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晓庆到范冰冰

看中国税改史的历史进程

（上）

最近大热的新闻，莫过于崔永元揭底范冰冰偷税漏税的事了，事件过去这么多天，热度持续高涨，定点爆破到连环爆破一个接一个，很多吃瓜群众希望岱岱写这方面的文章，而岱岱实际上，不太愿意从崔范个人层面，更愿意从税收这个大背景去发挥。

毕竟，虽然网上对崔永元一片赞美之声，但岱岱对崔永元先生的认识，还在观摩阶段，加上公知袁立的助攻，不敢对其人品打包票，然而，不管崔永元是泄私愤、受指挥还是为大义而揭露娱乐圈老底，这件事的最终影响，都成全了大义。

在这个社会，人民辛苦所得微薄收入，生活压力重重依然坚持纳税，而戏子轻松日赚千万却各种违法偷税漏税，更有上市公司不顾韭菜死活各种资产转移左右倒右手，此次事件，崔永元先生不论出发动机如何，其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推动和影响，都真正做到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大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税收上的任何特权都是不公平的”，**想当年，偷税漏税而被抓坐牢的刘晓庆，向国人普及了堂税法课，而随着大众对范冰冰的声讨和国家机关对范冰冰偷税的介入，范冰冰成为下一个刘晓庆的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

而且事件不断发酵，连环爆破，以至火烧连船，在金融反腐的大背景下，华谊等一众电影公司违规操作资产转移的套路也逐一爆破，虽然华谊股东阿里、腾讯，在笔杆子领域为范冯护法，删帖禁言下架视频，甚至阿里参股的公司博雅天下，旗下一个微信公众号**《火星实验室》公然发布假新闻，剪辑崔永元语音宣称崔已向范冰冰道歉，**但如果国家机关找到范冰冰、冯小刚的偷税证据，真正落下实锤，那阿里腾讯华谊再怎样护法也没用了，这部大戏将无可阻挡的走向高潮。

不过据说，崔永元撕逼后的第一时间，范冰冰就去了美国，把有关文件和重要证据，锁在了美国律师的保险柜里。

当然，崔永元手里还有一抽屉问题合同呢，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些合同，到底是谁给崔永元的。

所以，胜负依然未明。

娱乐圈里吃瓜，是嗑瓜子，政治冰山下吃瓜，才是吃冰镇西瓜，这一篇文章，就让我们跳出娱乐圈个人范畴，进入国家大历史层面，通过历史进程中的刘晓庆和范冰冰，来梳理下这些年来中国税收的碎片记忆。

一、1983年，刘晓庆春晚，中国利改税

1983年对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晚，就在1983年，可以说，1983年的那一夜，开启了全球华人几十年的春晚记忆。

1983年对刘晓庆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因为那一年的，刘晓庆在春晚舞台上，当着全球华人的面，向父母拜年。

1983年春晚是第一届春晚，为求吸引力，春晚导演请来了当时最火的影视明星刘晓庆，而刘晓庆要求在春晚舞台上对着镜头，对父母拜年。

春晚舞台上，时间紧张，编排时间按秒计算，央视并不同意刘晓庆的**“出格要求”**，但刘晓庆当时太红了，第一次春晚实在不能少了她，为此，春晚导演经过各种申请请求，最终央视只好同意刘晓庆这一额外请求。

于是，在1983年第一届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刘晓庆款款而来的这一幕：

•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和他们一样，**非常想念我的爸爸妈妈，和我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在这里，请允许我为大家唱一支我们家乡的民歌。”

1983年，当刘晓庆在春晚舞台上享受人生得意的时候，中国税收改在历史进程中走到了关键一步。

如同十八大后国人热议**“营改增”税改一样，1983年，亿万中国人热议的，是“利改税”税改。**

当年的“利改税”改革，可比现在“营改增”改革复杂多了。

众所周知，我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新中国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税收这个东西，可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是具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国家，怎么能用资产阶级国家那一套税法呢？

你看当年的老大哥苏联，纯正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公有制，一切资源是国家所有，生产资料是国家划拨，产品服务是国家分配，苏联根本不需要也不实行税收这个调节工具，以马克思主义建国的苏联，实行的就是**“非税论”。**

而在建国初期深受苏联影响的中国，也在税收机制上倾向苏联，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就盛行过**“税收消亡论”。**

该理论认为，在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税收，可以在中国消亡了，而新中国的确也进行过**“税利合一”**的试点，取消国营企业的税收，只保留利润上交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除了少数一些私营企业还需向国家交税外，国营企业不再向国家交税，而是向国家上交利润，而国家为扶持公有制，对国企各种优惠补贴。

是的，亲儿子国企那是上交利润，不叫交税。

而三大改造后，私营经济占比很低，交税主体这么少，所以新中国税收工作一简再简，以至于呈现出这样一个奇葩景象——

• 在1973年，中国只有7种税。

可惜，这套非税理论和税收机制，很快在中国实行不下去了。

因为三大改造过快且国家对公有制经济补贴明显，所以很多私营企业在改造过程中，纷纷挂靠在国营企业上，享受其政策红利，而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无定量，国家收的利润远远小于国企应该承担的财政责任，建国仅仅三年，国家就因大量漏收税，而税收减少财政吃紧。

社会建设刚开始，财政就这么困难，国家肯定要改变啊，于是由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持的第一次“利改税”开始了。

薄帅哥的老爸薄一波，当年就主张，国企不要交什么利润了，交的利润这么少，和私企一样，都交税！

这就是1952年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然而，在政治大于一切的那个年代，薄一波很明显的撞到了铜墙铁壁。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2018年是这样，1952年就不是这样？

薄一波要扩大税收来源的措施一公布，动了地方蛋糕，各地诸侯纷纷出动，山东省委书记向明更联名上书中央，批判反对薄一波的“公私平等纳税”，连用3个问句剑指薄一波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 “我们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
• 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不用说了，马克思主义大过天，反对马克思主义搞路线斗争的薄一波，被理所当然的卸任财政部部长，后邓小平接任财政部部长，国家财政再怎么吃紧，也不敢碰前任这个议题了。

其后几十年，国营企业依旧不用交税而是上交低薄利润，而私营企业也依旧挂靠国企揩油税收优惠政策，国家依旧财政问题严峻。

就这样，国企上交利润而不是上交税收这一状态，从1949年延续到了1983年，直到1983年，挣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才开始真正的实行国企从上交利润改为依法纳税，薄一波52年提出的“公司一律纳税”得到重提，也就是当年所谓的**“利改税”**。

这是官方对1983年“利改税”的评价定义：

• 1983年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税制改革史上的一次 “划时代跳跃”。
• 这一举措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不缴纳所得税的禁区 , 是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的一个历史性转变 , 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3年，当刘晓庆在春晚舞台上人生得意之时，中国历史性的一次税改也在同时启动，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刘晓庆的一生，将和中国税改剪不断，理还乱……

二、1994年，王朔刘晓庆，中国分税制

1994，是刘晓庆事业发展最重要的一年，仿佛阴差，好似阳错，1994年，也是中国税改最重要的一年。

1994年，由刘晓庆主演的大型电视剧《武则天》轰动上演，万人空巷。

《武则天》的成功无可复制，直到现在，刘晓庆还在吃老本，她在世界巡演上百场《武则天》话剧，嗨翻历史，消费IP。

正是1994年刘晓庆火的一塌糊涂，所以TCL花重金请她拍摄广告——那是中国第一则明星代言的广告。

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星+中国最好的彩电，三点一线，带动了TCL彩电的市场热销，当年销售就超过20亿，从此TCL就在彩电市场霸主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则广告集合了历史、穿越、科技、魔幻等诸多元素，意识绝对超前，一播出惊呆了中国广告圈，从此载入了中国广告史。

更有意思的，1994年，刘晓庆和相恋的姜文，分手。

可以说，1994年，不论是事业上，还是感情上，刘晓庆都是铭记于心啊。

而冥冥之中，1994年，也是中国税改重要年份。

是的，1994年，大名鼎鼎的**“分税制”元年。**

提起分税制，相信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瓜友，都是耳熟能详，烂熟于心，这里就不长篇累牍的详写了，单单点出分税制的三个要点。

1、时代背景

分税制提出的时代背景，四个字——双降双升。

• 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
• 中国企业收入不断提升，地方政府收入不断提升。

13年间，中央政府有11个年度发生财政赤字，要借债度日。

是的，在包税制下，改革开放，肥了地方肥了个人，穷了国家穷了中央。

以至于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严厉发话道：

• “在包税制下，中央收入不过40%，支出要占50% , 年年借债，中央财政过不下去了。"
• “不到2000年，中央财政就要垮台！”

温铁军的话，更直白：

• 自1957年苏联中辍对“二五”计划整体投资以来中央财税占比就长期在30%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约束！而且，越是在导致很大代价的时段，如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央财税占比就越低，甚至低到不足20%。
• 往往是地方自战争年代客观形成的“土围子”们自行其是，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却由中央来承担。
• 这个内在于中央地方基本利益关系的矛盾对于后续制度演变形成的路径依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权让利的改革之中表现得风生水起：财税、金融、外汇等，都是放了的再也不能收，没放的也在竞相突破！搞得中央政策圈里的人都知道“政不出红墙”，地方政府则“见了红灯绕着走”；各地提拔的那些“改革开放好典型”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加速资本化，而将成本直接向民生和环境转嫁，于是搞得GDP越高，民怨越甚！

• 其中的真问题，乃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大干快上”，造成的综合性制度成本直接威胁国家稳定；但作为**“最终责任人”**的中央政府的治理措施和宏观调控碍难贯彻，若无“双规”则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管住地方大员！

马克思说的好：“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

当地方政府奶水充足而中央政府面黄肌肉时，那中央政府就成后妈养的了。

中央态度很明确，对地方政府喊道：搞分税！交钱来！

2、广东与上海的态度

钱穆说的好：“央地关系是贯穿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史的主线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税收这一命门上，央地关系更是暴露无遗。

朱镕基推行分税制，虽有中央背书，然而当时的中央并不强势，朱镕基为分税制费尽心力。

• 从1993年9 月9 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由远及近，飞遍全国。

而地方诸侯对分税制的态度，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就是广东和上海，这两位地方大佬，是截然相反。

广东是最难啃的，早在中央提出分税制前，总理李鹏去广东开会讲话，就和广东交过一次手。

在会上，带着尚方宝剑的李鹏就广东走私问题大加发挥，指责广东不顾大局，中央财政靠举债度日，广东还少缴税放纵走私。

结果旁边的广东大佬，慢悠悠的这样说：

• “中央没钱可以找广东借啊，我们广东又不是不借，大家说是不是啊？”

广东官员在下面，一片阴阳怪气：

”就是嘛，又不是不借“、“要借钱就早说嘛”、”唔好意思话系咩，我哋借俾你咯”

然后李总理气的散会了。

有此先例，朱镕基更明白广东是场硬仗，而广东省更是严阵以待，五套领导班子全体出动，加上一些市委领导，一字排开，轮番上阵，就分税制和朱镕基唇枪舌剑。

朱镕基带着尚方宝剑，广东也有免死金牌，广东领导人一口咬定邓小平南巡的嘱托：

• 包税制要干到本世纪末，20年内广东GDP要追赶上亚洲"四小龙"。

广东领导人还拿出文件和计算器，一笔笔给朱镕基算账：如果分税制实施10年，中央将从广东的财政中多拿走1000亿

• ——少了这1000亿，广东怎么实现赶超亚洲四小龙的政治任务！邓公的政治嘱托还要不要牢记！

广东地方势力如此强悍，怪不得有铁腕总理之称的朱镕基，都谈到累倒在沙发上站不起来。

最终，中央和广东互相达成妥协，分税制成功在广东落地，而广东则按照1993年作为基期年上缴中央财政。

1993年谈的事，为什么不按照1992年为基期年，要按还没结束的1993年为基期年？

因为92年全国经济过热，广东估计如果按照92年作为基期年上缴，广东就要至少多交600亿元，为此广东要求用当时还没结束的1993年为基期年。

92年经济过热，而93年还没结束，所以地方在**财政数据上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十分巨大，**中央对广东的打的算盘心知肚明，坚决不从，但广东政府抛出这样的大帽子：

• 邓小平同志南巡南巡讲话发生在1992年上半年，反映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是在1992年下半年，在财政收入上是在1993年上半年开始反映。
• 假如以1992年为基期年，就是故意不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成果包含在基准之内！！！

新一届中央班子不认同南巡讲话精神，这可是大过天的问题啊！

当年薄一波搞公私税改，山东诸侯用马克思主义上纲上线，薄一波踢到铁板，如今朱镕基分税制改革，广东诸侯用邓小平讲话上纲上线，朱镕基哑口无言。

不仅朱镕基对广东这番言论没办法，在中央坐镇的老江也没办法啊，最后，93年的9月29日，老江在10省领导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以1993年为基期年实行分税制。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而各地诸侯托了广东的光，**至少少交几百亿！**各地诸侯在对广东表示完感谢后，纷纷回家开始做93年的账了。

广东真是6到不行，除了太祖、习武，历代目都镇不住岭南。

然后，艰难啃下广东的朱镕基，去了上海，上海是诸侯大佬，更是中国建国以来上缴税收最多的省份，但上海在分税制上，却十分配合中央，统一内部思想的上海政府，一点没让朱镕基难堪，一点没让中央为难，和广东形成鲜明对比，让朱镕基大大点赞：

• “上海干部会讲北京话”

连随行出征的财政副部长项怀诚这么回忆道：

• （上海）工作都是在"充分理解，互相信任、彼此体谅的融洽气氛中进行的"。

为何上海和广东，在分税制上的态度如此大相径庭吗？不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吗？

毕竟，1993年，坐在中央主席台上的那位同志，是来自上海的他啊。

3、分税制实行后的影响

分税制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是我国建国以来所实行的最稳定的一个财政体制。在实行之初，大大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境，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并协调了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区域不平衡。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占比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简书，中央夺回了经济大权，也就夺回了政治话语权，由此，中央政府实现了从经济集权到经济集权。

而所谓地方割据的诸侯经济，则受到分税制大大制约，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大大动摇，曾在当时大为流行的联邦制改革风潮，从此偃旗息鼓，中国重振旗鼓，再度出发。

可以收，分税制改革，使国家避免了晚唐的地方割据情况，这是它最大的政治意义。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分税制在发展过程中，也渐渐显出它的力不从心，甚至是某些弊端。

比如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比如对地方财政运转的不良影响，比如过多的政府层级下地方与中央之间事权与财权的博弈……

然而，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终在中国税改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延续到我们如今。

1994年，刘晓庆武则天之年，阴差阳错，1994年，中国分税制元年，不得不说，刘晓庆和中国税改史，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然而，当年的刘晓庆和现在的刘晓庆，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意识到，原来刘晓庆的命运，竟和中国税改息息相关。

是的，当刘晓庆1983年在第一次春晚上闪现登场时，她不会意识到，1983年，中国开始了税改历史性第一步。

当刘晓庆在1994年因《武则天》而攀上事业巅峰时，她不会意识到，1994年，中国税改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分税制正式启动。

而当刘晓庆2001年因偷税漏税被抓坐牢，在牢中以泪洗脸时，她更不会意识到，导致她入狱的背后原因，是2001年轰轰烈烈启动的所得税改革。

是的，2001年，在刘晓庆人生最黑暗的一年出现的同时，中国税改史上最混乱的一幕，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