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１年会上，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刘鹤同志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第二部分“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第三部分是“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

第一部分：“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先后制定了六个五年计划，每次五年计划都有特定背景和明确导向，但“十二五”规划与众不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外部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出现很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新挑战。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必须在已知和未知的发展场景下，回答一些战略性选择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其他国家已经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但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面对，还有很多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乃至是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理解这样的独特背景，在回答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时，保证不出现战略选择失误，是《建议》的关键所在。

内外环境背景的不同是这次《建议》与以往历次《建议》最主要的区别。正是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建议》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进行深度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抛弃了封闭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明确提出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其思维逻辑是：只有全面对外开放才有可能站在世界层面发展经济，学习最好的实践经验，使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在国际分工合作中形成和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受国内储蓄不足、人力资本短缺和地缘条件等因素制约，中国不可能采取全面推进的均衡发展战略，而只能在存有区位发展差距条件下，通过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全局，实施由点带面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以往历次五年计划中，虽然突出强调过不同的发展重点，但坚定实施沿海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基调没有任何变化。十分幸运的是，中国实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全球化进程加快有机结合。由于发达国家劳动成本上升和传统竞争优势失落，使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全面加快，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资本跨境流动和放松管制等经济政策和后来出现的互联网技术密切结合，使经济全球化进入黄金时代。中国迅速加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为世界的长期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是高度吻合的。中国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施开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国有企业，重视人力资本和教育，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发挥法治的作用，这使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功。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分工逐步形成了实体经济的三角分工局面和资本收益从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回流的金融格局。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接受着国际资本流入，享受了新技术的自发性扩散，发挥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逐步形成大国开放经济的实力，但过度依赖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的主要市场，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过度依赖负债消费；资源富集国家则通过出售价格不断提高的初级产品获得极大利益，但产业结构单调化问题突出。由于新兴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尚不成熟，贸易顺差国所获得的外汇储备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这是使全球金融市场繁荣的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世界经济遭遇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也使这个三角循环受到很大震动。美国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收缩式调整，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低迷的周期阶段。展望金融危机后的中期世界经济前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将不再是资本和初级产品，与 1929 年的大萧条有某种类似之处（虽然导致萧条的原因不同），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

在外部环境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人员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适应这种新的结构性变化，明确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就是要在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十二五”《建议》的主体思想。中国政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过度出口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具备可持续性，在 200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做出明确判断，国际金融危机表面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国内投资率已经偏高并且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情况下，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重点，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高国内消费率。具体地说，《建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中国的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以其消费能力为支撑，使中国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做出这种战略选择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位一体的目标。第一，要通过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第三，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复苏过程中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一个具有 13 亿人口并刚刚进入中等偏上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一整套增加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和支持出口的激励制度，但实现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更重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必须通过全方位的结构性改革和建立新的利益激励机制才能实现转型。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通常面临的发展陷阱，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体的改革内容将在第三部分专门介绍。从抽象的角度说，《建议》在思维逻辑层面所考虑的改革主要涉及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怎样改变政府行为，使政府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能力，而不再过度追求工业产出、GDP 总量和出口规模。第二，怎样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使之具有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满足国内需求的强烈愿望和灵活的适应性，并能从中得到回报，而不至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第三，怎样引导个体行为，使之有能力抓住增加收入的机会，通过努力奋斗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扩大内需的主动力量。第四，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大胆又要防止偏激，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混乱，使改革能够稳健有序地加以推进。上述提到的这些改革内容看似简单，实际涉及到对未来改革方向的界定、对扭曲的经济信号的调整、对新利益轨道的设计，任务显然十分繁重。

归纳起来说，新《建议》与以往《建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国际环境这个外生变量的假设不同。以往的假设是（实际亦是如此），经济全球化处于黄金期，外部经济环境是给定不变的，因此规划者更偏重供给体系效率的提高；而新《建议》更重视市场需求问题。它的基本逻辑是，外部需求结构的变动使全球化进程放缓和市场收缩，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努力改善民生，这样才能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