有所失望，但还是给他留了改正的机会，毛泽东给王洪文三条忠告。第一条忠告是：“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当时毛泽东计划在自己身后让王洪文当主席，邓小平当总理，所以王洪文与邓小平搞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给王洪文的第二条忠告是“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这其实是让王洪文向周恩来做自我检讨。因为王洪文是背着周恩来等人来告状的，这样必然引起周恩来等为首的一批老干部们对王洪文的反感，造成王洪文在中央的孤立。所以毛泽东让王洪文主动去向周恩来自我检讨，取得他们的原谅，团结好中央的大多数人。

毛泽东给王洪文的第三条忠告是“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一条忠告。毛泽东当初之所以不让江青集团接班，是因为江青得罪人太多，在中央太孤立，站不住脚。所以毛泽东选拔了王洪文这个与江青集团联系不深的人当接班人。如果王洪文与江青搞在一起，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那么毛泽东扶王洪文就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希望王洪文理解他的心思，回去后与江青一刀两断，不再跟江青搞在一起，这样王洪文以后才有可能接班。然而王洪文却依旧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回到北京后依然和江青等人搞在一起，于是毛泽东就对王洪文彻底失望了。

（112）

王洪文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江青汇报了毛泽东的态度。但江青仍不死心，她想到两天后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要和邓小平一起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所以就想到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传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再次考虑。

10月18日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集体召见王海容和唐闻生。江青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着重说：“最近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全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所造成的结果。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还把江青与邓小平的争吵，比作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江青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托王、唐向毛泽东转达说：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本来是托王海容和唐闻生把此事私下向毛泽东汇报，但王海容和唐闻生听了江青等人的话之后，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在第二天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医院见周恩来，把江青等人的谈话内容先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后来公审“四人帮”，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出庭作证时，江青大骂说：“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

周恩来听了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汇报，说：“这件事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经我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小平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看来他们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在王海容和唐闻生向周恩来汇报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17日政治局会议上有关“风庆轮”的争吵。周恩来给邓小平建议说：这次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泽东，回来后再慢慢解决。

10月20日，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等人陪丹麦首相及夫人来到长沙见毛泽东。邓小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没有向毛泽东提起他与江青吵架之事，邓小平在陪外宾见完毛泽东之后就走了，没有留下来与毛泽东谈话。从事后的结果来看，邓小平这么做的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是当事人，此事由他来谈，效果不一定好，不如由第三者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

接待完外宾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江青的话。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他已经让王洪文给江青回话了，江青还不肯死心。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江青提议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时，毛泽东生气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在批评江青的同时，又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北京传话给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和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的病情而定。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3）

毛泽东怕江青还有幻想，所以他要堵死江青的幻想，特别声明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其实主要是由周恩来负责。于是周恩来就在医院里召集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开会、谈话，部署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说：

【主席：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为我只参加会议的一头一尾就可以。我的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当天在信上批示：“已阅。同意。”

也在11月6日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去长沙，毛泽东招他谈话。李先念说到邓小平与江青的争吵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却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她(江青)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又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又陪同也门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毛泽东召见邓小平。毛泽东问起邓小平与江青争吵的那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这个好。

邓小平：“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114）

邓小平的性格强硬，号称“钢铁公司”;而江青的性格也强硬，号称“钢铁工厂”。邓小平的“钢铁公司”的绰号，还是来自毛泽东。前面提到，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也当仁不让地承认说：“主席也知道了。”

而江青“钢铁工厂”的绰号，也是来自毛泽东。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表态说：“那个工厂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追问说：“当众说的。”

江青干脆地回答：“说了算!”

毛泽东对参会的众人说：“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江青说：“不大好的就改。

毛泽东说：“你也是难改呢。

江青说：“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泽东说：“不开就好。

江青说：“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1974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当众表示“钢铁工厂”不开了，并保证“说了算”。可是四个月之后的1974年11月，江青的“钢铁工厂”再次开张，与邓小平在会上大吵，可见毛泽东预言江青“你也是难改”，的确是一语中的。江青和邓小平是“钢铁工厂”对“钢铁公司”，两人根本无法合作，这就让毛泽东头痛了。

以前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尽管与江青有很大矛盾，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团结的，不会出现开会时争吵的现象。毛泽东以后准备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那么江青就必须“拿下”，否则两人不停争吵，中央工作无法进行。因此这次邓小平和江青关于“风庆轮”问题的争吵，毛泽东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江青败北，这件事情似乎结束了。

不过两年后的1976年，“风庆轮”问题又被再次提起，因为这时邓小平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再次打倒，江青又出来批评邓小平。江青说：【1974年10月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为了‘风庆轮’，前年我就跟邓小平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邓小平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话走火了。】

这时江青反败为胜，成为胜利者，“风庆轮”事件也作为江青敢于斗争的“事迹”。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的1980年，“风庆轮”事件又再次被提起，不过这次却成为了江青的“罪证”。江青的《起诉书》中写道：【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

我们再转回到1974年底“四届人大”召前的情况。“四届人大”是数年一次的权力再分配，时机不可错过。江青尽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她还是继续争取，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115）

就在毛泽东召见邓小平的同一天，江青又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提出：建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毛泽东对江青试图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非常不高兴，他给江青回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

毛泽东的回信明确告诉江青，希望她退居二线，即“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毛泽东告还告戒江青“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并把这句话称为“至嘱”，希望江青想一想“积怨甚多”的后果。最后毛泽东再次提醒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指明她没有接班人的才能。

江青看到毛泽东的信，依然不死心。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义上是自我检讨，实际上是向毛泽东“要官”。江青的信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江青。1974年11月19日】

江青在信中自称“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分配工作，其实是向毛泽东“要官”。因为毛泽东这次给了邓小平三个的要职，却没有分配给江青任何职务。毛泽东对江青的“要官”当然不满，第二天他立即给江青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1974年11月19日】

李固和黄琼是东汉人，李固写给黄琼的信，其中最有名的是以下几句：“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早在1966年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中，就曾经提到过。这里毛泽东是想借古人的话，告诉江青，她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要江青有自知之明，不要再争当接班人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彻底打碎了江青试图争当接班人的“野心”，江青当然非常不痛快。据王海容和唐闻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发材料说：【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

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我们又问：“你呢?”

主席说：“不在她眼里。

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看法和预见，的确是准确的。毛泽东虽然相信江青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但江青的“自大”、“自以为能干”的性格，却承担不了接班人重任的。

（117）

所以毛泽东对江青的期待，是把她作为一个“革命的火种”保留下来，让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在中央当一个闲职，少惹人、少得罪人，在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可是江青却“偏要多露面，偏要批文件”，这也算是辜负了毛泽东的一片苦心吧。

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让王海容和唐闻生把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毛泽东的意见是：人大委员长朱德，第一副委员长董必武，第二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第二副总理张春桥，第三副总理李先念，其它人事则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一来，就给了周恩来相当大的人事权，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基本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周恩来当然把重要的职务都给了老干部，新上来的中青年干部和工农兵干部，没有拿到多大的实权。

据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19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三零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都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总理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197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三个方案，并把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根据政治局的意见，由周恩来和王洪文带着这份人事方案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最后由毛泽东批准。

然而就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的病情突然恶化，大便里出现潜血，需要马上检查治疗。因此周恩来的医疗组提出建议，要周恩来放弃长沙之行，留在北京检查治疗。

医疗组的意见送到叶剑英那里，让叶剑英十分着急。如果周恩来不去长沙，而是由王洪文单独去向毛泽东汇报，就给了江青集团可乘之机，就可能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判断。这时叶剑英不得不做出一个决断，他对医疗组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

周恩来也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这次长沙之行的重要性。因为他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寿命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事实上关系到毛泽东死后的权力格局，关系到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周恩来要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握住历史在关键时刻的走向。

1974年12月23日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零五医院，乘飞机去长沙。据周恩来专机的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

（117）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的让步是较大的，基本上由老干部们掌握了实权，而且一些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人物，也都复出了。比如“二月逆流”中的第一号干将谭震林，当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69年的“九大”时连中央委员也没当选，可是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谭震林当选了人大副委员长。

前面提到，成为四届人大常委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就对这次大会很不满意。张铁生说：【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代表的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

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步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军方有情绪，军方不稳。毛泽东虽然在1973年12月搞了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军方不稳的问题。关于当时军方动向的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从各种回忆录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说得比较明确的是来自陈永贵的说法，在师东兵写的《晚年陈永贵采访录》中，有如下一节内容：

【陈永贵说：“我到中央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譬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师东兵问：“你参加了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周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总理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总理是好人，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

（118）

师东兵写的采访录，往往不经被采访者本人过目就发表了，而且还会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因此一些前中央领导人的亲属，对师东兵写的政要访谈录提出强烈质疑，指责他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影响了这些前领导人的形象。其中有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侄儿叶选基、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等。

当然也不能说师东兵的采访录全是假的，就像一位研究者说的：“师东兵的东西，学界普遍不敢引，要是有人引用了他的东西，历史学的价值就要打折扣。我不敢说师东兵的东西都不可信，可能有一两个不可信，你就不知道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因为无法辨别。”

因此，我们这里引用师东兵上述一段内容的可信性，请读者自己考虑。

关于当时军队的动向，代表性的还有2011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李乔的《1975年，小平同志被停职以后》，该文说：【我党生命力极顽强，原因之一是每当我党危难之时，党内总会有正义耿直之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抓捕了“四人帮”，再举鲜为人知的几例。

1975年底，小平同志被停职。王震将军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王将军怒目奋臂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王震又说：“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枝枪?”王将军后来还找到叶帅，建议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四人帮”猖獗，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心如焚，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扼腕奋臂说：“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真是一语惊天地，大有当年张杨二将军的伟大气概。王震、宋时轮两位将军的逸事，见吴东峰著《开国将军轶事》(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也曾向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岁月纪实：宋清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当时，伤腿的罗瑞卿正在福州治病，皮将军又对罗瑞卿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文史参考》2010年第14期)。

王、宋、皮三将军所言，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烙着时代的印痕，虽然都未曾实行(抓捕“四人帮”的建议后来实现了)，但他们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思，足可光耀千秋。】

（119）

根据上面的情况，1976年邓小平下台后，一些军队将领曾试图“兵谏”。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四届人大上重新启用邓小平，作为重新启用老干部的象征，起到了安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干部)的作用。毛泽东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感觉到军队的不稳，因此在四届人大上，对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们做出较大的让步，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毛泽东担心军队不稳而做的防范性布置，这就是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的调离。中央警卫团是红军时期成立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当时称“总前委特务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改称“中央军委警卫营”;1942年改称“中央警备团”。新中国建国后，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隶属于公安部，亦称公安部九局。

中央警卫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机构，下设中央警卫团，它在编制上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号为八三四一部队。但八三四一部队并不属于总参谋部管辖，而是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由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但同时中央警卫局又接受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成为双重领导体制。

中央警卫局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汪东兴任中央警卫局局长。1958年汪东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由赖祖烈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赖祖烈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建国后曾担任过一段周恩来的秘书，可视为周恩来派系的人。1964年4月汪东兴重新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赖祖烈改任中央办公厅会计室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赖祖烈被下放到江西，粉碎“四人帮”后重回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警卫局下设的中央警卫团，直接负责高级政要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副团长张宏。中央警卫团名义上是团的编制，但实际人数大大超过团的编制，最多时有8000多人，下辖8个大队，34个中队。其中一大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毛泽东，一大队二中队负责保卫刘少奇、朱德，一大队三中队负责保卫周恩来，二大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林彪。因为林彪不住在中南海，所以警卫体制属于二大队。至于具体的分工，团长张耀祠负责毛泽东的警卫，政委杨德中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副团长张宏负责林彪的警卫。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亲信，不仅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还兼周恩来办公室主任。

（120）

中央警卫团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内，林彪因为进入中央高层比较晚，在中央警卫团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林彪虽为国防部长，但对中央警卫团的事情，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如果林彪在中央警卫团里有自己的势力的话，那么“九一三”事件可能就会有另外的结局了。

中央警卫团的上级领导原来是罗瑞卿，但1965年底罗瑞卿被打倒后，中央警卫团的上级领导就成为汪东兴。杨德中从1953年组建中央警卫团开始，就一直担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他可以说是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团里的代表。然而在1974年初，杨德中突然被调离中央警卫团，安排为陕西咸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1978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把杨德中调回中南海，杨德中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重新重用。1978年底，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局，由杨德中继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张耀祠被调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此后，中央警卫局一直由杨德中领导，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94年退休，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按大军区司令员待遇。

关于杨德中1974年调离中央警卫团的情况，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说：【杨德中可能会有变动的事，在1973年底就有苗头，但我并没有察觉到。1973年11月，毛主席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认为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结果从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

杨德中调离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的事，也就发生在那段日子里。我正式得知消息，是1974年1月9日。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的一次党委学习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加强学习的指示，还提到毛主席近期说：“对内要团结，不搞阴谋诡计;对外要反对帝修反，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

讲完了学习的问题，汪东兴又说：“杨德中同志提出要求下到基层锻炼一下，报告了主席、总理，他们都同意。另外在改进工作作风上也是需要的，他到陕西做个军分区的政委就可以了。”

杨德中随后在会上表态说：“要离开了，心情是很矛盾的。在中央、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以后会经常想到。最近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后，我考虑有必要下去锻炼。我下去一定会好好工作，职务越小越好，好好学习。”

（121）

会议结束后，我听见杨德中问汪东兴，下去以后按什么安排职务。汪东兴当即答道：“师政委，按师职算。”

杨德中接着还和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我记得最后汪东兴似乎很不高兴，气咻咻的，声音也大了。

后来，我从汪东兴那里听说：杨德中下放是因“四人帮”要抓他，说他是坏人。汪东兴说他为此曾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但毛主席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汪东兴将此向周总理做了报告，得到同意。

许多年后才得知周总理那段时间，正在中央政治局挨批，江青、张春桥等为扳倒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人中，仍传说着汪、杨之间恩怨相报的事。如今这些都已成往事，我真希望我们所有曾经在警卫战线摸爬滚打过的老人，能心平气和地摈弃前嫌，重温战友的情谊。】

关于汪东兴提到“四人帮”要抓杨德中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一书中，有如下叙述：【有一次，江青不知是发了什么神经，突然说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是坏人，要汪东兴把他抓起来。汪东兴听后感到不好办，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回答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不过，他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于是杨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队当了师政委，用这种办法避开了江青。】

另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说：【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分管西花厅。同时，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如首长医疗保健等，杨德中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1974年，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离京前，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此后，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直到总理去世。】

由上述材料可见，1974年1月杨德中调离中央警卫局，是来自毛泽东的意思。前面曾说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中美谈判之事，在1974年12月中旬就“和解”了。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和解”后，才提出调离杨德中，这是想给周恩来一个明确的信息：他这么做不是要对周恩来采取什么措施，仅仅是要做一些防范。因为杨德中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二十多年，在警卫团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周恩来同意调走杨德中，其实周恩来并没有想过动用中央警卫团来解决问题。

（122）

这次周恩来和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本来周恩来请王洪文与他同乘一架飞机去，王洪文却托词，自己乘另外一架专机去了长沙。王洪文这么做，主要是江青要王洪文制造一个单独见毛泽东的机会，最后再努力一次。江青让王洪文借汇报工作的机会，向毛泽东说出她想要说的关键的话：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因此四届人大需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既然毛泽东已经定下来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那么江青就希望毛泽东任命张春桥或者王洪文为总理，把邓小平压下去。

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张耀祠回忆说：【江青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恩赐的，你再进行一次拼搏。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这个三长两短，关键时刻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快到嘴的东西你不去争，不去抢，难道还要别人喂到你嘴里来吗?我为你当委员长，费了多少脑子，采取了多少措施，你知道吗?只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谁去呢?”

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码头，车到站，官当大了，就怕失去位置。现在我们还要斗争，要拼搏，不然我们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抢去。哪怕是百丈深渊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长沙向主席面谈，再力争一次。”

江青高兴地说：“这才是好样的，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怕什么，顶多挨几句批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抓住，就不能放弃，这叫‘寸权不让，寸权必争’，必须要争。”

正好12月23日，周总理约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同乘一架飞机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他既不吭声，也不与总理同行，独自乘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这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见去找主席谈，讲着讲着，主席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跛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

王洪文唯唯诺诺说罢，向主席告辞回到了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是这个不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

（123）

到 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逮捕后，才在他的抽屉里把检讨抄了出来。王洪文的检查写道：

“主席：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

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只听了少数同志的意见，错误的把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世纪风采》(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写刊名的党史宣传月刊，以发表第一手史料的领袖人物纪实性文章为主要内容)2013年第三期刊登了文章《1974年秋冬毛泽东在长沙休养的日子》，其中这样说：【本来，周恩来在医院与王洪文约好，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可以给国家节约一些费用。然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不愿和周恩来同机，便单独乘飞机提前飞往长沙。

周恩来飞到长沙后，稍事休息，就和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赶紧说：“以后不搞了。”

接着，毛泽东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不行了。”

细心的周恩来俯下身子，轻轻拉开毛泽东的裤脚，按摩着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

“坐久了难免。”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他打量着面容憔悴的周恩来，同样关切地问道：“你的病情怎样?”

周恩来答道：“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什么大问题。”

（124）

毛泽东叮嘱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当话题转移到邓小平身上时，毛泽东露出极为欣赏的神情。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又用手指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邓小平的政治比王洪文强)

毛泽东又补充道：“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着，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总理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小平做个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笔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泽东就把笔放下了。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定下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好几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

12月26日那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当夜王洪文就宿在韶山。那天晚饭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促膝长谈。

毛泽东首先谈江青、王洪文搞宗派的问题。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当然对江青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周恩来说：“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接着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周恩来说：“在今年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那样的大会，我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毛泽东说：“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国家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说：“还是安定团结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认真地听着，记着。

在谈到四届人大和国务院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再次表示：“由总理负责。”并提议由邓小平协助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病重期间，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又一次谈及江青，再一次强调“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25）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结束了长沙之行，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带着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决策返回北京。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毛选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回答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两本《参考》(新华社编印的大、小《参考资料》)。我也是啊。”谈话到此结束。】

另据张耀祠回忆说：【主席对周总理说：“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了，我对她作了许多工作，她就是不听。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总理听后沉默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12月23日到达长沙，原计划12月25日回北京。12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又请他再住两天，于是周恩来就在长沙住到了12月27日。而12月26日，恰好是毛泽东81岁生日。按照惯例，毛泽东过生日是不请客的，不搞生日寿宴。毛泽东唯一办的一次生日寿宴，就是10年前，1964年12月26日宴请刘少奇等人的71岁生日寿宴。

1974年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对身边随行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

当然周恩来也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非党员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去祝贺。这次周恩来专门请客为毛泽东祝寿，也是很少见的。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问：“总理，都要请哪些人呢?”

周恩来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

周恩来和北京带来的随员，当地的工作人员等二十几人，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毛泽东生日的祝宴。虽说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来，参宴的人都举杯祝贺毛泽东健康长寿。

12月26日早上，工作人员悄悄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会客厅的桌上，又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放了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毛泽东见了会意地对工作人员点头微笑，也不说什么。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祝寿的面条，并喝了一杯祝寿的深红色芙蓉酒。宾馆工作人员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祝福。

12月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请周恩来到他的卧室去谈工作。这两位老战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他们两人生前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关于这次两人单独谈话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并没有透露出来。

（126）

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一些情报来看，两人谈话的主要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最后决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另一个是所谓“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后面重点介绍。

另外在这次单独谈话中，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前面说过，早在“九大”之前，林彪集团的人就搞到了张春桥曾经“叛变”过的材料。这个材料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却没有往毛泽东那里送。周恩来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所以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而在这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感到是拿出张春桥“叛徒”材料的时候了，于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他对张春秋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不过周恩来对这件事也没有说太多，只是点到为此，请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用意，是想借他批评“四人帮”之机，顺势把张春桥也拿下。毛泽东没有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表态，反而称赞张春桥有才干，并提议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周恩来试图拿掉张春桥没有成功。邓小平女儿邓榕讲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起去医院探望周恩来的情景，邓榕说：【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亲和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周恩来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要点。周恩来说：【传达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谈话要点：

(—)主席23日说：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27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24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四人帮)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三)在23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127）

(四)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她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他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五)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六)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和王洪文在12月23、24、25、27日进行了四次谈话，在12月26日与周恩来进行了单独谈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与他和王洪文的四次谈话内容，却没有传达他与毛泽东在26日单独谈话的内容。不过后来周恩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传达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大致内容。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特别提出“理论问题”呢?这个问题在后面分析。(本节完)

# 第二十四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

邓小平的第二起（上）（1）

人们常用“三落三起”来形容邓小平的人生。对于一般人来说，在“落”了一次之后，能够再起的就很少了，能够“落”三次，又再起三次，这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了。邓小平能“三落三起”，除了本人的意志和才能之外，运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古人常用“天数”来形容伟大人物的运势，从“天数”来看，邓小平的确遇到很多“天公作美”好的运气。

在中共早期的队伍中，邓小平并不十分突出。1945年的“七大”上，选出5位中央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还没有进入中央高层，比起陈云、康生、高岗、彭真、彭德怀这些人，邓小平还差了一级。

虽说邓小平当时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当时与邓小平有同样高级军职的高官也很多，如林彪、刘伯承、陈毅、贺龙、罗荣桓、高岗、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另外，邓小平的军功也不是特别突出。如果毛泽东是一位保守型的领导人，按照论资排辈、论功行赏来封官的话，邓小平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因此，遇到毛泽东这么一位敢于打破陈规套矩，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是邓小平的幸运。

新中国建国之前，毛泽东最为信任和重用的人是刘少奇，而新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疏远，开始重用高岗，这以至于高岗误以为毛泽东要用他取代刘少奇，四处开展“倒刘”活动，结果遭到批判，自杀身亡。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因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政治局委员缺了两人，于是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一步，他与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平级了，超过了刘伯承、陈毅、贺龙等人。

世界上的悲剧和喜剧总是同时上演，在某个人“倒霉”下台的同时，另一个人就“走运”上台了。高岗的自杀，不仅给邓小平空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而且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高岗的年龄比邓小平小一岁，身体也不错，如果高岗不自杀，那么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再次启用的人物，很可能会是高岗，而不是邓小平。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说过：“高岗要是活着就好了。”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起飞的第二步，这次他又超过了林彪、彭德怀、康生、彭真等人，成为6名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邓小平能够一跃进入中央最高层，这主要是靠毛泽东的扶持。否则按照论资排辈、或论功行赏，那是轮不到邓小平的。但两年后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增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比邓小平年龄小3岁，成为邓小平的强力竞争对手。

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倒台，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邓小平只是下放到基层“劳动”，没有像彭真等人那样，被关进秦城监狱。如果没有发生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么接班人也肯定轮不到邓小平的。林彪的自爆又使邓小平永久地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从年龄、资历、才能等各方面的因素来看，邓小平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高岗和林彪。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是死于非命，这就在客观上为邓小平的接班，排除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外，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以及彭德怀的“身体竞赛”，也是有利于邓小平。在毛泽东身后，只要周恩来活着，接班就轮不到邓小平;即使是朱德或者彭德怀还活着，邓小平的接班也会遇到很大麻烦。这些人都在毛泽东之前去世了，就造成了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一人独大的局面。虽说毛泽东之后陈云、彭真、张闻天等元老还在，但这些元老在军队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如果邓小平在1966年被打倒之后，没有在1975年被毛泽东第二次“起用”，那么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要想再起也很不容易。这次又是毛泽东助了邓小平一臂之力，让他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个接班人。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该文件写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7日，中共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该会议公报写道：【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上述两个人事安排，正式把邓小平推上的接班人位子。在王洪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告状”之后，毛泽东觉得王洪文已经不可救药，转而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到邓小平手里。毛泽东为什么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呢?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安定团结”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能“和平地交班”。

王洪文的表现，使毛泽东对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彻底失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扶上墙的。本来毛泽东期待造反派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年轻人，就像他们早年在井冈山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那样。可是事实却让毛泽东大为失望，造反派中居然找不到一个人具有接班人的资质，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让造反派接班的初衷，转而从“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当中考虑现实的接班人。

从“安定团结”和“和平交班”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最理想的人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干过，工作经验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威望，比叶剑英等人强不少，可以挑得起接班人的担子。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邓小平在他死后，会对文革翻案。

为了防止邓小平的翻案，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恩威并重。一方面对邓小平施恩，希望这样使邓小平感恩戴德，放弃翻案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对邓小平施威，事先作出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毛泽东阻止邓小平翻案的布置，就是1973年中央发出的14号文件。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14号文件还有两个附件：(一)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二)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摘录)。1973年14号文件和两个附件，被印发至县团级干部，一般群众也基本上都知道了。

1973年14号文件写道：【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毛泽东试图用发这个中央文件，来堵死邓小平将来试图翻案。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大批老干部复出，复出的理由有两种：第一种理由是“错案”，当事人受林彪的迫害，受到了错误的处分，所以平反复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复出的第二种理由是“悔改”。这种情况不是错案，对当事人的处分也没有错，只是由于当事人表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所以让他复出工作。

第一种理由复出是“无罪复出”，而第二种理由复出是“戴罪复出”。1973年14号文件，明确把邓小平定位于第二种理由。该文件首先说：“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这里声明当初批判邓小平，不是搞错了，而是正确必要的。这也就是说，邓小平不是“无罪复出”，而是“戴罪复出”。

该文件又说：“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里进一步说明邓小平自己也承认，当初对他的批判没有错，并且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还承认自己将来还需要继续改正错误。

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1972年8月3日】

毛泽东把这个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信，印发至县团级，就是要让人们都知道，批判邓小平没有批错，邓小平的复出，并不是对邓小平的“平反”，而是因为他表示悔过自新，愿意重新做人。邓小平的信也明确表示，邓小平自己也承认文革中批判他没有错，而且承认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样一来，邓小平要想对文革翻案，就相当困难了。

毛泽东当时设想，有了这个文件，邓小平即使想翻案，也很难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邓小平的翻案企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才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

（5）

如果说1973年“十大”的明星是王洪文，那么1975年“四届人大”的明星则是邓小平。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最瞩目的是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李德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个通过辞职而“安全降落”的中央副主席级别的高官。李德生辞职后，仍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并且当沈阳军区司令员长达10年，直到1985年才离任。

1975年1月10日周恩来主持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周恩来致闭幕词说：【二中全会闭幕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也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在短短的几句闭幕词中，四次提到“安定团结”，可见他非常期待1975年成为安定团结的一年。“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团结”就是不搞政治批判，这些都是周恩来所期待的。不过1975年这一年，后来并没有像周恩来期待的那样“安定团结”，而又是充满风风雨雨和激烈斗争的一年。

四届人大有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另一个是《修改宪法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而《修改宪法报告》却是由张春桥来作，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信任。毛泽东在让邓小平接班的同时，又把张春桥提拔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树立张春桥的威信，试图把张春桥培养为制衡邓小平的一个棋子。

“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是由张春桥牵头主持起草的，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没有让张春桥起草，而是让邓小平来起草。邓小平起草《政治报告》时，以周恩来的意见为主，写入了周恩来想要写的东西，这就是“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一改文革以来强调政治的风潮，转而强调生产建设的重要性。这似乎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后要把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到物质建设方面。“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成为后来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重要理论根据。

据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说：【1974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1975年1月13日晚8时，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厅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完全由周恩来主持。当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掌声雷动的情景，不亚于毛泽东出场时的场面。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人的席位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参加的大会，周恩来成为这次大会的主角。当时一家外国报刊评论说：“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四届人大上，选举89岁的朱德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等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王震、余秋里等人为副总理。

各主要部委的人事安排是：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

这次江青集团得到的位子不多，只有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等部门，其他实权部门均被老干部们掌握。这些部门中，最烫手的是两个控制“上层建筑”的文化部和教育部，其中江青集团得到了文化部，而教育部部长则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担任。周荣鑫在文革前是国务院秘书长，是周恩来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文革后不久周荣鑫被下放，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1975年由周恩来提名，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文化部长于会泳，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闻名，成为江青集团的红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撤职审查，1977年8月于会泳自杀身亡。在此之前，周荣鑫于1976年4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被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发作去世)。文化部和教育部的两个部长都死于非命。

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粉碎“四人帮”后也被撤职，体委主任庄则栋也作为“四人帮”成员被审查多年。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原来是周恩来的亲信，但后来和“四人帮”走得很近，曾带头批判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四人帮”倒台后不久，乔冠华就被隔离审查，乔冠华的事以后还要提到。

国务院各部之中，重中之重是国防部和公安部。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这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并不属于江青集团。叶剑英任国防部长，则意味着他的军职比总参谋长邓小平高一级。文革前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林彪的领导下。

毛泽东这样安排是大有深意的。在党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副主席，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比叶剑英略高一级;在军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国防部长，比邓小平又略高一级。这样一来，邓小平和叶剑英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叶剑英在新中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叶剑英1897年生，比周恩来大1岁，比毛泽东小4岁，但叶剑英身体很好，高寿89岁，一直活到1986年去世。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中学毕业后曾到马来西亚“闯南洋”，后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1919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广东，参加孙中山麾下的粤军。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非常政府，自任非常大总统，叶剑英在孙中山的卫队中任海军陆战队营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于1924年在广州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叶剑英被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开始北伐，叶剑英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叶剑英坚决反蒋，于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叶剑英回国，来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任参谋部长。红军长征中，叶剑英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

叶剑英长征中的最大“功绩”，是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密电偷偷拿给毛泽东看。据说张国焘在一份密电中，命令他的部队对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进行“武力解决”。毛泽东看到这封密电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抛开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避免了“武力解决”事件的发生。这样一来，叶剑英就成为在关键时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关于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有些研究者予以否认，认为根本就没有“密电”，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提到叶剑英“偷密电”之事。据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893\sim1949\rangle$ 记载，在1937年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叶剑英》中说：“195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主席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叶剑英，说：“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丁盛、韦国清等人谈话时，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1960年朱德谈到张国焘时，也说：“到阿坝，张国焘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张国焘，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叶剑英虽然长期在军队中任职，但他一直是担任参谋长这种高级幕僚的职务，从未直接指挥过军队作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短期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调回北京工作，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十大元帅的最后一名。

叶剑英成为元帅，主要是根据他在军队中的资历，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独立指挥过军队作战的幕僚型元帅。不过叶剑英没有独立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这在后来反而成为他迅速崛起的优势。

在文革前，叶剑英一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用，只是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主要负责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如果没有文革，叶剑英的一生将是很平淡的，可以说叶剑英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65年底罗瑞卿倒台，罗瑞卿兼任的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接任。1966年叶剑英又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林彪，但林彪身体不好，军委的实际工作由叶剑英负责，这是叶剑英第一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

然而在不到一年之后，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军委办事组”的新组织，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事务，取代了原来的中央军委。这样一来，叶剑英这个军委秘书长也自然成为有名无实的人物，军队的实权完全被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所掌握。

（9）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军委办事组撤销，重新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是叶剑英第二次成为掌握军队实权的人物。1975年叶剑英又接替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两次让叶剑英掌握军队的实权，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毛泽东，这个看法显然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非常看中叶剑英在长征中“救”过他，那么早在文革前就应该重用叶剑英了。叶剑英在文革前被边缘化的事实，可见毛泽东重用叶剑英，并不是出于回报叶剑英的“救命之恩”，而是出于平衡军队中派系或“山头”的考虑。

解放军在历史上根据源流不同，分成不同的派系和“山头”。在十大元帅中，作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自然就在他周围形成了“一野派”;刘伯承和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也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二野派”，同样陈毅和林彪也有他们的“三野派”和“四野派”。当时除了四大野战军之外，还有一支华北野战军，作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也有他的“华野派”。另外贺龙有他的“红二方面军派”，徐向前也有他的“红四方面军派”。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持军队的人必须是元帅这样级别的人物，否则根本领导不了那些战场上厮杀过来的老将军。1966年在世的九位元帅中，除了朱德和叶剑英之外，都有自己派系和山头。不管哪个派系掌权，都会造成其他派系的不满，影响军队的团结。这样一来，毛泽东要稳定军队，平衡派系山头，最合适的就是让朱德或叶剑英来主持军队工作。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自己的派系，可以用超脱的身份来处理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能够被各个派别所接受。朱德掌军显然不现实，所以唯一合适的掌军人选，只有叶剑英一个人了。因此，毛泽东也只能用叶剑英。

当时毛泽东的设想是：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主持军队，再让没有军队经验的张春桥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形成邓、叶、张“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样邓小平就不能独揽军队，也就不能独揽大权，而邓小平不能独揽大权，也就不能对文革翻案。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应该是相当智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来发展。

（10）

毛泽东虽然让邓小平接班，但同时也对他非常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做了三件事，来限制和阻止邓小平将来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是在舆论上做了安排，向全党发了邓小平表示认错和悔改的信，给邓小平制造难于翻案的社会舆论。这件事前面已说过。

第二件事是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安排叶剑英与邓小平分享军权;安排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长，这个不属于军队，但又掌握生杀大权的重权;又安排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分管军队的政治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和成立“军委常务委员会”的通知。“军委办公会议”是林彪事件后，取消“军委办事组”而成立的新机构。1971年9月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上将)、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少将)、纪登奎、汪东兴(少将)、陈士榘(上将，工程兵司令员)、张才千(中将，副总参谋长)、刘贤权(少将，铁道兵司令员)10人组成。

1975年2月成立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仍然由叶剑英主持，成员为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刘伯承(元帅)、陈锡联(上将)、汪东兴(少将)、苏振华(上将)、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粟裕(大将)11人组成。

对比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体现出毛泽东对军队布局思考的变化。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年龄比较轻，资历比较浅，元帅1人，上将2人，中将1人，少将3人。而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明显有论资排辈的倾向，元帅4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和少将的军人，除了汪东兴身份特殊之外，已经被排出军队决策层。如果说1971年的“军委办公会议”体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想法，那么1975年的“军委常务委员会”就体现了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想法。

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自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重视叶剑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12月底，周恩来在病危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976年9月8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剑英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剑英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

毛泽东为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做所做的第三件事，是在思想上做的安排，这就是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毛泽东搞这个运动，是试图让全国人民理解，他搞文革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搞文革的初衷和目的，但当时人们的兴趣在“打倒”和“夺权”上，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这个思想理论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

因此，这次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充分理解了他搞文革的初衷和意义，那么就可以自觉地抵制有人否定文革的企图。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5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前面曾经提到过，主要内容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还专门说：【关于理论问题，要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特别提出让张春桥写“理论问题”的文章，可见他对张春桥的重视。毛泽东知道，批判文章不能再让张春桥写了，这样得罪人太多，所以毛泽东把批判文章交给“梁效”写作组来写。而“理论问题”的文章，不是批判什么人，所以让张春桥来写，既可以增强张春桥的威信，又不会得罪人。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署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既可以作为张春桥的代表作，更可以作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表现，因此这里用较大篇幅摘录一部分。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

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

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

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可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

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

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来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

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而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5年3月，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白地说了一些问题。张春桥说：【主席对这次学习理论问题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主席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

主席还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主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刘少奇的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是主席在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问题，但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1971年、1972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毛泽东在做了“舆论”、“人事”、“思想”三方面的准备之后，在1975年初，决定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给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过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布置，就是不明确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文革前中共党内的地位排名是十分明确的，文革一度打破了过去的“排名制”，在1969年的“九大”上，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没有进行排名。然而在1973年的“十大”上，“排名制”再次恢复。当时党中央有5位副主席，排名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9名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那么新当选的邓小平，在上述5名副主席中，以及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几位呢?当时中央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1975年5月1日“五一节”，是中央领导人集体出面的一次排名亮相。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今天满怀继续革命的豪情，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节日的首都，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竖立着高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节日联欢活动。】

这次“五一节”活动，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因病没有参加。根据这次新闻报道，邓小平在上述5位副主席中，排名最后一位;在8名政治局常委中(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排名第6位，仅排在朱德和张春桥之前。而半年多后成为真正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3位，而且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15）

在文革前，“党、政、军”三大权力的分配是：刘少奇主党，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刘少奇被打倒后，改为周恩来主政，林彪主军，而党务由周恩来和林彪共同主持;林彪事件之后，又改为周恩来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1973年“十大”后，再次改为周恩来和王洪文共同主党，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1975年“四届人大”后，又成为邓小平兼主党和主政，叶剑英主军。

邓小平在中央兼主党和主政，可是在党内的排名却是第6位，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考虑到5名党中央副主席当中，周恩来是半病休状态，康生是全病休状态，王洪文是“失宠”状态，只剩下2名副主席：叶剑英和邓小平掌握实权。从实权的大小来看，是邓小平大于叶剑英，可是党内排名又是叶剑英在邓小平之前，这就造成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人的权力交织，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大。

主持党务日常工作的大权，毛泽东早就交给了刘少奇，而主持政务日常工作的大权，周恩来一直没有交给过别人。不过此时周恩来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把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大权，也就是主政的权力，交给了邓小平。自从周恩来当总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交出国务院的大权。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正式宣布“退居二线”。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总理，但国务院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他退居二线后的国务院人事安排。周恩来写道：

【1975年2月1日，国务院召开总理、副总理13人的常务会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同志列席。会议审定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如下：

(一)邓小平：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二)张春桥：主管文化、教育;
(三)李先念：主管财政、贸易;
(四)陈锡联：主管国防工业和体育;
(五)纪登奎：主管劳动工资和干部调配;
(六)华国锋：常务，主管政法和科学;
(七)阵永贵：主管农业;
(八)吴桂贤：主管卫生和轻工业;
(九)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销;
(十)余秋里：主管计划和工业;
(十一)谷牧：主管建设和工业;
(十二)孙健：主管工业生产。】（16）

毛泽东圈阅同意了周恩来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此后政府工作就开始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了。邓小平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关于这件事，后来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87年10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又说：【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什么是“整顿”呢?所谓“整顿”，其实就是抓生产，用当时的话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巧妙地从毛泽东在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一些讲话中，抽取出其中的“三项指示”，号召全党全国的工作，要以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为准绳，即所谓“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该文写道：【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邓小平这里说的毛泽东的第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邓小平名义上借用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办的是他想要办的事情，这就是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党史研究者们对“三项指示为纲”发生了一些争论：“三项指示为纲”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因为这“三项指示”，的确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指示。

但事实上，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时，都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指示本身，而是谁来解释毛泽东的指示，谁有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也就掌握了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他巧妙地片段引用毛泽东的话，变成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因此很多人认为“三项指示为纲”虽然引用的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

在一年后的1976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不过邓小平后来又反批评毛泽东的观点，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邓小平一上任，就大胆地抓生产。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邓小平认为，抓生产的第一步是抓铁路。因为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对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对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敢动真格的，敢用被毛泽东批判过的物质刺激“赏罚”办法，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说：【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邓小平的“赏罚”办法果然有效，铁路部门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严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疏通，大部分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个事实也使邓小平在中央和全国的威信大大上升了。

邓小平解决了铁路问题之后，又着手解决钢铁问题。1975年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敢于“管”工人。因为文革造反以来，领导干部都比较怕工人，对工人不敢管，工厂纪律松弛，无人管事，所以生产上不去。

邓小平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

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今年3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

邓小平用“赏罚”办法来“管”工人，果然有效。经过1个月的整顿，到1975年6月底，全国钢铁生产的形势明显好转，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在铁路部门和钢铁部门搞出成绩之后，邓小平又试图在全国推广他的经验。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文件，后来由于毛泽东的不满意而未能下发。邓小平的经验，是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经济，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975年9月，邓小平又开始着手搞农业整顿。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调整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一切也是试图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发展农业。不过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还没有来得及见效就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

1975年10月，邓小平又开始把教育部门也列入整顿的行列。而教育部门一直是江青集团控制的部门，所以邓小平触动教育部门，不仅引起江青集团的强烈反弹，也引起毛泽东的警惕。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牵头，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毛泽东立即决定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让他专管外事。这样，邓小平持续了近一年的“全面整顿”就停止了。

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1）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物质的作用”，而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注重现实，讲求实际，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这样的结论，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仅仅“说说而已”理论家、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可是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或者从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家、政治家、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却又是另外一种结论。对于那些“实干家”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业者”的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

现在有一门很时髦的学问，叫做“经营管理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就是“员工激励机制”。所谓“员工激励机制”，本质是一种物质刺激的方法，探讨怎样对员工的业绩进行考核或考评，然后根据考核成绩来进行奖励或惩罚，有重大成绩的多发奖金，有重大错误的要扣工资。对官员的考核也是一样，制定某种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完成好的官员提升重用，指标完成不好的官员则不提升不重用。

现在时髦的术语“员工激励机制”，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论功行赏”、“奖勤罚懒”。1975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用的就是这种“员工激励机制”。对于工人，用“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物质刺激办法，干得好发奖金，干得不好扣工资;对于干部，用“论功行赏”的物质刺激办法，用生产指标来考核干部，生产指标完成好的干部提拔重用，生产指标完成不好的干部，就要坐冷板凳靠边站。

邓小平的这一套“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的办法，确实非常有效，一下子调动起干部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下子就上去了。用物质刺激来发展生产，的确是一抓就灵，立竿见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有人因此评论毛泽东只懂革命，不懂经济。但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

“论功行赏”也好，“奖勤罚懒”也好，搞这一套物质刺激的办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手头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人员队伍。你有了一些物质财富，并掌握这些财富的分配权，你才可能搞“奖勤罚懒”;你有了一定的人员队伍，并掌握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你才可能搞“封官行赏”。

假如你是一个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你在创业之初，哪里有钱去奖励别人呢?而且，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创业者，开始时必然是既无钱财，也无名气。这时候有人来跟着你干，你已经烧高香了，想把人家留住都不容易，哪里还敢“罚”人家呢?再说，创业之初，公司也就是三、四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官职可以“封官”的。

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用“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等一套经营管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在创业之初，你既没有本钱奖别人，也没有资格罚别人，更没有官职可以封官。“论功行赏”、“奖勤罚懒”这一套办法，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创业者必须依靠另外一套理论，另外一套思想才能成功。

凡是干一件大事业，不管开公司也好，打江山也好，一个人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批人跟着你干，必须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队伍。怎样建立自己的队伍呢?现在不少人迷信金钱万能，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有钱可以雇到员工，多花点钱可以请到技师，用重金还可以把别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挖”墙角挖过来。“金钱万能”确实是事实，确实是一种人性的规律，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如果世界上仅仅有“金钱万能”这一种人性的规律，那么一个没有钱的穷人，就绝不可能成就事业，白手起家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开始，成就巨大事业的创业者。中国历史上的刘邦、刘备、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人。

大家熟悉的《三国》中的刘备，他手下两员虎将关羽和张飞，绝不是刘备用高薪雇来的，他们心甘情愿跟着刘备走，绝不是靠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激励他们。相反，曹操给了关羽大量金钱美女，也没有把关羽收买过去，这时候“金钱万能”的人性规律失效了。同样，诸葛亮辅佐刘备，也不是因为刘备用了重金来聘请他。如果真是这样，曹操完全可以用更多的钱把诸葛亮收买过去，用钱就可以打败刘备了。

因此，人类社会除了“金钱万能”这一规律之外，还有一个相反的规律，这就是“精神万能”规律。上面说的刘备，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队伍，靠的都是精神的力量。关羽、张飞、诸葛亮这些人，都是倾倒在刘备的精神魅力感召下，都是被刘备的精神力量所感化、所征服。

毛泽东在井冈山创业，同样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毛泽东为什么能在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建立一片根据地呢?我们先看看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激励机制。当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时，战前当官的摇着钱袋大喊：“打死一个共匪，赏十个大洋;抓住一个共匪，赏一百个大洋。”

国民党军队显然是用“金钱”的激励机制，靠物质刺激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显然不可能靠金钱来激励，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只能用“精神”的激励机制。共产党靠官兵平等，翻身解放等精神激励，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

人性有两个方面：既有“金钱万能”的一方面，也有“精神万能”的一方面。有人说毛泽东重视精神，不重视物质，并声称这样是违反“人性”。这些人所谓的人性，指的是“金钱万能”这一方面的人性。从这个角度，毛泽东的确违反了“金钱万能”的人性，所以他才能创造了井冈山的奇迹。

当时蒋介石的物质力量，绝对压倒毛泽东的物质力量，如果毛泽东重视物质的力量，跟蒋介石拼物质，那是绝对战胜不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在物质力量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要想战胜蒋介石，唯一可以借助的只能是精神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是搞“精神万能”这一套的共产党，打败了搞“金钱万能”那一套的国民党，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典型事例。

凡是大事业的创业者，都是依靠“精神”的力量来组建自己的队伍。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组建国民党，都不是用钱搞起来的。1912年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记者问他带回多少美元?孙中山说：“我没有一文钱。我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孙中山靠他的精神凝聚力，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成为后来蒋介石夺权中国政权的基础。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基业，蒋介石不是创业者，而是守业者。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精神”激励机制，反过来依靠“金钱”激励机制。因为“金钱”激励机制最容易搞，而“精神”激励机制就非常难，不是超级高手搞不起来。

蒋介石打仗，经常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用重金把对手的大将收买过来，于是就不战而胜。蒋介石的重金收买办法，对付共产党就没有效果了，林彪、彭德怀这些大将，没有一个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去加入共产党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寓言故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真正理解“姜太公钓鱼”背后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在商纣王时代，姜太公在河边钓鱼，他钓鱼的方式很特别，钓钩是直的，而且不放鱼饵。周文王路过，看到姜太公这样钓鱼，吃惊地问：“别人用鱼钩，再挂上鱼饵，还不一定能钓到鱼;您这样的直钩，又没有鱼饵，能钓到鱼吗?”

姜太公说：“用鱼饵钓鱼，只能钓到小鱼，要想钓到真正的大鱼，只有像我这样，不用鱼饵，愿者上钩。”

周文王听了，非常佩服姜太公的见识，马上请他当军师，后来果然灭商得了天下。

“姜太公钓鱼”的含义在哪里呢?用鱼饵钓鱼，就像用高薪聘请人才，这样请不到真正的高人。即使是请来了高人，也很容易再被别人用更多的重金请走。要想请来真正的高人，只能设法让他主动地自愿来，这就叫“愿者上钩”。刘备的人才关羽、诸葛亮等人，都是主动自愿的“愿者上钩”，绝不是刘备用什么鱼饵把他们引诱过来的。

在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投奔中共的人，都是“愿者上钩”。因为当时中共很穷，也拿不出鱼饵来引诱。当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投奔延安，也是出于共产党的精神感召力，也是“愿者上钩”。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就是现代的“姜太公”，他钓鱼不用鱼饵，而是“愿者上钩”。

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人才，却买不到真正的人才，毛泽东用“姜太公钓鱼”的办法，不花一分钱，却凝聚到大批的优秀人才。蒋介石终究不懂“姜太公钓鱼”的道理，不时想不通地发出疑问：“为什么人才全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这也是来自他过去的成功经验，因为他在井冈山就是靠强调“精神万能”而成功的。邓小平强调物质的作用，而邓小平在1975年搞“全面整顿”成功，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成功，他的前提都是毛泽东交给他一大笔物质财富，留下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邓小平的成功，靠的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比较重视物质力量，邓小平当一个守业者，可以干得很好，可是他不能成为创业者。如果井冈山时期，让邓小平来领导，用物质刺激的办法，用消灭一个国民党兵奖多少大洋的办法，是不可能战胜蒋介石夺取天下的。后来邓小平也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现在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中肯的。

到底是“金钱”的力量大?还是“精神”的力量大?历史上“金钱”战胜“精神”的事例很多，“精神”战胜“金钱”的事例也很多，可以说两者不分伯仲。

“金钱”刺激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人的物质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满足不了。今年发100元的奖金，可以鼓励员工好好干，明年还发100元奖金，员工就不满了，就不好好干了，你必须提高奖金，发200元的奖金，才能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况且世界上各国出现了专挖人才的“猎头公司”，用更高的薪金来挖走人才，这样水涨船高，刺激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终于会搞到干不下去的地步。用物质刺激来激发官员的积极性，也会造成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把国家吃空。

“精神”刺激也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难于持久。在精神的鼓舞下，短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可以忍受，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就难于忍受了。所以搞“精神”刺激，必须一鼓作气，用速决战取胜。毛泽东搞文革，原计划只搞两、三年就结束，这原本是一个速决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速决战变成持久战，文革搞了十年还无法结束，这样支撑人们的“精神”力量就衰竭了。

有人提出，最好是兼顾“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是强调一方面，就不得不放弃另一方面。

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从实干家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那么“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创业者怎样创业的东西，“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守业者怎样守好家业的东西，两者都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守业者，继承到一大笔家业，你想平稳地发展，那么邓小平理论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合适的;而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一穷二白，但又立志要创业，想要干一番史无前例的事业，那么你就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了。【本节完】

邓小平的第二起（下）（19）

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江青集团再次干扰毛泽东的部署，提出“反经验主义”。

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主要是批判两个主义：第一个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第二个是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

如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延安整风重点是批判王明和他的“教条主义”，但一些人也试图向周恩来的“开刀”。据参加这次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回忆说：【在会上，有一些偏激之词。有人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

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毛泽东压下了有人试图扳倒周恩来的“反周”，但对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还是进行了批评。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代表的“经验主义”。

《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验主义”不只是指周恩来一个人，当时主要的“经验主义者”有：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这些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批判。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毛泽东再次提到和批评了彭德怀的“经验主义”。

1959年8月，中共内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小册子无出版社，无印数，仅此一版。毛泽东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前言，毛泽东的前言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

毛泽东这次提出的批“经验主义”，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的。然而到1975年3月，江青集团借着毛泽东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加进自己的“私货”，又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再次向已经病休的周恩来发难，试图趁着周恩来“退居二线”，大权旁落之际，一举扳倒周恩来。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记述：【从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这次，江青集团故意搬出毛泽东1959年写的“反经验主义”小册子，试图借此把“反经验主义”的靶子对准周恩来。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时，大谈“经验主义”的问题。张春桥特别提到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春桥说：【《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

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

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1975年3月，《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在文中也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写的那段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后，江青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量宣传批判“经验主义”。比如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江青也在多处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还试图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日他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汇报情况，特别提到江青集团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显然是针对江青的。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人发起的“批判经验主义”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当然不服气，她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状，王洪文在信中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1973年12月会议的案。”

同时，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后来说：【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决定亲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从医院出来，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先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周恩来：“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然后毛泽东开始在会上当众批评江青集团，主要是针对江青。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教条主义，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鸡蛋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年5月3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毛泽东这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却是批评江青。此时毛泽东因白内障的视力很差，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说话也不清楚，只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要张玉凤给他当“翻译”。毛泽东在这种身体情况下召开会议，关键是要解决江青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

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的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出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说江青也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完全否定了江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再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要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不要用个人的名义”。其实这些话毛泽东已经跟江青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再次讲，因为江青听不进去。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当时对这四个人还是区别对待的。毛泽东是重点批评江青，轻微批评王洪文，而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则采用“保”的态度。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的眼睛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1958年就写了文章(指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那时代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插话说：“见过一面。”(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柯庆施曾带着张春桥见过一次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留下印象。)

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十分欣赏，亲自写了一个编者按，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了张春桥的文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张春桥的观点，只有两篇文章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观点，所以毛泽东说“张春桥有气”。

毛泽东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搞错了，他把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搞错为张春桥写的。其实张春桥并没有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而是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这样就为张春桥承担了错误。

这次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集团是全体出动，张春桥在会上讲批判“经验主义”，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王洪文写信告状。如果说“批判经验主义”搞错了，那么就不是江青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他们四个人都有错，应该四个人都批评。毛泽东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错误责任担下来，而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江青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这么做是很高明的，因为江青有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下，也不会垮台。而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这样的过硬身份，如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两人的话，马上就会引来众人的围攻，他们两人马上就要垮台。所以毛泽东要“保”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批评他们，不能让他俩垮台。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用严厉的口吻批评江青，但又给江青留了后路，并没有打倒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意思。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特别指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也就是说江青他们的问题不算大，一下解决不了，可以慢慢解决，“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25）

毛泽东虽说不处分任何人，但却不明显地处分了王洪文。这次会上毛泽东替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了好话，但没有替王洪文说好话。毛泽东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对不起，我就是这样。】

前面说过，毛泽东多次劝告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后面，可是王洪文就是不听。这次王洪文又给江青当枪使，写信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让毛泽东感到颇为恼火。毛泽东特别点出“王洪文要见我”，也就是说王洪文想要私下见他，试图私下向他告状。毛泽东明言“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就等于是批评了王洪文试图私下告状的做法。

在会议结束时，王洪文与毛泽东握手时，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做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毛泽东用手势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阳奉阴违。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这样一来，等于就把王洪文“逐出”了北京，“逐出”了政治局。不过在表面上，仍然保留了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反复用“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来告诫江青和“四人帮”。与其说毛泽东批评他们，更应该说是劝告他们。毛泽东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这样做，其实是为江青等人好，是想给江青等人留一条后路。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和王洪文同时提出了“离婚”，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据参与“四人帮”审判的大法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新华出版社)一书中，提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离婚之事。该书说：【王文正大法官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26）

一天晚上，张春桥召见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张春桥谈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国锋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张春桥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马天水)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张春桥妻子)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地说：“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张春桥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他说：“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27）

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严肃地批评了江青。但毛泽东也知道，江青是不怕他批评的，他对江青并没有多大的“威慑力”。所以毛泽东还要安排一次政治局会议，让众人来批评江青，这样江青才会感到害怕，才会有所收敛。开会批评江青这件事，毛泽东当然是让周恩来去布置，周恩来最善于做这种“批评——团结”的“和稀泥”事情。

周恩来接过这件事后，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虽说从1975年2月初就正式“退居二线”，但周恩来在医院中，依然密切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自从江青集团发起“反经验主义”宣传之后，周恩来就明白，这是针对他的，想乘他把实权交出去之后，乘虚而入，一举打倒他。当然周恩来也在分析，这次“反经验主义”的宣传，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江青集团自己的“私货”。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明确表态不赞成搞“反经验主义”。这样周恩来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这次“反经验主义”宣传是江青集团的私货。

4月27日，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批评江青集团搞“反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介入这件事，因为他此时已经“退居二线”，不应该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了。

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5月4日，周恩来再次回到“一线”，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之事。5月8日，周恩来再次在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会上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邓小平计划在5月12日至18日出访法国。

5月18日晚，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立即赶到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一个小时。邓小平还给周恩来带回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常吃的法式面包。在与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商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的议题。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只是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而周恩来认为，这次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时，也不能放过张春桥和姚文元，因为他们两人也积极宣扬过“反经验主义”。为此，周恩来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意见。

（28）

周恩来在信中说：【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主席4月23日批示的问题。

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中，不在春桥同志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两篇社论，也是根据文元同志文章引用的。

小平同志也说，他向主席请教的，是指的春桥同志3月1日在总政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印一批发出。我们认为当时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

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周恩来。1975年5月21日】

周恩来在政治局开会前夕发出这封信，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指出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参与了“批判经验主义”，因此这两个人也应该受到批评;第二，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姚文元写的文章，搞错为张春桥写的文章，这里周恩来纠正一下。

王洪文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于5月22日转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后，在传阅件上批阅：“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在传阅件上批阅：“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在传阅件上批阅：“常委会讨论情况我不了解。如还讨论了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在5月24日批阅：“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5月25日，周恩来收到王洪文转来的传阅报告，看到张春桥的批文“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张春桥敢写“总理有些话不确切”这样的话，显然是挑战周恩来的权威。或许是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已退居二线，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质疑周恩来的话。

若在以前，周恩来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很可能会保持沉默，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过去。但周恩来退到二线之后，反而比较无所畏惧了。周恩来于5月27日，亲自给张春桥写信，回应他的挑战。

（29）

周恩来在信中说：【春桥同志：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

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3、4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1975年5月27日5点半】

这封信是周恩来一生中，为数极少的“进攻性”信件。张春桥看到周恩来的信，知道周恩来真的较真起来，他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张春桥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阅：【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张春桥同意后，周恩来该信上批“呈主席批阅”，把这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但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资料，周恩来这封信的原件上，未见毛泽东的圈阅。是这封信没有转到毛泽东哪里?还是毛泽东看后没有圈阅?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概毛泽东看出周恩来这封信是想批张春桥和姚文元，所以就把信压下不做批示。

因为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圈阅意见，在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发难，只是把矛头对准了江青一个人。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两次会议的记录。

【1957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吴德：“主席说：四人帮不要搞了，照样搞。我主席听过三次，4月一次，12月一次和这次。这次主席又讲，又引起注意。(四人帮)没有向主席讲清楚，没有在行动上实际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们讨论。”

邓小平：“主席5月3日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讲话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

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国全党。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宗派主义，四人帮。

（30）

4月27日的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王洪文)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江青)说：突然袭击，围攻。这次会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有的来自教条，我没有讲得主席那么清楚。

我倒是要提一个问题，有三件事：(一)批周、叶，批是完全应该的，当时钻出一个‘十—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是主席纠正了。

(二)批林批孔，又钻出个‘走后门’，当面点很多人的名。

(三)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一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如果搞下去，这个面对几千万人，比走后门大十倍。

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我倒是问—问，为什么?

主观主义，导致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搞小圈子，历来不好，首先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

李先念：“4月27日会议，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四人帮，又谈到四人帮。主席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

陈锡联：“一个方针，三条原则，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讲清楚。”】

【1975年6月3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沉默，沉默，又沉默。

叶剑英：“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指示。我的体会是：

(一)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的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次不同于庐山会议。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团结。

(三)‘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开了三次会，讨论主席指示。经过反复学习，我也回忆了一下：

(一)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来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帮。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

(二)去年11月份，江、邓争论，对我来说，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的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看法，有片面性。报告了主席，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我。

(三)经验主义，我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社论、新华社报告，我都看了。看到‘经验是主要的危险’，我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

以后要好好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学习问题，学习不刻苦。以后，一定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办事。

另外。4月27日会议的看法，我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我的批评，难得。

我有两个保留：

(l)不同意把形势说得一塌糊涂。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2)决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去年11月会议，那次会议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4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之事。众人认为毛泽东的立场已经变了，所以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吴德(时任北京市长)等人，都对江青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据说邓小平还拍了桌子，这算是对长期一直“霸道”的江青出了一口气。众人感到很乐观，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今后江青集团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

但周恩来却不这么乐观，他并不赞成火力集中批江青，因为这样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据吴德回忆说：【1975年4月28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零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

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

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

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

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

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

5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5月3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

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

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

据吴德回忆，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对他说：“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恩来暗示吴德：毛泽东虽然同意政治局开会批江青，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拿掉江青集团，他还要“观察”。

周恩来认为，这次斗争是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批江青，而是在于批张春桥。因为江青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只要毛泽东在世，她肯定是批不倒的。批江青顶多是出口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以周恩来劝吴德等人，不要跟江青吵。

张春桥则没有这样的特殊身份，只要政治局开会批他几次，张春桥就非倒不可。而且张春桥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要拿掉张春桥，江青集团就基本上瓦解了。这点林彪和周恩来看法是一致的，林彪也是把主攻方向对准张春桥。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公开登高一呼，掀起一把揪张春桥之火，试图把张春桥一举拿下。当时林彪认为，仗着他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没想到毛泽东居然是要张春桥不要林彪，这就让林彪“吃不消”了。

周恩来继承了林彪的“遗志”，也两次向张春桥发难。第一次是1974年底召开四届人大之前，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递交张春桥历史上曾经当过“叛徒”的材料，但毛泽东没有理会周恩来的材料，反而进一步提拔重用张春桥，让张春桥当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肯动张春桥，于是他也像林彪那样，号召政治局成员们向张春桥发难，当然周恩来做得不像林彪那么明显露骨。

毛泽东在5月3日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江青和王洪文，但没有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在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上，众人也会按照毛泽东的态度，批评江青和王洪文，而放过张春桥。开会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对毛泽东来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第一是打掉江青的威信，阻止江青自行其事，破坏他的战略部署;第二是让邓小平等老干部“出一口气”，减少对江青等人的怨恨。

毛泽东知道，老干部们对江青的怨恨已经很深了，如果他一味袒护江青，这只能更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样毛泽东死后，江青的下场就很危险了。毛泽东不护着江青，让众人批评一下江青，这就减轻了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这对江青的未来是有好处的。

另外，毛泽东的确也不希望江青搞“四人帮”。结成帮派，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江青等四人不结成帮派，各自为政，那么他们的力量就要小很多。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联和起来的力量是大了很多，但同时也引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就大了。

如果江青听从毛泽东的话，解散“四人帮”，对别人构成的威胁不大，那么别人也就不一定非要除掉他们不可，这样几个人可以作为“火种”长期保留下来。而江青的“四人帮”不解散，对别人构成的威胁很大，那么别人就非除掉他们不可，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

周恩来看出毛泽东搞这次“批评帮助会”，只准备批江青和王洪文。江青是批不倒的，王洪文本来毛泽东也不准备要了，所以批倒也不要紧。而周恩来则试图改变这个“批评帮助会”的方向，把会议的火力，从江青和王洪文身上，转移到张春桥身上。因此，周恩来在政治局“批评帮助会”之前，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没有批评江青和王洪文，反而委婉地批评了张春桥。周恩来希望众人看了他的信，理解他的意思，在会上把火力对准张春桥，一举打倒张春桥。

但吴德等人并没有理解周恩来的用意，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只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触动张春桥，这就让周恩来失望了。而毛泽东则对这次会议比较满意。6月7日，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了这次谈话记录。

【邓小平说：“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邓小平：“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小平)，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他(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那好。

邓小平：“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

毛泽东之所以比较满意，是因为邓小平等人按照他的意图，只是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没有动张春桥。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提到了江青和王洪文，却没有提到张春桥。

而江青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她在会上仍然采取对抗的态度，写检讨采用拖延战术，试图蒙混过去。江青以为毛泽东还会保她，给她留面子，免掉她的书面检查。但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书面检查。因此，江青在1975年6月28日，终于迫于压力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

江青的《检讨书》如下：【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1975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我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江青。1975年6月28日】

江青正式向党中央作检讨，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可谓让老干部们“大快人心”。江青检讨后，一度非常沮丧，连续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王洪文也作了长篇检讨，但张春桥只是做了比较简单的检查。张春桥的检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理解毛泽东“保”他的意思，所以不能在检查中认错太多，否则毛泽东保他就没有意义了。

（34）

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基本是“安定团结”，目的是为了自己死后能够“和平地”交班。在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访时，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得已写信给邦戈总统：【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1975年6月27日】

当时毛泽东的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东西，这封致歉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这封短短的信，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由于健康原因而取消与外国首脑的会晤，这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的口头禅是“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一方面是哲理，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应验了他的这句口头禅。文革的发展，完全不是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大家在毛泽东面前，都不敢说文革的“坏话，”可是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赞成文革的是什么人呢?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大造反派，各个地方还有各种小造反派，通过文革升官进入各级领导部门;第二种人是在文革中并没有造反，而是搭顺风车上来的老干部，比如华国锋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邓小平也属于上述第二种人。

邓小平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和批判，但邓小平一下子跃升到接班人的位子上，这也是受益于文革。如果没有文革，不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么邓小平是不太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毛泽东一下子把邓小平提升到接班人的位子上，让邓小平意识到自己也是另外一种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试图这样使邓小平感到，他也通过文革得到了好处，因此就不会否定文革了。但邓小平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行事。

虽然上述两种人都赞成文革，但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主要是第一种人不服气。因为第一种人在文革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是文革的功臣;第二种人在文革中没有造反的功劳，当然也没有得罪人。现在这些文革中的逍遥派却来坐享胜利果实，被称为“下山摘桃子”派，当然让江青等第一种人感到愤愤不平。

反对文革的又是什么人呢?也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是反文革的主要力量;第二种人却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文革初期，老百姓毫无疑问是支持文革的，但文革发展到派性武斗，老百姓就开始对文革摇头了。更主要的是文革长期拖下去，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多年不提工资，副食品、生活必须品供应紧张等，而且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35）

文革后文艺作品很少，电影、戏剧就是八个样板戏，人们都看腻了。所有文艺杂志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泽东选集》、革命英雄故事、教科书和初级技术教材，让人们感到文革把文艺也搞掉了，所以感到不满。

毛泽东也了解到人们的不满，为了丰富人们的文艺生活，从1969年开始，第一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主要是“三战”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的故事片，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等;1971年，第二批文革前的电影解禁，有抗美援朝系列故事片(《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奇袭》等)，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故事片。当时有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为了解决人们对文艺生活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开始拍摄的新故事品。第一批新电影故事片《火红的年代》等4部影片在1974年春节上映，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国产新故事片开始陆续上映，比较反应比较好的有《闪闪的红星》、《车轮滚滚》、《春苗》等。然而文艺片多了，必然出现一些“有问题”的作品。而江青等人在文革中培养出灵敏的政治嗅觉，特别喜欢从文艺作品中发掘问题，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从评论戏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首先江青提出湘剧《园丁之歌》有问题，但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批示说：“我看是出好戏。”最为著名的是电影《创业》，这部反映石油工人的故事片在1975年春节期间公映，但第二天就被禁止。因为江青发现该电影有问题，说该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的错误，列出了“十大罪状”，并声称该电影美化刘少奇。为什么说该影片美化刘少奇呢?因为该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中央首长”，而当时刘少奇是中央首长，所以美化了刘少奇。

此后，《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张天民在信中写道：【《创业》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人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电视电台停止广播。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公式化概念化。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从实践、从效果来看，《创业》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

毛泽东张天民的信上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36）

关于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告状之事，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情况，这是胡乔木(毛泽东过去的政治秘书)的主意。《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关于《创业》的这份材料，胡乔木读后，认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能够成为揭露“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但从效果出发，不适于拿它送给毛泽东。

胡乔木对贺捷生说，最好由剧本执笔者张天民自己上书。胡乔木在委托贺捷生与张天民联系的同时，在7月18日开会时，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管得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繁荣创作、百花齐放的目的。邓小平表示赞同。

7月22日，贺捷生把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胡乔木，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读了张天民的来信以后，就及时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主席写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26日，邓小平正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7位负责人开会，会议中途接到送来的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即当场宣读了。文艺整顿初战告捷。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给毛主席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举其要者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通过发行。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即发政治局各同志。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9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姚雪垠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毛泽东11月2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周海婴10月28日给毛主席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

（37）

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胡乔木怕张天民得意忘形，头脑发热，又要贺捷生出面，找张天民谈话，以贺个人的名义交代张天民：“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并建议他的妻子赵亮同志给毛主席写感谢信。这位始终没有直接出面的领导同志，想得何等周到!】

毛泽东感到文艺按照江青搞的“样板戏”的“高、大、全”模式，必然脱离群众，所以反对江青集团对文艺作品的求全责备态度。1975年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谈话时，邓小平说到：“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75年以后文艺界和电影界开始松动，出现“百花齐放”的苗头。但电影多了，也出现后来被称为美化“四人帮”的故事片《决裂》和“反动电影”《反击》，这些电影在粉碎“四人帮”后被禁止放映。

毛泽东放松文艺界，也表现出他当时的“安定团结”思路，希望以此缓和一般老百姓对文艺政策的不满，从而使得他死后的接班，可以平稳顺利地进行。但到1975年8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突变，骤然发起“批《水浒》”运动，之后又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两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破坏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安定团结”局面呢?这在后面分析。

（38）

促成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批《水浒》”和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说有各种因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人们不太清楚的周荣鑫。周荣鑫在1975年可以说是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胆敢干的人，如果他不是在1976年4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那么在毛泽东之后，肯定会是一位历史上留名的风云人物。正是由于周荣鑫的大胆敢干，促成毛泽东发起“批《水浒》”。

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5年上半年，是认真地准备了自己的后事。他安排邓小平接班，这是最平稳的接班布置。当时党内可以与邓小平一争高低的人，林彪、彭德怀、陈毅等人都已经死去，邓小平的潜在威望和实力，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而邓小平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可的接班人，这就更没有人阻碍邓小平的接班了。

本来，邓小平接班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只要他耐心地再等一等，等到一年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了。可是邓小平这个人，偏偏是个没有耐心的人，不肯等到毛泽东身后再动手，而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就急着动手。周恩来的性格与邓小平不同，他多次劝邓小平不要急，但并无效果。果然到1975年11月，毛泽东反过来开始批评邓小平，不再支持他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说：【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三零五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荣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周荣鑫，1917年生，1937年入党，建国后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的最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后，周荣鑫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宁夏，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恢复工作，转任中科院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1月，经周恩来提名，在四届人大上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

周恩来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对他的期待是很大的。建国后，周恩来集团的势力只是局限在经济生产部门，文化教育部门是刘少奇管辖的。文革后，江青集团夺得了文化教育部门的管辖权，这次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是周恩来集团首次延伸到教育部门。

（39）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是受文革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基础”部门，受文革的影响就小得多。反过来说，教育部门是文革搞得最彻底的部门之一，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的文革，就搞得没有这么彻底。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调整经济”，逐步把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邓小平上台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使经济生产部门大致上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但文化教育部门，不仅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且进一步走得更远。

最能体现文革成果的东西，或者说文革最大的成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文革前是高中生直接考大学，文革后改为“工农兵学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文革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反而与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比较相似，其核心就是“读书做官”。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只是给学生一个学习知识的园地，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等都要靠自己，并不是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而文革前的中国，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拿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也就是古代的“官”，所以它与古代的“读书做官”体制很相似。

中国古代的“读书做官”，对社会潮流有非常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读书读好了，考试合格了，就可以作官。这样就引导社会上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这样一来社会就比较稳定了。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把精力放在读书上，而是去干其他的什么事，就有可能干出威胁社会稳定之事。

比如清末农民起义首领洪秀全，曾多次考科举，但屡考不中，他一直考到30岁，还是没有考中。于是洪秀全对考科举不再抱希望，转而自立教派，开始传教，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的主考官让洪秀全考上科举，让洪秀全当官，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大动乱了。

另外在文革前，那时中国的机器还很少，搞生产主要是靠挑担子，抡大锤等重劳动，所以干体力劳动是很辛苦的，大家都想成为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而那时只要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一律成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者”。而且有了大学文凭，更有社会地位，人生更容易“有出息”。

（40）

因此文革前的年轻人，人人把高考作为自己“人生设计”的指挥棒，都希望通过读书，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但毛泽东却非常反对把考大学作为“人生设计”的指挥棒。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人都去争着考大学，谁也不愿意当工人，当农民，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重视知识分子而轻视工农，这对于他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同时，毛泽东认为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对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通过文革，毛泽东彻底打破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新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取消文化考试，改用推荐的方式，推荐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二)取消“上大学当干部”的读书作官体制，提倡“社来社去”，就是农村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农村去当农民;工人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工厂当工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再是“当干部”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改变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读书做官”社会潮流。

当然，新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有很多缺点和弊病，比如“走后门”等等。因此当时出现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搞过头了，搞糟了”，因此提出要把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扭”回去，也就是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新教育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和弊病，但大方向是对的，不能倒退回去，而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在肯定新教育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必然会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前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文革的路线斗争。由于高考体制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人们都高度关注这场“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显然是第二条路线的主张者，而周荣鑫则是第一条路线的主张者。周荣鑫上任教育部长之后，到处发表演讲，大胆批评新教育体制，成为当时瞩目的人物。这里摘录一些周荣鑫的讲话。

周荣鑫说：【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毛主席讲的最彻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就是看破红尘，无所谓了。有的同志把流传的稿子给我看，有的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我的话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错就改。

现在形势是大好的，但有没有问题?现在是不能讲问题，不能说缺点。政治和文化的问题，首先看政治是对的，但对文化要不要?现在实际上是不要文化。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

农村比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难管，黄色小说、唱片流传，有从香港来的，有的外国大使馆也向外扔。黄色小说《少女的心》等传抄泛滥，《基度山恩仇记》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铅印本在黑市上一套卖五十元。黄色小说传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也有，农村也有。上海还有偷卖裸体画的，很贵。城市争夺青少年的问题严重。】

周荣鑫首先声明他不怕被打倒，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周荣鑫又指出当时青少年的思想混乱，暗指现在的青少年不读书了，所以就变得不务正业，学坏了。按照那时的语言，周荣鑫这么说，就是把形势描述的“一团漆黑”。

周荣鑫接着说：【关于考试，主席没讲不要考试。问题是怎么考，不是取消考试，不要泼洗澡水把小孩也泼掉了。常出这样的事，从一个偏向到另一个偏向。关于考试，主席讲，还是要的，要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实际现在是不要了。大、中、小学有没有区别?是不是有一定文化要求标准?可以不可以笔试?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对，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质量观，但不要质量不对。不要吹牛，要实践来考验。现在学生的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绩很大，不是没有问题，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连工作中的问题也不承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

我们有些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但新的没有立起来。中、小学不免费，大学包下来，每人十九元五角，高于子弟领了，去下馆子，抽过滤嘴烟。中、小学有的拿不起学费，要向中央反映，要争取中央的领导。

城市中学问题，可否考虑大学毕业后再下乡劳动，特别是理工科。当然上山下乡还是需要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有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

周荣鑫这里讲了文化考试的重要性，讲了大学生质量的重要性。话外之意，就是否定新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体制，主张应该回到过去的高中生直接高考制度。

周荣鑫继续说：【对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对待他们成吗?

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思想?应该说是有的。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还有旧的痕迹。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读书做官”，而是“读书赚钱”。“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孔老二那里来的。

怎样解决?现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读书不叫你做官，读书当工人农民。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

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是不是形而上学?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农村当个生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荣鑫这里又批评了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工作岗位的“社来社去”原则，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新的教育体制，要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如果高等教育体制回到文革前的状态，那么文革唯一的成果就没有了，这样一来，文革岂不是白搞了吗?因此试图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这是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不得不反击了。

1970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进行了机构精简，把原来90个部、委机构，合并为27个。其中文化部和教育部都被取消，分别由国务院文化组和科教组代替其职能。国务院科教组主管科学和教育，科教组组长是著名学者李四光，而实权则由科教组成员迟群和谢静宜掌握。

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决定重新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由于会咏(江青集团)和周荣鑫分别任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恢复文化部和教育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文革体制”退回到“文革前体制”的一种“复辟”。当然这种程度的“复辟”，还是在毛泽东的容忍范围之内。

在教育部成立的同时，国务院科教组撤销，这样迟群、谢静宜的权力就落到了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之手，这是周荣鑫在教育界大胆地发起一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基本条件。中共党史研究室《百年潮》杂志刊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周荣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来和周荣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时间是1975年1月28日。这天下午，周恩来特意用他的红旗大轿车把周荣鑫接到三零五医院。

周恩来询问周荣鑫初到教育部的情况后，对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

周恩来特别讲到：“迟群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学校里的学生，现在都比赛着考零分，这不行。”周恩来举了黄帅的例子，说：“黄帅，作为一种精神，在学校里宣传宣传，但不能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照样去做。”

周恩来叮嘱周荣鑫，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要当心一些。周恩来这次找周荣鑫，就是为了给他的这位助手鼓气加油。中国的教育界弊端丛生，太需要进行革新图强了。】

虽说周恩来支持周荣鑫在教育界适当地“扭转”局面，但并不赞成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所以他嘱咐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但周荣鑫却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劝告，搞得“太急”了一些，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更有甚者，周荣鑫说还专门派人编印了《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教育部内部学习。

周荣鑫印《周总理指示》，当然是出于对周恩来的一片好心，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却是给周恩来帮倒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等人批判周荣鑫编印《周总理指示》，是利用“总理语录”来“分裂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周荣鑫本人在批判会上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44）

毛泽东看到周荣鑫这么大胆地在教育界搞否定文革的“回潮”，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周荣鑫的后台，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虽说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周荣鑫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邓小平在思想上与周荣鑫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支持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搞“整顿”，他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

周荣鑫大胆的“回潮”，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击。不过毛泽东不会直接反击周荣鑫，因为他不够毛泽东反击的资格。毛泽东要反击周荣鑫的后台，也就是周恩来。至于邓小平，毛泽东一开始还没有把他作为反击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对周恩来的反击，能够引起邓小平的“震动”，促使邓小平改变立场。也就是说，毛泽东还想争取邓小平。

毛泽东这次的“反击”，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从1975年上半年的动向来看，毛泽东一直是强调“安定团结”，全力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完全没有搞“运动”的意思。自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没有搞过针对某个人的运动，“批评批孔”运动，“理论学习”运动，都是旨在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而不是针对什么人。

而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的“批《水浒》”运动，却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据《周恩来年谱》记述：【1975年9月15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毛泽东很可能不会发起这场反击周恩来的“批《水浒》”运动。然而周恩来本人，其实也不赞成周荣鑫这么搞。这就造成两个人的误会，但这种误会也是无法解释的。

还有一件事促成毛泽东的这次反击，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他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由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他又可以亲自看文件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其他不重要的报刊和书籍，则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般报刊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读，可是张玉凤不太懂古文，所以她向毛泽东建议，从大学里请一个教师来，专门给毛泽东读古典。

（45）

不过给毛泽东读古典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找，有四个条件：(一)普通话要好，口齿要清楚，让毛泽东容易听懂;(二)古典文学的根底要好，要能够跟毛泽东对话;(三)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经常半夜读书，所以读书者年纪不能太大，避免体力不支;(四)进入中南海的人，政治上要可靠。

首先在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调来了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张玉风念给毛泽东听后，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芦荻，时年44岁，北京大学的普通女教师，并非学界名流。1975年5月26日晚，谢静宜忽然来找芦荻，让芦荻收拾衣服用具，马上随车出发。上了车，谢静宜才说：“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吓了一跳，失声说：“什么?见毛主席?”

据芦荻回忆说：【1975年的一个暮春之夜，我如在梦幻中一般，被带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绪波涛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都到这首诗中含有我的名字“芦荻”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诵此诗的动因。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我不禁为老人家高超的、艺术的领导魅力深深感动。】

到1975年8月，芦荻和毛泽东接触了两个多月，已经比较轻松了。芦荻回忆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我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开始我不敢问，虽然我心里到处是疑团。后来张玉凤有一天找我说：“芦荻老师，主席说了，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

我说：“不是的，我学识很浅陋，基础也不好，大学没毕业我就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其实我有很多问题，但是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

（46）

张玉凤说：“怎么不能问?主席还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向他提问题，主席一贯的风格就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

于是我问主席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几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主席就大笑起来，手一举，对旁边的张玉凤说：“对吧，小张，那就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是我讲的呀，是鄙人讲的。”

我说：“主席，我们就猜测是你讲的，但我们真的领会不了那个意思，究竟这部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主席又大笑说：“好啊，还是好啊，好就好在投降。怎么就好在投降呢?你看，宣扬投降主义，由于起义队伍的带头人投降，使得这个队伍瓦解了。这个全过程的展示，就是一部教科书啊，你能知道宋代的一个农民起义队伍是怎么死的。以为是被血腥镇压的吗?不是，只是内部的瓦解，内部的叛变，就葬送了这支非常优秀的起义队伍。”】

事后，芦荻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整理了一篇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文稿，该文稿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该文稿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5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正式展开了。】

（47）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这样写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中，指出宋江的两个罪状：(一)宋江在梁山泊是第二把手，晁盖是第一把手。而宋江架空晁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在晁盖死后，立即修改晁盖的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搞投降主义。

对照现实，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毛泽东是第一把手，这几乎就是对号入座，影射周恩来架空毛泽东，并暗示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后，将会修改毛泽东的路线，搞投降主义。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指出：“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这段话，就把宋江这个古代的投降派，与现代联系起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这就更明确地要给周恩来对号入座了。

如果是过去，周恩来这样的影射，一般是默不作声，忍下来。可这次周恩来不同了，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周恩来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公开向众人挑明，批宋江投降派针对的就是他，并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这句话，既是向周围的人说的，更是向毛泽东说的，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公然的反抗。周恩来知道他的这句话，很快就会传达毛泽东那里。

（48）

周恩来的这句话，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震动，很多高官都同情周恩来，甚至为周恩来忿忿不平。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同情态度。张树迎回忆说：【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高振普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以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会有什么“委屈”要发泄。但周恩来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周恩来这一句话的份量就足够了，在此之后，批《水浒》就降温了。

1975年9月，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公开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像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1975年9月，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者有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共3700人。邓小平、江青等人都到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批宋江投降派”的问题，只是强调说：【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江青在会上则大谈批《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

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你看，宋江那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义厅，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

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宋江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宋江哪能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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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把宋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江青讲完后，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对于江青明目张胆地反周，邓小平当然是要抵制的。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特别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听后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指中央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反周讲话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里先提一件事，就是关于江青《红都女皇》之事。1975年夏，全国各地纷纷流传一则消息，江青失宠于毛泽东了，起因是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吹捧江青的书《红都女皇》。

《红都女皇》的背景，据称是一位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的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应邀访华，江青与她谈话几十个小时，并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一本传记，于是就在香港出版了《红都女皇》。据传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后，勃然大怒，大骂江青说：“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红都女皇》的传闻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却很有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其中提到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事，但没有提到《红都女皇》，更没有提到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

如果真有《红都女皇》这本书，真有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这是江青绝好的“罪证”，在江青罪证材料之中是不应该被漏掉的。在1980年公审江青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红都女皇》。看来《红都女皇》可能只是民间的谣传而已。

1997年中共党史研究所《百年潮》杂志，发表了当年陪同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写的《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一文，这里摘录一段如下：

【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

该文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维特克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50）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

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美国女副教授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1972年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52）

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据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曾指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同维特克有接触的人士核实，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

据张颖介绍，约1975年左右，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中文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但这本书与维特克采访江青无关。而维特克根据采访江青的内容，写成《江青同志》英文书，出版于1977年。《红都女皇》是中文书，《江青同志》是英文书，两者毫无关系。人们误把《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混同为一本书了。

据张颖这么一说，《红都女皇》的谜团似乎解开了，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最大的疑问是1975年香港版的《红都女皇》，并很少有人看过。张颖在文章说他看过《红都女皇》这本中文书，但并没有给出这本书的出版社，作者等关键情报。张颖还特别提到“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也许是因为“少见”，许多文革研究者，也都没有看到过《红都女皇》这本书。据写《江青传》的作家叶永烈说：【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53）

在1973年底因基辛格访华之事，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帮助”周恩来之后，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关系都是良好的。

特别是1974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两人晚年中最良好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而且在1975年上半年江青集团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时，毛泽东基本站在周恩来一边，严厉批评了江青集团。

然而在1975年下半年，毛与周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造成毛与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因病退居二线，不再管政事了。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12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开会，正式宣布自己退居二线。

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今后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副总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此后周恩来不再过问政事，专心治病。按照常理，周恩来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也就不会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更好才对。可是为什么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反而恶化了呢?这就体现出周恩来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

毛泽东发起文革，触动了大部分老干部们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引起老干部们的极大不满。这些战争过来的老干部，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要不是周恩来在其中“和稀泥”，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老干部们的不满，很可能会喷发出来，发展到武力对抗。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少了一个军队中强有力的臂膀，就更难压制老干部们的反抗了。

这时候，周恩来对稳定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一方面同情和支持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把这老干部们的不满，压制到毛泽东可以忍受的程度，避免了老干部们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造成了这几年来相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没有人来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于是老干部们的不满就喷发出来，在各个方面明目张胆地否定文革，最后造成与毛泽东的正面冲突，促使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绝不是只针对邓小平一个人，而是针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批人其实早就蠢蠢欲动了，只是在周恩来的压制下，他们的行动没有爆发出来。邓小平上台后，他不但不压制老干部们的不满情绪，反而迎合和助长这种情绪。这一方面使邓小平赢得了老干部们的强烈支持，另一方面则激化了与毛泽东的矛盾。要不是毛泽东当时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这场矛盾激化很可能引起一场大动乱。

回顾历史来看，周恩来对安定团结，稳定形势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在周恩来当权的时候，1975年初成功地召开了四届人大，一片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可是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无人压得住老干部们，安定团结的形势开始恶化。到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就基本上控制不住局势了，以至于引发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周恩来死后，中国安定团结的形势就失控了，从这点看，周恩来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的温厚性格，也是他与毛泽东合作的非常重要因素。毛泽东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其实毛泽东自己更是钢铁公司，他与邓小平两个人是“钢铁”对“钢铁”，根本无法长期合作下去。事实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他与毛泽东合作了半年多就合作不下去了。而周恩来与毛泽东合作了几十年，这是历史上难得见到的刚柔搭配的理想领导班子。

周恩来退居二线后，无人压住否定文革的风潮，于是这股风潮开始喷发出来，很快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修改他在1975年上半年“安定团结”的初衷，发起一场针对这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反击。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老干部之所以敢大胆地发起否定文革的“回潮”，主要是有人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他们有后台，而这个后台就是周恩来。特别是与周恩来关系极为密切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大胆行动，更让毛泽东联想到他们的后台就是周恩来。

（55）

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周恩来这个后台，才能扑灭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于是毛泽东打响了这场 “反击战”，发起一场针对周恩来的“评《水浒》批宋江”判运动。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出毛泽东这次“反击战”搞错了对象，不应该针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其实是在扮演压制否定文革风潮的角色。

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看清周恩来的这个角色，所以发动了一场战略上错误的批判周恩来运动。这场批周运动，不但没有扑灭反对文革的风潮，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刺激和助长了反对文革的风潮，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这次针对周恩来的战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困难，这是因为周恩来已经交出所有权力，只是在名义还是国务院总理。以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可以用剥夺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对周恩来进行“处分”。毛泽东在1973年批周恩来的时候，就是暂时撤销了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资格，作为对周恩来的处分或者处罚。而现在周恩来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毛泽东也就无法处分周恩来了，唯一可以做的“处分”，就是撤掉周恩来在名义上保留的国务院总理职位。

周恩来本人也看出此时自己是“无职一身轻”，毛泽东已经没有办法处分他了。周恩来进一步争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务院总理职位，这就让毛泽东更无法处分他了。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一般情况下，总理是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你不用出去。”

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 ”

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和“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总理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因为此时周恩来已无任何实职，无任何权力，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斗争，就不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而是成为两人的“威信”之争。

（56）

提到“权力斗争”，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是为了个人私益的争权夺利，这是把权力斗争庸俗化了。不管“主义斗争”也好，“路线斗争”也好，最后总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权力，也就是“路线”的斗争，最后总要落到“权力”的斗争上。

毛泽东有自己的路线，刘少奇有自己的路线，周恩来也有自己的路线。如果毛泽东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中国就会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走;如果刘少奇或周恩来掌握了大部分权力，那么中国就按照刘少奇或周恩来的路线走。你想要中国按照你的路线走，你首先必须拿到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此，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力斗争。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为夺权”，这句话并没有错，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就是夺权。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自己给文革的定义，就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因为只有夺了刘少奇的权，才能阻止中国走刘少奇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发出指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权力斗争中，所谓的“打倒”，具体说来就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就是剥夺一切权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失去了一切权力，成为普通老百姓。197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标志着邓小平再次失去一切权力，也就是再次被“打倒”。

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也承认权力斗争。前面提到，周恩来在病重的时候对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里周恩来也明确地说，斗争的目的就是争权，不能让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在权力斗争方面，周恩来也绝不是手软的人。如果周恩来在权力斗争方面手软，拱手轻易把权力让给别人，他也不可能当27年的总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明线，最后以刘少奇丧失一切权力，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暗线，最后周恩来因病全身而退。周恩来是输给了自然规律，并没有输给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当时身体较好，大概绝不会把总理的大权交出去的。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夺权并不等于掌权”，夺到权之后，必须有能干的人来掌握才行，否则夺到手的权掌握不住，又会被别人再次夺走。

（57）

毛泽东的强项是“夺权”，包括领导中共夺了蒋介石的权，周恩来的强项是“掌权”。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有过被“打倒”的经历，而周恩来则是不倒翁，几十年来从未被打倒过，可见周恩来的“掌权”功夫是非常到家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夺权是成功的，但夺到权之后的掌权，却是失败的。最后这些夺到手的权，又被别人悄悄夺回去了。毛泽东的掌权失败，主要是缺少善于掌权的人才。毛泽东善于发现“夺权”人才，却不善于发现“掌权”人才，毛泽东的干将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是“夺权”人才而不精于“掌权”。相反，周恩来善于发现“掌权”人才，周恩来的干将都是善于掌权的高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双方都试图把能干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毛和周都在争取邓小平，但最后是周取胜，毛不得不再次打倒邓。不过周恩来也有争夺人才失败的时候，典型例子就是乔冠华。

乔冠华在中共高官中是一个“异数”，因为他是当时部长级高官中，唯一一个有洋博士学位的人。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日本、德国留学，1937年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1938年回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重视和重用。新中国建国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之一，历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初期，乔冠华作为周恩来派系的代表人物，与陈毅、姬鹏飞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头号“打倒”对象，但在周恩来保护下，乔冠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林彪事件后，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复出，陈毅去世后，姬鹏飞继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任外交副部长，成为外交部第二号实权人物。

姬鹏飞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当外交部长并不意外。而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当上外交部副部长，完全是得益于周恩来的培养和提拔。乔冠华除周恩来之外，与其他党内大腕人物几乎都没有渊源，完全是周恩来的人，有人说周恩来对待乔冠华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如果乔冠华1973年没有与章含之结婚，他肯定将继续作为周恩来派系的重镇人物，但这次婚姻改变了乔冠华的命运，因为乔冠华的新妻章含之是一位不一般的人物。

（58）

说到章含之，不能不说到她的养父章士钊。章士钊算是老牌革命家，早年为《苏报》主笔，大力宣扬革命思想，后又与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有影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章士钊在此期间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资助两万元大洋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毛泽东。

后来有人说章士钊当年资助毛泽东，是因为看到毛泽东有“帝王之气”，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智慧。当时章士钊资助毛泽东，主要是看在湖南老乡的情分上。这笔钱对于当时已经是大人物的章士钊来说，并不算什么;而对于当时还是渺小人物的毛泽东来说，则是一笔巨款了，这笔钱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后来毛泽东还感激地说：“章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了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也成为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世交”朋友。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还章士钊当年借给他的钱，2万银元折算2万元人民币。章士钊坚持不要，毛泽东则坚持要还。此后每年春节，毛泽东让秘书送2千元给章士钊，一直送了10年，还清了2万元。

章含之1935年生，生母原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后成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1949年结识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洪君彦，两人恋爱，并于1957年结婚。洪君彦的父亲解放前是大资本家，与章士钊也算是名门相配。结婚后，洪君彦得益于章士钊的背景，一路攀升，年仅27岁时就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那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文革开始后，洪君彦被作为“黑帮”批判和批斗，可谓厄运临头。

1953年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63年毛泽东70寿辰，他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办一个家宴，章含之随章士钊一起去赴宴。宴会上，毛泽东得知章含之是英语教师时，问她：“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开玩笑，就说：“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不知如何回答，章士钊替她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一星期后，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章含之，请她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半年多。从后章含之成为能够“通天”，直接与毛泽东说话的人。1971年外交部改组，毛泽东推荐章含之进入外交部，此后章含之一路攀升，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参与了中美会谈、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

1972年，章含之与丈夫洪君彦离婚。关于离婚理由，章含之与洪君彦有不同的说法。章含之说离婚是因为洪君彦有外遇，而洪君彦则另有说法。另外，章含之还说：是毛泽东鼓励她离婚的。

（59）

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多月后，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

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

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36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

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

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

（60）

章含之的上述说法，总让人感到有不自然之处。既然章含之好面子，怕别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鼓励章含之离婚，也不太合乎毛泽东一贯的做事风格。从各种人对毛泽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不爱插手身边人的婚姻等私事的。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女儿李讷的婚事，毛泽东也没有插手。1970年，李讷到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爱上了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徐，但遭到江青的反对。毛泽东则尊重李讷的意愿，同意李讷自由婚姻，于是两人结了婚，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列选集》。

另据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回忆说：【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

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含之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含之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

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章含之离婚后，开始公开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乔冠华谈恋爱，当时乔冠华已经丧偶。章含之回忆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有人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乔冠华和章含之谈恋爱，不管他们本人的意思如何，他们必然地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人，周恩来是乔冠华的大恩公，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人;章含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人，毛泽东是章含之的大恩公，章含之是毛泽东的人。一个毛泽东的人与一个周恩来的人恋爱，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矛盾，他们两人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现矛盾时，就不免要殃及池鱼，乔冠华和章含之也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靠在毛泽东这边，或者靠在周恩来那边。试图两边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必须得罪一边。

果然，1973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重大矛盾冲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他们两人必须做出一个决断：真批周恩来，还是应付一下假批周恩来。如果是真批周恩来，乔冠华就对不起周恩来;如果是假批周恩来，章含之就对不起毛泽东。最后两人决定真批周恩来，靠到毛泽东这一边。

对此章含之回忆说：【回首往事，在19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

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

章含之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特别是不提他们在批周的会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此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了章含之在那次会上的表现：【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

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当年与乔冠华同住外交部干部宿舍的俞建章撰文说：【章含之走进乔冠华的视野，继而走进乔冠华的生活，成为乔冠华的夫人，也成为把乔冠华拖进历史泥潭的罪人。章含之把乔冠华拖入泥潭，最丧心病狂的举动就是在1973年批判周恩来的风潮中，她把乔冠华捆在了自己的“战车”上，让乔冠华在批判会上连连向周恩来射出重磅炮弹。

且不说乔冠华批周恩来的那些发言内容的政治性是如何的荒谬和颠倒是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乔冠华的批周恩来，是把自己永远捆在了人格的耻辱柱上。

（62）

了解乔冠华的人都知道，乔冠华从1940年代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一直没有脱离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是在周恩来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是他的领导人，也是领路人;是上级，也是父兄。

文革以后，乔冠华“落难”，在他任职多年的外交部并没有多少人同情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文革中政治上所犯的错误，更是因为他的反周恩来引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在道义上的厌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章含之。

在章含之后来撰写的那些《回忆录》里，对这些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不是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就是信口胡言。她写道：她和乔冠华曾经在陪同外宾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就1973年批周的事情向周恩来表示了忏悔，得到了周恩来的原谅。

周恩来已经去世，此话现在已经无从证实。但是，据当时参加接见的医生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这次接见时写道：周恩来接见完外宾之后，工作人员要求和总理合影留念，乔冠华夫妇也在合影人群之中。总理在记者照完像后，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句话，令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总理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那些医生护士?还是总理身边的秘书、警卫?显然是说给那些在总理脸上打过叉的人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事件说：【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

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1973年12月，章含之与乔冠华正式结婚，当时章38岁，乔60岁。乔冠华在1973底年批周时“反戈一击”，立了功，成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但他们两人的职位和能力都不能独当一面，不能自成一派，只能投靠到江青集团那一边。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乔冠华接替姬鹏飞当上了外交部长，这既是来自江青集团的推荐，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但乔冠华的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乔冠华被撤销外交部长职务，隔离审查。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印发了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亲笔信的影印件。章含之的信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该信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

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仲超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含之。1976年4月25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在她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上述《罪证材料》，对章含之的信有如下说明：【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封写给毛泽东的“告密信”，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章含之为什么要写这封“告密信”呢?这在后面分析。

（64）

章含之的这封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过时新闻”，不值钱了。章含之写这封信有一个大背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墙倒众人推，邓小平被撤职后，很多人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章含之在1976年4月25日写的这封信，就是在这股“推墙风”中的一封。而且，章含之的这封“告密信”并不高明，不但没有让毛泽东相信她的忠诚，反而让毛泽东怀疑她的忠诚度。

章含之揭发的问题，是半年前1975年8月发生的事。章含之在半年前为什么不揭发这件事呢?显然当时她是害怕邓小平，不愿意得罪人;现在邓小平打倒了，不用怕得罪邓小平了，所以这时才出来揭发。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章含之这封信只是一种投机性质的东西，不值得重视。

但在另一方面，公开出来的章含之这封信，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历史研究的难得宝贵史料。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和张春桥历史都是叛徒。一般认为，康生和江青等人是一伙的，而且康生与江青还是同乡，两人的关系一直良好，为什么康生在突然要告发江青呢?在分析这件事之前，先看一下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行动。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12月，周恩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之前。据《百年潮》(中共党史学会期刊)2006年登载《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一文记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面对这种形势，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做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

张春桥的问题。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反而留下了他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65）

另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述：【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的严重历史问题。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1975年8月，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康生第二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8月，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章含之的信中专门提到。康生第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底，再次向周恩来告发。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这次告发是康生死前两、三周的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写道：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康生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

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 总理怎么又来了? 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 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66）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生办公室的电话：“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67）

康生在一年之中，前后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两次向周恩来亲自告发，一次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告发。看这个架势，康生似乎是非把江青和张春桥扳倒不可，临死前也不放过他们。在分析康生的告发动机之前，先分析一下江青和张春桥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6日发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专门提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该文件称：【根据大量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张春桥的历史，的确有一点复杂。据该材料说：【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8月混进党内。】

张春桥在中学读书期间，的确进行过一些“拥蒋反共”活动，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是蒋介石统治时代，当时遵纪守法的本分中学生，就是要追随蒋介石“拥蒋反共”，绝大部分中学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张春桥做的那些事并不应该算“特务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张春桥参加国民党领导下的组织“华蒂社”，也是很正常的事。

后来张春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的复兴社活动，可以说是年青人初闯社会，什么组织都要参加一下试试看，在分析对比中，发现哪个组织适合于自己。这就像我们今天找工作的一样，年青人多找几个公司尝试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当时张春桥还没有加入中共，所以加入国民党组织也不应算“叛党”。至于攻击鲁迅，进行反共活动，也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办事，不能说是什么大问题。1937年，张春桥对国民党失望，来到延安投奔中共。当时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那边干了一段时间，都国民党失望了，转而投奔延安，应该说也不少。

（68）

至于江青，该材料说：【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1931年春，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并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1937年7月，江青到西安，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江青的历史比张春桥简单得多，她在上海与中共党员俞启威同居时，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过。不过江青当时是很小的人物，国民党抓她这样的人，只是吓唬一下，试图把她吓倒不敢再干左翼活动。江青在出狱发表过声明，说过一些“拥蒋反共”的套话，这不过是敷衍了事，不应该作为什么大问题。

据当时与江青在一起的“叛徒”徐明清交代说：【1935年4月我在上海被捕，1936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1937年7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

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

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

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

江青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

8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按现在的标准看，因张春桥过去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把他打成“国民党特务”;因江青在出狱时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把她打成“叛徒”，似乎是小题大做了。

但按当时的标准看，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曾经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就是历史上有污点，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因此，康生按照当时的标准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69）

前面提到，按照文革时的标准，即使不把张春桥打成“特务”，把他划为具有重大历史问题，不能重用的人，也是毫无问题的。再加上张春桥妻子文静曾经投降过日伪，这更成为揪张春桥的绝好材料。因此，历史问题一直是张春桥的短处，要不是毛泽东力保，张春桥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康生跟随毛泽东多年，早看出来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的心思。如果毛泽东要拿掉张春桥，康生揭发张春桥，那是给毛泽东帮忙;而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康生来揭发张春桥，那就是给毛泽东帮倒忙了，会惹怒毛泽东，至少会让毛泽东十分不快。那么康生为什么明知故犯呢?这个问题要从康生的历史谈起。

康生1898年生，与周恩来同年。康生原名张宗可，出生于山东的名门望族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擅长书法绘画，有相当的艺术造诣。1924年康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这是康生人生的契机。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开办，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学校。康生在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科学系，该系的系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学是早年中共培养人才的大本营，有多位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高官。比较著名的有康生、陈伯达、杨尚昆、饶漱石、秦邦宪、王稼祥等人，还有一人李硕勋值得一提。

李硕勋就读上海大学之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1931年李硕勋被国民党逮捕，然后被处决。李硕勋在处决前给妻子赵君陶写了一份遗书，这份遗书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该遗书写道：【陶：余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李硕勋遗书中提到的“吾儿”，是生于1928年的儿子李鹏，李鹏后成为周恩来的养子，并于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

1931年4月，原来负责的“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谓“特科”，就是从事秘密情报的组织，类似于苏联的“契卡”，是具有极大实权的组织。顾顺章叛变后，中共重新组成新特科，康生负责特科工作，这使成为康生掌握中央核心实权的人物。

1933年，在上海租界的中共总部迁到江西苏区，康生则被派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而当时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康生在苏联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虽在王明的领导下工作，但康生并没有加入王明集团，不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7年康生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之后康生开始追随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70）

康生在延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即过去的“特科”)部长，负责党内的情报工作。康生因为负责党内情报工作，可以自由查看每位高官的个人档案，对每位高官的“底细”比较清楚，这为他后来“整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42年，康生帮助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整了不少人，积怨甚多。因此，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康生失势，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免去中央社会部部长，失去了实权，开始坐冷板凳。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比起他在“七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康生大批彭德怀，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为什么?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华吗?说你是野心家，一点都不冤枉!你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此后，康生重新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开始负责中共的理论工作。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康生主持起草“九评苏共”。

1966年文革开始后，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因为曾负责过中央“特科”，对每个老干部的“底细”很清楚，这成为他在文革中“整人”的优势。毛泽东曾说：“有人对康生不满，他们怕康生。康生是我们党的活档案。”

1968年，康生接管中央调查部(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名“中央调查部”)，再次负责情报工作。1969年“九大”上，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康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林彪事件后，康生开始称病休养，基本上不再过问中央政治事务。

1972年，康生也的确发现患有膀胱癌，所以康生称病也不是假的。但康生的病情，绝不是到了不能过问政事的地步，这是他自己主动病退。1973年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但康生此时已不问政事，他的中央副主席只是名誉而已。

毛泽东发起文革，除了他个人的威信之外，还依靠几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以林彪为首的林彪集团，以陈伯达为首的“北京帮”，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还有两个未结帮的个人：康生和公安部长谢富治。随着文革的展开，“北京帮”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首先在1967年倒台，陈伯达也在1970年倒台;林彪集团于1971年倒台;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到1974年，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力量，仅剩“上海帮”和康生。

纵观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他并不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而是有“骑墙派”的味道。康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在延安整风时，康生为毛泽东出了大力，但最后康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奖赏”，反而因为得罪人很多，被排挤到冷板凳上。对于康生来说，这是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71）

因此康生在文革中，特别注意不要得罪重要人物。康生在文革中，基本上是“痛打落水狗”，使劲整已经“落水”的刘少奇集团的人，或者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以此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而对于林彪、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康生则抱以“不得罪”的态度，康生在文革中没有向林彪和周恩来“发难”之事。有人因此说康生“老奸巨猾”，但康生也是因此吃过亏的，所以“吃一堑长一智”。

到1974年底的时候，康生看到毛泽东与老干部们和解，也看出将来江青集团绝无好下场。而康生在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被认为是江青集团的同伙。因此，康生要赶紧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以便将来江青集团倒霉的时候，自己不会跟着遭殃。康生本人已阳寿无多，他这时主要是替他的妻子儿女着想。康生看到文革中大量高官的妻儿受牵连的下场，所以他要为妻儿的未来做一点“挽救”。

康生怎样才能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呢?最简单的就是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康生与江青集团是一伙的了。为此，康生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他明明知道毛泽东不会理会他的告发，但他告发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不过，康生的行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当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

对于毛泽东来说，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等于就是对自己的“背叛”。当然毛泽东早也看出康生的“骑墙派”态度，所以对康生的此举，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康生在文革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江青集团的军师。在康生称病不出之前，江青得到康生的指点，犯错误较少;而康生称病不出后，江青集团失去这位军师，就屡屡犯重大错误，多次被毛泽东批评，这也从侧面看出康生的重要性。

江青集团中的张春桥等人，阻止不了江青犯错误。一来他们是江青的同辈，怕江青，不敢给江青提意见，怕惹怒江青;而康生是江青的长辈，在身份上容易给江青提意见;二来，江青自我感觉很好，很自信，认为张春桥的阅历和经验自己差不多，并不比自己强多少;而康生的阅历和经验，使江青比较信服康生的话。

康生避免了江青集团犯错误，也就间接地避免了毛泽东犯错误，因为人们把很多江青集团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所以毛泽东失去康生，也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毛泽东的文革队伍，就只剩江青集团一支孤军了。

（72）

上述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揭发信中，提到第二件重要事情，是王海容和唐闻生的立场转变。前面提到过，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的父亲王季范是毛泽东表兄，比毛泽东年长8岁，在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王季范在该校任教，因此与毛泽东又有师生之谊。

新中国成立后，王季范以无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到北京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职，王海容随父来京。由于王海容的年龄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相仿，她不久就与李讷成为好朋友，经常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玩，有时还在丰泽园小住一段时间，所以毛泽东从小就对王海容比较熟悉。

1957年，19岁的王海容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自从文革开始后，王海容的地位开始攀升，1970年升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1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年仅36岁。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父母将唐明照送回国，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1931年唐明照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1933年赴美留学，在美国转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回国，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新中国的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1943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唐闻生童年在美国长大，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1952年9岁的唐闻生随母亲回国，1962年进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与王海容关系密切。从文革开始，唐闻生的地位也开始攀升，1974年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王海容和唐闻生就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转达毛泽东的指示。王海容和唐闻生最有名的一次政治活动，就是在1973年底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指示，在会上批评周恩来，这件事前面曾专门提过。

197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解”之后，周恩来每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都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列席，然后托她们两人向毛泽东汇报。这样一来，周恩来与王海容和唐闻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了，两人也越来越帮周恩来说话了，有人因此说王海容和唐闻生被周恩来“招安”了。

（73）

前面曾提到，在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的时候，江青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话，但两人先把江青的话向周恩来汇报了。

到1975年，王海容和唐闻生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更近了，周恩来也经常找两人谈话。1975年8月康生请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转话。据章含之的揭发信，这件事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康生想见她们;(二)康生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她们请示毛泽东，在毛泽东同意后，她们才去见康生的。(三)康生说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毛泽东，也就是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

(四)章含之和乔冠华“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替康生转这种话。章含之还说：尤其关于江青是叛徒的话更不应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五)唐闻生说：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的事扩大，并建议江青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

章含之写这些材料时，毛泽东还在世，所以她肯定不敢乱说，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可以与她当面对质的。章含之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把康生的话传给毛泽东，难道是教唆王海容和唐闻生对毛泽东隐瞒实情吗?这也不是。

其实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早就清楚，根本不算什么新闻。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话，就是认为康生提供的材料不值一提，这就站在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材料没必要调查研究。但是，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话，就是认为康生的话很重要，这就站在了康生的立场上，或者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特别是唐闻生还建议江青退出政界养老，这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说话了。

果然，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听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劝告”，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了，于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发现，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被“招安”了，王海容和唐闻生传来的话，已经是“报喜不报忧”，重要的事情均被过滤掉了。

此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决断，从1975年9月开始启用毛远新当他的联络员，不再用王海容和唐闻生当联络员了。毛远新当联络员后，给毛泽东传来的消息，与以前大不一样。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

【1975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毛远新那年36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毛远新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另外，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姚文元对毛远新进行了揭发，这里摘录如下。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

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75）

毛泽东改用毛远新当联络员后，了解到一些以前被王海容和唐闻生，以及各级官员“层层过滤”掉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因此说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与毛远新有直接的关系。

毛远新当联络员后，开始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毛远新整理了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的指示，后来作为1976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传达到基层。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发出的长篇指示。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指示摘要如下：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了吗?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不是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76）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

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不要蒯大富、聂元梓

那样的。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

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77）

1976年3月3日《中央4号文件》发出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想要说明四个问题：

(一)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以下几点：

(1)解放后我们建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工资分等级，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是中国很容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2)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想继续革命，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一部分党员因为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

(3)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针对那些不想继续革命、只想保护自己利益的党员们的革命。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已经重复说过多次，这次他再次重申：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他又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的目的是打倒“走资派”，而“走资派还在走”，这说明文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走资派”并没有打倒，他们还在“走”。这是毛泽东间接地承认文革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寄希望于他的接班人，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

(二)关于文革的成绩与错误。毛泽东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1)对文革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2)文革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3)文革可以总结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4)因为文革革到一部分党员头上了，所以他们就要反对。他们对文革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革的账，也就是要对文革翻案。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承认：文革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是有“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了，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在试图纠正这个错误。纪登奎后来说：“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已经九年了。毛主席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

毛泽东看到，党内高官们对文革是十分不满的，要对文革“算账”的翻案势头很强烈。所谓翻案，就是彻底否认文革，或者是“倒三七开”。因此，毛泽东试图在承认文革有错的基础上，给文革下一个“三七开”的结论。不过，毛泽东自己下这个结论并没有意义，这个结论要由他的接班人来做，这样才是给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盖棺定论”。因此，毛泽东曾试图让邓小平来给文革做这样的结论，但被邓小平拒绝。

（78）

(三)关于教育体制问题。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等新教育体制，遭到以教育部长周荣鑫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指责和批评。他们说文革搞的教育体制改革“改糟了”，要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为此毛泽东反驳了这些人对新教育体制的批评，他指出如下几点：

(1)不要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毛泽东举例孔子、刘邦、朱元璋，还有高尔基、恩格斯、列宁等人，用来证明“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

(2)一些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不想和工人划等号，想要作工人贵族。所以要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防止一些人试图通过上大学来“当工人贵族”。

(3)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不改造有些人要变坏。

(四)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以下几个方

面：

(1)批评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批评邓小平不管路线思想的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

(3)批评邓小平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并称邓小平说的“永不翻案”靠不住。

(4)批评邓小平的工作作风，说邓小平不和别人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讲话，这种领导作风是大问题。

(5)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自从重新启用邓小平以来，这是第一次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他。促成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不仅是来自毛远新的汇报，还有其他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邓小平试图策反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大将马天水，结果策反失败。马天水把邓小平策反他的事汇报给“四人帮”，江青立即让王洪文把马天水提供的材料抄送毛泽东，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在水下面做手脚，这是要挖的他“墙角”;

第二件事是邓小平鼓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的“梁效”写作班子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这又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要拆他的“台”。这里先说邓小平策反马天水之事。关于此事，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有较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马天水是1931年入党的老干部。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1950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

（79）

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文革有所不满，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出来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和批判原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1969年“九大”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自从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当然，马天水的这些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道。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同菲律宾客人从北京到上海访问。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树了几个典型……”

（80）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邓小平问：“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这个……，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这个……，我倒不知道……”

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邓小平说：“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上海批了‘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邓小平继续问：“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

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说：“我跟他们可熟了……”

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81）

马天水毕竟是有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

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他说：“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马天水告辞邓小平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马天水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琢磨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击江靑同志，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

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王秀珍关切地说：“哟，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

马天水说：“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我当面替他鼓劲，说：“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了。”

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说：“我要报告中央!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7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谣。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跟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马天水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和王秀珍听，让我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直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召到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马天水的发言确实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当国务院副总理，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终年76岁。】

（83）

引起毛泽东“批邓”第二件事情，是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写信，告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刘冰等人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

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
（84）

刘冰等人的信，还附有一份材料《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该《材料》摘要如下：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

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

迟群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

迟群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

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迟群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迟群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迟群一个人说了算数……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迟群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

去年，迟群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85）

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然而刘冰等人不见毛泽东的回音，于10月13日再次写信向毛泽东告状。第一封信是告状迟群一个人，第二封信又加上了谢静宜，同时告状他们两人。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摘要如下：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

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

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

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谢静宜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

（86）

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终于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留下李先念、汪东兴谈话，却没有叫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毛泽东又说：【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这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这里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这是自从1969年“九大”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发出“出大字报”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之后，清华大学再次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每天有很多人涌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大有文革初期的势头。

1975年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大会名为“大辩论”，实际上是对刘冰等人进行批判和批斗，这也是再现文革初期的批斗大会。刘冰后来回忆说：【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以刘冰等人的信为契机，掀起的这场大批判，就是后来称之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次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要破坏毛泽东这些年来一直提倡的“安定团结”。那么毛泽东的用意何在呢?这个问题后面分析。

（87）

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告状的“动机不纯”，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刘冰等人第一封信的抬头是【小平同志转呈主席】，第二封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也就是说，刘冰等人的信是写给两个人的，第一读者是邓小平，第二读者才是毛泽东。如果按照刘冰等人在信中写的那样“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那么这封信直接写给毛泽东即可，为什么要经由邓小平这个中间人先看呢?况且毛泽东当时就在北京，这封信完全可以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

退一步说，假如刘冰只是想请邓小平顺便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也完全没有必要在信的抬头，明确写上“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如果按照正常手续，这两封信应该先送到清华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再由北京市委转交主管文教的副总理张春桥，再由张春桥转交毛泽东。刘冰等人作为清华大学的党委领导，肯定知道在几个副总理当中，张春桥是分管文化教育的，而邓小平当时并不分管文教。既然刘冰等人向邓小平汇报，为什么不向张春桥汇报呢?

当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张春桥只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名义上，王洪文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向邓副主席汇报而不向王副主席汇报，在手续上是不正常的。尽管王洪文已经坐冷板凳了，中央文件的传阅还是要给他的。如果刘冰等人的信，写“春桥同志，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者写“邓副主席、王副主席并呈毛主席”，这都是比较正常的;而只写邓小平，漏掉张春桥或王洪文，就是不正常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封信的执笔者之一刘冰写了一本回忆录，另一个执笔者惠宪钧也写了回忆文章。惠宪钧回忆中，没有提到他们的信写“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理由。惠宪钧回忆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

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

（88）

迟群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

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

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

惠宪钧的回忆中，只是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这应该理解为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为什么后来成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写信呢?惠宪钧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刘冰在回忆录中，倒是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刘冰的“说明”显得十分牵强附会。刘冰说：

【鉴于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

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的这个解释有点“荒诞”，完全是编故事的感觉。首先，刘冰作为一个小小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怎么可能知道“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更有甚者，刘冰还指出，扣押毛泽东信的人是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人，这就更离奇了。

当时给毛泽东写信的人很多，但不是每封信都能转到毛泽东手中，只有经过筛选的少数信件能送到毛泽东手里。这样做并不是“扣押”，而是毛泽东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看大量的“群众来信”，必须经过筛选。

（89）

写给毛泽东的所谓“群众来信”，第一步先送到中央办公厅，在那里进行第一次筛选。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而谢静宜、毛远新、江青都与中央办公厅无关，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群众来信的“原件”。

经过中央办公厅筛选的“群众来信”，第二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由毛泽东的秘书再次筛选，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张玉凤等人，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谢静宜已经早就不是毛泽东的机要员了，江青也早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了，毛远新只是联络员，他们都不可能看，也没有资格看报送给毛泽东的文件。所以，谢静宜、毛远新、江青怎么可能扣押这封来信呢?

再者，如果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传阅的文件都必须交回的，绝不可能传到江青那里，就被她扣留下了。刘冰说：“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这种故事编得如同地摊文学的描写。

还有，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远新是1975年9月以后才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刘冰等人的信是1975年8月发出的，刘冰怎么可能提前预知毛远新将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传》记述：【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因此，刘冰所说的他们同时写信给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理由，未免欲盖弥彰，越描越黑，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动机不纯”。刘冰等人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到毛泽东这条船快沉了，赶紧往邓小平的船上跳。关于刘冰与邓小平的关系，刘冰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届人大”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对于小平同志，我直接接触只有一两次，但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来我曾多次玲听过他的报告、讲话，我感到他是一位有着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具有非凡才能和魄力，能够扭转乾坤的领导人。由他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我衷心地赞成和拥护。】

（90）

可见，刘冰过去与邓小平并无关系，现在看到邓小平快要上台了，马上就设法与邓小平拉关系。怎样才能与邓小平拉上关系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名状”，告状一个反对邓小平的人，或者邓小平不喜欢的人，这样就能赢得邓小平的好感，建立与邓小平的关系。现在正好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是反邓小平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就想到告状迟群，一方面赢得邓小平好感，另一方面也是撇清他们与迟群的关系。

自从清华大学建立革委会之后，刘冰等人就在迟群的领导下，过去几年也相安无事。刘冰他们在告状信中也说：“迟群同志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

刘冰在信中也承认，过去几年他们与迟群关系良好，同盟是认真服从迟群的领导的。

迟群当时大权在握，迟群把被批斗的刘冰“解放”出来，并让刘冰当党委副书记，也算是对刘冰不错。据刘冰回忆说：【我坐在车上，一路上在想。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

我说：“想过，是有错误。

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

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司机这样的“工人阶级”，思想都是比较单纯的。司机看到过去迟群、谢静宜对刘冰不错，现在刘冰反过来告他们的状，所以对此打抱不平。

其实对于刘冰他们来说，这封信毛泽东看到没有，并不重要。只要邓小平看到了信，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无交情，怎样才能把信送给邓小平呢?对此刘冰回忆说：

【写好信后，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我1953年到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

我想只有找耀邦，请他把信转给小平同志比较可靠。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三位完全赞成。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就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志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点钟到家里来好了。”

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说：“你有什么事?”

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耀邦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

耀邦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我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

耀邦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

耀邦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

耀邦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

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耀邦笑了。接着问我：“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

我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

耀邦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

耀邦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

王秘书说：“你从邮局寄也行。

我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秘书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

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书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

耀邦说：“那你就寄嘛!”

我说：“不能寄，我不放心。

耀邦说：“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 X街X 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

（92）

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六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

路上，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部队?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

我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八点在他办公室等我。见面后，我先说了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一致赞成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子。”(惠宪钧是八三十一部队派到清华大学去的支左军队干部)

惠宪钧着就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老惠，正是他们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九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他旋即送进院里去了。

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我转告清华大学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

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小平同志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法说了。”我们听后，自然也都跟他一样，高兴得没法说了。

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到市委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请他们转交我们写给吴德的信。

此后我们就天天盼望着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没有消息。】

（93）

从刘冰的回忆来看，他们对把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中，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可是送到邓小平手里，不等于送到毛泽东手里，他们对这封信是否送到毛泽东手里，就不那么费心思了。刘冰解释说：“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不相识，素无来往，他们怎么能如此肯定“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刘冰说他们当时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真实的。

对这件事，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

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

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

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冰要谈什么问题?”

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

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

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

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

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

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看写告状信的动机。一般来说，写信向上级告状，是本人受到迫害或不公正的待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写信告状的。前面提到的李庆霖的告状信，张铁生的告状信。黄帅的告状信，以及后来《创业》编剧张天民的告状，都是这种情况，告状者本人是受害者。

迟群是刘冰的顶头上司，是直接管刘冰的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县官不如现管。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么自己的日子绝对不好过的。只有上司没有迫害自己，没有侵害自己的权益，他再干什么荒唐的事情，只要与自己无关，自己也不会去告状上司。因为告状上司，必然会得罪上司，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苦果。所以一般人不到被迫害无奈，被逼上梁山的情况，是不会告状顶头上司的。

迟群虽然干了不少荒唐事，但迟群并没有迫害刘冰，这点刘冰在告状信中也是承认的。而且刘冰的司机也指责他说：迟群对刘冰不错，刘冰不该状告迟群。

按照常理，迟群再干荒唐事，只要没有迫害刘冰，刘冰是没有必要告状迟群的，毕竟这样风险太大。如果刘冰真的是出于“觉悟高”、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那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写上邓小平的名字。写上“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就是意味着他们忠诚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这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别有用心。

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那么他做事不会那么“圆滑”。据刘冰自己说：【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刘冰所谓“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圆滑”的政客风格，而不是赤胆忠心之人的所作所为。

再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他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也还说得过去，问题是刘冰等四个党委副书记和党委常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难道说刘冰等四个副书记同时都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吗?这是不太可能的，用这个想来骗毛泽东，是骗不了的。

（95）

一般来说，写告状信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刘冰他们以为四个人联名写告状信，人多力量大，没想到这样反而露出他们“动机不纯”的马脚。

下级告状自己的顶头上司，除了被迫害，被逼无奈之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看到上司的地位不稳了，快倒台了，这时趁机告状，把上司扳倒，自己取而代之。刘冰等人的告状动机，应该是这第二种情况，看到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多次批评，所以趁机状告江青的亲信迟群和谢静宜，一举打倒这两个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刘冰等人要打倒的不仅仅是一个迟群，而是像迟群那样，在文革中上台的一大批造反派干部，他们要把造反派干部全部打倒。所以毛泽东说：“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至于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刘冰回忆说：【9月30日晚举行国庆招待会，北京市委电话通知：清华大学要有一位领导人参加，请学校将名单报上去。我请来惠宪钧、柳一安商量，他们主张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妥，因迟群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所以我说：“还是把迟群报上去，在这些问题上要谨慎为好。”

他们坚持认为：“迟群是政治野心家，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及市委揭发了他的问题，不能又推举他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他已经不能代表清华了。在原则问题上要当仁不让，这是代表广大教职工去的，不是个人问题。”

但我思想上还有点犹豫，说：“从组织原则上我们要站得住才行。”

他们说：“这怎么会站不住呢?我们已向市委汇报过迟群的问题，市委也没有指定要他去，只是指定去一位领导人，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有何不可?现在就是要长一长我们的志气，打一打迟群的威风!这也是斗争嘛!”

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把我自己的名字报给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同志在市委会议室集合，迟群也来了。我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准是谢静宜把他弄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过了国庆节，我们告状迟、谢的信仍没有回音，真急人啊!我们商定：再写第二封信，继续揭发，要把迟群这两个月来的丑恶表演一件件都写上，还要把谢静宜也挂上，适度地揭发她支持迟群，包庇迟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问题。

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并复写完毕。我们仍采取上次的办法，由惠宪钧将信送到邓副主席住处，请警卫排长送交王秘书。但没想到，那位排长转达王秘书的话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

老惠回来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认为可能是第一封信出了问题。

（96）

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们一起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他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中央领导人较多。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我们就熟悉，他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同志，估计会有办法帮助我们。

于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李琦同志的家，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支持我们。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清华内部几位领导同志起来揭发迟群、谢静宜了。”

我插话说：“这叫后院起火嘛。”

李琦笑了，我也笑了。他接着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不就行了嘛?”

我说：“上次的信就是王秘书收的，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那里不收信了。”

李琦说：“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吧。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呀。还有一件事，请你把我们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向周荣鑫同志报告一下，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党组书记，这样的事应当向他报告，这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别的人你就别说了，请给我们保密。”

李琦说：“这没问题，给你们保密，一定向荣鑫同志报告。”

后来我得知，李琦同志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是乔木同志把信送给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时，连向乔木同志说声感谢的话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我才有机会向他表示了感谢。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

刘冰说“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这话是实话。刘冰看错形势，以为揭发迟群可以立大功，所以他才积极写了两封信。如果刘冰知道揭发迟群要闯大祸，他是不会揭发的。从后来刘冰的各种表现来看，刘冰不是那种“不怕打倒”的人。

据吴德回忆说：【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97）

【待续】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我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邓小

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
很快批回来，毛主席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

“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

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

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

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刘冰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

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和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据吴德回忆说：刘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他们。吴德虽然用“揭发”这个词加了引号，但性质并没有变。估计刘冰看到形势不妙，又反过来揭发吴德等人。

（98）

刘冰等人的两封告状信，是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线。在1975年8月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邓小平还可以置身度外的。如果是一般人，为了自保，会赶紧与周恩来划清界限，或者疏远周恩来，但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周恩来。1975年8月14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指示之后，在8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天，邓小平前往三零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以后仍以相当频繁的频度去周恩来那里谈话。

不久，邓小平又表示了他对“评《水浒》”的看法。据《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21日下午，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会议。会上胡乔木问：前不久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9月7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外宾。在会见时周恩来坦诚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然后周恩来转过话题，称赞邓小平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当时邓小平将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只是党内高层知道，并没有向党外公布。周恩来这次主动把“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消息，透露给媒体，这也就是挑明邓小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为邓小平造声势。

周恩来进一步说邓小平很有才能，“ 你们可以完全相信……”，这句话与其说给外宾听，更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所谓“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就是让国内的人民群众相信邓小平。

9月20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等人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手术前，又特别向众人大声表扬了邓小平。据《周恩来年谱》记述：【9月20日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之后，周恩来躺在手术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99）

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16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在1975年9 月时候，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已相当多的不满，但还是试图把邓小平放在接班人的地位上予以“考验”。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直到1975年的9 月，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

9 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对客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 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

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壮丁”，表明直到此时，他还是对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毛泽东让毛远新做联络员，令“四人帮”兴奋不已。毛泽东晚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已不容易见到他。就连他的妻子江青，也很难见得到他。“四人帮”想要向毛泽东“告御状”进谗言，也是相当困难的。而现在，他们的人毛远新终于可以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终于变成可以向毛泽东耳旁吹风的重要人物。对于“四人帮”来说，这真是一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儿。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在欢欣兴奋的同时，立即策划于密室。这一次，他们要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毛远新真是“不辱使命”，新来乍到，便开始发挥作用了。11月2 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

（100）

据粉碎“四人帮”后审查“两案”时，公布的罪证材料《毛远新的笔记》记述：【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了再来。”

1975年11月2日晚，在上述四人会议上，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门见山地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意见。毛远新发言后，邓小平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小平同志：“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算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4日晚，毛泽东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向主席说：“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101）

再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述：【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

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但这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愿望，事态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11月2 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在会议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开门见山地把“意见”说了出来。

11月4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11月2 日晚在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邓小平不但完全没有接受毛远新的意见，而且态度如此之强硬，这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不高兴地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行讨论。”

毛泽东有些动火了，他要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是在给评价文革“定调子”，他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气氛如何，可想而知。会后，毛远新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八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还特别对毛远新交待，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是怕江青从中生事。

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通过统一思想，息事宁人，维持他安排的这个“安定团结”的结构和局面，不想让江青他们把事情闹大了。

不知道是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毛远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帮”的贼船，他竟然会让毛远新不要把事情告诉江青。

（102）

试想，张春桥参加的会，江青怎么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泽东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诫毛远新不要与江青走得太近。

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小平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

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的人。

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

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关于文革的《决议》。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103）

刘冰等人给毛泽东上书状告迟群，迟群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1975年10月25日，他鼓动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告状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为刘冰等人的职务太低，不值得对他们告状，要告状就告一个“大的”。

林钧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周荣鑫同志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同志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迟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先做调查，然后讨论一次。”这样一来，迟群等人就在清华大学公开向周荣鑫叫板了。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清华大学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该文写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

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26号文件，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该文件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

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中共中央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了。

（104）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一下子就展开这场运动的，他事前要“打招呼”。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强”等，并且亲自提名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亲自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在毛泽东要来个180度大转弯，又要批评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这不免让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需要在这次运动之前，向高官们“打招呼”交底，统一思想。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作了一个批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过去(文革初期)只有河南跟 $80%$ 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他们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在小范围内先“打招呼”。11月17日，“打招呼”扩大到17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刘冰等人也列席了会议。

11月24日，“打招呼会”正式召开，参加者为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等。会上由邓小平宣读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会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关于这次“打招呼会”，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我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105）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在召开“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邓小平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 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也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为他的老战友担心。周恩来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

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

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继续说：【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

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06）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他对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邓小平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

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在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6年1 月3 日，邓小平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大概因为第一次“检讨”太不正式了吧，所以这一次，邓小平作的是书面“检讨”。这次“检讨”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只是根据别人提的意见，加上了一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问题，没请示主席，没提到政治局讨论。”

作完这次“检讨”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一次提出“面陈”的要求，毛泽东没见邓小平。在邓小平第二次“检讨”后，1976年1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

这个批示的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检讨”仍不满意，让大家继续进行“讨论”。不言而喻，继续“讨论”就是继续批判。

# 第二十五节 最后的反击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也是他最后的战斗。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大大小小有几十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一)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三)清理“坏分子”运动，(四)思想教育运动，(五)批判某种思想倾向的运动。

(一)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主要有：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改造私营企业运动(1954年)、公私合营运动(1955年)、大跃进运动(1957年)、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

(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主要有：“双百”运动(1956年)、干部参加劳动运动(1957年)、农村整社运动(1959年)、“四清”运动(1964年)、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

(三)清理“坏分子”运动主要有：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肃反，1956年)、反右派运动(1957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1970年)。

(四)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1955年)、学雷锋运动(1963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1975年)。

(五)批判某种思想倾向的运动主要有：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1951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1955年)、反对右倾思想运动(彭德怀，1959年)、京剧《海瑞罢官》批判运动(1965年)、彻底批判刘少奇运动(1967年)、批陈(陈伯达)整风运动(1970年)、批林批孔运动(1972年)、评《水浒》批宋江运动(1975年)。

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起的最后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却不属于上述五种类型。以前毛泽东发起的运动，都是冠以“反”、“反对”、“批判”等“主动词”，意味着这些运动是毛泽东主动发起的，不是“被动”的应战。而“反击右倾翻案风”用了“反击”一词，说明这次运动毛泽东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发起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

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

但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邓榕的说法，代表了现在的一种典型说法。毛泽东到1975年底，年事已高，太老了，精力和心力都难于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重组。因此毛泽东再三给邓小平“机会”，而邓小平却“绝不让步”，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以至于打倒邓小平。那么毛泽东的底线是什么呢?按照邓榕的说法是“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文革存有非议”。

前面我们提到过，毛泽东本人对文革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的观点既然是“三七开”，也就应该允许别人对文革有非议，因为毕竟有三分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对文革的非议，无非是两种动机：第一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是正确的，非议文革，是为了吸取和改正文革中所犯的错误;第二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就错了，要走回头路。

毛泽东最初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目的，是意在纠正文革中所犯的各种错误，这不仅是毛泽东所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是想走回头路，想对文革翻案，所以他不顾自己已经风烛残年的身体，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组建高层政治格局。

另外，认为邓小平能妥协，顺从毛泽东的“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就会放过他，这样也是不符合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性格的。

1976年1月1日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为了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写的诗词。这次毛泽东公开发表这两首词，象征着他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同时各大报刊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该社论写道：【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像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撮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并没有想动用江青这员“闯将”。这个理由前面已经多次说过，毛泽东想在他身后保留江青这颗“火种”，不愿意让江青继续得罪人了。但江青始终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份心思，她还是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战斗”。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大讲“评《水浒》”，毛泽东得知后生气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据毛泽东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主席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10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希望下去“蹲点”，并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

毛泽东当天给江青回信说：【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改一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12月10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还是依靠他的另一个写作班子“梁效”，江青集团的人都没有写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文章，这些都是“梁效”写的。

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发起不久，正要向全国展开时，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这个时候去世，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时间。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全力展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使人们的关注目光，都聚集到周恩来身上，一下子冲淡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在客观上给邓小平减轻了不少压力，反过来却给毛泽东增加了不少压力。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就必须给周恩来处理后事。处理后事的方式无非是两种：高调处理和低调处理。如果采用高调处理，一方面要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周恩来生前的功绩，另一方要把追悼会办得隆重，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

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有相当的威望，相当得人心。如果他高调为周恩来处理后事，可以把周恩来的那部分威望拿到自己的一边，这对巩固毛泽东个人的现实政治威信或威望，都是十分有利的。

但从毛泽东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他又难于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如果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不仅是对周恩来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周恩来思想和路线的肯定。如果肯定了周恩来的路线，那就等于自我否定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这场运动变得毫无意义。再者，毛泽东早在1975年8月就发起了“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如果这时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似乎就意味着他向他所说的“投降派”投降了。

因此，毛泽东在办周恩来的后事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是优先考虑自己的现实政治威信，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还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低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

（5）

毛泽东刚刚展开他的最后反击不久，就遇到了一场硬仗：怎样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这件事是否处理好，是关系到毛泽东最后的反击是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战役。在分析这件事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谣传。

因为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是一个研究毛泽东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情况是谣传。比如网上广为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写道：【2004年3月，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

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

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1976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

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6）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

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

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这个《邓颖超日记》说的活灵活现，但是伪造的。周恩来侄女、警卫、秘书都对此进行过辟谣，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说：【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过去长期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不允许他们把事情都记下来。建国以后他们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不记日记。邓颖超同志不仅不记日记，也不记大事记。

1992年邓颖超同志去世以后，我们这些身边人员整理遗物时，都没有发现邓颖超同志的日记。根据邓颖超的遗嘱，我们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网上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内容是造假的，都是编造的。不论造假者的目的如何，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第二种情况是没有确实出处的材料。比如《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这样写道：【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泽东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泽东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下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官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泽东本来就对周恩来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恩来的阴魂不散，悼周恩来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小平的幌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泽东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7）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泽东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恩来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晚年》作者这样写，态度是很不负责的。首先，毛泽东这么重要的话，怎么能用“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来略去其出处。而且，《晚年》作者用来印证这个“知情人”说法的证据，是“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这个所谓《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是来自香港小刊物的报道，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用一个伪造材料来印证“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更显示出作者的态度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材料有确实的出处，但难以让人完全信服。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上述说法之所以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是人们怀疑毛泽东的身体不好，是不是真的到了不能参加追悼会的地步。因为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在周恩来逝世前后，毛泽东曾多次会见外国客人。从当时报刊上登载的会见照片来看，毛泽东的状态尚好。当然这些照片都经过摄影师的“美化”，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可能远不像照片上那么好，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因为中央从未向民众公开过毛泽东的健康状况。

老百姓看到毛泽东既然能会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而且，当时中央也没有作出说明，毛泽东是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参加追悼会，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毛泽东是“故意”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这里回顾一下在周恩来去世前后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情况。

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周恩来逝世前八天，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谈话约一小时。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尚好。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也还可以。这次是成为新接班人的华国锋，第一次陪毛泽东见外国客人。此后毛泽东历次会见外国客人，都由华国锋陪见。

1976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但毛泽东的神色已明显不如上次。

1976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据说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

（9）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这次只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客人交谈的照片，没有了毛泽东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在这一次会见后，毛泽东为陪同会见的华国锋写下“不要招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前几次的照片相比，毛泽东目光无神，已经不能正常地抬头，只能把头仰靠在沙发上。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此后中央发出通知：毛泽东因年事已高不再会见外宾，来访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改由朱德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会见。

毛泽东建国后极少参加国家领导人的追悼活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第一次是1950年任弼时逝世，毛泽东亲往任弼时住处吊唁，亲自执绋，亲笔为任弼时墓碑题写：“任弼时同志之墓”。

1955年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毛泽东前往亲视含殓。

1959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毛泽东亲往灵堂吊唁。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毛泽东亲往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并做诗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72年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往出席追悼大会，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与亲往含殓、吊唁、遗体告别不同，这次毛泽东是完整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新中国建国后只有这一例。

虽说毛泽东很少出席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但周恩来的地位和威望，是上述几位死者无法相比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体不允许他出席长时间的追悼会，他也可以坐着轮椅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一下，事实上有不少人就是坐着轮椅去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参加追悼会的。

退一步说，如果毛泽东的身体已不能出门了，他也可以把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招到自己的住处，亲自对她表示慰问;也给周恩来写几句悼念的话，说几句赞扬周恩来的评语，但这些毛泽东都没有。因此，单从身体原因来解释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是难于说服人的。

当然，说毛泽东故意不参加追悼会，甚至说毛泽东放鞭炮“庆祝”，也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不参加周的追悼会，有他特别的苦衷。

要理解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毛泽东的人格方面，第二是毛泽东的事业方面。

在毛泽东的人格方面，我们首先要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的人。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一些人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最自私的人，毛泽东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他个人的私利展开的。正因为存在众多反对或怀疑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用较多的笔墨来证明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而不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演变成一句儒家哲理名言“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当然，按照现在的西方人权观点来看，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是有悖于人权思想的。但也不能说儒学的说法全无道理，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以看到人的行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利益的倾向，另一种是追求信仰的倾向。这里的信仰，应该就是孔子所谓的“义”。

在信宗教的人群中，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而不信宗教的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追求利益的倾向表现出来较多。追求利益的行为很容易理解，而追求信仰的行为，对于那些只知道追求利益的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不吃猪肉，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完全是为了信仰。笔者就曾听过有人“好心”地劝一位回民：“你就想开点，别那么傻了。吃几口吧，好吃得很。”持这种心态的人为数不少，他们不是佩服坚持信仰的人，反而嘲笑坚持信仰的人是“想不开，傻”。在这些人的观念中，“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干”的人，才是聪明人。

一般来说，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追求利益”和“追求信仰”的两种倾向，只是有的人“追求利益”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利益”类型的人;有的人“追求信仰”的倾向较多，这种人可以称之为“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完全追求利益，一点信仰也没有的人很少;相反完全追求信仰，一点利益也不要的人也很少。我们说毛泽东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并不是把毛泽东视为一点利益也不要的极端分子，只是在毛泽东身上，追求信仰的倾向表现得比较明显。

怎样区别“追求信仰的人”和“追求利益的人”呢?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比较难区分，但对于某个集团的领导人来说，倒是比较容易区分的。采用“利益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利益”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金钱万能;采用“信仰驱动”原则来治理集团，这个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因为他相信信仰的力量。

企业的资本家或老板是典型的利益驱动型，他的员工都是用金钱雇来的，不给钱没人给他白干活;宗教集团的教主是典型的信仰驱动型，他的教徒都是靠信仰召集来的，他们不向教主讨要任何物质上的利益，他们给教主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信仰。

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分为资本家型和教主型。蒋介石明显是资本家型的领导人，蒋介石搞的一套体制都是沿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蒋介石治理军队，用“杀一个共匪发多少奖金”的物质刺激办法，用金钱来驱动士兵去打仗。而毛泽东明显是教主型的领导人，毛泽东搞的一套体制都是以“信仰”这个主轴转动的。毛泽东治理军队，不是用物质刺激，而是用政治思想教育的办法，用信仰的力量激发士兵去打仗。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治理国家，治理企业等问题上，也一直反对物质刺激的办法，而是提出“政治挂帅”，也就是用信仰刺激的办法。1955年，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按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1959年，毛泽东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和教育人们树立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很危险的。对于追求利益的人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信仰”也被当作是一种“利益”来看待。什么对他有利，他就信什么。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这种“政治挂帅”的思想，遭到以刘少奇为主的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我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要把全部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中。他们认为人民群众的觉悟低，对老百姓做思想政治工作，等于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用奖励、奖金，工分等物质刺激的办法，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非常反对刘少奇主张的物质刺激办法，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主要矛盾之一。1966年2月25日，毛泽东看到王任重的一个发言稿中，谈到了“政治挂帅”问题。该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王任重提出说：“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

毛泽东在王任重的发言稿上批示说：【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思想教育，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

毛泽东特别把王任重的发言稿转给刘少奇，批注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不能一心只为自己，还必须要关心群众。比如一个厂长只关心抓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生产抓好了，生产搞上去了，厂长有了升官的政绩，对他个人是有直接利益的。但生产搞上去了，不等于工人的生活疾苦也解决了。而解决工人的生活疾苦，与厂长的政绩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厂长只顾抓生产，结果可能是生产上去了，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却疏远了。工人并不是被当作主人翁，而是被当作生产的机器。这样长期下去，必然引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激化，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9年，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说：“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综上所述，既然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信仰驱动”而不是“利益驱动”，说明毛泽东并不认为金钱万能，而是相信“信仰”的力量。既然毛泽东相信“信仰”的力量，那么理所当然毛泽东就是一个“追求信仰”类型的人。如果毛泽东是一心只想着“私利”的“追求利益”类型的人，那么毛泽东搞的体制，也应该是围绕着“利益”这个主轴转动的，不可能搞出一套围绕“信仰”主轴转的体制。

毛泽东作为中国领导人，即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说，也并无任何损失，甚至还可能获利更多。毛泽东坚决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改造中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私利，而是出于他对信仰的追求。

既然毛泽东是一个追求信仰的人，是一个“重义”的人，我们就应该从“信仰”的角度，从“义”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而不应该从“利益”的角度，从“重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泽东的所作所为。

然而一些人却偏偏要从“利”来理解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在一些无法用“现实利益”来说明的问题，就用“心理快感”和“身后名誉”来解释。

对于打倒刘少奇，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还可以用“现实利益”来解释;那么批斗刘少奇，毛泽东并得不到什么具体的利益，于是就被说成毛泽东是天生喜欢整人，看到刘少奇被批斗，毛泽东就得到一种“心理快感”。好像他们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连毛泽东的“快感”他们都知道。

对于毛泽东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从“信仰”的角度解释，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使中国“变修”;而从“利益”的角度解释，就变成毛泽东是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会做否定他的身后名誉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更不会害怕“身后名誉”。毛泽东敢把林彪大骂他的《五七一工程》公布出来，可见毛泽东连现实的名誉都不怕，又怕什么“身后名誉”呢。

毛泽东卫士李银桥回忆说：【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李敏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地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

停了片刻，毛泽东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我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这里毛泽东说“我有信念”，所以不管别人骂我什么，我还是要革命，也就是要为了信念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中，并没有做过什么为了维护自己“名声”的沽名钓誉之事。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名声”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不要什么“名声”，他要的是信念，是革命。

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在利益方面是可以让步的，但在信仰方面决不能让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毛泽东不希望人们把他和周恩来并列在一起，把他们两人并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尽管不像刘少奇那样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够坚定，特别是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些都说明，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但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话，他只能用间接的办法来表示。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发表赞美周恩来的言论，就是要表示一件事：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前面提到，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老干部和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如果他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会赢得人们的好感和拥护，会得到一个“好名声”。但这个“好名声”，必须以牺牲毛泽东的信仰为代价。对于毛泽东这样追求信仰的人来说，他是不会为了买这个“好名声”而卖掉自己的政治信念。

从“人格”方面分析了毛泽东之后，再从“事业”方面分析一下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原因。

毛泽东已经看出，他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绝不会因为周恩来的死而结束，这与林彪不一样。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随着林彪的死亡就结束了。这是因为林彪只是一个现实领袖，而周恩来则升华为精神领袖。

领导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现实领袖和精神领袖。所谓现实领袖就是：掌权的时候很威风，一旦失去权力，人走茶凉，就是什么也不是了。而精神领袖则升华到另一个高度，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不管这个人掌权不掌权，甚至不管这个人的肉体是否存在，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领袖。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当中，只有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升华到精神领袖的高度，所以他们即使死了，也不会“人走茶凉”，影响力依然存在。蒋介石、刘少奇、林彪等人，都没有升华到这个高度。

（15）

周恩来升华到“精神领袖”，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已经不局限在他们生前，而在他们死后，这场斗争也不会很快结束，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毛泽东要考虑到他和周恩来都死去之后，他的路线与周恩来的路线也还将继续斗争下去的情况。

毛泽东最后的事业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拿下邓小平，冒险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人物华国锋接班。毛泽东这次是在绝对逆境的情况下发起“右倾翻案风”，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要想方设法让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也就是保证华国锋接班之后，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下去。

周恩来死后，党的第二把手自动消失，毛泽东可以保证让华国锋接班。但华国锋接班后，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路线走，这点毛泽东就比较难保证了。从接班人的角度来看，华国锋不如王洪文。因为王洪文毕竟是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对文革有感情。否定了文革，也就等于否定了王洪文本人，所以王洪华对文革的立场是不须怀疑的。

而华国锋并不是靠文革上来的，尽管华国锋是文革的得益者，但华国锋在文革中表现并不特别积极，得罪人也不多。否定了文革，并不等于否定华国锋，所以华国锋对文革的立场不是那么可靠。毛泽东对王洪文的立场放心，对华国锋的立场不是那么不放心。

从历史上看，华国锋与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什么渊源，但华国锋进入高官阶层的时间较早，比较懂得在官场里“左右逢源”的那一套，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中间派人物。但毛泽东就是对华国锋这种左右逢源中间派的“立场”不放心，他担心华国锋在自己死后，很快偏离自己的路线，滑到周恩来、邓小平的路线上去。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在自己生前，“替”华国锋与周恩来和邓小平划清界限。所以毛泽东安排华国锋主持“批邓”，这就逼着华国锋不得不“得罪”邓小平，让华国锋不得不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虽说周恩来已死，但周恩来的路线还在，毛泽东还要让华国锋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

毛泽东最担心华国锋这种中间派人物会左右逢源，把毛泽东路线与周恩来路线模糊起来“和稀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先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这就使华国锋将来难于把他们两人的路线模糊起来，以至于进一步滑到周恩来的路线上。

为了表示自己与周恩来的路线划清界限，毛泽东就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不能发表赞美周恩来的言论。否则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路线的，这就让华国锋很容易滑到周恩来路线上去。

因此，从“事业”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是旨在“堵死”他的接班人试图把他的路线与周恩来的路线模糊起来，阻止他的接班人滑到周恩来的路线上去。

（16）

毛泽东决定低调处理周恩来的丧事，不组织大批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他本人也不参加追悼会，不谈周恩来的话题。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起了相反的作用，不但没有淡化周恩来的丧事，反而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周恩来的丧事了。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下午3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丧事问题。下午6时30分，致信毛泽东:“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二、三两件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9日凌晨1时，毛泽东批示:“同意。”

1月9日下午4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京参加丧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和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的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政治局对此作了紧急讨论，决定仍按主席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拟由治丧委员会发一正式公告，现送上，请主席批示，以便发表。”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于本日发表公告，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来华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对已经提出这方面要求的国家、政党和人士表示感谢。

1月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就阿尔巴尼亚决定派以谢胡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参加周恩来葬礼一事表示感谢，并说明：“根据我们的惯例和礼宾改革，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派代表团来。大使在北京可以参加吊唁活动，你们领导人可以参加我们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吊唁活动，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1月9日，中央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七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1月9日，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1月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闻，说江青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没有脱帽。该传闻说：【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着:“打死她。”】

（17）

关于这个传闻，笔者专门看了1976年拍的《周恩来逝世纪录片》。但这个片子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公布出来的，其中江青等“四人帮”的镜头均被删去。但对于“脱帽”这个细节，当时有不少参加遗体告别的人，都没有脱帽。从纪录片的画面看，朱德没有脱帽，蔡畅(女)也没有脱帽。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用于遗体告别的房子很小，而且也不是套间，一进门就是遗体，就立即向遗体告别。当时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遗体告别的房间房门大开，屋内十分寒冷，对于那些年岁已高的老干部来说，在这么冷的环境里脱帽，似乎有感冒的危险。

因此，上述传闻声称：电视观众向江青大喊“把帽子脱下来!”，这并不符合实情。因为朱德等人都没有脱帽，为什么人们偏偏对着江青一个人喊“脱帽”?至于对江青喊“打死她”，更应该是事后诸葛亮的编故事了。在毛泽东生前，有人喊打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那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似乎没人敢这么做。

在周恩来逝世后，最让人震撼的场面，发生在1月11日。当天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将经过天安门广场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北京居民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发地来到长安街，为周恩来的遗体送行。当天的天气十分寒冷，但仍有100多万居民站立的长安街两旁，向周恩来告别。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没有经过政府的动员，而完全由群众自发地参与的政治活动。这一方面显示出周恩来在民众中的巨大威望，另一方面也是文革的成果。经过造反精神洗礼的民众，不再那么听从政府的号令了。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设立了灵堂，从1月12日到14日举办了三天的悼念活动。有数万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前往灵堂悼念周恩来，给周恩来送花圈。没有资格去灵堂吊唁的人，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放花圈，以示悼念。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悼念活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小白花。

《邓小平年谱》记述：【1月12日下午2时，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邓小平在会议开始后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

（18）

会后，根据文稿起草人的意见，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后，加写“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将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新华社1976年1月15日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今天下午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邓颖超的花圈上写着：“哀悼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人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刘伯承、江青……

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

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参加追悼大会的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出席这次追悼会的领导人名单，又是一次显示各高官地位的排名表。根据这个排名表，王洪文在党内排名第二位，叶剑英第三位，邓小平第四位，张春桥第五位，江青第六位(宋庆龄非党员)，姚文元第七位。

“四人帮”在这次意外地排名十分靠前，连李先念、纪登奎这些“老副总理”也排名在姚文元之后，而不久后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此时党内排名只是第12位。

张春桥曾提议由叶剑英致悼词，当时叶剑英排名在邓小平之前，当然也说得过去。不过叶剑英还是把致悼词的荣誉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悼词》不长，不到三千字。《悼词》先回顾了周恩来的履历，这里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因为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一度曾高于毛泽东，但《悼词》还是比较如实地讲了周恩来的履历。

《悼词》说：【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

《悼词》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这就暗示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并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悼词》在介绍了周恩来的履历后，继续说：【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20）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悼词》对周恩来的评价，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的。但从感情上而言，还是显得用词不够热情，显得冷淡。周恩来追悼大会开完之后，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没有周恩来的骨灰。

在周恩来治丧期间，江青集团控制的新闻媒体，想方设法淡化周恩来的丧事，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怒，这成为引发1976年4月5日

天安门事件导火索。

（21）

周恩来的丧事之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这就是谁来接周恩来的班。本来毛泽东是安排好邓小平接班的，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也就明摆着是周恩来的接班人。可是当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邓小平接班是不可能了，必须换人。

按照当时党内的排序，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现在邓小平不行了，那么换张春桥上，似乎是水到渠成之事。即使张春桥不行，那么当时的第三副总理李先念、第四副总理纪登奎，让这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上，也不会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可是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周恩来的接班人居然是华国锋。前面提到，在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排名上，华国锋在党内的排名只是第12位。现在华国锋连跳10级，一下子跳到党的第2位，接周恩来的班，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人大惑不解：毛泽东到底为什么选华国锋呢?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976年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毛远新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主席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毛泽东于1976年1月28日正式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据《毛泽东传》的记述，毛泽东不是一下子就选定华国锋的。从周恩来1月8日逝世，到1月28日正式决定华国锋，毛泽东整整想了20天，才最后做出这个决定，可见毛泽东对华国锋并不是特别满意，是实在想不出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不得已才选了华国锋接班。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该文件写道：【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2）

197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毛泽东要让华国锋接班，只给他一个职位还不够，还要为他铺路，这就是处理两个比较有威信的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当时他们两人是在军队和政府中，威信仅次于邓小平的人物。让邓小平接班，他可以压得住叶剑英和李先念，用不着毛泽东为他铺路;而让华国锋接班，他就压不住这两个人，所以毛泽东要把这两个人“搬开”，为华国锋铺路。

处理这两个人，过去的“打倒”或者“靠边站”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所以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新办法，让这两个人“因病停职”。其实叶剑英和李先念并没有病，中央文件中说“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和“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只是给他们一个面子，说他们是“因病”而停职，并不是因为“犯了错误”而停职。

前面提到，毛泽东早就把华国锋视为潜在的接班人候选人，对他进行观察和培养。华国锋能进入毛泽东的“法眼”，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有骄人的政绩，仅仅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这是非常例外的。

在华国锋之前，毛泽东选过四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其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政绩和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人，称之为“人才”也不为过。王洪文比上述三人差一些，但王洪文也显示出相当的才能和政绩。王洪文在文革中能率领一支上海百万人规模的造反工人大军，这表现出王洪文的领导才能;把上海搞成“革命”和“生产”双丰收的文革模范基地，这是王洪文的政绩。这也是毛泽东当时看好王洪文的原因。

华国锋有什么才能和政绩呢?这里回顾一下华国锋的历史。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商人家庭。1938年，17岁的苏铸参加交城县抗日游击队，改名华国锋。华国锋的名字来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中的“华”、“国”、“锋”三个字。华国锋1938年入党，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5年华国锋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着解放军占领江南，南方的新解放区急需大批干部，华国锋随军南下至湖南。1949年8月，28岁的华国锋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华国锋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

华国锋在1938年就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而到1952年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14年还是停留在县委书记的级别上。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华国锋没有做出重大的政绩，所以没有升官的资本;二是华国锋不太会吹拍的技术，没有攀上一个大官做靠山后台。

对于华国锋这种既没有政绩，也没有后台的人，如果当时他在其他的县担任县委书记的话，很可能他这一辈子就在县委书记的级别上退休了。但华国锋居然运气特别好，无意中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这就让华国锋有机会进入毛泽东的法眼。

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回家乡，都由华国锋陪同。这位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大高个北方人，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一般的领导，不会喜欢华国锋这种“忠厚老实”型的干部，因为“忠厚老实”的同义词就是“不能干”和“不会干”。而毛泽东偏偏喜欢华国锋这个既“不能干”又“不会干”的忠厚老实干部，真是华国锋天上掉下来的福分。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1959年毛泽东由华国锋陪同回到家乡韶山，之后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级领导中也算很是年轻的，这是托毛泽东一句话的平步青云。

1964年，华国锋出任湖南副省长。当时的湖南省长程潜(民主人士)、副省长唐生智(民主人士)都是不管事的，所以华国锋成为湖南省的实际省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华国锋与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一起被批斗，周恩来三次亲自打电话，要把华国锋送到北京，这才把华国锋解救出来。其实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而周恩来很少去湖南。周恩来三次打电话救华国锋，完全是奉毛泽东之命。

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虽说把华国锋提拔为省委书记，但还没有把华国锋当作接班人考虑。林彪事件之后，华国锋和王洪文一起调进北京，毛泽东开始对华国锋进行观察和培养，把他作为潜在的接班人。

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10月担任公安部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非常重要的要职交给华国锋。1975年四届人大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但这时华国锋在党内的排名仍没有进入前十名。因此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时，引起人们的震惊。

最为震惊的人之一是张春桥。在张春桥看来，毛泽东对他很重视，一直让他担任要职，重要的文件也让他起草，似乎接班人应该让他当。可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三次选接班人：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都没有张春桥的份。毛泽东还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其实张春桥已经“让”了三次，第一次是让王洪文，第二次是让邓小平，第三次又让华国锋。

因此，张春桥心中非常不满，于1976年2月3日亲笔写下《1976年2月3日有感》。这份《有感》是粉碎“四人帮”后从张春桥的住处搜查出来的。1976年底，《有感》作为张春桥的“反党罪证”被公布出来。当时中央文件的按语说：【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公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中央发出《1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铁证。】

张春桥的《1976年2月3日有感》写道：

【又是一个《1号文件》。(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

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的《有感》，明显表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因为这两个《1号文件》都是毛泽东提议的。张春桥说“来得快，来得凶”，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出了很大的力，立了很大的功，好不容易才爬到现在的位置。而邓小平对文革一点贡献也没有，就下山来摘桃子;华国锋更是连贡献也谈不上的人，居然也来摘桃子，张春桥心中的不满是明显的。其实张春桥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苦心，毛泽东不让张春桥上，也是为了保护张春桥。

华国锋从当县委书记开始，直到当国务院副总理，从来没有做出令人瞩目的政绩，也没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野心”，可谓平平之人。要说能干，“四人帮”中的每一个人都比华国锋能干，更不要说其他的老干部。

可是这位没有像样政绩的平平之人，却偏偏扶摇直上，一直攀升到接班人，后来还真的接了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除了华国锋的运气极佳之外，还有本人的性格因素。这将在后面分析。

（25）

领导人理想中的部下，当然是既有才能，又忠诚可靠的人。但现实中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有才能的人不够忠诚，忠诚的人又才能不够。因此领导人在提拔和重用部下时，不得不选择某一方面作为重点：或者以“才能”为重点考虑，或者以“忠诚”为重点考虑。

提拔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对领导人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里主要有三种危险：第一种是危险是领导人本人被有才能的部下取而代之;第二种危险是领导人的事业被有才能的部下改弦易辙。比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很能干的人，他掌权后就改变原领导人晁盖的事业的方向，走上招安之路。

提拔重用“有才能”部下的第三种危险是领导人被蒙蔽。因为能干的部下往往野心勃勃，他要往上爬，自然就试图要“蒙蔽”领导，增加领导对自己的好感。一般来说，就是只汇报对自己有利的事，不报告对自己不利的事，美化自己，丑化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样一来，领导就容易被这种“有才能的部下”所蒙蔽。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对领导人来说，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主要的危险也有三种：第一种危险是弱化事业。让不能干的人来主持事业，自然会导致事业的弱体化。这在平稳的和平时期，问题还不显著，在战争时期等紧迫情况下，弱体化事业就意味着自我毁灭。

拿西汉初年刘邦为例，对于刘邦来说，韩信是“能干的部下”，周勃是“忠诚的部下”，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就必须重用韩信这样“能干的部下”，重用周勃是夺不到天下的。

等到刘邦夺到天下之后，就转而重用周勃这样“忠诚的部下”，即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的第二种危险是贻误战机。忠诚的部下往往不敢自己做主，什么事情都要请示汇报，这种请示汇报在一些情况下就意味着贻误战机，失去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华国锋处理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显然是贻误了战机。

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失控于萌芽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处理。而华国锋却不敢做主，不停请示汇报，结果等到天安门广场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才动手，失去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

提拔重用“忠诚的部下”的第三种危险是领导人被孤立，失去对大多数人的团结。

（26）

“忠诚的部下”只知道忠于领导人本人，而不会团结其他人，更不会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客观上导致领导人被孤立和人心的背离。比如《水浒传》中的晁盖重用宋江，宋江就能给晁盖拉来一大批人，大大强化梁山泊的势力。如果晁盖重用阮小二，他倒是忠于晁盖，但梁山泊的事业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始终停留在几条好汉的小团伙。

1976年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的绝不是“飞鸟尽，狡兔死”的天下太平局势，而是面临着“飞鸟”很多，“狡死”很多的天下不稳局势。在此情况下，本应启用“能干的部下”稳定局面，绝不是启用“忠诚的部下”的时机。对这个道理，毛泽东应该说是清楚的，所以他反复想了20天，最后才决定启用华国锋。这显然是毛泽东在没有找到“能干的部下”情况下，不得已才启用华国锋这个“忠诚的部下”。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这点并不错。华国锋除了依靠毛泽东之外，他没有试图投靠过其他人，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团队或者帮派，他始终是一个孤立的人，甚至没有自己的亲信。毛泽东的以前几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有自己的帮派团队，就是王洪文也有一个小帮派“四人帮”。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帮派团队，一方面可以视为他“老实”，另一方面也是他“不会”拉帮结伙。能拉起自己的团队，能把一批人团结到自己周围，需要相当的才能，不是什么人都能学会的。华国锋就始终没有学会这一手，在他接班之后，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一个人要想掌权，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个团队，把自己团队的人安排到要职上，这才能真正地掌握实权。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团队，也就意味他无法掌握实权。这点毛泽东很清楚，他选择华国锋，并不是指望华国锋掌握实权，而是希望华国锋作为一个不加入任何派系的虚位领袖，摆平各个派系的纷争。

毛泽东看出，目前存在两大派系：周恩来/邓小平派系和江青集团派系，而且这两大派系已经越来越势不两立，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在毛泽东生前，他还能摆平这两个派系，把他们之间的斗争压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毛泽东死后，没人压得住他们，这两大派系的冲突必然激化。

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他死后发生粉碎“四人帮”，因为江青集团虽然掌握着宣传工具，掌握了上海基地等一定的物质力量，但军队基本上在周恩来/邓小平派系一边，如果双方爆发武力冲突，江青集团绝无胜算。所以毛泽东不能安排张春桥当总理，更不能安排江青出任要职，否则将等于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送。

（27）

因此，毛泽东安排华国锋这个中间派人物，作为两大派系之间的“缓冲”。毛泽东指望华国锋以第三者的身份，调解和缓冲两大派系的斗争，使这场斗争不至于演化到武力对抗的地步。毛泽东启用华国锋的最大愿望，就是想避免粉碎“四人帮”事情的发生。但毛泽东万万没想到，他认为的“老实人”华国锋，居然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带头人。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没有野心，这在过去是对的。因为华国锋认为自己在资历上和才能上，都离得接班人的标准太远，可望而不可及，根本不对接班人抱有幻想，所以也表现出“没有野心”。可是人是会变的，当华国锋真的当了接班人，他的“野心”就出来了。后来华国锋要求人们喊他“华主席万岁!”，要求把他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悬挂，这些都表现出华国锋的“野心”。

华国锋的价值，其实是体现在他不加入任何一派。如果华国锋加入任何一派，因为他没什么大的本事，对于那一派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人们不会重视他。后来，华国锋加入了周恩来/邓小平派，铲除了江青派系，结果他自己就变成毫无价值之人，很快就被逐出政坛。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让华国锋接班，给他的第一件任务，是主持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1976年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28）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华国锋的这个讲话，立场还是比较坚定的，彻底与邓小平划清了界限。华国锋说：(一)给邓小平定性“修正主义路线”;(二)要求受邓小平“影响”的高官带头揭发批判;(三)邓小平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四)对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五)不搞群众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华国锋在“打招呼会”上声明可以批邓之后，江青集团就在他们控制的宣传媒体上，开始大规模地登载批邓的文章。因为受到“不点名”的制约，报刊上就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为邓小平的代名字来批判。当时批邓的文章一时间铺天盖地，那么批邓的文章具体写些什么呢?这里摘录一篇典型的批邓文章：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该文写道：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宣扬阶级投降主义。1957年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多次批判和斗争，就包括着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

但他的资产阶级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

（29）

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他一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谬论的翻版。

“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

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他们也百般抵制，说什么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认有现代的宋江，反对批判投降派。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人，大讲“一切为了现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么路都可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认为走什么路都可以，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们那一套才灵。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怎么能调动积极性?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认为只有乞求外国，才能改变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修正主义那一套搞下去，路线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就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倒退为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就会恢复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遭到破坏。这样，要不然是生产搞不上去，要不然是暂时搞上去还得垮下来，要不然是搞出个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30）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江青又活跃起来。前面提到，在1975年6月，江青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做了检讨，并写了书面检讨。在此后一段时间，江青销声匿迹，不再出来活动。据1976年2月6日文化部长于会泳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春桥同志管。凡请示件不要往江青同志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于会泳传达的这个指示中，明确江青不再管事。可是到了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2月25日至3月3日)，专门批判邓小平，这时江青又开始活跃起来。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多次找人谈话，特别是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的负责人谈话。江青的谈话，不改过去的“老毛病”，大胆放炮。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我这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邓小平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过了河，不回头。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子啊，我感到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

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邓小平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邓小平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

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能够谈心的人，觉得他可以。我应该告诉同志们，1974年噢，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

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

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蓉、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为了“风庆轮”，前年我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

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像我这样的人，不用自己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

邓小平这个“三项指示为纲”，我9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说：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

毛泽东看到江青的讲话后，批示说：【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显然，在批邓的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希望江青跳出来，这也算是保护江青。但江青却是一个天生的“战士”，看到打仗就按耐不住自己，参战心切，非跳出来不可。

毛泽东亲自发起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此时的毛泽东毕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在具体布置上力不从心。因此这场“批邓”的大批判，主要是由掌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来操作。江青集团在批邓问题上操作得走了题，批判对象扩大到已死去的周恩来。因为他们把周恩来看作是邓小平的后台，所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不放过批周，试图以此来清除周恩来影响。这种“批邓又批周”的做法，很快就引发起人们的愤怒。

1976年2月6日《学习与批判》以介绍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历史情况为由，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小评论《孔丘之忧》，其中有一句：“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这是在暗讽悼念周恩来的人。

3月5日，《文汇报》在转发3月4日新华社《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将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四句题词删掉了。此后《文汇报》收到几百件抗议信和电话，责问他们为什么删去周恩来的题词。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3月5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联名写信给报社，责问他们居心何在。

同时，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政治传闻和谣言，这些谣传的基本主题都是“祭周拥邓”，反对“四人帮”。当时人们还没有把王洪文联系到“四人帮”里，主要是反江、张、姚三人。比如当时的一首打油诗：【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里的“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在各种政治谣传中，最著名的是伪造的《总理遗言》。伪造的《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给邓颖超的，全文如下：【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1975年12月28日】

第二部分是写给中央的，全文如下：【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周恩来。1975年12月29日】

《总理遗言》的伪造者是当年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工人李君旭。1976年5月，李君旭被捕。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李君旭被平反出狱，一段时间曾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

《总理遗言》模仿得颇像周恩来的口气，一时间以假乱真，人们都以为周恩来真的写过这么一份遗言，也都相信这份周恩来的遗言。《总理遗言》中有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一段称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环境下，流传这么一份周恩来大力称赞邓小平的话，显然起到对邓小平的支持作用。

另外，《总理遗言》进一步突出了周恩来的“好人”形象，人们更感到周恩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民间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活动悄悄开展起来。3月19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这是由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敬献的。此后，前往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和悼念的群众越来越多。

1976年3月25日《文汇报》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词句。当时人们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指邓小平的，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明显地是指周恩来了。这篇文章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进一步激化起来。

恰在此时，南京传出今后禁止去梅园新村(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南京的住所)，禁止去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的禁令。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李西宁贴出通知，号召全校学生抢在禁令传达之前去梅园新村悼念。3月28日，李西宁和其它几名学生干部带领约4百名师生，髙举周恩来的巨幅遗象，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沿闹市大街前往梅园新村，这是国内第一起大规模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活动。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学生把3月25日的《文汇报》贴在校园里，并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出来，上面写着“看一看，想一想”六大字。同时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在南京市街头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周总理罪该万死!”等大标语。同时一部分学生前往火车站，在火车上刷写“《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大标语，这些大标语随着火车带到外地，扩大了南京的影响。

3月31日，南京又出现“保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有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等大标语。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更多的群众则去雨花台向周恩来送花圏和悼念。据后来统计，3月底至4月初，南京市共有1600多个单位，60多万人到雨花台悼念周恩来，送花圈6千余个。

（35）

对于南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事件，1976年4月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紧急研究对策。会后毛远新把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远新的报告写道：【主席：4月1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3月初《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报告圈阅同意。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该《通知》写道：【毛主席已圈阅。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但很快北京的形势发展，就超过了南京。自从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了第一个花圈之后，送花圈的人越来越多。3月30日，笫二炮兵后勤部的24人联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来自军人的花圈。3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圏已达百余个，诗词、悼文也迅速增加。

4月2日，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先后传达了中央文件《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北京市委也作出紧急通知：“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也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北京市委的《通知》不但没有起到灭火作用，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4月2日以后，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数骤增，活动也更加激烈了。

（36）

关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的回忆，透露了一些当时高层的情况。吴忠回忆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我赶到北京医院，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

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

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

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的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

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毛主席是说了话?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

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总理追悼的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37）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

吴德召集我们几个书记，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

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既然已经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动员他们扛回去，他们能扛回去吗?这是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

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我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保护群众安全。”

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吴忠说：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这是诱发天安门事件的诱因。不过实际的诱因并不是那么简单，绝大多群众是自发地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但其中也有推动运动发展的所谓“推手”。

群众不满意上面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群众怎么知道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个人主导压低追悼周恩来的规格呢?根据吴忠的回忆说“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也就是吴忠不知道具体是谁发出的这个指示。

连吴忠这样级别的人，都不知道这是来自什么人的指示，一般民众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是江、张、姚“搞鬼”呢?显然是有人泄露高层的情况，把江、张、姚“推出来”，使民众把愤怒发泄到他们身上。

1976年3月31日，北京市总工会的20余人送来贴有悼词的花圈，这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篇悼词，题目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

4月1日，崇文区化纤厂80余人送来一篇悼词，上面写道：“我们要发扬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同赫鲁晓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战到底!”

（38）

4月2日，中科院一零九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路人远远都能看到，十分醒目。诗牌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还有人在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打豺狼。”

除了大幅标语之外，更多的是小字报和诗抄。当时最著名诗抄是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上述这些标语、悼词、小字报、诗抄等，已经超出了悼念周恩来的范围，提出“血战到底”等口号，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经变成了抗议活动。

据一位当时在场者回忆说：【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内容实际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

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

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迂回到学校宿舍。】

（39）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升起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和“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花圈摆满了广场，据称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200万人次。

一些人开始公开演讲，高呼口号，场面十分热烈。有一位青年工人王海力在纪念碑前旗杆上展示了用自己鲜血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顿时，广场上人声鼎沸，王海力被大家高高地抬起。

据吴忠回忆说：【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4月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那人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

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1968年以前，江青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北京军区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北京军区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

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

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40）

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凌晨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4月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提前到4月4日晚上就收花圈。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4月6日收花圈。如果4月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4月6日，花圈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4月6日。

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4月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

将近凌晨1时，吴德开会回来，布置收花圈的事。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

吴德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

人!”

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

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继续睡觉。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

4月4日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4月5日早上八点钟，我估计情况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讨还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

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他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

（41）

于是我就派人去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

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

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

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

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讨还花圈，问花圈搞哪儿去了?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

以讨还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

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

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

另据一位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说：【此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我仔细阅读着挽联及小字报，还有一些人高声朗读悼念总理的文章，一些人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

正当大家处于极度悲痛之时，忽然看见一群人奋力追打着一名男子，该男子冲过马路向人民大会堂没命地跑去。经打听，才知道该男子自称是“清华大学”的，由于此人刚才在广场上高呼“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因此激起了公愤，致使受到成百上千人的追打。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没有受到人民大会堂前站岗哨兵的阻拦。我看见他逃入了人民大会堂之中，而追打他的群众反而被哨兵挡在了大门之外。

此时大会堂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强烈要求交出攻击总理之人，但是毫无结果。这时大会堂门前的马路上开来一辆宣传车，这是一辆警用轿车，车顶安有几只高音喇叭，宣传车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来回不停地开，并反复播放着下面一段话：“革命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在此处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大会堂前交涉未果的人们，此时正不知向何处发泄，当听到宣传车作如此宣传时，大伙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愤怒的人们立即火速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冲了下来，将宣传车围个水泄不通。人们纷纷质问“一小撮阶级敌人”指的是谁?

车内坐着三名身着警服之人。司机是个明白人，他回答说：“我是奉命开车的，要我开我就开。”

于是大家便一齐指责那两位播音员。其中一位回答说：“我是奉命广播的，要我播啥我就播啥。”

另一位却闭口不愿表态，于是立即被愤怒的人们从汽车中拖了出来，有人还将他的警帽抢过来抛到半空之中。而那辆汽车顷刻之间，也被愤怒的人们掀翻在地，像一只被翻过来的大王八，四轮朝天地躺在那里。

此时许多警察正排成一排，向南驱赶着人群，被警察驱赶的人们却毫无离开之意，于是包围圈向南面压缩，似乎让人退无退路。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被包围的群众奋起反击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搞来许多石块，也许是在松树林中捡的，大大小小的石块如流星雨般向警察们掷去，而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察们一下子反而变成了丧家之犬，立即作鸟兽散，套用一句古典小说里的话叫做“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有跑得慢的，额头上开出了鲜艳红色花朵，只好用手帕捂着头没命地逃去。一眨眼工夫广场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好像人间蒸发，踪影全无。

忽然有人叫喊起来：“着火了!着火了!”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广场东南角一辆轿车被人点着，冲天大火冒着浓烟腾空而起。由于广场上戒严的警察全都逃之夭夭，此时戒严令已经无人执行。

事后了解到，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有“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当时有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

中午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部分群众冲入楼里。下午5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5时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只好灰溜溜地从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与我们同时到达现场的，还有两辆从广场东边公安部大院里呼啸而出的救火车。而愤怒的人们不允许救火车靠近救火，有人开始打砸救火车。救火车上的人一边用手护着头，一边高喊：“同志们，这是国家的财产!这是国家的财产!”

于是有人又开始打车上的消防官兵，此时有人说：“打他们干嘛，他们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

下午6时左右，此时广场没有戒严了，可以任人自由出入。广场上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市长吴德的讲话，先放一遍吴德的讲话录音，再放一遍播音员的录音。

讲话的大意是：“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记得讲话的最后警告说：“所有人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离开广场，否则……”

听到广播之后，我没有再次进入广场。】

（44）

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了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该《通讯》写道：【4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5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8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9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

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

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

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

11时5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

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

将近中午12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

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一共四辆。4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

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45）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晚上6时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

9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

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事隔10年，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书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党中央，很恶毒的。”

（46）

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花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江青气急败坏地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

政冶局会议在几乎是一边倒的议论声中结束了，会议情况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来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

因而，会议决定从当晚4月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四人帮”一伙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的行动是在4月4日晚11时以后开始的。身着蓝大衣的一队队民兵开到纪念碑东西两侧待命，接着近百名腰系皮带的士兵，突然从天安门广场冲向纪念碑东南角，与民兵、警察配合，包抄了在那里读着诗词的无辜群众，将57人押往中山公园“审查”，并逮捕了其中认为可疑的人，其余上千名群众则被强行轰出天安门广场。

4月5日零点刚过，公安局的便衣人员便冒着小雨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搜索猎物。他们小心地揭下各种诗词、悼文，记下送花圏的单位和个人，作为以后侦破的依据。接着，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早已等候在广场上的大批士兵、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动，他们把花圏连同上面的总理遗像推倒、踩扁，扔上卡车。凌晨4点多钟，花圈基本收完了，大部分被运到八宝山，小部分被运进中山公园和“三联指挥部”。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就开始逐渐积聚人群，他们纷纷对发生在昨晚的广场洗劫表示愤慨。6点多钟，北京市第一七二中学30多名学生抬着写有“献给敬爱的周总理”直径约一米的花圈，成四路纵队走向纪念碑，吸引了广场上几乎所有的群众。

纪念碑四周的军人和民兵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企图阻止学生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慨。群众异口同声地质问道：“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为什么不让献花圈?你们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

接着，在一片“冲进去!”的喊声中，由青年群众手挽手开路，群众夹道随送，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北侧浮雕下。然后又在群众的倡议和帮助下，将花圈高高地固定在纪念碑基座上方，并举行了包括群众在内共上千人的哀悼宣誓仪式，呼喊出：“誓死捍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激动人心的口号。

（47）

一个军人模祥的中年人挤到纪念碑高处向群众喊话：“大家不要这样搞了，中央已作出决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们这样悼念周总理的做法是不对的，大家赶快回去!”

他得到的反应是群众的厉声斥责，人们揪住那个人不放，一定要他说出昨晚花圈的去向。恰在此时，一群民兵挤到那个军人模样的人面前，以“让我们来处理他”为借口，帮助那人逃离人群，钻入历史博物馆。激愤的人群高唱起《国际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小型游行活动后又回到纪念碑旁。

这时，一队全副武装军队开上纪念碑，一面驱赶着群众离开，一面喊着：“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纪念碑。清明节已过，不能再送花圈了。”

被赶下纪念碑台阶的愤怒群众质问军人：“你们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命令?为什么偏在这时修理纪念碑?”

一个青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在激愤的人群簇拥下，冲上了纪念碑，把花圈放在浮雕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责备送花圈的青年，并盘问其所在单位，这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

那人不顾群众的炽烈情绪，高声喊叫：“你们简直是胡闹!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上走资派的当!你们别为走资派卖命了，报纸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名了!”

群众立即把那人团团围住，反过来质问他，还要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这时，有两个人前来解围，当群众认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时，喊“打这两个便衣!”。这不仅成了群众的语言，也成了群众的行动。

一个便衣见状，像落马逃荒似地跑下纪念碑西台阶，向人民大会堂飞奔，纪念碑上的群众紧追不舍。一下子，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门前，集中了几乎所有前来参加活动的数十万名群众。

谁知，隐藏在群众之中的便衣却以“要冲人民大会堂”为由，向“三联指挥部”作了汇报。“三联指挥部”立即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增调民兵、警察和军队，并于8时30分左右调来两辆交通广播车，在大会堂东门口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读：“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把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群众活动，说成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种语言引起了在场群众极其强烈的愤恨。人们截住了广播车，要广播人员对他们的宣传进行解释，并改变广播内容。

一辆广播车在群众正义力量的感召下，喊了“周总理万岁”后，被群众放行;另一辆广播车却仍然不停地播放着“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激怒的群众爬上车顶，砸坏了高音喇叭，踩蹋了车顶，将广播车翻了个底儿朝天。广播车里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了群众的教育后，也被放走了。 ,

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和纪念碑周围的数十万人群，痛心地议论着眼前发生过的一切。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忽然冒出一句话：“用这种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经死了，送花圈有什么用?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这一下子激怒了周围的群众。在一片咄咄逼人的目光和言词威胁下，那人转身要逃，却被群众一把揪住，问道：“你别走，把话讲清楚，你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接着，群众雷声一般的质问和雨点一般的拳头，那人抱头鼠窜，直奔人民大会堂。当群众把那人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地下通道，揪到大会堂北边平台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昂。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人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贴有照片的清华大学听课证。

看见“清华大学”几个字，群众的义愤上升到无法抑制的程度，言行也就更加犀利极端，那人却仍然咬住要“按照上面……”。

群众让那人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他却回答：“人民万岁这个口号没有阶级性。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有无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那人多挨点揍也只能是活该了。后来，群众一致要那人到纪念碑前向周总理下跪认罪。

“三联指挥部”了解到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情况，发出命令：“现在广场上的人很多，要派民兵和民警，由部队配合，把广场南北两面封锁起来。”

大队民兵开向人民大会堂前，带队的民兵喝斥道：“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敢冲大会堂?”同时又把群众往台阶下推。

这时，已经聚集了对立情绪的群众，把愤怒移向了民兵。群众一面规劝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当镇压人民的凶手，一面动手拉下他们手臂的袖章，抛向天空。许多民兵在群众的感召下，主动摘下袖标，灰溜溜地走下大会堂的台阶。

“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声和《国际歌》的歌声，又重新占领了人民大会堂周围的空间。在一个民兵的指点下，大家得知“三联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在一位戴眼镜身穿蓝制服的青年指挥下，人民大会堂前的人群排着十路纵队，手挽手，高唱着《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走向“三联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

（49）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巳由民兵和卫戍区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为了维持秩序，群众一致同意选派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

他们商定，如果10分钟后代表们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菅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拒绝谈判。

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10分钟，正要冲进小楼前厅时，4位代表返回了。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圏。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4月5日中午12时43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不久，人们注意到停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抛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4月5日下午1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烧车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2点55分，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民兵送饭的二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

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抛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小灰楼前“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下午5时15分左右，小灰楼里的人员从南窗口撤走，躲在三楼的指挥部头头也从窗口爬出去了。

晚上6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4月5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总理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国际歌》。

（50）

晚上9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楼搜缴出来的花圏，纪念碑上共有11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的准备。晚上9时30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9时35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641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

警察穿着制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晚9点45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的地上滩滩鲜血，躺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群众。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手铐投入监狱。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他们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

4月7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关于中央高层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吴德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

（49）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巳由民兵和卫戍区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为了维持秩序，群众一致同意选派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

他们商定，如果10分钟后代表们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菅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拒绝谈判。

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10分钟，正要冲进小楼前厅时，4位代表返回了。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圏。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4月5日中午12时43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不久，人们注意到停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抛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4月5日下午1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烧车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2点55分，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民兵送饭的二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

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抛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小灰楼前“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下午5时15分左右，小灰楼里的人员从南窗口撤走，躲在三楼的指挥部头头也从窗口爬出去了。

晚上6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正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4月5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总理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国际歌》。

（50）

晚上9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楼搜缴出来的花圏，纪念碑上共有11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的准备。晚上9时30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9时35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641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

警察穿着制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晚9点45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的地上滩滩鲜血，躺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群众。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手铐投入监狱。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他们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

4月7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关于中央高层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吴德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

（51）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午夜12时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52）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据粉碎“四人帮”后公布出来的毛远新笔记，记录了中央政治局4月4日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毛远新的4月4日会议记录如下：

【华国锋：今天晚上研究一下。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花圈大的有6米直径。送花圈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送花圈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毛远新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如下：【主席：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4月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

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

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多起反动的案件，民兵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这样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邓小平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

（53）

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了，就抬出总理作文章，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的工人可以把《总理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节”前搞一次大的反击。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月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4月5日晨五时)，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看了毛远新报告后，圈阅表示同意。4月5日政治局继续开会，毛远新的会议记录如下：

【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

这次看，有组织的是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说卫戍区抓了人，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打伤168人，重伤15人，砸了两辆车，烧了四辆汽车，放火烧房子。

他们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

在市委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广播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诗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他们要喘息一下，没料到早上6点就开始了。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吴忠：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们想喘息一下，没想到他们真敢烧，教训比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来看，恶毒得很。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天颜未明心澎湃，滚滚泪水洒襟怀。为保总理青松挺，准备热血喷体外。”

华国锋：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舆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55）

毛远新4月6日向毛泽东写了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报告。该《报告》如下：

【主席：4月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

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4月5日)他们早上6点就来了，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168人，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楼(现场市委指挥部)。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他们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56）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矛盾。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都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

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

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准备足不行。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4月7日，毛远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远新记录的谈话笔记如下：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

毛远新汇报了4月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现在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57）

毛远新：“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就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吴德讲演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是的(点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挥手)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叶(叶剑英)不找。”

毛远新：“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主席：“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该《通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该《通告》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58）

关于政治局开会讨论处理天安门事件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道：【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张玉凤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毛远新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凌晨5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里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召见江青，这对于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泽东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

（59）

关于4月7日政治局开会之事，吴德也回忆说：【4月7日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

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朱德、叶剑英、李先念也通知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

诬蔑了邓小平同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

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

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

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60）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幸事。】

据吴德说，毛远新把毛泽东的建议拿到政治局上讨论，在会上“谁都不说话”，也就是说在“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有人据此来证明毛泽东个人独裁，一个人说了算，其实这不但不能证明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反而证明毛泽东的权力有限。

政治局会上，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呢?这是因为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两大集团心里都不满，所以谁都不说话。

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所不满的，当然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建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而江青集团所不满的，却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建议“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前华国锋只是临时代理国务院总理，暂时主持中央工作，江青集团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可是这次毛泽东让华国锋正式登上接班人的位子，彻底切断了江青集团的希望，因此江青集团非常不满。

中国古代有一个理念“论功行赏”，现代也有一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在打倒邓小平这件事上，江青集团是出力很大的，而华国锋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力。打倒邓小平的胜利成果怎么分配呢?无论从“论功行赏”的理念，还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江青集团都应该是分享最多成果的人，因为他们立功最大。把这次的胜利成果分给基本没有什么贡献的华国锋，江青集团当然不满意。

关于江青集团在打倒邓小平方面的所作所为，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1975年4、5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批示，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那里看到批示全文的。

我看毛主席的批示很重要，它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我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时，专门讲到过“反经验主义”的问题，现在毛泽东来批评了，是很有针对性的。

毛泽东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明显是批评江青，因为江青经常发脾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下发给中央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王洪文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时斯。”但他没有说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王洪文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

王洪文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王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治部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班子‘软、懒、散’啊，假如推行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

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了副司令，其它地区的领导班子，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62）

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与王洪文关系密切)。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锦江饭店二楼一间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饭店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王洪文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

王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

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

王洪文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

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小平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

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国庆节”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要“全面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1975年国庆前后，他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要凶些。”

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1976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毛远新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

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话，把邓小平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但邓小平不服贴。邓小平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

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毛远新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小平的批评越来越尖鋭了。

毛泽东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泽东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毛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

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毛泽东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汇报材料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火。

现在听到这些情况，王洪文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汇报材料给我们看，说毛泽东已有批示了。

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战斗，王洪文说;“再等几天，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

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

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说：“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谣，造我的谣，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了“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联、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写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

最后迟群指示在文章中点明“党内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

张春桥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线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形成多层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小平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转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

当时，邓小平在各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讲话材料。我听说有一次邓小平找四川省委的三代第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这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西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但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

（65）

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杨广立，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热情接待过他，同他有一些交情。我打听到来龙去脉后，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话记录。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中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

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对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涂烈参加江西省常委会的时候，听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料，连夜派人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把这些材料直送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他们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治局刚开始‘帮助’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决定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张春桥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他的这种情况，我早就见过了，那是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邓小平说他耳朵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实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主持会议，轻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耳朵聋?他是装聋!”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判邓小平的会议后，决定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通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

（66）

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集了邓小平的43份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接发给政治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我觉得上海质量高的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淸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

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张春桥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之风尽快吹到全国去。

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北大《大字报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宇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这一下果然引起轰动效应。那天细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们刚刚抄出来的大字报。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年轻的、年老的、本校的、外来的，大家都争着看清华，北大的最新动态，还有些人在雨中认真地抄录。当时我心中很得意，因为这是张春桥和我联合操作的，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华东师大回来，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过几所大学张贴大字报，相互大串联把刘少奇、邓小平给揪出来的，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这段历史呢。因此，我与马天水商量，决定由市委办公室下发通知：组织群众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还通知复旦和华师大两校编印各自的《大字报选》，装订成册，凡是有来参观的单位，或者外地来取经的学校，要主动赠送给他们，扩大影响。甚至连美籍华人扬振宁到上海访问的时候，我告诉复旦大学把《大字报选》赠送给他。这样，不但把“批邓”的信息吹向全国，而且传播到海外去。

（67）

当然，像我们这样内外夹攻、煽风点火，只能制造舆论，形成“批邓”的气候，还不足以把邓小平拉下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邓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办到。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最后决心一下，邓小平坠入深渊。

《1号文件》下达不久，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我们特别注意会议开幕那天邓小平会不会来，因为文件没有宣布撤销邓的工作。我对王秀珍说：“今天我们要看看，邓小平出来不出来。出来的话，肯定是一副尴尬相。”

等到会场的灯亮起来，华国锋带头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领导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台。后面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吴德，纪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邓小平。我与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觉得邓小平可能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正当他要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毛远新，迟群与谢静宜三人从会场的边门走进来，他们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级一级升起来的座位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全场的情况。我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人，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关于“批邓”的谈话，都是毛远新传达的。

今天也是这样，华国锋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读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条指示。毛远新手里也有一份文本，他当场打开，华国锋念的时候，毛远新遂条对照，边听边笑，有时候还笑出声音来。我也很听得进，毛泽东一条批示非常尖锐地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文革开始时我们起来造反一样。那天我扪这些人有点得意忘形。

京西宾馆的大会结束后，就转入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到上海小组来的人非常多，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参加上海小组讨论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涛，马天水住的套间是大家聚会的地方。我印象中，历次中央开会毛远新是不来上海小组的，这次破例，他连续几次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有时聊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毛远新外，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他们也来，各省与我们接近的人来串连的也很频繁。

1976年2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靑也破例到我们这里，简直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她来了一次，又来一次，谈天说地，因为从组织上解决了邓小平的问题，她兴高采烈。

（68）

会后，江青又让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去。她先与我们谈话，接着给我们送礼物，礼物是毛泽东看过的全国地图影印本，毛泽东用红笔、黑笔在上面画了很多圈，留有毛泽东的手迹;又送我们毛泽东亲自看过的《词综》，也是一本影印本。我们都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江青还让我们参观她的玻璃暖房，后来又带我们到她放映室里看内部电影。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钓鱼台面谈。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

我们插嘴说：“他已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张春桥笑笑，接着说：“今后你们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张春桥解释道：“大敌当前的时候，团结问题往往比较好;而敌人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发生问题。”

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还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及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张春桥说：“真正会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假如荣毅仁到天安门去发号召，没有多少人会听的;假如邓小平到天安门去发号召，会一呼百应的，所以真正要重视的还是党内的走资派。”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们回上海后在2月底3月初，召开了一个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召开万人大会，马天水和我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我的讲话《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经张春桥审阅同意，从这个角度狠狠批判了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宾，外事组工作人员递条子进来说：中央有重要广播。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就尽早结束宴请外宾的饭局，赶到康平路。

到那里时，市委常委们正在重新收听中央文件的广播录音。马天水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拥护中央的决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写一份表态的电报稿。

王秀珍说，她已经布置上海民兵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借机显示我们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们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常委们在康平路小礼堂频频举杯，庆祝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把邓小平拉下马。】

（69）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五一八”讲话中说：“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林彪不是文人，理论水平不高，但他的话是“话糙理不糙”。要想夺权，的确是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1966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其中特别引用了林彪的话：“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这是党报对林彪这个理论的公开赞赏。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另一场“夺权”悄悄地展开了，这就是夺毛泽东身后的政权。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们，当时都已知道或者看出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会坚持很久了。在这种情况下，紧跟或效忠毛泽东的意义已经不大，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毛泽东的身后，关注毛泽东之后到底谁来接班的问题。

当时江青集团掌握“笔杆子”，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掌握“枪杆子”。明眼人都看出，在毛泽东身后，即将发生一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政权争夺战。这个时候，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决策，让华国锋这个既不属于“笔杆子”，也不属于“枪杆子”的中间人物当接班人，既不支持“笔杆子”，也不支持“枪杆子”，暂时化解了这场“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冲突。

但毛泽东此举只能暂时化解“两杆子”之间的矛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然而毛泽东此时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暂时化解矛盾，对他的身后之事，已经无力顾及了。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1976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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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个从不服输的人，总是充满自信，但他最后在后事交代时，吐出“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样无可奈何的话，可见毛泽东真的是无法顾及他的身后之事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正式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宣布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华国锋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掌握笔杆子，但他有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招牌，仗着毛泽东的威望，也有一定的份量。此时的形势，有点像三国时代的“三足鼎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相当于魏国，江青集团相当于吴国，而华国锋相当于最弱的蜀国。

要想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吴国和蜀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最强大的魏国。如果吴国和蜀国之间打起来，正好让魏国坐收渔翁之利，把两者各个击破。因此，毛泽东试图在他身后，让华国锋担任一个特殊的角色：华国锋不加入江青集团，但又与江青集团保持盟友关系，共同对抗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因此，毛泽东希望华国锋与江青集团保持盟友式的良好关系。

据毛远新后来回忆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主席的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主席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主席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国锋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国锋听不懂嘛。按理说，华国锋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应该听懂主席的湖南话。正因为华国锋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4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

（71）

我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还有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据毛远新回忆，毛泽东是希望张春桥安心做华国锋的“军师”，希望华国锋“不要着急，慢慢来”，可是张春桥和华国锋都没有按照毛泽东希望的去做。张春桥不安心做“军师”，华国锋则在毛泽东去世后就急着出手，不肯“慢慢来”，这样就让毛泽东最后的希望泡汤了。

在毛泽东身后的夺权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采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邓小平集团采用不着急，慢慢来的战术，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动手。因为他们的势力大，等到在毛泽东去世后再动手，胜算更大。

江青集团则不一样，他们的战术是赶在毛泽东逝世前动手。因为他们“笔杆子”的势力，毕竟敌不过“枪杆子”，所以试图抢到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如果江青集团拿到“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再加上“笔杆子”，那么他们还有可能与“枪杆子”抗衡一下。可是现在毛泽东把“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已经给了华国锋，于是江青集团就试图抢在毛泽东生前，把华国锋扳倒，迫使毛泽东把“钦定接班人”的牌位交给江青集团。

这样一来，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对华国锋的态度是“争取”，因为他们不急，时间对他们有利;江青集团对华国锋的态度则是“打击”，因为时间对他们不利。这样在客观上，就使华国锋在感情上倾向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这是促成后来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原因。

如果江青集团放弃觊觎最高领导人的宝座，甘心辅佐华国锋，甘心当华国锋的“军师”，历史或许会改写。但最高领导人宝座的诱惑力实在太大的，以江青集团当时的权力和势力，已经到了可以“一争高低”的程度，让他们轻易放弃，实在很难。

另外，他们也看不起华国锋，不甘心自己屈居于华国锋的领导下。这就促使江青集团在华国锋上任不久，就开始制造反对华国锋的舆论。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刚出任代总理不久，2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中说：【有人名为共产党员，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热情，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事情深为反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耻背叛。】这是在影射华国锋。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论孔丘其人》，其中有这样一段：【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复辟的地盘了。】

这些“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代理宰相”相当于“代总理”，这是明显影射当时兼任公安部长的代总理华国锋。最后这篇文章发表时，虽然删去了这些露骨的话，但攻击华国锋的意思一览无遗。

3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文章《“克己复礼”再批判》，其中说：【孔老二继续大搞‘克己’，靠这种政治骗术，终于蒙蔽了季氏，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三、四年间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后并担任了三个月‘摄相’的职务。三、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三个月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是这对复辟派的孔老二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一上台，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大搞‘复礼’了。一时妖雾重来，谣言四起，把鲁国搞得乱七八糟。】文中“司寇”、“摄相”这些话，也是明显影射华国锋。

4月7日华国锋正式出任总理后，江青集团在报刊上露骨攻击华国锋的事情少了，但在水面下继续做“扳倒华国锋”的文章。在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青集团对华国锋发难，江青说华国锋也跟邓小平跑(1975年华国锋曾经支持过胡耀邦的一些提法)。华国锋谦虚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评，说自己对邓小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76 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后，华国锋赶去唐山视察，江青则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利用抓抗震救灾，转移批邓的大方向。”这是在暗批华国锋。

在新闻报道方面，江青集团也尽可能压低华国锋的形象。后来广播事业局的揭发材料写道：【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多次陪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会见外宾。会见前，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住处门口迎接外宾;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同志送走外宾。按照惯例，这些活动都要编入电视片。可是，姚文元审片时，却下令删去华国锋同志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蓄意贬低华主席。1976年8月，姚文元在审看华国锋同志率团慰问唐山、天津等地震灾区的电视片时，借口“不要暴露灾情”，砍掉了华主席许多感人的镜头。】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毛泽东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具体说明，只能让华国锋自己去体会。此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多数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无力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但江青集团不同意，他们要求在通报稿上写：“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对此叶剑英等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华国锋则一言不发。散会后，这篇通报稿由华国锋最后签署，华国锋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对江青集团不利，华国锋此举，也是某种对江青集团的“还击”。

由于毛泽东已无力制止或调解江青集团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冲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扩大了。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抗震救灾的社论，写道：【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这时，江青集团向华国锋发起新的进攻，给华国锋扣了一个帽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暗示华国锋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不坚定，是机会主义者。1976年《学习与批判》第九期发表《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文中再次写道：【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 第二十六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写下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此后毛泽东已无力做出任何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尽管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一直延续到1976年9月，但他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6月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从1976年7月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毛泽东身后的时代。众高官已经不再受毛泽东的束缚，夺权斗争也在开始悄悄地展开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这次毛泽东的身体确实是无力去参加追悼会，也无力去遗体告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逝世相比，朱德的逝世是比较突然的。毛、周两人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有一个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而朱德在逝世前半个月的6月21日，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外宾。然而就在这次会见中，朱德受凉感冒，引发肺炎，突然去世。

尽管朱德自从建国以后就一直坐冷板凳，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依然相当高。朱德的身体一直不错，到1976年的时候，虽说朱德已经90岁高龄，但他并没有什么大病。没有意外的话，朱德活到毛泽东死后，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可是偏偏就出了意外。

1976年5月以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代替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这样朱德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尽管会见外国领导人只是礼仪上的事情，但这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也是一件“重体力劳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可是会见时间到了，外宾还没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也不便离开，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次会见的时间推迟了1小时，但事先没有人通知朱德，这就让朱德在放有冷气的休息室里等了1小时。

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严重失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张，时间都是按分计算的，让领导人白白等一个小时，打乱了领导人的日程安排，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件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身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是要受到严肃的处分。因此有关人员也十分重视，不敢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这些日理万机的大忙人身上，发生这种低级错误。

对于朱德这样坐冷板凳的人，外交部的人就不那么重视了。也许他们认为朱德是闲人，让他等一等也没关系。另外朱德的脾气也好，不至于为此事生气骂人，所以外交部的人也不怕朱德，更不重视了。当然人们也没想到，让朱德等这1小时，居然要了他的命。

朱德在冷气房间里坐了1小时，当时就感冒了，回到家就开始咳嗽，并有低烧。当时医生诊断认为只是患了感冒，开了一些药，也没有特别在意。可是朱德的感冒一直不愈，4天后的6月25日，朱德又出现腹泻，这时医生才赶紧让朱德住院治疗。

住院后，朱德的病情加重，多种病症并发，高烧一直不退。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去医院看望.7月6日下午，朱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朱德去世的讣告，组成以毛泽东、华国锋等人为首的朱德治丧委员会。

当时中央确定的朱德治丧规格是：“略高于董老(董必武)。宣传规格除报道统一安排的治丧活动以外，不组织报道各地及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治丧期间，除了7月11日追悼会这一天，全国停止娱乐活动外，其他日期电台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减少，而不是停止。”主管宣传的姚文元还特别强调：“不要像总理逝世时，文艺节目停止。”总体来说，朱德的治丧规格要低于周恩来。

7月8日朱德遗体火化，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7月9日，在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送了花圈。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朱德追悼大会，5000人参加。

按照朱德治丧的规格，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实况转播追悼会。朱德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朱德的悼词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我们要学习朱德同志不断革命的精神，学习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朱德的去世，固然是偶然因素触发的，但其中也有必然因素。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朱德在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后，露面过于频繁，过于活跃了一些。朱德不顾90岁高龄过多抛头露面，这必然容易导致疲劳，容易引发感冒，这些对于90岁高龄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如果朱德把“活过”毛泽东视为第一目标，推掉一切外事活动等“重体力劳动”，不抛头露面在家静养，他应该可以活到毛泽东之后的。

如果朱德活到毛泽东之后，他要想“接班”是困难的，毕竟年龄太大。但在毛泽东之后，朱德将是成为说话最有权威，最有分量的人，将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哪怕是朱德比毛泽东多活一、两个月，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能会大不一样。朱德意外地死在毛泽东死前，似乎也是某种“天意”。

朱德去世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江青集团在文革中多次“整”过朱德，双方结怨不少，朱德是不太可能支持江青集团的。现在朱德先走了，让江青集团在毛泽东身后的竞争，少了一个强有力对手。

1976年7月以后，在毛泽东已经无力过问政事的情况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越来越炽热起来。邓小平被打倒后，叶剑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周恩来晚年，叶剑英与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周恩来住在三零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叶帅老人家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所以我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

1976年中央《1号文件》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可是陈锡联有自知之明，对叶剑英很尊重，重大问题都要征求叶剑英的意见，所以实际上仍然是叶剑英在指挥军队。据《叶剑英传》记述：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王震等人急于动手，而叶剑英则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事实证明，叶剑英的静观不动战术是正确的，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开始动手，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江青集团则“迫不及待”，蠢蠢欲动起来。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死老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华国锋，给华国锋扣一个“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大帽子，制造舆论，试图伺机一举拿掉华国锋。

据粉碎“四人帮”后，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的《揭发材料》写道：【“四人帮”积极插手“七机部”，通过其代理人舒龙山、叶正光、曹光琳篡夺了“七机部”的领导权。

舒、叶、曹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层层揪“走资派”，疯狂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1976年5月3日，王洪文对舒龙山、叶正光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1976年6月23日，王洪文又对舒、叶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5）

舒、叶、曹对“四人帮”的旨意心领神会。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舒龙山还叫嚷：“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舒、叶、曹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七机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同时，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中，把他们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领导班子。从1976年4月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七机部”领导班子改组了百分之八十，篡夺了领导权。】

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江青集团又借此向华国锋发难。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这次会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会议期间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涛、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在会上发难，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自己上台。

会后，黄涛还攻击这次计划工作座谈会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会议”，对整理华国锋同志重要讲话记录的同志说：“整理记录干什么，这里面有文章。”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华国锋同志。

黄涛在交代材料上写道：“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

黄涛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还是照老样子干。”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

杨春甫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江青集团还试图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引入军队，揪“军内资产阶级”，趁机在军队夺权。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6月，“四人帮”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某连，不顾干部战士的反对，强行布置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会后，他们炮制了《某连理论讨论会情况报告》，上报下发。

1976年8月13日，南京军区原司令员丁盛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窜到这个连队讲话，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下面是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的讲话记录(节录)

徐景贤：“辩论军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领导不同意，说头脑发热。我看，他们是考虑问题很深，不是头脑发热。”

丁司令：“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有许多单位不敢，还怕。”

王秀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军区开会，我讲了，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是一条路线，要批深批透是要费力气的。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还在走。这个我们是一样的适用，为什么军队没有资产阶级?”

徐景贤：“丁司令讲话旗帜鲜明，带头讲路线斗争。我赞成把党内资产阶级的讨论更深一步，你们讨论‘军内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

江青集团除了大造舆论之外，也没有忘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不掌握军队，但掌握着上海民兵的指挥权，于是他们就试图依靠上海民兵，建立自己在上海的“军事基地”。当时他们搞了一个《上海民兵十年规划设想意见》，该《设想意见》写道：【根据市委领导关于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全市装备民兵10个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1个火箭团，1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580武装基干连，4212个武装基干排，1个摩托团，1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65万人。】

据后来王秀珍的交代材料说：【“四人帮”抓不到军队，就抓“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攻击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总工会常委多派进去，他叫我们配备人。

1976年6月，关于毛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

马天水告诉他一个数字，他还问马天水武器在那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

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等等。”王洪文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

（7）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马天水也在交代材料上写道：【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与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对丁盛的起诉书写道：【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1976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1976年8月8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

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

丁盛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7万余件，炮3百门，子弹、炮弹1千多万发。】

然而丁盛对此判决不服。在1985年，丁盛写了一份《申诉书》：【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早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1977年3月26日宣布我停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

1982年6月，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但他们还是强行宣布我触犯刑法，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

1982年7月31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

1982年11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我：“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

（8）

如果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林彪那样的强人，不会有人觊觎领导人的宝座;可是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免引起有些人产生“取而代之”之心。如果毛泽东不在了，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来说，是获得解放，对于邓小平来说，更是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则是失去靠山;对于华国锋来说，也同样是失去了靠山。

因此，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要考虑失去毛泽东这个靠山之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从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有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是争取在毛泽东离开人世之前，扳倒华国锋，最后获得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真正上台接班;中策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获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取得中央政治局的主导权;下策是武装“起义”，领导武装民兵，策动群众造反派，用武力夺权政权。不管是哪个策略，江青集团都没有准备退却，没有准备投降，他们准备战斗到底。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姚文元讲了他当时的心态。姚文元对审讯员交代说：【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审讯员：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文元：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

(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

(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

(三)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

(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

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到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

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的情况。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

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

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审讯员：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文元：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

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告诉他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审讯员：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文元：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但没有这封信，我是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的。】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晚上，同英(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是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 战斗!”】

姚文元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垮台，但他还是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要对得起主席”，这应该也是“四人帮”其他成员的心态。“四人帮”在毛泽东身后，想到的首先不是生存，而是战斗。然而华国锋却没有这种“勇敢地战斗”和“对得起主席”的心态，江青集团说他是“机会主义者”，似乎并没有说错。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生存，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特征。不管东风还是西风，哪边风大就往哪边靠。

华国锋也很清楚，毛泽东走后，他失去了靠山，他要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华国锋就想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出路，他看到周/邓集团的势力比江青集团大，于是就往周/邓集团那一边靠。在1976年5月以前，华国锋批邓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可是等到1976年6月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之后，华国锋就不在关注批邓等政治问题了，而是转向抓经济，不得罪人。在江青集团看来，华国锋的此举，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这也江青集团要攻击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公开批评华国锋说：【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一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

他。】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希望江青集团作为“火种”生存下去，而江青集团却选择了“战斗”而不是“生存”;毛泽东希望华国锋忠于他，毛泽东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忠诚可靠的，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底线是保持中立，至少不能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如果华国锋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毛泽东提拔华国锋的举措，就完全失去意义了。但最后华国锋还是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了，而且是主动靠过去的。

据李先念的儿子李小林回忆说：【程振声(李先念的秘书)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的我家，父亲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

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父亲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父亲与陈锡联私交甚好。毛泽东去世后，父亲与陈锡联一起守灵。

有一次，父亲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父亲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父亲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

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父亲突然来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父亲将两人当时的密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父亲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写：“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

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据李先念秘书程振声说，是华国锋主动找李先念，继而托李先念给叶剑英传话，提出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周/邓集团把华国锋拉过去的，而是华国锋主动投靠过去的。从机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华国锋此举是高明的。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即使是华国锋不提出粉碎“四人帮”，周/邓集团也会采用某种方式粉碎掉他们。如果是后者，华国锋也说不定会被一起粉碎掉。华国锋主动提出粉碎“四人帮”，也就避免了自己被粉碎的危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对于中央高层来说，一点儿悬念也没有，当天就公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宣布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也早就准备好了。《告人民书》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9月9日至18日，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9月11日至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的吊唁仪式，中央领导人为毛泽东守灵。9月18日下午，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华国锋在悼词中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在悼词中特别提到毛泽东的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很不寻常的，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毛泽东去世时，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央政治局构成如下：

(一)党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中央副主席5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副主席辞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但还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承认。1976年4月同时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副主席。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党中央副主席为3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职，增补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逝世前，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常委，邓小平撤职。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常委为4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有16人(姓氏笔画排列)：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姚文元。

(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为4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除了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大势力之外，还有一些像华国锋那样，既不属于周/邓集团，也不属于江青集团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和华国锋一样，后台都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去世，他们失去后台，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些“单干”的高官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们明白不管是周/邓集团上台，还是江青集团上台，他们都要被赶出中央高层。他们唯一可以保住自己地位的途径，就是力挺跟他们一样的“单干户”华国锋，力扶华国锋主政。

同样，华国锋也需要这些“单干户”的支持，他才能上台执政。双方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团。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把这些人称之为“华国锋集团”。但要注意，这些人虽然汇集在华国锋麾下，但各自仍然保持强烈的“单干”性格，不像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那么团结紧密。

政治局委员16人和候补委员为4人共20人中，属于江青集团的4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另外候补委员吴桂贤倾向于江青集团，可以算为5人;属于周/邓集团的6人：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李德生、倪志福、赛福鼎;另外韦国清、许世友倾向于周/邓集团，可以算为8人。

剩下的6个“单干户”：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自然汇聚到华国锋的麾下，形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另外还有一个苏振华，本来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时代的老部下，在1966年文革前，任海军副司令员。文革爆发后，苏振华被作为“鄧小平安在海军的定时炸弹”而打倒。1971年林彪事件后，海军政委李作鹏倒台，苏振华复出接任海军政委，成为海军第一把手。

前面提到，毛泽东1976年4月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政治局会议，特别不让苏振华参加，大概是担心他这个邓小平的老部下，会跳起来反对。其实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邓小平被打倒后，苏振华很快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转投到华国锋的麾下。因此不少人可惜苏振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站错队”了。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周/邓集团并不积极，最积极的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华国锋集团的人。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回忆说：【我看抓‘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恐怕是主导作用，没有他的积极性，不是他的积极主动起推动作用，事情不会那样利索的。华国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政府方面他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军队方面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样，华国锋、陈锡联一起联手，就是党军政一把手。】

粉碎“四人帮”，除了华国锋外，最为积极的是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苏振华这四个人。纪登奎和陈永贵不掌握军队，不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事先没有让他们知道。原北京市市长吴德比较详细地回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吴德说：

【1976年8月26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15）

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可能是9月21日，华国锋同志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

（16）

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

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

江青说：“讲完了。

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17）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9月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

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桂贤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

“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

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据我所知，纪登奎不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50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19）

华国锋同意，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

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

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0月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

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吴忠还告诉我说，海军政委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苏振华对他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

最后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20）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

华国锋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陈锡联(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4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

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5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50多个人，这些同志作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还接见过这些同志，照了相，吃了饭。】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回忆说：【不少同志问我抓“四人帮”的问题，说法不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抓的，华国锋不抓，就不会有人抓“四人帮”?不见得，也还是会有人抓“四人帮”。除华国锋以外再不会有人抓“四人帮”?我不这样认为。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活动很不正常，比较频繁，很不正常，很有怀疑，究竟在搞什么?中央也在密切观察注意“四人帮”，中央考虑过解决此问题，办法就是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1日国庆节，中央没搞大的活动，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搞了个小型活动。华国锋讲了话，他讲完话站起来就走，会就散了。江青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看样子她想说点什么没说成，也只好散了。我看这是对“四人帮”做出的反应，不大理她，也没有安排她讲话。

此前倪志福同志告诉我，苏振华同志约我去密云水库玩，我简单做了一些准备，准备陪苏政委去密云水库，以为真的是去玩。去后苏政委说：“中央现在的斗争情况，你是了解的。他们要夺权，他们要掌了权不得了。”

苏振华没有明说，我知道是指“四人帮”。苏振华接着问：“卫戍区的部队你能掌握得了吗?”

我回答：“没问题，掌握得了，其他的人插不上手。他们别说调动卫戍区部队，连一个班、一个兵都调动不了。”

苏振华说：“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同志、陈锡联同志，吴德同志不用说，包括叶帅，对你绝对信任。”

我认为这不是虚话。我明白，倪志福同志说要去玩，实际上不是要玩，就是要告诉我这些话。

回家后我想，苏振华同志讲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考虑，判断可能是中央小范围考虑与“四人帮”斗争问题，要和卫戍区领导透个气、打个招呼，交个底。苏政委是我的老领导，所以让苏振华和我打招呼“串联”，这是我的判断。

再一个，要把“四人帮”抓起来，但什么时候动手，哪一天，我看没有定下来。10月5日，华国锋和陈锡联同志到唐山去视察，了解地震后安排的情况，从唐山回来后看到10月4日《光明日报》“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曲解毛主席的意思。

陈锡联说：“看来他们要下手了，我们要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促进了华国锋对此问题的考虑。

我认为陈锡联的这个话，与10月6日抓“四人帮”关系比较大。中央有准备，抓是必然的，但哪一天抓还没有定。10月4日《光明日报》的文章起了决定作用，再不动手，可能他们就要下手了。

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华国锋本人谈粉碎“四人帮”之事。张根生说：【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但并未深谈。近几年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四人帮”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4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2人，叶帅和我也是2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任命我为“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与“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在这紧急关头，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四人帮”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叶帅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

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9月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去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

在那时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叶帅起来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

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我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华国锋的说法，与吴德和李先念秘书程振声的说法，略有不同。华国锋说：他第一次与李先念谈话的时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9月10日下午，地点是在华国锋本人的家里，是华国锋主动请李先念到自己家里来密谈;而吴德和程振声说：华国锋主动第一次与李先念谈话的时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天9月11日，地点是在李先念的家里，是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家上门拜访。

这样重大的事情，华国锋把时间和地点都记忆错了，有点不可思议，而吴德和程振声的说法似乎也有根有据，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是华国锋主动去找李先念，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这点是一致的。

华国锋说“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四人帮一伙”，但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下的决心。从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第二天就去找李先念密谈，推测他应该早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就已经下了这个决心，只等着毛泽东去世后就动手。

至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动机，华国锋说“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这个说法还是比较中肯的。华国锋本人并没有粉碎“四人帮”的实力，他必须依靠周/邓集团的力量，也就是靠到周/邓集团的这一边，这样一来，“三足鼎立”的局面就破坏了。华国锋毕竟政治水平低一个层次，他只想着江青集团向他夺权的眼前危险，没有好好思考一下，粉碎“四人帮”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

据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请叶剑英当党中央主席，请李先念当国务院总理，但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明白，主席和总理的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弄不好就会“爬得高摔得重”。没有十分的把握，轻易不要去坐主席和总理的位子。果然华国锋坐上主席和总理的位子，没有几年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虽说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但最初并没有决定是“文斗”还是“武斗”。据吴德回忆说：他本人是倾向于“文斗”，即像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那样，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把“四人帮”罢免和打倒。但李先念等人反对，认为“文斗”风险很大，而“武斗”的风险小，最后众人讨论的结论是用“武斗”。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选择“武斗”是高明的。因为搞“武斗”相对容易，搞“文斗”就难度大得多，不是毛泽东那样的高手，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搞“文斗”。华国锋要想用“文斗”来解决“四人帮”，似乎他还没有那个水平。

（25）

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说：【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生的秘书，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当时康生已死，但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康生的秘书李鑫依旧受到重用)。

李鑫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我们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跟华国锋谈了“四人帮”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了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从9月12日到10月2日，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第一次密谈是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

汪东兴说：“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帅说：“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26）

汪东兴说：“叶帅，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帅说：“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东兴说：“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帅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说：“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帅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是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做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东兴说：“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帅插话说：“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谈是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帅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27）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 叶帅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帅接着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以及我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汪东兴一面说，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的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28）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选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时间越长，保密越困难。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叶帅沉思片刻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

叶帅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意见，他强调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汪东兴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按照部署，到时还

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帅幽默地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29）

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一，整个上午都很平静。下午3点30分，我通知4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向大家宣布说;“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最后汪东兴鼓励即将出战的突击队员们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钧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

大家立时收敛了笑容，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个个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晚7时40分，华国锋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相视，倾心攀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此刻他们镇静自如，只待时机到达，一场决战就在眼前。

从晚7时55分，到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晚9点15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离开坐镇指挥的怀仁堂，急赴玉泉山。】

（30）

关于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过程，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他说：【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示司机把车开到西楼大厅北侧，在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汪东兴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李鑫双手抱住皮包放在膝盖上，皮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后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汪东兴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当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正厅的北侧原来就矗立着一扇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盘、茶杯、烟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

晚上7点20分，叶帅到了。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一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环顾着四周，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

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在‘人席’就座吧!”

他们三人一起进入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东兴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

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队员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王洪文看上去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突击队员霍际隆和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

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胀红，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王洪文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际隆和吴兴禄在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

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王洪文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张春桥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张春桥没有环顾左右，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然后张春桥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抓江青!”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和张耀祠直奔春藕斋，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他们都咧嘴微笑。张耀祠问工作人员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接着，我对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说：“小周，你前面带路。”

我确知，在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

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入春藕斋的正厅。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

江青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33）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江青说：“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10月6日。”

接着，江青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频尿急的毛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奸泼刁滑、残忍刻薄、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在今天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34）

行动小组人员打开车门，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春藉斋。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排开站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这辆大红旗轿车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大红旗轿车一路绿灯放行，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解决了江青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8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那就是瓮中之鳖。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迅速往他的住处擒拿。但姚文元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的，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请北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一起待机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被顺利带到隔离地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汪东兴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姚文元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就到。”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行动小组，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

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

叶帅说：“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写好了命令，我接过华国锋写的手令，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35）

晚上8点25分，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云生和高风利从左右两侧拽住两臂，下压双肩，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我最初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我宣布完了以后，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姚文元向休息室北门走去。

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锒铛一声，行动小组给姚文元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红旗轿车。

姚文元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迫不得已，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姚文元这才平静下来，汽车把送往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

另据参加抓捕江青的警卫科副科长黄介元回忆，在抓捕江青的过程中，江青曾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回忆了粉碎“四人帮”之事，他说：【10月6日下午4点钟左右，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要我5点半到中南海他的家里，有事找我。

我把汪东兴“有事找我”一事，打电话告诉吴德，吴德说：“到时候你去吧。”

我又给陈锡联打电话，我告诉他汪东兴“有事找我”，陈锡联说：“你去吧，电话里不便讲，汪东兴同志会告诉你。”

我给陈锡联打电话汇报是必要的，他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告诉吴德也是对的，让他知道。5点半我准时到汪东兴家中，汪东兴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我听了很高兴!

江青住在中南海，用不着通知她来开会，汪东兴就可以执行;张春桥、王洪文住钓鱼台，姚文元住外面，如果他们有觉察不来，属中央警卫团警卫的，由中央警卫团抓，属卫戍区警卫的，由卫戍区抓。

到8点钟，三人全来了，到怀仁堂，来一个抓一个。吴德说：“还剩迟群、谢静宜、金祖敏。”

汪东兴说：“晚上11点抓，不惊动别人。

布置好后我到吴德同志办公室，迟群接到通知很快来了，我叫他坐下，宣布：“迟群干了很多坏事，上级决定对你隔离审查，要很好向组织交代。”

谢静宜住在医院，用车接到市委，我告诉警卫三师政委陈先达：“谢静宜一到，不用上楼，让她上你的车，换车带走即可。”

（36）

谢静宜换车后被带到警卫三师，她在车上就骂开了，说：“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你们就搞政变，你们受邓小平欺骗。”陈先达制止了她。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请抓“四人帮”有功人员吃饭，华国锋、叶帅、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等人参加，我和张成去了。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发言，拥护中央决定;李鑫也发了言，后来要我发言，我没讲，要耿飚讲，他也没讲。我不愿意讲，是对汪东兴印象不好，他争功，太计较。我不愿意发言，就是不愿意恭维八三四一部队，你汪东兴有功劳。

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也是这位老同志搞起来的，当然华国锋也愿意让人崇拜。中山公园音乐堂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华国锋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看了就不大舒服。华国锋喜欢到处题字，但毕竟“英明领袖”不是他自己封的。】

吴忠跟华国锋和汪东兴一样，都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单干户”。从吴忠的话来看，他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都有不满，这也看出由“单干户”组成的华国锋集团，内部相互不服气，相互不满意，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很快就垮了。后来吴忠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1987年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粉碎“四人帮”之事，最初并没有通知“四人帮”的老巢上海。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1980年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上作证说：【1976年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10月7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10月7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37）

10月7日晚上，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所以10月7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10月8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在上海的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分析形势。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我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38）

这样，10月8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10月8日，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10月8日晚上，我主持召开了上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就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今天下午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

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9月28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参与策划的有几个常委：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朱永嘉，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39）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10月8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2千5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3万1千人分散待命。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廖祖康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负责，抓总的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40）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千5百人集中，3万1千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这一次光是半自动步枪就发了3万5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

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张春桥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

另外，上海市委常委、写作组长朱永嘉在1976年底的交代材料写道：【1976年9月下旬，张春桥曾通过徐景贤和肖木给上海传过两次话，张春桥对肖木说：”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

怎样才能经受这个最严峻的考验，无非是举行“反革命武装暴乱”。10月8日到13日上海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沿着张春桥这两次讲话的思想逻辑发展过来的。

（41）

10月8日下午3时，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景贤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

另外王秀珍还要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去北京打听消息，并约定暗号，如果情况严重，就说‘老娘心肌梗死’，同时王秀珍还对公安、民兵作了部署，准备反革命的武装暴乱。

10月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小礼堂，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金打电话来“老娘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

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千5百人，3万1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

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张春桥他们可能出事了。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10月12日晚，在上海的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召集部份人员开会。这时，从各方面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出事了，于是又重新提出10月8日晚上那个方案，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出动民兵保护报社电台，封锁交通要道，港口只要沉一条船，就能把航道堵住;机场去几辆大卡车，便能封住跑道，还问了全市煤、电、粮的情况。

我经历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过程，大概就是如此。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事情暴发在上海，根子是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上。】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女)，在1977年交代说：“10月9日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

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

（42）

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10月8日那样紧张了。

10月10日下午3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9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王、张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

到半夜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10月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

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

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

10月12日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到上海，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

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

当时我们的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

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

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说：“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

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

原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回忆说：【10月12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组，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抛出了要在13日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

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投降命令的。”

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

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我们和萧木共同起草宣言，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44）

1976年10月13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已经从外国媒体得知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们又急又慌，急忙开会商量对策。朱永嘉、王知常等激进分子提出立即武装起事，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位核心人物回来后再最后拍板，因为他们三人已预订10月13日上午11时飞抵上海。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在北京已经被多次谈话，他们知道大势已去。据当时负责此事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四人帮”后，决定于当晚10时在北京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说：“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立即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天水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

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

我说：“没讲。”

马天水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同志去吗?”

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

马天水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

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

马天水说：“我通知周司令。

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

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

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谈话。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45）

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

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

然后华国锋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华国锋同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

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徐景贤问：“四位首长好吗?)，马天水说了一句“很好。”

对方又在问话，马天水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天水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来到北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他们图谋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

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1976年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原上海市委《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回忆说：【10月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

（46）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

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

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

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想不通，慢慢会想通的。”

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

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我说完站起身就走了，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因此他们暂时还是上海的领导。10月24日上海举行百万人规模的“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庆祝大会，马天水主持了该大会。会后给北京发出的贺电写道：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0月27日，中央宣布上海市委改组，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任第二书记、彭冲任第三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马天水因为患了精神病，被免于起诉。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的“革命性”最强。中国近代的革命，大致爆发在这些地方，因此也可以考虑与这些地方人的性格比较“强悍”有关。上海一带人的性格一般比较温和，不太“敢”造反。如果“四人帮”的基地不是上海，而是湖南、湖北这些地方，情况恐怕又会不一样。

（47）

至于“四人帮”被捕后的情况，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说：【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四人帮”一直被隔离于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备措施，严格出入制度。每天定时放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张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坐式马桶、较大的浴缸。

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戴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她还是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江青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子、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对，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过了几天，江青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去之初，不停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一个月后，王、张、江、姚的生活基本正常了。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

张春桥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

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张春桥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笑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

张春桥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泽东选集》，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批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张春桥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者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去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他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喝、能睡，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留下来，午夜加热后做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泽东选集》或者《列宁选集》，他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48）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时而看看《毛泽东选集》，躺着的时间比较长，有时候熟睡，有时候似睡非睡，她还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顶回去了。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江青清晨起来就坐在床上，翻看《毛泽东选集》，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默然沉思，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召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北京市长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我，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交接工作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八三四一部队要完成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部昌平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采取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隔离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凌晨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4月9日凌晨3时，车辆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凌晨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

江青没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后，江青很顺从地上了车。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

（49）

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的，也有一些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服杂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4月10日凌晨3点，姚文元最后一个被押送，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八三四一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凌晨5时前，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八三四一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

武建华虽然没有明说“四人帮”的隔离地点，但根据他的叙述分析，“四人帮”是关押在位于中南海内的战备用地下防空洞。他们在这里关押了半年之后，才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防空洞，属于限制行动自由的“软禁”，但不属于“坐牢”，而关入秦城监狱，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坐牢了。

1976年10月6日晚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只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少数人知道，包括李先念在内的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因此，在抓捕“四人帮”结束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立即紧急召集在北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开会。

毛泽东逝世后，留下三位中央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现在王洪文被抓，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是有资格召开政治局会议的。

这次紧急会议于10月6日晚于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处召开，这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因为刚刚抓捕“四人帮”，北京市内情况复杂，还不够安全，因此在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开会比较安全;第二是出于威慑性的考虑。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事先并没有与众人“通气”，万一有人在这次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这也很难说。

一般来说，人在自己的地盘里，胆子就比较大一些;到了别人的地盘，胆子就会小些。北京玉泉山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叶剑英的地盘，而且是在叶剑英的住处开会。其他人来到叶剑英的住处开会，如果想要提出反对意见，总不会像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那么的胆子壮，所以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开会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50）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当年参加会议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晚9时15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

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

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

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

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

我们很快就布置就绪了，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

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
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

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

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

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

华国锋接着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介绍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说：“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又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华国锋最后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用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说：“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

叶剑英继续说：“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53）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10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4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开始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讲了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

华国锋说：“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10月20日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12月10日，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四人帮”骨干的高潮。】

原北京市长吴德也回忆了这次会议，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16号文件》。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16号文件》，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55）

在讨论《16号文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16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

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叶剑英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我认为，在粉碎“四人帮”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接着，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程主要是：(一)调换外交部长;(二)通过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邓颖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事安排;(三)作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

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叶帅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帮”的汇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我提出了“批邓”是否还要提的问题。华国锋说：“《16号文件》刚刚发表，这个报告口径以与《16号文件》一致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政治局通过了我的汇报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汇报时，我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为此，胡耀邦同志后来批评说：“第一个提‘凡是’的是吴德。”

当时我讲“一个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没有要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念头，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讲话会引出问题。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我记得常委们议论过。

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同志在玉泉山集体办公，大概陆陆续续地开了半年的会。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过的4号楼，开会是在7号楼。粉碎“四人帮”后，犹如在党的肌体上切除了一个大毒瘤，今天有这样一个兴旺的局面，我应当为此高兴。】

（56）

粉碎“四人帮”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实现，最主要是因为“四人帮”只掌握“笔杆子”，不掌握“枪杆子”，所以他们不怕“文斗”怕“武斗”;另外也是因为华国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华国锋本身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他的身份起了重大作用。

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句话不错。整个行动是在叶剑英统筹指挥安排下进行的，华国锋基本上是仰仗和依靠叶剑英的指挥。从这点来说，叶剑英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叶剑英却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讲。这件大事，如果你(华国锋)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的话也很有道理。从实力上来讲，叶剑英不要华国锋，照样可以粉碎“四人帮”，但这么一来，叶剑英会背上一个“搞政变”的污名。所谓“政变”，指的是下级把上级打倒，而上级把下级打倒，就不叫“政变”，而是“处分”。比如毛泽东打倒自己的下级刘少奇或林彪，都不叫“政变”;相反，如果下级的刘少奇或林彪打倒自己的上级毛泽东，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政变”了。

当时党中央的排名，叶剑英排在王洪文之后，如果以叶剑英的名义抓捕王洪文，是下级搞掉上级，就会被认为是搞政变;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排名党内第一，以华国锋的名义抓捕王洪文等人，是上级搞掉下级，这就是名正言顺的“处分”，叶剑英也不会背一个“搞政变”的历史污名。对于叶剑英这样已经到达顶层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遗产是自己的名声和名誉，所以政治家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名声。

另外，“四人帮”都是顺境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没有经过逆境的锻炼和考验。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仗着毛泽东的庇护，轻易战胜对手，也使他们产生轻敌的思想，以往对手容易对付，没有做最坏的打算。相比之下，林彪就高明得多。林彪面临的情况比“四人帮”困难得多，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制定出一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要不是林彪自己的女儿告密，林彪的计划几乎就成功了。

如果“四人帮”也学林彪，突然乘一架飞机直飞上海，摆脱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护”，在上海另立中央。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要想粉碎“四人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在历史的关头，政治家水平的高低就显现出来了。

（57）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大变。前面提到，张春桥专门提起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该文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方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迤迤乃亡。敌存而惧，敌去而舞。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敌戒》的今译为：【人们都知道仇恨敌人，却不知道敌人对我们其实很有好处。人们都知道敌人能危害我们，却不知道敌人的存在对我们其实也是大为有利的。秦国因有其它六国和它对抗，所以兢兢业业，从而导致国富兵强;一旦六国灭了之后，秦国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致灭亡。因为敌人的存在，我们小心谨慎，一旦敌人不存在了，我们就得意忘形起来。敌人存在可以免除灾祸，敌人不存在了反而会招来过失。】

在中共夺取天下以前，内部的团结非常好，一致对付公敌蒋介石。一旦打倒了蒋介石，内部的团结也就出现问题了。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一旦“四人帮”粉碎了，共同的敌人没有了，周/邓集团的团结一致，也就随之“四人帮”的粉碎而出现意见不一致，最终这个集团也解体了，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不过这些是后话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副主席只剩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政治局常委也只剩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人，因此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就是他们两人说了算。华国锋对叶剑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叶剑英比较满意;叶剑英也对华国锋支持吹捧，华国锋也比较满意。两人的合作虽说算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看出，他们两人说了算的局势不会维持太久，因此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思考以后的政治布局和出路。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邓小平。怎样处理邓小平，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

华国锋的想法是干脆不让邓小平复出，打着毛泽东遗志的旗号，继续批邓。华国锋以为只要有毛泽东留下的尚方宝剑，就可以解决了邓小平，所以华国锋提出一个“两个凡是”的口号。

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刚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不久，他在听取中宣部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也要‘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决执行。”

（58）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主要旨在压邓小平。因为是毛泽东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策，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邓小平就不可能复出，因此“两个凡是”成为华国锋与邓小平两人攻防战的第一战。

叶剑英的想法与华国锋不同，他看到邓小平的实力和威望，知道很难压住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必须让邓小平复出。既然要让邓小平复出，就不能坚持“两个凡是”，所以叶剑英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搞“两个凡是”，并不是很支持。

叶剑英支持邓小平复出，但在叶剑英看来，关键是邓小平复出之后，邓小平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第一种形式是按照当初毛泽东的安排，让邓小平复出当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自己当中央军委主席，或者华国锋当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实际掌握军队。这样形成党、政、军权力三分的局面，华国锋主党，邓小平主政，叶剑英主军，这是叶剑英最理想的权力布局。

邓小平复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但这似乎不是叶剑英的理想。1976年10月20日，华国锋和叶剑英一起去李先念住处谈话，这次谈话纪要如下：

【华主席：“李老，根据主席生前的安排，叫我当主席，现在兼着总理，又兼着公安部部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这八亿人口的大国家，我是力莫能及呀!我想是你当总理吧!”

李：“我是解放以来一直任副总理，但一直是搞经济方面的工作，对于经济方面工作，我还是可干几下，对于国际斗争、国防、内务可以说是门外汉，是不能胜任的，这一切叶帅是了解的。”

华：“那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李：“总理有现成德才兼备的，还是把邓老搬出来吧。这个人我和叶帅是了解的，心直口快，没有野心，忠心有余，完全可以胜任的。‘四人帮’整得他够呛，明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偏说是大野心家，阴谋家，什么最大的走资派，直到现在他恐怕还有气，总理死后，差点气死他呢!”

叶：“他和我，先念差不多，气可大呢?”

华：“邓是很能干的老同志，差不多都对我讲此事。邓颖超同志有次对我说：‘还准备批邓吗?我看这个人靠得住，可以用。’”】（59）

从上述谈话纪要可见，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推荐邓小平当总理，可是华国锋却相反请李先念当总理，可见华国锋不想让邓小平复出。另据吴德回忆说：【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

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

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据吴德的回忆，李先念和他们等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问“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从这个对话来看，李先念等人并没有请邓小平出来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只是请他“官复原职”，也就是让邓小平当总理的意思，并没有让邓小平当主席的意思。

这样一来，在邓小平问题上，叶剑英、李先念与华国锋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抱成一团”，持“两个凡是”态度。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接管了“四人帮”主管的宣传机构，在报刊上大肆吹捧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的观点。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华主席对我们宣传工作很重视，宣传工作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宣传工作大权过去被四人帮把持，他们死死把住，中央其他同志针插不进，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这个权夺回来了。

总理逝世后，主席发现邓小平不行了。邓小平这个人有错误，错误严重，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当时主席说：“不行了，另找一个。”主席就看中了华国锋同志。

毛主席看得准。选了一个好人来接班，接我们党事业的班。在天安门事件后，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呀，你选了一个好人。”

主席说：“你是不是指的国锋同志?”

我说：“是。

主席讲：“他不仅有县、地、省的经验，还有在中央工作几年的经验，这个人忠厚老实，这个人不蠢。”

主席问：“你看怎么样?”

我说：“对选国锋同志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我举双手。”我也确实是举的双手。

华主席这么英明果断，采取断然措施，这个问题没有远见、没有高度政治敏感，没有深刻领会主席思想的人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党有了好的接班人，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同志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我们国家大有希望。

（60）

我们认为华国锋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所以我们拥护他;他的胆量是大的，所以我们支持他，他的确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我们可靠的接班人，符合接班人的五条，特别是对毛主席遗嘱执行是坚决的。

有人提出“批邓”怎么办?主席指示，批邓是对的，邓是错误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三个正确对待。小道消息传说邓小平从四川回来啦，恢复了副总理职务，我们怎么不知道啊?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主席差得远，试了一下，不行嘛!】

由汪东兴的讲话可见，他与叶剑英和李先念的调子相反，对邓小平持完全否定态度。1977年3月，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两年多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了汪东兴的《我的初步检讨》。汪东兴在检讨中说：【我在1976年11月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过贬低小平同志的话，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这是错误的，在此谨向小平同志表示歉意，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2月7日《学好文化抓住纲》的那篇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

诚恳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会后，我当进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

报告。】

1980年2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1976年2月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了邓小平的一切政治待遇，只是让邓小平坐冷板凳，专管外事。毛泽东说：“邓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但到1976年4月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这里说“性质变了”，意思是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了，因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不少人不太理解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提出疑问：既然邓小平的性质已经变为“敌我矛盾”，那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呢?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旦邓小平的性质变为“敌我矛盾”，开除出党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谈到毛泽东对“犯了错误的人”的处理理念。1971年毛泽东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

毛泽东认为“犯错误”有两种动机：第一种是“为个人利益犯错误”，也就是犯错误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都属于这种动机。现在一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经济犯”;

第二种是“为革命犯错误”，也就是犯错误的动机是因为持有不同的思想或理念。现在一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政治犯”。毛泽东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就是刘少奇、林彪这些人，也是“为革命犯错误”，属于“政治犯”，而不是“经济犯”。

另外，中共夺取政权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高官，这些高官也属于“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按照毛泽东的标准，这些被俘的国民党高官也是“为革命犯错误”，只是他们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不同而已。

蒋介石对“政治犯”非常严格，持“基本都杀”的态度。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高官，基本上都被杀了，像瞿秋白、方志敏等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也都杀了。而蒋介石对“经济犯”却非常宽容，持“基本不杀”的态度。蒋介石认为贪点钱不是大问题，只要不是“思想罪”就不杀，国民党高官没有一个因为贪污腐败被杀的。

与此相反，毛泽东对“经济犯”非常严格，持“基本都杀”的态度。在建国初年，两名中共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公款被揭发出来。刘青山贪污1万8千元，张子善贪污1万9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1933年入党的老干部，为中共夺取政权立过不少功劳。因此不少人提议，考虑到刘青山和张子善过去的功劳，对他们两人从轻处理。

可是毛泽东却坚持判这两个人死刑，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对“政治犯”要宽大得多，持“基本不杀”的态度。不仅被俘的国民党高官都没有杀，就是犯了“路线错误”中共高官，毛泽东也没有批示枪毙的。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批示枪毙的高官，只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经济犯”，而没有一个“政治犯”。在建国后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除了高岗自杀，林彪外逃而死之外，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没有枪毙。

进一步，毛泽东又把“为革命犯错误”，也就是把“政治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类是“敌我矛盾”。毛泽东认为前者是“可以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批评教育等手段解决，当事人不必打倒;后者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当事人必须打倒。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政治犯”，毛泽东也是主张“不杀”的。被俘的国民党高官是典型的“敌我矛盾”，但毛泽东都没有杀。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前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没有打倒邓小平;而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变成了“敌我矛盾”，那么当然就要打倒邓小平了。但毛泽东对打倒的高官，也并非都开除党籍，比如彭德怀就没有开除党籍，但刘少奇就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一方面是出自毛泽东处理“为革命犯错误”的惯例，另一方面也是从长远的视野来考虑。毛泽东特点是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善于从长远的视野看问题。从长远的视野来看，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无非是两种结局：第一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没有本事翻身，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第二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有本事翻身，重新回到政治中心，甚至成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如果邓小平是第一种结局，那么开除党籍，与不开除党籍的结果是一样的，开除党籍并无特别的好处。如果邓小平是第二种结局，那么开除党籍与不开除党籍，结果就大不一样。首先，如果开除了党籍，邓小平要回到政治中心，也只有两种选择：

(一)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

(二)自己组建新党。如果是后者，那要危及到中共，而中共是毛泽东自己缔造的党，毛泽东应该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如果是前者，邓小平在被开除了党籍的情况下，要想回到中共，就不得不全面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毛泽东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就给邓小平留下一条杀回政治中心的“后路”，使邓小平有可能在不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回到政治中心，更不至于危及中共。这样一来，至少毛泽东思想还可以保持下去，流传下去，这应该说是毛泽东最低的底线吧。毛泽东很清楚，即使他开除了邓小平的党籍，也不一定挡得住邓小平杀回了。既然如此，还不如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第二天，邓小平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说：“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此后，邓小平基本上被“软禁”在家中，后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又被单独软禁在东交民巷一所房子中。在此期间，卓琳因眼病住院，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说：【我到这里来住，两个月零几天了。近一个月，卓琳眼病严重，住了医院。她在医院终日住在一个小房间内，除医护人员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亲人去看她。这种状况如能改变，对疗效极有好处。所以，我们急切地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我们的要求。】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口头指示“可以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于是邓小平和卓琳于6月30日，又搬回到他过去住的宽街住宅，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7月6日朱德逝世，邓小平不允许参加任何治丧活动;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仍被排斥在所有治丧活动之外，据说邓小平带领全家在家中设立的毛泽东灵堂遗像致哀。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家属那里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64）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请汪东兴把他的信转给华国锋。邓小平的信写道：【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讯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

华国锋对邓小平的信没有表态。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却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让邓小平回来工作的意见。

12月7日，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发生严重的尿潴留，于12月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医生建议手术治疗。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批准同意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12月24日，邓小平接受前列腺部分摘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余秋里等人到医院看望。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安排下，邓小平与全家人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二十五号楼。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进行过多次长谈。但华国锋并未看望过邓小平，也未与邓小平谈过话。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看到“两个凡是”社论后，向来访的王震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65）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提议让邓小平复出，但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反对。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华国锋又说：“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汪东兴更是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和中共中央，邓小平写道:【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1975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发党内，究竟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华国锋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中共中央以1977年《15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和中央的两封信。华国锋为什么要向全党发转邓小平的这两封信呢?他的想法与毛泽东当年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应该是差不多的。

（66）

华国锋上台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因古话“高出不胜寒”。早在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华国锋不服气，但那时有毛泽东给他撑腰当后台，华国锋可以抬出毛泽东来压下那些对他不服气的人。现在毛泽东走了，华国锋不得不靠自己的智慧来处置那些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

第一伙对华国锋不服气的挑战者是“四人帮”，华国锋靠他的智慧，用武力解决了“四人帮”，拔除了华国锋的第一个挑战者。不过现在看来，华国锋当时没有看清政治形势的全局，他以为粉碎了“四人帮”，他就可以坐稳主席的宝座了，这显然是只看到眼前利益的“近视”策略。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大权一时间掌握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这4个人手里，他们的分工是：叶剑英管军队“枪杆子”，李先念管政府“钱袋子”，汪东兴管舆论宣传“笔杆子”。因为粉碎“四人帮”后，由汪东兴接管了过去“四人帮”掌管的宣传媒体。华国锋则是总管全局。

华国锋对这个班子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班子里没有对他不服气的挑战者，他的位子比较稳。其中实权最大的叶剑英，并不是野心很强的、想要争当领导人的人。特别是叶剑英已是近80岁高龄的垂暮之人，更没有太多的争权之心，所以华国锋感到叶剑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李先念也不是野心很强的人，也能与华国锋和平相处。虽然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不能说“服气”，但因为华国锋对叶剑英和李先念都非常尊敬，从不干涉两人的职权，所以两人对华国锋也算满意。汪东兴过去的地位和华国锋差不多，水平也和华国锋差不多，他对华国锋还算是“服气”的，所以华国锋感到汪东兴也不会对他构成威胁。

如果这4个人的班子能够维持下去，华国锋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但这4个人的班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打开新局面的开创性人物。这4位高官都是没有个人主见的人，过去他们一直当“跟风干部”，上面有什么指示，就紧跟执行上面的指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个人想法，更没有自己的路线。这是典型的“维持班子”，而不是“开创班子”。

“维持班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见。老皇帝死后，新皇帝完全按照老皇帝过去制定的一套方针政策办，这就是“维持班子”。如果新皇帝只想坐稳他的皇位，最好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变，保持稳定的局面。而搞任何改革创新，都要冒失败的风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改革就一定会成功。因此，为了坐稳皇位，就要避免犯错误，避免出现不稳定因素。最好办法，就是什么改革都不搞，一切照旧，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

这样的“维持班子”，在国家处于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可是国家一旦出现各种危机，一切还是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维持班子”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清末的慈禧太后班子，以及慈禧太后之后的摄政王载沣班子，都是典型的“维持班子”。他们一切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稳定压倒一切，不愿搞改革创新，结果断送了大清王朝。

华国锋为首的这个“维持班子”，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中国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为只要靠着毛泽东的余威，一切按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就可以把江山坐下去。华国锋班子从1976年10月上台以来，基本上都是按照过去毛泽东的老规矩办，全无改革创新的意欲。

领导人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种策略是被动避战，一切不变，维持稳定;另一种策略是主动出战，大搞改革创新，创建一套新体制，树立一种新风尚，这样领导人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当然地位也就稳了。毛泽东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邓小平也是这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

在太平盛世时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没有太多的不满，对班子也没有特别的期待，所以比较好干;而遇到危机时代的领导班子，因为人们有很大的不满，所以对领导班子的期待也很大。这时领导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一方面是安抚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推出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政策。

当初人们对华国锋班子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真诚地希望华国锋能带领中国走入一个新时代。可是华国锋班子上台以后，基本按照毛泽东的老规矩办，一切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这时人们对华国锋这个班子就失望了。

（68）

当时人们的最大不满意之一，是中央把1976年4月悼念周恩来为主题的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要求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可是华国锋依然坚持：这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所以不能平反。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以及正在施工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周围，又摆满了花圈和周总理遗像，贴出许多诗词，祭文，更有醒目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比如“四五精神万岁!”、“人民万岁!”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人在长安街的墙上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很快搜捕到写标语的李冬民。李冬民原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学生，在文革中敢于造反，成名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一度还成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来李冬民参军，复员后到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华国锋亲自批准立案“李冬民反革命案件”，逮捕了李冬民，立即关进监狱。另外还拘留6人，追查16人。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1977年《5号文件》)，该文件说：【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但华国锋很快就挡不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浪潮，一年后的1978年，天安门事件就被平反，李冬民也于1980年被平反出狱。这是后话了。

此时在华国锋周围形成一个小团体，这些人过去都是毛泽东手下的“单干户”。毛泽东死后，他们共同失去了靠山，于是就聚在华国锋麾下，形成利益一致的小集团。这些人主要有：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副总理)、吴德(北京市长)、苏振华(海军政委)、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长)。当年康生的秘书李鑫，此时投到华国锋门下，成为华国锋的“笔杆子”。

（69）

华国锋集团的特点是：以军人、实干家为主，没有出谋划策的军师。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等都是军人，不太懂斗智慧的政治战;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都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的实干家，自己并没有什么想法或主意;李鑫虽然跟随康生多年，但也没有学到康生的政治智慧，仍是头脑简单的书生。

华国锋本人更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不懂领导全局的领导艺术。如果华国锋身边有一位高明的军师，帮他出谋划策，弥补他不懂领导艺术的缺陷，华国锋或许还可以掌权。可惜华国锋门下的人，偏偏就缺一位军师，这也是华国锋集团的缺陷。

1980年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集团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

华国锋集团虽然从“四人帮”手中的夺到了舆论工具，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基本上是在“乱用”。最典型的“乱用”，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大搞华国锋的个人崇拜。1976年10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之后全国各报予以转载，全国各地进行学习。

该《社论》写道：【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

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

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70）

有一首《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的赞美诗，更是吹捧说：【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亲手写金文，毛主席和华主席心贴心。

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军放心，全国人民皆放心。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华主席不愧为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东海放声歌，天下最强音：你办事，我放

心!】

因为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的时候，当时没有摄影记者在场，没有留下照片，这成为华国锋的遗憾。于是几位著名画家们发挥想象力，在1977年1月创作油画《你办事，我放心》，填补了这一遗憾。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到处张贴。当时甚至还仿照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把一首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改编成颂扬华国锋的歌曲，与《东方红》同时播放。当时各种大会的会场，直到中共“十一大”的会场，都是华国锋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悬挂。

当时各大媒体上，还把“英明领袖”作为华国锋的尊称，凡是提到华国锋的时候，都要在华国锋之前加上“英明领袖”四个字的尊称，说“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就像毛泽东的尊称是“伟大领袖”，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要加“伟大领袖”四个字的尊称一样。

华国锋的资历和身份，哪有资格与毛泽东并列呢?这种“个人崇拜”的宣传，不但不能让人们对华国锋肃然起敬，反而引起人们对华国锋的反感。这种对华国锋的大肆吹捧，不但没有给华国锋帮忙，而是给他帮倒忙。可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通过宣传工具“大树特树”华国锋，就真的能把华国锋树立起来。关于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就是华国锋集团的纪登奎也看不惯。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说：【在跟父亲的闲谈中，问起那首导致华国锋交权的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我爸说：“那不能唱啊!你那个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呀?是县大队的政委，18个兵。你领导18个兵的时候，共产党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已经有一大群了。不光是那些元帅，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呀。你领导指挥18个兵的政委，你唱这个歌，那些人都活着的呀。我知道那些老总们，听了以后心里是啥味道。】

后来导致华国锋下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搞“两个凡是”，另一个就是搞“个人崇拜”。搞“两个凡是”，还算是路线问题;而搞“个人崇拜”，就算是人品问题了。领导人在路线问题上犯错误，以后还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而在人品问题上犯错误，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邓小平曾写信吹捧华国锋，那是因为不吹捧华国锋几句，他就无法出来工作，这是被迫无奈之举，大家可以原谅他。而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完全没有任何“被迫无奈”的因素，完全可以不这么搞，所以大家不原谅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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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本人政治水平的局限性。华国锋不是开创型的领导人，过去他总是跟着毛泽东的指示转，自己并不独立思考，也不需要独立思考，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可是当华国锋成为第一把手，要自己独挡一面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领导人必须要设法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因此华国锋做一些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信的举措，这些不仅不过分，也是合理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怎样提高个人威信的问题上，华国锋想不出新的办法，他想到的只有效仿毛泽东。毛泽东挂标准像，华国锋也学着挂标准像;毛泽东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华国锋也学着穿绿军装上天安门接见群众;毛泽东称“伟大领袖”。华国锋也学着称“英明领袖”;毛泽东奏《东方红》乐曲，华国锋也学着奏《交城山水》……。

这种单纯的效仿，显然是比较笨拙的。因为毛泽东的资历和身份，是华国锋根本无法相比的。毛泽东可以用的东西，华国锋不一定能用，华国锋必须另搞一套办法来提高自己的个人威信。可是华国锋却想不出新办法，他也没有军师替他想办法，于是就只好模仿毛泽东的那一套办法了。这个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华国锋的个人威信，反而大大降低了他的个人威信，给后人再次留下一个“东施效颦”的教训。

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也是想不出自己的新政策、新路线，只好一切按照毛泽东过去制定的老办法、老规矩办。然而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却无法让人感到他忠于毛泽东的诚意。如果华国锋真的忠于毛泽东，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那么华国锋就不应该粉碎“四人帮”。因为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政治局常委，都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华国锋逮捕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就已经最大地违反了毛泽东的决策。既然如此，华国锋再提什么“两个凡是”，又怎么会有号召力呢?

任命王洪文、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决策，撤销邓小平职务也是毛泽东的决策，华国锋违反了毛泽东的前一个决策，却又试图坚持毛泽东的后一个决策。因此胡耀邦批评华国锋说：“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华国锋同志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毫无疑问，华国锋执政遇到的最大潜在对手，就是邓小平。在邓小平问题上，华国锋周围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态度，主张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国务院总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叶剑英、李先念要华国锋把第一把手的位子让给邓小平。另一种是汪东兴等人的态度，主张华国锋坚决不让邓小平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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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意见中，华国锋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没有反对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但声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采取“拖”的办法;另一方面，华国锋也没有反对汪东兴等人的建议，而且支持汪东兴在报刊上进行“两个凡是”的舆论宣传。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模棱两可地说：“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虽然华国锋的话说得模棱两可，但毕竟是他首次在中央会议上，表态可以让邓小平在“适当的时机”出来工作。不过华国锋在表态的同时，又拿着“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邓小平看出，华国锋虽然在让他复出的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内心还是想“拖”，不想让邓小平很快出来工作。邓小平也明白，华国锋这样的心态，主要是怕邓小平不服气，怕他领导不了邓小平。因此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很快给华国锋写信表示“效忠”，以此来打消华国锋的顾虑。

邓小平为了让华国锋放心，在信中特别表示对华国锋“服气”，表示愿意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在信中说：【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同时，邓小平也表示了他愿意出来工作，愿意服从华国锋的领导，并且还隐喻要保证华国锋当权“15年到20年之久。邓小平用服从的语气说：【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进一步主动提出建议，把他这封“效忠信”发至全党，让全党都知道他服从华国锋的态度，打消华国锋的顾虑。果然，邓小平的“效忠信”打消了华国锋最后的疑虑，使华国锋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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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这样做是智慧的。因为如果华国锋采用坚定的态度，绝不同意邓小平复出，除非华国锋本人下台。假如华国锋真的采用这样决不让步的态度，邓小平是不太好办的。因为在华国锋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邓小平要想复出就必须先把华国锋“拿掉”。不管怎么说，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拿掉华国锋是不容易的，弄不好还得再来一次“粉碎”，这样事情就复杂了。

如果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邓小平就可以在体制内与华国锋进行斗争，用和平的方式夺华国锋的权，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因此，邓小平要尽可能避免与华国锋发生对抗性的竞争，他要能屈能伸，首先争取回到中央工作的机会。只要回到中央，一切就好办，因此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了“效忠信”。

1977年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该《决议》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今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今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样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完全官复原职，在党内的排名是第三位，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后。虽然这次邓小平实现了官复原职，但他还没有掌握中央的大权。邓小平真正成为中国的掌舵人，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此时华国锋的权力还是高于邓小平一个台阶。

当时发表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这次大会还根据华国锋的意见，把粉碎“四人帮”定义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全会公报写道：【决议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归功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部门。在此之前，邓小平一直是主管党务、军务和外事部门，从未主管过教育部门。然而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越是重灾区，就越容易做出重大的政绩。邓小平主管教育部门的第一个惊人举措，是立即废除工农兵大学生制度，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邓小平此话让众人一惊，因为在这次教育座谈会召开之前，教育部已经开过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会上决定今年的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成为定局。

教育部决定今年的按照老办法招工农兵大学生，是在邓小平复出以前作出的决定。邓小平刚刚复出，立即大胆地废除教育部已经作出的决定，宣布今年就废除工农兵大学生，恢复文革前的招生办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会上决定当年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7年12月，举行了1977年度的全国高考。这是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给全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影响，树立起他的威信。

1977年8月中共提前举行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这次大会应该在1978年举行，但根据华国锋的要求，提前到1977年举行。华国锋大概是害怕夜长梦多，他要趁早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把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党代会上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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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参会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十一大”选出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4人，政治据常委5人，政治局委员23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常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

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

当时的《大会公报》这样写道：【8月12日下午3时30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华主席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历时4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8月13日下午3时30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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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在讨论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挽救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功绩。大会于8月18日下午3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邓小平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十一大”是华国锋人生的最高潮。这次大会突出了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会场上并列悬挂毛泽东与华国锋的巨幅画像，大会代表们对华国锋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吹捧。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上，也采用在华国锋的名字之后“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的写法，几乎达到与毛泽东并肩的地步。大会的选举结果也对华国锋比较有利，拥戴华国锋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苏振华、陈永贵等人都进入了政治局，汪东兴还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但好景不长，一年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集团就基本上靠边站了。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一切职务。《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说：【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1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转回来说1977年的“十一大”。华国锋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胜利结束。”现在一般认为，文革以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所以文革是历时10年。

这里华国锋宣称“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文革之后，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说过“结束”文革的话。而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也没有宣布过文革结束。因此，中央一直没有对文革作出一个“结束”的正式结论。为此，华国锋在“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只好把文革的时间计算到1977年，这样就有了“历时11年文化大革命”的说法。

随着这场改天换地、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我们这个系列文章《破解文革毛泽东》的正文也结束了。不过后面还有几个“评解”和后记，将继续推出。

# 评解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从小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搞清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经过;另一种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研究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以及产生的影响。

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文革，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所谓“纵向”，就是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文革所发生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所谓“横向”，就是站在世界历史格局中，来看文革所发生的背景和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文革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事件，它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从“纵向”来看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年历史，但具有强烈中国特征的中国式“国体”，则是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年间建立的。中华传统国体的“特征”，表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是秦始皇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软件则是汉武帝建立起来的“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后来这种儒家思想也被称之为“中华思想”。

秦始皇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独裁体制，这个并不稀奇，外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中央集权的独裁国家。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相辅佐，高度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是难于维持长久的。“秦朝二世而亡”这件事本身也证明，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政治思想来辅佐，是难于维持长久的。

孔子生于东周春秋末期。当时中国的国体，并不是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而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公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周朝的周王是天下之主，把国土分为百余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具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也有独立的军队。但诸侯国要服从周王的号令，向周王缴纳一定的贡品，还有担负保卫周王的军事责任。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杀，周平王迁都后，各诸侯国开始不听周王的号令。虽说周王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但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争霸，天下大乱的时代到来了。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242年间，这段时间称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下大乱时期。据史书记载，在春秋242年间，发生大小战事480多起，平均每年发生2起战争，可谓战争连年不断。

孔子就是诞生在这种战争连年不断的天下大乱时代。因此孔子和当时的人们一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停止战争，渴望和平。怎样才能停止战争呢?孔子首先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原因。孔子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人们“有野心”、“不安分”，做臣子的不安分，想篡夺国君之位，下级有野心，想要夺上级之权。这就是造成天下大乱、战争不断的“人性”方面的原因。

孔子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在他生活的春秋时期，有43名诸侯国的国君被臣下杀死，被下级官员杀死的上级官员，那就不计其数了。这些似乎都证明，孔子提出的“人性引发战争”学说，是有道理。为此，孔子也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应理论，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和“克己复礼”。

所谓“三纲”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是一种社会规范。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儿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孔子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三纲”的社会规范做事，那么天下就会太平，战争就会结束了。

有人疑问说：“难道君主犯了错误，臣子也要无条件服从吗?”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认为，假如臣子把君主“犯了错误”作为理由，把他杀掉或者罢黜，那么你今天杀了国君，篡了国君之位，明天就会有别人把你杀掉，夺掉你的位子，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这样一来，今天你篡位，明天他篡位，天下就永无宁日。所以臣子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从整体上来看，是有利于促进天下和平的。

但人们总会有野心，有贪欲，要想让臣子放弃篡位的野心，就必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孔子提出的思想改造方法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克制自己，一切符合“礼”的规范。所谓“礼”，就是“三纲五常”等社会规范。当然，这种思想改造并不容易，因此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克制自己的野心和贪欲，去符合“礼”的天理。

孔子这一套儒家学说，确实对稳定社会有较大的作用。但孔子的学说也有较大的副作用，就是一旦人们放弃野心，失去贪欲，那么也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人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一切知足，不思发展，那么社会的发展也就停滞了。西方近代的大发展，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基础上，鼓励人们为了金钱、地位而奋斗拼搏。

由于孔子学说有这个巨大的副作用，所以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学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时各个诸侯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也就是“富国强兵”，否则就要被别的国家吞并掉。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学说流行，是因为法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学说，所以得到当时各国统治者的青睐。而儒家学说相反是阻碍富国强兵的学说，所以没有一个国家采纳孔子的儒家学说。

然而到了西汉，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下已经统一，不再有被别国吞并的危险了。这时候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变成了稳定权力，而不是富国强兵了。因此，具有强大稳定社会作用的儒家学说，开始被统治集团青睐，把儒家学说捧为独一无二的思想。

正因为采用了儒家学说，中国的封建王朝维持了两千年。但到了近代，在西洋列强的冲击下，儒家学说阻碍富国强兵的副作用开始明显暴露出来，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此时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呢?

此后，一股反孔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兴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公然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等文人更是把儒家斥为“吃人”的学说。在这个大环境下，毛泽东也成为激进的反孔派。1919年7月，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在他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孔子为中心”、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批孔”作为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早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毛泽东后来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掀起了批判孔子的高潮。从中国历史来看，在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尊孔的。凡是反孔的王朝，一般都是短命的。比如秦始皇是完全否定孔子的，是彻底的法家，但秦始皇创建的秦王朝，在他死后就很快灭亡了。

在至今未止的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来第一位持“反孔”态度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文革后建立的新政府，也是秦始皇的秦朝之后，第一个明确提倡“反孔”的国家政府。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革的一个显著特点。

尽管“反孔”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过去“反孔”的都是鲁迅等不掌权的文人。掌权的政治家，如袁世凯、蒋介石等，都是“尊孔”的。比如1934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发起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但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和质疑。张申府发表质问南京政府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他在文中指出：“以国家祀孔的方式恢复民族自信也未尝不可，但从现在尊孔的动因来看，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

鲁迅更是犀利地批判说：“诚然，每一个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他们要去，则是去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

毛泽东建立一个“反孔”精神的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特异的。如果追溯毛泽东“反孔”的动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设计。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传统的“中华国体”，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硬件的“中央集权制”和软件的“孔子儒家思想”。用一句话简要地概括中华国体，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两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华国体”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经不起外族侵略。中国自从宋朝以来，对外战争是屡战屡败，对于汉族来说，更是经历过元朝和清朝的两次“亡国”。近代在西洋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再次差点亡国，沦为半殖民地。

“中华国体”的第二个缺陷是“历史周期率”。所谓“周期率”，是旧王朝从清廉走向腐败，新王朝推翻旧王朝，新王朝再从清廉走向腐败，如此往复。中国两千来采用“中华国体”的王朝，都无法逃脱“历史周期率”的厄运。

既然“中华国体”有这样重大的缺陷，当然很多人呼吁要对“中华国体”进行改革，而改革方案无非有三种。第一种方案是：改变硬件，不动软件，即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分权制来代替中央集权制，保持孔子儒家思想。简单地说，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第二种方案是：改变软件，不动硬件，即用新的政治思想来代替孔子儒家思想，保持中央集权制。简单地说，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第三种方案是：硬件、软件都改变。这种方案显然难度最大。

中国第一次改变中华国体的尝试，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当时人们在西洋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面前，感到过去的“中华国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革命后的中国不能再走老路，必须抛弃中华国体“走新路”。当时人们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改变硬件，不动软件，也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西方式‘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采用西洋式的“三权分立”分权体制。权力不再集中到中央政府，政府不像过去那样“一切说了算”，而是受到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国家领导人总统也不能“一手遮天”，权力要在议会和宪法的限制之下。

北洋政府的“三权分立”政体，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体，突破了“中央政府集权”的模式，可是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完全失败的。人们普遍感到，新政府还不如过去的大清王朝，谁说了也不算，什么事情也决定不下来。而且“三权分立”造成中央政府的弱体化，进一步引发群雄割据，内战不断。因此，北洋政府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退回到老路上，复辟过去的那一套。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政府是一种复辟。因为国民党政府退回到过去的“中央政府集权”模式，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继续用“孔子思想”来治国，退回和复辟到“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华国体。

面对国民党政府复辟中华国体，国民党内部出现过一个以陈公博等人为代表的“改组派”，反对蒋介石搞复辟，提出要重新革命。后来蒋介石把这个“改组派”镇压下去了。

既然国民党政府退回到传统的中华国体，那么也就无法避免中华国体的两个缺陷：“经不起外族侵略”和“周期率”。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一退再退，再现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

同时，“周期率”在国民党政府里发展极快。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国民党就从孙中山创建的清廉革命党，蜕变为腐败横行的执政党。如果国民党不是那么腐败，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因此，国民党的这次“复辟”中华国体，也是失败的。

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毛泽东眼前有两个失败的历史经验：北洋政府“改革”的失败，国民党政府“复辟”的失败。那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怎么设计新中国呢?

鉴于北洋政府的失败，第一种“改变硬件，不动软件”方案，大家都感到风险太大。因为北洋政府正是学西方搞“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所以学西方搞“三权分立”的风险极大，谁能保证毛泽东他们当时搞“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就会比北洋政府搞得更好呢?

现在有人批评说：毛泽东在建国时，应该学西方搞议会制。但这些人忘了，北洋政府就是学西方搞议会制，而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样惨痛的经验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6）

刘少奇为代表的不少高官认为，新中国还是应该学国民党搞“复辟”，继续走中华国体的老路，这样风险最小，最为稳妥。这是因为1949年时的国际环境，与1927年时有了极大的变化。在新中国建立之时，西洋列强的武力侵略危险基本消失，各个殖民地纷纷独立，中国面临外族入侵的危险性不大。

至于“历史周期率”问题，刘少奇等人认为，只要控制得好，就不会出大问题。即使出问题，那也是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眼下这几十年还是可以保证稳定的，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几十年大官，坐享出生入死打下来的江山。

而毛泽东却不愿意这么安安稳稳地坐江山，他要冒险为中国开创一条新路，试图让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继续革命”。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主张走老路，也就是继续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刘少奇认为这样最为稳妥，而且大家都可以太太平平地坐享江山，何乐而不为呢?刘少奇等人“走老路”的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复辟倒退”，毛泽东坚持要“走新路”，要“继续革命”，这就导致文革的爆发。

毛泽东搞文革的根本着眼点，是试图跳出“中华国体”的老框框，走一条新路。既然北洋政府搞“改变硬件，不动软件”的第一种方案失败，毛泽东就选择了“改变软件，不动硬件”的第二种方案，也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制”。

毛泽东认为，“中华国体”总是跳不出“历史周期率”，是因为运行中央集权体制的人，一直是一批用孔子思想武装起来人。毛泽东看来，只要改变人们的政治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代替“孔子思想”，由一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人，来运行中央集权体制，就不会出现贪污腐败，就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就着眼于“思想革命”，不仅要树立人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要彻底批判和抛弃孔子的思想。毛泽东旨在培养一批与孔子思想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新人，由他们来运行中央集权体制，就能使中国告别“历史周期率”，跨入新的时代。

（7）

有人评价文革，说文革给很多人造成伤害，死了不少人，因此作结论说“文革不应该搞”。这是典型地从小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同的。

比如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国这件事，秦始皇发动这场统一战争，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如果从“对人造成伤害”的角度去评判，那么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肯定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中国还是保持分裂状态好。所以，这种从“对人造成伤害”的小历史角度，去评判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件大事，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评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因为它已经是久远的历史，所以能够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千年后人们评论文革，肯定也会像我们今天评判秦始皇一样，可以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应该跳出小历史的局限性，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和评判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从“纵向”看是起因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华国体”，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横向”看是起因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和体制，遭到人们的质疑。这里先从“纵向”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国体”的黄金时代是唐朝，到了宋朝，“中华国体”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中国也因此走向衰落。有人因此提出：如果中国从宋朝就改革“中华国体”，中国的发展就可能不会落后于欧洲。其实，有人已经在北宋时就提出要变法改革了，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

106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赵顼支持下，面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发起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运动。必然地，王安石的变法遭到大部分高官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场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向皇帝告状王安石，罪名是“侵官、生事、致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指责王安石“瞎折腾”，要求废弃王安石的新法，恢复旧制。结果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于是司马光向皇帝辞职，回老家撰写《资治通鉴》去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不怕得罪人，继续坚持搞变法改革。

可是1086年宋神宗逝世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回朝执政，全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一切回归过去的旧法。一切回到过去，不再“瞎折腾”了，高官们大为满意，但这样并不能挽救大宋王朝的命运。1126年，也就王安石变法失败后40年，北宋王朝灭亡。

所谓“变法”，是指由国家领导者主动发起的、至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它与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变法：先秦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1966年这次文革，可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变法”。

先秦的商鞅变法和清末的戊戌变法，是国家面临存亡的关键时刻，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北宋王安石变法，则是在国家处于和平环境下，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王安石被一些人斥为“瞎折腾”。但在近代，人们开始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梁启超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王安石变法是在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现代史学家黄仁宇也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所谓的“新法”，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北宋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900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时的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慧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文革时期，王安石变法被高度赞扬，这也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与文革有相当类似之处。他们不是等到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才开始搞变法，找出路，而是在国家尚处于比较良好的情况时，居安思危，提前搞改革。这种未雨绸缪的大手笔，在当时是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往往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改革者的高瞻远瞩。在北宋的时候，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过是“瞎折腾”胡闹，而今天人们却对王安石变法予以高度的评价。或许人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中华国体能延续两千年，肯定是有很多优点，否则不可能延续这么长时间。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挨打，丧权辱国，人们不得不认为曾经辉煌过的“中华国体”，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人们不得不开始找新的出路。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尝试照搬西方议会体制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再次回到中国传统的旧体制。毛泽东率领中共推翻蒋介石政权，成立新中国。不过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私有制改成公有制，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与旧中国依然差不多。1974年毛泽东对外宾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对新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担心它走上“历史周期率”的老路上，他多次说过：“我们不当李自成。”毛泽东用来防止中国回头“走老路”的措施，就是对人民进行广泛普及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认为，只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代替孔子思想，培养一批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铲除人们心目中孔子思想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铲除中国“走老路”的思想根源。

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大张旗鼓地大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是教育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的。建国17年来，虽然孔子不再被当作“圣人先师”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孔子思想还是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共产主义教育的效果不大。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刘少奇把持的文化教育界，不重视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而是继续宣传“封、资、修”的黑货，所以称之为“17年教育黑线”。毛泽东认为，新中国17年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效果不大，就是因为刘少奇“教育黑线”的干扰。所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铲除刘少奇的“教育黑线”，改革教育体制，重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建国时，应该学习西方搞民主议会体制。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当时的时代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是中共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不得不学苏联经验;第二个局限性是过去北洋政府搞民主体制失败的经验，不得不让人谨慎。

其实蒋介石也一直反对搞民主体制，就是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也一直坚持独裁体制，这点也应该是来自过去北洋政府失败的经验教训。

现在人们批评北洋政府“软弱”，导致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其实北洋政府的“软弱”，正是民主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特征。西方民主体制的特征是“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中央政府都是比较软弱的，因为这样称之为民主政府。如果中央政府十分强悍，那就是独裁政府了。

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为什么没有导致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呢?这是因为这些搞民主体制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信仰基督教，这些国家是靠基督教来凝聚人心。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非基督教国家只有日本比较成功，而日本有神道教，有天皇来凝聚人心，所以他们搞地方自治也不至于出现国家分裂。

中国人没有宗教来凝聚人心，就像孙中山说的那样“一盘散沙”，过去中国都是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凝聚人心的。一旦中央政府软弱，很快就会出现地方割据，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分裂。因此，中国学西方搞民主体制，建立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悲剧性的。北洋政府搞民主体制试验失败，也用事实证明中国照搬西方民主体制的危险性。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人，正是看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所以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

毛泽东不搞民主体制的第三个局限性，是来自中共本身。民主选举是一种“文斗”，政治家靠“三寸不烂之舌”的口才来竞选，这对于“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当然比较有利，而文化程度低的大老粗工农兵，在竞选中基本上没什么在当选的指望。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本身是一个大老粗的工农兵集团，他们长于搞“武斗”，而不善于搞“文斗”，事实上中共也是靠“武斗”上台掌权。如果当时中国搞选举制，毛泽东等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高官能当选，而中共大部分的工农兵干部，大老粗干部，口才都非常差。彭德怀这样的粗人，说不过就要骂娘;许世友这样的粗人，说不过就要动枪。让他们去跟知识分子竞选，肯定输得一败涂地。

因此，毛泽东如果在当时的新中国搞民选制，就等于是让工农兵大老粗组成的中共集团，把他们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们。这些大老粗们能答应吗?

出于上述三个局限性，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不搞民选制，不仅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不允许的。

再从国际形势来看产生文革的背景。从18世纪开始，欧洲出现殖民主义，各列强国仗着“船坚炮利”优势，武力侵略海外的弱小国家，抢占殖民地。到20世纪初，世界已经基本被欧美列强瓜分完毕，唯一剩下一块“大肥肉”就是中国。看看1921年的世界地图，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亚洲，那时只有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全部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这样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当时中国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亡国灭种”，已经到了被欧美列强瓜分的亡国边缘。所以那时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救中国”，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救亡”。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的演讲说：【诸君：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的文明进步，在各国之先。当中国顶强盛的时代，正所谓千邦进贡，万国来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的时代，我们的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中国人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列强，对于中国都有瓜分中国的念头，也就是近来各国有共管中国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从前顶强的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

这就是中国我们近几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变成现在不得了的局面。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可以有的救。不然，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只有尽快自强，实现“富国强兵”，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们都在谈论“富国强兵”之道。第一种富国强兵之道，是清廷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道路。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保留中华国体，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兵工厂，购置新式武器，新式军舰。洋务派从1860年左右开始推行以“中体西用”为主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但1895年甲午战争中，作为洋务运动最大成果的北洋水师，居然在刚刚兴起的日本海军面前全军覆没。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不得不割地赔款的屈辱事实，使人们意识到“中体西用”的道路不能“救中国”，也意识到传统的中华国体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巨大障碍，必须变法，改革中华国体。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无奈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中体西用”的道路走不通，康有为等人提出大胆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变法维新”道路。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等“新党”开始推行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政”，试图对“中华国体”进行全面的改革。然而这样的改革，触犯到大量高官的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旧党”的强烈反对，戊戌变法只搞了一百天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再次大败，不仅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还承认外国军队在首都北京有驻军权。这次大败，清廷再也没有理由不改革了，于是在1902年重新开始搞“新政”，并声称在不久的将来实施“君主立宪”体制。可是清廷的实权还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他们对改革没有诚意，一拖再拖，终于引发辛亥革命，清廷垮台。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国民国政府，采用了西方式的议会共和国体，有总统，有议会，都是选举产生。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1912年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体也是很“先进”的。当时人们以为中国采用这种“先进”的国体，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但事实却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中国民国不仅没有富强起来，反而陷入地方割据，全国内战的内乱，甚至比清王朝时代还要贫弱。

这时人们对中国采用的议会共和制，及所谓的“民主体制”，开始失望了，人们又开始探索新的政治思想和体制来“救中国”，于是各种西方政治思想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人们热烈讨论这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不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欢迎，当时中国人思想的主流还是倾向于西方的“民主体制”。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变了这种情况。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对德、奥宣战，并向欧洲派出10万劳工，做战地后勤支援。德国投降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本应接受德国在中国占据的胶东半岛。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无理地把胶东半岛转交给日本，这是对中国露骨的欺辱，引发中国人民的义愤，爆发“五四”运动，各地人民抗议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

（13）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可是消息传来，巴黎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巴黎和会根本不加考虑。4月中旬由《和平条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理?”】

巴黎和会使中国人对西方的“民主体制”大大失望了，很多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向苏联学习，“走苏俄的道路”。因此，中国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其实当时中国人是相当迷信西方的，如果没有他们在巴黎和会上露骨地欺压中国，中国未必会走上苏俄的道路。

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走苏俄的路”，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论什么“主义”，只要能够“救中国”就是好主义。所以当时很多人拥护共产党，并不一定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救中国”，可以让中国人“站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的这个宣告，意味着“救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亡国灭种”危机，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时候，抱着“救中国”的实用思想加入中共的党员，就与毛泽东这样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发生分歧了。他们认为既然“救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就不一定非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走下去，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地修改和修正中国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远因，就是因为中共有一批党员，不是出于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实用的“救中国”目的入党的。因此，他们不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旦走社会主义道路遇到什么挫折曲折，就想到修正，就想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去走别的道路。

如果毛泽东也是持灵活应变的修正主义态度，事情就简单了。可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偏偏非常固执，非常较真，一点也灵活不得。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文革的爆发。

（14）

毛泽东对“救中国”的看法，又有更深入的一层。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第一种可能是被外国强行瓜分而导致亡国，第二种可能则是因为“历史周期率”，因为自己内部的贪污腐败而导致亡国。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起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新中国，使中国不再有被外国入侵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在对外方面完成了“救中国”的任务。

但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是战胜了外部的敌人。而战胜了外部的敌人，并不等于战胜内部的敌人，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来自贪污腐败的蜕化变质分子。这个更深一层的“救中国”任务，就是使中国摆脱“历史周期率”。

为什么两千年来，中国总是走不出“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认为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是造成中国“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根源，只有“反孔”，才能使中国走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敢于提出“反孔”，是要有相当胆魄的。因为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孔”的人都被认为是历史的罪人。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就被文人们骂为“暴君”，成为历史罪人的典型。

其实孔子的学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并不走红，被认为是迂腐无用的东西。直到500年后，孔子的思想才开始被人们理解，孔子也被捧得越来越高，成为中国上独一无二的“圣人”。过去中国各地都建有大大小小奉祀孔子的孔庙，每年举行奉祀奠礼，由当地的行政长官亲自主祭。在首都北京也建有孔庙，规模仅次于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的孔庙。清朝时每年举行一次皇帝亲自参加的祭孔大典，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也照旧每年举行祭孔大典;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中国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国民党在南京继续举行祭孔大典;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也依旧在台湾每年举行祭孔大典，并且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制定台湾的“教师节”。

孔子自从西汉后的两千年来，在中国享尽人间烟火，可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子突然被冷落了，祭孔活动被取消，孔庙也被废置或改为其他用途，到文革时，更出现史无前例的砸孔庙。1966年11月，红卫兵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然后就开始砸孔庙。孔子像被捣烂，一些古画古书被当场烧毁，还砸毁了不少石碑等各种文物，甚至还把孔林内许多孔氏后代的坟墓刨平。

（15）

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在遭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事隔两千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遇厄运。对此毛泽东说：【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72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文人郭沫若曾经撰文《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于是毛泽东写给郭沫若一首七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搞“批孔反孔”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应由后人来评判，我们现在评判为时过早。但不管怎么说，孔子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是继承?还是抛弃?是将来政治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今后面临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设“物质文明”，即实现富 国 强 兵 ; 二 是 建 设 “ 精 神 文 明 ” ， 即 治 理 贪 污 腐 败 。 孔 子的“仁”、“礼”那一套政治思想，对建设“物质文明”，即实现富国强兵一点儿作用也没有，这是谁都承认的。那么孔子思想对建设“精神文明”，对治理贪污腐败起作用吗?

谁都知道，中国的贪污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老传统、老毛病了。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尊奉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但历朝历代都解决不了贪污腐败的问题。令人寻味的是：“反孔”的毛泽东时代，贪污腐败的问题却很少。当然我们不能说，“反孔”有助于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但可以结论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对于治理贪污腐败是没有作用的。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彻底否定孔子思想，因为它对我们未来的任务一点作用也不起。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一部分思想和学说还是有价值的，但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早在民国年间，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就提出“新儒家”，主张重新建立一种经过改良的儒家思想。现在“新儒家”有相当的市场和支持者，他们用现代的观点和思想来诠释孔子思想，形成一股风潮。

中国今后是尊孔还是批孔，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未来的中国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6）

中华文明在北宋时到达顶点，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北宋以前完成的，北宋以后就再无发明。现在不少学者说在北宋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惜北宋王朝信奉“独尊儒术”，不允许其他新思想的出现，遏制了中国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潮，被称为“百家争鸣”时代。可惜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不允许儒学以外的新思想出现，以至于两千多年来，偌大的中华大地，只有儒家一种思想、一种学说，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必然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

欧洲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运动，各种思想学说源源不断地产生，推动欧洲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人托马斯写了《乌托邦》一书，被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此后社会主义思潮出现各种不同的流派，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流派。

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16世纪以后，西欧国家的新生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采用民主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旧社会的王公贵族，建立了万民“身份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解决了人民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平等问题，但仍未能解决人类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中，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有些人辛勤劳动，所得报酬却非常少，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寒生活;而另一些人却不劳而获、靠欺诈和投机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十足的奴隶。大多数商店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女孩子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19小时到22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9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

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背景下产生的。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流派，它们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名义上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悬殊的贫富差距又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的最大根源，就在于财产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提出要限制和消灭私有制。

19世纪中期，西方学者中展开了一场“为人类寻找一种公平、完美、道德的理想社会体制”的大讨论，这时马克思的学说脱颖而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暴力革命论、(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崭新思想很快就横扫全球，19世纪末期成立了全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共产国际”组织，并规定5月1日为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国际歌》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圣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种究极公正和人道的最高理想社会，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主义运动，试图使“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变为现实。

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上出现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当时除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之外，亚洲有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国，美洲有古巴，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个好景并不长，1991年苏联的解体，宣告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也宣告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如果探讨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不能不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1960年代中苏两国发生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争执，中方发表了《九评》，批评苏联领导集体搞修正主义，也就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和”路线，即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针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暴力革命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摆脱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才能获得解放。”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夺权，建立起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夺权，也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

（18）

赫鲁晓夫对此解释说：【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在那个时期是正确的，而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基础，因此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

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是认为在出现原子弹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就意味着双方都毁灭，所以不能打仗了，要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1957年苏联举行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会上，毛泽东公开提出反对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论。

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八十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核战争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

具体谈到中国时，毛泽东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

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有一次在游泳池旁，毛泽东又挑起这个话题，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

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毛泽东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

（19）

这番议论很符合毛泽东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毛泽东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我们的敌人，无论战争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

毛泽东说：“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

毛泽东还谈及另一个问题。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发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声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他们侵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将动用我国军队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给侵略者以还击。”

毛泽东指着这个声明说：“这个声明是错误的。”

我问他：“为什么?”

毛泽东说：“不对，这不对头。”于是毛泽东开始展开地谈他的观点，其观点可归纳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们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如果敌人硬要跟我们打，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没有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好多年仗，他们的侵略下场如何呢?敌人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还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中国打败了敌人，将在你们的援助下恢复自己的经济。因此，根本不要让苏联去冒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仗的危险。”

（20）

瞧他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倒好像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生存，而甘愿牺牲自己。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让每个国家自力更生，那么敌人就会把我们各个击败。这种立场是鼓励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这个声明。”

后来，我曾反复琢磨，毛泽东的那些观点有什么依据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观点和议论下评语，我很奇怪毛泽东怎么可能这样思考，我无法给自己找出答案。如果他自己认为他那些关于军事策略的论断是合理的，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会如此思考，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一直不清楚：“这到底是思维力缺欠还是挑衅?”然而这样一场谈话的确是进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证我准确地转述了毛泽东的讲话和我的回答，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断章取义。】

不但赫鲁晓夫不理解，就是当时的很多人也不理解。可是时间过去50多年之后，在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之后，毛泽东上述令人不解的话，就开始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站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这也是毛泽东的立场，那么今天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完全失败了。

第一、赫鲁晓夫提倡的“和平共处”，并没有实现。美苏始终处于冷战状态，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也是半冷战的关系，谈不上“和平共处”，只能说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而已。

按照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战争和暴力胜资本主义。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拼着死几亿人，与资本主义国家来一场核大战，用这样的暴力来战胜资本主义。当然不少人可能会批评毛泽东的观点“残酷”，不过毛泽东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就是主张暴力革命论，既然是暴力革命，那肯定免不了死人。至于可以死多少人，马克思并没有说，所以毛泽东提出打“核大战”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另外，赫鲁晓夫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一旦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侵略时，苏联将参战，而不会中立。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这个声明是“错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几年之后美国入侵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苏联并没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苏军并没有出兵越南参战。

毛泽东看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胆怯，他们提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敢打仗，又怎么敢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呢?赫鲁晓夫的“声明”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的打起来，苏联是不敢出兵的。

越南战争中苏联的表现，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美国侵犯越南时，苏联没有卷入战争，而是让越南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敌人会破坏越南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此，苏联不必去冒险与美国打仗。

第二、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而苏联在“和平竞赛”中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和平竞赛”中苏联将输给美国，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而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

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先天缺陷，必然在发展经济的“和平竞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不可能赛赢资本主义的。所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苏联是必然失败的。

但社会主义制度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在发展军事方面。因为搞军事是不讲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很快在军事上取得大发展，在军事上胜过资本主义。事实上，苏联、中国、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快把自己建成军事强国。而且苏联最大的优势也是在军事方面，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而在民用生产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就很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经济竞争中，没有一个胜过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战争这种军事竞争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社会主义一方获胜。因此，如果苏联与美国搞经济竞赛，比必输无疑;但如果来一个军事竞赛，倒不一定谁赢谁输了。毛泽东始终主张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军事竞赛，也就是“准备打仗”，这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

第三、赫鲁晓夫针提出“和平过渡”，也就是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和平过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动机，也是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

毛泽东看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胆怯，他们提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敢打仗，又怎么敢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呢?赫鲁晓夫的“声明”只是用来吓唬人的，真的打起来，苏联是不敢出兵的。

越南战争中苏联的表现，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美国侵犯越南时，苏联没有卷入战争，而是让越南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敌人会破坏越南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此，苏联不必去冒险与美国打仗。

第二、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而苏联在“和平竞赛”中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和平竞赛”中苏联将输给美国，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而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

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社会主义在“效率”方面的先天缺陷，必然在发展经济的“和平竞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不可能赛赢资本主义的。所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苏联是必然失败的。

但社会主义制度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在发展军事方面。因为搞军事是不讲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很快在军事上取得大发展，在军事上胜过资本主义。事实上，苏联、中国、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快把自己建成军事强国。而且苏联最大的优势也是在军事方面，军事力量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而在民用生产方面，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就很大。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经济竞争中，没有一个胜过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战争这种军事竞争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社会主义一方获胜。因此，如果苏联与美国搞经济竞赛，比必输无疑;但如果来一个军事竞赛，倒不一定谁赢谁输了。毛泽东始终主张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军事竞赛，也就是“准备打仗”，这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

第三、赫鲁晓夫针提出“和平过渡”，也就是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和平过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动机，也是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马克思参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也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进化顺序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根据马克思的“阶级论”，除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其他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就必然存在阶级斗争，因此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阶级斗争的，因此才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提出一种修正马克思理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

因为根据马克思理论“无产阶级”的定义是：不拥有生产资料，单纯靠出卖劳动力获取收入的劳动者。所谓“生产资料”，指的是土地、厂房、机器等从事生产的资源、设备等。资本家拥有厂房、机器等，所以资本家是有产阶级;农民拥有土地，所以农民不算无产阶级，而算是有产阶级。

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理论上每个人都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每个人都是股东，都是老板，这样每个人都变成有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同时，消灭私有制之后，资本家不存在了，所以资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存在了，当然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引申，既然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必要了。

针对苏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于1964年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其中《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该文说：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在政治方面，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25）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和平演变”。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26）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里之所以长篇引用1964年发表的《九评苏共公开信》，是因为它在事先说明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一部分动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上台，他们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背叛，这就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中国也存在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中国就会像苏联一样“变修”。而毛泽东再进一步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要把刘少奇拿掉，“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苏联变修，是认为苏联的领导集团已经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集团。因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就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重蹈苏联的覆辙。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极为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看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提出一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搞一套不符合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中国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再现。在1964年中共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就发起了文革，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由苏联的现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变成了现实。所以毛泽东急忙发起文革，要抢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上台之前，抢在自己的身体尚可的时候，铲除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最后毛泽东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要解决接班人问题。可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最后无奈让华国锋接班。但没想到却是华国锋，终结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吧。

（27）

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初的意图旨在防止中国走苏联的道路，也就是“反修防修”。在文革初期到林彪事件前的这段时间，毛泽东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把批判刘少奇与批判苏联结合起来，批判的重点是“修正主义”。但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批判的重点变了，他从林彪事件中，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还不是“反修防修”，而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过于根深蒂固。

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并不是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毛泽东，而是用儒家思想来批判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等等，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孔子的东西。此后，毛泽东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即所谓“批评批孔”。

进一步，毛泽东不再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论，用阶级斗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把中国历史解释为“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声称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论，不管儒家与法家，他们都是地主阶级，并无本质区别。文革前中共把中国历史解释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比如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的是清官海瑞与贪官徐阶的斗争。对于作者吴晗对海瑞的歌颂，1965年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批评吴晗说：【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吴晗同志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

如果按照“儒法斗争史”来解释海瑞与徐阶的斗争，谁是儒家?谁是法家呢?因此，把中国历史理解为“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观点。毛泽东晚年之所以改变宣传口径，用“儒法斗争史”代替“阶级斗争史”，大概是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太强大，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讲问题，中国的老百姓理解不了;而用中国传统的“儒法斗争”观点讲问题，老百姓就容易理解了。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最大的难题是农民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式小农经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事“工业化”的农业产生;农民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工人。所以马克思设想在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农民问题。

（28）

可是中国完全不同，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从事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因此怎样农民问题，是中共搞社会主义最大、最棘手的问题。马克思没有想过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对解决农民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和设想。这样一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要靠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和设想。

由于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历史上中国农业一直没有出现过集团经营、规模经营的概念。旧社会虽说有些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但大地主还是把土地分散租给一家一户的农户个人耕种，并不像西方农场主那样搞集约化经营。因此，中国农民历史上就没有“合作经营”的思想，这是在中国搞农业合作化遇到的一个思想概念上的阻力。

长久以来，中国贫苦农民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到地主的盘剥之苦，所以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1905年，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提出了农民问题。同盟会制定的奋斗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大会，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且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当时中国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据当时的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仅占农村人口的 $15%$ ，却占有多达 $80%$ 的土地。这种土地不平均现象，引发中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是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驱动力。

孙中山虽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当时不少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当然反对触犯他们利益的“平均地权”土地改革。真正在中国开始搞土地改革的，是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土地革命”。1928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也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全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分给广大贫下中农，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却有人说：毛泽东依靠农民打江山，上台后又剥夺农民，用户籍制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这种说法真是冤枉了毛泽东。

因为农民无偿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这个道理很简单，国家分给你土地之后，你就必须种地，也就是你得到国家分给你的土地之后，你就必须当农民。如果你分到土地不耕种，让土地荒芜，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分到土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那就和地主一样，是剥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耕种，也就是必须当农民。

（29）

农民白白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得益”;然而人们在“得益”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种地。“耕者有其田”和“强制种地”是相生相成的，这样一来，就必然需要强制性的农业户籍，把农民“绑”在土地上。

当时中国政府按照是否拥有土地，把人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持“农业户口”的人拥有土地，也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非农业户口”的人不拥有土地，想种地也没有土地可种。直至今日，中国仍保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类户籍。

1951年中国大陆实施“平均地权”的分田到户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和消灭贫困的作用。然而分田单干的模式，在短时间内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它也有很大的缺陷，难于长久地实施。分田单干的模式主要有三个重大缺陷：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不公平。因为分田是按照人口来分的，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长久下去就不公平了。比如甲户有7口人，分得7亩地;乙户有2口人，分得2亩地，这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20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甲户由7口人变成2口人，但他们仍占有7亩地;乙户由2口人变成7口人，但他们也还是只有2亩地。这样一来，甲户2口人种7亩地，变成富农;而乙户7口人种2亩地，就变成了贫农。这是明显的不公平。

怎样改变这种不公平呢?虽说理论上可以采用10年或20年后，根据人口情况重新再分一次地，但实际上实施起来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农村的分田情况，直到现在还是维持1978年时的人口情况分田到户的状态，再没有改动过。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二，是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不公平。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肯定要有一些农民进入城市当工人。那么这些农民离开农村之后，他们分得的土地怎么处理呢?第一种是转交给自己的亲戚耕种，这样他们的亲戚就额外得到一份土地，耕地多于其他没有进城的农民，这是不公平;第二种是租给别人耕种，这样就类似于过去地主靠出租土地的使用权，不劳而获，更不公平。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三，是结构性的贫困。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亩左右，按照1亩地收获1000斤粮食，每斤粮食2元计算，那么一个农民靠2亩地种粮食，不管怎么折腾，一年的收获量也就是2000斤粮食，这样他的年收入最多也就是4000元，平均月收只有340元左右，自然是非常贫困的。

有人也许会说：农民可以改种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产品。这对于个别的农户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整体的农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种菜的农民，他也必须要买粮食吃。如果全国的农民都种菜，没人种粮食，大家去哪里买粮食呢?所以大部分农民必须种粮食，才能保证全国人民有饭吃。

（30）

怎样解决上述分田单干的缺陷呢?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集体化。搞集体化之后，分田单干的各种不公平会自然消失，这对于注重“公平”的毛泽东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搞集体化，还可能解决分田单干的结构性贫困。因为搞集体化，可以一部分人种地，另一部分人从事副业或工业。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不仅仅是种田的收入，还有从事副业和工业的收入，那么收入就有可能大大增加。

而单干的个体农民，不可能有资本去搞副业和工业，只有集体化才可能集资去搞副业和工业。因此，单干的农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种地，当然这是不可能致富的;另一条是出卖劳动力，进城打工，这成为单干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过进城打工，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不值钱，只有青壮劳动力才能到城里找到工作。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种地，势必影响农业生产。

第二个问题是新中国建立的体制，是建立在工人在城市做工，农民在农村种地的“工农分工”前提下，城市的各种体制都是按照“工农分工”的原则设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就打破了“工农分工”的布局，出现一种新职业“农民工”。“农民工”到底属于农民，还是工人?身份说不清楚。

过去城市的各种制度，都是为纯粹的工人设计的，这些身份不明的“农民工”进城后，当然无法得到纯粹工人的待遇，无法得到所谓的“市民权”，这势必让进城的农民工感到自己受到歧视。因此，有人提议：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平等地进城来工作。

这种想法或许是好意，但是把事实完全搞错了。事实上，农业户口不是歧视农民，反而是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其实最反对取消农业户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农民本身。

有些人对此不解，因为他们听到一些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对农业户籍制非常不满，就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农民都希望取消农业户口。其实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在农村生活的农民。

在城市生活的农民，都是农民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在城市里找到像样的工作，能在城里定居下去，甚至发家致富。这些佼佼者农民，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希望长久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自然抱怨他们不能与城市的市民“平等”，因此呼吁取消户籍制度。

在毛泽东时代，政府保证市民有工作、有住房等，所以人们都想当市民。现在政府已经不再保证市民的工作，不再保证市民的住房，所以市民权的意义就小得多了。一个市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话，还不如农民，因为农民毕竟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市民则什么都没有。

对于大部分不是那么佼佼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市民权，也是废纸一张。因为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定居下去，顶多是趁年轻力壮的时候，在城里干苦力挣点钱，一旦年老力衰，或者得病，就不会有人再雇他们，他们只好回到农村去。现在他们有农业户口，有土地，打工不行还可以回去种地。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取消他们的土地，这些人就连退路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来说，给他们一个市民户口，而不保证他有工作，还不如农民户口。因为农业户口与土地是挂钩的，每一个农业户口，都分有一份土地的使用权，这份土地上的物产都归农业户口者个人所有。而非农业户口就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当然也得不到土地上的物产，收入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力。

如果取消户籍制，取消农业户口，都改成非农业户口，就等于取消了农民们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全部收回国家，农民变成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农业工人。这样一来，农民们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宁愿要农业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生活的保障。如果要取消农业户口，就要保证农民有工作，否则大部分农民是不会赞成取消农业户口的。

现在的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要想解决的话，难度是极大的。至今为止，中国政府想了很多对策来解决农民问题，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今年的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这说明“三农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依然面临着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局面。

其实“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现代化”问题。毛泽东曾提出用“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但毛泽东之后，这种思路不太被看好;另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是美国式的把农业“工业化”，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但这种思路实施起来，难度也极大。

美国式模式，必须取消目前的农业户口，取消每个农民都有的一份土地使用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假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农业公司，向1000个农民租用土地使用权，租得1000亩土地。该农业公司雇用农业工人，在这1000亩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耕种。但等到收获之后，该农业公司就要向那1000个农民缴纳“地租”，因为农民是不可能让你无偿使用他的土地。农业公司要向1000个“地主”交租，它就必须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才有可能获利;种植经济价值较低的粮食，是不可能获利的。

现在少数地方在给予农民一定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租给农业公司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模式无法在全国推广，因为全国大部分地方必须种粮食，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可能全国都种经济作物。

这样一来，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美国模式种粮食，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农业户籍制度。而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取消农业户口，依旧希望拥有土地，这就使问题变得很难解决。

还有一种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这个难度也极大。如果把现在农民耕种的土地“赠送”给农民，实施完全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么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土地的价值不平等，在大城市附近的1亩地，可以卖几百万元;在边远山区的1亩地，1万元也卖不到。这样大城市附近的农民得到1亩地，就等于得到几百万元;边远山区的农民得到1亩地，还不到1万元，这样的差距也大了。

另外，农村的土地搞私有化，城市的土地是不是也要私有化?农民得到一份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就等于得到一大笔财富。如果城市的土地不实施私有化，市民们什么也得不到，肯定反对的呼声极大;如果城市也搞私有化，怎么搞?北京市每个市民分到几平方米的土地?这些都是极大的难题。因此，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也是很难实施的。

当初中共设置“农业户口”的初衷，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为了剥夺农民”、“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为“耕者有其田”本来是农民的愿望，所以才成为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5年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奋斗目标，到1951年中国大陆实现“平均地权”这个奋斗目标，看上去是“胜利”了，但结果又产生出人们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新问题。这再次应验了毛泽东的口头禅：“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3）

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对国家的设计，是搞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所以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相配套的。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对国家的设计是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

因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差很大，因此毛泽东时代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于搞市场经济来说，就变成了阻碍和障碍，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都是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制度，因为它们与市场经济不配套。

相比之下，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相对比较容易。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因为比较容易改的，都已经改革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所以说“进入深水区”。其中最难啃的骨头，是计划经济的总根基“土地公有制”，这个还没有触动。因为“土地所有制”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弄不好会惹出大乱子来，所以还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当然，“土地所有制”还是属于经济改革范畴，要使改革进入政治体制范畴，水就更深了。很多人呼吁中央搞政治体制改革，但作为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得不考虑这里面的风险问题。因此，我们怎样评价毛泽东和文革，在某种方面也影响到后任领导人搞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领导人搞改革，他要承担所有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责任。这里拿工厂的老板来打比方，假设一个做皮鞋的工厂，赚钱很少，工人的工资也较低，但工厂尚可维持。此时老板提出来工厂搞改革，不做皮鞋了，改做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有可能赚钱较多。但是皮鞋厂改做运动鞋，风险很大，不仅机器设备都要重新更换，而且做出来的运动鞋质量如何，能不能卖出去，都是不能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老板决定冒险搞改革，向银行贷款买新机器，改做运动鞋，那么结果是两种：成功和失败。如果改革成功，运动鞋大赚钱，改革带来的好处大家都来分享，每个职工都可以涨工资，发奖金;但如果改革失败，做运动鞋反而赔钱了，改革的坏处则由老板一个人承担，偿还银行贷款是老板一个人的事，工人不会帮老板还贷款的。

因为改革成功了，好处人人有份;改革失败了，坏处老板一个人承担，所以很多老板只要能维持，是不会去冒险搞改革的。

国家搞改革也是一样，成功了全国人民都分享好处，失败了则是领导人一个人的责任。因此领导人下决心搞改革，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搞文革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结果文革失败了，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毛泽东呢?

如果我们赞扬毛泽东搞改革的勇气，理解文革的失败是“事情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为毛泽东搞文革失败是“好心办坏事”，给予毛泽东较高的评价。这样的话，就会鼓励后继的领导人们，鼓起勇气去搞改革，不怕失败栽跟头。

如果我们因为毛泽东搞文革失败，就把他说成是“胡闹”，甚至把毛泽东搞文革理解为“对政敌的报复”，给予毛泽东很低的评价。这样的话，就会让后继的领导人感到寒心，对搞改革望而却步，不愿意冒着挨骂的风险去搞改革。

因此，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今后改革的步伐和力度。我们越肯定毛泽东，就会涌现出越多敢于冒风险的改革家;我们越否定毛泽东，改革家就会越少。

最后，我们再从大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毛泽东路线的成功与失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国家的发展方针。

古今中外的国家，其发展方针，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乎两种：“富”与“强”。所谓“富”，就是老百姓生活富裕;所谓“强”，就是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古今中外的国家，按照“富”与“强”两个标准来看，可以分为四类：既富又强、富而不强、强而不富、不富不强。

虽说每个国家都渴望同时实现“富”与“强”，可是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是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还是优先向“强”的方向努力，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考虑的国家发展战略。

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优先向“强”方向努力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的武器装备和军队训练等“强”的方面，大大优于中国;但日本在“富”的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当时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很穷困，穷人遇到灾荒就要卖儿卖女，和中国也差不多。日本是把一切可以用的钱，都用在军事上，是一个典型的“强而不富”国家。二战后，日本又改弦易辙，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变成一个典型的“富而不强”国家。

（35）

中国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是“既富又强”的典型。但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就变成一个“富而不强”的国家。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都超过北方的金国十倍以上，但却打不过金国，被金国灭亡。在江南建立的南宋小朝廷，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也远在金国之上。但南宋却是一个军事弱国，南宋皇帝要向金国屈辱地称臣，向金国进贡。

南宋皇帝赵构给金国皇帝的国书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臣下赵构说，承蒙上国皇帝恩准我们为外藩属国，我发誓要世世代代永远称臣。每年皇帝的生日及新年，都派遣使节去祝贺。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春天到泗州交纳。如果我违背誓言，就要找到天谴，身死国灭。赵构现呈进誓约，并匍匐地上恳请上国早日下诏书，使弊邑称臣有个永远的凭证。】

金国皇帝的诏书说：【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今天其悔祸，愿身列于籓辅。今遣使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其恭听朕命。】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皇帝说：告诉你宋康王赵构，是天要灭你的国家。今天你对过去惹的祸表示后悔，愿为我的外藩属国。今天遣使节册命你为皇帝，国号宋。你要世代臣服，永做我的护卫。你要恭敬地服从我的命令。】

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国在“富”方面，GDP规模等经济实力，也不亚于英国。中国战败，还是败在“强”上。最典型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莞尔小国日本，屈辱地割地赔款，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够“富”，而是因为中国不够“强”。

（36）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给中国制定的奋斗目标，都是优先发展“强”，而不是优先发展“富”。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组浮雕，上面的历史人物，都是为中国的“强”奋斗献身的人，而不是为中国的“富”奋斗献身的人。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宣布“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就是强调中国实现了“强”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国方针是优先发展“强”，优先发展军工，搞全民皆兵，备战备荒，深挖洞，都是体现在发展“强”上。

毛泽东时代搞出的“两弹一星”，更是为中国的“强”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的“强”，是贡献很大的人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两次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国军队都表现出足够的“强大”，一扫旧中国的“富而不强”印象，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感到自己“强大”起来了，也使外国人第一次感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的建国路线则是优先发展中国的“富”。邓小平对中国的“富”是贡献很大的人物，但在“强”的方面，基本上是依靠毛泽东打下的底子。

所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强”的方面;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富”的方面，两人加起来，就是“富强”了。

现在有人批评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说：“毛泽东不应该搞那么多军事，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说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了，至少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富而不强”，是一个历史老毛病了，因而总是内忧外患不断。是毛泽东第一次克服近代中国的老毛病，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强而不富”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划时代历史地位。

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强”的问题，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邓小平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能够和平发展，不应忘记毛泽东对中国“强”方面的贡献。

（37）

最后谈一下“毛泽东思想”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只谈一下我们个人的看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并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那些理论，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为了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我们从毛泽东一贯反对的两种“主义”出发进行说明。这两种“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这两种“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很大。

“教条主义”的词典解释是：“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这样的解释，是典型的“越解释越糊涂”。那么“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句简单易懂的哲理名言：“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这句话其实就涵盖了“教条主义”的核心思想。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教条主义”，那就是“试图复制别人成功的经验”。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经验。当时中共党内流行一种思潮，试图“复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大城市搞暴动。中共试图复制苏联的成功经验，却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直到毛泽东提出不照搬苏联的经验，独创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才把中共引导到胜利的轨道上。

现在看来，试图复制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是愚蠢的，但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复制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一度曾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市场。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理论是：苏联人这么干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么干也能成功。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尚没有成功的前例，所以很难让别人相信这条路一定能成功。直到毛泽东屡战屡胜，农村根据地越打越大;而教条主义者们屡战屡败，实在搞不下去了，人们才开始承认毛泽东创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真理。

很多人误以为“教条主义”是过去的革命时期独有的错误，与自己无关。其实不然，“教条主义”是我们大家都经常犯的错误，今天也到处可以看到试图“复制别人成功经验”的失败者。这里举一个现代版的“教条主义”经验教训。

（38）

2002年，留学生施尚荣回国创建尚德公司，生产硅太阳电池。正赶上世界掀起清洁能源热潮，又得到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于是尚德公司飞速发展。2006年，尚德公司的硅太阳电池生产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施尚荣本人也骤然身家186亿人民币，成为2006年中国最为富有的“首富”。

施尚荣的巨大成功，引起一阵照搬“施尚荣成功经验”的太阳电池热。各地政府也学无锡市政府的成功经验，大力扶持太阳电池项目，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太阳电池项目”，一时间太阳电池在中国遍地开花。由于硅太阳电池的生产技术不是很难，所以很快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电池生产国。

但中国却没有因此而获益，因为全国各地到处兴建太阳电池生产厂，使中国的太阳电池生产能力很快达到40GW，而全球的太阳电池需求量不过27GW，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在供过于求情况下，各个厂家只好压价竞售，使太阳电池价格暴跌，太阳电池生产行业全面普遍亏损，许多公司破产倒闭，就连施尚荣创建的尚德公司也破产倒闭了。

这就是典型的现代版“教条主义”错误，大家都想复制施尚荣的成功经验，都想成为第二个施尚荣，结果不但没有出现第二个施尚荣，反而整个太阳电池行业都债务累累，摇摇欲坠了。这种失败，与当年王明搞“教条主义”的失败是何其相似。当年王明等人搞“教条主义”，把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丢得一干二净，红军被迫长征，20万人只剩1万人，几乎彻底失败。

尽管“教条主义”错误的惨痛教训比比皆是，但仍不断有人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现在不少提出：中国要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美国的确搞得很成功，实现“既富又强”的理想。但我们不能忘记，“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中国如果复制美国的经验，能成功吗?

这种想法，其实与当年王明等人“教条主义”想法是一样的。王明说：因为苏联成功了，所以我们按照苏联的办法和经验干，就也会成功。现在这些人也说：因为美国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按照美国的办法和经验干，就也会成功。如果中国照搬美国经验，会不会也像王明一样，输得一塌糊涂呢?关于美国经验，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经验主义”。

（39）

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经验主义”，就是“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过去自己成功了，于是就以为将来按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办，就一定也能成功。这种想法显然是用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思考问题。过去的成功有它的环境背景，而将来的环境背景变了，因此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不能照搬的。

中国有个寓言“守株待兔”，就是形容“试图复制和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以为过去的幸运还会再现。现代版的“经验主义”失败教训也不少，典型的例子也是上述的施尚荣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到处建太阳电池厂，太阳电池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施尚荣应该赶紧改行干别的，为企业重新打开一条的出路。可是施尚荣却认为自己过去搞太阳电池获得巨大成功，将来就还会继续成功。因此他不但不撤出太阳电池行业，反而继续投资扩大生产。

2013年5月，施尚荣的无锡尚德公司申请破产，总负债额高达174亿元，其中70亿是来自银行。为什么银行会借那么多钱给施尚荣?因为他们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施尚荣过去赚了大钱，所以今后也还会继续赚大钱，因此敢大量借钱给施尚荣。

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因为这两种“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没有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没有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毛泽东一生所干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独创”这两个字。毛泽东搞的文革，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不管这场文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史无前例”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思想方法：不模仿别人，不迷信自己，勇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成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里再说几句题外话。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吗?

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实现了“既富又强”的成功国家。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经验，都想复制美国的成功。但至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美国，这本身也证明上述哲理：“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

（39）

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解释“经验主义”，就是“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过去自己成功了，于是就以为将来按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办，就一定也能成功。这种想法显然是用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思考问题。过去的成功有它的环境背景，而将来的环境背景变了，因此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不能照搬的。

中国有个寓言“守株待兔”，就是形容“试图复制和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以为过去的幸运还会再现。现代版的“经验主义”失败教训也不少，典型的例子也是上述的施尚荣的例子。在全国各地到处建太阳电池厂，太阳电池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施尚荣应该赶紧改行干别的，为企业重新打开一条的出路。可是施尚荣却认为自己过去搞太阳电池获得巨大成功，将来就还会继续成功。因此他不但不撤出太阳电池行业，反而继续投资扩大生产。

2013年5月，施尚荣的无锡尚德公司申请破产，总负债额高达174亿元，其中70亿是来自银行。为什么银行会借那么多钱给施尚荣?因为他们也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施尚荣过去赚了大钱，所以今后也还会继续赚大钱，因此敢大量借钱给施尚荣。

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因为这两种“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没有犯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没有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试图复制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毛泽东一生所干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独创”这两个字。毛泽东搞的文革，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不管这场文革是成功还是失败，“史无前例”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思想方法：不模仿别人，不迷信自己，勇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

路。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成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走失败了。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里再说几句题外话。中国能复制美国的成功经验吗?

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实现了“既富又强”的成功国家。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学习美国经验，都想复制美国的成功。但至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美国，这本身也证明上述哲理：“别人成功的经验是不能复制的”。

（40）

没有一个国家学美国成功，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情。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复制美国经验，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最主要的困难，我们认为是民族问题。

现在所谓“西方七国”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都是单一民族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它们都没有民族问题，所以它们搞民选制能够成功。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搞美国那样的民选制，势必引发棘手的民族独立问题。

前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一旦搞了民选制，结果就是国家分裂。有人认为：国家分裂也没什么，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地”分裂成几个国家，那倒真是“没什么”。问题是国家分裂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战争。

我们可以把国家分裂理解为“分家”，原来大家在一起生活，并不计较这张桌子归谁，那张椅子归谁。可是一旦分家，问题就来了：桌子分给谁?椅子分给谁?大家会因为分配财产而争得面红耳赤，弄不好就要大打出手。

国家分裂也是一样，人们会为了这块土地归谁、那块土地归谁而争得面红耳赤，弄不好就大打出手。在国家分裂时，领土纷争几乎是必然出现的。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因为领土问题，发生严重争执，虽然还没有大打出手，“小打”已经有了，将来“小打”说不定又会变成“大打”。

可以预计，中国一旦学美国搞民选制度，势必出现严重的民族独立问题，进一步引发领土纷争，再进一步又会面临战争危险。一旦出现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对国家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首先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看到战争危险会纷纷撤出，引发国内大量的失业问题和金融问题。据中国官方的数字，2013年中国的外资企业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46%$ 。所以一旦出现外资大量逃离，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中国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美国经验;也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照搬过去毛泽东的经验或邓小平的经验。中国只有创新，只有大胆闯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才能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其实，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学美国经验，美国又是学谁的经验?显然，美国经验不是从哪里学来的，而是美国人自己创新出来的。正应“成功的经验不能复制，能复制的经验不是成功”。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农民，奋斗到人生成功的顶点，这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成功的背后，就是他的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理解毛泽东思想，使我们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是有助于引导我们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

到这里，我们这个系列文章就结束了。后面还有一个《后记》，主要说明一下写作这个系列文章所用的主要参考文献，以及一些个人的感想。

有人试图抽掉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试图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为“凡人”。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伟人。

# 后记

这篇《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的系列文章在网上连载后，不少网友提出参考文献的问题。前文也提到过，研究历史的史料可以分为三种：一级史料;二级史料和三级史料。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比如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等等。

二级史料是经过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东西，比如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史著书，等等。不过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

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辩。

写历史文章时，采用什么样的史料，这表现出作者的态度。认真的作者，是以一级史料为主，辅以二级史料，但这样做工作量很大。因为一级史料都是无章无序的原材料，要把它们归纳整理出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因此不少作者写历史文章时，就以别人整理出来的二级史料为主，辅以一级史料。这样做比较省时省力，但容易陷入别人的立场观点，更难有新发现和新见解。至于那些不考证史料来源，甚至把野史、传闻当作历史来谈论的文章，只是娱乐性质的文学作品，不能算是历史研究的范围。

我们这个系列文章，采用了以一级史料为主，辅以二级史料的认真态度，所以在阅读、分析、整理文献方面，前后差不多花费了10年时间。但在这个分析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因此发现了不少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可谓时间并没有白费。

关于一级史料，我们当然不可能看到内部档案。我们采用的一级史料，都是来自公开出版物，一种是国内的公开出版物，另一种是海外的公开出版物。

先说国内的出版物。国内出版的涉及文革的一级史料，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个人文稿。比如《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等。

第二类是年谱。比如《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刘少奇年谱》，等等。

第三类是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文章。比如审判“四人帮”的证人证词，罪行交代材料，等等。

第四类是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比如《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李德生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邓小平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周恩来最后的日子》，等等。

(2)

第五类是当事人的零散回忆文章。刊登这类文章的严肃期刊，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期刊《百年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期刊《历史研究》、等等。

海外出版的一级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大学(含香港)或研究机构编纂的文革史料，第二类是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

属于第一类文革史料的，有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撰，2002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它收集了3000万字的文革原始资料，有当时的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报刊文章、大字报等等，是研究文革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所以这里略多介绍。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分7个部分：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1960年至1976年)三、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1964年至1971年)四、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包括周恩来、陈毅、叶剑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邓小平等文革重要人物的讲话，1966年至1983年)

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官方报刊文章)

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主要是大字报、小字报、传单)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和林彪的东西)《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因为字数多达3000多万，印成纸质书不方便，所以只有光盘版。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纂《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这也是研究文革的重要原始资料。目前出版的《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主要目录有第一辑《林彪专辑》，含43个分册第二辑《邓小平专辑》，含32个分册第三辑《“四人帮”专辑》，含53个分册第四辑《刘少奇专辑》，含50个分册第五辑《文化大革命一般性历史资料及评价专辑》，含100个分册第六辑《高岗、饶漱石问题专辑》，含5个分册第七辑《文革初期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文件汇编》，含7个分册第八辑《彭真及1966年前中共北京市领导集团问题专辑》，含26个分册第九辑《文革初期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界问题专辑》，含66个分册第十辑《陶铸专辑》，含13个分册(3)第十一辑《陈毅专辑》，含9个分册第十二辑《康生专辑》，含2个分册第十三辑《文革初期 $(1966\sim1967)$ 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含11个分册第十四辑《陈伯达专辑》，含7个分册第十五辑《文革时期有关北京高校文革的批判资料专辑》，含77个分册

第十六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国地方性暨地方领导人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385个分册

第十七辑《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政治异议言论批判资料专辑》，含10个分册

第十八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共军事系统暨军队领导人的批判资料专辑》，含20个分册

第十九辑《文革时期有关教育领域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61个分册

第二十辑《文革时期有关中央党政各系统暨领导人问题的批判资料专辑》，含143个分册

第二十一辑《1949年以来中共内部党刊资料专辑(八种)》，含120个分册

第二十二辑《1950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含11分册

第二十三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与提案审查活动的历史资料专辑》，含10个分册

第二十四辑《建政初期之中央及地方党政法规政策条文历史资料专辑》，含43个分册

第二十五辑《文革中期(1967～1969)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含50个分册

第二十六辑《文化大革命由退潮到反思：1971年至1980年期间的相关中央文件专辑》，含7个分册

第二十七辑《现当代中国军事史料专辑》，含5个分册第二十八辑《内部政策文件性史料专辑》，含10个分册

《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文字数庞大，内容十分详细，境外的一些主要图书馆有收藏，在境外的研究者可以去图书馆查阅。但由于这套资料过于详细，如果不是研究历史细节的专题，一般上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就足够了。

另外美国华人出版的电子杂志《华夏文摘》有一个专栏《文革博物馆通讯》，专门刊载有关文革的文章，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

境外出版一级史料的第二类，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但境外出版的东西没有经过审查，所以对其可信性要慎重。境外出版的这些回忆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史学界评价较好，参考价值较高的。这主要是后来成为“反面人物”的文革人物回忆录，主要有《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王力反思录》、《陈伯达的最后反思》、《徐景贤回忆：十年一梦》、《马继森回忆：外交部文革纪实》，等等。

(4)第二种是在史学界评价不太好，质疑较大的，主要有《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等等。第三种是伪造的东西，主要有《林彪日记》，等等。

上述一级史料，除了境外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等，其他史料都非常枯燥无味，除了搞专门研究的人，一般读者是看不下去的，绝大部分读者看的都是二级史料。

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二级史料，也就是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国内和海外都出版了不少，数量相当大。其中比较严肃认真的，史料价值较高的，我们认为有：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等。

外国学者有关文革和毛泽东的著书也不少，比如英国威尔逊的《毛泽东传》等。外国学者的观点比较独特，态度也比较认真，但他们在对文革和毛泽东的理解方面，显然不如中国学者深刻。

在众多的二级史料中，我们觉得应该提起注意的，是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高华的书，虽说在史料方面比较认真，但他有强烈诱导读者思维的倾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人的结论是：毛泽东是在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整人”上台的，他的话外音是“红太阳是通过整人升起的”。高华的这个结论是非常偏颇的，毛泽东的威信，不是靠“整人”树立起来的，而是靠他实际的政绩。

毛泽东1935年接手红军时，只有1万多人的队伍;到1945年，毛泽东把这只军队发展壮大到100万人。中共的军队从1万多人发展到100万人，谁的功劳最大呢?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高层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当时党内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毛泽东“争”领导人的地位，周恩来、朱德、王明这些党内佼佼者，也都不是毛泽东的竞争对手。

毛泽东成为中共毫无争议的领导人，是靠他的政绩，而不是靠“整人”。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人们一种误导，把毛泽东描写为“靠整人起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史料方面就不够认真，特别是在关键的细节上，经常用“据知情者说”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晚年周恩来》把毛泽东描写成“整人狂”，甚至说毛泽东故意不让周恩来做手术，延误了周恩来治病，使周恩来过早死去。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5)

康生与周恩来年龄一样，都是1898年生。1972年4月，康生经检查发现患了膀胱癌，属于早期;一个月后的1972年5月，周恩来也经检查发现患了膀胱癌，也属于早期;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个月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也去世了。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毛泽东阻碍康生治病，更没有人说毛泽东想“害死“康生。康生和周恩来几乎同时发现患了膀胱癌，也几乎同时去世，可见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也就是那个程度。因此，周恩来在1976年初去世，不应该说是被毛泽东“耽误了”。

关于文革的三级史料，那就太多了，我们一般不予采用。只是在林彪“五七一工程”一节，因为一级史料和二级史料太少，不得已选用了《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报告文学《“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中的一些叙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中，在讲到林彪的“小舰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

至于具体的参考文献列表，因为涉及的文献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现在有关文革和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可谓多如牛毛，看也看不过来。但就像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这些书籍和文章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严肃，虽然真实，但没有读者;另一种是过于轻松，使用一些野史传闻来吸引读者，有欠真实。因此，我们想到写一个既有可读性，又真实可信的系列文章。

在刚开始的章节中，我们担心太严肃了吸引不来读者，所以在文中加入一些文学描写，心理活动等。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认真的读者并不喜欢文学描写，而喜欢如实叙述。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很少用心理活动等文学描写，基本上采用客观叙述，主要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我们的这个系列文章，最早于2012年12月在《凤凰网》发表。后来因为《凤凰网》审查太严，大部分内容发不出来，经热情的网友介绍，我们从2013年1月改到最为宽松的《天涯网》来发表。在《煮酒论史》上发表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问题，在《天涯博客》上一直没有遇到大问题。

因此，在这里我们特别向《天涯网》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各位“高抬贵手”，让我们这个有争议的系列文章得以发表。

最后，在《后记》中再谈一点关于写这个系列文章的一些个人感想。

(6)

在这个系列文章连载过程中，不少网友提出很多宝贵意见，让我们深受启发。不过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意见，却让我们感到时代的气质已经变了。现在有一种流行思潮，就是用“利益”来解释一切，当然也用“利益”来解释文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在文革后1986年写了一篇文章《文革博物馆当建立》。

巴金在该文中写道：【我决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

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

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

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

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巴金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第二次文革，是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巴金的言外之意是说：参加第一次文革的人，就是为了“获利”，包括毛泽东。这正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私利，是为了跟刘少奇争夺权力，不惜在中国搞一场大革命。

看到巴金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到既失望，又痛心。因为以前的巴金不是这样庸俗的人，不是这样把什么事情都与“获利”联系起来。

现在有一种流行，把文革中的人物都描写成一批争权夺利者。在这些人的笔下，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儿革命精神，变成一群单纯追逐权益的政客。而且，还有人把这种“争权夺利”上升为理论，声称“一切为了利益”是“人性”。

难道“人性”真是这样的吗?1931年巴金发表的成名作《家》，却讲了一个相反的故事。《家》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某大城市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拼命维护旧制度，维护封建礼教，甚至不惜扼杀年轻一代的青春、爱情与生命。高老太爷的孙子觉慧，爱上婢女鸣凤，但高老太爷却要把鸣凤许配给别的财主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觉慧在鸣凤死后毅然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7)

巴金的《家》在当时轰动一时，这是因为它符合那个时代的气质。按照现在不少人的观点看来，鸣凤实在是傻了去了，给大财主当二奶，好吃好喝，还能把钱财带回娘家，还有什么不满意?他们实在想不通鸣凤为什么要自杀。同时，觉慧在高家当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阔少爷多舒服，可他偏偏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这不是自讨苦吃，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觉慧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利”吗?当然是有投机分子为了获利而参加革命，但至少巴金笔下的觉慧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获利”。那么觉慧为了什么参加革命呢?其实巴金在书中已经给出答案。巴金在《家》的序言中写道：【我写《家》的时候，仿佛在跟那些人一块儿受苦，跟那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一直到我写了《家》，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

巴金笔下还有一个典型人物，觉慧的哥哥觉新，他屈从于高老太爷，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觉慧不愿像他哥哥那样忍受下去，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走出家庭，勇敢地追求新的人生道路。觉慧说：“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能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觉慧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的一批热血革命青年。他们不堪忍受旧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反抗，为了抗争，为了自由，为了解放，而不是为了“获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是当时热血革命青年的代表，他们揭竿而起闹革命，也完全不是为了什么“获利”。要获利的话，到外国租界在洋人手下当个买办，既获利又没有风险，又何必去闹革命呢?

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也在中国轰动一时。剧中的主人翁娜拉，是一个具有稳定优裕生活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但娜拉不满足自己在家里只扮演一个“玩偶”的角色，她要追求个人解放，毅然离家出走。娜拉临走前对她丈夫说：“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娜拉的出走，是为了自由而不顾一切的反抗。娜拉在出走时，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获利”的问题。

当一个人拿起刀大喊“我和你拼了!”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去想“获利”这个问题，他只是无法再忍受了，他要拼命，要革命，哪怕付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熟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在中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革命青年的一种普遍心态。

(8)

曾经为热血革命青年“鼓与呼”的巴金，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全然看不到“获利”两个字。可是到了晚年，巴金却口口声声地谈起“获利”来，甚至把文革中起来造反的造反派、红卫兵，理解为“获利”，这不得不让我感到“精神的退化”。

当然，文革中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其中肯定会有为了“获利”而参加造反的投机分子，但这些人不应该是造反派和红卫兵主流。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答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革命都是革命青年冲在第一线，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大致是出于同样的心态：为了反抗旧制度，为了自由解放，而不是为了“获利”。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是一批热血青年，井冈山上吹起革命号角的也是一批热血青年，而到了文革的红卫兵，他们自然也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起来造反，也是要“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点与他们的先辈们是一致的。

武昌起义起来造反的热血青年，是为了“获利”吗?毛泽东等热血青年上井冈山造反，是为了“获利”吗?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获利，为什么文革中涌现出了的造反派，偏偏就没有一点革命精神，堕落成为了“获利”的利益追逐者呢?

人们发起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因此，我们从“获利”的角度去谈论革命是不合适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它也同样是旨在“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我们谈论文革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不应该单纯从“获利”去理解文革。从“获利”的角度去谈论文革，就像从“获利”去谈论巴金笔下的人物觉慧和鸣凤，是无法说清楚的。

另外，毛泽东本人也是一贯反对“获利”的。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上，毛泽东讲话说：【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获利”，就是“反人性”，那么“人性”真的是一切都为了“获利”吗?这对于百分之九十的平凡之人，或者是正确的;但对于另外百分之十的革命者，就不正确了。

(9)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革命者觉慧，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革命者娜拉，就是属于后面百分之十的革命者，他们都不是平凡之人。我们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革命者，才变得精彩。

因此，我们在讨论毛泽东这些革命家的行为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革命理想，不应该抽走他们的革命精神。有人试图抽掉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试图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变为“凡人”。其实毛泽东从来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伟人。

如果把“凡人”和“伟人”等同起来，就等于把一位在抗战时挺身而出、为国战死疆场的英雄，与一个在敌人铁蹄下苟且偷生、甘当顺民的平凡人等同起来。“凡人”和“伟人”的区别是：凡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伟人是为了正义和理想而奋斗，两者永远不能等同起来。

最后，还再讲几句“毛泽东热”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各地出现一股“毛泽东热”，许多人对此难于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比现在差多了，为什么还会有人怀念毛泽东呢?

两年前，我在动笔写这个系列文章之前，想了解一下中国各阶层的人，对毛泽东和文革到底怎么看。我带着这个问题，走了差不多半个中国。从经济发达的广州、上海、江浙，到经济落后的新疆、甘肃、内蒙，接触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了他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

从我个人的“调查结果”来看，一般来说，人们都承认现在比毛泽东时代生活好，也有人因此而骂毛泽东，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我看到的大多数，尽管都承认毛泽东时代生活很穷，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但他们也并未因此而埋怨毛泽东。而且越是底层的人，这种倾向越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在甘肃武威黄羊镇(据说温家宝总理当地质队员时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一位老农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是比过去好了。”但他又一转说：“毛主席看得起俺们农民，陈永贵都能当副总理。”

我认为这位老农的话，说出了“毛泽东热”的答案，这就是“看得起”三个字。现在农民们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他们却感到少了三个字“看得起”，这就是他们怀念毛泽东的原因吧。

至此，连载文章《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全文结束。说实话，我们能写完这个一百万多字的长篇，如果没有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说不定会半途而退。因此在最后，我们要向这一年多来，热情支持、理解鼓励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之意。

当然，我们并不想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今后还希望与各位朋友继续交流，共同提高。最后再说一句：衷心地感谢大家!【全文完】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1

引子 毛泽东的寿宴.. 3

第一节：毛刘的交恶.. 8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 23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 31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 45

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54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 63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 74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 97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 121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 141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178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221

第十三节 滴水洞的沉思.. 239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248

第十五节 红卫兵登场.. 317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367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469

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547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680

第二十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722

第二十一节 林彪事件.. 811

第二十二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1134

第二十三节 毛泽东的再起.. 1184

第二十四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 1309

第二十五节 最后的反击.. 1421

第二十六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1494

评解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1570

后记.. 1608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1

引子 毛泽东的寿宴.. 3

第一节：毛刘的交恶.. 8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 23

第三节 毛刘的最初交锋.. 31

第四节 道路是曲折的.. 45

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54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 63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 74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 97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 121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 141

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178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221

第十三节 滴水洞的沉思.. 239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248

第十五节 红卫兵登场.. 317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367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469

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547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680

第二十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722

第二十一节 林彪事件.. 811

第二十二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1134

第二十三节 毛泽东的再起.. 1184

第二十四节 邓小平的第二起.. 1309

第二十五节 最后的反击.. 1421

第二十六节 毛泽东身后的斗争.. 1494

评解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 1570

后记.. 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