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友们，晚上好。

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涛哥十年终结篇还在写中，荡开一笔和大家闲聊下经济，聊一下十四五规划。

岱岱对内循环为主的战略转向，曾一言以蔽之：“内循环就是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

经济就是供给和需求，有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后疫情时代和中美摊牌时代，中国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的效果会越来越低，而中国有全球最强大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

一个是在供给侧做功夫。

既然我卖不出去了，我就少生产，生产的东西不多刚好能卖出去。

比如去产能的供给侧改革。

还有在高端产业攻坚，因为高端的产品就我们中国能做，欧美做不了，就算他们不想买也得买。

是的，从供给侧来看，方法无非这两种。

产业链淘汰，产业链升级，让供给侧能适应需求侧。

然而这个路子快走不通了。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中国少生产，社会就业岗位，失业潮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就是去产能政策也是去无用的粗劣的产能，引发的几个钢铁国企下岗，就够我们喝一壶了，推广深化是很难的。

这是个政治问题，美国红脖子当初就是怪中国工厂抢走了他们的就业，引发美国大撕裂，越南在中美打贸易战的时候就承接了很多中国企业，我们已经有“沦陷”的危险。

不可能不怕。

至于产业升级，就是需要时间，谁也不知道不确定哪一年能成，而目前危机是最需要渡过的。

而且高端产业能容纳的就业人口，太少了，房产销售是千万级人口就业，中国码农群体才500万，高端产业发展起来也无法很好解决就业问题。

以上来看，供给侧解决方向，不够完美，在未来会是辅助方向。

不再是主攻方向。

因为时代变了。

另一个解决方向，就是需求侧。

我生产东西太多了，过剩了，没人买。那我们就让更多人有钱，更多人去买产品，这样工厂企业就不会过剩了，就不会 裁员了，就业问题就能保证。

而消费是有边际递减效应的，马云王健林有钱，但他们的消费和资产严重不成正比，经济学家就曾说过，除非让有钱人都愿意像法老那样建金字塔，大规模雇佣大花钱，才能破除消费边际递减效应的魔咒。

uc头条的段子和经济学家的见解如此一致：

王思聪这孩子，不吸毒可惜了。

话糙理不糙，高手在民间，这句话一样深刻的阐释消费边际递减效应。

然而，目前马云们还是没去花大钱建金字塔，还是说996福报，然后搞投资，财富继续积累，花钱的速度远远低于赚钱的速度，就像西红柿首富里那样，对有钱人来说，我有10个亿，我根本花不完。

巨富要败家，差不多就是赌场和投资失败，没有因为双十一剁手购物而败家的。

所以，要扩大消费，指望马云们是不靠谱的，指望王思聪们也是不靠谱的。

指望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的人民。

但问题是，如何让更多人愿意花钱消费呢？

一个是增大人们的消费欲望，解决人们不想买的问题。

一个是增大人民的消费能力，解决人们没钱买的问题。

人们的消费欲望是不用担心的，原来不是人们不愿意消费，而是大家想消费，但是没钱消费。

比如年轻一代在重压之下越来越佛系，越来越躺平，但这只是消费欲望被控制掩盖起来，欲望还是在的，他们总是喜欢买几十块的奶茶和几百块的口红。

人们的消费欲望不用担心，人们消费能力才是担心的，谁有钱谁不会花钱啊。

人民不是不想买，而是没钱买。

还不是因为钱全被六个钱包的房地产给掏空了。

之前，世界工厂的中国，可能不太care这个人们没钱买的问题，因为中三分之一的产品都是卖出去，卖给全球，中国工厂世界市场，中国人民没钱买，中国的产能也不会过剩，世界蛋糕太大了，所以即使社会贫富差距即使触目惊心，然而依然没有爆发经济危机。

然而，时代不同了。

后疫情时代，中美贸易战，中国产品卖不出去了，产能严重过剩，只能让中国人民消化。

换言之，中国产品只能让想买却没钱买的中国人民买。

这就是内循环的根源，社会的供给能主要被内部的需求所消化，要求我们提高人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费能力。

这是我们十四五规划的重点。

而这一点，说的容易，做的十分难。

按照之前的套路，我们是搞房地产搞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

因为你就算没钱消费，房子医疗和孩子上学你总是刚性需求，搞这三个大产业出来，你不得不花钱，就是没钱也逼你加杠杆花在这上面。

而现在，住房医疗教育都搞完了，人民也没其他什么刚性需求了，貌似国家也找不到新刚性需求玩消费逼迫。

哦，还有一个也是刚性需求。

性需求。

放开黄色产业的确能立竿见影的扩大消费，看陌陌探探的发展就知道了，这还只是这个需求的边角碎料，不过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不可能和西方那样，为五斗米折腰的。

在刚性需要上逼迫人们扩大消费，这条路在以前杠杆不高、还有刚需可挖、社会矛盾不大的时候，还能用，十四五规划已经行不通了。

一致对外是需要民心支持的，这条路是死路。

还有活路吗？

有。

在哪？

农民。

中国有6亿多农民，释放激发他们的消费需求，就能撑起中国内循环。

看看当年08危机后的家电下乡，看看拼多多的崛起，就知道了。

而成渝城市群将是中国内循环的成败关键，岱岱不是开玩笑，你看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只有两个，重庆！成都！

成渝城市群，将决定中国内循环的成败！

六亿农民，将决定中内循环的成败！

而农民天然没有多少消费欲望。农民又在低端产业上，没钱，又没消费能力。

所以，农民很难办的2点。

既没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能力。

所以我们让六亿农民消费，要对症下药。

农民没有消费欲望怎么办？

对症下药来看，农民没有消费欲望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足够保障，他们省钱成自然，农民养老风险大，所以压制消费欲望为老了后做准备。

那我们就要给农民保障政策做好，兜底，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欲望。

另一方面，就是城镇农村的生活，天然不要求高消费，因为他们能自给自足，城镇农村买什么车啊，摩托就行了，去超市买什么菜水果啊，自己都能种，下什么馆子啊，家里吃不好吗。

所以，一个月两千块在乡下在城镇都能活下去，但一个月两千块在北上广深是难以想象，难以生存的。

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一代，他们实际上被信息社会洗脑，也有消费欲望，不比老一辈，但城镇农村的消费设施太少，夜生活场所都没有的话，怎么让新生代农名工消费起来。

因为城镇农村天然就是低消费场景，所以温铁军希望农民小国寡民在城镇农村待着，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是不能改变城镇农村的低消费场景，但要投入多少基础设施和资金啊，资源也太浪费了，地球资源都供应不起6亿农民分散式城镇农村高消费场景。

城市是资源利用率最高效的，城镇农村是资源利用率最低效的。

大环境不允许温铁军老师的主张。

15年后去库存的楼市大涨，就基本宣告了温铁军老师政策主张的死亡。

因为之前楼市涨都是一二线，只有15年后那波是二三线，甚至是三四线。

三四线楼价大涨后的直接结果，就是切断十八线小镇青年的后路。

十八线城镇是新生代的主力军。

城镇农村出来的他们，从做题家起步，靠着努力上了大学，毕业后来一二线城市打工，15年前的房价已经让他们压力很大，大部分人的想法是在一二线赚钱，租房，赚到足够的钱后回自己老家买房养老。

十八线县城的故乡，是小镇青年们最后的退路。

然而，15年后楼市轮涨，一二线涨三四线涨，十八线也涨。这下好了，青年们后路越来越窄。

但十八线房价都和三四线房价只差几千，而基础社会和工作机会悬殊的时候，新生代就不会回到故乡了，他们会加价卖三四线的房子。

15年楼市大涨的结果注定了未来十八线城镇楼市的一地鸡毛，注定了十八线城镇的财政窟窿，也注定了国家在未来要不断给他们财政输血。

看起来，国家是亏了。

但你永远赚不过国家。

15年楼市轮涨也注定了新生代消费主力军将从低消费场景的十八线城镇，转移到三四线城市。

国家没有花大手笔改变十八线城镇的低消费场景，因为那是天量的资金投入，天量的资源投入。

国家只是放手让大部分的十八线城镇的房价涨到不合理区间，不仅解了地方财政和银行金融的一时之急，更把那些后路放在十八线城镇的新生代年轻人，赶去了三四线城市。

而后者才是国家认为资源能集约利用的高消费场景所在。

国家在现在未来给十八线城镇的财政输血，只是小钱，不改变十八线城镇低消费场景后省下的天量资源资金投入，这才是大钱。而新生代小镇青年的消费主力军，其转换到高消费场景后培育的刺激内需，更是长远的隐性红利。

所以，你个人，是永远算计不过国家的。

我们15年逼新生代小镇青年去高消费场景了，现在，轮到剩下更大的群体了去高消费场景了。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而要释放刺激农民消费，就要让他们进城上楼，不能待在低消费场景的城镇农村。

山东那边就是这样，合村并居，进城上楼了，也没菜园果园了，地也离住的地方远，种粮种菜都不便，得，去超市买吧。

这是牺牲农民福祉的进城运动，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政策。

成渝城市群，顶着全国仅有的两个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要摸索出农民进城的良好模式。

我们不仅要让更多农民进城，还要让农民进城后更好。

农民进城后消费压力更大，生活压力更大，过的不如自己老家，他为什么进城？

农民进城后生活更好，才能可持续。

这就是中南海会议上，研究城乡发展的学者陆铭，是最年轻代表的原因。

国家看重的，还是农民进城的可持续。

因为老大说了：“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既然是较长时间，不是较短时间，就不能用忽悠人的法子搞霸王硬上弓，人民不是傻子。

你要较长时间，就必须让人民进城生活更好，变得更可持续。

这将是内循环为主的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之一。

而农民进城最大的障碍，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就是户籍制度。

农民进城，即使成功转型为非农人口，也也无法像原本就是工人阶层的老百姓那样获得很高的收入和其他应有的权利保证。

这方面，中国可以参考一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在上个世纪也是世界工厂的定位，产品都是外销，内部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但日本敏锐的认识到这一点，在危机未来之前的60年代，就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培育内需，提高国民收入，跨过了发展陷阱。

日本也有很多没有消费能力和和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为了帮助农民工成功实现转型，日本政府只做了一件事——

一视同仁，无论是户籍、住房，还是保险、教育！

其结果便是：没有城乡户籍的隔阂让农民工跨地区自由流动成为可能，政府提供的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的做法让那些身处异乡的农民工在工作城市中得以安定的生活，养老、医疗、工伤、雇佣等保险种类的全民实施，稳定了保证，打消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了消费欲望，也确保了企业稳定的劳动力来源，同等的教育待遇和升学待遇打通了农民工向上跃迁的渠道。

这些前提都落实妥当，日本农民群体的收入与应有的权利保证自然也便是水到渠成。

日本步子迈的很大，但很成功，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说：“日本是一个没有城乡差别的国家”

日本邻居的经历不可复制，但经验可以借鉴。

希望温铁军老师的预言是悲观的：

“当你看到灯火通明、无上耀眼的现代化的时候，你要问一句：“那么代价呢？”

上个世纪的时候，决策圈有一个小年轻第一次去达沃斯参加国际经济论坛，但他很出彩，是在场中职位最低但被提问最多的中国官员。

那时候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已经名闻全球了，他很看好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轻人，会后专门走了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道：

“小刘啊，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

但是你们的压力也将是史无前例的。”

从此，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就成了小刘的思想钢印。

直到今天。

改开40年看，我们大约转移了3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

目前，我们还有6亿的农村人口，刨除老弱病残，粗略估计一下，减个一半，我们也还有3亿多的农村人口可以进城，也需要进城。

还有一个3亿。

可我们已经没有另一个10亿亩农田可以改换，也没有再一轮房地产的黄金发展时期拉动上下游产业链来容纳农民工就业，更没有足够的社会缓和情绪足够有空间去牺牲代价积累矛盾。

“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

“但是你们的压力也将是史无前例的。”

既有的发展模式走不通了。

山穷水复真的是疑无路。

柳暗花明却还不见那一村。

迫在，眉睫。

这也是那天中南海专家座谈会上有两个城乡发展专家代表的原因吧，而且一个还是最年轻的70后。

老一辈寄希望于新一代接棒，再杀出一条血路。

千头万绪，岱岱一言以蔽之：

十四五规划出台，就标志着这一句——

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